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说过，到大宋第四个皇帝仁宗年间，早已没有了太祖开国时生气勃勃的气象。冗兵、冗官、冗费加剧，吏治越来越腐败；皇室宗亲、高官显贵广置田产宅地，竞相骄奢淫逸，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先后发生了范祥对盐业运销体制的改革和范仲淹以改革吏治为主的“庆历新政”。

说起来，宋人入仕主要有科举取士、恩荫补官、胥吏出职、进纳买官四条途径。这四条升官之道，除了科举在考试内容、选拔办法方面还有改革之必要外，其他三条道可以说就是一团烂污，您用多少肥皂粉、洗涤剂也甭想洗干净。您也甭看现在电视上有人在那儿胡吹，不信让他们试试，把这团烂污放洗衣机里，倒入他们的洗衣粉，就是搭上把火碱也难洗干净。

故此，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就是吏治改革。范仲淹的“条陈十事”中的前五个事，说的都是改革吏治，涉及官员选拔、升降、待遇三个方面。范仲淹深知：“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他更深知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吏治改革是最艰难的改革，但他知难而进，锐意革新，结果使得“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如果说，范祥的经济改革还取得了有限成功的话，范仲淹的吏治改革却因触动了各级贪官、庸官的利益彻底失败了。

“庆历新政”失败后，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更加尖锐了。就在这危难时刻，一个超级政治精英——王安石应运而生了。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人。他父亲王益曾做过州县地方官，所以王安石曾随父亲游历过许多地方。他善于文辞，博闻强记，早年就负有盛名。

虽然王安石同代和后代的文人们对他的政治主张赞同的不多，但对他的文才却是一片赞扬，连对他评价不高的《宋史》都说他“文动笔如飞，见者皆服其妙”。宋代大诗人杨万里有一首《读诗》绝句，是这样写的：“船中活计只诗编，读了唐诗读半山。不是老夫朝不食，半山绝句当朝餐。”杨万里未必同意王安石的政治观点，尚且如此喜欢的作品，这说明王荆公的诗，在当时已经相当流行。

退休之前，王安石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奋斗了几十年，这决定了他的社会政治内容的诗歌在其前期和中期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比如《省兵》、《收盐》、《兼并》、《感事》等，都是针对社会弊端和民众疾苦直接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不过这类诗历来不为后人所看好，比如有人说他做《王平甫墓志》，通篇“无一天性语”。这等于说人家王安石王大人失去了人的天性，患了硬皮症；只会作大报告，根本不会说人话了。

其实人家王安石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他的诗集中怀旧抒情的作品真的很不少。比如他写给他大女儿的诗，感情就非常沉郁真挚：“荒烟冷雨助人悲，泪染衣襟不自知。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诗。”《临川集》中写景抒情的绝句更是颇有情调。比如：“金陵陈迹老莓台，南北游人自往来。最忆春风石坞路，家家桃花过墙开。”至于“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更是名句，光一个“绿”字的活用，就让后世评论家研究了上千年。

王安石的诗好与歹，咱在这就不多说了，咱们还是来说说王安石在政治舞台上的进程吧。话说，王安石考中进士后曾做过幕僚、知县、通判、知州、提点刑狱等官职，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执政业绩，这使得他对当时的社会矛盾有着深刻了解，并曾以《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为载体，力主改革。可仁宗皇帝却并不买账，反而觉得他太狂妄，要不是老祖宗立下祖训：不杀上书言事者，早就把这个狂人给办了。

那么，王安石在他的“万言书”里都写了些啥呢？他当然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陈说赋税徭役的加重，造成了“积贫积弱”的现状，大宋的官多、兵多、行政费用太高，“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啥意思？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宋代官吏虽然很多，但大多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对内不为国家百姓着想，对外也不能有效抵御外敌。所以要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改革，否则汉末的黄巾军起义和唐末的黄巢起义就会发生，到时候您扫不了“黄”，黄色沙尘暴反会“横行天下”、“变置社稷”，最后把您给扫了。可这样振聋发聩的言论，这样良苦的用心，却并没有得到仁宗皇帝的重视，反说王安石是危言耸听，蛊惑人心。可这有什么奇怪呢？当年范仲淹不也同样是用心良苦，落了个被逐流放的下场吗？

