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为国家之范

如前所述，蒙古帝国已形成以“大可汗的汗国”忽必烈帝国为中心，再由其他汗国围绕的双重结构。由于各自一族的汗国都拥有可以称作帝国的规模，因此这种结构可以看作在宗主国忽必烈帝国以下有数个帝国集团，其整体构成了蒙古的世界联邦。

忽必烈想要创造的是一个适合作为新时代世界联邦中心的新国家。那么，在企图创造新国家的忽必烈之前，历史上是否存在能够作为模范的国家或政权呢？世界上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可以对应的先例呢？

忽必烈在即位后较过往更加热心且不问人种地召集策士及政治顾问，致力于从所有的国家、地区聚集可以对应于所有“文明圈”的智囊团。因此，忽必烈若是要搜集整理之前的国家与帝国模式的相关资讯及判断材料，理应无太大困难。

例如，有一位侍奉他的汉族官僚名叫王恽。这位在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记录魔人王恽，以日记风格写下有关忽必烈“即位”后政权及其周边的见闻，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记录。根据这本《中堂事记》，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对战的形势混沌未明之时，下令详加比较过去各种国家的制度、典范、机构。

十三世纪六十年代的蒙古帝国

根据王恽的记录，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汉唐”国都的计划以及种种政治、行政、经济体系，甚至是国家典范及其理念的。对忽必烈而言，王恽是负责中华文明文化、行政相关工作的一人。是以，他自身所见闻、体验的忽必烈政权种种事务，无可避免地会受限于这些层面。

但是，就算同样是汉文的记录，看看作为蒙古及畏兀儿著名将官及臣僚个人记录的碑志、传状等文献，可知忽必烈自那时起就令蒙古及畏兀儿策士们，举古今东西之例来讨论政权论、婚家论等议题。王恽的证言只不过是在结果上传达了事实的一部分而已。

这里有趣的是，至少在汉文里，几乎都无法确认他与穆斯林官僚做过讨论。但是，从客观形势或其后的事实发展来思考，就可以了解到没有记录不等于没有事实。

一般而言，这个时代的汉文史料，都恶意地没有针对穆斯林官僚及商人们留下记录。对于蒙古支配的怨念与恨意，至少在记录上而言，可以说几乎都集中在穆斯林身上。那可以说是来自“文明意识”与价值观差异的“穆斯林过敏症”。

其实，在现实层面上担负起忽必烈国家建设事业大半部分的是阿合马（Ahmad）、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jal）、阿里别（Ali Beg）等穆斯林经济官僚。忽必烈在与他们钻研种种构想时，要说都未涉及有关伊斯兰国家与社会的议题，那才真的奇怪。而且，蒙古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与伊斯兰世界有很深的联系。因此，在资讯和见识上想必都没有什么不畅之处。

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套用在关于欧洲的见识方面。如果说忽必烈没有涉猎关于发源自古代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或西欧各国的相关资讯和知识，反而才是奇怪的。而且，不只是资讯搜集，各个蒙古汗国在这些资讯的彼此分享及提供上，也极为热心。

本来，有关欧洲的资讯方面，最晚在一二四六年以后，就持续地在蒙古政权下有所累积。一二四六年贵由（Güyük）举行即位大典时，在欧洲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ius Ⅳ），就派遣了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以正式使节的身份前往参加仪式。其时，柏郎嘉宾叙述了有关欧洲的种种实际情况。这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包括蒙哥时代的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在内，往后也不绝于途。

甚至，早先于此就展开的拔都西征，应该也是一个搜集欧洲资讯的机会。就忽必烈的侧近而言，姑且不论马可·波罗一家究竟是否真实存在，但有相当数量的曾经有过类似《见闻录》之经历的欧洲人进出忽必烈的宫廷，则是事实。忽必烈应该也从那些人的口中听取了有关欧洲的状况。

可以确认，忽必烈处在一个可以汇集过去以来的古今东西方知识与见闻，并加以检讨吸收的环境。所谓“蒙古”就是这么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政权，蒙古时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对忽必烈来说，是不是到头来还是没有一个可以依样作为国家理念模范的先例呢？

所谓一系列的“罗马帝国”模式，虽然理应不会就这么产生助益，但在物流体系或经济机构等方面，则十足有作为参考的可能性。

伊斯兰国家的模式也是如此，除非是将伊斯兰本身作为政权来全面引入，否则就没有意义。虽说如此，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任何一个体系上，所谓不太抱持排他性，对异邦人也开放的这一点上，应该是值得参考的。不只不拘泥于人种，在宗教方面，伊斯兰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也是即使存在他者，但绝不加以排斥的样貌，想必成为参考的要点。并且，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机构上，可以说是如假包换地将伊斯兰中东的传统与做法引进来了。

