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广开才路、学路的同时，还注意人才的识别、选拔和使用。他时常告诫臣下：“人才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苟所举非所用，为害甚大。”他指出：“忠良者，国之宝；奸邪者，国之蠹。故忠良进，则国日治；奸邪用，则国日乱。观唐太宗用房（玄龄）、杜（如晦），则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之效；玄宗用杨（国忠）、李（林甫），则致安史之乱，有蒙尘播迁之祸，此可鉴矣。”因此，他强调：“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简择严则庸鄙之人不进；当专于任使，任使专则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贤者乃可以专任之，非贤而专任者必生奸也。”

朱元璋借鉴历史经验，主张用人要注重德才，特别是像六部这种“总领天下之务”的重要部门，一定要由“学问博洽、才德兼美之士”来掌管。为了把这种才德兼美之士选拔上来，发挥他们的作用，朱元璋提出了一个“惟才是与”的政策，并制定一系列的相应措施。

首先，不拘资格，不问亲疏，唯才是举。在尊卑贵贱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统治者用人历来注重资格。出身卑微者固然不得出任高官，资历低浅的也不能骤升要职。出身卑微的朱元璋痛感此中之弊，认为人才不可一概而论，有许多贤能之士隐身佛道、卜巫、负贩之中，就看上面的当政者能不能擢用。如果像元朝那样，做官的都举用世族，这些人虽有志于从政，多数还是上不来的。他特地指示吏部：“资格为常流设耳，有才能者当不次用之。”有些大臣认为儒士起自乡野，一下子就提拔做大官，甚非朝廷爱重名爵之意。他开导说：“朝廷爵禄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但期得贤，名爵非所吝。若曰起自田里，不当骤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隆中，一旦举之，加于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业，何尝拘以官职！朕所患不得贤耳，诚得贤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由于不限资格，许多才能之士得到了破格任用。如洪武十一年（1378），李焕文由西安知府、费震由宝钞提举被越级擢升为户部侍郎，另有95名低级官吏被提升为郎中、知府、知州等官，费震随后又被擢升为户部侍郎，寻进尚书。类似事例，多不胜举。

在封建社会，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之风盛行。元朝任官更是不问贤否，“但贵本族，轻中国（这里指汉族）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朱元璋认为这种用人之策很不可取，“国家用人，惟才是与，使苟贤无间于疏远，使不肖何恤于亲昵”，“朕之用人，惟才是使，无间南北”。朱元璋虽然也任用一些亲属做官，但都反复告诫他们，要严格遵守国家法纪，不可恃亲骄纵，恣意妄为。洪武三年（1370）正月，他任命驸马都尉王恭为福建行省参政，即郑重叮嘱说：“福建从昔富庶，元末困于弊政，朘剥尤甚，民病未苏，今命汝往抚绥之。汝毋恃亲故，以生骄纵，贻患于民。国家政令一本至公，尔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岂敢纵法，违天下公议？汝其钦哉！”

正是从“惟才是与”“无间疏远”的原则出发，朱元璋起用了大批有才能的故元官吏和同他长期对立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人的部属。元朝学官阮畯归附后，洪武三年（1370）授太常司赞礼郎，五年转博士，升为丞，十二年迁少卿，十三年六月又升为吏部尚书。元枢密副使胡昱，归降后于洪武十四年二月授为江西布政司右参议。徐寿辉的平章周时中，率所部投降，累官至吏部尚书，后出任镇江知府、福建盐运司副使。徐寿辉、陈友谅部将元震“善战有名”，降后授为指挥副使。尝仕陈友谅的詹同、蔡哲，归附朱元璋后，也分别授为国子博士、江西行省理问，后来又分别进为吏部尚书、中书省参知政事。张士诚的司徒李伯昇、平章潘元明，降后仍任原职，李伯昇还进中书平章、同知詹事府事，并曾出任征南右副将军，与吴良一起带兵出征，潘元明在云南平定后也受命署布政司事。方国珍的长子方礼降后任广洋卫指挥佥事，次子方关“献三郡海船水手数万及建言沿海筑城防倭”，任虎贲卫千户所镇抚。陈友定的记室郑定，在陈友定败亡后坐船逃往交、广间，后还居福建长乐，也被荐出任官职，洪武末年一直做到国子监助教。

