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征的同时，朱元璋派主力大军从应天出发，浩浩荡荡地渡过长江，开始了大规模的北伐战争。

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朱元璋逐步形成并坚持以“持重”为总方针的作战指导原则。他强调指出：“为将之道，贵于持重。”主张即使在“彼（敌方）有可亡之机，而吾（我方）执可胜之道”的情况下，也要慎重从事，“必加持重”，力争做到万无一失，防止因“骄忽以取不虞”，导致战争的失败。北伐战争是对元朝的一次战略决战，它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能否实现推翻元朝，夺取全国最高统治权的问题，他更是慎之又慎。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出师之前，朱元璋对北伐的作战指导方针和战略部署，反复进行了周密研究。

吴元年（1367）九月底，朱元璋首先就作战指导方针征询刘基等人的意见。刘基认为现在“土宇日广，人民日众，天下可以席卷矣”，主张“长驱中原”：“近灭张氏，彼闻而胆落，乘胜长驱中原，孰吾御者？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朱元璋看出他的轻敌思想，批评说：“土不可以恃广，人不可以恃众。吾起兵以来，与诸豪杰相逐，每临小敌，亦若大敌，故能致胜。今王业垂就，中原虽板荡，岂可易视之？苟或不戒，成败系焉。”并指出：“深究事情，方知通变。彼方犄角（按：指山东的王宣父子、河南的扩廓帖木儿、关陇的李思齐、张良弼等，与大都互为犄角），岂得遽云长驱？必凭一战之功，乃乘破竹之势。若谓天下可以径取，他人先得之矣。”十月十七，朱元璋召集诸将，具体商讨北伐战略。常遇春提出“直捣元都”的主张，说：“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胜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势，乘胜长驱，余可建瓴而下矣！”朱元璋认为这个方案仍然带有轻敌冒进的弊病，指出：“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他另外提出一个先剪除羽翼，然后捣敌腹心的作战指导方针：“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今山西大同）、太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这是一个着眼于歼敌主力、稳步前进的战略方针，诸将一致表示赞同。

十月二十一，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25万大军，由淮入河，北伐中原。他告谕徐达、常遇春和北伐诸将：“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祸乱，安生民，故命将出师，必在得人。今诸将非不健斗，然能持重，师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者，莫如大将军达。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莫如副将军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战，但患其轻敌耳。吾前在武昌，亲见遇春才遇数骑挑战，即轻身赴之。彼陈氏如张定边者，何足称数，尚据城指挥。遇春为大将，顾与小校争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临大敌，遇春须领前锋；或敌势强，则遇春与参将冯宗异（冯胜）分为左右翼，各将精锐以击之。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诸军，可各领一军，使当一面。或有孤城小敌，但遣一将有胆略者，付以总制之权，皆可成功。达则专主中军，策励群帅，运筹决胜，不可轻动。古云：‘将在军，君不与者胜！’汝等其识之！”他还特地叮嘱徐达：“阃外之事，汝实任之。兹行必自山东，次第进取。山东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我虚而彼实则避之，我实而彼虚则击之。将者，三军之司命，立威者胜，任势者强。威立则士用命，势重则敌不敢犯。吾常与诸豪杰并驱，观其取败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势轻也，汝其慎之。”

就在这一天，朱元璋亲自在应天北门的七里山设坛祭告上下神祇。然后召集出征将士申明纪律，强调这次北伐中原不仅仅是为了攻城略地，更重要的是要“削平祸乱”，使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遇到敌人，要勇敢拼杀，但遇到百姓，却不可随意侵犯，必须做到：“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诸将一致表示服从，接着便率领大军出发，踏上了北伐的征途。

大军出发前，为了分化和争取蒙古贵族，朱元璋派人把张士诚拘留在平江的元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汉等九人送回大都。大军出发后，为了防备扩廓帖木儿的弟弟脱因帖木儿南下袭扰，朱元璋令中书省派人戒饬庐州、安丰、陆安、濠、泗、蕲、黄、襄阳各地守将，严加戒备，以保障主力侧后的安全。为了号召、动员北方百姓支持北伐，又对中原百姓发布了由名儒宋濂代拟的讨伐元朝的檄文——《谕中原檄》：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然达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叹。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鸩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济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悯。……予恭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若无异。