中华帝国的模式，姑且不论财务及经济面，对忽必烈而言，远较前两者更有现实性。不管怎么说，中华帝国是拥有作为巨大帝国机构的长远传统与经济累积的。再加上，这个模式对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宗教，又几乎没有极端的拘泥或偏向。

当然，“华夷思想”或“中华主义”的独特价值观又另当别论了。但是，自蒙古完全地成为中华的主人以后，“华夷思想”在蒙古人眼中大概只是一种汉族士大夫及官僚等的怪癖。另外，“中华主义”本来就具有容易向支配者一方靠拢的特点。

极端来说，中华帝国的本质就是庞大的军队与官僚体制，以及用以支撑其以地方组织为名的征税机构，还有彼等人事的中央管理，此外尚有作为那种种结果的巨大中央机构与首都。这些“硬件”的层面，对忽必烈那个崭新的巨大国家构想而言，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参考案例。

尤其是，那巨大的中央机构及牢固的行政组织，一直以来是包括蒙古在内的诸多草原帝国最为欠缺的一点，而忽必烈大大地将之引进。特别是在有关中国本土的统治上，虽然并非原样照搬，却也在应用与调整中采用了中华帝国模式。作为其结果，忽必烈的国家确实在某一层面披上了中华王朝的外衣。然而，那大多只是外观而已。

回过头来说，另一个游牧帝国的模式当然也会映入忽必烈的眼帘。特别是横亘欧亚中央大陆东西，坐拥相应雄伟版图的契丹帝国，更是其先驱。蒙古时代的中国将中亚的第二契丹帝国称作“西辽”。同时，原来的辽朝则被称为“东辽”（就笔者所知，其证据只有一处，即现存于山东省曲阜孔子庙的《大朝褒崇祖庙之记》的碑阴刻文）。但是，这两个辽朝契丹帝国的模式，对蒙古而言已成为血、化为肉。对忽必烈来说，早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参考前例了。

另外，继承这个“东辽”政权，曾经控制中华北半边的金朝，对新国家构想而言也是相当有益的先例。在接合南北两个世界的这一点上，应该是比契丹帝国还要有更多可供参考的点。忽必烈的汉族策士或部属中，在金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人极多，非常了解金朝的文化作风及优缺点。但是，在规模及多样性上，它充其量只是一个“中型帝国”，仍无法作为忽必烈的新世界国家的模范。

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说，对忽必烈来讲，几乎不存在可以直接用作模范的先例。他是引据上述种种事例或模式作为参考，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但在根本上，则必须要靠着自己和策士们来做各种新的创造。那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创造。

＊大元汗国是中华王朝吗？

一直以来，世人都理所当然似的将忽必烈政权视作一个完全的中华王朝。他们将之唤作“元朝”，作为历代中华王朝的一个朝代来处理。

如前所述，在这个时期的汉文史料中，终究存在独特的偏向与局限。因此在处理牵涉蒙古的汉文文献时，需要格外的细心，甚至时而需要某种类似“嗅觉”的灵敏。在研究上最重要、最微妙的这一点，过去都没有被注意到。或者说，有时小部分研究者自身由于太过偏向“中华主义”，干脆将眼光从现实移开，而未原原本本地将事态作为事态来接受。

蒙古统治时代的中国本土本来就有中国史范畴中的人群历史生生不息，这自不待言。“作为民众史的中国史”相当重要，不管怎么重视都不嫌多。

不如说，长久以来在大多数描述中忽必烈政权的图像都是既非蒙古史亦非中国史（甚至更非世界史）的模棱两可的奇妙状态。有关“想当然的中国史”的几个面向，几乎皆未加以回顾。那在研究上是极大的问题点，是今后务必要加以解决的课题。不过，对于这个课题的重视，与主张作为一个国家的蒙古政权宛如中华王朝的观点，不可相提并论。当然，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忽必烈政权与蒙古帝国而言，中国本土都是重要的。但那也不过只是一个部分而已。

此外，从忽必烈政权国家机构的面向来看，中华帝国的色彩也只是限于涉及中国本土的行政组织，在位于中下层级的位置才较为明显。但是，在大元汗国统治下的其他区域姑且不论，在有关军事、政体、财政等，涉及国家与政权最根本的层次上，不得不说中华色彩极淡。这些事实只要能不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加以审视的话，就自然可以见得。

在这里所谈论的是有关国家与政权的各方面。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而是将中华帝国的做法部分引进，用作新型世界国家构想的一根支柱罢了。

第二次创业

对于忽必烈来说，作为一个草原帝国的蒙古联盟及根源于此的军事力是权力的根源，还是得将此放在这个国家构想的根本位置来思考才行。

但是，只有这个是不行的。虽以武力取得了帝国霸权，但旭烈兀、别儿哥（Berke）、察合台之孙阿鲁忽西方三巨头相继死去，使得“统一的库力台”瓦解。要以武力来压制帝国的各个角落，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