其次，因才授职，宥过而用，不搞责备求全。朱元璋对用人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认为：“人之才智或有长于彼而短于此者，若因其短而并弃其长，则天下之才难矣。”主张用人要取长弃短，因才授职，“毋求备于一人”。他屡屡宣布：“今令天下求才，其长于一艺者，皆在选列”；“凡有一善可称、一才可录者，皆具实以闻，朕将随其才以擢用之”；“凡军民怀一才一艺者，得以自效”；“在野贤人君子，果能练达治体、敷陈王道，许其赴京面奏”。有一年，四明（浙江宁波府别称）人王桓和两位儒士一起应召入京，朱元璋在奉天殿接见他们，问他们在家从事什么职业？一位儒士说在家业农，朱元璋问禾、麦之节有何不同，为什么会有不同？他回答说禾有三节，而麦四节，因为禾种于春，至秋而获，经历三个季节，所以有三节，而麦子要经历四个季节才能收获，所以有四节。朱元璋认为他是位“能知稼穑之艰难者”，即擢任知州。另一位儒士说在家行医，朱元璋问他是否知道蜜有苦的，胆也有甜的？他回答说蜜蜂采集黄连花粉，酿出的蜜是苦的，猿猴吃的野果多，其胆汁是甜的。朱元璋认为此人是位“能格物者”，擢为太医院使。王桓说在家教儿童读书，朱元璋问他喜好什么厌恶什么，他回答说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朱元璋说他是位“能明理者”，擢为国子助教。明代的军户是世袭的，只有做官做到兵部尚书，才能脱离军籍，朱元璋因此曾有“凡选举毋录隶卒之徒”的规定。但是，当他发现隶卒有才能可用之时，又打破这条禁令加以擢用。如辽东开元卫军士马广“读书不缀”“能诗”，洪武二十六年（1393）诣阙上书，上言五事。朱元璋“观所言有可采者”，即命礼部择其可者行之，接着又令吏部破格擢用，任为吉安泰和县丞。潮州府学生员陈质，父亲戍守大宁死，有司取其补入伍，他请求准其读完府学，以图将来报效国家。朱元璋当即指示兵部尚书沈缙：“国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难。此生既有志于学，可削其兵籍，遣归进学。”沈缙以“缺军伍”为由表示反对，他开导说“苟军士缺伍，不过失一力士耳，若奖成一贤才以资任用，其系岂不重乎？” 宁夏人唐庸代父至贵州卫充任戍卒，他根据“凡军民怀一才一艺者得以自效”的诏令，到京师自陈才艺，吏部认为他是个正军，不能擢用。朱元璋说：“令既下而背之，是不信也；人有才而不用，是弃贤也。”下令提拔他做给事中。

朱元璋还认为，天下没有完人，谁都难免会有过失，“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主张看人要有发展的眼光，犯过错误的人，如果确有才德，只要改正了错误，就要重新任用。朱元璋一再告谕吏部大臣：“为国以任人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贷之，果贤者不以小疵而弃之。奸者必惩，庶不废法；宥过而用，则无弃人。”他屡次下令起用犯过错误而被罢免甚至判罪服刑的官吏。如洪武七年，令中书省、御史台择取在凤阳屯田的年龄在四十岁以上，才堪任用的以及年龄在四十岁以下原犯公罪和已经宥免的有罪官吏，“取至京师者凡一百九十四人，各授职有差”。九年，又“起凤阳屯田官吏梅珪等五百十八人赴京”，命中书省“量才用之”。十七年，令吏部移文各布政司：“凡罢免官通经术、有才干者，悉起送京师”，于是“贯道等五十余人至京，皆擢居显职”。洪武后期，由于整肃吏治和受到几个大案的牵连，许多官吏被罢免、降职、判刑甚至诛杀，官员奇缺，更多次下诏录用大批免职或被判刑的官吏。礼部郎中金润，有次在殿廷奏事，应对称旨，很受朱元璋的赏识，后因事获罪，被贬到都察院审案。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朱元璋忽然想起此人，问周围大臣：过去有个戴方巾的官员，奏事颇有条理，这几年一直没见到他，现在何处？吏部臣说此人因为犯事，已贬到都察院去做审案工作。朱元璋说“此人才可用。”遂“命复原职”。

再次，有才必举，老少参用。朱元璋强调用人应不拘年龄，凡有才能者，都要选拔上来，互相参用，这样既可取长补短，还可以老带新，使年轻人更快成才。早在即位之前，他就敕谕中书省臣：“其郡县官年五十以上者，虽练达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选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者，辟赴中书，与年老者参用之。十年之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即位以后，他屡诏举贤，荐举的对象既包括年老的耆民，也包括年轻的俊秀。有些大臣认为人到六十岁，精力衰耗，难以胜任工作，见到岁数大的就弃置不用，任用的大多是些壮年英俊的后生，朱元璋便举周文王任用吕尚而兴、秦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能传经的例子，指出人才难得，不能因为岁数一大就通通弃置不用，因为“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遂规定：凡是荐举上来、果有才能者，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以备顾问，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则于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此后，他除命令继续荐举年轻的俊秀，又多次专门下令荐举耆民。