过了些年，宋仁宗驾崩，宋英宗即位了。据史书说，英宗本来是很想变革庸政的，他是一个“有性气，要发作”的人，可是他偏偏碰到了仁宗的曹皇后要垂帘。有了她老人家，就是有脾气想发作你也发作不起来了，只好把能量憋闷在心里，最后来了个壮志未酬身先死。

可王安石积累了半辈子的阅历，练就了一身的本事，藏了一肚子的韬略，为的就是卖与帝王家呀。他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体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右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他等啊，等啊，历经三朝，终于等来了识货的宋神宗。而神宗即位后，也终于找到了“负天下之名三十年的”的王安石王达人。

王安石自然更懂得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紧紧抓住这个机会来进行自我包装，推销自己。在公元1068年4月，宋神宗第一次召见他时，面对皇帝关于“治国之道”的询问，当时的王安石完全可以用“目空一切”来形容，他连文景和贞观之治都没放在眼里，人家锁定的目标是实现传说中的“尧舜之治”；而他自己也不是自比于管仲、乐毅，而是直接跟传说中的帝王之师皋、稷等神人看齐。套一句现代词，这叫做政治目标远大，而且是出奇的大。

宋神宗虽然感觉他的话有点儿过，但他一个心眼地指望用王安石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实现富国强兵的抱负，所以也就顾不上这些细枝末节了。因为此刻，宋代立国已一百多年了，积累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熙宁元年，也就是公元1068年4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行政级别相当于副宰相，后来还升到了宰相，封为荆国公，故后人又叫王安石王荆公。

虽然只是个参政知事，宋神宗却让王安石来主持政府工作，立马变法立制，改变冗兵、冗官、冗费的顽疾，医治社会积贫、积弱、积怨的现状。大家也感觉到大宋这条开了百年的破船快要沉了，急需一个舵手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当时的人们对王安石的期望值很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气指数很高。估计，当时要是搞个民意调查，他的支持率绝对不会比奥巴马刚上台时低！大家都认为只要王安石一上台执政就会“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啥意思？就是说只要王安石上台变法成功，天下就会太平，社会富足的日子就要到来，老百姓也全都会享受到变法带来的好处。

王安石就这样在万众瞩目中闪亮登场了。变法一开始，王安石就建立了一个变法指导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王安石为推动变法设立的第一个权力机构。原本宋代的国家财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用来统筹财政。制置三司条例司还有研究变法方案、规划财政改革的职能，同时还制订国家一年内的财政预算，并将这种预算办法作为定式保留了下来。

话说，王安石将条例司撤销后，又指定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他让自己的门生吕惠卿、曾布、蔡确等人参与新法的草拟。

为保障国家的行政支出和限制商人对市场的操纵，他们率先颁布了“均输法”和“市易法”。

大宋开国后，除了征收赋税外，还在东南的荆湖南、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淮南路设立转运使，以满足皇室、中央政府官员的消费需求，但由于转运使衙门的官吏不懂经济，管理混乱，所以浪费巨大。为了革除这些弊端，王安石制定了“均输法”。要求转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京城所需的物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合理买进卖出，贮存备用，以节省货款和转运的费用。“均输法”夺取了官商们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较大地增长了。

“市易法”颁布后，先后在开封、杭州、长安、润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镇江等地设置了“市易务”。后来又将开封“市易务”升格为市易司，作为全国“市易务”的总部来管理市场。虽然叫市易司，但它已具有了眼下内贸部和工商总局的双向职能，可见宋代商品交易已很发达。甭问，进入市易司工作也很热门，考试人员二百比一、两千比一也说不定。大家都明白，管理市场的永远比在市场上做买卖的活得滋润，既可以找到君临天下的感觉，又可以保证口袋及时地、大大地鼓起来。

