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望

属于::安徽

林之望(1811年-1884年),字伯颍,亦字远村,清代安徽省凤阳府怀远县人。为清季末叶本县重要历史名人、人、高级官员之一。祖籍福建莆田,明末因避沿海倭寇之乱而迁至凤阳,后迁至怀远。数代书香门第,所谓“九世泽”。祖父晋奎公,以萃科官贵州,品学兼优,素为乡里称颂,文章锦绣,收载《本朝百二名家集》,事迹见诸《皇朝经世文编·循吏传》,著有《洗蓬仙馆诗·文集》等。父名士佑,庠生,淡泊明志,隐逸不仕,生平著有《绵汾潇湘诗赋》等。

家世及生平事迹

远村幼小时,家道已中落,晋奎公庭训极严,士佑课子亦勤,十年寒窗苦读,终登科第。兄弟五人,排行老大(二弟不详),三弟之牧、四弟之盛、五弟之沆。训育诸弟,赖以栽培成长。远村自幼,聪颖过人,向有“神童”之誉。五岁曾作《咏桂》五绝诗,闾里称奇。而家贫少食,严冬苦寒,素无棉鞋可着,深夜攻读,孤灯如豆,双足置于麦糠中以代取暖,除夕大年之夜,闻四邻炮竹声响,惊问:“何以放炮?”家人答以“今乃大年三十之夜!”苦学勤奋如此,可谓“寒尽不知年!”远村成长所处时代,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前叶,正是-不安之世,外有帝国主义侵扰,视鹰瞵;内有太平军、捻军农民起义及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举事等。由于当时形势需要和清廷统治阶级利益的驱使,他不得不脱去文职官服,换上戎装,挥戈上阵去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他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江南试发解,二十五年(1845年),联捷进士。二十七年(1847年)翰林。咸丰二年(1852年),大考二等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咸丰六年(1856年),记名御史,累迁刑科、户科掌印给事中。咸丰十年(1860年),补援江西道监察御史,后转京畿道监察御史。同治元年(1862年),是他军旅生涯的开始,军事运筹之学,受之于徐士芬侍郎。其时,正是陕西甘肃回民起义的高潮,以马化龙(注3)、任武(注4)为首的回民起义军;陈得才(注5)为首的太平军;张宗禹(注6)为首的西捻军等风起云涌,史称“捻回合势”,席卷整个西北大地,锐不可当。清政府仓惶应战,疲于奔命。在陕、甘任总督的是杨岳斌(即杨载福)(注7),腐败无能,因克扣军饷,群怨沸腾,兵无斗志,被回民起义军围困于野寺峡,引起军中哗变。远村时任代理总督(因杨去巩昌阅兵未在军中),他甘冒锋刃,领阵在前。而标兵迟迥不进,罢战不发,形势十分危急。当此千钧一发之际,远村奋而疾呼:“……所欠众人薪饷一应照发,不差分文,不足之处,当以我之奉银补给。但你们不能误国,误国大事,要依法制裁的……”众人闻听之后,深为感动,从而士气复振,执戈奋起。远村首当其冲,往返驰突,浴血奋战,突出重围,免遭全军覆没,挽回了这场危机,平服了军中哗变。后湘军将领鲍超来援,共商攻略,始克阶城,俘获启王、蔡某等。穆图善(注8)代奏其功,授按察使、布政使等。继而太平军包围西和,远村率军解西和、凤上等三城之围,复趁势克三岔等战略要点,因功奉旨赏戴花翎。  

此刻国内形势混乱,百般复杂,清政府十分狼狈,不仅对内要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军,而且还要应付在新疆境内的一支阿古柏(注9)的外来侵略军。同治三年(1864年),阿古柏奉浩罕汗国封建主的派遣,以“帕夏”的身份(即陆军总司令),于次年(1865年)入侵了我国的新疆,策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叛离祖国。短短数年,侵占了新疆南路七城,并勾结了俄、英等帝国主义者,妄图建立所谓“哲德莎尔”王国(注10),以此为基地,企图继续南侵,图谋侵吞整个中国大西北。一时妖氛所及拔木略地,其影响波及数省。陕、甘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下,民族危机十分严重。迫使清廷不得不加强大西北军事实力的防务。同治六年(1867年),特派遣了将军左宗棠(注11),率湘军前往陕甘继任总督,进行军事镇压。同治九年(1870年),迫使马化龙等回民起义军献出中心根据地金积堡,投降了清政。1876年至1878年,仅三年时间,在左的指挥下,赶走了全部阿古柏的侵略军,收复了所有的新疆失地。这位可耻的所谓“总司令”,终于倒在中国人民的脚下,以自杀替代了“美梦”,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在左公履新接任陕甘总督与远村共事期间,曾发生过这样一段互不愉快的小插曲,终成了远村就此“下台”的关键。左公曾介绍一位道员来此补缺,远村胞侄林介藩任收发之职,示意向对方索取“门包”(即索贿)。该道员认为,左公是平乱有功的显赫“红人”,我是他的荐举,自恃后台过“硬”,一度相持不下,后来也只好“入山随俗”。林介藩才将公文呈献其叔,例行公事,算是到任补了缺。远村胸怀坦直,蒙在“鼓”里,毫未察知其间奥秘。道员既是上级荐举的亲信,势必回禀原委,左公未免怏怏不悦,耿耿于怀。故左宗棠二次去西北视察时,按常例,理应下榻“总督官署”,但却寄寓道员衙门,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时不多久,远村即奉命调京另用。始结束了他十多年军旅征战生涯。离任时,将自己积蓄的俸养,大部充当军饷和赈灾之用(时值西北大旱)。人民感其德,拦道泣送,依依告别。在京时,相国李鸿藻(注12)知其贤能,密保他为弘德殿行走,远村以衰病辞谢。  