被荐举到京的年老的耆民，朱元璋都给予隆重的礼遇。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礼部主事刘镛推荐鲍恂、余诠、张绅、张长年四名耆儒至京。八十多岁的鲍恂和七十多岁的余诠、张长年三人先到京师，朱元璋非常高兴，命为文华殿大学士。鲍恂等人推说年迈有病，不肯就任，他即免其早朝，规劝说：“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职，烦辅导东宫（皇太子）耳。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从容侍对。不久当听卿等致仕还乡，以终余年，庶不负卿等平生所学，而乡里亦有光矣，卿何辞焉？”鲍恂等人一再推辞，朱元璋只好放他们回家。张绅后至京师，被“授陕西鄠县（今陕西户县）儒学教谕”。对推荐上来的年轻人，如果是“未尝历练”的后生少年，朱元璋则叫他们入学读书，修养德行，“养其德性，变化气质”，待学成之后，再任以官职，以免他们“恃才轻忽，用其血气之勇”，“生事扰民”。

复次，严于简择，擢贤黜奸。朱元璋主张：“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怎样“简择”呢？朱元璋强调，第一，要坚持德才第一的标准。他指出，选用人才，要先看大节：“其廉让也，可以知其仁；其善谋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断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见其人之小节未睹其大端而辄置之，乃有天下无贤之叹，虽有稷、契之才，亦难见矣。”所谓看大节，就是要看德才：“材德俱优者，上也；材不及德者，其次也；材有余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两者俱无，此不足论矣。若逐势变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第二，要出于公心，不存私意。朱元璋指出：“人君之于天下，当示人以至公，不可存一毫私意也。”这样才能把真正有才学的贤能之士提拔上来。他认为汉文帝恭俭玄默则有之，至于用人则未尽其道。例如贾谊才识超群，文帝却加以疏远，不予重用，致使其忧郁愤懑而死，这种做法实不可取。第三，“当兼取于众论”，注意听取公众的意见。吏部大臣曾对朱元璋诉苦，说人之邪正实在很难辨别，朱元璋开导说：“众人恶之，一人悦之，未必正也。众人悦之，一人恶之，未必邪也。盖出于众人为公论，出于一人为私意。然正人所为，治官事则不私其家，当公法则不私其亲。邪人反是。此亦可辨。”当然，对公众的毁誉之言还有个辨别真伪的问题，因此朱元璋又强调：“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谄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不幸尔。人主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诬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倖进矣。”

朱元璋的这些用人政策和措施付诸实施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明史》说：“明始建国，首以人材为务，征辟四方，宿儒群集阙下，随其所长而用之。自议礼定制外，或参列法从，或预直承明，而成均胄子之任尤多称职，彬彬乎称得人焉。”这话虽不免有点溢美，但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确实培养、招揽和任用了许多人才，这对于治国理政、澄清吏治、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君主，朱元璋对人才的培养、使用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同历代封建帝王一样，他所培养和使用的人才，仅仅局限于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内。至于广大劳动人民，他们大多数没有读书学习的条件，更没有当官从政的权利。所谓“毋拘资格”“惟才是与”“因才授职”等，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纸空文。除了这种阶级的局限性，朱元璋从洪武中期起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对人才更是造成了极大的压制和摧残，使他的“惟才是与”政策打了个大折扣。

第一，随着封建专制的高度发展，皇权的极度膨胀，全国文武官员的任用大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官员的晋升和黜陟便完全取决于朱元璋的好恶，并不真正取决于自己的德才。任何人，只有绝对忠于朱元璋，并能为巩固朱家皇朝的统治效力，才可得到任用和提拔，否则，纵有满腹匡时的谋略，浑身救弊的才干，也不得进用，甚至会招来杀身灭族之祸。不仅如此，由朱元璋个人来决定成千上万个官员的任免，势必要导致“所学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的局面。例如，有一年太常寺缺官，朱元璋召集诸儒面试，想从中挑选几名官员。应诏的儒士一下子来了不少，朱元璋感到很为难，“必欲以言知其所以，何下数千万言交接而后知其人焉。若此，朕精神有限，对者词多，岂能周遍而当乎？况特以言动其心者使应之，欲辨利钝，凡此人多默然，其贤愚盖不知矣”，于是“面选者多”，大都凭一面的印象，就以貌定夺了。江宁知县高炳以通经被荐，被任命为工部员外郎，当时也站在这批待选的儒士之中。朱元璋见他雍容儒雅，像个老实人，认为“外貌若此，心必亦然”，就选入太常寺，担任少卿。不久，此人因犯罪被罢官还乡。过了五年，他又以通经被荐，被任命为江宁知县，但“到任未久，非公而事觉，罪犯徒年（被判了一年徒刑）”。朱元璋所谓注重德才的主张，往往就这样被他自己的专制行为所否定，从而屡屡出现“进人不择贤否，授职不量重轻”的现象。