特别是远在欧亚西北的钦察汗国等，原来是支持蒙哥—阿里不哥阵线的。一二六五年，原想趁着旭烈兀骤逝而南侵的别儿哥，在与迎击的旭烈兀后继者阿八哈（Abaqa）的对阵中离开人世。

在稍早之前，别儿哥已经同意参加统一库力台大会。但那是以旭烈兀需同时参加为条件才勉为其难的承诺，绝非欢喜甘愿的承诺。

对忽必烈而言，要令全蒙古，包括这些在内心深处反对他的势力在内，确实且持续地认同、接受忽必烈政权，还需要一些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要迫其承认，还需要一股力量。

那就是财富。蒙古的大可汗只有给蒙古共同体的人们带来安宁与繁荣，才能被认定是唯一绝对的权力者。只要创造一个持续给他们带来旁人所不能得到的财富即可。如此一来，所有的蒙古成员都会继续将忽必烈及其血脉的权力，作为蒙古大可汗来拥护。

回过头来说，蒙古对于属领的态度，一直到蒙哥时代为止，说到底皆非统治而是掠夺。但是，那在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要有一个机制可以管理财富，然后创造更多的财富，必须要从统治进展到经营才行。

财富的源泉就是巨大的属领，特别是有欧亚大陆上最多财富与人口的中国。要言之，“中华的经济力”是国家构想的第二根支柱。

因此，首先必须将中国全境收入囊中。接着，必须要创造出一个可以联结草原世界与中华世界这两个异质世界的新国家形态与结构。那可以说是军事与经济的共生，也可以说是草原与都市的复合。

只不过，只是单纯将两个世界、两个要素衔接，也是不行的。若是要以草原世界为骨，以中华世界为肉，那么还需要给予其生机的循环血液才行。这里说的血液，就是物流、通商。

那么，担当此一工作的又会是谁呢？那不外乎就是已经与蒙古联结，并掌握内陆通商的穆斯林商业势力。忽必烈要做的是，更系统化地将他们较过往更多地吸纳到国家机构之内，使他们在政治权力与行政组织之下彼此密切相关且一体化。借由国家权力从流通面来诱导以形成巨大、多样社会的形式，更进一步促进有机化与产业化。也就是说，忽必烈国家构想的第三根支柱，就是“穆斯林的商业力”。

在此，忽必烈新国家的基本构想，融合了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以及穆斯林商业力这三个连贯欧亚的历史传统基础。忽必烈政权一方面将草原军事力的优势作为支配的根源加以保持，另一方面又部分地导入中华帝国的行政模式，以中华世界作为财富的根源来管理。然后，再利用穆斯林的商业网，创造出国家主导的超大规模的通商、物流。

当然，将草原与中华组合在一起的军事、政治体制是必要的，成为政治权力与物流系统枢纽的巨大都市是必要的，将此一巨大城市作为起始点的交通、运输和移动的网状组织也是必要的。

在其上，大可汗要居于统筹所有构成要素的关键地位，掌握军事、政治、行政、经济的要点，对物流、通商课税以使国家财政充实。将这些收入以赏赐形式分配给蒙古人，使之成为维持蒙古联合体的支柱。此一赏赐的大部分恐怕再度透过穆斯林商业资本，投入物流、通商活动，在蒙古全境进一步带来经济活动活性化。这就是忽必烈构想的蓝图。

如此一来，蒙古国家本身及其属领，就算再怎么以各种层次的分权势力来细分而成为马赛克状，物流与通商皆能超越这种分有体制。接着，掌握财富根源与流通系统的大可汗，成为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的所有者，超越帝国的分立。那就是忽必烈及其策士所构想的大统合计划。如果说成吉思汗建国是第一次创业，那么这次根本性的改变，正可以被称作第二次创业。

在此必须要加以关注的是，忽必烈及其策士们似乎是在政权确立还不明的阶段就开始思考这个构想的。而且，几乎是在怀抱此一构想的起初，就将其与海上的联系也一并考虑进来。

换句话说，忽必烈与其侧近策士，构思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甚至是与海洋世界这三个相异世界的相连，并且他还企图以欧亚整体的规模来完成这一构想。

“首都圈”的出现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在其宏大的国家建设计划下，陆续开始实施种种巨大的工程计划。那几乎是在政权确立后不久就开始进行的，而且在直到忽必烈高寿逝世前后大约三十年间持续地推进。

当然，也有相当程度的计划由于当时种种始料未及的事件或叛乱、突发事件等，而无法如预期般地进行。但就算如此，也几乎是没有中断地推动了一连串巨大的国家建设计划。因此，从一二六四年到一二九四年为止的忽必烈治世期间，成为欧亚史上罕见的大建设时代。

首先，忽必烈为了创造出跨越游牧草原世界与中华农耕世界的政权骨架，于霸权行将确立时，在内外宣示将迁移蒙古帝国的首都。这个迁移是要将首都从位于蒙古本土中央地带的哈拉和林（Qaraqorum）移到两个世界的相接处，也就是自己的根据地——位于内蒙古金莲川草原名为“开平”的城市，以及作为华北据点城市的金朝故都中都，它们分别被正式命名为上都、中都，成为新的帝国首都。新的蒙古帝国，成为拥有两个首都的帝国。

