源远流长的中华鸣虫史

据史料记载，我国怡养斗蟋与鸣虫始于唐天宝年间。唐后五代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王仁裕这一可靠的记载说明，从唐天宝年开始，人们就把蟋蟀等鸣虫畜养用于欣赏听叫。又据顾文荐《负暄杂录》云：“斗蛩亦始于天宝年间，长安富人镂象牙笼而畜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说明唐天宝年间，宫内畜养蟋蟀除用于听叫外，又发展到用蟋蟀赌斗。“太液风寒，唐主赐金笼之宠；昭阳日，玉妃开小赌之筵”(石本序)。说明当时唐明皇宫中妃妾亦用斗蟋赌斗。其实长安斗蟋成风并非一日形成，应始于唐开元天宝以前。唐长安还有买养鸣蝉之风，以蝉鸣声长短赌输赢。据此推算中国畜养鸣虫与斗蟋的历史在一千二百多年以上。

南宋为畜养鸣虫斗蟋最著名的时代。在《西湖老人繁胜录》(明《永乐大典》本，吴子修校勘)中，记载了南宋京都杭州斗蟋之风的盛况：“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斗者，乡民争捉入城货卖，斗赢三两个，便望一两贯钱。若生得大更会斗，便有一两银卖。每日如此，九月尽，天寒方休。”南宋时畜养鸣虫斗蟋的用具，已由金银竹板笼进步到用瓦盆泥罐，但养笼与盆罐共存。1966年5月在镇江宋代古墓曾出土蟋蟀过笼随葬品，反映了当时宋代民俗与用蟋蟀盆罐的佐证。南宋一代权相贾似道，酷爱畜养鸣虫斗蟋，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促织经》，在杭州西湖畔设半闲堂，足见南宋斗蟋风之盛。现在美国大地自然博物馆收藏的宋儿童斗蟋图，反映了宋时民间畜斗蟋之风情。在《毛诗陆疏广要》中载：“樗鸡，东西京都尤多，形类蚕蛾。但头足微黑，翅两重，外重灰色，下一重深红色，皆具腹大。今小儿夜亦养之，听其声，能食瓜苋之属。”有人认为这即是纺织娘，反映宋民间畜养鸣虫之风。

元朝中原多战乱，中华虫文化没有什么发展，据一些不太权威的史料记载，元人喜爱大油葫芦，当做鸣虫听叫。在民间饲养鸣虫斗蟋之民俗仍没中断，只不过没有宋、明、清那么兴盛。元后明清甚至现在在民间还能找到个别盖有元时蒙文印章的蟋蟀盆澄浆罐，尤其在北方京津常有所目睹。罐大小形状亦不统一。在李大翀蟋蟀谱中也明确介绍了两种略扁宽的元至德盆，一个盆外刻山水画，另一素盆外饰花边图案。

明、清两代历时五百四十多年，是中国虫文化斗蟋史中的鼎盛时期。斗蟋之风经久不衰，尤以明宣德年间最盛。当朝明宣宗皇帝朱瞻基，酷爱促织，一时传及全国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故明宣宗有“蟋蟀皇帝”之称。《梅村集》中吴伟业有名的蟋蟀盆歌《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就是写当时的作品。明袁宏道写的《促织志》中就生动地描绘了北京人捕蟋蟀的情景：“京师人至七八月间，家家皆养促织，余每至郊野，见健夫小儿，群聚草间，侧耳往来而貌兀兀，若有所失者。至于溷厕污垣之中，一闻其声，踊身疾趋，如馋猫见鼠。瓦盆泥罐，遍市井皆是。不论老幼男女，皆引斗以为乐。”写得绘声绘色。江南在宋时贾似道及半闲堂的影响下此风更盛。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云：“近日吴越浪子酷爱此戏，每赌胜负辄数百金，至有破产者。”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有一篇《促织》，就是写明宣宗宣德年间因进贡给皇上蟋蟀而发生的民间悲剧的故事。

在中国的蟋蟀文化史中，明人使虫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畜养鸣虫的技术亦有所发展。

