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坏，根在“吏治不修”

行“王道”，基于左宗棠尽心识人、用人，背后有一个根本目的：挽救乱世危局，再开太平盛世。

左宗棠认为，本朝之所以步进衰世，社会混乱，官场腐败，根本原因，在于“吏治不修”。

“吏治不修”给社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

左宗棠说：官场腐败、堕落的直接后果，是各级官员既忘记了自己在道德上有教化民众的天职，也忽视了还有带领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本分，进而丧失安身立命之本。官员失职，牵一发动全身，导致自朝廷以下各级政府部门对道德、法律、公平、正义视作无物。社会散了，人心乱了，民众被生活所逼，纷纷起来造反。社会既没有道德舆论来谴责造反不对，国家也没有公平的地方可以让想参加造反的人相信道德还有力量，造反者于是纷纷突破道德底线，将打砸抢不再当作一种没脸见人的羞耻之事，反而视为一种光荣。寡廉鲜耻，这是国家灭亡的先兆。

吏治不修，官司不知教养为何事，治本之策已亡；官司不知政刑为何事，治标之策复失。民无耻为盗贼之心，复无惧为盗贼之心。

左宗棠认为，“吏治不修”问题还不止于此，它给清王朝官场内部也造成极坏影响。突出表现为官场暮气沉沉，人才流失。年深日久，官场已经养出三种坏官，一曰贪官，二曰庸官，三曰懒官。

这一观点换成今天的话表达，官场已经出现一大批“政治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

在左宗棠看来，自己带兵平乱，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不过是治标。真正要天下太平，民富国强，则靠治本。从根子上清除这三种坏官，对他们坚决进行组织调整。

清除贪官最易，发现一个，法办一个。难在后两者：庸官无大错，不深入考察，难以发现；懒官虽有自身原因，但全国吏治腐败，不少是随波逐流，要分清他们到底是真懒，还是可以通过训练再次变得勤政？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全抓出来开除，怎么说都有点冤枉，对国家也是一大损失。

左宗棠将庸官、懒官分门别类，列位7种，一概拉进黑名单：

一、年力衰颓，昏鄙不职。

二、年老才庸，难膺表率。

三、貌似有才，心殊狡诈。

四、轻佻放纵，有玷官箴。

五、庸懦糊涂，不堪造就。

六、性情乖谬，嗜好甚多。

七、才庸识暗，贪利忘公。

7种官员，可概括为三种：太老的，心坏的，心贪的。

左宗棠决心整顿官场，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刚任闽浙总督时，他开门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查贪官、打老虎。他认为，治理闽浙行省，首先是打土匪，要打土匪，首先要盘点官员：谁是跟土匪勾结的？谁有本事打土匪？必须逐一查清楚。而要盘清官员，整顿官场，要害在杀贪官。

左宗棠杀贪官雷厉风行，一旦证据确凿，铁拳出击，打得贪官魂飞魄散。为什么要出手准狠？左宗棠的理由是，杀贪官只会弄得一家哭，不杀则弄得社会一路哭，与其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他曾与妻子专门说起这一想法。

但左宗棠要如何系统地“修吏治”，并列出具体可行的标准，才能真正让官场风清气顺？

晓之以理，汰劣导贤

左宗棠的方法，是将“修吏治”细分为“察吏”、“训吏”、“恤吏”、“课吏”和“亲吏”五项。其中，“训吏”包括“课吏”，“恤吏”包括“亲吏”，因此，可以概括为三项：一、察吏；二、训吏；三、恤吏。

“察吏”，即对官员的治理成绩做一个全面的科学考察、分析。方法有二：对成绩优秀的，给予表扬、奖励；对误政殃民的，清理淘汰，严厉惩办。

左宗棠淘汰前述7种官员，采取的是霹雳手段。任陕甘总督时，他特派甘肃总兵周东兴到宁夏中卫县赈灾。周东兴奉命开设粥厂，采购粮食时却巧立名目，虚报铜钱1万余串；报销救济粮时，又多报米、麦，发给灾民的却是黍豆稀粥。连救济灾民的数量、每日口粮数量、救济的起止日期、发放救济粮款总数，他都统统做假。

