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长歌——一朝君子一朝臣
过时
历史就是一个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到了这个时候想赖着不走是不行的，因为你的戏已经唱完了，该给后来人腾地方了。
在港台的黑帮剧中，这样的场景是很多见的。新一任少帮主上任之后，总有一些老家伙想摆摆老资格，台词一般都是想当年我跟你爸爸打江山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潜台词是我的资格很老。
然而，这个世界什么东西老了都值钱，就老马仔不值钱。老马仔们总以为新主子上任后还会买自己的帐，就像以前的大哥一样。只可惜，按照一般规律，新主子一般不买老马仔的帐，因为他们的脸上写着两个字：过时。
如果说一定要人以群分，那么开国重臣裴寂就要被划到“过时”的那一拨了。
在开国重臣中，裴寂的地位不能说高，只能说是相当高。李渊是一把手，他算一点五把手，因为他跟李渊关系好到可以同穿一条裤子，甚至可以不经李渊同意留宿贵妃。
武德初年，有人控告裴寂谋反，李渊表示不信，为了安抚裴寂，让自己的三名贵妃携带珍玩宝器上门抚慰。史称当晚裴寂与三贵妃“宴乐极欢，经宿而去”。对于这一点，《旧唐书》评价裴寂说，“留贵妃以经宿，终昧为臣之道”，总之一切的一切都说明，裴寂和李渊的关系，那就是铁瓷。
李渊甚至跟裴寂开玩笑，“你可不能走，要走也得等到我当太上皇”，没想到，李渊玩笑开大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真当上了太上皇，虽然不是他自愿的。
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开始，开国重臣裴寂的幸福日子到头了。从这一天起，他的老友李渊成了名誉皇帝，简称太上皇。而他也在无形中成了太上皇的老臣，简称太上老臣。而在太上老臣裴寂的心里，始终都有一个结，这个结就是刘文静。
裴寂和刘文静原本是不错的朋友，两人关系好到可以无话不谈。尽管没有李渊和裴寂那样铁瓷，但至少也能算上好友了。
两个人一起辅佐李渊起兵，一起当上了开国元勋。然而却在开国后不久走上了三岔口，裴寂抱定了李渊的粗腿，而刘文静抱上了李世民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两个人在各自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两人矛盾越来越深，裴寂依然坚定地站在李渊一边，而刘文静则与李世民打成了铁板一块。在刘文静看来，假以时日，大唐的江山必定归于李世民的名下，同裴寂相比，裴寂追的是绩优股李渊，而他追的则是潜力股李世民。
然而刘文静的算盘并没有打多久就被李渊给拨乱了。见惯了隋朝皇帝父子角力的李渊自然清楚刘文静的打算。因此他决定提前出手，不等李世民羽翼丰满，提前先把这对叫做刘文静的翅膀剪掉。
不久，在失宠小妾的告密下，在裴寂的审判下，在李渊的默认下，开国功臣刘文静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一次曾经承诺刘文静有两次免死机会的李渊做了一回说话不算话的皇帝。刘文静一次免死机会都没有用上，于武德二年直接挂掉。
刘文静挂了，裴寂清净了，而李世民却在心底刻下了刘文静的名字。杀害刘文静的凶手有若干，裴寂就是其中的一个。这笔帐不能不算，早晚要算，一算就要算个明明白白，彻彻底底。
李世民登基之后，裴寂叔叔自动靠边站了，靠山李渊都已经“太上”了，自己再往前站就是自找没趣了。在他的眼前是李世民的意气风发，在他的旁边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的后生可畏。裴叔叔知道，自己的时代过去了，谁让自己当年没多帮李世民说说好话呢？该！
裴叔叔自惭形秽，然而李世民却表现的跟以往一样，照旧尊重着裴叔叔。李世民的认真让裴叔叔心里直打鼓：“这小子唱的究竟是哪出呢？”
贞观二年，李世民到南郊祭祀，裴寂和长孙无忌陪同前往。李世民命裴寂与长孙无忌同升金格（皇帝御用车辆），裴寂赶忙辞让，李世民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
这话得分怎么听，仔细一听李世民这是话里有话，前两句话直接翻译就是：你是太上皇的人，长孙无忌是我的人。看明白了吧，你是太上皇的人，潜台词是你不是我的人，带不带你玩得看我高不高兴！
表面给足你面子，实际却给你一锥子，这锥子扎的裴叔叔浑身难受，他不知道下一锥子什么时候会扎过来。
裴叔叔没有等太久，仅仅一年之后，他就等来了又一把锥子，只不过这一次更加致命。
导致裴叔叔挨锥子的是一个和尚，这个和尚的名字叫法雅。
法雅，原本是混迹于皇宫的和尚，皇宫大门抬脚就进。后来因为李世民禁止和尚进入，法雅由此失落不已，失落之余就是发发牢骚，扯扯闲话，没想到，一扯把自己扯成了妖言惑众，被判斩首。
本来一个被斩首的和尚跟贵为司空的裴寂叔叔是扯不上关系的，然而皇帝李世民说有关系，那就是有。
什么关系？裴寂听到过法雅的妖言却没有举报，没有尽到一个做司空的责任，辜负了国家的信任，枉穿了这身官服，总之罪过大了。
到这个时候，裴叔叔明白了，什么叫找茬？这就叫找茬。
裴叔叔屈指一算，也对，已经贞观三年了，李世民已经给太上皇李渊三年的面子了。孔子都说“三年无改父之道是为忠”，人家李世民给了你三年面子，够意思了。
这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裴寂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到来了。他被免除官职，食邑消减一半，外加勒令即日迁出长安，回家乡蒲州（山西永济）居住。官被撤了还不算，连户口和粮油关系都一并转回老家。一句话，滚，滚的远远的！
裴叔叔原本还想请求留在长安居住，没想到遭到了大侄子李世民劈头盖脸的数落：“以你的功劳，怎么能升到这么高的地位？不过是受太上皇恩宠，你才在文武百官中排第一。武德年间法纪混乱，贿赂横行，毛病都出在你身上，就因为你是故旧，不处理你也就罢了，能让你活着回乡，也算照顾你了！”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这下裴叔叔脸和皮都没了，没皮没脸了。
