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左宗棠与曾国藩的矛盾与分歧
源起科考经历的分歧
人的观念分歧，说到底因价值取向不同。
价值取向差异，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教育成长经历与后天阅历。
曾国藩的科考是怎么经历过来的？
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生在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乡白杨坪村。祖辈务农，耕读传家。
祖父星冈公曾玉屏影响曾国藩最深。曾国藩记忆中，星冈公过人之处有两个方面：一是“威仪言论，实有非常雄伟之概”，在农村颇有威望。二是“型于家，式于乡邑”，在家庭与乡里都是典范和楷模。
祖父身上的“领导者”气质，对曾国藩是“身教”。
5岁启蒙， 6岁入家塾， 15岁那年，曾国藩去长沙府参加童子试，考了第7名。但直到23岁，连考7次，才取秀才。
曾国藩天资不高，一则广为流传的逸事可以印证：
为备考秀才，曾国藩不分昼夜背书。一天晚上，他同往常一样，在家读书。一篇不到300字的文章，念了几十遍，还背不下来。一个小偷悄悄潜到门边，躲在屋檐下，单等曾国藩睡着了，摸进房内。
夜深了，没想到曾国藩还独亮着灯。小偷守窗外等，曾国藩坐屋内背。小偷全部记下来了，曾国藩仍在翻来覆去地背。小偷又气又急，“嚯”地站出来，冲曾国藩大吼：还背你个头，我听你念都背得了！你还读个鬼书？！骂完，一字不落背诵一遍，扬长而去！曾国藩张口结舌，面红耳赤。
曾国藩自知天资不高，他说：我天生反应慢，别人看书已经过两三行，我还看不完一行。别人立刻能办好的事，我想了老半天，还不知怎么去办。
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他的办法，勤能补拙。与左宗棠善于在性格上“化短为长”一样，曾国藩也沉下心来，在智力上“变短为长”做足“笨”功夫，“以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驽马十驾的方法，积累起来也十分了得。
1838年， 27岁的曾国藩赴京会试。已不清楚到底几分靠实力，几分靠运气，总之，他以第38名高中。 4月殿试下来，曾国藩取中三甲第42名，朝廷授予“赐同进士”出身。
榜单公布后，曾国藩情绪有点低落。按惯例，三甲不能进翰林院。他正准备启程回湖南，朋友一句话点醒了他：上次我们去拜访御史劳崇光，他很赞赏你的才华，说若需要帮忙，他将尽力而为，你何不找找？
曾国藩找上门，劳崇光告诉他：三甲进翰林院的，每科都有几个，不过破例的人，或者有过硬的后台，或者家财万贯。农家子弟一无后台，二无钱财，要以三甲进翰院，只有试一试“行卷”。
“行卷”源于唐朝，应试者考前将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送朝中显贵，请他们推荐。
曾国藩赶紧将试文誊抄10份，投递朝中10位达官显贵。第二天，曾国藩诗文出色的消息在京城传开。主持朝考的大学士穆彰阿特地找来试卷，发现曾国藩与自己一样谦逊、低调，引为知己，圈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列为一等第三名。穆彰阿又在道光皇帝面前褒奖，曾国藩被钦点为第二名。
进翰林院靠的是找人攀关系，这无言的奖励，激活了曾国藩的“学关系、用关系”潜能。
进翰林院做“词工之臣”，曾国藩刚脱离农村，与左宗棠一样，身上还明显保留着民间湖南士子正直敢言的血性。
1850年（道光三十年）农历二月到1852年（咸丰二年）农历六月，曾国藩先后上了五道“进言疏”：《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朝政弊端，批评皇帝缺点。
五道奏折，以《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出言最为大胆。
咸丰皇帝刚登基那会儿，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为树立威信，他自称有三种美德：“谨慎、好古、广大”。为示宽怀大度、从谏如流，他向臣下公开征集批评自己的意见。曾国藩一激动，照实指出现任皇帝有三大缺点：
一、抓小放大，没有眼光；
二、追求表面，不求实际；
三、刚愎自用，出尔反尔。
曾国藩实话实说，充分表现出耿骨忠臣气节。他揣摩了一下，皇帝看后可能会不高兴，最后干脆袒露心迹：我今天为什么敢大胆批评皇上不对？绝对不是借这次偏激犯上，为自己沽名钓誉。古往今来，刚正直臣要担当社稷，就应敢于坚持真理，而不是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只会说好话讨皇上欢心。我就是照着这个道理在做。
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
咸丰皇帝看后果然大怒，一把摔到地上，叫来军机大臣，要拿曾国藩问罪。冒犯天颜，不判个杀头，也得牢底坐穿。大学士祁寯藻、季芝昌一看形势不对，赶紧极力替他求情。理由是“君圣臣直”。因为皇上天生圣明，才出了曾国藩这么个口无遮拦的直臣，皇上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咸丰皇帝好歹挽回了面子，转怒为喜，曾国藩侥幸躲过一祸。
这次遭遇对曾国藩刺激很大。他知道，自己明明是对的，最后却不得不违心认错。自己认错有什么用？吏治照样腐败，朝廷照样无能，皇帝照样无望。作为正直、有良知、想担当的官员，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他陷入苦闷。
这段孤苦无助的京官生涯，消磨着曾国藩的血性与正直。帮他摆脱这种想为又无为矛盾的，是理学。
曾国藩醉心理学，分歧由此拉开
曾国藩习理学的启蒙老师是唐鉴。
唐鉴善化（长沙）人，翰林出身，做过太常寺卿，住在北京，人称“理学大家”。
北京有个湖南会馆，主要供湖南籍学子、商人平时歇脚、聚会。逢年过节，京官也常出席，以联乡谊，曾国藩得以结识唐鉴。
1840年，曾国藩根据“行卷”套路，在北京碾儿胡同登门拜访唐鉴，执弟子之礼，向唐鉴请教理学。唐鉴告诉他，要读懂理学，需要把握三条原则：
