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之役

一二五六年夏天，蒙哥决意亲征南宋，这其实是很果断的抉择。并且，他立即就任命斡赤斤家的塔察儿为主将，令其率领以东方三王族与五投下为核心的左翼军团发兵前往襄阳、樊城。他自己则在翌年率领中央军队，计划由六盘山攻入四川。几乎已经完全攻下云南方面的兀良合台部队，则成为大军的右翼军队，预计由南宋国的侧面或背后进攻。

忽必烈与金莲川营帐的想法完全遭到否定。成为金莲川营帐主力的五投下，与忽必烈被隔离开来。京兆地区一被查抄，忽必烈的权力也几乎被没收，可以说忽必烈被逼得走投无路。

然而，有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一二五七年，塔察儿旗下的左翼军队在按照原定计划到达襄阳、樊城后，仅进行为期一周的包围，其后就轻易地放弃攻城为收兵了。

并不清楚其原因究竟为何。然而冷静想想，忽必烈营帐之所以采取慎重的态度，必有其理由。这个撤退，证明忽必烈营帐在当时的决定是对的。再加上，以塔察儿为首，应为帝国顶尖的强力军团的东方三王族与五投下又缺乏战意。

对于排除胞弟忽必烈而御驾亲征的蒙哥而言，自初战开始就遭逢失败，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蒙哥亲征作战计划的关键在于塔察儿的左翼军队。蒙哥原本打算由左翼军队压制汉水流域，进一步从长江中游牵制下游，然后中军再慢慢地往前推进。然而，作战计划事实上瓦解了，这当然令蒙哥震怒。

这次却换成塔察儿被排除掉。正离开蒙古高原在南下途中的蒙哥，此时再次速断速决，也就是再度起用忽必烈，但不是采用忽必烈营帐的基本战略，而是期待忽必烈按照原定的速战速决方针，代替塔察儿发挥作用。

忽必烈采纳了霸都鲁与姚枢建议妥协的意见，前往蒙哥的行营地。据说相隔三年才相会的这两位兄弟，含泪相拥。但是，作战计划并无太大的改变。有关左翼军队的解体，他们提出了修正案。从主将位置被更换下来的塔察儿，领着东方三王族的军队，越过“空白壁垒”朝东南而下，向淮水下游的荆山前进。据说忽必烈竟然是要直线切断北方的“空白壁垒”，前往长江中游的鄂州，那里是与由南方切断南宋领域的兀良合台军队会合的地点。

不论是对塔察儿还是对忽必烈来说，这都是难以执行的修正案。这是明知要在从北边强攻南宋非常困难的前提下仍执意下达的命令。也就是说蒙哥并未反省，他对于作战本身钻牛角尖，完全不打算从根本上重新制订计划。

蒙哥的确太过强势了。就他个人而言虽然很有才能，但作为一位帝王来说，思虑则有欠周详，过于重视自我的面子，也许是因为对自己的才能与手腕太过自信，而且对自身以外的人又太过冷酷刻薄。

在修正案里，塔察儿和忽必烈都可以说是被命令前往“死地”。同时，蒙哥自身则以准备周全的六盘山与京兆为基地，打算前往蒙古已有几度进攻经验的四川。

蒙哥当然有其大义名分。塔察儿的攻击目标是南宋的两淮制置司，忽必烈的目标则是京湖制置司，而蒙哥自己所负责的则是四川制置司。由于南宋国在其北境配置了这三组大军团，所以各自展开攻略的名分是成立的。

但是，蒙哥这个乍见之下看似巧妙的新作战计划，却潜藏着对蒙哥自身而言极大的陷阱。那就是在行动日程上，皇帝蒙哥自身暴露于敌阵最前方。而且，忽必烈与塔察儿既不能立刻出击，也没有这么做。事态演变成只有蒙哥本身必须作战。

忽必烈在会谈后一度回到金莲川，凑合手边现有的兵员就出发了。那是一二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事。蒙哥在这年秋天起就开始进攻四川。塔察儿所率领的东方三王族为了和成为右翼军队主将的忽必烈会合，北上前往忽必烈私领之一的河北邢州。会合在翌年四月完成。

