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

《春秋》三传之一，又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相传为战国公羊高所作，故名。和《春秋榖梁传》一样都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相传公羊高受《春秋》于子夏，其学经五世口授而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成为经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将《公羊春秋》的经与传“各为卷帙”的情况，以及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释传而不释经”的情况，认为经、传“汉末犹自别行”，并认为“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所记史事比较简略，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武帝欣赏《公羊春秋》，设其为五经博士之一。治《公羊春秋》的儒生董仲舒，被推尊“为儒者宗”；儒生公孙弘以治《公羊春秋》而由白衣至丞相之位，以致治《公羊春秋》者大增。《公羊春秋》宣称孔子“受天命而王”，作《春秋》以拨乱反正。公羊家认为，《春秋》的意义在于革新(改制)，“笔则笔，削则削”，有褒有贬，是谓“笔法”。《公羊春秋》赞美大一统。公羊家董仲舒强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由于《公羊春秋》着意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所以历代今文经学家以及其他人士议论政治得失，往往借《公羊春秋》阐发己意。东汉以后，由于古文经学盛行，《公羊春秋》逐渐失势。清代后期，《公羊春秋》一度盛行，魏源、龚自珍都提倡春秋公羊学，康有为更是以春秋公羊学为其“托古改制”的理论依据。历代注释《公羊春秋》的重要著作，有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唐徐彦的《公羊传疏》、清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陈立的《春秋公羊义疏》。今人李宗撰有《春秋公羊传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据此出有影印本。《春秋公羊传》对于人们了解战国以至秦汉时期的儒家思想，以及了解汉代经学古今文之争、汉代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情况，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