1871年1月1日（同治九年十一月十一日），陕甘总督左宗棠查出赈灾漏洞，写奏折向朝廷检举，指控他侵吞倒运私卖粮草。 1月9日，朝廷采用左宗棠的意见，严正下旨，将周东兴军前就地正法。

左宗棠清醒地意识到，考察官吏的道德品行，只是表面文章。毕竟，官员也是人，人跟人差不多，容易受贪婪蛊惑、受懒惰支配。严格说来，考察任何一个人，如果过深过细，不是有问题，就是有毛病。官员要跳出“前腐后继”的陷阱，不在总抓他们的小辫子，拖出来打棍子，关键在教育与引导。将官员朝好的方向引导，则不至于变坏；平时多关心体贴，大多数可以变好。

今日道府以上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多，而转移自速也。由前言之，表端则影自正，修身以上之事也；由后言之，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之道，齐家以下之事也。

左宗棠治吏的直接目的，换成今天话说，是“不能让干得不怎么样的照样得好处，让干得好的还得坏处，而要及时把那些忠诚、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用起来，切实增强干部队伍活力。”

从人心、人性的角度理解官员，左宗棠治吏的重点，着重后两项：“训吏”、“恤吏”。为什么？因为，“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

左宗棠说：“亲吏”的重点，不是天天接见，也不是有事无事都说上几句话，这些都是表面文章，没有什么作用。真正“亲吏”，首先要自己“心诚”，心术要正，用心要善，做得好就表扬，做错了就指出，能力达不到的事，多宽容，少指责，对下级官员的艰苦，多体谅。

亲吏的目的呢？为了让官吏亲民。

亲民的标准是什么？是每天上门找老百姓拉家常？或者，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对于这种感性而又难以量化的指标，左宗棠只说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反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

“训吏”的方法有二：一是立榜样，二是将心比心。

立榜样既立正面典型，又抓反面教材。

将心比心则主要通过下属呈文，以春风化雨的方式，认真对待他们的报告，在报告的批示中对下级官员进行引导。

左宗棠对症下药，将官员考核标准量化，分为四等：

第一等，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民众，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官民融洽，有如家人、父子。

第二等，工作认真负责、人品端正、操守良好，“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

第三等，每天忙于官场应酬，从不干治事安民的正事，官场套路十足，官僚习气浸染严重。

第四等，不知民事怎么办。前任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全盘照抄；辖内出了问题，赶紧粉饰太平；平时精神萎靡，麻痹粗心，毫无爱民之心；办事专门依赖丁役。

左宗棠说，第三、第四等官员，属于严重需要教育的对象。教育的方法，是告诉他们，怎么振作起来，积极为民办事，争取在身后留名。

“训吏”的具体做法，是首先跟官员讲清官员职业的特点与道理。

左宗棠苦口婆心地教导属下百官说：官帽子莫嫌细，办好了事，帽子自然会换大。做官的地方莫嫌贫苦，贫苦的地方，更容易发挥才干。老百姓莫嫌他们刁蛮、顽劣，正因为他们刁蛮、顽劣，才需要官员教育，教导他们做个有文化、守规矩的好人。想当年，明朝的王文不过是个在龙场守亭子的驿丞，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最后还不是成为明朝一代名臣？官帽的大小，跟能不能流芳后世，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左宗棠结论：做官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造福一方，身后留名。为什么？因为当官不过是“数十年勾当”，如果当得数十年好官，“干得无数济民利物的事业”，岂不比那些土豪（富贵庸人）强得远？官员社会地位已经不低，工资也不少，生活并不比土豪差，还贪利作什么用？土豪一死，多数灰飞湮灭；官员为任一方，改变数万数百万人的命运，这种成就感不是有钱可以比较，也不是花钱可以买得来。尤其是，好名声可以口碑流传，影响力百年后还在，历史名声万年后仍存，仔细想想，做个好官的收获，实在比其他职业都大。做官付出虽多，但收益超越时空，官员还有什么心理不平衡的？