出于名儒宋濂手笔的这篇檄文，首先从“外夷狄而内诸夏”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出发，无视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的历史事实，抹杀少数民族具有同汉族一样建立中原皇朝的权利，指责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是“冠履倒置”。接着，又用天命论来解释元朝统治的盛衰，把蒙古贵族入主中原说成是“实乃天授”，把元朝统治的衰朽说成是“天厌其德而弃之”，而把自己打扮成上天所降生的“圣人”，说他起兵反元乃是“恭天承命”，从而全盘抹杀元末农民大起义摧毁元朝统治基础的伟大贡献，为他夺取帝位制造封建道统的依据。最后，檄文谴责元朝统治者坚持蒙古文化本位的国策，破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规范的封建纲常，申明自己将以恢复封建纲常为重任，并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民族斗争口号，明确宣布他将代表汉族地主阶级建立新的皇朝，以“复汉官之威仪”，恢复华夏的正统地位，按照华夏传统的政治文化模式，重建“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的封建统治秩序。可以说，这篇檄文是讨伐张士诚檄文的进一步发展，它彻底阉割反元战争的阶级斗争内容，把元末农民大起义变成了汉族地主同蒙古、色目贵族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斗争。

尽管如此，檄文的发布，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檄文适应汉族地主阶级改朝换代、重建封建皇朝的需要，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突出大汉族主义和封建道统，把“恢复中华”与“立纲陈纪”结合起来，比之于过去那个空洞的“复宋”口号，对地主阶级更富有号召力，因此得到了北方的汉族官僚、地主和儒士的广泛支持。其次，檄文针对元朝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以民族斗争相号召，反映了广大汉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正当要求，同时檄文还揭露元朝的腐朽统治，谴责其“有司毒虐”，“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的罪行，申明北伐的目的在于“拯生民于涂炭”，这对于深受元朝统治之苦的广大人民，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加以檄文提出的“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的政策也比较顺乎民心，因此它对动员北方人民支持北伐战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三，檄文公开宣布对蒙古、色目的政策，声明他们“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国之人抚若无异”，这也有利于分化元朝统治集团，争取广大蒙古、色目部众，从而减少了进军中原的阻力。

北伐军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夺取山东。早在吴元年九月，攻占平江的第二天，朱元璋就派虎贲左卫副使张兴率1000精锐赴淮安待命，并令濠州训练平乡山寨的军队，准备会合淮安的军队攻取胶州、登州（治今山东蓬莱）、莱州等地。过了一天，又令江淮卫派1000名军队戍守邳州。当时元朝在山东分设东平（治顺城，今山东东平）、东昌（治今山东聊城）、济宁（治巨野，今属山东）、益都、济南、般阳（治今山东淄博淄川区）等路，派兵驻守，由山东东西道宣慰使普颜不花坐镇益都指挥，用以屏障京畿重地。北伐军如想攻克大都，必须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攻取山东，有两条进军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由江淮北经沂州（今山东临沂）直取益都；一条是由徐州北攻济宁、济南，再东取益都。由于几年前元朝沂州守将王宣和王信父子曾写信给朱元璋，表示：“虽在苍颜皓首之际，犹望阁下鼓舞群雄，殪子婴于咸阳，戮商辛于牧野，以清华夏。”吴元年八月，朱元璋写信谴责他们入犯海州，王宣父子又于九月“遣其副枢苗芳来谢过”，因此徐达决定由江淮北经沂州直取益都。

十月二十四，徐达、常遇春率领大军抵达淮安，翌日派人招谕王宣父子。王信派人奉表归附，朱元璋命徐唐臣、李侍仪、李少卿至沂州授予王信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麾下将官皆仍旧职，令悉听徐达节制。王宣是扬州兴化人，元末为司农椽，因治河有功，被擢升为招讨使，跟随也速镇压芝麻李的红巾军，夺占徐州，又升任“义兵”都元帅。其子王信，曾随察罕帖木儿击败田丰的起义军。后来，元廷命他们父子两人共同镇守沂州。王宣父子面对北伐军的强大攻势，“阴持两端，外虽请降，内实修备”。朱元璋派人密谕徐达：“王信父子反复，不可遽信。宜勒兵趋沂州，以观其变。”十一月初，徐达进兵下邳，派张德胜养子张兴祖率兵前往徐州，进取山东西南诸州县。王宣父子降而复叛，徐达亲自率兵奔赴沂州镇压，王信逃往山西，王宣被杀。沂州附近峄州（治今山东枣庄峄城区）、莒州（治莒县，今属山东）、海州、沭阳、日照、赣榆诸县的王宣部将皆不战而降。

