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叹的襄阳包围战

忽必烈政权的南宋作战，始自下令营造新帝都的两年后——至元五年（一二六八）。在一二六八这一年之前，忽必烈及其策士们就开始进行作战计划的订立与远征军的编组，以及军需物资的筹集与补给网的规划。帝都的建造与南宋作战几乎同时起步。也就是说，忽必烈政权从内外两个方面出发，开始新国家的建设。黄河南岸的开封，成为作战与补给的基地。水陆的补给网以开封为中心，所有的物资都被聚集到这里。

攻击目标是襄阳及其对岸的樊城这两座城市。和窝阔台时代阔出（Kücü）的南征、蒙哥时代的塔察儿南征一样，尽管已经有了两次失败的先例，但忽必烈还是以这里为第一目标。这是为了避开针对“空白壁垒”的直接作战。

忽必烈及其军事参谋们所采取的基本方针是，在攻打并占领汉水流域以确保补给路线的同时，南进作战，即要避免太过勉强的前进。

但是，就算攻击目标和进军路线相同，攻击方式和两个前例却是完全不同的。

其实，他们几乎没有进行攻击。蒙古南征军首先做的是土木工程。他们竟然包围襄阳及樊城两城，筑成了连绵的土垒及壕沟。在各个交通要冲里设置了相当于附属小城的堡垒与陷阱。大小城堡总计超过四十座。

这个又长又大的环状城，使设有蒙古军军事司令部的鹿门山及军政部门所在的岘山，以及百丈山、楚山、麾旗山、万山、虎头山等山的山顶相连，有一部分甚至围了两层，总长超过一百公里。组成蒙古南征军各队的本部都设在可俯视襄樊两城的高地上，在各自的城堡里甚至还配有其支队及作为其指挥的镇抚一名。在两岸筑有要塞的同时，在流经两镇的汉水的上游与下游的河中央也造有堡台，并在河中打入了乱桩，遍设铁链，使其完全被隔断。

这支南征军总共动员了超过十万名兵员。但是，其中纯粹的蒙古骑兵只有速不台（Sübügätäi）之孙、兀良哈台（Uriyanqadai）之子阿术（Aju）担任主将直接率领的不到两千人的督战部队而已。虽然也有蒙古与契丹、女真、汉人等的混合部队，但那数量恐怕微不足道。所剩下的大半，是汉族军阀等所组成的华北军队。而且，其中虽有兵员，但严格来讲大多数恐怕连兵都称不上，实际上说是土木工人恐怕也不算太过。

襄樊包围线示意图

巨大的包围网当然不可能全部立刻完成。原来，他们在开战五年前，就向南宋方面总管长江中游到汉水流域的总司令官吕文德要求“互市”，以保护贸易场所“榷场”为名目在鹿门山筑城。以此为据点，在作战开始的同时就从襄阳东边的白河口开始筑造，一口气就完成了襄阳西方万山到南方鹿门山的连接线。

他们大概在投入了很多的人力与物力之后，夜以继日地进行了连通工程。当它大致完成，蒙古军队就很迅速地将兵员带至城墙后方。沿着城墙，所到之处设下屯所，在其处开始生活。其后，他们逐步加强了这条包围线，在襄阳西边及南边形成一条双重包围线（双重包围线中的外侧线并不朝向襄阳，可能是为了防备前来解救襄阳的南宋军队。有关这一点，尚未获得确证）。

在襄樊两市里，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率领精锐的私家军团保卫笼城。对南宋而言，那是相当于国防第一线的要地，他们想要阻挡蒙古军队，战意极盛。军备与食粮也很充足。

以吕文焕为首的笼城士兵与市民们，起初完全摸不透明明以大军压境却不进攻的蒙古军究竟在做什么，只是猛挖地面，尽做一些土木工程。他们或许觉得对方的行动很奇怪。

对于笼城一方而言，这实在是太过出乎意料了。一直以来，蒙古都是迅速到来，然后立刻展开攻击。只要留意不要遭蒙古军引诱而不小心出城，忍过一时的攻击，不具持久力的蒙古军队就会收兵，或是撤退到城外，此乃常态。