一、读理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
二、《朱子全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
三、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
意思是说，理学的精华，是朱熹确定的“存天理，灭人欲”。怎么做到消灭天性、欲望，让自己的心灵与行为完全符合“天理”？对照《朱子全书》写读书笔记，自我检查、反省。
唐鉴认为，世上学问看似五花八门，其实只有三门，一曰道德政治学，二曰调查考据学，三曰文艺学。技术类的经济学呢？根本没有这回事。什么时候搞懂了道德政治学，什么时候就搞懂经济学了。
唐鉴这些观点，对曾国藩有如醍醐灌顶。
曾国藩早年事实已经打下了理学底子。 1833年他进入岳麓书院，读的是正统程朱理学。
理学是什么？“心学”。宋明理学的创始人，是湖南道州人周敦颐。
周敦颐1017年5月5日出生在湖南道州营道县营乐里楼田村。
周敦颐创立“理学”的时代背景，基于中国经过唐朝大繁荣之后，封建集权制度优势已经到顶，官僚制度日臻完善，弊端也开始暴露。从自然经济发展出商品经济，市场与居住区交错。自由的商业贸易，让社会自由度增大。儒家“仁、礼”正统思想，与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各行其是，内部开始激烈冲突。而宋朝的社会现实，“金瓶梅”式世俗欲望冲击，“人欲”上天，“天理”落地。国家意识形态逐渐走向散乱。
做过类似今天县公安局长一类下层官员的周敦颐，沉迹下僚，心忧庙堂，在家乡道州月岩山中“悟道”，巧妙地将儒家、佛教、道家三种思想融合起来，以儒家“仁爱、君子之道”为骨架，以佛教、道家的“世俗关怀”为血肉，三家融合，将“佛教文化儒家化，道教文化儒家化”，经过这“两化”之后，创立理学。
理学对朝廷最大的功劳是，在一个思想逐渐走向多元的时代，再次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
理学核心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本体论问题。万物本原是什么？“太虚之气”。由此得出推断，“天即理”。二是心性论问题。人性从哪里来？心、性、情关系怎样？答：“心之本体即是性，是未发之中；心之作用便是情，是已发之和。”
理学应时而生，迅速壮大，发育成两派：一派是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认为“理”是永恒的、先于世界而存在，世界万物由“理”派生；一派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坚持“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人的主观意识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
在理学看来，一切皆由心生，世界万象，不外于心。这点与中国本土的佛教——禅宗——原理相通。差别是，禅宗偏哲学，理学继承儒学。
清朝沿袭明朝，推崇“理学”，作用明显。正如儒学抓住关键字“爱”，禅宗抓住关键字“心”。人类社会一切纷争，理论上全部可以通过“爱”化解，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又全部由“心”引起。儒家说，想要“天下归仁”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禅宗说，只要“明心见性”，则“人间火焰山都是清凉地”。理学针对时代问题，改造儒学，试图通过推崇“天理”、根除“人欲”，来实现风清气顺，天下太平。
清朝立理学为国学，除了民族矛盾激烈，更因现实逼迫。主要基于三个原因：
一、清朝的社会生产较明朝有新发展。康熙年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一亿，人口多，第三产业人口增加，资本力量增强，人口流动加速。民众物质生活改善，“人欲”激发，主见强了，选择花样多了，观念的水位涨了，社会越来越不好管。
二、佛教传播的“众生平等”价值观此时已深入人心，“平等”价值观严重冲击儒家的伦理等级，威胁到高度集权的皇权制度。
三、道家哲学崇尚顺应天性，适应自然，客观上在支持个人的欲望生活。《清明上河图》式的市井生活，《金瓶梅》式的个人情欲生活，对家族伦理也带来震荡。
更糟糕的是，晚清皇帝遭遇明朝未有的新问题：海禁大门被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商业文明带来契约、平等、民主、自由观念，极大地冲击帝国制度、传统价值观。
朝廷的办法，是固守传统，排斥外来文明。理学认为，改变世界，关键在改变人心。要改变人心，关键在改变己心。要改变己心，关键在修炼心性。要修炼心性，关键在记日记。怎么记日记？每天自我检查和反省。
曾国藩在苦闷中狠习理学，坚持下来，效果明显。这不奇怪，这种学问换谁学都会有效果。凡事首先反思自己错了，则皇帝总是对的；自己内心无欲无求，古井无波，则世界一切变化，确实影响不到自己。闭上眼睛，汝未见到这世上还有西方国家，则西方国家与汝心同归于寂，便知西方世界不在汝心之外。
修炼到一定程度后，唐鉴又及时给他介绍了另一位理学大家倭仁。
曾国藩见到倭仁，行弟子礼。
倭仁说：治学重在修身，修身重在“写日课”，只要抓住每天的想法，认真研究，通过静坐、写日记自省，开展相互讨论，将一切不合圣人之道的杂念，消灭于闪念之间，按照“圣贤”标准要求自己，将学术、心术、治术联通一气，就可以增长学问、提高修养，治国的本领，也就具备。因为，“心之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
几，就是微，微小、微细，比喻人的动机、念头。人的念头看上去很细小，但影响力不小，有点像今天的微博。
压制欲望恶念，规以圣贤善念，曾国藩用心苦习，进步很大。1853年出山办团练时，已经炼就出色修身功夫。
理学带给曾国藩巨大启发：世上最复杂莫过于人，人最复杂莫过于心；凡事先从人心入手，着眼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则其他问题迎刃而解。按照这一启发，湘勇看重军队宣传，行军打仗先唱《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生。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去民家取门板。