忽必烈将整个军团驻扎在山东西半侧大军阀严忠济势力圈的正中央，距离其中心城市东平很近的“曹濮之间”，也就是曹州和濮州之间，就这样度过了一二五九年的夏季。总而言之，忽必烈闯入了华北一带最危险也是最大军阀的势力范围。他在这里与各股汉人军阀势力谈好条件，得到了他们全面配合的承诺。

如斯，军团编组与粮秣补给得到某种程度保障的忽必烈，在秋日下渡过黄河，开始踏出切断巨大“空白壁垒”的步伐。接着，时当九月，就在忽必烈将要跨过淮水时，正在蒙哥本队从军的异母弟之一，对忽必烈而言则是乳母之子的末哥（Mukha）派来了一位密使。那位密使送来皇帝蒙哥已经逝世的讣报。

拉施特·哀丁的《史集》记载了忽必烈与霸都鲁的密谈。霸都鲁献上的策略是，按照原定作战计划南下。根据忽必烈汉人策士之一的郝经所言，正当他们渡过淮水北方的汝水、驻扎在汝南之地时，传达蒙哥驾崩消息的正式使者抵达。在这里召开了汉人策士们也参加的紧急会议。郝经本身提出“班师之议”，也就是撤军回朝，但会议最后的结论是往鄂州前进。

对于刚与兄长蒙哥消解不和的忽必烈而言，一考虑到即将来临的帝位继承问题，与其北返，不如按作战计划南下，这在名分上也可以表明自己要继承蒙哥遗志的立场。而且，只要渡过蒙古全军皆惧的长江，那立场将更加鲜明。因为，这样一来他就等于是自愿成为牺牲的那颗棋子，成为散落在中原大地上各军队的殿军。而且，也可以将过去不和的兀良合台所率的右翼军队从敌阵中救出。而且，现实是如果马上遣返北方的话，这支特地组成的大军团大概会立即解体四散。如果帝位必须以武力争夺，那么还是将这支大军团握在手中较好。

如此，就形成了史上有名的“鄂州之役”。战斗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这个战役所具有的意义很大，那就是在此交会的忽必烈与贾似道这两位双方阵营的主将，皆借此一战役跃升为蒙古与南宋的实权者。

忽必烈之乱

将忽必烈这个率领南征的辅助部队，强渡长江包围鄂州的壮举看在眼里的蒙古方面诸势力，既惊讶又佩服，逐步聚集到忽必烈身边。而且，率领东方三王族大军团的塔察儿也决定要合流。可以说忽必烈与霸都鲁下的赌注押对了。

整个形势开始偏向忽必烈这边。如果是这样，就没有必要再拘泥于鄂州了。霸都鲁表示自己将留下等待兀良合台军队，催促忽必烈北返。时机正好。忽必烈向以塔察儿为主的诸军队表达了北返之意。如此，忽必烈诸军进行了“大回转”。忽必烈自身也率轻骑，自汉水流域经由襄阳、开封北上。他的目的地是中都。

一二六○年一月十日，到达中都的忽必烈，召集了属于自身一派的诸军。有如雪球一般迅速膨胀的忽必烈派，到了四月就北上开平召开库力台大会。忽必烈在此成为新皇帝，其时四十六岁。

同时，阿里不哥主持蒙哥的葬礼等后事，在首都哈拉和林按正当程序召开库力台大会并即位。帝国的主要人士都参加了这边的会议。忽必烈既没有出席兄长蒙哥的葬礼，而且在对蒙古而言并非首都的开平，集结自身派系而即位。

有一件事可以简单表明谁在当时才被认为是正统的大汗，那就是当时没有直接涉入此一纷争的钦察家的态度。当时的族长别儿哥发行了刻有阿里不哥姓名的钱币，这就是阿里不哥才是第五代大汗的确凿证据。

作为此一纷争的结果，趁时局混乱建立政权的旭烈兀汗国，当然是持必须要视忽必烈为正统的立场。但就算是在当地编纂而成的《史集》里，有关阿里不哥及其血脉，都不得不做特别处理。在一般见解中的“阿里不哥之乱”，在现实上是“忽必烈之乱”。

但是，正统性另当别论，帝位归属是以武力来决定的。团结了以东方三王族与五投下为中心的左翼势力的忽必烈阵营，实力较强。阿里不哥只是一位空权现任皇帝，除了妻子娘家的西北蒙古瓦剌族（Oirad）以外，缺乏可依靠的执政势力。