各地的“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等到市场有需求时再出售；商贩也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一年后加息二分偿还货款。那时候还没使用ATM机，否则王大人就用不着担心雁过拔毛了。市易法在限制官商垄断市场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为了调整封建国家、田主和农民的土地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王安石还制定了“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

“青苗法”规定庄稼未熟的正月和五月，也就是青苗正在生长的时候，按“自愿”原则，由政府向农民借贷粮食和钱款，半年后按加息二分偿还谷物或现钱。目的是使农民在青黄不接之际，不至于受到黄世仁们的高利贷盘剥，能够“赴时趋事”，不误农时。同时还规定上等户，不管你是黄世仁，还是南霸天，多有钱也要依照规定借贷，到时候再按规定纳息，整个一个爱你没商量。于是各级政府机构纷纷插手王安石倡导的金融改革，最终造成了无数农户的倾家荡产，完全背离了王大人当初设想的信贷有利于农户的目标，从而也使“青苗法”成为坑农、害农的“缺德法”。

我记得以前咱们说过，北宋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土地不多，但国家繁重的税赋却主要由他们来担负。大庄园主运用各种手段，把自己的赋税转嫁他人，免赋免役，逼得农民忍痛把自己的土地卖掉，去当佃农或到处游荡。可由于田产没有在户籍上注销，仍然是“产去而税存”。颁布“方田均税法”就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土地后，到转年三月分发土地账帖，作为“地符”。以后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官家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王安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大庄园主们改行练杂技玩手彩儿，把千亩良田变没了，这样一来，国家的田赋税收也就得到了一定保障。

“农田水利法”则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农田水利法”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建设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河、漳河等河流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了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迅速变成了良田。

变法刚开始，当时的三司使韩绛就告诉王安石：“害农之弊，无出差役之法。”为了免除杂役，减轻农民负担，让他们安心农业生产，王安石接受建议，制定了“募役法”。公元1071年免役法正式颁布实施。针对当时差役法的弊病，把差役改为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服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的经费，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出工的农民回到了乡村，土地荒芜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高官显贵，不是怕起早儿打工把生物钟搞乱了吗？那您就交纳役钱，以钱抵工，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农民的劳役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这样，王安石变法中的农业经济部分就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王安石在对农业经济改革取得初步成功后，自然更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以振军威国威。为了整顿、加强军队的战斗力，王安石制定了“裁兵法”，所以在王大人那里不管你是文艺兵还是体育兵，甭想在这儿当上将军。为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保障武器供应，他还制定了“保甲法”、“保马法”，并进而建立了军监司。军监司成立后，就设在开封城内，不管是京城的军器作坊，还是各州的军器制作部门都隶属军监司管理，兵器铠甲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还大力推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他在北方挑选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主抓“将兵”，也就是军训工作，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变。这也就是说，通过军训让官与兵尽快沟通，避免打起仗来，谁也不认识谁，现喊号报数编队伍。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提高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了给军队提供兵源，新制定的“保甲法”规定，乡村的农民，每十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里有两个以上男丁的，必须出一个人为保丁，也就是民兵。农闲时集合民兵进行军训；夜间轮流上街巡查，防贼防盗保平安。平时让各地保丁接受军训；战时则让他们与正规军配合，防御外敌入侵。王安石的这个保甲法可谓一举两得，既节省了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军民联合治安网，而且还把百姓按照保甲法管理起来，加强控制，防止造反。

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战场上的骄子，可宋代地域狭小——今天内蒙古、甘肃和东北一带的天然牧场又被强敌占领，如果在内地养马又会与农业争地。这样宋军就无法建立强大的骑兵，这也是他们长期打败仗的重要原因之一。

“保马法”颁布后废除了河北大名、河南安阳等地的牧马监。把原有的牧地还给农民，在开封府界和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推行民户代养官马的办法并免其征役，因此“民皆乐从”。大家可能还记得，包公在河北也实行过将牧地还给农民的办法，但没像王安石这样大规模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他顶住巨大压力，强力推行新法。在新法实施的十五年时间里，虽然曲曲折折，但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使豪强的土地兼并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受到了一些限制，皇室和高官显贵的特权受到了一些削弱，各个层面的农户也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使他们得以安心农业生产。国家则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财政收入一度也增加了不少。

