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快半步，湖南官方渐刮实学新风

左宗棠的科考，起步于14岁。父母因穷困与疾病相继去世，他前后守孝共达6年。真正参加科考，始于20岁。

科考预示着左宗棠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开始。

他以实学“技术”眼光，习儒家“义理”经典，作八股教条的文章，文章风味与其他士子已迥然不同。左宗棠试图将三者融合起来，这直接造成文章从角度到内容都十分别致。

1832年4月，左宗棠参加乡试。严格说来，这是他正儿八经参加的第一场正式科考。坐在长沙的考场里，他以自己的独到角度，洋洋洒洒写下首篇考场作文：《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专任有功》。

标题换成白话表达即是：选拔一批能为己用的人才，组织一支精练能干的军队，专心致志，只为成就盖世事功。由此可以看出其鲜明的技术思维特色。

这篇试文，是左宗棠选定人生道路的宣言书。他后来确实完全在按照这条路走，也是这样做成功的。在今天，可以说他扣紧了时代的脉搏。而在当时，只谈“技术”，不见“义理”，在八股文中完全属于异类。

但考官又不能说左宗棠走题。因为文题取自四书五经中的《礼记·月令》：

孟春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俊杰，专任有功，以征不义。

作者自觉融实学、儒学于一体，在主流价值观看来，这是讨巧。副考官胡鉴一看，左宗棠这篇文章，味道完全不对，看不懂。他又不能说自己没看懂，所以批“欠通顺”。其实就是“不通顺”。贺熙龄作为左宗棠的老师，被胡鉴抢了麦，又不适合当面肯定，只好说“文虽佳，惜不中程式，帘中人无能辨此者”。文章好是好，但不合八股套路，是好是坏？我们大家都识别不出来。

左宗棠侥幸获得举人功名，直接原因缘于“万寿恩科”，徐法绩主考官有机会避开八股教条选拔人才。间接原因是经贺长龄、贺熙龄等一批经世致用的学者倡导，湖南学界开始跳出八股思维的束缚，考官中一些人对实学已经能够理解并接受。

一个人偶然成功可以靠运气，但长久成功必得赖实力。当考试不看实力，或者八股考试制度不能识别实力，而且升级为全国性的大问题，青年左宗棠又将如何选择？

三次掉进“旧制度陷阱”，倔强者不走老路

1833年到1838年，左宗棠先后三次进京参加会试。第二次会试出现了“负运气”。初选已被录上，取中第15名，最后核定，发现湖南多录了一人，湖北少录了一人，左宗棠被改为“誊录”。

中了进士又被刷下，他倒没怎么在意。回程路上，他苦中作乐，还跟妻子写信半开玩笑自我安慰：不就是没考上吗？这又不是什么丧失节操的事。我看考试这个东西，里面还真的有个“天命”在。项羽跟刘邦战败了不是说“非战之罪”吗？我没高中，是“非考之罪”，似乎还有脸回湖南来见江东父老吧。

他跟妻子兴味盎然地说起走出考场的情形：我将试场文章抄了一份出来传给朋友们看，大家一看都拍手叫好，说这等好文不中没道理，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没想到竟因名额有限被刷，我也真够倒霉的。据说，翰林院侍讲学士温副考官极力推荐我的文章，主考官也认为我这几篇文章不错。（“闻同考温侍讲呈荐甚力，总裁亦评为立言有体。”）不知道最后卡在哪里了。你说，这都怎么回事啊？

左宗棠偶然不中，背后其实有着必然原因。以他的天资，一心老老实实作标准的八股文，会试结果会好一些。 3次会试不中，根本原因在实学的技术思维，已经成为他的价值骨血。他从技术角度去作八股，即使勉强合了格式，内容却又全改。主持考试的礼部（教育部）官员，多数难以接受。

今天我们难免纳闷：左宗棠在会试考场里到底想了些什么，在考卷上写了些什么？

1833年，左宗棠第一次会试，途中曾作《燕台杂感八首》表达政见。从他思考的问题，可以看出他的思维特点、价值取向。

其一：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清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此诗以“义理”开头：谁来践行孔孟之道，让中国国泰民安？朝廷废除苛捐杂税，让老百姓可以吃饱肚子，国家就不会乱。至于保证国防安全，是皇帝考虑的事；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则是百官要办的事。问题是，眼下国家内部混乱，外部又不安全，官员都惰政不作为，我一介布衣书生，只能眼睁睁干着急。

其二：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此诗则以“艺事”开头：想当年，康熙皇帝收复新疆，无数士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新疆回归祖国版图后，不远万里，用骆驼运去稻种，在沙漠里开垦农田，打算花再大的本钱，也要将屯田工作搞起来。我的看法是，新疆如果要建设好，必须独立设省。现在新疆的落后真让人心焦，但也不要太难过，看看内地，也先进不到哪里去。既然全国一盘棋，边疆还是要先建好，这样才能有备无患。

从这两篇代表性诗作，看出左宗棠思考问题的特点：以“义理”开头，落点必在“艺事”；以“艺事”开头，通篇都在谈如何办事。

这种打着八股招牌公开讨论实事、分析办事的技术文章，是八股取士所不能容忍的。对一心以读书求本领的士子来说，八股诸多束缚发挥的规定，无疑是灾难。固然，天资高的考生，即使作八股也能脱颖而出，一流的聪明头脑，通过考试照样可以选拔出来，但问题是，优秀的人才，常年沉浸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故纸堆里，竭尽精力钻研八股文的格式、技巧，对政治现实、社会民生、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高中进士，外放为官，无一例外缺乏足够的才能来应对，只好委任幕僚及下吏。