帝位继承的战争为期四年，结果阿里不哥及其政府走投无路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政权是以帝国东方的左翼势力为基础的军事政变政权。此一背景决定了蒙古帝国及世界命运的走向。

世界史的大转向

在帝位继承战争造成纷乱期间，蒙古帝国内部除了忽必烈的大可汗政权以外，还有欧亚西北的钦察家、中亚的察合台家，以及西亚的旭烈兀家，他们各自都摆出自立的姿态。蒙古帝国史研究者杰克逊（P.Jackson）重视大可汗政权与旭烈兀及与之对抗的钦察汗国和中亚方面窝阔台、察合台联合势力的这个对抗模式，将之解释为蒙古帝国的解体。

但是，将此断然称作解体，是有些过于大胆的。虽说如此，至少一直以来，所谓“帝国的分裂”这种想法是很普遍的。不过，如果按照原本面目来重新审视事实，连上述所谓的“分裂”都很难不让人觉得是对现实的极度夸大。

例如，若是我们将忽必烈时代所发生于蒙古内部的几场“战争”，回到原始史料来重新检讨的话，就会发现与预想相反，几乎没有发生彼此之间的杀戮。那是近乎“战争”之名的论争，并没有流多少血。蒙古不会杀害蒙古，是蒙古帝国这个共同体的特征。

一般来讲，对忽必烈反抗最激烈的，据说是窝阔台家的海都（Qaidu）。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就连这位海都，实际上也没有和忽必烈直接对战过。海都并不否定大汗忽必烈。一直以来，宛如理所当然一般，海都也是重要成员之一的一二六九年塔剌思（Talas）会盟，被视作海都被选为大汗的库力台大会。但那完全没有根据。所谓的“海都之乱”或是“中亚四十年战争”，也有很强的先入为主倾向。

实际上，蒙古帝国中的内讧顶多只是争夺主导权而已。例如，就算是被认为最早自立的钦察汗国，要等到它具备可以称为国家的实力和政权形式，也是十四世纪以后的事。一直以来，我们动不动就太过于套用西欧式的那种强固又严密的国家形象。在欧亚大陆上，特别是在内陆地带兴亡更迭的诸多政权，其实际情况更加暧昧模糊，轮廓不定者很多。就算如此，它们也还是政权，是国家。总而言之，我们所谓的“国家观”才是最大问题。我们应该要以诚实且直率的方式，重新对待历史，使之更加接近于诸多现实。

有关蒙古帝国，我们亦太过于将他们这种在同一架构下活动的人类集团所造成的表面上的对立，用一种近现代的感觉整个囫囵吞枣地照样接受，完全当作一种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对立与抗争。这是一种过度的想象。如果在蒙古帝国内将吃人或被吃等激烈对立当真，那么像是有名的驿传等联结欧亚东西的交通却还没有断绝，那就奇怪了。就事实来讲，我们看不到那样的迹象。

自成吉思汗建国初期开始，蒙古就是一个联合体。权力的多重结构，是贯穿蒙古帝国的极大特征，并不如过去所言是从忽必烈时代才开始的。

当然，蒙古帝国由于那场以一二六○年为顶点的纷乱，的确是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合帝国整体之力进行大远征。再加上，虽然忽必烈政权保持大可汗的宗主权，但现实上沦为“东方帝国”也是事实。不过，帝国全境的大可汗还是只有忽必烈一人而已。只有他的命令“jarliγ”意即“指示”——和其他君主或诸王以“üge”即“话语”来形容的命令可以很明确地划出清楚的界限——是绝对命令。这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要言之，所谓蒙古帝国这个体系，即使有表面上的不和与对立，但也继续维持下来。

若如杰克逊所说，如果蒙古帝国真的是“解体”了，那么对于十四世纪以后以蒙古为中心的欧亚大交流，究竟又该如何解释是好呢？

以一二六○年前后为界，蒙古帝国开始变身为一个一方面内部存在种种对立，另一方面大可汗的中央政权外有多个政治权力核心的、松散、多元复合的联邦国家。蒙古自身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然后，欧亚世界也被导向一个以多极化的蒙古为中心，各自的区域、国家、集团的自他区别开始觉醒，进而活动并互相提携的新时代。那是人类史上未曾明确经历过的局面，也就是说世界史大大地转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