就襄樊两市的军人及居民来看，城外的蒙古一方，总之是日夜不分地不停行动，不知道何时会攻击过来。他们心想着“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会来？”而无法消除紧张。其间才留意到两市及汉水已经全部遭到包围，出现了一道又长又大的土墙。

处在襄樊两市的城壁内侧的是吕文焕的防卫部队与居民们。悄悄将之包围，守在一道城壁外侧者，则是蒙古军。围绕着这两道城壁，内外各自有人群聚集，他们每一边都有充足的粮食。

襄樊地区成了稍有规模的“大城市”。但是，在两个城壁之间并没有谁居住，两种“居民”间也几乎没有交流，实在是甚为奇妙的“城市”。

南宋作战的难处

在忽必烈国家建设事业的巨大计划中，南宋作战虽然明显地作为一环来推动，但其中有几个难处。有关于此，忽必烈与策士们也创造出了几个全新的构想与做法。

那么，南宋作战的难处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是南宋国的自然环境。南宋国北有东西横贯中国的巨流长江为屏障。在当时，长江就几乎等于是一片海洋。此外长江以北还有注入外海的淮水与注入此河十数条几乎是并行的河川。并且，在中国中部，还有从西北蜿蜒向东南流至长江的汉水与依势于此的大大小小各色河川。光是这样就够棘手的。

就算是幸运地渡过长江，也还有不逊于淮水及汉水的大河川成群流动。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大小湖沼亦四处分布。南宋国是大河与湖水之国，被水环绕守护。对蒙古而言，那是与他们目前统治的包含华北在内的干燥地带完全不同的世界。

再者，南宋国东侧全是外洋。姑且不论首都杭州，像宁波、福州、泉州、广州等重要城市，亦皆为港湾城市。而蒙古人如果被迫在海上作战，就不知如何出手了。不只是大河与湖沼，他们也不得不与海洋相争。

何况，南宋国在长江与外海即江海上还有水师与海军，特别是巡视长江上下游的水师更是强劲。那是长年储备黄金的结果，当时的南宋国恐怕是中国史上除去地方政权之外，在具有全国性质的正式政权中，最早保有“常备水师”的政权。

从本来应该是内陆型，且疆域颇具规模的国家保有“常备”大舰队的这层意义来讲，这恐怕是世界史上最早的事例。当然，若是只有常备舰队，那么还有在遥远往昔的萨拉米斯海战（Battle of Salamis）时的希腊雅典或所谓的罗马帝国，甚至是蒙古时代中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城市国家等事例。但是，至少这些国家的基础中本就有位于海洋的部分。

我们动辄以为只要一提到中华帝国的军队，就必然是陆上战斗力，甚至是步兵。但是，最近中华帝国的“sea power”即“海上权力”突然开始在国内外被谈论。只是，其焦点是海洋，其讨论的时代也多为南宋之后。

严格来说，海与河川应该是不同的。从实际情况来看，乘风破浪的船只与以没有波浪为前提的内河船只的结构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将此作为“水力”，意即“江海之力”来考量的话，南宋国“常备舰队”所具有的军事意义也许应该被重新审视。

与此相对，蒙古方面在这个时候连像样的水师都没有。忽必烈必须在这样的状态下赤手空拳迎战世界史上最早的“常备”水上战斗力。

从自然环境来看，江南的湿气与酷暑也是问题。马匹较能适应寒气，却难耐闷热。更何况，要从北方直接令牧民骑兵驱入江南又太过遥远。光是与蒙古高原之间的往返，应该就会费掉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了。

蒙古马与骑乘于上的骑兵过的是一种夏季分散放牧而冬季集体越冬的游牧民生活模式。若要一边保持牧民生活一边规划远征，就必须在这一年间的规律生活中组织远征活动才行。至少对于中国南方，以蒙古为基准点按季节出击的作战构想是不成立的。可以说，江南位于“有效射程”之外。