由此，明清两朝负责管理的官员与负责办事的胥吏职权分离。官员只能依靠文牍、开会发号施令，远离民情；胥吏无职权，但掌握实际办事权，便借办事机会，巧取豪夺。官、吏分工，直接后果，导致吏治日渐腐败。追溯源头，正是八股取士造成的。

左宗棠出山为官后，主要精力正是花在弥补这一制度性漏洞上。

制度有病，社会吃药。偌大中国，官方难道从来没人发觉有问题？

清朝从建国第三年起，沿用明朝科考制度。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很快看出了名堂，发现考试有严重后果。他说：通过试八股文录上的人才，擅长奉旨填词，短于治事安民，“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怎么办？不考了。

1663年，康熙皇帝下令，废止八股取士。

但废除一项旧制度谈何容易？废除八股，很快引发礼部官僚的抵制。

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康熙皇帝，建议说：报告皇上，我认为考八股文还是不错的，让考生用经书作文章，用八股的方式来阐发您每日所颁诏令中蕴涵的微言大义，这样您刚好可以借机观察未来官员的心术；如果不考八股文，您既不知道未来的臣下们都在想什么，千秋万代之后，也会落个放弃“圣贤之学”的历史骂名，岂不是得不偿失？还是请恢复吧。

“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

康熙皇帝一听，也有道理。文人得罪不起，历史骂名背不起。1668年，又恢复八股取士。

旧制度经这么一折腾，八股文已成鸡肋。举国上下，出现一个让人尴尬的事实：朝野都知道八股取士不好，但就是离不开。

到1738年，八股取士弊端再次严重暴露。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建议取消八股取士。理由是：

“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

乾隆皇帝有了康熙皇帝上次折腾的教训，不敢再轻举妄动，决定采取积极稳妥的方法，以民主协商的形式，先组织臣子开个讨论会。

会上，六部大臣七嘴八舌，列出一大堆问题，少数说好，多数说不好。但无论正方还是反方，没有一个人提出替代科举之方。乾隆皇帝早知道旧制度不好，要不他也没必要组织这场讨论会了，他只要比八股取士更好的方案。既然大家都想不出来，提案就此无限期搁置好了。

这一拖，近百年过去，到了左宗棠科考的时候。

左宗棠凭本能与兴趣，一头钻进实学，学到的正是乾隆皇帝期望的“真才实学之道”。但国大家大，朝廷内部心也不齐。如今，道光皇帝倡导的主张，需要臣僚去执行。但只要考试旧制度没变，礼部在操作时仍可以正大光明地背道而驰。响应了乾隆皇帝号召的左宗棠，在道光一朝不但没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反而被代表朝廷的礼部无情淘汰。

左宗棠深感愤慨。他的回应，是26岁那年单方面宣布永久罢考，以示强烈抗议。他倔强地认为，自己的水平没有问题，考不中是国家考试制度出了问题。

罢考还有一个原因，身边的朋友都通过了考试，跑到自己前面去了。

胡林翼1835年已经高中，曾国藩1838年又高中进士。这无疑给左宗棠带来刺激。

晚清考个进士到底有多难？当年中国的读书人200万左右，取得秀才功名者3万，录取率为1.5%。举人则从秀才中只录取5%，湖南每届50名左右。进士则再从举人中录20%，湖南每届限额14名。也就是说，湖南14个地州市，必须“市状元”才有希望中进士。类比2014年高考，清华大学录取湖南籍考生165人。左宗棠考进士的难度，超过今天清华大学10倍。

曾国藩是清朝科考制度最醒目的受益人。他虽然开头不顺， 23岁才中秀才，但其后一路顺畅， 24岁中举人， 27岁中进士，其后点翰林，做京官，十年七迁。但曾国藩对八股取士的不满程度，比左宗棠还强烈。左宗棠并没有留下批判科考制度的传世言论，而曾国藩却公开写文章指责说，八股取士要不得，将读书人的知识面越搞越窄，气象越搞越小。考官阅卷，就好比闭上眼睛到谷仓里选黄豆，他说大说小都是成立的，但真正的好豆子呢，就从他手心里漏掉了。

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与进士落榜的左宗棠同时去否定八股取士，旁人听来感受完全不同。墨家有句名言：“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有进士身份，对官员来说没有任何感觉；但没有这个身份，就完全不同了。人家会嘲笑你本事不够，吃不到葡萄才说酸。

逸史传闻， 1875年，已经拜相的左宗棠，还在因学历遭李鸿章反对与嘲笑。他暗示左宗棠只是举人，没有资格参加翰林院的讨论会。左宗棠气不过，想到一桩类似恶作剧的手法：给朝廷打报告，称要撇下西事，进京会试。

慈禧太后接到报告，吓了一跳。她纳闷左相国为什么如此在意进士身份？当时就犯难了：他要考试名正言顺，朝廷找不出任何正当理由阻拦。兹事体大，不可等闲视之。

如果批准左宗棠入京会试，谁有资格做东阁大学士的主考官呢？搜遍朝廷，也找不出一人。慈禧太后领会左宗棠的用意，默契地做了个顺水人情，下发圣旨，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避开一场尴尬。

63岁高龄的左宗棠扬言进京会试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拿个学历，盖住疮疤，免人口实。内心里，他还真没拿进士当过一回事。晚年给儿子孝威写家信，数次阻止儿子们进京考进士，进了北京还写信力劝儿子回来。

左宗棠选择实学，当成一条新路，却是“歧途”。

早年选择实学而罢考进士，左宗棠哪里想过这么远？

又是怎样将“歧途”走成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