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共1册，33节，6万余言。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较系统全面地总结清代二百多年学术思想发展的著作。自称“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本书《自序》)。起首即把清代学术思潮比喻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又将有清学术思想的内容和实质，一言以蔽之为“以复古为解放”。本书提出：“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出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第1节)依此四期一一加以述评：启蒙期代表人物为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元、阎若璩、胡渭、王锡阐、梅文鼎等。认为他们为纠正“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王学的坏风气，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离宋儒羁勒，直接反求之古经，唤起“求真”观念，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务。对顾炎武的“贵创”、“博证”、“致用”的学术风格，对黄宗羲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的民主精神以及王夫之关于“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反理学观点，对梅文鼎服膺科学至死不憾的追求，都予以极高的评价。全盛期代表人物主要为惠栋、戴震。认为这一派以考证学占领全学界，“夫无考证学则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期为中坚”(第10节)。特别推崇戴震的“淹博”、“识断”、“精审”，赞扬其“不以人蔽己，不以已自蔽”、“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的治学精神，肯定其对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批判，称颂他“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观点，谓“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处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第11节)。蜕分期代表人物为康有为、梁启超。指出其源头则由于庄存与开始治《春秋公羊传》，而刘逢禄、龚自珍等皆能传其学，康有为则能综集诸家说，梁启超则大弘其学，所以晚清得以形成声势浩大的今文运动。作者虽以尊崇今文学的立场出现，但仍能坚持褒贬两分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此派人物和学说。衰落期，其代表人物为孙贻让、俞樾、章炳麟。尽管作者与此派人物如章炳麟无论政见、学术思想皆大不同，形成一对立面，然对章氏仍做出极公允的评价，赞誉他无论于鼓吹“种族革命”，或以新知附益旧学，其影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至巨，“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第28节)。总之，本书乃是一部有划时代意义的珍品。它以时代为经，人物为纬，对各时期的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做重点论述，也旁及其他，举凡清代学者于经、史、哲、文、舆地、历算、小学音韵、校勘辑佚、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均有介绍、评述。同时综述清代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并和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做比较，探讨清代科学不发达之原因。其著作贯注了作者的感情，行文流畅，颇具感染力，但不免有主观牵强之处。本书原是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作序言，因篇幅过大，遂独立成书。先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月、12月出版的《改造》第3卷第3、4、5期。1921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学社史学丛书》的单行本。后有1934年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1947年商务印书馆《新中华文库》本、1932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本、1954年中华书局单行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