没皮没脸的裴叔叔郁闷地回到了蒲州，打算蒲州终老。然而没想到，终老蒲州居然也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想。
在他回到蒲州不久，又有人参了他一本：有个叫信行的神经病患者曾经说裴寂有皇帝命，可裴寂也没有报告，按律当斩。
倒霉催的，一个神经病的话也要追究，真够神经病。
在神经病的折腾下，裴寂很快接到新的调令，即日起户口和粮油关系再次转移，再次迁徙。奔哪？交州！
交州，今越南中部、北部、广西的一部分，离长安有多远，自己看地图量。
这就叫，有多远，走多远。
好在李世民做事还没有做绝，尽管裴寂叔叔向着交州进发，但最终李世民还是照顾了他：交州就不用去了，去静州吧。
静州，今广西昭平县，比交州近那么一点点。
落户广西昭平县的裴寂很快做出了一件大事：犯上作乱，当羌族的盟主。
别紧张，这是谣传。
在裴寂落户昭平之后，当地羌族部落作乱。风传他们劫持了前任司空裴寂，并邀请裴寂出任盟主。谣言晃晃悠悠地飘进了长安，飘进了唐朝的高层，也飘进了李世民的耳朵里。对此李世民坚定地摇了摇头，说道：“不可能，裴寂理应被处死，是我网开一面饶他不死，他一定不会那么做。”
事实证明，李世民尽管讨厌裴叔叔，但他还是了解裴叔叔的。裴叔叔虽然仕途已经走到尽头，但对唐朝的忠诚之心天地可鉴。
不久，正式消息传来：裴寂率领家人奋勇作战，击破羌族军，平息叛乱。
三年后，李世民淡忘了与裴叔叔的往日恩怨，反而记起了裴叔叔的开国功勋，征召裴寂回长安任职。这一次裴叔叔终于开心的笑了。
在接到征召数天后，久经考验的唐朝开国功勋、忠诚的唐朝官员裴寂因病医治无效于静州去世，享年六十岁。
或许裴寂真的本事不济，或许他的功绩被李世民及其后人刻意掩盖了（很有可能），但他在起事之初为李渊提供的援助是不可抹杀的。在他主事的武德年间，并没有李世民说的那么不堪，事实上《唐律》正是在裴寂的主持下制定的。武德年间的诸多大事都有裴寂的身影，说他本事不济是可以的，说他于社稷无功是不对的。一切的一切只因为他与李世民之间有一道叫做刘文静的结，更重要的是在武德九年里，他没有帮李世民多多美言。
怪只怪，他没有看到未来的第三只眼。
在裴寂被流放静州的同时，那道叫刘文静的结打开了，刘文静在死后十年终于迎来了平反的日子。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李世民追复刘文静官爵，以其子刘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后刘树义与其兄树艺怨其父被戮，又谋反，伏诛。
感恩
李世民的胸怀很大，比如他可以重用东突厥的大批降将；
李世民的胸怀很小，比如他忍了三年还是要把裴寂从高位上狠狠摔下。
李世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的正常人，仅此而已。
裴寂从司空高位摔落，主要是因为那道叫做刘文静的结。再加上在武德年间没有给李世民出力。而另外两位武德年间的高官在贞观年间依然活跃在唐朝政坛，一切只因为他们在关键的时刻说了关键的话。
这两个人的名字，一位叫陈叔达，一位叫萧瑀。
陈叔达，字子聪，陈宣帝第十六子。
如果按前朝遗老算，陈叔达得算两朝遗老了。在隋时他算南陈遗老；在唐时他又能算前隋遗老。其实能算遗老的只是他的血缘，陈叔达的仕途完全是靠自己奋斗。早在李渊起事不久，陈叔达就加入了李渊的起事行列，他此前的身份是隋绛郡通守。
陈叔达从李渊任命的丞相府主簿干起，与记室温大雅同掌机密。李渊的军书、赦令及禅代文诰，多数都是陈叔达所为。有笔杆子开路，再加上长期在李渊身边效力，陈叔达的仕途就是一条高速路。
武德元年，授黄门侍郎。
武德二年，兼纳言。
武德四年，拜侍中。
武德五年，进封江国公。
诸位如果还记得的话，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当杀气腾腾的尉迟敬德向李渊通报玄武门事变时，陈叔达正和裴寂、萧瑀一起陪在李渊的身边。也正是陈叔达和萧瑀当场建议李渊让位给李世民，算是为李渊在死棋中找到了一招活棋。
事实上，陈叔达和萧瑀早就算“挺秦王派”了，让李渊让位的建议只不过给李世民送个顺水人情。
继位之后的李世民有恩必报。贞观初年，加授陈叔达为光禄大夫。
然而进入贞观年间后，陈叔达的仕途从高速路变成了山间小路。
武德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刚刚与李世民分享了四个月的胜利果实，陈叔达的仕途突然遭遇了急刹车。
当日，李世民的心情非常低落。原因是他看到了大臣们的新旧不和，老资格大臣萧瑀与新晋大臣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有着很深的矛盾。房玄龄等人看不惯萧瑀“资深老臣”的派头，萧瑀也看不惯房玄龄等人新人当权，而且与自己的老对头封德彝亲近。因此就给李世民上了一道言辞激烈的“亲启密奏”，这封“亲启密奏”火药味十足，让李世民颇为恼火。
李世民本来心里就有火，没想到陈叔达和萧瑀因为意见不和，当着李世民的面又吵了起来。这下皇帝生气了，后果很严重。陈叔达、萧瑀“御前争吵对皇帝不敬”，双双被免职。以后要吵到马路上吵吧，没人管你们，反正是两百姓。
百姓也就是说说，说到底，李世民还是个念旧的人。
等到陈叔达在家为母守孝期满，李世民又委任陈叔达为遂州都督。这一次陈叔达却没有从命，理由是有病。事实上是真有病，不是装的。
又过了一段日子，李世民又想起了他。这一次不用出远门了，就近在长安上班，官不算大，礼部尚书。
如果能在礼部尚书任上持久也算不错的结局，然而陈叔达的挫折又来了。
在陈叔达就任礼部尚书不久，他又遭到了弹劾，理由是“闺庭不理”。用通俗的话说是家庭私生活出现了丑闻，这在讲究名节的当时可是不小的罪责。
幸好，李世民是个有恩报恩的人，没把这件事放大，只是给陈叔达安排了闲散官职，原有待遇照旧，提前进入退居二线的状态。自此陈叔达的仕途体面的走到了尽头。
李世民为什么对陈叔达如此照顾？《旧唐书》给出了答案：
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阴行谮毁，高祖惑其言，将有贬责，叔达固谏乃止。至是太宗劳之曰：“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叔达谢曰：“此不独为陛下，社稷计耳。”
