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不惟学历惟能力，带来尴尬与孤独

中国历史上，但凡才大气大有个性的人，总能一眼看出传统的弊病。他们年轻时站在传统的侧面甚至反面，批评与否定传统，进而创新自己一套方法体系。他们一生成功，得益于早年反叛，但最终要为自己的叛逆付出代价。

左宗棠的遭遇，没有逃出这一历史规律。

面对孤独与不被理解，人可以有三种态度：一，做个超脱的高人，自我欣赏；二，改变自我，大而化之；三，坚持自我，与世俗对抗。

左宗棠选择了最后一种。

他撕破“裱糊匠”虚伪的面纱，颠覆积习与潜规则，注定带来非议。

1867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北上经过九江，接见了当地官员。

九江官员多是进士出身，擅长吟词作赋，左宗棠没有共同语言。等九江同知王某前来拜见，左宗棠知道他是举人出身，故意问：你说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

王同知说：举人好。

左宗棠问：怎么说举人好呢？

王同知说：中进士后，进翰林院学的都是诗词歌赋，练的都是小楷书法，即使外放到地方做县令，忙的也都是官场关系，没空治实学。举人则不同，志向专一，讲究经济学问，且经过上公车，历名山大川，开阔心胸，看各地风土，见多识广，办事能力强。这些难道不是举人好过进士的理由？

左宗棠连连点头称是，褒奖王同知说：在九江见了这么多父母官，我认为王同知是第一好官。

消息传出，士林大哗。毕竟，举国官员基本都是进士，举人不到一个零头。左宗棠以总督身份臧否进士，百官脸面往哪里搁？

左宗棠褒举人而贬进士，他的逻辑是：官员要廉洁，关键看办事，办事不行，学历再高，也只适合做学者、文人，不应把持权柄，尸位素餐。

左宗棠并不是出于情绪意气说着玩的，更不是因自身文凭不过硬妒忌、护短，他真心实意这么想，这么做。

1862年（同治元年）正月，左宗棠刚授浙江巡抚，就向朝廷上奏《请敕调各员赴营差委片》，保举李云麟、邓绎、夏献纶、谢大舒、张岳龄、周开锡、成果道、魏良、吴国佐、邹寿璋、严咸、陈友诗、田钰、葛钺、夏鸿先、马寿华、易方、陈彝爵等18人分任各地官员（相当于市、县领导）。其中没有一名进士。其巡抚浙江三年，共保举过23人，悉数进士以下学历。

起用施补华，很能见出左的用人眼光。施氏浙江乌程人，多次乡试而未能中举，郁郁忧愤。有人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曾见面嫌他学历低、口气大，骂他“狂士“，当场赶走。杨昌浚适时将施推荐给闽浙总督左宗棠。左当天约见，一席对谈，认定他识见超群，有办事能力，爱惜有加，也不顾施只是个秀才，直接起用他负责参议军事，替自己草拟文稿、奏折。其后，施谋划叠出，随军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深得左氏亲信。 10余年后，他跟着左宗棠出嘉峪关征战。 1877年（光绪三年），施又随西征军驱逐阿古柏。施氏虽然学历偏低，但在实践中锻炼出来，他不但是“应用文”高手，而且确有文学才华，后来出版《泽雅堂文集》，就是证明。

对于进士出身者，左宗棠就不会录用得这么爽快了。他对进士有一种近似本能的担心，一定得判断他到底是花拳绣腿，还是有真才实学，弄清之前，宁弃亦不轻用。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 1868年（同治七年），朝廷推荐翰林袁保恒入左幕。左宗棠本不想录用，但碍于朝廷情面，又不得不用，左右为难。在他看来，袁“学士清班，非如僚属之可加督责”，此类学院派文人好清谈，又压不得担子，如何是好？左宗棠从侧面打听，旁人论袁“姿性警敏，素尚圆通”，不是不懂办事的书呆子。左这才释然。他因才施用，任命袁办理西征粮台，专门负责向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催“协饷”，兼处理与各省办事处的关系，意在“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这次真是用对了地方，袁保恒翰林出身，在京城有人脉，加之性格外向，督催“协饷”格外卖力，地方官都有点惧他，即使敷衍拖延，也常交纳部分。西征军后勤保障到位，少不了袁一份功劳。