理所当然，地球上的移动在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的意义各有不同。如果是东西横向的移动，那么气象与风土的差距并不那么大。但是，若是南北纵向的移动，景观与状况就会逐渐地改变。

就算是史上闻名的蒙古大远征——成吉思汗西征、拔都西征、旭烈兀西征——皆是东西移动。就算有程度上的差异，但总归是在以干燥为基本特征的地带上进行东西向移动。若是如此，那么保持牧民生活的大远征则是可能的。只要在重要地带的牧地上，让马匹或家畜休息加以牧养即可。这种情况下就算是离开蒙古本土也没有什么阻碍。

但是，南北移动的大远征就无法如此。一旦南下，自然条件就有所改变，途中不见牧草地。就算是有，但小规模的草原很难满足大集团的大规模牧养。东西移动的远征与南北移动的远征，就算距离相同，南北移动也显得更长更远。忽必烈及其策士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不利条件。

甚至还有自然环境以外的问题。那就是从黄河到长江间的区域几乎是荒野。

过去在北宋时代，这个区域原本是运河中有船，陆地上有车，在北宋领内是最富庶繁荣的地带，但在金与南宋长期的南北对立之下，几近荒废。除了南宋方面配置在相当于国界线的淮水一线上的军事设施之外，四处只有军事驻屯地与行政上的城市点状散布。

在忽必烈开始南宋作战三十四年前的一二三四年，南宋国趁着金朝灭亡后的间隙派军北上，意图恢复中原。但这恢复真的只有一瞬间而已。他们无法对抗驻守在黄河南边的少数蒙古单支队伍，南宋的北伐军就放弃了好不容易到手的开封与洛阳而撤退南下。不止如此，他们疲惫得连队形都无法保持，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南宋国境内。南宋国此次损失了很多兵力，与其说他们是因战斗而丧命的，不如说皆是中途倒下的。

在中国史上，此次战役被冠上南宋国的年号称作“端平入洛之役”。该战役以极端的明暗对比——从“异民族”王朝的手中夺回故都的壮举与极尽悲愤的溃走——而闻名于世。

在后世部分以“华夷思想”来理解此役的汉族读书人，将之视作蒙古极尽卑劣毁约与突袭的结果，从而悲愤不已。他们在主张游牧民或蛮族不守信用时，屡屡以此为例证。但是，真正毁约与突袭的却是南宋这一方。此一点已被钱大昕指出，甚至在最近也为中国具代表性的元代史研究者陈高华先生所厘清。

在这个出其不意袭击的作战方案被提出来时，南宋朝廷内部也有异论。大意是说，在歼灭金朝的协同作战中打破与蒙古所确定的新国界线约定，没有胜算的收复故土作战是危险的。若是弄巧成拙，还会重蹈北宋的覆辙。北宋虽然曾与新兴的金朝合力消灭宿敌辽国，却又企图全面收复北境的“燕云十六州”，故招致金朝的反击，从而使国家灭亡。

反对派的根据就是从长江到北方的中原为止，皆是人迹罕至的荒野，所以很难确保粮食的供给，只能携带军粮而行。但是，由于可以携带的量有限，就算军队十分幸运，能够收复失地，也无法长期确保，最终果然如此。

这一事件如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现实。要言之，以淮水流域为中心，特别是自其北侧开始，有横亘中国本土中部将近三四百公里辽阔的带状“空白”，形成巨大的壁垒。

蒙古若是要强硬地将之突破，就会重蹈南宋军的覆辙：就算是只以骑兵部队往驰而战，接下来又会面临长江这道水的壁垒；也很有可能被夹在荒野与大河这两个壁垒中间，在长江江畔进退维谷、最终自灭。

面对南宋国，若是由北展开正面攻击，甚为困难。速战速决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江南城市防卫能力很强，尤其是在设施方面更为杰出。