变法在“富国强兵”方面也收到了一些效果，比如推行青苗法、免役法等使得中央和各州县的仓库里的钱粮“无不充衍”；推行农田水利法，兴建了一万多处水利工程，灌田三十六万多顷。这使得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当时，在湟水和洮河流域（今甘肃省西南部）三千多里内居住的都是藏族同胞。西夏统治者利用藏族首领之间的纷争，乘机控制了这一地区，以作为进攻陕西各路的桥头堡。面对这种形势，宋将王韶向神宗上了一则《平戎策》，指出西夏正将熙河地区变为侵扰内地的恐怖基地，建议朝廷立即出兵将其收复。

这一建议迅速得到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支持。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派王韶领兵出征，一举收复了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个州，拓地二千余里，取得了北宋立国八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然而，这次胜利的结果，完全可以跟后来的中国足球队打入日韩世界杯相比，虽然去了没进一个球，但糟践的钱一点儿也不比冠军球队少，倒是达到了拉动外国GDP的目的！这是后话。

不过，这些还远远达不到王安石当初设计的宏伟目标，比如说富国，就是要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也就是说在不增加税收的前提下，完全依靠发展生产使国家富起来，使得农民得到实惠后不再闹事。

其实在北宋国内，所谓“盗贼蜂起”的状况从来也没停止过。比如宋神宗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就发生了三十多次，官家总是让蜜蜂蜇得脸破胳膊肿的，还要粉饰太平。即使是在新法实施期间，对农民起义的镇压仍在加强，连开封所属地区都没完成首善地区的治安指标。朝廷把它和京东、京西、河北、淮南诸路的某些州县，一起列为“惩治盗贼”的重点治理地区，但结果却是“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啥意思？就是越镇压，盗贼越多。“盗贼蜂起”时，老百姓常常是先让土匪强盗抢一轮，官兵来了还得重受二茬儿罪。

如果说强兵——就是要做到“鞭挞四夷，尽复唐之故疆”的话，那么这个开拓疆土的宏伟目标也根本没有达到。变法中不但宋代的疆土和屈辱地位没有根本性改变，而且变法后的四十年北宋王朝就彻底灭亡了。四夷没有受到“鞭挞”，大宋的徽钦二帝先让人家掳到北边受尽了“鞭挞”，“尽复唐之故疆”当然也就成了一句假大空的梦话。北宋灭亡，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任你“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他还在那里“直把杭州作汴州”地醉生梦死，碰到这样的混账皇帝和官僚，你让王安石王大人有啥法儿？

由于各项新法严重触犯了皇室显贵、高官豪强的利益，变法终于失败了。宋神宗在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逝世，尚不满十岁的哲宗继位，朝政掌握在其祖母宣仁太后手中。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于皇亲贵戚的特权做了种种限制，太后当时就对这事儿很反感，时常地吹吹耳边风，神宗还算明白，没让龙头转向。哲宗继位后，宣仁大权在握，起用守旧派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废除王安石推行的大部分新法。变法时期的重要人物一律被罢黜，并停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为科考的理论范本，连变法时期对西夏的熙河之役的胜利成果，也全部推倒重来。宋军对西夏的军事包围全部撤离，米脂等四个军事堡垒也拱手出让。打小就聪明绝顶、懂得砸缸救人的司马光竟然说，这样可以避免“激令西夏愤怒”，换取几年的边境安宁。