第二，在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朱元璋对官僚机构不断进行清洗，迭兴大案，使不少有用之才遭到无辜的杀害。例如，“一变元风、首开大雅”的诗人高启，洪武二年被召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受命教授诸王。翌年秋，受朱元璋召见，被擢为户部右侍郎，他力辞还乡，授书自给。后应苏州知府魏观之聘，为郡学考订经史。苏州府的治所，元末被张士诚用作王宫，而移府治于都水行司。魏观因其地湫隘，又将治所迁回原址，重新进行修缮改建。不意，有人借此诬告魏观“兴既灭之基”，致使魏观被杀。高启此前“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这时朱元璋抓住他为魏观作《郡治上梁文》的把柄，下令把他“腰斩于市”。和高启一起修纂《元史》，并一起受魏观之聘为郡学考订经史的诗人王彝也同一被杀。参加《元史》修纂的其他文人，后来有不少也获罪被杀或遭遣谪，如陶凯曾自号“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后坐在礼部任职时，属下的主客曹误用符验，而被处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在今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就连朱元璋的顾问、担任《元史》总裁官的翰林院学士宋濂，退休后也因其长孙宋慎“坐胡惟庸党”被贬至茂州，途中在夔州忧愤成病，“不食者二十日”而死。与高启并称“吴下四杰”的著名诗人杨基，因曾在张士诚手下任职，明师下平江后，被谪徙临濠，旋徙河南，洪武二年放归，后屡起屡伏，最后在山西按察使任上被谗夺官，谪服工役，“卒于工所”；张羽曾应召撰写滁阳王庙碑，寻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曾被张士诚辟为僚属，未已谢去，明师平吴后，也被谪徙临濠，后被荐为官，最后任河南左布政使，因出征洮、岷的明军过其境，“坐犒劳不时”，下狱“瘐死”。此外，“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曾馆于蓝玉之家，并多次得蓝玉之荐受到朱元璋的召见，蓝玉案发，“行父子亦坐死”；“词采灿然”的诗人孙，尝为蓝玉题画，“遂论死”；“工画山水、兼善人物”的画家王蒙，尝至胡惟庸私第观画，胡惟庸案发后，“坐事被逮，瘐死狱中”；“精通六籍及释、老书”的文人赵介，无意仕进，屡次被荐，皆力辞不就，后亦“坐累逮赴京，卒于南昌舟次”。供事内府的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昔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在朱元璋的严刑酷法之下，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悲愤地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第三，与政治专制相辅而行，朱元璋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不仅明确宣布：“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而且明令学校生员不得妄言军国政事，规定科举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并以程朱一派的注疏为准。这样，士子不得妄议朝政，他们只能“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书》一经之笺，是窥是钻，余皆漫不知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思想受到严重束缚，聪明才智也被扼杀。加上严酷的专制统治，“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为免罹罪惹祸，士人便大都闭眼不看现实，闭口不议朝政，“见人斫轮只袖手，听人谈天只箝口”。刚正之气日消，柔媚之风日长，庸鄙之士日多，贤明之士日少。许多人做官消极怠工，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甚至拒绝出仕，出现了“人多不乐仕进”的现象。有些人“家有好学之子，恐为郡县所知，反督耕于田亩” 。有的为免被强征出仕，甚至自残肢体。如福建沙县罗辅等13人即私下议论说：“如今朝廷好生厉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因此，朱元璋不时哀叹道：“朕自即位以来，虽求贤之诏屡下，而得贤之效未臻！”“朕临御三十年矣，求贤之心夙夜孜孜，而鲜有能副朕望。任风宪者无激扬之风，为民牧者无抚字之实！”

一方面努力培养和网罗人才，一方面又无情地摧残和扼杀人才，这就是朱元璋用人政策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既互相矛盾又是彼此统一的。朱元璋的一切政策，都是以巩固封建统治特别是朱家王朝的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他用人政策的这两个方面就统一在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统治这一点上。为了强化封建专制统治，朱元璋需要培养和选拔大批人才供其使用，同时也必然要毫不留情地摧残和扼杀有碍于此的人。这不是朱元璋个人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品质问题，而是封建社会末期君主专制统治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