莫拆人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进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采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声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士兵按主帅修炼身性的要求锻炼，造成意志力特别坚强，湘勇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敢于“扎硬寨，打死仗”，原因在此。
毛泽东受《爱民歌》启发，借鉴它最初制定出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经实践不断完善，增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将它以命令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统一纪律。
仔细比较，《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用艺术的形式，对军纪做出具体规定；后者站在前者的基础上，更加通俗、贴切，流传更广，影响更大。
左宗棠早年也曾试图以理学修心，但放弃了，原因是，时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如地狱，不但压抑本性，而且还做不到。他改奉先秦儒学，儒学自由得多，适合个性，与天性吻合。
左宗棠不迷理学，还因他长驻民间，根本没有曾国藩在官场上那么多麻烦，不但学不来，学好了也没用。
左宗棠入城南书院，曾国藩入岳麓书院，前者处江湖之远，后者居庙堂之高，理学与先秦儒学大异其趣，两人价值取向日益分歧。
左宗棠“儒学加实学” VS 曾国藩“理学”
与曾国藩不同，左宗棠早年习八股， 17岁自学顾炎武、顾祖禹、齐召南所著经世致用杂书，知识结构是“儒学”加“实学”。
“儒学”加“实学”，与理学大异其趣。
“理学”源于儒学，是儒学的改造与创新。但两者有诸多不同，儒学政治理念“君权天授，三纲五常”，理学政治理念“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理学借“天理”限制君权，对儒学有所突破，促进了社会平等，这是积极意义。但理学的弊端，在于一面极力维系儒学主张的礼仪等级，一面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过分强调“修炼心性”，主张“心外无物”，结果引导读书人回避社会现实。
先秦儒学也有不适应时代的地方，比如按宗法伦理将人划分为“贵族、平民”两大等级，主张“礼辨异，乐统同”，在“众生平等”已经传播了一千多年后，显然不合时宜。但儒学有两点十分可贵：教读书人敢于直面社会现实，以士弘毅，任重道远；不主张思想一统，唯我独尊。
春秋战国时，儒家与道家、墨家、法家并列，百家争鸣，充满生机与活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首次成为显学。但问题也因“独尊”而起：士人只许背诵经典，不许发挥，更不许质疑，这就限制了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学问就成了教条，而无法探索真理，儒学从此失去了本来的活力。民国知识分子于右任先生看出了问题的症结，在《悼汉武帝陵》一诗中痛批汉武帝：“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他指责的是“独尊儒术”，而不是儒学本身。
左宗棠习儒学能得其精华，得益于他无意科考。不为科考，则不用“独尊”，死搬教条，拜倒门下，盲信背诵，而是结合实践，批判思考，质疑经典，得出新解。左宗棠读到孔子反对士人种庄稼，解释为儒学本意是要求士人关注天下大事，不应拘泥于具体小事，而不是带头反对读书人参加劳动。这个见解就别开生面，深刻独到，确实更符合孔子本意。
左宗棠在两千年后习读儒学，再续贤人旧梦。只是，儒家祖师这种正确学习方法，到晚清已不幸被看成“异类”。他第一次考举人的作文被老师批评“惜不中程式，帘中人无能辨此者”，原因在此。
如果左宗棠仅停留在习读儒学，又在自由环境里锻炼出独立思考能力，其深刻见解会引导他做个名贯一时的愤世嫉俗批评家。但他从书摊上淘来“实学”杂书自习，习得了“经世致用”的治学方法，两相结合，却给他带来根本的变化，一方面习来办事能力，另一方面，也给了他变革现实的力量。
“经世致用”的治学方法，源自公羊学。
公羊学是研究以《公羊传》来解释《春秋》的学问。
《公羊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著，最初只有口头流传，汉初才成书。汉朝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提出“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人类社会沿着这三个顺次发展、进化。
“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由此作为公羊学的历史观。这是一种强调干预现实、变革现实的学说。
汉武帝、汉宣帝时，公羊学中发育出新的一脉，叫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包括“今文经”与“经学”。汉代通用隶体字，口传的经书用隶字记录下来，叫今文经。经学则指分析儒家经典，包括哲学、史学、语言文字学等。今文经学的方法是从古代经典中寻找干预现实、变革现实的方法。
今文经学一经兴盛，古文经学即出来挑战。南北朝时，玄学兴起，今文经学渐衰，淡出历史舞台。
清代朴学兴起，今文经学千年后被重新发现。