这个两京制，与之前的事例，如唐代长安与洛阳的事例，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为忽必烈是将其宫廷、政府与军团，夏季安置在金莲川的草原，冬季则迁往中都地区，每年各有半期的季节移动。忽必烈王朝成为一个定期移动的政权。

这是一种同时保持游牧军事力，又掌握经济力的，一种乍见之下矛盾的两个命题并立的方式。但若仅止于此，就与辽、金两个前代的帝国没有太大差异。不过，忽必烈帝国并非“dual capital”即“两个首都”的情况。

忽必烈在直径约三百五十公里的长椭圆形移动圈中设置了许多城市与设施。

以各式各样的官营工场城市及宫殿城市、军需城市为首，集中储备谷物及物资的巨大仓库群所聚集的城市、储藏宝物及财货的专用城市、各种负有各类特殊任务的近卫军团之驻扎城市与驻屯基地、管理所有驿传网络的转运中心，还有军马专用的巨大官营牧场群和其管理设施等都鳞次栉比地分布在首都圈内。

例如，在离上都不太远的地方，有一座名称可音译为“锡玛琳”的城市。那是一座令三千户来自撒马尔罕（Samarqand）的纺织专家以家庭为单位集中居住的城镇。在此，最高级的各种织物及服饰布料、衣服，都在官制的保证下制造。那些制品成了不只是忽必烈王朝，也是欧亚各地蒙古王族、贵族的典礼及宴会服装，同时也成为大可汗赠品及赏赐品的重要部分，甚至得到了最高品质保证的口碑，被高价贩卖。

这座城市的名称，用汉字写作“荨麻林”，选用的字有些奇特。汉字的发音是“xun ma lin”。据此法国东洋学的硕学伯希和（Paul Pelliot）认为，这座城镇就是拉施特·哀丁《史集·忽必烈·可汗纪》所提到的“锡玛琳”这座东方特殊工艺城市。这个解释在距今数十年前，堪称卓见。“荨麻林”源自撒马尔罕居民之意的波斯语“锡玛力”。这个词是以惯于在语尾加上“恩”音的蒙古语发音作“锡玛琳”后，又以汉字加以音译的结果。这是东西方文献彼此吻合的罕见事例。这意味着这座城镇不仅誉满东方，在伊朗方面也声名远扬。

另外，这座城镇在明代是以亦具中国风味的音近字“洗马林”来标识的，成为位于明朝北方边境极为平凡的聚落。政权的更迭，改变了一座城镇的命运。这样的案例放眼中国全境，可见许多。

在这座锡玛琳城镇的邻近地带，集中了几座工艺城市及官营工场城市，甚至还有专酿葡萄酒的城镇。葡萄酒是在帝国的仪式、聚会、宴会中享用的非常高档的饮品。除了当时也成为蒙古属国的畏兀儿王族所控制的现今吐鲁番盆地送来的最高级的葡萄酒之外，忽必烈政权也引进了出身中亚者的葡萄栽培及酿酒技术。

另外，在弘州这座具有中华风韵的城市中，住有来自包括撒马尔罕在内的中亚的技术者与工艺家，也住有华北的织工与技术者，也就是说来自东西方的工匠们在同一座城镇中一起生活。这里不只生产织物，还制造出各种技术产品或特制的武器、兵器、战斗工具等，是一座多功能的官营工场城市。

这样一种科学者、技术者、工艺家的聚居化与组织化，甚至是伴随而来的技术、品质的高度化，生产输送的效率化所具有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忽必烈政权一直到接收南宋后也一贯且明显有意识地推进这一模式，也就是说，他实施了一种也能通用于现代的科学技术政策与产业促进政策。

从军事方面来说，这些城市与设施散布于区域的北半边，是忽必烈直属军团的夏营地。然而，南半边则扮演了冬营地的角色。各个军团各自在北方保有夏季专用的牧地与军屯地，在南方则保有附有冬季专用牧舍的过冬驻扎营地。如此，他们随着大可汗作南北向的大移动。

要言之，忽必烈使新帝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多机能，集中在横跨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区域的中间地带。然后，以此为起点广设了覆盖蒙古帝国全境的水陆运输、交通、通信网络。特别是在北方的上都地区，常态性地设置了向帝国各地传达大可汗指令的急使专用的高速骑兵部队。他们为了应对各种状况与紧急程度，整备拥有数骑到数百骑等单位，以无论何时皆可紧急出发的姿态待命。

忽必烈不只是创造出了作为“点”的两个首都，也创造出了作为“面”的首都圈。这个首都圈成为其统治的核心地区。“大元汗国”的大可汗在其中巡历，一举掌握军事、政治、行政、经济、产业、物流及交通。

