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杀碑》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21-01-11 属于: 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
【作品简介】:

朱贞木著。34章,47万字。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

【故事梗概】:

明朝末年,四川嘉定有一杨姓盐商,因出偶然,救了被仇家围攻落难的武林大侠巫山双蝶夫妇。后黑蝶出家乌寺为破山大师,其子杨展寄居杨家,与杨女瑶霜青梅竹,各学得一身绝技,又与川南三侠丐侠、七宝和尚、贾侠结成密友。

雪衣娘瑶霜一日路见不平,救一孤女,得到奇宝七星黑蜂针,邛崃派遂以此为号令,收容川中各派,同时却与另一支夺宝未成的武林强人黄龙等结下怨仇。黄设擂台,邀杨展等比武。两派各邀高手,剑拔弩张,经一番争斗后,杨展以绝顶武功兼仁义胸怀,震惊四座。黄龙等人仍不肯罢休,被武林耆耄鹿杖翁出面喝止。杨展、瑶霜成亲后,鹿杖翁钦服杨之为人,又欲将义女虞锦雯嫁与杨,与雪衣娘共事一夫。其后杨展与黄龙一党因奇宝福禄寿玉三星,发生多次搏斗,黄龙等人败亡而走。中间又穿插铁拐婆婆为子报仇、手刃武林黑手秃鹰一段奇事。

明末天下大乱,四方揭竿而起,杨展却欲进京投考武进士,为国效力。行至沙河,与女侠三姑娘结为兄妹,从其身世中知朝廷糜烂、太监当道。至京后遂与一书生刘道贞相见,定下妙计,潜入权监爪牙花太岁情妇家,三姑娘杀死巨盗,为国为民除去一害,亦报家仇。

杨展在考场勇夺武进士,但也窥出朝廷腐败已极,事不可为,决意返川自保。几人行至沙河,遇护军饷的京师高手虞二,知闯王李自成已里应外合,安排部下女杰齐寡妇欲夺军饷。杨展为报虞二之恩,定下金蝉脱壳计,暗中送出饷银,自身却被齐寡妇用迷药劫入寨中。齐氏名毛红萼,原为明总兵毛文龙夫人,投入闯王名下,系一文武兼备的红粉女侠。她一见杨展,勾起一片深情,两人芳心始动,不意闯王有事急招。红萼只得送杨展归川,相约起兵防御张献忠

张献忠挥军直入湖北,欲攻襄阳,因军中将士掠劫妇女极多,军气不振,便下令将几百名女子杀死在雷音古刹,酿成惨案。鹿杖翁为日后破张献忠军,扮成神医潜入其军治病,又暗派虞二回川告急。此时杨展一行归川至剑阁,却遇黄龙死党围困,不知下落,川南三侠等人前往救援,双方再度面临一场恶战。

本书据作者自序跋称,成于1949年春。后收入中国现代俗文学文库武侠卷。

【鉴赏】:

书名《七杀碑》,盖起因于世所传明末张献忠大顺军入四川,屡受挫于川南七豪杰,立碑泄恨,上书七个杀字,誓杀华阳伯杨展、雪衣娘陈瑶霜、女飞卫虞锦雯、僧侠七宝和尚唏容、丐侠铁脚板陈登吴、贾侠余飞、赛伯温刘道贞七人。据作者自序称,1936年于琉璃厂见一署名“花溪渔隐”之册,内记明末四川轶事几万言,述川南七侠事尤详。作者以此结合野史传闻,著成武侠小说。

杨展史有其人,明末笔记吴伟业《鹿樵纪闻》、彭遵泗《蜀碧》中均见记载,称他“精五行道术”。当然小说中的这一主角与历史人物是有很大不同的。书中的杨展为武林义侠巫山双蝶之子,由其父亲授绝技,具有行侠执义的本质。但他又收养于富商杨家,受诗书礼义熏陶,因此书生气十足。在他的身上反映了江湖人物所缺少的儒雅修养,又增加了读书人不具备的超人武功,实际上是作者所塑造的文武全才理想人物。然而,这双重人格往往在杨展的行世处事上发生种种矛盾。他深受封建文化的熏染,知书达礼,使他在明末朝廷无道,诸雄蜂起的动荡时代,仍然要千里迢迢地奔赴京师,去考那个形存实亡的武进士,以报效国家;使他在沙河镇中,见到权监押解的军饷有被劫之险,明知此种败类“人人得而诛之”,仍要出手相救。但他毕竟是豪杰之后,又与江湖义士川南三侠友善,因此使他更多地显露了匡扶正义、铲奸除恶的武林气概。他一面营救被打劫的朝廷大员,到京后寄寓其府,一面又与三姑娘等人处心积虑地设下计谋,潜入太监党徒穴,杀死巨恶,制造了轰动京师的朝廷大案。他虽然设计护卫朝廷军饷,却又与抢劫军饷李自成部下毛红萼礼善往来,甚至情意缠绵。那么,这种自相矛盾的描写是否会使读者感到不可理解呢?恰恰相反,此正为作品塑造人物性格的高明之处。明末之时,一些地方有识之士对朝廷的腐败黑暗痛心疾首,对官府欺压百姓深感不满,但又世受国恩,不屑与起义反明的各路农民军为伍。因此,常常聚义一方,结寨自保。杨展即是这种时代、这种阶层的产物。作品恰如其分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因而使他显得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又真实可信,不落入一般武侠小说人物的虚无飘缈之中。正如作品中所述,当时朝廷“被一般昏天黑地的人们维持着粉饰的太平、纸糊的尊严,便是四方有志之士也还把它当作扬名显才的唯一中枢,象杨展这样人物,也无法挣脱这条锁链。”

作品对武林道德所作的一番评述,也颇有见地。认为“有了英雄肝胆,没有儿女心肠,无非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亦英雄亦儿女,才是性情中人,才能够爱己惜人,救人民于水火,开拓极大基业”。本于此,作品对李自成起义军不乏同情,而对张献忠的过于杀戮,予以戟刺。应当指出,在旧史籍的记载中,张献忠的杀人被大大夸张了,此点已为现今诸多史著辩明。但作者限于其创作时代的限制,囿于旧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书文字精炼,构架有条有理,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反映了作者较好的文史造诣。唯结尾突兀,似有未完之感。也许作者限于时势,不得不硬行打住,亦为一憾。在作者创作的多部著述中,本书堪称代表,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