为官须尽心尽力，左宗棠为此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当官就好比进到一座宝山里去。当官没有造福一方，让民众获利，就像进宝山里转了一个圈，又空着手回来，不但自己可惜，民众也扼腕叹惜。

以策略改变官员陋习

这种苦口婆心的劝说与晓之以理的引导，只能在思想层面上影响官员。道德的力量是强大的，对于真有道德的官员，从来如此。但对于人品不端、贪婪成性、道德意志薄弱的官员，这种教化就显得无力。

对于在“廉干”上没有什么可指责，但个人生活作风上存在类似今天“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干部，左宗棠讲究技巧，教育这类官员，以玩笑的形式，抑制他们的贪婪与欲望。

野史记载，左宗棠在陕甘治下州府有一“纨绔官员”吴太守，“夙精烹饪，沿途供帐，择食殊苛”。常年锦衣玉食，吃香喝辣，饕餮排场，当地民谣颇有讥讽。左宗棠闻知后，邀他来总督府谈事。

吴太守上午9时赶到，在接待室坐等。午饭时，肚子里咕噜直响，左宗棠却还在忙公务，像是忘了。直到下午6点，膳食科才端来晚餐，全是糙米、腌菜，难以下咽。吴太守饥肠辘辘，顾不得难吃，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四大碗，填饱了肚子。等他吃饱打嗝，左宗棠才过来，招呼厨房上山珍与海菜，并抱歉说：我公务繁忙，耽误吃饭时间了。来来来，开吃！吴太守肚子胀得难受，连连说：吃饱了！吃饱了！左宗棠笑道：原来是这样啊！味道怎么样？吴太守苦笑着说：好吃，好吃。左宗棠叫厨师再换上糙米、腌菜，自顾吃，边说：那些是招待你准备的，我就喜欢吃糙米饭。我看糙米饭比山珍海味还是强些，关键是得靠它活命。饭菜味道好不好，不在米饭精不精，肉食细不细，关键还得看自己饿不饿，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吴太守回去后，再不大搞排场，虽然仍时不时生馋虫，但挨饿的记忆实在过于深刻，从此一改“择食殊苛”陋习。

将心比心，恤官用情

与历史上有过一番大作为的治国能臣比较，左宗棠面临的时代尴尬是，工商业文明随着欧风美雨吹进来，原本耻于言利、节欲尚俭、知足常乐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见利眼开，人性中的贪婪与欲望被激发出来。利不一定是坏事，贪婪与欲望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利是商人的事，官员不能搀合；贪婪与欲望有个度，要符合道义。如何正确获利、把握贪婪与欲望的尺度？帝国既没有制度规范、又缺乏文化引导，导致乱象丛生。

左宗棠在家书中多次慨叹，当下社会的人心，已被“自私自利蚀尽”！从官吏到老百姓，每个人都将私心私利放在首位。民众贪利，自然人性，官员贪利，后患无穷。造成吏治败坏的原因，根源在官吏不分公私，不辨义利。

按当时的观念，大清王朝是皇帝的，国家的财产，也归皇帝个人，官员只是代理皇帝行使权力，打点家业，超出薪俸以外的收入，都是损公肥私、以私害公。由此，“明辨公私、义利之分”，成了左宗棠“训吏”的第一课。

为官若求廉而有为，始事则在辨明公私义利，公私义利不明，见利忘义，天下滔滔，吏治民生又安足为？

但大清帝国法治观念缺乏，解决“义利不分”，只能依靠道德。

为了在道德上遏制人心被“自私自利蚀尽”，左宗棠定下“廉、俭、惠”三字为标准，身体力行，试图带头在官场开启新风气。

数十年为官生涯，左宗棠一日三餐只按中等标配，总督衙门里不来客人，则不吃海菜。做上浙江巡抚后，宁波海关照惯例送来平余银8000两，作为巡抚津贴。这种合法的“灰色收入”，左宗棠建议取消。但朝廷立下的规定，不是喊取消就能马上取消。左宗棠采取折衷的办法，第一年将这笔钱先拿过来，捐给衢州、山阴、会稽、萧山灾民，购买谷种。第二年起，平余银就自动取消了。