忽必烈并不满足于亲自创造出首都圈。在忽必烈政权诞生之际，他令作为中心势力的左翼东方三王族、阔端（Köden）王族、五投下、汪古（Öngüd）驸马家等集团的游牧地、根据地，以忽必烈的新首都圈为中央，东起现在的锡林郭勒（sili-yin γoul）草原、热河草原，北及遥远的兴安岭北部，西经阴山并远及甘肃、青海的内蒙古大草原与青海地区，形成巨大的连锁状态。他们也各自在原来所拥有的游牧领地，根据地势高低来做南北乃至于东西向的季节移动。

这些集团与王侯仿效忽必烈的模式，都在各自的夏营地与冬营地，设置了小型的夏都与冬都，也在其区域中设置了各个分布的设施。在一举出现的这些为数众多的夏都与冬都中，可以看到明显共通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几乎拥有同样的大小、形状、规格、配置，特别与上都开平府的内城又极为类似，几乎可以确定是一系列基于同一计划的筑城。从这些遗迹出土的琉璃瓦等，也完全相同。

也就是说，忽必烈令这些构成自己的新帝国最高支配阶层的王侯们，创造出了与自身同样形式的“迷你首都圈”与“迷你首都”。相关费用也似乎由忽必烈政府筹措。这些“首都圈”的种种要素，皆是草原与城市的复合体。然后，众多迷你首都圈与忽必烈自身的大型首都圈串连的带状区块整体，扮演了联系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巨大支架的角色。

此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忽必烈三分自身王权并委任三位嫡子管理，自己则立于其上进行统辖。忽必烈与察必生了朵儿只（Tūrjī）、真金（Cinkim）、忙哥剌（Mangyala）、那木罕（Nomokhan）四个皇子。其中朵儿只早逝，剩下的三位嫡子中，事实上的长子真金先后以燕王、皇太子身份，负责管理父亲忽必烈所在的华北。

同时，忙哥剌被赋予安西王的称号，进入曾为父亲旧领的陕西京兆与六盘山，成为陕西、甘肃、西川、云南、西藏西侧区域整体的统辖者。他也是夏季在六盘山，冬季在京兆，进行季节性移动，在六盘山与京兆的东北城外建筑了开成与安西王宫。此外，那木罕被封为北平王，成为蒙古本土的负责人，统辖传统的千户群与成吉思汗以来的斡尔朵。那木罕巡历了旧都哈拉和林与周边的行营地。

在各个王权之下，在所负责区域编入了拥有领地的各种王侯、贵族与当地势力。过去成分复杂的分权势力，在这三个体系中整顿、统合。在除去驿传、物流、通商以外的军事、行政等方面，这三位嫡子以忽必烈的权威为后台，各自分担相应部分。真金、忙哥剌、那木罕就是忽必烈的分身。

就如同成吉思汗以来的帝国是以分为左、中、右三大区块为基本形态一般，忽必烈帝国在其直属区域也是采取北、中、西三大分割体制。这三大分割体制在忽必烈时代以后也继续保持，成为忽必烈王朝的基本形态。

早期忽必烈政权的主要王族及首都圈

在这三大王族之外，忽必烈的庶子们也成为小型的王权代理人。奥鲁赤（ūghrūqchī）在西藏方面，忽哥赤（Hūkāchī）则在云南方面拥有特别专管区域。这些由忽必烈一族所主导的分割支配体制，以及上述的“首都圈”群组，形成了忽必烈帝国的骨干。

忽必烈家族族谱略图

（⑤～⒃为大可汗的继承者）

此外，在联结了此等夏营地与冬营地的季节移动圈中，这种令首都或城市散布的多机能集中的“首都圈”做法，也为旭烈兀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所采用，成为蒙古时代一种新的国家模式。

巨大的首都

然后是首都。忽必烈于至元三年（一二六六），下令在冬季首都中都的东北郊外建造新的帝国首都。

这一年本来应该要举行帝国西方三巨头旭烈兀、别儿哥、阿鲁忽（Alghu）也参加的统一库力台大会。这个库力台大会，本来应该是忽必烈名实相副地在帝国全境被承认为仅此一位的大可汗，使内外周知的一大典礼。忽必烈可能是想向世界各地远道而来的帝室、王侯、领主、使节们展示即将开始的这个巨大帝都的建设。

在五年后的至元八年（一二七一），他亲自将新帝国命名为“大元”。一直以来的“大蒙古国”，换了一个新国号成为“大元大蒙古国”。相应于此，建设中的新帝都被命名为“大都”。国号是“大元”，首都是“大都”，年号是“至元”。很明显，这是一种联动的命名。所谓“大元”之语，据说是取自《易经》的“大哉乾元”之名。在宣布新国号的诏书中，也写明是基于“乾元之义”。所谓“乾元”，是指天或宇宙，或者是其原理［“代翁”（DaiÖn）是“大元”的蒙古语发音。“大央”是到了明代“代翁”讹音而成的。然后“大央”一词到最后具有了“世界”之意］。