看明白了吧？关键时刻关键的几句话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贞观九年，陈叔达卒，谥曰缪。后赠户部尚书，改谥曰忠。这样武德年间又一重臣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他的路不算平坦，但比裴寂好的多。
陈叔达的路走完了，该说说萧瑀的路。
同陈叔达一样，萧瑀也是皇亲国戚。值得一提的是，萧瑀祖上的江山还是被陈叔达的祖上夺走的。南朝宋齐梁陈更替，陈叔达家的陈取代的正是萧瑀家的梁，而两大皇族后裔同时给李渊打工，李渊的谱够大的。
萧瑀，字时文，其高祖为梁武帝，曾祖为昭明太子，祖父萧察为后梁宣帝，父亲萧岿为后梁明帝，姐姐为隋炀帝杨广的皇后萧皇后。
从祖上和姐姐来看，萧瑀算得上纯粹的金枝玉叶，不过同陈叔达一样，他在唐朝的地位也是靠自己奋斗得来的。
其实萧瑀在姐夫杨广的手下当官已经混的风生水起。一路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内史侍郎，本来还有可能更进一步，结果坏就坏在自己的嘴上了。
说起来，萧瑀也是一片好心，结果好心遇上了驴肝肺，谁的驴肝肺？
他姐夫，隋炀帝杨广的。
隋大业年间，隋炀帝北巡至雁门被东突厥大兵围困，二十万东突厥大军围困雁门一座孤城。不出意外的话，杨广和所有随从将有可能被活活饿死。
这时候，小舅子萧瑀站了出来，建议姐夫杨广派使节前往东突厥国内向义成公主求救，兴许还有一线生机；另外请杨广下令，不再征辽东，以安抚人心。
两个建议杨广都采纳了，前一个建议立马见效。义成公主谎称边境报警骗得始毕可汗撤兵而去，而后一个建议，杨广却出尔反尔，表面同意，心底却有另外的打算。
等到三征辽东时，杨广就把自己在雁门做的不再征辽东的承诺抛在了脑后，并且为自己当初的承诺找到了一个替罪羊，他的小舅子——萧瑀。
杨广谓群臣说：“突厥狂悖为寇，势何能为？以其少时未散，萧瑀遂相恐动，情不可恕。”意思是说，突厥人能成什么气候，都怪当时萧瑀大惊小怪给我出的馊主意，还不让我征辽东，我怎么有这么个不成器的小舅子呢？
随后，杨广下令，将小舅子萧瑀降职为河池郡守，即日启程。
自此，萧瑀与姐夫杨广分道扬镳。姐夫杨广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冲向了辽东，遭受了第三次惨败；又以一去不归的势头三下扬州，最终在扬州兵变中被弑，结束了自己的大业。而小舅子萧瑀却在河池郡守任上等到了李渊的起兵，后举河池郡向李渊投降，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开始了自己在唐朝的仕途。
在李世民继位之前，萧瑀在唐朝的仕途也是一条高速路。
李世民为右元帅攻洛阳时，萧瑀为元帅府司马；
到平定王世充，加邑二千户，拜尚书右仆射；
武德五年，迁内史令；
李世民继位后，迁尚书左仆射。
萧瑀为什么在武德年间仕途如此之顺，有四个原因：
一、为人正直；
二、累世金枝玉叶；
三、李渊母系独孤一脉女婿；
四、熟识国典朝仪，孜孜自勉，留心政事。
有了这四个原因，萧瑀想不得宠都难。因此，李渊以心腹视之，每次临朝听政，都赐萧瑀升于御榻而立，亲切地呼之为“萧郎”。
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一路高歌的萧瑀还是在李世民继位之后开始走下坡路，这一下就是二十多年。
李世民即位之初，本着沿用老人的原则，任命萧瑀为尚书左仆射，任命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本来萧瑀以为自己领袖群臣的时代到来了，结果没想到，自己面前是一个又一个大坑。
给萧瑀挖第一个大坑的是右仆射封德彝。
封德彝，典型的左右逢源之人。先后侍奉过杨广、李渊、李世民三位皇帝，无论谁当皇帝他都能得到重用，靠的是什么？两个字，圆滑。
李世民与李建成争储时，封德彝坐山观虎斗，眼睛看着二虎相争，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鉴于李建成有嫡子身份，因此封德彝的天平就倾向了李建成。后来太子建成因为卷入杨文翰谋反险些被李渊废掉，正是封德彝上书力挺李建成，才使李建成有惊无险的保住了太子之位。而李世民对此却一无所知，反而认为封德彝是个好人，一个能替自己说话的好人。
李世民的错觉一直延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封德彝死后十六年当年的真相才被调查清楚：原来人家封德彝谁的人也不是，人家就是一个切豆腐的——刀切豆腐两面光，谁也不得罪。
尽管封德彝是个切豆腐的，但挖起坑来也是个高手，萧瑀与他共事仅仅几个月，就掉坑里了。
封德彝挖坑的手法很简单，四个字：反复无常。
通常手法是这样的：萧瑀事前跟封德彝商量好上奏皇帝的奏折，说好两人要统一口径说服皇上。然而到了李世民面前，封德彝马上变脸说自己压根不赞成萧瑀的提议，反过头来再来找萧瑀提议中的漏洞。这就等于当场给萧瑀挖个坑，让萧瑀自己在坑里慢慢跑。
这样的事有个两三次，萧瑀的脸也就丢尽了。再加上萧瑀也有自己的毛病——嘴狠，得理不饶人，这样左仆射萧瑀的朋友越来越少，而右仆射封德彝的朋友越来越多。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新人愿意跟和蔼可亲的封德彝做朋友，而不愿意跟萧瑀在一起。
感到受冷落的萧瑀小朋友随后给李世民上了一道亲启密奏，这道亲启密奏写的措辞激烈，火药味十足。隔着纸张李世民就能闻到里面的醋酸味，李世民尽管能忍，也是有脾气的，堂堂左仆射跟群臣争风吃醋，像什么样子？停职反省，家里蹲着吧。
在家里蹲了一些天后，李世民的火消了，随即下旨，萧瑀官复原职，接着当尚书左仆射。
然而萧仆射复职没多久，又出事了：当着皇帝李世民的面跟陈叔达打起来了。
当天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仅仅是两个人意见不和，结果两个老资格大臣面红耳赤的吵了起来，像两只斗鸡一样，就差抬胳膊挽袖子直接肉搏了。
一直冷眼旁观的李世民再也忍不住了，老爹李渊留下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啊？不是老油条（封德彝），就是老棒槌（裴寂），再不就是两只斗鸡（萧瑀、陈叔达），什么素质啊！