担任23年封疆大吏期间，他每年将4万两白银工资的95%捐于国家公事，只寄5%回湘阴柳庄， 8个子女，两位夫人，每年就靠他寄回的200两白银度日，生活水平仅及中产阶层。

着眼“心术”，左宗棠真正独具个性特色，在“恤吏”。

左宗棠认为，官员也是人，有人之常性、常情。只要将心比心，用心去关心他们，则“恤之可以使为善”。从这一理念出发，左宗棠治官首先充分尊重人性、人情。

左宗棠带头勤政，鼓励官员勤政，但更关心他们的健康，希望官员爱惜身体，在工作上多想方法，不要勤政伤体。

陕甘属下绥德知州成定康常年奔波一线，累出了病，又带病坚持工作。左宗棠并不支持，他批示说，你工作这么卖力，都累出了大病，可见你是真正的血性男子。但你更要注意休息，注意工作方法。如果当官要付出健康代价，这不符合古人的教导。你要静下心来多想一会儿，自己的工作方法是不是值得改进？方法对头，应该不至于累出病。

成定康读后感动得泪奔。

左宗棠恤吏，不仅体恤生者，也抚恤死者。

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进京会试，在河北栾城游历，看到了知县桂超万所张贴的劝民耕种的安民告示，当时触动很深，记下了这个名字。后来，桂超万因政绩升迁福建按察使，一生勤勉清廉， 1863年（同治二年）病死于任上，身后萧条。新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得知后嘘唏不已，这位曾经的偶像，如今的下级，当年给了自己多么振奋的精神力量，怎么可以让他人死骨寒！左宗棠不仅遣人前去吊唁、赠送礼金助葬，还奏请朝廷下旨，令史官将他的政绩立传，以存其人。

在左宗棠的鼓励与引导下，浙江出现了一批勤政清廉的官员，衢州知府魏良、道员顾菊生、台州知府徐台英，就是代表。他们廉洁能干，又都在英年早逝，身后萧然。左宗棠不仅厚礼资助丧事，而且专门表彰他们的贤能惠政，“以为良吏之劝，求安民之效。”

行“王道”的官员左宗棠，与行“霸道”的军事家左宗棠，反差巨大。作为治事安民的官员，“恤吏”的左宗棠形象，更像一个嘘寒问暖的老太婆。这与战场上那位气吞山河、指挥若定的大英雄判若两人。难怪熟知左宗棠正面和背面的杨昌浚，评价他“外严厉而内慈祥”。

左宗棠形象由此立体丰富，真实而富于质感。

带头廉洁，不搞“道德绑架”

治国之能臣左宗棠，践行儒家的“仁爱”、“中庸”，仁爱其里，中庸其表，两相融合，成就“王道”。儒家讲的“仁爱”核心是爱，一种有等级的爱，规范这种爱的，是礼。“仁爱”追求“仁民爱物”，有等级地爱所有人，让世界充满爱。

中庸的核心是“至诚”、“至德”。天道是“诚”，人道追求“诚”，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追求人道与天道吻合。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将“诚”寓于“仁”，是左宗棠读破万卷后悟出的心得，也是从理学得来的启发。

他说：“造物所忌者巧，万物相感以诚。”当人诚心修炼到不含杂质，心术端正，就能达到“仁民爱物”，成就“王道”。

不可否认，“王道”在中国历史上起到过积极的正面作用。这是儒学从春秋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秦始皇凭军事起家，以法家治国，征服海内，凌驾中国，想当然试图消灭儒学，大搞焚书坑儒。结果呢，二世而亡。汉武帝吸取教训，以儒术治国，内儒外法，天下垂拱得治。从此，“王道”思想延续下来。“王道”不但创下了汉唐雄风，也成就本朝康乾盛世。但回头去看，“王道”单纯的道德教化，作用力毕竟有限。在工商业文明的冲击下，传统的世道人心正在变化，人口流动让舆论道德的约束力大幅下降，商品交易频繁让货币的社会影响力提高，金钱的力量增大，舆论制约力降低，以“王道”治吏，理论与实践脱节，会出现论人失察、用人失误。