清朝渐兴今文经学，缘于民族矛盾突出，社会问题丛集，朝廷“独尊理学”，可以解决读书人的思想问题，却并不能解决多少具体现实问题。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等一批独立士人，隐居著述，播下变革现实的启蒙火种。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唤起一批想担当起天下兴亡重任，承载起民族希望的读书人，去寻找担当与承载之道。朝廷需要读书人来解决问题，对新思潮开始也睁只眼闭只眼。寸光一闪的思想自由空间，今文经学迅速发育壮大。
刘逢禄与魏源是清朝今文经学的旗手与干将。经世致用是今文经学最基本的治学方法。
今文经学与理学，两种思想的实践差别在哪里？
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理学称不是世界出了问题，而是人心出了问题，只要平息自己内心，社会就一团和谐，不会再有问题；今文经学则强调，社会出了问题，是现实世界的问题，必须通过物质与技术的手段，去解决现实问题。问题解决了，人心才会和谐。
两种学说，都能自圆其说，不存在谁对谁错，只存在谁更合适。
太平盛世，理学更适合。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确实全因人心引起。贪婪是人的本性，而人的欲望又是无穷尽的，只要放纵人性、人欲，社会再发达、物质再丰富，人的幸福指数也不会高，人类社会的问题一点也不会少。但只要关闭贪婪与欲望的闸门，所有的人内心里都能容忍，认为当下社会问题都不是问题，人类社会就真的没有问题。
但在衰世与乱世前夜，今文经学更适应。毕竟，社会问题摆在那里，单靠几个读书人内心自我调节，没有现实行动配合，无法真正解决。明明是天空有阴霾，理学家偏说是心灵阴霾，闭上眼睛，就不再有阴霾，这只能躲过一时，第二天早晨睁眼开窗，阴霾只会加重再来。当社会阴霾遮天蔽日，国计民生已成问题，民众忍耐力会超过极限。
今文经学家因此作诗讽刺闭门修心的理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平时不干实事，一旦大难临头，马上自杀殉国。
空谈心性，以死报君，是理学家的必然选择。理学讲忠君、沉醉八股，鼓吹道德政治学，以维护朝廷正统，对经世致用学问不闻不问，或仅将它看成道德政治学的末节，导致自身缺乏必要的办事能力。“毅勇”传世的曾国藩，擅长词工，短于办事，带湘军11年，制定战略、带兵陷阵，水平一般，发挥最得心应手的，还是政治运筹，长袖善舞。他3次自杀，根源在理学胎毒。
左宗棠有儒学引路，实学垫底，则不会有自杀荒唐的举动。他一生征战时间超过曾国藩一倍，不是没遇到过大挫折。 1867年剿灭捻军，遭遇过局部大失败，他痛苦得想自杀。 1875年统帅大军收复新疆，置身人地荒凉的西北大漠，困苦比平定太平天国艰难得多，但他从来没有真正自杀过。先秦儒学并不压抑人性，实学也反对理学空谈。因此，左宗棠只有战事烦恼，并无思想压力。
这里不妨稍作停顿，将“儒、理”两学比较做个简单小结：儒学讲“正心”，一不限制人独立、自由思考，二只要求人反思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自己通过学习，选择怎么回到正道上来。理学讲“天理”、“诚意”，事实也是“正心”。既然“天理”在，人只能顺应，不能独立、自由思考；既然要“诚意”，人时刻需要自己斗自己、他人、社会来帮自己斗自己，直到让自己说的话，做的事，完全符合“天理”。可见两者虽同着眼“人心”，但有本质不同。
理学与公羊学比较：在国家、社会制度变革的层面，理学将汉儒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进一步发展，鼓吹天理永恒，论证帝国制度永远合理，不可动摇；而公羊学则认为，社会生产发展了，人类社会的制度，需要随时变革、调整，以适应当下，人类不存在永恒合理的制度，只有最适合当下的制度。可见两者也根本不同。
知识结构完全不同，面对剧变的现实，办事方法分歧也进一步拉大。
19世纪60年代，西方技术入侵。中国人第一次惊讶地发现，这种被斥之为“奇技淫巧”的东西，力量超乎寻常地强大，曾国藩积极思考应对之策。总体思路是“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用今天话说，单搞政治经济学。
在个人私利被唤醒的全球化环境里，曾国藩需要融汇义利。他借用唐鉴的教导，“抓理学，促经济”。具体方法有二：一，以反对“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的名义，通过剿灭太平天国“立功”，来捍卫儒家正统，守卫住“存天理”的皇权制度；二，通过记日记，写文章，办洋务，身体力行，来“立德、立言”，将“灭人欲”的理论实践出来，证明皇权制度合理。
以理学为价值原点，洋务运动大潮中，曾国藩办的第一家企业，是1860年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一家国办国营，以维护大清朝廷的军工企业。
左宗棠的方法，则是学习借鉴西学。具体怎么做？以“利”为着眼点，学习西方科技，重塑中华文化。他办的第一家企业，是1866年动工的福州船政局，这是一家前期国办国营、中后期国办商营，以捍卫中国主权、保卫中国海疆的国防企业。 1877年他创办甘肃呢织总局，则是完全以西方现代工业来改造中国农耕文明。
无论是平定农民起义，还是开办洋务运动，左宗棠没有曾国藩的“卫道负担”。
曾国藩1853年出山发布《讨粤匪檄》，根本目的是“卫道”。即捍卫中国传统文化，抵制西方基督文明。这让朝廷对曾国藩从头至尾充满警惕。
当时的背景是， 1851年洪秀全发布《奉天讨胡檄》，不反制度，不反贪官，只反皇室。咸丰皇帝由此被孤立。面对皇朝危机，他当然希望曾国藩“勤王”，而不关心他的“卫道”。“勤王”则会以死保证满族人做皇帝，至于中国信什么教，主权属于哪国，都无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这一思想的顺延。“卫道”则完全不同，只要保住中华文化就可以了，至于谁来当皇帝，都无所谓。朝廷因此生怕曾国藩最后变节反叛，剿灭洪杨后即令他迅速自剪羽翼，根源在此。
左宗棠则既不主张“勤王”，也不主张“卫道”。他的具体做法是创“新道”，以新道救世。他接过魏源的思想主张，一方面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以西方优秀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有很强的文化本位主义，反对“全盘西化”。