李世民一声大喝，两只斗鸡各自收了声，草草收场，当场他们得到处理意见：御前争吵，大不敬，双双免职。
这样，经过封德彝的挖坑以及萧瑀自身的“努力”，武德时期重臣萧瑀终于坐上了滑梯，从尚书左仆射的高位滑落到谷底，也滑出了贞观一朝的核心层。
从此，萧瑀的仕途走出了S型，时而接近权力中心，时而远离，时而近，时而远。如果说李世民是太阳，那么房玄龄、长孙无忌就是围绕李地球的九大恒星。至于萧瑀，只能算作狮子座流星雨，时而有，时而无，没有规则可言。
一年后萧瑀授晋州都督；
再一年后，征授左光禄大夫，兼领御史大夫；
后弹劾房玄龄、魏征、温彦博等人，以失败告终。罢御史大夫，转任太子少傅，不再参预政事；
贞观六年，授特进（文散官二级，正二品），行太常卿；
贞观八年，为河南道巡省大使，不料刑讯逼供致人死命，幸亏李世民力保过关；
贞观九年，拜特进，复令参预政事；
贞观十七年，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并图形于凌烟阁。这一年，立晋王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仍参预政事。
贞观二十年，萧瑀再次得罪李世民，得罪的理由居然是反复无常。事情起因是这样的，萧瑀由于看不惯房玄龄等人得宠恳请出家为僧，李世民勉强准奏，然而紧接着萧瑀又变卦了，再次上奏：考虑再三，不能出家为僧。如此反复无常，简直把自己当成幼儿园的小朋友，同时也把李世民当成了小朋友，此时的李世民只有一个念头：萧瑀，你在逗我玩呢？
随即李世民下诏，将萧瑀赶出中央，外放为商州刺史：再也不跟你玩了。
于是在唐朝奋斗了将近三十年的萧瑀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怀里揣着驿动的心，手里却没有一张票根。
大业十四年他是河池郡守，贞观二十年他是商州刺史，强盗哥伦布歪打正着的证明了地球是圆的，而老臣萧瑀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人生原来有时候也是一个圆。
贞观二十一年，萧瑀被征授为金紫光禄大夫，复封宋国公。从幸玉华宫，遇疾薨于宫所，享年七十四岁。
萧瑀的一生是跌宕的一生，起伏的一生，有故事的一生，如果拍成电视剧，片名可以用两个字：《浮沉》。
他曾经官至尚书左仆射，位极人臣；
他曾经外放商州刺史，于权利中心外远远的徘徊；
他曾经在太子废立的关键时刻力挺李世民，后被李世民赠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他曾经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一起画像凌烟阁，在武德年间重臣中，他是唯一的一个（屈突通、唐俭等人算核心大臣，不算重臣）。
他一度被太常寺拟谥为“肃”（刚德克就曰肃），然而却被李世民否决了。李世民说：“改名字必须得依照个人德行。萧瑀生性多疑，不是个直爽的人。”改谥曰贞褊公，“贞”表明端庄，“褊”表明多猜疑，显然这是一个打了折的谥号，注了水的好人。看来惹谁也不能惹皇帝，一旦惹了他，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世人都说李世民的胸怀像海洋，其实从萧瑀的身上反射来看，有时候李世民的胸怀也挺窄的，不像海洋，像小河。在一个谥号上跟萧瑀过不去，不是小河又是什么呢？
三朝元老，累世金枝，皇帝赠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一辈子活这一句话，足矣。
新人生猛
裴寂摔了，陈叔达隐了，萧瑀坐上了忽上忽下的过山车，武德年间的三位重臣逐渐淡出了权利中心，剩下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们唱起了主角。
其实早在李世民即位之初，房玄龄等人已经形成了贞观一朝的核心架构。期间虽然还有裴寂、陈叔达、萧瑀这些老同志掺和，但显而易见，贞观一朝的主力军已经由原秦王府府属接力担当。
贞观元年，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论功为第一，进爵国公，各赐实封千三百户，自此朝政已经不动声息地进入房玄龄们的时代。而裴寂、陈叔达、萧瑀则从主力变成了替补，再从替补变成了若有若无的点缀，一朝天子一朝臣，此言不虚。
说起来，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受重用还跟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并不是李世民，而是隋朝一位并不起眼的官员，这个人的名字叫高孝基，时任隋吏部侍郎。
高孝基官职不高，仅仅为侍郎，但是他却有一项超能力：知人。
房玄龄十八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在之后的某一天，房玄龄到吏部报到，在这里房玄龄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伯乐高孝基。
高孝基把房玄龄上下端详个仔细，一边看，一边交谈，一边感叹，随后跟同事裴矩说了一句话：“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必成伟器，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意思是说，我阅人无数，从来没见过像这个青年这样的，这个青年将来必成国之重器，只可惜我老了，看不到他直冲云霄的那一天了。
果如其言，贞观四年，房玄龄出任尚书左仆射，位极人臣，这一年他五十一岁，距离高孝基品鉴时已经过了二十多年。二十年前能预见二十年后的事情，莫非高侍郎有一双看到未来的眼？
与房玄龄一样，青年时期的杜如晦也曾经被高孝基品鉴了一番。
隋大业中，杜如晦以常调预选，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之非常器重。高孝基端详良久，语重心长的对杜如晦说了一句话：“公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愿保崇令德。今欲俯就卑职，为须少禄俸耳。”意思是说，你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今天先安排你干一个小官，可别因为俸禄少就不干啊。
