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课题

一二五一年兄长的政权正式成立后，忽必烈就被兄长任命负责蒙古本土以南辽阔的东方地区。忽必烈在翌月就立刻在离中原地区不远的内蒙古某草原设置本营。那里被称作“金莲川”，位于蒙古高原的东南隅。

对忽必烈而言，蒙古东方的政治课题有些复杂，应该实现的目标有很多。首先是南部的大国南宋，以及云南高原的大理国或其周边被唤为“羌”的几个集团。在云南东侧有一汉字写作罗氏鬼国的高原地带。此地在蒙古语中发音作“奇头叩尔”，意即“鬼之国”，位置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鬼”与“贵”，在汉语中发音相同，在明代中国的本土化开展时，被美化改成了“贵州”。

还有越南的大越国，当时为陈朝。另外，云南高原南方相当于现在缅甸北部的缅国与越南南部的占城王国等，或许也已经进入其视野。窝阔台时代置有军队，其后与蒙古若即若离保持暧昧关系的“乌斯藏”即西藏等，当时应该都有厘清其归属的必要。

并且，在这个时间点上，尚不知高丽国是否已被划入忽必烈的管辖范围。更何况，他关于日本国又是如何考虑的，也完全没有线索。

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最大的目标都是南宋国。那是一个光看正式的政府人口登记数字就达两千八百万之多的大国。之所以说“正式”，是因为一般认为还有相当数量的未登记人口。南宋拥有当时称作“临安”的首都杭州，其富庶与文化程度在欧亚大陆上应该都是首屈一指的，城市规模和发展程度也无出其右。关于此时的欧洲对蒙古而言是不是一个无论如何都具有魅力的地方有许多疑问。相反，江南的富庶无疑令蒙古向往不已。至此，蒙古已经几度断断续续地朝南宋国展开攻势。对忽必烈而言，南宋国的征服可说是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如后所述，南宋所在的江南，遍布大河与湖泊。再加上华北与江南之间又有许多几乎无人居住的“空白壁垒”。因此要从华北堂堂正正地对江南进行正面攻击，是极为困难的。

混沌的东方

将眼光转向“内部”，这里也存在许多课题。首先，忽必烈旗下的东方蒙古人，个个都是有复杂背景的成员。

时值蒙古建国四十五年后，成吉思汗时代金国的中都（位于现在的北京西南）落入蒙古手中已有三十六年。此外，窝阔台时代金朝终亡于黄河南端之地，作为其战后处理的一环而进行的包含黄河以北地区在内的正式户籍的登记与制作也已经过了十六年。

经过了如此几个阶段所累积下来的权威及权益，复杂纠结的人脉与金钱联系，凡此种种，在未经整理、依然混沌的情况下，一股脑儿地扔到了忽必烈的眼前。

自成吉思汗以来，立于蒙古东方顶点的，是成吉思汗三个胞弟所属的王族及其汗国，即以其次弟拙赤·合撒儿（Jo’chi Hasar）、三弟合赤温（Qači’un）以及幺弟铁木哥·斡赤斤（Temüge Odčigin）为始祖的三个王族。

起初，由成吉思汗所赐予的蒙古牧民战士人数为合撒儿家一千名，合赤温家三千名，斡赤斤家八千名。不过，那是汗国创建时的人数，当然会因其后的自然增加与蒙古自身扩大所伴随而来的各汗国的膨胀，各自属民的数量也急速增加。

他们游牧的主要领地限于蒙古高原东边的兴安岭一带。在成吉思汗建国时期，东方也就是面朝南方时的左边，因此，这三位弟弟的汗国合称为左翼诸王或是“东方三王族”。

东方三王族谱系略图

与此相对的右翼诸王，或称“西方三王族”则是成吉思汗的三位嫡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的汗国。他们的所在地起初限于高原以西的阿尔泰山（Altai Mountains）一带，各自拥有四千名牧民骑士。其后版图又往西方大幅拓展。

蒙哥及忽必烈的父亲拖雷，则以蒙古传统上幺子继承的惯例，与成吉思汗一同掌管着统率东西六个汗国的巨大的中央汗国。其所属的牧民战士人数计十万五千名。

其后所有蒙古国家的源头在当时如鹤大大伸展两只翅膀一般，分为左、中、右向东西方向展开。据拉施特·哀丁的《史集》记载，那些牧民战士们合计十二万九千名。这“东方三王族”与西方的三个汗国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征，那就是幺弟斡赤斤的汗国异常地大。因此，这三个汗国以斡赤斤王族为盟主，时常采取一致行动。