这在历史上叫“元祐更化”，元祐是哲宗的年号，做主的可是他奶奶宣仁太后。

宣仁太后死后，哲宗亲政，他重新起用变法派章惇、曾布等人，继续推行新法，凡是“元祐更化”撤销的东西又一切恢复重来：宣仁太后重用的保守派又遭到了罢黜，历史上称作“哲宗绍述”。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党同伐异的倾轧，在这烙大饼式的反复折腾中，国家和老百姓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对于变法派章惇，历史上评价不一，有的骂他为奸贼，有的颂其为能臣，我们这里不评价其优劣，不过下面我要说的这件事却不是负面的。在朱弁的《曲洧旧闻》一书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申国公章惇请了崇宁二年的进士张任做家教。这时，章惇的孙子已13岁了，可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就因为奶奶非常溺爱他，成天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偏偏张任老师平时特爱做家访，对学生的情况很了解。第一堂课，他居然不教孩子“之乎者也”，而是安排了一堂劳动实践课——跟章家的佃农一起开展“踩一脚牛粪，滚一身泥巴”的学农劳动。小家伙自然也免不了来把“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了。

章惇下朝后听说这件事后，倒是没说啥，可是，他老婆却闹开了，非逼着忽略语数外主课的张老师检讨，并且扬言：不解释清楚，就要叫他好看。没想到，张老师不但不承认错误，还连夜登门向章惇叫板，说是：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教育大纲”给学生上课，自己就辞职。

章惇问他为啥，张老师说：“老相公为官几十载，忠心爱国，才有了今天。可现在您已年过花甲，为什么不为子孙计议长远呢？今天这事儿，我并没做错什么。您的乖孙年纪虽然不大，但作为官二代一定要让他定期参加农业劳动，只有了解了‘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才能了解仕途的艰辛，也才可以‘为继家业’有利国家！这样，即使您孙子以后不托庇祖荫当官，也可以自谋生路呀！”章惇听了张老师的肺腑之言非常感动，对他的教学大纲给予坚决支持。他紧紧拉着老师的手，劝老师留下来继续执教，为他培养好“革命”接班人。

这个故事起码能说明，变法派中确实有很多务实之人，但是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总结起来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

首先，新法触犯了皇室显贵、高官豪强的许多权益，所以受到他们的激烈抵抗和反对，这大概是变法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王安石的性格弱点，也是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去不是有句话，叫做性格决定命运吗？这句话用在王安石身上，是再合适没有了。王安石被后世的人们称作“拗相公”，您要问他老人家有多拗多犟，套一句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犟死他爹也不戴孝帽子”。前边咱们说过，对于自己制定的变法措施，王安石可以说非常自信，不要说是反对意见，哪怕别人提的合理化建议，他都来个一概不采纳。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他的这种执拗性格，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可为了变法，王安石却把众多朋友都变成了仇敌。宋神宗之所以对王安石如此倾慕，完全是因为一个叫韩维的人极力推荐的结果。可对这个伯乐，王安石不但不知道感恩，而且是一点也不懂得尊重。当韩维刚刚对新政表示出些许的异议时，王安石就一天也不耽误地把他赶出了京城。告诉他，阁下也有两只手，别在城里吃闲饭。

这位拗相公的倔强、不近人情，让他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在新法开始的一个月之内，王安石就罢免了十四个御史，迅速把反对他的人排挤出了权力中心。就连举荐他入朝为相的欧阳修，也因为拗相公的固执己见，选择了提前离休。套一句民间俗话，这叫“君子不跟牛斗气”。

所有这些，造成了王安石在用人上的极大失误，这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他听不进任何意见，这样就造成在动员会上积极发言的并不是什么坚定的改革派，而只是一些想借此飞黄腾达的两面派和伪君子。比如他特别信任的曾布、蔡确、吕惠卿等人就都是一些见风使舵的政治投机家。

特别是蔡京当了宰相以后，虽然更高地举起了变法的旗帜，但却很快就使之变成了整人敛财的利器。而且，蔡京还把“拗相公”的偏执发展到了极致，虽然他标榜尊崇“熙宁之法”，可只要是正直敢言的官员，不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一律被他们称作奸党。他们还在端礼门前竖立了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几百人都列为元祐奸党，死了的削去官衔，活着的一律流放。蔡京等“六贼”，公开贿赂，排除异己，不但严重败坏了新法的声誉，而且还破坏了老祖宗立下的“不杀上书言事者”的优良传统。