果如其言，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继位，杜如晦出任兵部尚书。贞观二年，兵部尚书职位保留，同时加授侍中一职，兼任吏部尚书，总监东宫兵马事。贞观三年，代长孙无忌出任尚书右仆射，同时主管全国官员选拔，与房玄龄共掌朝政。“房谋杜断”的成语便由此而来，而“房杜”最早的伯乐便是隋吏部侍郎高孝基。
贞观三年，杜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鉴，为其树神道碑以彰其德，在杜如晦的脑海中一直回想着高孝基的那句话，那是高孝基对杜如晦和房玄龄两个人说的，“二贤当有兴王佐命，位极人臣”。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房玄龄和杜如晦，没想到，贞观三年，高孝基的这句话真的变成了现实。
然而在杜如晦牢记高孝基勉励之言的同时，他却忘了，高孝基的话是有后半句的。
后半句是什么呢？
“只杜的年寿要稍减于房！”高孝基如是说。
贞观三年冬，杜如晦染病，贞观四年，薨。
在杜如晦之后，房玄龄继续发挥着自己的光热，同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无忌一起为贞观一朝打理着江山。房玄龄的年寿比杜如晦长的不是一星半点，他一直很坚挺，一直坚挺到贞观二十二年，享年七十岁。
杜如晦走了，房玄龄并不孤独，因为他还有一个重要战友，这个人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无忌。
要论起长孙无忌与李世民的关系，那是太平洋的海底——深了去了。
长孙无忌从小就跟李世民是铁瓷，李渊晋阳起兵之后，长孙无忌闻风而动，并在义军渡河时赶上了队伍，开始了与李世民并肩战斗的光辉岁月。之后平王世充，战玄武门，有李世民的地方就有长孙无忌的身影。有打小的铁瓷关系，有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姻亲关系，再加上长孙无忌本身也是一个能人，综合评定：想不红都难！
李世民继位之后，长孙无忌历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当别人还在仕途苦苦攀登的时候，长孙无忌已经到了隐藏锋芒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人向李世民密奏：长孙无忌权宠过盛，该遏制了。
然而遏制不遏制，群臣说了不算，李世民说了才算。
李世民说了，而且说的很明白，“我现在的孩子年龄都小，长孙无忌对我来说立有大功，就跟我的亲生儿子一样。”
这话说的，硬气，不过有点别扭，有把大舅子比作儿子的吗？不过不管怎么说，长孙无忌这个红人是当定了。论关系，论出身，论能力，他不红，没天理。
纵贯贞观一朝，长孙无忌从头红到了尾。尽管为了避免权宠过盛，长孙无忌拼命推辞李世民给予的委任，结果越推辞越委任，越推辞反而越多。他就是一头驮着棉花的毛驴，跌进了那条叫做大唐的河流，河水不断侵入他背上的棉花。河水越来越多，棉花越来越重，直到长孙无忌再也背不动。
在卸任尚书右仆射之后，李世民拜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开府仪同三司是地位相当于三公的闲散高官职位。然而到了长孙无忌这里，地位等同于三公，职位一点也不闲散：该参与朝政参与朝政，该干预国家大事干预国家大事。他这个散官，比正常的官员都忙，没办法，太重要，皇帝离不开。
就这样，长孙无忌和房玄龄成为李世民最得力的两位能臣，在这两个人之外还有一干人等，比如岑文本，比如唐俭，比如魏征，比如高士廉，再加上武将李靖、李世勣、侯君集，这些人便构成了贞观一朝的主力阵容。然而在这个阵容之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奇迹，他的奇迹也告诉世人：世上是有奇迹的，要相信奇迹。
这个人是谁呢？布衣宰相，马周。
马周出道
2007年年底，一部《集结号》让多年的龙套张涵予获得多个影帝头衔，从此天下知名，葛优对张涵予的成名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有准备的人赶上了好机会！”
这句话用在马周身上同样适合，而且超适合，没有李世民，就不可能有马周的奇迹，而没有马周，李世民的形象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丰满，这就是所谓的君臣际遇吧。
马周，字宾王，博州茌（chí）平（今山东省茌平县）人。世人知道马周这两个字，却很少有人仔细琢磨“宾王”这两个字，“宾王”是什么意思呢？宾客之王，天子上宾，能为天子出谋划策的人。取“宾王”作为自己的字，马周志向不小。除马周之外，历史上还有很多叫“宾王”的有志青年，比如那个文才让武曌叹为观止的骆宾王。
马周少时父母双亡，贫苦无依，勤读博学，精《诗》、《书》，善《春秋》，这就是马周二十岁前的履历，很简短，却很苦涩。
青年时期的马周其实是一个愤青，落拓不治产业不为州里所敬，基本属于快混不下去那一拨。到了武德年间，马周在博州找了人生第一份工作——助教。这样他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州教育局的下属的一名教师。如果换了别人一定会珍惜这来自不易的工作机会，偏偏马周不是一般人，整日以喝酒聊天为乐，工作？跟我有关系吗？
长此以往，博州刺史达奚恕看不下去了，隔三差五把马周叫到跟前斥责一顿。有才的人一定是有脾气的人，马周是有才的，因此他也有脾气，几次斥责下来，马周一拂袖，大爷不干了，走！
随后两手空空的马周又游荡到曹州、汴州，依然继续着以往的经历——碰壁。
如果仅仅是碰壁也没什么，他还受到了一顿羞辱，浚仪令崔贤本着“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马周羞辱的人不像人，狗不像狗。这次羞辱深深刺痛了马周的自尊，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难道你精读《诗》、《书》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