将左右两翼各三个汗国的牧民战士分别合计，起初东西两边至少都各自有一万二千名。很显然，这是成吉思汗考虑到蒙古国家东西势力均衡的结果。但是，察看其各自细项，西方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三汗国，每一个都是平等的四千名，东方三王族则有所不同，其全体的三分之二属于斡赤斤家。其势力天平上的不同，大大地改变了东西两边一族汗国的群组在其后的发展，终于也让历史的洪流得以改道。

一二五一年，在蒙古东方要冲的“金莲川”草原上，对于仅带着少数部众及一群策士就进驻当地的忽必烈而言，最重要的内在课题就是与一族汗国中拥有最大势力的东方巨藩斡赤斤家的关系。

别说是“上下归属”关系，就连他们是否会老老实实地与自己合作都不清楚。只要能够发展为合作关系，忽必烈就已经没有怨言了。斡赤斤家的动向应该就意味着整个东方三王族的动向。

当时，东方三王族的势力圈远远跨过兴安岭，几乎覆盖了满洲^[1]全境。他们在高丽北境也保有权益，被称为燕京的中都东郊平州一带及山东沿岸区域也为其领有。也就是说，能否成事皆取决于与斡赤斤家的协调。

此外，在东方三王族之下，有一群在蒙古左翼中具有势力、被称作“五投下”的五个军事集团。他们的中心是札剌亦儿（Jǎalayir）国王家族。在成吉思汗西征时，他将中国方面托付予札剌亦儿族的股肱之臣木华黎（Muquli）代管，并于其下配置以“五投下”为主的军团。“五投下”的其余四个，是成吉思汗的正妃孛儿帖（Börte）的老家弘吉剌（Onggirad）驸马家、成吉思汗的妹妹与女儿相继出嫁的亦乞烈（Ikires），然后是成吉思汗在苦战时代，特别是在与克烈族（Kereyid）霸者王汗（Ong Qan）的战争中打前锋的盟友兀鲁兀族（Urud）与忙兀族（Mangγud）。他们在成吉思汗令下，与木华黎的札剌亦儿国王家一同在蒙金战争结束后，移封至蒙古高原的东南、华北正北区域，形成了大型的游牧领地。

甚至，在“五投下”之下，还存在既是蒙古又非蒙古的契丹军团。其首领是曾为成吉思汗最高层的谋士、军事参谋的耶律阿海与耶律秃花兄弟的家系。耶律阿海家掌控撒马尔罕（Samarqand）与中都，耶律秃花家掌控相当于过去的长安的京兆。此外，契丹系的军团也有几支在中国北方拥有根据地与势力圈。其中，以石抹明安与石抹也先为创始者的两个家系也具有一定的势力。

在更下一层，还有在华北各地自然出现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当地武装集团。他们其中有许多与蒙古的分权势力各自保有关系，以蒙古的权力为后盾，具有管理、支配当地人们的“承包人”性质。尤其在金朝灭亡后，他们在蒙古政权的方针下进一步整顿统合。东平的严氏、益都的李氏、济南的张氏、真定的史氏、保定的张氏等，是其代表势力。这些区域势力的军阀化色彩逐渐加重。

如此，蒙古东方掺杂着种种势力，处于最为混沌的时期。环顾整个蒙古疆域，虽说在各地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现象，但东方的混乱尤其严重。忽必烈来到的就是处于这样状态的东方。

为何是金莲川？

忽必烈选择金莲川草原作为经营东方的本营根据地是有原因的。那一带是札剌亦儿国王家族及兀鲁兀部族的游牧地。忽必烈名副其实地凌驾于札剌亦儿国王家族之上。不过，原因不只是如此而已。

回顾历史，在一一一五年以后的金朝时代，那一带有两座城市，名为桓州及抚州。因此，金莲川一带的草原也被称作“桓抚之间”。上述的耶律阿海、耶律秃花兄弟之父，是这个草原城市桓州的长官。石抹明安也是桓州的人。对于金朝时代被部署在内蒙古一带的契丹系诸军团而言，金莲川一带正是处于地势要塞上的草原，而桓州与抚州则是在战略及补给上有重要意义的城市。

然而，“桓抚之间”对金朝自身而言也不只是边境的草原，反而还是最重要的土地。

当夏季来临，金王室就离开酷热的中都及其周边，来到大约相隔三百公里的干燥高地。宫廷、政府中相当数量的人员及兵员甚多的近卫军团，也追随着皇帝大举前来。为此而设的离宫与屯营地，遍布在草原各处。