左宗棠说：西方人手巧，中国人不能因为自己手笨还心安理得，西方人有先进科技，中国人不能再以没有先进科技为荣，以有先进科技为耻，这是搞颠倒了。（“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聪明才智都用到钻研八股、空读政治学这些“虚事”上来了，外国人的聪明才智，则反过来都用到科学技术这些“实事”上去了（“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两种思维，造成的差别是，中国人将政治看成立国之本，将科学技术看成细枝末节，外国人则相反，将科学技术作为立国之本，不把政治当一回事。（“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这两种价值取向完全相反，各行其是，到底哪种好，哪种坏，我说不上来，那就搁置争议，存而不论。总体比较说，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远不如外国，这是事实，必须真心承认。怎么对待这个事实呢？我的想法是中国人承认西方人是老师，向他们虚心学习科学技术，就可以了。如果说，中国只要政治学就可以，没必要发展科学技术，让外国人独个儿去鼓捣好了，这种想法是闭目塞听、夜郎自大，是不行的。（“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站在经世致用的角度，就学术思想层面看左宗棠，他是继魏源之后的今文经学学者。所以魏源死后，他的后人出面，请左宗棠为新版《海国图志》作序。就思想层面而论，魏源比左宗棠激进，他主张“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将老祖宗的规矩丢得越干净，给民众带来的好处就越多。这与曾国藩的“守古应变”，构成两个极端。
正是由于“变古便民”与“守古应变”的分歧，面对时代商业大潮涌起，曾国藩着眼政治，利用发展洋务来稳固帝国制度，搞“官督官办”，即国有国营垄断企业；左宗棠着眼科技，利用洋务富国强民，搞“商督商办”，即民有民营自由竞争企业。
两种价值取向带来的结果差异由此十分明显：胡雪岩在左宗棠这一思想下成长起来，最终办成商业帝国，凭实力投身国际商业资本竞争。曾国藩虽然开启洋务运动先声，但既没有培养出标志性的商人，也没有培育出标志性的产业，除了曾国藩早逝，更多因思想局限所致。
深入剖析胡雪岩发迹的凭借，主要依托两项：阜康钱庄与胡庆余堂。阜康钱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胡庆余堂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药房集团公司。胡雪岩通过左宗棠承包国家服务，再利用民间商人的身份代表政府，对内盘活社会零散资源，对外与各国商团斡旋，才得以成功。
比如他向英国渣打银行首期贷款500万两一事，借钱是用来资助大清国打俄国，而英国与俄国是盟国，政府出面，国际政治影响太大，完全无望成功。胡雪岩以民间商人身份，避开了政治高压线，将政治问题转化成商业问题。胡雪岩所以纵横商场畅通无阻，又完全得益于左宗棠以“商督商办”思路完全放权。
比较一下，如果按曾国藩“官督官办”的方法，则不存在私营业主胡雪岩代朝廷借款一说；如果按李鸿章“官督商办”的方法，则私营业主胡雪岩的借款方案需朝廷报批，最终无法通过。
鲜为人知的是，胡雪岩的商业机密存在黑幕。他从渣打银行贷款所以成功，一方面靠利诱渣打银行中国区经理哈代，将他拉下水，合吃利息回扣（年利率18%，两人对半分）。另一方面使用“美人计”，诱使哈代上钩，派军警抓现行，立为证据，逼迫哈代签字。这两点用“官督官办”的政治眼光看，错误相当严重：前者属私分国利，犯欺君之罪；后者则是明显的商业讹诈。
多面而复杂的胡雪岩，左宗棠始终信任并重用，主要看中他两点：一是有强烈的民族情怀、爱国心；二是有超凡的商业才华。对商人来说，够了。这与官员“廉干”标准一样，属商人的“德才兼备”。毕竟，楚军已经深入戈壁大漠，缺粮缺饷迫在眉睫，如果要用完人，军人只能看着饿死。当时时局如果只吹“爱国”高调，坐等国土沦丧，道德完人又有何用？
胡雪岩还有比较严重的私德问题。他在商业道德上立下“戒欺”、“真不二价”规矩，树下百年楷模，无可挑剔，但他个人私德总不检点，当时社会颇有异言。左宗棠则不予追究：“人必好色也，然后人疑其淫。谓其自取之道则可耳。”意思是说，胡雪岩自己平时好色，所以别人总怀疑他是个淫鬼，这怪不得别人；但他又不是政府官员，私德是他自己的事，种什么因收什么果，自己选择自己负责，舆论压力已够他喝一壶了，我就没必要再给他敲一棒子。
这是左宗棠对待商人灵活性与原则性的把握与运用。古代中国，“百善孝为首，万恶淫为先。”以曾国藩的眼光看，胡雪岩不但商业手段不符“政治经济学”，仅他因好色闹出的绯闻，就足以治罪。何况，他除了娶有一位正房，还有十二位姨太太，号称“东楼十二钗”，平里日招摇过市。
没有左宗棠就没有胡雪岩。左宗棠的“先进观念”，曾国藩不能接受。曾国藩的做法，左宗棠也总要修改。左宗棠做两江总督后，第一件事，就是将曾国藩在任时颁布的政策、法规逐一改掉。
古代大哲老子总结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今天可以再加上一句：“失礼而后法。”德仁义礼每况愈下，曾国藩以理学严格苛求，试图让中国重回道统时代；左宗棠以儒学加实学，做灵活变通，事实在朝着法治的方向迈步。
两种价值取向在国事上差异如此之大，即使用到个人修心上来，结果也迥然不同。
“有缺点的真君子” VS “卫道士”
理学修身与儒学修心，予个人带来的结果，也有着较大差别。
曾国藩用理学修身，体系化在钦点翰林后。他由此立下“五箴”：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