徐达攻占沂州后，朱元璋考虑到益都位于鲁山之北，南面又有大岘山作为屏障，古称济水以南之天险，较难攻克，又派人告谕徐达：“闻将军已下沂州，未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当遣精锐将士于黄河扼冲要，断其援兵，使彼外不得进，内无所望，我军势重力专，可以必克。若未下益都，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城既下，益都、山东势穷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难遥度，随机应变，尤在将军。”徐达即令韩政领兵一部扼守黄河冲要，以断山东元兵增援益都之路，令张兴祖率兵一部由徐州沿大运河攻取东平、济宁。自己亲率主力攻破益都，元宣慰使普颜不花拒降而死。徐达乘胜连下寿光、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昌乐、高苑等县及潍、胶、博兴等州，十二月又迭克济南、登州、莱阳等州县。与此同时，张兴祖部也相继攻下东平、东阿、济宁等地。北伐军所到之处，元朝的官吏和守将纷纷归降。朱元璋担心再发生像王宣、王信父子降而复叛的事件，十二月间连续三次派人至徐达、张兴祖军前传谕，命令他们将降将、降官解送应天，由他亲自安置。第二年二月，常遇春攻打东昌，元军坚拒数日。这是北伐军攻打山东以来很少遇到的一次顽强抵抗，“大军四面登梯克之，遂屠城，纵军掳掠，焚其房舍而去”，以示惩罚。而后茌平等县率皆投降。就在此时，正如朱元璋所预料，乐安（今山东广绕）降将俞胜复叛。徐达带兵镇压，俞胜慌忙逃遁，郎中张仲毅出降，乐安平定。到三月，山东已基本平定。四月，朱元璋下令免除山东田租三年。

山东平定后，徐达、常遇春等按原定计划，自山东攻取河南。朱元璋命汤和从福建北返明州建造海船，为北伐军运输粮饷，并令康茂才率兵北上，以加强徐达兵力，令征戍将军邓愈率领襄阳、安陆、景陵等地驻军攻取南阳以北州郡，以牵制和分散元军主力，策应徐达西取河南（今河南洛阳）、潼关。洪武元年（1368）三月，徐达从乐安率师回济宁，然后自郓城引舟师溯黄河而上，直趋汴梁东北的陈桥，元将李克彝尽驱汴梁军民西逃河南府路，陈州守将左君弼与竹昌率部投降。徐达把汴梁交给部将陈德戍守，自率大军由中滦（在汴梁北面的黄河北岸）追击李克彝，于四月初八进抵塔儿湾（在今河南偃师境内）。元将脱因帖木儿率兵5万迎战，在洛水之北15里列阵以待。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徐达乘势挥师冲杀。“时南风骤发，兵尘涨空，呼声动天地，元军阵乱退走，追奔五十余里，俘获无算”。脱因帖木儿收集残卒逃往陕州（治今河南陕县），李克彝逃往陕西，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儿之父梁王阿鲁温出降。徐达引兵进占河南府，接着又连克嵩、钧（治今河南禹州）、陈、汝、裕（治今河南方城）诸州。与此同时，冯胜也带兵西取陕州，迫使脱因帖木儿弃城逃遁。元将李思齐、张良弼闻风弃潼关逃入关中，冯胜引兵入关，西至华州（治今陕西华县），元守将望风奔溃。在攻克陕州时，朱元璋曾遣使告谕冯胜：“若克潼关，勿遽求胜而西。今大军方有事北方，宜选将留兵守关，以遏其援兵。尔且率师回汴梁，朕将躬往议之。”所以，冯胜未继续往西进军又折回潼关。到四月底，潼关以东河南诸郡已被北伐军全部平定。

北伐军占领山东、河南，又克潼关而守之，从而实现“撤其屏蔽”“断其羽翼”“据其户槛”的作战计划，对大都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就是攻克大都，推翻元朝的腐朽统治。四月下旬，朱元璋从应天动身前往汴梁，准备对诸将部署攻取大都的作战行动。