南宋境内的城郭市镇为高厚城墙及深广水濠所包围，就算有好几层的围郭也不稀奇。迄今为止，蒙古已经在华北及中亚等地累积了无数的攻城经验。虽说如此，如此顽强的城郭还真是难以对付。如果要一座一座地攻下这些城郭，不知最终需要花费多少兵力和多长时间。

事实上，在忽必烈在位约三十年前，就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失败案例。那就是配合拔都西征而进行的以窝阔台三子阔出为主将的南征。出征军队包括窝阔台次子阔端所率的西川侵略军在内，战线拉得很长。阔出的中央主队避开“空白壁垒”，想顺汉水南下。但是，在战役一开始主将阔出就不幸遽逝。欠缺统领的蒙古军，各支军队分散不整地围住南宋的城郭城市，不过因为坚固城墙与护城河的阻挡而无计可施，连到达长江一线都无法达成，反而被迫慢慢后退。他们被南宋名将孟珙所指挥的南宋军逼退，连汉水中游的襄阳都失去了。

阔出的南征至少在名分上含有对“端平入洛之役”的报复意味。但就南宋方面而言，有关此时蒙古的侵袭，他们在“端平入洛之役”前所担忧的“重蹈覆辙”很侥幸地并未成真。

另外，就蒙古而言，这次大失败还留下了血腥的记忆。自成吉思汗以来，这是蒙古第一次在远征中投入了大兵团却彻底失败的案例。

而且，十年前蒙哥南征时，塔察儿也失败了。就算是八年前忽必烈本身的南攻，也是在慎重准备之上勉为其难的进兵。其归路不得不使用属于敌方阵地的汉水路线，并且需要快速地渡过。若要大部队南下，除了选择汉水流域外别无他法。

但是，自阔出南征以后，经过塔察儿的失败，蒙古失去以位于中国本土正中央要冲的襄阳为主的汉水流域。忽必烈想要向这片“失地”全面进攻的作战构想，也被一个大大的脚枷束缚住。

经略战争的思想

襄阳围城战一直持续着。当时展开攻击的，与其说是包围一方，不如说是被困一方。被困一方，对包围一方一直不进攻而感到焦虑难耐，又为和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而感到恐惧，因而为了突破包围圈而展开攻击。如此一来，蒙古方面的军队就躲进又长又大的城壁后方一侧，或是逃入要害的堡垒及城寨中，防备被困一方的攻势。他们几乎无意主动求战，这一光景是违背一般常识的。

蒙古方面的将官们并非总是布兵在包围圈上。主将阿术及军政部门干部哈答库，汉人军阀中心人物中具有主将地位的史天泽等人，时而领着随从，时而领着麾下的直属部队，屡次前往开封及黄河以北或是大都方面。其他军团诸部各自的主队也在遥远的后方屯营，或是适当地因应必要返回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的根据地。其时驻守围城者，在全军中仅为少数，而且也应该是交替驻守的。

蒙古方面设置了直通作为作战与补给基地的开封与包围圈前线的专用路线。在各个宿驿中，有完善的宿泊设施与战争中受伤者用的医疗设施等。在军队每次宿泊时，宿驿都依将官等级来供应羊、米与酒。据说以蒙古指挥官的等级，每住一晚就可以领到三只全羊。

受到城壁与堡垒所保护的蒙古方面士兵，当被困一方攻来，就开始使用各种“发射武器”。它们是最大射程达三百米的蒙古式短箭，以及射程竟有四公里的改良型弩炮。甚至，姑且不论其实际杀伤力，武器中还有因震耳欲聋的大音量与爆裂火粉而极具威慑能力的中国传统大小各式火炮，这是一种加农炮的先驱。至少在这个时间点上，“东方”的枪火器的发达程度远远在西方之上。

蒙古军将这些“发射武器”加以组合运用，不论是军兵的人种，或是兵器的种类，其组织早与散发草根气息的游牧民部队大大不同，是一支在“蒙古”名下充分组织化的多国籍军队。被困一方，就被这种城壁与城的复合体所困，若要直接攻击，就被“发射武器”所击退。