明人怡养鸣虫有两大进步，一是鸣虫的品种大大增加，二是发明了人工繁殖鸣虫的方法。所说品种增多，是说除了蟋蟀之外，其他善鸣之虫亦成了人们的玩物，扩大了趣味范围。袁宏道《促织志》在介绍斗蟋的同时，最先提到了蝈蝈：“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师人谓之聒聒，亦捕养之，南人谓之纺线娘。食丝瓜花及瓜穰，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余尝畜二笼，挂之檐沿露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少时读书杜庄，晞发松林景象，如在目前。自以为蛙吹鹤唳，不能及也。”看来这位明代诗人对蝈蝈的叫声是很欣赏的，而且引起了对少年时代的美好回忆。另外也写到金钟：“又一种亦微类促织，而韵致悠扬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听之令人气平，京师人谓之金钟儿。见暗则鸣，以明则止。两类皆不能斗，故未若促织之盛。”刘侗《帝京景物略》记之更详：“然嬉之虫，又不直促织。有虫黑色，锐前而丰后，须尾皆岐，以跃飞，以翼鸣，其声蹬棱棱，秋虫也。暗即鸣，鸣竟刻，明即止。瓶以琉璃，饲以青蒿，状其声名之，曰金钟儿。有虫，便腹青色，以股跃，以短翼鸣，其声聒聒，夏虫也，络纬是也。昼而曝，斯鸣矣；夕而热，斯鸣矣。秸笼悬之，饵以瓜之饟，以其声名之，曰聒聒儿。其先聒聒生者，曰叫蚂蚱，以比于聒聒，腹太似，恨骞；翅太似，恨长；鸣太似，恨细。有蟉螂者，蜩也。马螂蟉者，蝉也。名以听者之所为情，寂寥然也。鸣盖呼其候焉。三伏鸣者，声躁以急，如曰‘伏天，伏天’。入秋而凉，鸣则凄短，如曰‘秋凉，秋凉’。取者以胶首竿承焉。惊而飞也，鸣则攸然。其粘也，鸣切切，如曰‘吱，吱’。入乎手而握之，鸣悲有求，如曰‘施，施’。促织之别种三：肥大倍焉者，色泽如油，其声‘呦，呦，呦’，曰油胡卢。其首大者，声‘梆，梆’，曰梆子头。锐喙者，声‘笃，笃’，曰老米嘴。三者不能斗而能声，摈于养者，童或收之，食促织之余草具。”从这段记载里，可以看出人们对鸣虫的兴趣，已从原先的促织(斗蟋)、蝉、纺织娘几种，扩大到蝈蝈、金钟、吱啦子、知了、油葫芦、梆子头、老咪嘴，计八九种之多。

明人最早发明了人工繁殖鸣虫的方法，说明了中国的虫文化与昆虫研究技术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各国。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末刘侗的《帝京景物略》中详细地介绍了蟋蟀的人工繁殖：“促织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然。置子蔬叶，仍洒覆之。足翅成，渐以黑，匝月则鸣，鸣细于秋，入春反僵也。”

综上所述说明中国的虫文化与斗蟋之风在明朝从皇上到百姓，家喻户晓，达到鼎盛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丰富与发展。

清朝更是中国虫文化的兴盛时期。

清斗蟋之风与怡养鸣虫，作为一种怡情养性的玩物，也格外受到宫廷的钟爱。康熙皇帝就很喜欢鸣虫，灯节赏花听虫鸣是他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据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载：“本朝改为南花园，杂植花树，凡江宁、苏、松、杭州织造所进盆景，皆付浇灌培植。又于暖室烘出芍药、牡丹诸花，每岁元夕赐宴之时，安放乾清宫，陈列筵前，以为胜于剪彩。秋时收养蟋蟀，至灯节则置之鳌山灯内，奏乐既罢，忽闻蛩声自鳌山中出。”根据以上记载说明清康熙盛世时期怡养蟋蟀与鸣虫已成全国上下之风气。流传到今天还有些大澄浆蛐蛐罐上盖有“康熙盆瓦中玉”的印章。

在清乾隆时期，更是中国蟋蟀文化的兴盛年代。有乾隆皇帝亲笔题鸣虫诗为证，此诗题为《咏络纬》：

群知络纬到秋吟，耳畔何来唧唧音?

却共温花荣此日，将嗤冷菊背而今。

夏虫乍可同冰语，朝槿原堪入朔寻。

生物机缄缘格物，一斑犹见圣人心。

尤为明确的是诗后的《自序》，云：“皇祖时，命奉宸苑使取络纬种，育于暖室，盖如温花之能开腊底也。每设宴，则置绣笼中，唧唧之声不绝，遂以为例云。”这里明确说明清初宫中已能自己繁殖蟋蟀，方法当然是从民间学来的。

下边再引用乾隆皇帝的《榛蝈》诗一首：

啾啾榛蝈抱烟鸣，亘野黄云入望平。

雅似长安铜雀噪，一般农候报西风。

蛙生水族蝈生陆，振羽秋丛解寒促。

蝈氏去蛙因错注，至今名象混秋官。

此诗即乾隆皇帝在隆冬季节玩赏鸣虫时，兴趣正浓之际，挥毫提笔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