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战功卓著,为何下场却很悲惨呢?

来源:百科故事网 时间:2024-03-31 属于:熊廷弼

  廷弼是明朝末年将领,熊廷弼三次经略辽东,其战功之卓著,在明末的时代背景下尤为显眼,但是之后却被“传首九边”,不得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熊廷弼为何会被身首异处、传首九边?

  熊廷弼,湖北人,原为“楚党”,但和东林党人过从甚密。他作为辽东战局主守派的代表人物,早在万历三十六年,就已经在辽东战场上历练。万历四十七年,明军在萨尔浒一战中大败于后金军,前任辽东经略杨镐被判了死缓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是,熊廷弼临危受命,出任新的辽东经略。

  熊廷弼扛着万历皇帝御赐尚方宝剑在辽东督师,收拾残局,严明法纪,遇有临阵脱逃者斩立决。熊廷弼的想法非常现实,他觉得首都北京的命门就是辽东,辽东的命门在辽河以东的河东,河东的命门就是开原。

  因此,熊廷弼不惜一切代价地加固城池,以守代攻,坚守在河东。与此同时,联合朝鲜一起牵制并限制后金军的活动范围。一时之间,辽东防务的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天启皇帝即位之后,朝廷上的政治势力重新洗牌。熊廷弼的大红大紫,引起了朝堂上很多人的侧目,于是熊廷弼被无缘无故卷入一场毫无意义的党争。“浙党”的代表人物姚宗文,义正辞严地出面弹劾熊廷弼。

  要说带兵打仗在一线,总有百密一疏,无论怎么小心,都躲不开朝廷的明枪暗箭,更躲不过朝廷钦差拿着放大镜到一线来玩找茬游戏。更何况,擅长带兵的熊廷弼,并不擅长传统中国官场上的虚与委,折冲樽俎。

  熊廷弼没有办法,只能让出了辽东经略之职。天启朝初期,正是东林党如日中天,于是东林党的袁应泰渔翁得利,走上任辽东经略一职。袁应泰上任一年,熊廷弼辽河以东苦心经营的老本全丢,重镇辽阳沈阳沦陷,袁应泰慷慨自焚而死。

  这一次,明军在辽东输的裤衩都没了,但袁应泰本人却反而凭借死前这一把火,名扬天下。袁应泰被皇帝追封为兵部尚书,全家人都跟着犬升天。东林党人这个团体,也在朝堂上博得了一个精忠报国的好名声。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之一,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读书人的气节固然是好,但是幻想死节了就能杀身成仁,树碑立传,在明末的残酷环境里面几乎毫无用处。

  可惜,从明末开始一直到清末,一代又一代的所谓慷慨悲凉之士,一到大势已去就流行抹脖子,反正不管身后洪水滔天,遇到困难就把自己想办法弄死先,至少还能够保证名节与全家的性命安全。

  这与其说是担当,不如说是逃避;与其说是慷慨殉国,不如说是畏罪自杀。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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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东战局乱成一锅粥,于是专门收拾烂摊子的“救火队长”熊廷弼官复原职。然而这一次,熊廷弼遇到了另外一位心比天高的东林党人——王化贞。王化贞是天启前期东林党的代表人物,此时此刻,他被任命为新的辽东巡抚。

  然而,辽东新组建的领导班子核心,熊廷弼和王化贞在作战方略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也就是后来常说的“经抚不和”。王化贞主张放弃熊廷弼的政策,变积极防御为主动进攻。

  虽然熊廷弼的辽东经略在军事上的定位要高于辽东巡抚,但架不住东林党出身的王化贞,此时在朝堂上正是左右逢源。在王化贞的撺掇之下,明军在辽东四面出击,紧接着就四面楚歌。

  于是,“东林党”的袁应泰丢了河东,王化贞再接再厉又丢了河西。至此,辽东已守无可守,只能接受熊廷弼的建议,保存有生力量,退到山海关以内。

  实权轮不到辽东经略,背锅却跑不掉熊廷弼。复盘辽东之败,熊廷弼和王世贞双双被下狱候审。据事后的很多传说,都认为在这个期间,熊廷弼曾经试图贿赂魏忠贤,但魏忠贤得到了空头支票,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实惠。