那么，忽必烈为何特意挑选“大元”二字当作国号？显然是源自突厥蒙古系的人们所共同崇敬的“腾格里”（Tengri），也就是“天”。

“大元”——“大的源头”，那所指的就是天（腾格里）。忽必烈以含有“天”之意的“大元”为国号，将位于其天下之“地”的中心帝都取名为“大都”，刻画天地运行的“时”取名为“至元”。忽必烈在此加入了受“天”之命，司宰地上及世间运行的意义。所谓的“都”原本就位于联结天与地的宇宙轴上，这样一种观念自古以来在欧亚各地普遍存在。但是，“大都”单从名称的字面意义就可看出，是联结天与地的“巨大都城”，可以说是意图明确的命名。

大都的建设是历时忽必烈整整一代的大事业。它不是在一时间完成的，而是自其中心部分，尤其是具纪念性质的部分开始依序完成的。

首先是宫殿部分的竣工，在主殿的大明殿中，于至元十年（一二七三）三月盛大举行了对皇后察必与皇太子真金的“立后建储”仪式。在其前后，忽必烈在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命国师八思巴（Phags-pa，在翌年成为帝师。此外，这个国师、帝师的建制仿照西夏国）制定具“国字”地位的“蒙古新字”，也就是所谓的“八思巴文字”（或称方形字）。忽必烈对于国家形式、政体的整备也很热衷。

其间，虽然进行了诸如后述的南宋接收作战等各种对外远征，但在新首都内外展开的广泛建设、整备事业也在同时不间断地推行。南宋接收后的战后处理告一段落，在以杭州为主的江南地方作为新版图的一部分也安顿完成的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市街区的骨干显现，主要建筑物也逐渐建成。在原位于中都的官署迁移与富民入住的同时，中都的围墙与城濠被毁弃。其后，相当于大都西南方的旧中都地区，成为庶民层居住的市街以至今日。现在北京的“前门”地区的南侧及其周边一带，原来就是中都。

忽必烈高寿逝世的一年前即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从面向渤海湾的海港直沽起，直至大都城内中央积水潭的湖面，开通了连贯的运河，由此完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运输、交通系统。其后，大都的整备与改造因应必要而有所持续，但投入二十五年莫大人力财力来进行的大都建设，在此暂且告一段落。

大都之名，以当时的汉语称作“Dāydū”，遍传欧亚世界各处；此外，也以突厥语称作“汗八里”（Khān Bālīq），其意为“王者之城”即“帝都”，其后“汗八里”比较普及，因为那正是世界的“帝都”。明清时代，以及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不外乎就是蒙古所建造的大都的后身。

这座按照桌上制订的计划，在完完全全的“空地”上，从零开始规划兴建的纯计划城市大都，从外观来看呈现出纯粹的中华王朝国都形态。

设计上大致的理念，是忽必烈的汉族策士，被称作“黑衣宰相”但满是谜团的人物刘秉忠所拟订的。他早在大都营造开始的十年前，在开平府筑城时，就占卜选址，并奠定了设计的基础。

开平府顺势成为上都，与大都并称两京。以平面计划来说，在这两座蒙古的首都中，的确有一种共通的思想在流动。坐落在草原上的小规模的上都开平府可以说是试作品。在这里所尝试的设计的基本形式在十年后，被套用在规模远远超乎其上者，就是可被称作世界帝都的大都上。

大都被大致沿着东西南北方位，稍呈纵长四角形的外郭所围绕。以面向中央南边的皇城为中心，其南侧有官厅街，北侧有官设四市场，东侧有祭祀帝室祖宗的太庙，西侧有祭祀土地与农业之神的社稷坛。这样一种具有象征意义设施的配置，是忠实地依照汉代出现的伪书《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之条所见的“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样一个古代中国国都理想形态而建造的。该书虽是伪书，却也是规定中华王朝制度、典范的文献，其后也长期受到尊崇。

在现实中国国都之中，正确地依据此一古代准则而修建者，其实只有大都而已。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等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中华王朝国都的典型，它们也是古代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平安京等城市的修建计划的模型。然而其实并非如此。宫城紧贴于其北壁，其南侧则有左右对称的市区，这种模式是北魏、隋唐等鲜卑拓跋系王朝所建设的一系列帝都的体现。

原本，中国史上从头开始新创国都者，几乎都是非汉族出身的王朝。不知为何，汉族政权从未新创过国都，都是再利用已经存在的前王朝首都，或许将过去的地方城市多少整修一下便作为国都。从这些意义来讲，以古代理想的计划为典范，从几乎全无的阶段开始一举使巨大帝都出现的忽必烈政权，诚然是一个特例。