理学立志，曾国藩着眼治民。他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曾国藩立志做光宗耀祖的“完人”，修身首先拿自己无情开刀。步进弱冠之年，他取号“涤生”，即是“自我革命”。他在日记中称：“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理学修身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佛学认为，人每秒会产生84000个念头，表现为贪、嗔、痴。人类痛苦的根源，源于人有贪婪心、仇恨心、愤怒心和执著心。习佛的目的，是为了“自净其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理学“自净其心”，维护天理，确实能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于未萌。
但理学修身目的是为了治国。理学治国的根本害处，在借助权力强制他人“自净其意”。诚如佛教于民无害，因为每个人信与不信，完全自愿。假定朝廷规定民众必须信佛，佛教同样会贻害无穷。将理学上升为国家意志，对国民性改造没能成功，个人在压抑中反而走向异化。
以理学为道统，曾国藩在后世获得“卫道士”称号。“卫道士”指为信念、事业或制度辩护而写作的人，本身并无褒贬，关键看他卫的什么道。曾国藩卫的宋明理学，固然包含传统优秀的一面，但连其中落后、腐朽、专制一并捍卫，无疑有点顽固不化、拖历史后腿的意味。
今人常引用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来褒抬曾国藩。事实上，毛泽东早年和晚年各有过一次评价。早年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换成白话，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运用的政治手腕与军事手段相得益彰，出神入化，民国这些军阀，没人达到他的水平。但做这句评价时，毛泽东还是个中学（中专）生。到晚年，知识已自成体系的毛泽东再次想起，则如此意蕴深长地评价：“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角色。”言下之意，曾国藩专心维护落后、腐朽、专制的封建道统，历史倒车开得最厉害。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坦然承认，大清帝国本在洪杨起义时行将覆亡，是汉族地主“曾国藩、左宗棠之流”挽救了过来。他将曾左并称“卫道士”，只说对了一半。毛泽东则将两者的分别说得很清楚：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左宗棠则属“办事之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只是手段，根本目的是捍卫封建道统；而左宗棠只是为了镇压起义。左宗棠主战的事功不在此，而在剿灭捻军，平定回军动乱，收复新疆。
曾国藩的根本困境是，他也是血肉之躯。同治皇帝驾崩那年，他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娶民女赵曼（一说陈海燕）做小老婆，即是例证。 1869年农历三月初三， 58岁的曾国藩还在写信与家人商议，准备花300两银子买个小妾。曾纪泽回信委婉批评父亲，此举太轻率了，建议搁置，后议才作罢。多数时候，曾国藩凭超强毅力，按捺住正常“人欲”，正襟危坐，眯起三角眼，冷眼向洋看花花世界。本性压抑，内心由此高深莫测。
理学修身过程艰苦，牺牲巨大，曾国藩对理学并非没有怀疑，也不是没有过反抗。
1866年冬天，曾国藩剿捻失败，连遭言官弹劾，辞去钦差大臣职务，心灰意懒。刚好当年鼓动他出山创办团练的郭嵩焘被罢了广东巡抚。两人书信往来，同命相怜，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曾国藩第一次不客气地展开对理学的抨击，他说：辛辛苦苦研究几十年，到今天才发现，理学原来只对君子有用，对小人没作用。君子修理学，越修越发现自己有问题，越有问题越严格要求自己，变本加厉，拿自己开刀，最后修得自己遍体鳞伤，一无是处；小人呢，压根不修理学，他们不信，也不懂，什么也不管，反倒在社会上吃香喝辣，飞黄腾达，越来越肆无忌惮。看来，这是一门专门毒害君子、纵容小人的伪学问啊，可把我们两个给害惨了。
性理之学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仆讷君子攻击惨毒而已。
但反感和厌恶，只是压抑过久、失意过深的一时发泄。理学已经融进血液，拿自己开刀，终究刀尖砍刀背。
理学带来的“道德之名”，这时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地箍住了曾国藩。他终究不敢越雷池一步，来表达他的真实人性、欲望，而道德虚构出来的那个端坐在神坛上的连他自己都不认识的曾国藩，让他终于人格分裂。他只有不停地写日记、家书，隔空表白，来化解压抑。由此，他成了后世人眼中的“圣人”，真实生活中的“伪君子”。
这世上真有“圣人”吗？恐怕是曾国藩的幻觉。
被后世奉作圣人的孔子，早已警醒“圣人”名号的空洞与虚假，他自嘲说：你们都叫我圣人、仁人，你们就尽管吹吧，反正吹牛不犯王法。我哪里是什么圣人、仁人呢？我不过是个老老实实办事，塌塌实实教书的老先生罢了。
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被后世称作“亚圣”的孟子，曾对先秦四位享有盛誉的历史人物作过评价：“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现代思想家鲁迅据此半开玩笑说，孔子大概是“摩登圣人”。当代学者易中天进一步发挥说：孔子放在今天，大概可以叫“学术超男”。“学术超男”是圣人吗？不过有思想的常人而已。
世上本无“圣人”，曾国藩还执着“成圣”，如此霸蛮，只能成为悲壮的理想主义者。没有成圣，反倒“成怪”。处江湖之远的左宗棠，苦习儒学，不求“成圣”，反倒深得孔子的务实精神。
左宗棠以“涵养需用敬”、“浩然之气”修心，则没有理学的桎梏，人性得多，也自由得多。
先秦诸子多信奉自由，以道家为最。
道家集大成者庄子当年在濮水河边钓鱼，楚王派两位大臣去找他：楚王仰慕先生，特请先生去楚国做宰相。
庄子拿着钓竿一动不动，半晌才开口说：听说楚国有一只大神龟，死去已经三千年，楚王还将龟板挂在大庙上，天天烧香供奉。对不对？
两位大臣忙点头：对的，对的。
庄子说，那我问你们，这只乌龟是情愿死后留几块骨壳受人祭拜呢，还是乐意活着，拖起尾巴在泥巴里爬？