我们其实可以在日本史中发现类似的战役案例。那就是丰臣秀吉的战术。根据日本史家朝尾直弘的研究，丰臣秀吉自织田信长时代的鸟取城攻城战及高松城攻城战开始，特别是在成为天下霸主过程中的竹鼻城攻城战中时常运用如下战法，即总是首先投入大量的人员与物资，制作包围敌城的土垒与附属小城的复合体，然后完全将之封杀。其后敌方攻击过来，就发射炮弹，扼制其攻势。如此，使敌城挨饿无力而加以制伏，使得战争成为一种土木工程。

朝尾将这一连串的做法称作“秀吉的战争”，以“以城攻之，以弹守之”来形容可谓贴切无比。这与忽必烈政权所做的襄阳攻城战在做法上相同。过去有人曾将襄阳包围作战比喻成秀吉的高松城水攻，那只是单就形成完全包围圈这点所做的比喻，实际上就构想的本身而言也可以说完全一样。

但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当然忽必烈和秀吉都有这种经验，是因为物尽其极而得出相同结论与做法，还是因为他们都身处于“发射武器”的时代呢？无论如何，这个历史评价是值得吾辈思量的。

如果是分开看他们各自的做法，会发现其中也有并非独创的成分。但是，统合整体，以一整个系统来进行战争，则是他们的独创。他们不依赖个人手腕或战斗能力，而是尽可能地减少战争中偶然、意外的要素，以组织力与整合力来取胜。他们管理战争，将其当作一个事业来进行。

而且，其过程中几乎没有杀人行为，也没有人被杀。那些人们几乎都没有受伤，可以说是一种“不杀的思想”。

投入的资金与物资也促进了经济活动的活性化。包括长期的军团编组维持与道路网整备等在内的补给系统组织化，带来了借用战争这种形式所达成的职业机会的安定与社会资本的充实。这种方式可以说是“战争的产业化”，在前近代世界里诚属稀有。

蒙古水师的出现

襄阳作战从一开始就是持久战的态势。战斗只是时而突发，大体上仍是缓慢的包围与被困，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但是，蒙古一方也势头猛烈地进行了水上战斗力的建设。华北各地聚集来了大量的水船，指挥舰等主要舰艇也被重新建造。并且，他们命令这些水船行驶到汉水并编成水师，连日进行反复训练。

根据《元史》，这支蒙古水师竟然有五千艘船，有七万之多的兵员。这是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因为如此算来一艘船大约承载十四人，就船而言太小了。但就算如此，如果真如此一数字所示，那么参加襄阳作战兵员的大半就变身成了水师。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不得不考量对南宋水师的对策。这是其对策的重要所在。总之，蒙古几乎从一开始就拥有名义上可称作水师的配置。

不管是否真的有五千艘船、七万人员的大船队（这是因为五千、七万这个数字听起来实在是太过整齐刻意了），但大规模水上船队的目标一旦达成，接下来就是与陆上各部联动进行共同的大型军事联合演习。主将阿术所率的纯蒙古骑兵是机动部队。以汉字通称“蒙古汉军”的诸种族混成的华北方面驻屯部队是步骑的混成军。这些部队由出身自札剌亦儿（Jalāyīrīyān）族一支的奥鲁赤、许兀慎（Hü’üšin）族的逊都台、札剌亦儿族另一支的阿拉康、鄂罗那鲁族的海都（Qaidu）等纯蒙古将官率领。此外，西夏王族李恒，从南宋倒戈而来的刘整、保定军阀张弘范、亳州万户史格等所率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各部队，则以步兵为主力。

机动力及兵力都各有不同的这些部队，各自负责与其长处相应的角色与地点。而且，以纯蒙古族的铁木儿·不花为首，由张荣实、解汝楫、游显等人所率的水师也成立了。在鹿门山与岘山两个大本营的命令下，水陆两军在围绕着襄阳、樊城巨大环城的外侧，依着设想的模拟作战方针，进行了训练。