大都的城壁是由宫城、皇城、外郭三重围郭组成的。外郭的周长为六十里。通过实际的调查可知，周长应是二十八点六公里。市街建有五十座坊，在外郭的东南西设置有三座门，只有北面不知为何设置了两座门，合计十一座门。“六十”为天干地支的一巡，“五十”则是“大衍之数”，也就是易的筮竹之数。每一项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神圣的数字。这很明显是包含了天地运行与时间轮转的象征意义。

忽必烈时代的大都

各种地方都潜藏着象征意义。在《周礼》里，应该是各面三门，合计十二门者，实际上却只有北面设两门，这一谜团在元末的文献中可以看到一种解释，即取自三头六臂两足的“哪吒太子”的形象，也就是说，于北面踏两足，各有三只手腕往东西延伸，三个头在南方并排的这样一种形式。

往后在“神话”中活跃的哪吒太子，从其由来、发音与意义来看，其原为印度教神祇“湿婆”（Śiva）所变身的那塔拉加即“舞蹈之王”的可能性极高。

在大都市街内外，可以看到有以彰显壮大威容的西藏佛教大寺院为主的从西藏、尼泊尔、克什米尔、印度等地直接传入的印度、西藏风的“佛教文化”，可以看见有名的尼泊尔建筑、工艺技术者阿尼哥——其名也可以读作阿尼卡或艾涅卡，尚不确定，但经由他的双手所创造出来的印度、西藏风高层建筑确实在各地高耸入云。此外，湿婆变身的多头多臂的“摩诃迦罗”（Mahakala）也就是“大黑天”等的立像及浮雕，果然到处可见。

总而言之，大都内部较我们现在所想象的还要具有浓厚的印度、西藏色彩，而不只是汉文化的色调而已。

与海相连的都城

尽管如此，乍看之下，大都仍然就像是一座纯粹的中华风格的国都。但那只是外观上的形貌而已。恰好和忽必烈的新国家一样，外观与实质是一种双重结构。

如果仅从形式上来看，大都是借由完美的平面计划与都市计划，以及整齐划一的美观，被视作古代中国以来国都的范例，也可以说是将连一次也未曾实现的国都形式具体化并展示于世。造访大都的人，都为其异样的规律美、黄金与浓绿甍瓦所覆盖出来重重相叠的大屋顶所带来的炫目色彩美，以及种种巨大建筑物所形成的复合美而惊叹、迷醉，异口同声地称赞不已。而且在建筑文化的这一点上，与地中海等西方世界相比，东方世界本来是明显地有所逊色的。忽必烈颠覆了建筑上东西双方的力学关系。

但是，与壮丽的外观不同，看看其现实的都市机能则可以发现，它具有与之前的中国国都完全不同的特征。首先就是在都市中央部所广布的湖水与绿地。

作为大都中心的皇城，围绕着中央的太液池，东侧有大可汗固定斡尔朵的宫城，西侧有皇太子宫的两组建筑群，此外则是一整片草地（兴圣宫是日后修建的）。这里是将原为忽必烈军团冬营地的地点作为忽必烈皇室专用的“神圣空间”围起来的。鸟兽被放养于此，在其一侧甚至还有以“灵囿”这两个汉字来标识的“动物园”。在宫城的一角上，为了显示那里是游牧帝王的“斡尔朵”，特地排列以天幕式的住居即蒙古包，皇城地区的全境成为一个休闲区。

这样的园地或园林用波斯语来说是“巴格”，和其习惯、方式一起，原原本本地被吸收到蒙古语中。这种靠近草地及湖水，或是完整围绕的做法，不只是在构成忽必烈政权核心势力的内蒙古草原地带诸王侯的夏都、冬都而已，在察合台汗国的冬都阿力麻里（Almalik）、旭烈兀汗国的新王都苏丹尼叶（Solt ānīye）、钦察汗国的王都萨莱（Saraj）等处亦普遍可见。这可以说是河川、湖沼水畔的草地与都市所组合成的蒙古型的都城模式。

但是，无论如何大都最大的特征都是它是一座与海相连的都城。大都与现在的北京不同，在市区大约正中央之处有个名为“积水潭”的巨大湖面，那成为城市的内港。以米谷为主，中国南方的丰富物资自不待言，满载着伊斯兰世界或西方物品的船，通过印度洋来到东方，也在此停靠。

在被称作“斜街市”的北岸一带，有买卖上岸物品的官营市集鳞次栉比。在那一带，有负责大都经济活动及首都行政的大都路总管府等，经济、财务相关的官厅及设施林立，成为不亚于《周礼》“后市”的经济专区。

设有闸门式的运河“通惠河”从积水潭开始，穿过大都市内，一直延伸到东方郊外约五十公里远的通州。虽然华北平原大多平坦，但大都到通州一段意外地有三十七米的高低差。以运河来衔接其间，以当时的技术水准而言，有很多难处。