《泽雅堂文集》记述了左宗棠几则此类逸事，见出“王道”之短。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秦州知府彭某，每天坚持吃差穿坏，出门只坐露天骡车，带老弱仆人，常去乡下转悠，开展田野调查，左宗棠知道后，称赞说：这个人真是廉能。

大通知县邵某听说后，比彭某外出还简朴。左宗棠见后，又忍不住表扬说：这个人也很廉能。陕甘官员听说，纷纷向两人学习，成为官员表率。两人由此成了官场明星，在任上都得到提拔。但退任后都以富贵归乡，再不见俭朴影子。

西征新疆时，左宗棠移军肃州，在营外开辟几十亩地，自种蔬菜。每天公务之余，他都拄着根棍子，亲自到菜地里浇水、施肥。低级武职的材官吴某听说后，特意穿着短衣烂鞋，挑一担粪，专门等左宗棠出营时从大门前经过，连续坚持几天，天天如此。左宗棠大加赞赏，认定吴勤劳能吃苦，提拔他做肃州金塔副将。但提上去数月，本性暴露，因贪污被查处。

以“王道”治吏，虽然注重人性、人情，不搞官员道德运动，但还是容易滑进“道德陷阱”。左宗棠对此的方法是谨慎防范。

左宗棠将浙江巡抚任上的平馀银捐给灾民后，并不鼓励官员向自己学习。理由是，自己生活简单，这是在农村劳动时养成的，已经习惯了。每个官员的生活习惯、家庭特点不同，自己捐款后如果大力宣扬，就会对其他官员造成“道德绑架”。

他与儿子孝威在家信中曾专门谈及这一想法：我年轻时常年住在农村，已经习惯了乡下人粗茶淡饭的生活，省吃俭用，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但别人的生活习惯不一定像我，如果强制规定他们必须学我，则别人家里可能维持不下去。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我倒是博得个清廉的好名声，别人却被我带进了胡同，未免太不近人情。

左宗棠早年长居农村养成生活俭朴的习惯，出山做官后习性不改，他发明一种衣袖，后世称之“宫保袖”。

“宫保袖”的发明纯属偶然。左宗棠平时最爱读书，常年伏案写字，衣袖处常遭磨损，容易破旧。为保护衣袖，他请人专门制作一副袖套。

1871年端午节前一天，门人王家璧见了，颇受启发，回去后仿效。还写信给左宗棠说：以前伏案写字，经常弄破袖口，昨天在营中见左老师作军书，戴着布袖套，我也仿做了一副，取名“宫保袖”。他即兴写了一首《宫保袖歌》：

夫子袂，何短右？宫保袖，何有偶！

勤邦俭家可大受，衣锦尚扃通则久。

鲰生投戈诵尚书，禹皋稷契来庭除。

袖中间却拜飏手，尧衣待补当何如。

日日据案不知久，经生问道吾何有？

不闻苏轼出一头，但见原思露两肘。

书生虽惭不知兵，仍时往来大帅营。

……

左宗棠读完后，莞尔一笑，幽默地回信道：“孝风先生阁下，奉读大著《宫保袖歌》一首，兴会飙举，方袍幅巾，大增声价，读之不禁为之起舞。乃一舞而袖长，屡舞而肘见”。写到这里，他自己也觉得有趣，忍不住开起玩笑来：看来我的袖套没有你的做得漂亮。即使这样，难道我就收手，弃之不用吗？否。看来人还得敝帚自珍啊。最后郑重落款：“愚弟宗棠顿首，五月晦。”

宾主间这场戏谑，传扬开来，一些官员开始模仿。

左宗棠没有指望以“宫保袖”来在官场倡导廉洁风。他清楚，改变人心，要靠自觉，依靠权力推行道德，对改变人心，并不能起多大作用。

对察人、用人、识人，对察吏、训吏、恤吏，左宗棠统统只当作手段。因为，这些都是“标”。天下之乱起于人心不正，治国之“本”，当在正天下人心。

要正天下人心，为万世开太平，只有通过学术教化一道。

左宗棠是怎么具体运用儒家学术的“道”来安定大西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