当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中原的时候，元朝统治集团还忙着大打内战。吴元年（1367）十月，北伐军由江淮北上，元顺帝恨扩廓帖木儿不听指挥，下令削去他的中书省左丞相和其他兼职，令其交出所有军队，只保留河南王的封爵，以汝州为食邑，与其弟脱因帖木儿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作为脱因帖木儿的食邑。扩廓帖木儿接到命令后，自怀庆退据泽州（治今山西晋城），部将关保投向元廷。十二月，听说山东郡县相继失守，元顺帝命令陕西行省左丞秃鲁总统张良弼、脱列伯、孔兴各支军马，以李思齐为副总统，守卫关中，脱列伯、孔兴等出潼关，东渡黄河，“共勤王事”。李思齐等人都拒绝执行命令。第二年正月，元顺帝又下诏书给扩廓帖木儿，要他“思昔委任肃清江淮之意，即将冀宁、真定诸军，就行统制渡河，直捣徐、沂，以康靖齐、鲁”，说如果他能执行命令，夺回山东，挡住北伐军的攻势，“则职任之隆，当悉还汝”。但扩廓帖木儿仍拒不奉命。元顺帝命中书左丞孙景益在太原设置分省，让关保带兵驻守。扩廓帖木儿即派兵袭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吏。二月，元顺帝下诏削夺扩廓帖木儿的爵号和食邑，命令秃鲁、李思齐等东出潼关，讨伐扩廓帖木儿。北伐军趁着这个大好机会，下山东，取汴梁，元朝守将望风降附。李思齐、张良弼一看大势不好，忙派人去见扩廓帖木儿，声明他们出兵不是出于本心，并引兵退守潼关。北伐军进逼潼关，他们又弃关西逃。元朝统治集团的内战，为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提供了良好条件。

洪武元年五月下旬，朱元璋到达汴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六月，他召见徐达、常遇春、冯胜诸将，听取关于前线军事情况的汇报，并研究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徐达建议乘胜直捣元都，说：“臣自平齐鲁，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为观望。今潼关又为我有，张思道（良弼）、李思齐失势西窜，元之声援已绝，臣等乘势捣其孤城，必然克之。”朱元璋表示同意，并打开地图指示说：“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旷，利于骑战，不可无备。宜选偏裨，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以给馈饷，由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趋赵（今河北邯郸），转临清而北，直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惊溃，可不战而下。”徐达担心明军大举进攻大都时，元顺帝会向北逃窜，那将留下后患，建议在攻下大都后，发兵追击元顺帝。朱元璋考虑到自己起兵江南，骑兵力量有限，扩廓帖木儿又盘踞太原，李思齐驻兵凤翔，中原尚未稳定，主张不必穷追，说：“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考虑到此次北伐，战线拉得较长，他还提升冯胜为征虏右副将军，使副将军由一名增至两名，以加强北伐军的领导力量。并命浙江、江西二行省及苏州等九府运粮300万石至开封，以保障北伐军粮饷的供应。

七月，朱元璋令冯胜留守开封，自返应天。闰七月，徐达按照朱元璋的部署，集合各路军队，自中滦渡河北上，攻占卫辉、彰德、磁州（令河北磁县）、邯郸，往东折向临清。临清地处卫河入运河之口，历来是北运船只的集结处，徐达决定在此地会合山东军队，水陆并举，分道北进。他派人到东昌通知张兴祖，到乐安调华云龙，让他们迅速带兵前来会师，并命傅友德率步骑兵，用两名俘虏的元将做向导，开辟陆道，令顾时疏浚河道，以通舟师。闰七月十五，徐达率马步舟师自临清北上。至德州，又会合常遇春、张兴祖、高显、毛麒之子毛骧、程华等几支队伍，进取长芦（今河北沧州）。元长芦守将左佥院闻风逃遁，北伐军遂克长芦，控扼直沽（今天津狮子林桥西）出海口，沿北运河继续向北推进。