依照忽必烈科学、工学策士郭守敬的设计，有十余处的闸门设置，每道闸门都附设有大型半圆的迂回水路，使得河船的航行成为可能。在每一道闸门处，为了运河的管理、维持及河船拖曳，平时设有超过两千名的人员及大量的马与车。就算是如此，河船在运载量上还是远胜过马与货车的搬运。因此，忽必烈王朝筹集庞大的资金，持续努力要使大都成为一个可以以水运来连接的都城。

以运河串联海运与陆运

在通州，金代曾有一道作为华北内陆水运网枢纽的名为“御河”的运河，但是其后随着金朝南迁所带来的混乱而荒废了。忽必烈政权确立后立刻就使之恢复。以郭守敬为首的工学官员们主要负责重新规划以御河为中心的运河网，使之复苏。

在接收南宋以后，忽必烈投入了莫大的资金与努力，再行开凿自江南纵贯中国大陆的“大运河”，使其可航至通州。“大运河”已经消失了很长时间。历史上“大运河”的复活，从北宋时代算来时隔一百多年。从“大运河”到达中国本土北端的这层意义来说，其实从唐代算来已有三百多年之久。光是在令人吃惊的短时间内完成的两个运河体系的建设、整备，就已经是十分巨大的计划了。

甚至，还有在海港直沽重新装载了海运物资的河船，在天然河流白河的缓缓水流中逆流而上，驶往通州。直沽是一个不只与江南，也与东南亚、印度洋、西亚方面相连的海洋窗口，正是现在天津的前身。北京与其外港天津的这种形式，其实是创始于蒙古时代。

要言之，大都的积水潭是连接河运、海运的“水”的物流的基准点。大都营造计划的重点就在于此。大都建设的目标，不只是大都的营造，而是包括与大都有关的一切系统整体一举进行的项目广泛的建设事业。

此外，这里应该注意的还有另外一点。忽必烈政府为了维持成为都市内港的积水潭的巨大水面，大幅整顿高梁河的水系，创建从远至北方的密云、昌平一带取水的系统，完成将其水源源不绝地引至大都城内的大工程。这样一个积水潭的水源工程，以及方才所述的通惠河极为困难的开凿铺设工程，都是在大都营造事业成形之初就开始筹备的。使帝国新都与海洋连接的想法，自大都建设计划的最初就存在了。这意味着在那时忽必烈政权就以吸收南宋为前提，制订了相关事业的所有计划。与大都建设计划同时进行的南宋作战两者彼此间的联动性，是很清楚的。南宋作战是巨大的国家建设计划中的一环。

另外，陆上交通网的整备也同时进行。经过内陆亚洲的所有路径，都被设计成尽量聚集在“首都圈”北半边的夏都上都。过去以哈拉和林为中心的驿传网，也与上都联结。

在上都与大都之间，以三条干线与一条旁道联结。然后，从大都开始，往东亚区域，都分布有放射状的道路网。根据当时从东西世界来造访的旅行者见闻，忽必烈的“王道”在宽广的公共道路两侧挖掘有水流通的沟渠，在彼处种植白杨或柳树等树木，从两侧打造了覆盖公共道路的凉爽绿荫。

以现在的感觉来说，这样一种道路网的整备，看起来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规模遍及中国全境的公共道路整备，至少是自唐代以来的首次。光是如此就可知此一事业多么壮大。更何况，北起黑龙江及西伯利亚，南至越南、缅甸、西藏等东亚全境道路系统的整备，就目前所确认的范围内，是史上第一次。甚至，它们又和横贯草原与绿洲世界的驿传系统联结，又以陆上交通体系与欧亚全境相连，就这层意义来讲，则是人类史上最早的，说不定到目前为止，或许也可以说只有在那时发生过而已。在忽必烈时代，就达成了这些事业一次性同时进行的目标。

可以说，忽必烈新国家的夏都上都拥有哈拉和林这个“草原陪都”，冬都大都则拥有通州及直沽这两个河运及海运的“物流转运中心”，并通过直沽与世界最大的都市杭州相连。

甚至，令人吃惊的是，忽必烈及其策士们还考虑到了要以运河来直接连接大都与上都。根据郭守敬等人的调查，从高度差达八百米这个令人不得不放弃念头的客观情况来看，就可以知道忽必烈政权的构想能力是多么超乎想象，他们满怀着建设国家的意志。

所有一切建设的枢纽，就是作为巨大帝都，兼具水陆机能的大都。如同已经叙述的，如果说“首都圈”群及大大小小的忽必烈一族“王国”是忽必烈政权的骨干，那么大都就正像是心脏一般。

陆与海两方面的欧亚人流与物流，从一开始就被计划要汇集到大都来。大都是忽必烈与其策士们所主导促成的超大型循环的起始基地。相对于过去作为蒙古首都的哈拉和林是中央欧亚的阶段性世界之都，大都则是以覆盖欧亚世界整体的中心来被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