  于是,熊廷弼被处决,并被史无前例地创造性地“传首九边”。而另外一位主角王化贞,惶惶不可终日之下,思来想去投靠了阉党。有魏忠贤的羽翼护体,变节的前东林党人王化贞又苟活了很多年。

  熊廷弼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东林党人的彻底失势。首先在辽东一线,输了个七荤八素的袁应泰和王化贞,这二位同为东林党人,这个无话可说。而对于一个党外人士熊廷弼,是保是斥,东林党人却迟迟无法达成共识。

  于是,在辽东惨败的大背景下,在军事现实的大是大非面前,东林党人没有从业务的角度出发研究问题实质,而是在立场问题上又开始了最擅长的嘴炮。东林党人内讧,王化贞叛变,最终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东林党人自己。

  当然,魏忠贤的阉党也不含糊,以叛徒王化贞为马前卒,以熊廷弼事件为突破口顺藤摸瓜,将东林党内部那档子事,不管真的假的,反正摸了个底儿掉。阉党的卖力演出,让东林党人在政治上迅速污名化。

  自诩清流许多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很多人认为,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是为了落井下石才整垮东林,借着“熊廷弼事件”持续发酵,将党争搞到极致才是阉党的目的。然而,从帝国政事的开展来看,并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在熊廷弼之后,魏忠贤很快又启用了一位东林党人。这位新的东林党人,是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

  熊廷弼镇守辽东,居功至伟。其终被问罪,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概括起来大致是三个原因。一是天子更替。二是党争之害。三是为官之性格。

  先说天子更替。

  老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特色之一,明朝也不例外。熊廷弼是在万历朝被重用的,万历皇帝,虽说长年罢朝,但是对熊廷弼仍相当信任。万历的用人原则,也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毫无疑问,在万历去世之前,熊廷弼的方针政策均得到万历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有人甚至认为,万历皇帝与熊廷弼是“军事战略上的知己之交”。正因为如此,万历皇帝特赐熊廷弼尚方宝剑,“重其事权”。

  其实,在万历年间,熊廷弼被言官谤议攻击的事情,从未间断,特别是在镇守辽东的不长时间内,各种弹劾之奏疏,不绝于耳。但是,万历皇帝从来不听。他对熊廷弼的建议和主张,统统予以支持。这一点,仅从简单的《明史熊廷弼传》就可以看出来。凡是熊廷弼向万历皇帝的上疏,记载皆为“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

  史料记载,万历皇帝曾针对言官的弹劾,对熊廷弼批复过一段相当有意思的话。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

  这段话,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深切依赖”,以及对一个重要臣僚的“语重心长”。特别是一句“毋为人言所阻”,更是推心置腹、坚定决心。照现在的话语解释,意思就是你放心,让别人说去吧,一切无妨,照你的思路干去下吧,“朕支持你”哦。据说,万历临死之前,身患重病,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另眼相待,非看不可,且还要一一批复。

  只可惜,万历皇帝的庇护很快结束了。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卒。明光宗继位,不到一个月,也死了。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大统。明史说:“当是时,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议起。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 言官文臣立刻磨刀霍霍,群起攻击熊廷弼。

  自泰昌元年始,攻击熊廷弼的言论就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可以说,有些内容,是老调重弹,但问题是皇帝换了。明熹宗毕竟不是熊廷弼的知己,他派了一个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调查。

  这个人,还算公允,承认了熊廷弼经略辽东的成绩,但是因为熊廷弼曾为弹劾之事“掼纱帽”,他的结论有一句话“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

  功劳是有的,但是掼纱帽则有负皇恩。一个“罪浮于功”,熹宗皇帝便将其打发回家了。“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结果,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袁应泰成了辽东经略,直接导致了沈阳陷落,其本人也战败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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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原因,熊廷弼不慎卷入党争。

  明末朝政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下野官吏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因此得名。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官吏士绅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既互有矛盾,又互为利用。

  其中,以东林党人势力最为强大。起初,乃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则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到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浙昆宣各党派受排斥。于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便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形成了直接对抗。

  照理说,熊廷弼原为楚党,与东林党人并不是一路人。但是,当时的东林党代表人物杨涟等人,突破门户之见,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熊廷弼同后来的所谓“东林党六君子”,也有不错的个人关系。这一切,为其最终的杀身之罪理下祸根。或许,人称“九千岁”的宦官魏忠贤的思路也是简单的,政敌拥护的,咱就要坚决反对哦!