一开始是大型的土木作业，接着是水师的大建设，接着是相继进行的大军事演习，这一系列行动耗时三年持续进行，耗费于此的费用与物资数额巨大。被配置到襄阳地区的蒙古方面士兵，较一开始的十万多人还有增加。负责这些补给的后方支援人员，虽然无法确定实际数目，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数万人。

为了得到被投入这里的人员与资金，以商人为首的各色人等从各方面听到传言，聚集到这里。襄阳地区的士兵完完全全是消费人口。襄阳地区的郊外一带因战时景气而沸腾。

在巨大围城的外侧，每日热闹益增，但襄阳、樊城两市城内，粮食的储备则逐渐探底，焦虑与不安蔓延开来。襄樊地区蒙古大兵团久占不去，其所采取的与以往不同的长期战略，连贾似道所领导的南宋政府都不得不留意到。

南宋方面首先在至元六年（一二六九）三月派出张世杰所率的水陆小型部队，在同年七月，令夏贵所率的五万军队与三千艘兵船北上，在抵达包围圈前的汉水流域被击退。因此，他们计划以更大规模的部队出击，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六月，派出王牌范文虎所率领的水陆精锐十万大军团进兵，沿着汉水沿岸朝襄樊两城北上。蒙古军一直等着这一天的到来。耗时三年的布阵与军演，终于可以派上用场。蒙古军的各支部队，依着早就熟练不已的配置与部署，漂亮地展开整齐有序的军事行动。

南宋的机动部队被引诱到蒙古方面所设下的作战阵地中，南宋方面的陆战部队因为阿术直属的蒙古骑马队从侧面袭击而乱了阵脚，在各队彼此联络断绝的状态中，南宋军队跌跌撞撞地北进前往襄樊二城。

但是，蒙古方面在街道的要处，早已布有堡垒和附城，调整好迎击态势的华北兵团已经严阵以待。最终南宋军体无完肤地狼狈惨败而走。在他们逃亡的路上，每一处都有蒙古方面的生力军部队交互待命。即便是侥幸从蒙古手中逃走者，也在“空白壁垒”的荒野中倒下。

同时，南宋水上部队在绝对且完全有利的前提下北上。陆战部队的粮食补给也有赖于水师。他们认为至少还有水师能轻易地进入襄阳、樊阳两城。

但是，溯汉水而上，在接近能远远望见襄樊二城的地标关头的东畔鹿门山处，蒙古早已设下坚固要塞，在与对岸城寨间的河面上，用乱桩与铁锁将河流阻断。并且，蒙古的大船队塞满了汉水河面。光是看到数量庞大的蒙古船队出现，对南宋水师就已是一大冲击。而且，蒙古水师与陆上的要塞群还是联动的。

对水战拥有特别且绝对自信的南宋军，一方面军心激烈动摇与混乱，另一方面又准备决战。但是，他们无法撑过自蒙古方面水陆两面而来的攻击。南宋船队接连为火势所困扰，许多船只驶向汉水下游，脱离战场。

这个时期由拥有殿前副都指挥使头衔的范文虎所率领的南宋水陆两军，以南宋中央军团为核心，在南宋全军里是极为出色的精锐部队。此外，在南宋国内几个地方还有几支军团。但是，这些地方每一处都需镇守要地，很难弃之不顾而出兵，现实中能够作为机动部队来进兵的，就是这支范文虎的军团。

宛若纸老虎的南宋水陆两军，被击溃得几近全军覆没。这场在襄阳南郊展开的水陆决战，其实正是决定了南宋命运的战役。

蒙古军队将最精锐的南宋军队引进“空白壁垒”将之完全击灭。这是战略与作战、组织力与统制力的胜利。

新武器“曼札尼克”

在这次决战以后，南宋中央政府就束手无策了。因为中央首次举全力投入的大规模部队，一举几遭全灭，他们感到恐惧且动弹不得，决定对襄樊二城的情况置若罔闻，结果就演变成了见死不救。