更可怕的是王安石在用人上的重大失误，还逐渐衍生成了一种官吏选拔制度，它对新法的破坏起到了反对派起不到的作用。过去不是有句俗话叫：任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吗？新法的许多措施可能真的很不错，但在执行过程中却被异化为官员鱼肉百姓的“正当”手段：出台一个政策，富了一批新人，啥好政策到他们手里都能成了发财的机会。更可怕的是，新法的强势推行，还失去了有效的监督保障。比如，施行青苗法，政府规定的利率是20%，官员却擅自提到30%，结果新法实行之后连年自然灾害，在官员逼迫下，农户无论穷富纷纷破产。再比如，施行“市易法”时，政府要平抑物价、抑制私商，官员们就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市场、货源、价格被这些官商所垄断，老百姓的生活反而更艰难了。这实际上是对北宋已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的严重打击，不但给各地正常的商品流通带来了恶劣影响，更把市场行为演变成了政府垄断，至于当时陕西的石油价格是否一路飙升就不知道了，不过那时候的富户私家车吃草不喝油！这样说吧，变法期间虽然国库收入有了较大提高，但却付出了“国富民穷”的代价。虽然有专家认为，“市易法”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大商户，但从执行效果来看，基本走向了反面，并由此造成了全国数万个中小商户的破产。

还有“免役法”的出台，本来是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鼓励农民安心农业生产。本来上缴一些钱，官府的差役有人顶了，农民就可以不用出劳役了，可官吏们收缴的役钱却大大超出了国家标准，这样一来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其他如青苗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等在实行中，也都严重背离了订立的初衷，变成了扰民害民的暴政。虽然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是难以持续的，它难免会造成怨声载道，民怨沸腾的可怕效果。

记得，在冯梦龙的《三言》中，有一篇叫做《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小说。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被赶出京城，途中投宿在一个老农家中。老农听说他来自京城，以为是遇到了上级派来调查熙宁变法坑农害农事件的官员，于是就当着他，历数了新法实施过程中，下层官吏坑害百姓的惊人事例。这让下了台的王大人触动很大，也为各级官吏坑害百姓的创新高招拍案称奇。

说起来，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怨他。王大人自己总揽变法大局，每天独裁专政，日理万机，被政治投机家和油滑的官吏所忽悠是很正常的。再加上变法本身推行得也过于急躁，根本不顾各阶层的承受能力。这样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诚如朱熹老先生所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介甫，是王安石的大号，那意思是说，介甫本意是为了救国救民，可结果却杀了不少人，这难道不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却以葬送北宋王朝收场吗？但台湾学者柏杨却针锋相对地说：“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的整顿恐怕早就亡国了——早亡给西夏了，还用不着金国来动刀动枪。”应该承认，由于中国古老文化复古情绪严重，所以王安石变法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这是因为宋以后封建社会史学家总是以道学标准来衡量人物的忠奸优劣，这样他们对变法派滥加诬蔑之词就在所难免了。所有这些，不能不影响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

梁启超先生盛赞王安石变法是“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列宁更称赞，王安石是11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变法只是少数精英从上而下的变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都基本是在脱离百姓的情况下进行的。改革如果不能发动民众、惠及民众，就得不到百姓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改革的成果也就难免成为一堆泡沫，这也许正是历代变法失败的共同点和最根本原因。

不过有个王安石变法的副产品，最后值得一提。想当初，王安石负责变法时，每天得批像小山似的文件。每次看过文件，他都在上面写上一个“石”字。可由于文件太多，他又是急脾气，常常在一横下面画一个圈儿了事。开始，下属以为这些文件根本没看又转了回来，于是就重新送了上去。这使得王宰相非常生气，立马让下属层层转达他的指示：以后凡是画过圈的文件，就算他已批过了。时间一长，其他同僚下属纷纷效仿这种方法，慢慢地，“圈阅”竟然变成了各代各级领导批阅文件的传统模式了。说起来，这也算是老王的一个发明。我看王荆公的粉丝们，应赶快为他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千万别让其他国家抢注了去，到处吹牛说画圈这事儿也是他们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