那里一方面是王室的避暑地，另一方面也是近卫军牧养大量马群，尤其是大型战马的夏季营地。放眼望去，草原一带尽是王室与近卫军的专用官有牧场。

要言之，金朝在冬季巡行中都，夏季巡行“桓抚之间”。在夏季，此一休养地是“首都”。只是，这个首都不是“点”，而是“面”。

不只是金朝如此，再往前回溯，契丹辽朝时也几乎是一样的。在辽代，这片草原也是辽王室重要的巡行地，广布着官有牧场。关于这一点，还需稍加说明。

契丹辽帝国的首都是上京临潢府，位于比这个草原更北方的西拉木伦河（Šira Mören）北畔。所谓的西拉木伦河，意即“黄色之河”，因此，在汉语里也译作“潢水”或“潢河”。该城市面向潢水，故称作临潢府。

但是，上京临潢府大概是名义上的首都，象征意义较大。如果说契丹帝国只停留在纯粹游牧契丹族政权的话，作为草原首都的上京临潢府或许就足够了。因为西拉木伦河一带，对于因耶律阿保机才完成大统合的契丹族而言，是“祖宗发迹之地”。

然而，契丹帝国不是如此。他们连续压制五代、宋等华北政权，领有所谓的“燕云十六州”，又以“岁币”之名，让宋朝每年缴纳银绢，以此作为换取和平的代价。契丹向东吸收渤海国，占领了以肥沃的辽宁平原为主的满洲全境。

契丹辽帝国是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国家。组成群体很多，除契丹族外，还有汉族、渤海遗民、渤海以外的女真族、朝鲜族，以及高原的突厥蒙古系的人们。人们的生活方式从游牧、畜牧、农耕、狩猎到从事各种商工业，辽帝国是内涵丰富、地域广大的多种族国家。在东方的高丽、南方的宋朝治下，有各种物资、商品，通过以天山与甘州两个畏兀儿通商国家为首的各地商队，从西方分别来到这里。因此，光靠上京临潢府是无法支持一切的。所以辽以区域为单位另置四个副都，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南京析津府，它位于中国本土东北部，也就是所谓的“燕”地。因为它位于契丹帝国统治范围内的最南方，所以称作南京。

南京析津府在事实上承担了大半以上的首都功能，成为契丹帝国的正门玄关。契丹王室也频繁到此，然后一到夏季，就立刻前往北方的草原地带，即当时被称作“旺国崖”“炭山”的地方，那里到了金代就被称作“桓抚之间”。并且，辽朝以降，作为东亚首屈一指的国际都市而崭露头角的南京析津府，正是金朝的中都。

一种印象

反过来说，金朝帝国也并非一开始就将中都视作首都的，起初他们是以“祖宗之地”——满洲北部松花江流域的上京会宁府作为首都的。不过，后来就和契丹帝国的情况一样，有所改变。

起初，金把宋往南驱赶后，在华北之地先拥立名叫张邦昌的人建立楚国，后又支持名为刘予的汉人建立齐国等傀儡国家。但是，在最后击溃它们之后，金朝不得不直接统治北起黑龙江南至淮水的广大区域。

就算是再怎么想要主张女真族的本族主义和本地主义，要从北方偏僻之地上京会宁府统辖所有国土，终究是不可能的。所以，将首都移至位于南北疆域正中位置，自契丹辽帝国以来就具有准首都传统及积累的析津府，并将其改名称作中都大兴府，是很自然的发展。

如此，“燕”地之都“燕京”，也就是中都，虽然时有间隔，但实则已拥有长达三百年以上作为准首都及首都的长久历史。而且，当时中都还和“桓抚之间”的草原一起配合使用，这有很大的意义。

本来，成吉思汗在侵略金国五年之久时，正是将大本营置于“桓抚之间”以及周边地区的。接着，获委任统治东方的木华黎国王家族，在长达四代的时间里也一直驻营于此。此间，成为蒙古经营东方之据点城市者，无非就是燕京中都。

燕京地区和桓抚地区这种合为一体的状况，完全没有改变。只不过，蒙古是将这种基本模式用于“南进”。

忽必烈之所以会进入相当于“桓抚之间”的金莲川，就是因为如此长久的历史背景。他会选择金莲川，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明确意图的。

乍见之下，忽必烈本身及其军团仿佛无法完全离开蒙古高原，卡在其东南端的草原上。但是，其实那里距离东亚数一数二的政治要冲中都很近，两地彼此处于一种密切的关系中。那里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接壤地区，在地势上是连接两个世界的要地，历史非常悠久。所以，他的构想是，首先将金莲川一带作为游牧军事基地，从那里牵制政治基地中都，进而将两地作为核心地区以支配东方全境。

这是忽必烈对其赴任地即蒙古东方所做的第一个选择。我们不得不说，忽必烈在做出将金莲川作为经营东方作战基地的选择时，其胸中已经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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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今中国东北，下同。——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