不过，南宋政府其实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看不出来他们有什么勇气面对事态，尽可能采取对策的态度。现在他们面对明显将至的恐怖，却又将目光从那恐怖源头移开，甘于沉浸在每日的安逸中。一种无责任、无力感的氛围，笼罩在南宋的宫廷、政府上头。

身为南宋实际掌权者的贾似道，的确如当时文献所述，或是近现代历史学家们所评价的那般，在某些方面是有能力的人物。众所周知，忽必烈也对贾似道的执行力及经营手腕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是，从这场战役开始到南宋国走向毁灭为止的整整四年间的束手无策和自甘堕落来看，不得不说贾似道或许长于内政，但不是一位可以背负国运的人物。他恐怕是一位“内向”的人物。这对南宋王朝而言虽然不幸，但就南宋国的人民而言，从结果来看也不能断定说是不幸。

与贾似道不同，新任长江中游一带京湖制置使的李庭芝，仍然试图对襄樊进行最后支援。那是一计在襄阳西北方从流入汉水的青泥河送入救援物资的奇策。为此他们雇用了汉水西边的剽悍山岳居民三千名。这支以张顺与张贵为主将的敢死队，乘载有给襄樊二城支援物资的船只从汉水上游突击。

此一奇策最终成功，襄阳在包围后首次获得补给。但是，那是最初的补给也是最后的补给。成功入城的张贵船队，虽然下汉水力图突破南面的包围，但遭蒙古方面歼灭。并且，在入城前的战斗中，主将张顺身中三枪六箭，壮烈而死。其尸体浮在汉水河面上顺流而下流至襄阳，据说引来城中军民的悲恸之泪。在《水浒传》登场的一百零八人的豪杰中，水性极好的“浪里白条张顺”的形象据说就来源于此。

时至今日，襄樊二城完全遭到孤立。然而就算如此，吕文焕仍然善加勉励军民，持续守城与抵抗。我们或许应该说，吕文焕的战斗其实发生在这两年之间。

至此，忽必烈及其军事参谋决定使用新的武器。那是旭烈兀汗国阿八哈（Abaqa）处派来的阿老瓦丁（Al al-Din）、伊斯玛仪（Ismayll）等技师所打造的弹射式巨大抛石机。这在波斯语中被称作“曼札尼克”（manjanīq）。其语源是希腊语的mechanikos，也就是与mechanic或machine等同语源的词。

本来，中国也有小型的抛石机，既有钟摆式发射的形式，也有跷板式发射的形式，发射物也不仅只有石弹，其中也有填塞火药的陶制烟花式弹丸，只是中国原有的规格是小型的。

蒙古每次在欧亚东西征战，都会不断地致力于学习各地的武器、战术，抛石机就是其中之一。并且，他们还礼遇专业技术人士，令之改良、开发更具优越效果的武器。在当时可将最大的石弹抛射至最远距离者，就是旭烈兀汗国所开发的“曼札尼克”。

阿老瓦丁等人认为没有将此一巨大抛石机拆成个别零件，由自己远道带来东方的必要。他们只身前来，在东方就打造了无数台，也就是说只要有头脑与技术即可。这是一个就算某一“器物”没有实际移动，“器物”也能够在东西方传播的绝好事例。

在中国被称作“回回炮”的这个新型的巨大武器，首先在至元十年（一二七三）一月被送到樊城。被架在城濠、外栅北方的曼札尼克不断地射出巨大的石弹，摧毁了樊城的角楼、外郭，外栅也遭到烧毁。因此，蒙古军队一举涌入，张汉英所率的樊城守备兵就投降了。

身在对岸襄阳的吕文焕等人，虽然想马上赶赴救援，但横跨在将两城隔开的汉水主流上的浮桥已经完全断开，河面上又有蒙古的大船队。接着，樊城全城都遭曼札尼克所围。看到那朝着襄阳对岸射去，平稳地在半空中跨汉水而过的巨大炮弹，连吕文焕都脸色发青了。