  明史说:“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也就是说,袁应泰一死,辽东战局告急,“烟火断绝,京师大震”。满朝上下,这才想起熊廷弼来。甚至有人感叹:“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

  然而,阉党们不放心,“搭班子”的时候,生生替他配了一个叫王化贞的巡抚。这个人,明史有评价:“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据说他可以调动的人马,仅有离京时带的京营五千人。而王化贞则握有实权,其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

  明史说:“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毕竟,今日之辽东,早已不是十年前的辽东了。应该说,熊廷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可是王化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一切,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兵败问罪,朝廷震怒。自然要下令处置败军之将。王化贞的责任是主要的。明史记载:“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一个是逮,一个是勘。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然而,最后的议决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

  这时候,出了一件事情。熊廷弼为保命,曾托一个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贤行贿,数目不小,四万两。然而,熊廷熊并不是一个贪官,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既而背之”。于是,“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

  此时,正值“东林六君子”案发,杨涟等人被下狱。魏忠贤觉得机会来了,便指使人诬熊廷弼也曾向杨涟行过贿,将熊廷弼行贿之事,与“东林党案”硬扯在一起。“甚其罪”,“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那就是罪加一等了。

  魏忠贤的党徒冯铨,还趁着陪皇帝吃饭的时候,拿出一本民间流传的《辽东传》,上面有记载熊廷弼英武善谋的文字。这个冯铨挑拨说,“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帝怒”。

  第三个原因,乃是熊廷弼的性格所致。

  明史说:“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此评价,甚为形象。也就是说,熊廷弼的脾气是不太好的,遇事特别容易激动,也因此得罪不少人。当然,有些人是无意中得罪的。比如那个给事中姚宗文,仅仅是熊廷弼没有替他在补缺的时候求情,而结下了梁子。

  熹宗初立之时,有人“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也有人说他经略辽东失职。熊廷弼的反应是什么呢?《熊廷弼传》说“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 “廷弼益愤,再疏自明”,甚至公开“惯纱帽”。说到激动的时候,“抗疏辨,语颇愤激”,即使皇帝在场,他也从不忌讳。

  但凡有人弹劾,熊廷弼总是要抗辩上疏一番的。任何批评,他都不能坦然地存在肚子里。因此,给满朝大臣留下他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深刻印象。熊廷弼“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万历皇帝在,可以包容他。换了熹宗皇帝,自然就会看着极其不爽了。

  熊廷弼同王化贞的矛盾,虽说是责任在王化贞,但熊廷弼也有责任。他似乎根本看不起这个人。同下属说话,有时候也不注意分寸。他反对王化贞的军事策略,又无法阻止,便上疏告状,话也是说得很难听,且不留余地。

  王化贞自然心存不满。如“化贞见疏不悦”等等。待到王化贞兵败之时,两人相见,“化贞哭”。看出来,他是有悔意的。这个熊廷弼却“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弄得王化贞无地自容,“化贞惭”,一点不留面子。他们俩人同被朝廷究责之时,熊廷弼依然故我,态度不好;相比之下,王化贞伏罪,倒是态度端正,痛哭流涕。

  凡此种种,都说明,熊廷弼是不谙为官之道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上不成熟”。恃才自傲,这在任何时候的官场都是危险的。毕竟,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是有胸襟的。

  明天启五年八月,有“盖世之才”的熊廷弼被处死。据说,熊廷弼临刑之际,胸前仍挂着一个小布袋,袋中之物乃“辨冤疏”也。熊廷弼辩疏了一辈子,或许他至死也不明白,官场的许多是非是辩不明也道不白的。

  熊廷弼身首异处之后,对其家人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因为朝廷追赃,其长子熊兆珪自杀。其老家江夏的一个小小知县,都要来敲竹杠,索要“貂裘珍玩”,甚至将熊家两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打四十。“远近莫不嗟愤”。

  直到崇祯二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昭雪。“传首九边”的熊廷弼才身首合一,得以归葬。其墓在今武汉青山国家森林公园之中,并有熊公祠存世。而那个王化贞,却苛活到崇祯五年,才被伏法处死。

  后人感叹熊廷弼案,称“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读之思之甚痛。后来与熊廷弼同样下场的袁崇焕曾有《哭熊经略》流传于世,吟咏而泪落: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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