在徐达引兵北上时，元朝统治阶级的内讧仍未稍止。七月，貊高、关保出兵进攻晋宁。扩廓帖木儿先是按兵不动，有一天，打听到貊高正分兵抄掠邻县，连夜带兵掩击他的大营，逮捕貊高和关保，派人到大都报告元顺帝。貊高、关保进攻扩廓帖木儿本来是元顺帝指使的，但是他看到朱元璋的军队已下山东、河、洛，大都势如累卵，希望扩廓帖木儿能出来替他解危，就把责任推到他们两人头上，在闰七月下诏给扩廓帖木儿，说：“关保、貊高，间谍搆兵，可依军法处治。”扩廓帖木儿杀掉貂高、关保后，元顺帝又把皇太子拉来当替罪羊，下诏撤销大抚军院，恢复扩廓帖木儿的中书左丞相等官职，让他带兵从河北南下，并令中书右丞相也速带兵趋山东，陕西行省左丞秃鲁带兵出潼关，李思齐带兵出七盘（在今陕西宁强西南）、金（陕西安康）、商，“四道进兵，犄角剿捕，毋分彼此”，以阻挡北伐军的攻势。但是，秃鲁、李思齐仍按兵不动，也速与部将哈剌章、田胜、周达等带兵进抵莫州（今河北任丘北鄚州），即被打得溃不成军，“乃尽掠莫州残民北遁”，元都大震。扩廓帖木儿正准备从晋宁出兵南下，得到也速的败讯，也退守太原。元顺帝“四道进兵，犄角剿捕”的计划落空了。

闰七月二十五，徐达率兵进抵河西务（今河北武清东北），击败元军，乘胜追到距通州30里的地方，与常遇春分别在运河东、西两岸扎营。翌日大雾，徐达令郭英以千人埋伏道旁，自率精骑3000杀向通州城下。元将五十八国公率万名敢死队分两翼迎击。郭英佯败退却，元军追奔而来，遭到伏兵的截击，被歼数千人。二十七日夜，徐达乘胜进占通州。此前，元顺帝曾有逃往耽罗（今韩国济州岛）的计划，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派枢密院副使帖木儿不花镇守耽罗，二十七年将一批御府金帛运至那里收藏，并命元世等工匠前去营造宫殿。但徐达攻占通州后，“大明舟师万余艘泊通州”，从大都通往辽阳的驿道已被切断，逃往耽罗的计划宣告破产。元顺帝惊恐万状，连夜召集三宫后妃及太子商议，决定弃城北逃上都。第二天，元顺帝在清宁殿召见文武大臣，说明弃城北走的打算。知枢密院事哈喇章以为不可，认为通州已失，“若车驾一出，都城立不可保”，请求元顺帝“死守以待援兵”。元顺帝哀叹说：“也速已败，扩廓帖木儿远在太原，何援兵之可待也！”决计北逃。他命令已被封为淮王的帖木儿不花监国，丞相庆童留守大都，自己在当夜三鼓，率后妃、太子、太子妃等百余人出建德门（今德胜门），经居庸关往北逃窜。八月初二，徐达等至齐化门，命令将士填壕登城而入。徐达登上齐化门楼，下令擒斩帖木儿不花及庆童等，关闭宫殿的大门，封存元廷的府库图籍宝物，派兵把守。八月初三，命右丞薛显、参政傅友德领兵3万，出古北口追击元顺帝。元顺帝从东路北逃，傅友德等从西路追击，两路互差，没有追上，仅带回牛羊马10万匹。徐达大怒，命傅友德再从东路追击，但元顺帝已经逃远，仍是无功而返。

后来，朱元璋曾对徐达等功臣总结北伐战役的成功经验，他说：“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者，先声既震，幽、蓟自倾。且朕亲驻大梁，止潼关之兵者，知张思道（良弼）、李思齐、王保保皆百战之余，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则西走陇、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众胆落，不战而奔。然后西征，张、李二人望绝势穷，故不劳而克，惟王保保犹力战以拒朕师。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与之角力，彼人望未绝，困兽犹斗，声势相闻，胜负未可知也！”中国古代的统一皇朝，都是崛起于北方，在实力壮大之后，再由北向南实现统一的。唯有明朝是个例外，它是崛起于南方，然后由南向北实现统一的，这显然同当时国内的局势，特别是同朱元璋的政治、军事才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元朝的统治被彻底推翻了，历时达17年之久的元末农民战争至此结束。随着元朝覆灭而来的是明封建皇朝的建立，广大农民要求推翻元朝统治的目标实现了，但他们要求摆脱封建统治和剥削的目的并没有达到。因此，从政治上来说，攻克大都、灭亡元朝的胜利，乃是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策略的胜利，同时也是元末农民战争的最后失败。尽管如此，元朝腐朽统治的覆灭，毕竟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扫除一大障碍，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