光绪元年(1875年),充任湖北乡试提调、布政使等。不久,亦以宿疾发病为由,决意乞身“解组”回里,但心境不无苍凉。宦海浮沉了三十一年,倦游归来,感慨系之……这可以从他的一首“七律”诗中,很能道出当时的心情:“虎豹丛中寄一官,风尘未息敢偷安,家山梅鹤留传久,圣世云龙报称难。陇树秦亭犹惨澹,琼楼玉宇总高寒。结庐梦到荆涂麓,烟水茫茫隐钓竿。”深刻体会到上管官场复杂而严酷的斗争,如寄身“虎豹丛中”一样。“圣世云龙报称难”,“琼楼玉宇总高寒”,失意之余,做梦也常常想到在荆涂山麓安个家,学做严子陵那样的隐逸生活,烟水茫茫之中,在水边钓钓去吧!远村解甲归田的时间,是在他六十四岁左右。李鸿章(注13)仰慕鸿才,特聘来合肥一带为庠贡诸生授教,晚年相继主讲于庐阳、赓阳等书院。江淮名士,多有交游,培养了众多的人才。李氏怜他晚年无子(原配夫人尹氏,早卒,曾过继其侄介祚、介渠为子),特将女儿的年轻婢女遣送给他侍奉生活,后来终成了侍妾,生了两个儿子,即介淝、介淠。  

远村的主要建树,在于文化方面的成就。著述大多散佚,刊刻行世的有《荆居书屋诗集》、《荆居书屋文集》各一卷。《春明馆赋稿》四卷,《觉世经解》及与其侄合著《三元合稿》等。启蒙读物有《养蒙金鉴》上下二册,该书多为采摘古代名贤幼小刻苦研学终成名家的事迹,按历史序列汇而成集。顾名思义,“养蒙金鉴”即是培养学童启蒙的一面“宝镜”。他在回乡后的第四年(光绪四年,即1878年),被聘摄纂重修《安徽通志》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隐居乡里后,举止闲适,纵情荆涂山水,泉林竹石,诗酒书画以自娱。和睦邻里,为人排忧解难,扶贫济危,不以显贵骄人。闾里父老,亦报以长者敬尊。他诗宗李、杜,书法二王,为我们留下众人熟知的《涂山怀古》和上引的“七律”,原涂山禹王殿大禹神坛两侧木制巨联:“清浊二仪还高下,万国衣冠拜冕旒”即为其所书。笔力遒,结体开阔雄健,是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品。可惜他留下仅此一件文物,亦在“十年浩劫”中毁弃无存了。为官时,共写了三十四册《日记》,即使公务繁忙,军旅倥偬,亦未间断,是在官场耳闻目见,亲身经历的记录,也是近百年来宝贵的历史文献。这批《日记》,远村去世后,统由其侄介弼收藏。介弼去京为官,交由林佩贤保管在荆居书屋之中。佩贤死后,族中之人好奇传看,适逢光绪二十四年大水遭遇损失,只余下十六册,逐渐流传散失。  

荆居书屋,是远村的个人书斋,名为书屋,实为数间两层的“藏书楼”,是为官数十年俸禄剩余的唯一财产。小楼上下,满是宦游时购置的古今图书,其中不乏珍、善名本,名人书画等。自四个儿子分产时,相互均分,争闹不休。除大儿媳孙氏深明大义,尚能按翁公遗嘱,每年夏秋晾晒,其他妯娌,都不知先人遗泽之宝贵,任意丢弃、变卖、剪裁,加之水火灾害、兵燹战乱等,直至抗日战争怀远沦陷,最后一次更加彻底的荡尽。林氏自晋奎公始,士佑、远村,祖孙三代,都是嗜书如宝,不惜重金,广为罗致的“好书狂”。  

关于他的生、卒年问题,有关资料尚未统一。林介弼称他卒年七十三岁,是可信的。笔者初步认为他的生年,可能在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卒年大约在光绪十年(1884年)。因他在光绪十年春,还在为本县姻亲宋姓撰写“宋母汪太宜人六旬荣寿序”(文见民国元年辛亥《重修怀远宋氏宗谱》卷十二)。而在光绪十三年十月林介弼已在著文为他作死后纪念了。  

人物评价

林氏的一生,是在时代的“峥嵘岁月”中度过的。他曾为维护清廷的统治,参与了镇压太平军、捻军、少数民族起义等,阻碍了历史的前进;但他也曾积极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0、反对帝国主义入侵,这在某种意义上,又推动了历史的进程。他的思想主流,是保守的,反对革新,具有浓厚的封建道统色彩。在其成就上,除著述外,且还积极参与省级地方史志的编修(修成《安徽通志》)、为乡里树立了良好的文风、学风,发扬传统文明,继承理学,培植众多人才。故其姻表兄杨寿宝(鹤卿),在为远村悼念的挽联中写道:英年射策(注14),中年开藩,老去喜谈经。  

方欣化雨盈门,淝北淮西同乐育。  

劝善如登,怜才若渴,诲人尤不倦。  

何意秋风负杖,山颓木坏起悲歌。  

挽联概括了他生平与事迹。死后追授荣禄大夫,葬于凤阳七山凹西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