鼓励读长识见、增本领的书，反对一心只求个高学历，左宗棠不但用于人，首先将这一标准直接用于自家。儿子孝威17岁乡试中举，跃跃欲试要进京会试，左宗棠坚决反对。理由是：本朝为国家办事的大才，基本上都不是八股文作得好的。八股文作得越符合标准，进士考试分数越高，人的道德品质越平庸，办事能力越低下。

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越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

这句话在后世传开，文人学者意见很大。这不但挑战了官场，也得罪了学历高的读书人。

左宗棠坚持“秀才能任天下，布衣可佐王业，雅不欲以甲科中为一语道破骘之定鉴”，事实虽然如此，但他哪里想到，能有他这样超凡天资，从小有远大理想，勤奋过人，同时又能被各种机遇垂青的举人，百不一遇。传统的文化心理是，真理不在你说的对不对，合不合事实，而是有多少人支持你。支持你观点的人多，你就代表真理。支持你观点的人少，虽有真理，也等同荒谬。学历高且掌握话语权的人谁敢支持左宗棠？他虽切中要害，却一直势单力孤。

平心而论，科举考试制度不合理，只是考试内容与实践脱节，造成社会后果严重。用作选拔人才，大致不错。一个基本事实是，即使八股取士，也能将绝大部分天资高、勤奋好学的人才选上去。而竞技考试最基本的功能，不就是将天资高、勤奋好学的考生选出来？

天资高的考生，多因八股入仕，终生声誉与八股已经连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批评科举，否定进士，必然会引起他们强烈反感。

这一事实在当时已经十分明显。

《清稗类钞》记载，左宗棠被朝廷“赐同进士出身”后，按例入翰林院大拜受职，诸翰林对此百味杂陈。左宗棠感觉出来了，他端坐于清秘堂说：你们从哪里来？怎么突然在此聚集？意思是自己不敢惊动大驾。诸翰林这才释怀，转而对左宗棠尊重，请左宗棠为翰林院题写一块匾额。左宗棠谦虚地说：你们都擅长八股文，今天却推选我这个粗鄙武夫来作这等雅事，足见引重之心。恭敬不如从命，我今天就当自己是个刚入学的蒙童来临摹字帖，写得好被诸位老师圈圈点点表扬一番，我也就感到开心了。这番顽皮的谦虚话，引得诸翰林一阵哄笑，气氛这才缓和。

缓和是暂时的。后世的学院博士对他不无忌讳，既然无法否定左宗棠的大才气、大事功，便抓住他敢于“心忧天下”的大气人格，将之矮化为一种傲气与意气，加以丑化。

这对左宗棠是一种致命打击。毕竟，事功靠笔传，事业做得再好，传世还靠文章。

左宗棠到晚年终于深味到颠覆传统、积习与潜规则的尴尬与无奈。妻子提醒他说：你不喜欢那些玩花架子的文人（不喜华士），难道不担心死后没人写文章替你说好话？左宗棠貌似很洒脱地说：我要求的人，在我不用去求的真正的文人学者中。（求在我不求之人。）

而实际上，左宗棠内心深处，还是盼望有人能客观真实地将自己的优点与缺点全部写出来。 60岁那年，他给朋友王子寿写信说：我都60岁的人了，恐怕再活不了几年，新疆还没收回。多年来，我照着直性子办事、说话，得罪过不少人。将来恐怕一死，这些个文人学者就来写文章、编故事，将我骂成一个不堪的人，希望老朋友到时能照实帮我写出来，既不要夸大，也不要虚构。你在深山老林里著成一部传世大书，让后人明白真实历史里的是非曲直，这比保卫国家边疆的功劳不会小。

行年六十，自嗟来日无多，不能为国家卒捍西徼，恐一旦阖先朝露，与世之汶汶者同实谗匿之口，愿吾子卒有以雪之。名山著述，或胜国门耶。

中国传统的矛盾是，没有左宗棠这样倔强的叛逆者，整个民族缺乏激情与创造力，在一团和气的表象下勾心斗角，逐渐走向萎缩、颓废，难以为继。但真正出现这样胆敢痛医文化劣根的个性人物，现实虽然接受，传统却很难容忍，最终以强大的惯性将他湮没。

人被人论，这是必然。对于左宗棠的用人，王闿运早就有看法了。

自用其才，打破传统官场惯例

王闿运不只是批评左宗棠，而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他说：曾国藩只知道收容人才，却不知道求人才；左宗棠只知道使用人才，却不能容人才。胡林翼最糟糕，他干脆既不识人才，更谈不上收而用之。