不，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寻找机会！
到哪里寻找机会？还是去比较大的城市吧——长安。
在长安城外的新丰镇，马周又一次遭到了白眼，不过这一次他把别人的白眼转变成了青眼。
事情是这样的。穿着普通的马周走进新丰的一家客店，店小二看他穿着普通也就没搭理他，转而去热情的招呼来往的商贩，毕竟人家的兜里有的是钱，而马周的兜里可能比脸还干净。
马周一看又遭到冷落，心中不快，不过他不准备发作。他来长安是寻找机会的，不是找茬的，只是老让别人在门缝里把自己看扁了也不是滋味，还是给他们露一手吧。
“小二，酒，一斗八升！”
一斗八升？开什么玩笑，本店客人最高纪录一斗，就你还一斗八升？
马周微笑着点点头，对，就是一斗八升！
酒上来了，马周一个人悠然独饮，酒在他的面前逐渐消失。而店主人和店小二已经悄悄地将白眼换成青眼，能喝一斗八升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人，看来这个疑似穷鬼不是一般人。
能力是什么？能力就是你比别人高那么一点点，哪怕就是一点点。
一般人能喝一斗，马周比别人多喝八升，这多喝的八升就是能力。
喝了一斗八升之后，两眼一抹黑的马周进入了长安城，不知什么机缘进入了中郎将常何的家中。至于什么机缘，《旧唐书》、《新唐书》都没有交代。电视剧《贞观长歌》演绎说是安康公主命令常何收留马周，其实纯粹是扯，安康公主在史书上只有一句话：下嫁独孤谋。这种在历史上只留下一句话记载的公主能提携马周？纯粹是想象。
马周是如何得到李世民青睐的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一道奏折。
贞观五年，李世民下令文武百官给朝廷提建议，言得失。常何作为中郎将也有提建议的任务，然而这个任务折腾了常何好几天。
常何是一个粗人，会写的大字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常，一个是何。让这样一个粗人写奏折提建议，基本等于逼着黑瞎子拉小提琴。
两眼摸黑的常何只能硬着头皮在自己的房间里冥思苦想，憋了几天，憋出了四个字：太难写了。
正当常何不知道如何交差的时候，晚上起来上厕所的马周看见常何的房间有亮光就敲门走了进来，一问才知道，原来常何是被奏折给憋的。
至于吗？不就是提建议，言得失吗？
马周一拍胸脯，说道：“我替你写吧！”这句话为马周赢得了一生的机遇。
第二天，“完成”任务的常何极其洒脱上交了奏折，这一交不要紧，李世民惊着了。
所书二十余条，条条切合时弊，针针见血，毫不走空。再一看署名，李世民又惊着了：“常何”，认识大字不超过一筐那个家伙？不可能！就算他是“吴下阿蒙”，也不可能进步这么快，更何况他天天在玄武门晃，哪有看书进步的时间呢？
常何忐忑不安地来到李世民面前，一头雾水，一脸惊愕。说实话，他知道马周在奏折上写满了字，至于写了什么，他并不是很清楚。不过看看李世民的脸色很温和，常何放宽了心，索性实话实说，“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
这句话改变了马周的一生。
李世民随即传令，急召马周进宫晋见，马周一时未到，李世民连派四拨使者，马周你的机会来了。
接下来的相会，让马周终生难忘。对马周而言，这就是他与李世民两个人的“隆中对”，一番“隆中对”之后，李世民大喜过望，当即命马周入直门下省，从今天起，你就到门下省听差吧。
由此，布衣马周进入贞观一朝的权力中心，由最初的票友最终奋斗成实质宰相——中书令。
贞观五年，直门下省；
贞观六年，授监察御史，奉使称旨；
寻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
贞观十二年，转中书舍人；
贞观十五年，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
贞观十七年，晋王为皇太子，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
贞观十八年，迁中书令，兼太子右庶子；
贞观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从贞观五年到贞观十八年，短短十三年里，马周就完成了从票友到实质宰相的转变。这样的速度在贞观一朝罕见，即使在武则天鼓励告密的年代也极为罕见，而马周做到了，而且做的很好。
马周靠什么做到的呢？很简单，三个字：上奏疏。
上奏疏三个字很简单，马周一辈子就活在这三个字上。然而这三个字充满了大智慧，一般智慧做不来。
马周的奏疏范围很广泛，从国家稳定到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从分封制到官员选拔，每一次上书都深得李世民认可。旧唐书写到“周有机辨，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因此善于夸人的李世民说道：“我一会不见马周就十分想念。”
见过会夸人的，没见过这么会夸人的。
然而李世民并不是唯一一位夸马周的伟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一位伟人也曾经对马周给予高度评价。这位伟人评价马周于贞观十一年的上书时写到：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是谁给马周这么高的评价？毛泽东。
其实马周的智慧不仅仅体现在大事上，不起眼的小事依然能体现马周的智慧。
靠右行走，在今天是惯例，这个惯例谁提出的？马周。
以前长安早晚靠喊声警示民众注意开关城门的时间，后置鼓代之，谁提出的？马周！
之前唐代官服只有黄紫两色，后三品服紫，四品五品硃，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谁提出的？马周！
现代企业加班有“大夜”和“小夜”之分，不超过夜里十二点为小夜，超过则为大夜，在唐代宿卫也采用这种方式轮流值勤。谁提出的？马周！
官府驿站马匹容易走失，难以辨认，马周说了一句话：把马尾巴截了。结果驿马无论跑到哪，都能找回来，没办法，马尾巴短一截太明显了。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还有一条限速规定：禁止在城区和闹市区驱赶马车高速行驶，不知道这一条是不是马周制定的。