两位大臣异口同声地回答：宁愿活着，拖起尾巴在泥巴里爬。
庄子笑了：你们两个现在可以回去了，我也愿意拖起尾巴在泥巴里爬。
先秦儒学尊重人性、尊重个性，左宗棠虽然倔强、偏激，但没有压抑，因此整体比曾国藩要阳光得多，也洒脱得多。读曾国藩总感到压抑、挣扎，读左宗棠却酣畅、痛快，原因在此。
左宗棠的压力，来自办事。曾国藩的压力，却来自思想。曾国藩中了“圣人”的毒，越到晚年，对死后能不能“成圣”越揪心，他与幕僚赵烈文密室私聊，赵烈文预言：50年内，清王朝会灭亡。曾国藩听后，忧心如焚，恨不得自己立即死掉，一了百了：
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
左宗棠目标既不在“道德之名”，也无意“文章之名”，而一心追求“一艺一伎之名”。这就不但跳出了“圣人”的陷阱，也跳出了世俗的名利牢笼。安安心心做个实在的常人，凭真话就可以生存，就不需要构造假话自累；凭能力办事可以取胜，就不需要作假自污；凭事功可以传世，更不需要自塑“圣人”。左宗棠自由自在选择做一个“婞直狷狭”（刚强正直、偏急狭隘）的人，落落大方地做一个“有缺点的真君子”。
做人真实，做事实在，不唱高调，既不靠道德垂世，也不求文名传人，这是常人。左宗棠事实并不真的一直是自我批评的“婞直狷狭”。从青年时代起，他站到低处，以“涵养需用敬”、“养浩然之气”为准绳，不断矫正缺点，完善自我人格，最终在道德人格上可圈可点，反倒超过了同时代那些自诩的“真君子”。
这真是“播下的是跳蚤，收获的是龙种”。
今天将两人深入比较，应该怎样重新作历史定位？
“神人”与“圣人”，看谁在开启未来？
曾国藩被后世看作“圣人”，理由是他立德立功立言，为师为将为相。
按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来看，这个评价并无不对。但以现代眼光看，理学家立德、为师事实空洞。立功为将，则又非曾国藩本意追求。
曾国藩军事成功，多赖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鲍超等一班实干军人。唐浩明先生在评点曾国藩家书时也不无纳闷地说：曾国藩以军功闻世，可怪的是，但凡他亲自指挥的战斗，没有一场不以失败告终。曾国藩战略、战术不行，他单独剿捻两年，无功而返，可以侧证。他真正的功劳，在驾驭全局，长袖善舞，统帅有功。统帅不懂战略，余下则在用人。湘军包括湘勇、楚军、霆军、老湘营、湖北绿营，事实山头林立，合作松散，曾国藩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这导致他始终也没有弄得明白，最后怎么就赢了太平天国？他晚年还是没有想通，只好这样总结：“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弥补办事能力不足的办法是摇身变化。
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中分析，曾国藩一生有过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理学，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信奉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道家。
三次变化全是环境逼出来的。人生立世，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想着摇身苦变。理学无能教人办事，真要办事，只能临阵磨枪，曾国藩只好抓过以残酷著称的法家。但法家过于酷烈，救命稻草抓错了，不但遭朋友指诟，还得罪官场。他被逼再次摇身一变，遁入道家，“黄老为体，禹墨为用”，这才彻底安全。
左宗棠信奉儒学加实学，本色立世，没有出现这种窘况。儒学作为价值取向，可以看作政治学，实学作为办事能力，可以看作技术学。既有方向，又有方法，何必画蛇添足，摇身苦变？
曾国藩真正实至名归的，是“立言”与“为相”。虽然没有专门的学术著作，但他的家书足以成一家言，“湘乡派”散文，足以启一代文风。作为政治领袖，他带出湘军，从中走出总督、巡抚27人，作为相国，影响一时，带出的人才，泽被后世，同时代无人能及。不考虑其政治理想有无、价值取向正误，单从起用人才，谋求历史建树而论，曾国藩可称一代政治大家。
同样以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看左宗棠，左宗棠的德，见于以“王道”立官品，以中庸人性化标准管理百官，以儒学规子弟、正人心。左宗棠的言，见于八百万字的奏折、书信、诗文，其中不乏深刻与前瞻的思想，以及优美辞章，只是今天还没有挖掘出来。支撑起左宗棠一生的根本，是“霸道”立功，他成了自唐太宗以来1200年里对中国领土主权贡献最大的人。
评价历史人物，王船山有句名言：“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人物中，有些人称得上是豪杰，但不一定是圣贤，但凡是称得上圣贤的人，一定是豪杰。后世有学者据此判定，曾国藩是“圣贤”，左宗棠是“豪杰”。
事实果真如此吗？且看左宗棠自己怎么说。早在1860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左宗棠就对郭嵩焘说：“文辞雅赡，才人也，倜傥权奇，豪杰人也，然皆不任为将”。豪杰连担任将领，左宗棠都不用，可见即使他提拔起来的广东巡抚蒋益澧，都不仅限于豪杰，何况自己？左宗棠从没想过要做豪杰，硬将他按在豪杰的位置，未免生硬。
左宗棠其实是个大文人，他的文才称得上晚清一流。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十月，贺熙龄卒于长沙， 34岁的左宗棠题赠挽联：“宋儒学，汉人文，落落几知心，公自有书贻后世；定王台，贾傅井，行行重回首，我从何处哭先生。” 1867年秋， 55岁的左宗棠北上剿捻，路经黄鹤楼，他应邀欣然为汉口湖南会馆题联：“千载此楼，芳草晴川，曾见仙人骑鹤去；卅年作客，黄沙远塞，又吟乡思落梅中。”两联文采风流，颇见功力。
