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伊上书总督

拉姆莫汉·罗伊系近代印度的社会改革家。1823年成立的公共教育总会在成立之初即准备在加尔各答筹建一所梵文学院，罗伊为此于是年12月11日上书孟加拉总督阿默斯特勋爵(Amherst)请愿，提出强烈抗议。罗伊首先指出印度的统治者来自遥远的国度，统治的却是一个在语言、文学、举止、风俗习惯和思想等方面对他们是完全陌生的民族，因此他们“不可能轻易地真正熟悉印度人的情况”。罗伊认为，筹建中的梵文学院“只会在年轻人的头脑中灌输对他们或对社会都是很少或根本没有实际用处的细微的语法和形式上的区别。学生们将在这里获得的是2000年以前已知的东西，加上浮泛和空洞的难以捉摸的东西……”他进而批评：如果创建梵文学院是英国议会的政策的话，“那么梵文教育制度就是要使我国保持愚昧无知的极妙计划”。但是，如果政府创办学校的目的在于促进本地居民的进步，“就应采行一种包括数学、自然哲学、化学、解剖学及其他有用科学的比较自由和开明的教学体系，可用原定的经费施行，聘请少数在欧洲受过教育的有才学之士，并设立一所配备有必要的图书仪器及其他设备的学院”。因为正是这些科学知识和教育“在相当程度上使欧洲诸民族超过了世界其他地方的居民”。

罗伊的上书当然未能阻止加尔各答梵文学院的如期创办，但他的请愿书总结了当时一些主张新教育的印度人士所持有的见解，并成为“东一西方教育之争”中“英学派”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印度英语教育的“伟大倡导者”的罗伊，不仅自己创办这类学校，而且总是乐意帮助其他热心从事这种教育的人。罗伊的请愿书连同他的其他政治见解，“在若干要点上代表了19世纪印度政治思想的高峰”。“一个受过教育的印度，一个接近欧洲文化水平的印度，似乎是拉姆莫汉心中念念不忘的远景；他尽管是模糊地，但毕竟预先为他的同胞要求文明进步所必须有的政治权利……他是新印度的代表与先驱者，他体现了新的精神——自由研究，渴求科学，广泛的人类同情心，纯正与精选的伦理，虔诚地但并非无批判地尊重过去，并谨慎地……不倾向反叛。”罗伊的英国传记作家对他作了这样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