上面说的是为公，其实为私马周的小聪明也不含糊。
马周还是御史时，曾经四处让人寻找房源。找到一处豪宅，马周非常满意，一问，挺贵，二百多万。旁人以为马周疯了，御史而已，向来口袋空空，哪来二百多万买房？没过几天，笑话马周的人傻眼了，有关部门迅速付完房款，外加奴婢什物一应俱全，这时大家全明白了，哦，不是大款，是公款。
不用张口，李世民赏的。
除了房子外，马周的胃口一直很好，尤其好吃鸡。每次下到郡县，食必进鸡。有小吏认为马周违规，告到了李世民那里。李世民听后一笑，“我不让御史吃肉，是怕州县破费，吃鸡又没犯法！”
吃肉非法，吃鸡合法！随即李世民下令，绑了，狠狠骂一顿再放人！告状？也不提前看看规则。
显然，马周是聪明的，也是吃透规则的。数年后，吃透规则的马周得到了考选官员的权力，本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原则，马周废浚仪令崔贤，以报当年羞辱之仇。事后官方追查此次报仇，结果处处符合规则，最终官方鉴定，两字：合法。
总体而言，马周是一个善于思考、活用规则的人，他用自己的思考赢得李世民的信任，而李世民也用马周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用人的手腕与肚量。
即使过往经历复杂如魏征、王珪、薛万彻（太子故人），李世民可以用；即使过往敌对如阿史那思摩、阿史那社尔（突厥战将），李世民可以用；即使过往履历如马周一样平淡，李世民也可以用。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能容常人难容之事，贞观一朝，万象更新。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这个词这些年被提及很多，看起来似乎是个新词，又或许是舶来品，其实都错了，“以人为本”是中国的传统词汇，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李世民，其中有一句话让李世民记忆深刻，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临天下者，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由此而来。
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才是真正的金玉良言，比魏征老爷子那些喋喋不休的谏言更管用，更实际。以人为本说白了就是把人当人，皇帝能把老百姓当人看，那么这个王朝就有希望，一切就这么简单。
难道还有王朝不把老百姓当人看？有，多了去了。在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就是皇帝眼中的羊，而皇帝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放羊人。汉代以及唐代都有一个官职叫“州牧”（职位相当于州长），刘备就当过徐州牧。“州牧”是什么意思？就是替天子牧羊的！天子是天下最大的羊倌，而官员则是天子手下的小羊倌，大大小小的羊倌联合在一起，放牧天下大大小小的羊。这是“以羊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
幸好，中国大历史中有了李世民，有了贞观之治，也就有了“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把人当人，首先体现在“慎杀”，然而“慎杀”也来自不易，这是两个无辜的人用血换来的。
第一个无辜的人叫卢祖尚，时任瀛洲（今河北省河间市）州长，被杀原因：拒绝正常的工作调动。
事情是这样的，贞观二年，时任交州都督的遂安公李寿腐败了，贪污了公款，李世民将他撤职定罪。这样一来交州都督就空了出来，需要一个合适的人填充上去。李世民查看官员履历，发现时任瀛洲州长的卢祖尚文武全才，清廉正直，正是交州都督的合适人选。行，就是他了。
对于这次委任，李世民很看重，亲自召见了卢祖尚，当面激励了一番，说了一通“去了好好干”的话。卢祖尚感恩戴德，连连叩头称是，最后叩头谢恩退出。
大家本以为交州都督的空缺将就此填上，没想到，卢祖尚在退出皇宫之后居然反悔了，理由是我有病，而且还没好利索。
卢祖尚为什么要反悔呢？看一看地图我们就明白了。
卢祖尚时任瀛洲州长，地理位置在今河北省河间市。而拟任的交州都督地理位置在哪里呢？今越南河内市。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两者之间的距离怎么能说远呢？那得说是相当远。
不愿意出远门的卢州长想以有病为由拒绝去交州，然而李世民却不答应，并且让杜如晦转告卢州长，“匹夫尚且遵守承诺，何况你已经答应怎么能反悔呢？”
其实李世民派去劝告卢祖尚的还不只杜如晦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卢祖尚的大舅子周范。周范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不过在当时却是李世民面前的红人之一，李世民走到哪里，周范就跟到哪里：他的任务很简单，保卫首长安全。
李世民让周范再次告诫卢祖尚说：“只管去，只去三年，三年后一定征召回京，另有任命！”
话已经说的很直白了，甚至把卢祖尚三年后的仕途都安排好了，再不去就是给脸不要脸了。
出乎李世民的意料，卢祖尚居然不为所动，坚决辞职，宁可州长不干了，也不去交州那个或许鸟都飞不到的地方。卢祖尚说：“交州，瘴疠之地，要想身体没病，只能一日三餐喝酒，可问题是我一点酒都不能喝啊！”
理由很充分，态度很决绝。
几天后，李世民再次召见决绝的卢州长，当面规劝。然而即便李世民再三劝说，一根筋的卢州长还是坚决请辞，不去，就是不去。
李世民被彻底激怒了，从来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愿，这个杠头卢祖尚居然触摸他忍耐的底线。李世民大怒，指着卢祖尚说道：“我连一个人都指挥不动，还如何主持朝政！”
一挥手，拉下去，不用去交州了，就留在金銮大殿前吧。
斩立决。
一刀下去，卢祖尚遂愿了，终于不用去交州了，改道去了天国。