左宗棠最见智慧的，在他题新疆昭忠祠联：“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回？”上联取自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下联摘自唐代诗人王翰的《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对古人诗句信手拈来，用于此情此境，细细品味，已臻绝妙化境。
左宗棠作书法，以“端秀”（端庄、秀丽）为标准，自成一体，堪称上品。有“当代商圣”之称的李嘉诚将左宗棠题于江苏无锡梅园的一幅上等篆体书法挂于办公室，恐怕也不仅仅是从那句“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的联语中品读出他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左宗棠的才气，连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见面都惊叹“服其经术气”，足见学问之深。这样一位文化大家，怎么是简单一个“豪杰”可以概括？
匆促定评，未免失之草率。
评定人物，需要时间。诸葛亮从精英走进民间，为世人广知，已到明朝，前后历一千余年。左宗棠去世也才130年，今天我们来深入认识他，只能算一个开始。站在事功角度考察，左宗棠不但超过了他青年时代的偶像、“中国智圣”诸葛亮，也不是中国“战神”关羽可以比量。左宗棠今天在中国历史上怎么定位？他是名副其实的“神人”。
东西方文化源头，对超越常人能力的人，一概称为神人。西方奥林匹斯神系，尊奉的就是这类人。
中国本土文化，一开始不重道德，而重事功。出自《黄帝内经》的《天元纪大论》说：“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也就是说，万物的生长叫作化，生长到极致叫作变，阴阳变化难测，叫作神，能够灵活运用神的原则，又而不拘泥于某种方法，叫作圣。中国神话中有精卫填海、有夸父逐日，有尝百草的医师神农，有治水有方的工程师大禹，他们同以事功传后。
“神人”指知识渊博、技能超群、事功盖世的人。这也符合“神”的本义。比如袁隆平就被国人称作“当代神农氏”、“米神”。湖南怀化人亲切地叫他“米菩萨”。
政教领域尊“神人”，容易造成灾难，科技领域尊“神人”，却可以成为引领民族向上的力量。
中国文化的源头，可以追索出科技。但几千年稀有人重视，反而津津乐道“封神演义”，醉心怪力乱神，弄得国人越来越迷信，后来竟相信刀枪不入，直至庚子赔款近10亿两白银，方才痛悟。殊不知，科学技术才是真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今天来看，“圣人”与“神人”的区别，可以看作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根本不同。
1872年与1885年，曾国藩与左宗棠相继去世，前者61岁，后者73岁。“圣人”与“神人”两种价值取向的竞争，却没有停止。
洋务运动兴起后，平等、民主、自由成为潮流，理学逐渐让位实学，新式学堂呼之欲出。 1897年1月，熊希龄沿城南书院、湘水校经堂一脉，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拨盐厘加价银7000两作经费，共募集15000两白银，在长沙小东街建立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功课，就是“儒学加实学”搭配。具体分为两类：一，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四种；二，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种。《春秋公羊传》、《孟子》成为主课，还加进西学“民权”思想。
1897年8月28日，时务学堂第一次招考，录取学生40名， 15岁的蔡锷被录取。
1915年， 33岁的蔡锷带着时代新思想，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帝制第一次回潮被打断，共和自此长久取代帝制。理学失去制度依靠，对现代化束缚逐渐减弱，只限作个人修身，倒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长沙板仓杨昌济以理学修身，影响到毛泽东，就是一例。
时务学堂后来又改名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 1903年，湖南省城大学堂与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成湖南高等学堂。 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从湘水校经堂到湖南大学，“儒学加实学”取代理学，用去95年。
左宗棠“儒学加实学”走出来的新路，越走越宽。毕竟，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事功支撑起来的无言的道德、文章，才是真正历久不磨的人心碑石。
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以世界之大，人心之智，左宗棠相信，后世必有知音。
此章在左氏“修齐治平”完整一生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用当代眼光看，放在中国之内，左宗棠留下的价值是什么。曾国藩用“理学”救世，意图让中国回归宋、明理学传统；左宗棠用“儒学加实学”救世，事实在摸着石头过河，朝着“法治”的路子迈进。如果倡导“以德治国”，曾国藩必会流行。但如果倡导“以法治国、以德育人”，左宗棠值得关注。作为从传统中脱胎出来的创新者，左氏与传统格格不入者有二：一、重新定义“义利观”，“私权”观念为传统文化不容；二、与西方文化接轨的“个性”意识，其自由观念，又为传统文化所忌讳。只有在“法治”的环境里，左宗棠这些观念才会越来越被中国人认同。近年来，易中天站在罗贯中的对面“品三国”，以“曹操杀吕”的“利害计算”受法律制约推倒“桃园三结义”的“君臣情义”，引发热议，即是当代中国人观念水位看涨的例证。今天来重新认识、评价与挖掘左宗棠的价值，我们可以找到一座文化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