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
【介绍】：
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
生平和著作 谭嗣同出生于封建官宦家庭，自幼受正统儒家教育，但他鄙视科举，好经世致用之学，并喜爱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青壮年时代曾多次漫游南北，对中国社会情状、民间疾苦有所了解。甲午战争失败，使他深受刺激，从此走上学习西方、变法维新的道路，并迅速成为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赴北京晤康有为，未遇，但从梁启超处受到康有为思想的影响。次年春又北上访学，受到各种思想的复杂影响。这年夏，以候补知府身份到南京候官，结识佛学大师杨文会，从杨学佛学。维新运动兴起后，谭嗣同在湖南先后参与创办、组织浏阳算学社、《湘报》、《湘学报》、时务学堂、南学会、群萌学会等，并筹划兴办实业，成为湖南维新派的中坚。“百日维新”期间，奉光绪皇帝诏赴京，以四品卿衔军机章京身份参予新政筹划。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愿以自己的牺牲唤醒国人，推动维新事业。不久被捕，在京英勇就义，为戊戌死难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的著作，生前曾出版数种，其余死后陆续出版。主要有《仁学》、《石菊影庐笔识》、《壮飞楼治事十篇》以及与师友欧阳中鹄、贝元徵的书札等。1954年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谭嗣同全集》，1981年经增订重编，改由中华书局出版。
经学思想 谭嗣同好今文经学，推崇龚自珍、魏源的学术。赞同康有为关于西汉末年学者刘歆篡改儒家经书的说法，认为《论语·述而》中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是刘歆所窜入。但他认为，孔子学说的真意和精髓被歪曲、阉割并不自刘歆始，而是始于荀子。谭嗣同认为，要求改制、提倡民主平等才是孔子学说精华，而荀子尊君权，又以“伦常”为孔子学说之根本，所传完全是孔子的据乱世之法。自此以后，孔子学说精华尽失，所存只是其“粗迹”。秦汉以来，叔孙通、刘歆、韩愈、孙复以及宋明理学家所传皆是荀子的学说，所以，他得出了中国两千年来之学皆荀学的结论。他认为，这两千年中，尚能体现孔子学说真精神的只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王夫之的著作。其余多是冒孔子之名，削孔子之道。基于上述估计，他盼望中国出现西方马丁·路德式的人物，对儒学进行改造。由于深受佛学的影响，谭嗣同所做的儒学改造工作，不仅是融西学入儒，而且又融佛学入儒；既强调儒学与西学的相通，又强调儒学与佛学的相通。这是谭嗣同儒学改造的特色。
哲学思想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以1896为界，前后明显不同。在此之前，他受张载、王夫之思想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他认为，天即是气，不断运动的元气充满宇宙，凝聚为各种物质元素，然后形成万物和人。关于理气关系，他主张理在气中，理不离气，并批判佛家的唯心主义和各种世俗迷信。但他1896年北游访学后，又得出了心最真实、心力最为伟大的结论，并试图“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次年撰成《仁学》一书，集中阐述了上述思想。在《仁学》一开头他即宣布：“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又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中引入“以太”(Ether)概念作为仁的代称，借助“以太”证明仁无所不在，并能将天地万物人我联为一体。认为仁的根本属性是“通”，力图说明众人之心彼此相感、相通，最终得出可以通过发扬、增进心力挽救世间灾难的结论(见仁即以太)。
谭嗣同以进化论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充实了中国古代的变化日新思想。认为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不断向前发展进化的，进化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变化日新，天地万物才有生命力，否则将归灭绝。基于上述认识，他痛斥了反对变法维新的顽固派，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必要和合理。但是，他只看到运动变化绝对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事物在运动变化过程中相对静止的一面。他夸大了事物的变动不居，认为事物都是瞬息万变，没有相对稳定性和质的规定性。他最终走向了否认事物间差别界限的相对主义。
在认识论上，谭嗣同认为以人类有限的感官去认识无限的世界是不可能的，并否认人的感觉的真实可靠。又认为，既然外物的性质是相对的、无从区别的，因此根本无法认识，最后得出了客观世界不可知也不必去知的消极结论。
伦理思想 谭嗣同对儒家的仁进行了充实改造，赋予博爱、平等的新内容。从“仁为天地万物之源”的基本观念出发，认为这别具新义的仁乃是人类社会、人际关系的最高准则。由此，对封建旧道德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封建礼教乃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箝制天下”而制造的“箝制之器”，它不仅能制人之身，且能制人之心，是禁锢束缚中国人民的枷锁网罗，勇敢地发出了冲决网罗的呼声。谭嗣同严厉谴责了三纲。认为先有民后有君，君为末民为本，君主的职责是为民办事，因此人民有权更换君主。忠乃是对君臣双方的共同要求，不可单方面要求于臣，更反对那种对昏暴之君的愚忠。要求父子平等、男女平等，控诉了旧礼教对妇女的压制摧残。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五伦中只有朋友一伦体现了平等、自由、自主的精神，主张以朋友之道作为其他四伦的准则(见五伦以朋友为上)。为了改造中国的旧道德，谭嗣同又介绍并称赞西方的伦理道德、社会风俗，认为值得中国效法。
政治经济思想 谭嗣同不仅严厉谴责君主专制，又公开揭露了清朝政府的种种罪行，认为清朝最高统治者始终抱有种族偏见，对汉族压制、防范无所不用其极，自鸦片战争后，它又执行媚外卖国政策，因此清朝统治较历代更为黑暗，并流露出他对革命的同情、向往。他指出，《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挽救民族危机就必须及时学习西方，进行变法，并断言中国的变革只有经过一番严重的斗争、甚至流血斗争方能成功。他盛赞西方的议会制度，要求在中国兴民权、设议院；认为“开民智”乃是兴民权的前提、基础，由此强调了启蒙教育的重要；又认为，如暂不能兴民权可先兴绅权。在经济上，他要求广泛使用机器，兴办近代工业，修筑铁路，开发矿藏，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要求清朝政府执行保护、扶植本国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他反对消极的“节流”、“尚俭”，认为要想发展经济，应以“开源”为本；又主张以消费促生产，故提倡“尚奢”。
地位和影响 谭嗣同是中国19世纪末杰出的反封建斗士。他对君主专制、纲常礼教所做的猛烈批判，在当时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他所发出的“冲决网罗”的呐喊，是当时中国的时代最强音，并成为中国进步思想家的共同战斗口号。他对清朝反动统治的公开揭露和对民族主义的提倡，对后起的革命派曾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中国儒学史上，他首次呼唤马丁·路德式的人物，这对推动儒学的改造和重建具有重要意义。他对仁所做的充实改造，对于后人对儒学进行深入改造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