在致左宗棠的一封信中，王闿运如此发表高论：

运行天下，见王公大臣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此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

这句批评，多少有点道理，但逻辑漏洞同样明显：人才自己都跑上门来了，曾国藩只管收容就是，何必画蛇添足去求？左宗棠已经将人才用起来了，容不下的人才一定是不合己用，已经不算人才，又怎么能叫“不容”？

晚清识才、容才、用才，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事实各有特色，冠居时代。

左宗棠为什么会落得个不容人才的差评？晚年时，有人当面问过他这一问题：骆秉章幕府有左宗棠，请问，左宗棠幕府里有左宗棠吗？左宗棠听后一愣，表示自愧不如。

左宗棠用人不如骆秉章？《庸庵笔记》中这样分析：骆秉章看起来像个乡里的老儒，粥粥无能，貌似笨拙，内心里通透，别人是不是人才，他一眼就能辨别出来。左宗棠外表也像个来自农村的老学问家，但他潇洒自如，谈笑风生，外表看起来与骆秉章相反。最后结论：这两人根本没有可比性，因为骆秉章不擅带兵打仗，只能用左宗棠之才；左宗棠擅长带兵打仗，当然自用其才。

盖骆公能用才，而左公喜自用其才者。

这点比较之下更能看清楚。曾国藩幕府全盛时期达400多人，生活秘书、机要秘书、政治秘书，各安其职。曾国藩本人则做起“甩手掌柜”，大量时间用来读书、写家信，记日记。主帅“无为”而为，幕僚大显身手，幕中脱颖而出的封疆大吏近30人，所出人才，为清朝之冠。左宗棠一生纵横万里，闽浙剿发、陕甘平回、规复新疆、坐镇东南，比曾氏办的大事多出一倍以上，但从1860年到1885年，历时25年，先后入幕的人才，加起来才266人。留下名字的，不过王文韶、吴观礼、袁保恒、饶应祺、陶模、施补华、严咸、谢维藩、李云麟、王开化、杨溶、夏忻、柏景伟数十人。左幕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绍兴师爷湖南将”，二是幕僚中以边地人才居多。颇有点“云集民间高手”的味道。

左宗棠自述其人性格“操心危，虑患深”，凡事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普通士兵罚20军棍以上到要亲自到场。在这种全能型的统帅手下做幕僚固然轻松，多数时候只需帮他查找资料、起奏折草稿，整理文档，安境治民，在军事会议上提意见即可。武将在战场上充分锻炼、展现，固然不受影响，但谋士多数没有机会独当一面，无法成长出来。这不只是左宗棠个人用才的缺点，也是历史上多数强势人物的通病，值得警醒。

“自用其才”观念与晚清官场主流观念格格不入。

大清朝认为，办事是吏的职责。左宗棠实学起家，官、吏皆通，打破传统惯例，让官场难以接受。肯定他，不擅办事的百官往哪里摆？

官、吏分工，官员不懂办事，下吏把控事权，是导致清朝腐败的重要原因。但大环境如此，顺应主流，适应环境，和光同尘，即使朝廷灭亡，个人照样可以博得身后名。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往往如此。

以办事能力考核官员，是晚清转入共和以后才有的事。

关于晚清人才评价，李鸿章女婿、张爱玲祖父张佩纶在1879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作的《涧于日记》中有一段比较中肯的评价：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的才干，源头在陶澍。曾国藩学到了他“讲求史事，考订掌故”的本领，胡林翼、左宗棠学到了他“包罗万象、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怀。张佩纶结论：左宗棠虽然了不起，但也有个大缺点，才气锋芒太锐，用人气度不宽，“霸道”有余，“王道”不足，虽然名盛一时，但后世没有第二个可以跟得上。

他最后一句是“绝无传衍衣钵者”。换用今天话说：左宗棠的成功不能复制。

事实上，任何人的成功都无法复制。时势变了，环境变了，模仿与复制，无疑刻舟求剑。

但左宗棠的处世之道，突破传统的创新之举，百年之后，仍能给我们诸多启发。

身为乱世高官，平乱与治民，破坏与建设，是两根平行线，需同步进行。

左宗棠治军以“霸道”，在治事安民、整顿吏治上，方法却是“王道”。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治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