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1)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原文作者】：曹操
【赏析】：
这首诗可算是曹集庄卷之作。诗从对酒当歌而感叹时光易逝发端，继写求贤若渴心情，临结尾始道出己之大志，激情回荡，一气呵成，确乎是凌云的高唱。“杜康”，相传是上古开始造酒的人，这里用作酒的代称。《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衿”，衣领。“子”，诗中女子指她所思念的情人。此用成语，表示对人才的思慕。《诗经·小雅·鹿鸣》首章：“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艾蒿)。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苌说：“鹿得草，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以兴嘉乐宾客，当有恳诚相招呼，以成礼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属，所以行币帛也。”郑玄笺末二句说：“‘示’当作‘寘’；寘，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犹‘善’也。人有以往善我者，我则置之于周之列位，言已维贤是用。”曹操亦力主“唯才是举”，这里虽只截取《鹿鸣》首章前四句，实暗含全章之意，示己渴望礼遇贤才。应劭《风俗通》引古谚：“越陌度阡，更为客主。”《韩诗外传》载周公自谓：“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士。”陈沆《诗比兴笺》解之较切：“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人生几何’发端，盖传所谓古之王者知寿命之不长，故并建圣哲，以贻后嗣。次两引《青(子)衿》、《鹿鸣》二诗，一则求之不得，而沉吟忧思；一则求之既得，而笙簧酒醴。虽然，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则南驰耳，分奔吴、蜀，栖皇未定，若非吐哺折节，何以来之?山不厌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厌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厌士，故天下归心。说者不察，乃谓孟德禅夺已萌，而沉吟未决，畏人讥嫌，感岁月之如流，恐进退之失据(焮案：此说摘自陈祚明《采菽堂诗集》)。试问篇中《子衿》、《鹿鸣》之诗，契阔燕谈之语，当作何解?且孟德吐握求贤之日，犹王莽谦恭下士之初，岂肯直吐鄙怀，公言篡逆者乎?其谬甚矣。”朱熹、刘履、王尧衢诸家，皆固执忠奸之辨，恶孟德之致士实为倾汉计，不异王莽，故极贱此诗。陈沆就诗论诗，持论颇公允；但将“孟德吐握求贤”与“王莽谦恭下士”相提并论，可见仍未突破传统偏见。其实当时汉室早已名存实亡，曹操的致士图强，主要不在于倾汉，而是为了统一中国。这无疑是顺历史潮流而动的，岂可厚非?此外，谢榛还认为这诗写得也不好：“全用《鹿鸣》四句，不如苏武‘鹿鸣思野草，可以喻佳宾’点化为妙。‘沉吟至今’可接‘明明如月’，何必《小雅》哉!盖以养贤自任而牢笼天下也。真西山不取此篇，当矣。及观《艺文类聚》所载魏武帝《短歌行》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欧阳询去其半，尤为简当，意贯而语足也。”(《四溟诗话》)愚见以为：“简”则简矣，“当”则未必；至于所谓“意贯”“语足”，这就要看说诗人所持的标准如何了。吴淇倒能道出作者的用心：“劈首‘对酒当歌’四字，正从古诗‘今日良宴会’之‘今日’二字来。截断已过、未来，只说现前，境界更逼，时光更促，妙传‘短’字神髓，较古诗更胜。盖‘今日’二字虽妙，然一日之间未必皆对酒当歌之时也。以下三十一句诗文，皆从此四字生出。盖一厢口中饮酒，一厢耳中听歌，一厢心中凭空作想，想出这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纯是一片怜才意思。”(《六朝选诗定论》)就是靠“这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的话语，才能写出他心中“不可断绝”的“忧思”、“沉吟”的神情和这“一片怜才意思”来。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将这首内容和形式结合得本来很恰“当”的作品，硬“去其半”，使它因过“简”而显得很单薄呢?文章繁好还是简好，顾炎武曾在《日知录·文章繁简》中精辟地论述说：“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也。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文，其所以病也。……‘时子因陈子而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食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及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而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齐人则必曰‘其妻疑而瞷之’，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诗也一样，如汉乐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莲叶之东西南北，岂不就是莲叶之间么?若主简，则后四句可删。但从艺术效果考虑，看法就可能不一样。采莲人见鱼游莲叶之间，只是总的印象。然后再四用重沓句写鱼游于莲叶的东西南北四方，这不仅写活了鱼，也将采莲人目随鱼转的神情和莲塘水清见底的幽境显现出来了。删之从简则意趣索然，存此似繁实情景兼备，那又何劳斧削呢?《短歌行》的情况也差不多，“欧阳询去其半”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或者以为这首诗中用成句过多不好。一般说来，这看法是不错的。但具体情况仍须具体对待。还是歌德说得好：“我的靡非斯托夫也唱了莎士比亚的一首歌。他为什么不应该唱?如果莎士比亚的歌很切题，说了应说的话，我为什么要费力来另作一首呢?”(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既然《短歌行》中的那些成句很切题，说了应该说的话，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古人有诵诗喻志的习俗，那末曹操为什么不应该用?为什么要费力来另作几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