事后不久，李世民后悔了，自己贵为天子怎么一点肚量都没有呢？怎么能盛怒杀人呢？以后的历史会怎么写自己？后人将怎么评价自己这个皇帝？
不应该，太不应该了。
此时的李世民尽管懊悔，但还没有找到症结所在，三年后，他在同一块石头绊倒，又是盛怒之下杀人，起因是一个疯子。
贞观五年，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人李好德疯了，成天胡言乱语，经常说些不着四六的混帐话。这些混帐话可能有攻击政府的言论，于是被认定为妖言惑众，被收入大理寺审判。
经过审判，大理丞张蕴古认定：李好德精神失常，有相关的医学鉴定，按律不应承担法律责任，随即便将这个结论上报给了李世民。
疯子？精神失常？医学鉴定？哦，原来如此，那就准备放人吧。
然而就在“疯子事件”即将翻过去的瞬间，一封奏疏将原本要收尾的“疯子事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这个高潮让疯子事件的定性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奏疏是时任治书侍御书权万纪上的，这个权万纪在历史上的口碑很不好，可以总结为“能吏加酷吏”，有能力，但很冷血。
事实上，正是权万纪的奏疏将张蕴古逼上了黄泉路。
权万纪的奏疏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段论：
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河南省安阳市），需要得到地方官的照顾；
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恰好是相州州长；
因此张蕴古说李好德有精神病史是为了讨好老家所在地的州长，是存心包庇，办案不公。
完了，神仙也没救了。
看完权万纪的奏疏，李世民又冲动了，一挥手，杀！
张蕴古被斩于长安街市之后，李世民后悔了，权万纪的奏疏尽管逻辑严密，合乎情理，但是证据呢？谁能证明张蕴古确实跟李好德的哥哥勾结？怎么能因为权万纪一个人的推断就认定张蕴古有罪呢？怎么又在盛怒中杀人呢？为什么又犯了跟三年前同样的错误？不应该，不应该！
思索了半天，李世民终于发现症结的关键所在：原来毛病出在死刑执行太快，快的让你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即使你想改正，人头已经落地，人死不能复生的，能复生的只有哪吒。
如果在死刑执行前设置几道坎，死刑执行前要多次审奏，那么或许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冲动杀人。
随即李世民下诏：今后有死罪案件上报的，即使是皇帝下令立即执行死刑的，也要重复报告三次。三次都批准处死的，才可以执行。
这样，李世民就利用规则给自己上了三道紧箍咒，以提醒自己要慎杀。
不过三审而杀的规则也没有持续多久，没过多长时间，李世民把这个规则给改了，三次审奏升级到了五次。
李世民规定，凡是执行死刑，京师地区的案件，应该在两天内分别向皇帝重复奏报五次，五次分别为处决前二日、一日分别奏报一次，处决当天重复奏报三次；地方上报的案件，应该向皇帝重复奏报三次。另外执行死刑的当天，宫廷内不得进酒肉，各机关不准奏乐（犯有十恶不赦大罪的不在此行列，十恶不赦者只需奏报一次既可执行）。
自此，李世民坚定了“慎杀”的主题，每次执行死刑之前他都必须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你确定吗？
真的不改了吗？
你确定不改了吗？
你真的不改了吗？
你确定真的不改了吗？
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像《开心辞典》里的王小丫，在我看来，当年的李世民或许正是在官员们的不断奏报前坚定自己“慎杀”的原则。这个原则很好，很人性。
贞观四年，全国一年累计处决二十九人，数字之低，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名列前茅。
贞观六年，李世民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这个惊人之举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纵囚”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李世民来到了监狱，亲自提审了所有在押的即将处以死刑的罪犯。盘点下来，将要处以死刑的人共计三百九十人。
提审完毕之后，李世民竟然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朕跟你们做个约定，现在就放你们回家，明年秋后回来接受死刑，你们同意吗？”李世民满怀诚意地看着死到临头的罪犯们。
三百多名罪犯面面相觑，不敢相信是真的，大家把求证的眼神转移到李世民脸上，此时李世民的脸上是坚定的神情，他的神情告诉罪犯们，“君无戏言”。
这个约定就这样执行了下来，三百九十名罪犯星散而去，只留下李世民在原地沉思。
贞观七年秋，三百九十名罪犯应到三百九十人，实到三百九十人，全部到齐，等候李世民的最后处决令。
李世民缓缓的抬起手，现场的空气凝固了，三百九十人在一起等待那迟来一年的死刑，他们就要等到了。
“赦免，全部赦免！”
没听错吧？没听错。君无戏言！
自此，“纵囚”事件以约定开始，以赦免告终，李世民不按常理出牌，却赢得了更大的收益。三百九十人获得劫后余生，而李世民则获得天下人心，什么是高，这就是高。
尽管史书上宣称此次纵囚事件自始至终官方没有任何监视，一切凭犯人自觉遵守约定。实际上这一定是美化历史的结果，纵囚事件说白了是一个秀，而这个秀是做给天下人看的秀。所幸三百九十名罪犯都是好演员，他们看出了李导演的本意，也看到了暗处潜伏秘密监视的眼睛。结果三百九十名罪犯加一个皇帝为全天下上演了一出“纵囚”好戏，效果很好，掌声热烈，综合评定：史上最佳政治秀。
其实，真放也好，作秀也罢。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确实做到了“慎杀”，君临天下者能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