战火渐渐蔓延到城楼，新式武器横扫城里房屋、士兵、市民的恐怖与威力，使以吕文焕为首的守城兵员们顿时战意全失。紧接着二月，他们举全军、全体居民向蒙古投降。前后长达约六年的守城在此画上句号。

之所以能够让此一长期守城战在两军损伤较少的情况下停止，皆是因为此一新武器带来的冲击。在守城中团结一致的军民在目击这个单以人类力量无法压制的新武器之后，也终于决意放弃。看在主将吕文焕的面子上，他们接受此一安排，听从投降、开城的劝告。

事到如今，无论谁来看，时代都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令人讶异的骨牌效应

忽必烈十分礼遇前来投降的吕文焕及其部下，还有两城的居民们。

忽必烈封主将吕文焕为汉水方面军司令官，即襄汉大都督的职位，至于其部下们则给予意为忽必烈直属部队的侍卫亲军头衔，又决定将这些投降部队照旧委予吕文焕指挥。吕文焕及其部下将士们所处的环境及待遇远较过去更佳，他们都对这些厚遇表示感激。

吕文焕及其将士们，对于对他们采取坐视不管态度的贾似道主政的南宋政府感到十分不满、怨恨。在了解到事情真相后，其怨恨立刻转为激烈的愤怒。

在襄樊攻防战中失去兄长吕文德的吕文焕，对南宋国已无难舍与留恋。吕文德过去与贾似道关系密切亲近，但在兄长死后贾似道所采取的态度，令吕文焕觉得不可原谅。因为吕文焕及其部属的灭亡，看起来似乎如贾似道所愿。吕文焕兴起复仇之意。

忽必烈及其政权既礼遇武人，也对其实力及功绩给予正确的评价，与世人预想相反，亦不存人种歧视之见。在忽必烈身边，有许多“汉族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工作。诸如不当的左迁与心血来潮的处罚，至少比日夜党争、猜忌的南宋国要少。

吕文焕及其将士们确信忽必烈才是自己的主人。吕文焕盼望在对南宋作战中能够全面配合、积极参战。

这两方在襄樊攻防六年中彼此对战的敌人，就这样合而为一。在南宋首屈一指的吕文焕精锐军队，成为蒙古的“伊鲁”（伙伴）。吕文焕活用兄长吕文德所建立起来的人脉，对南宋进行国内的离间及疏通工作，然后进一步担任全面进攻南宋的前锋。

吕文焕的行动大大地改变了局面，使得一切突然变得对蒙古方面有利。不只是军事上的计划，最重要的是南宋对蒙古抵抗最为激烈的名将吕文焕，反而受到礼遇站在最前线进攻南宋一事，成为蒙古并非毫无慈悲的蛮族的最佳证明。

这对南宋几乎成为致命伤。贾似道将富于实战能力的强力伙伴，培养成一位了解内情、足以动摇自身基础之可惧敌人，则是太过大意了。

此刻，由于中亚情势日渐紧迫，忽必烈考虑到要中止南宋作战，但阿术、史天泽、吕文焕等前线将官以及忽必烈身边的汉族参谋、学者策士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鼓作气吞并南宋的绝佳机会，要求继续作战。召开御前会议听取意见的忽必烈，在深思熟虑后，决意大举进攻南宋国。

南宋作战在这里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历时一年不断推敲的作战，重新形成了一个涉及南宋所有方面的全面进攻的计划。其方案仍是在不太动用蒙古兵的前提下再度编成大军团，然后任命出身八怜族（Baγarin）的年轻左丞相伯颜（Bayan）为全军总司令官。

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蒙古的大进攻在各国界线上一齐展开。伯颜的中央主力部队二十万，在吕文焕军队的前导下，水陆合进沿汉水而下，转眼之间就令鄂州开城。南宋军几乎没有抵抗，其中吕文焕的疏通发挥了很大作用。

由于长江中游最大要冲鄂州的全面投降，这个“长江防线”就失去意义了。“空白壁垒”及“水的壁垒”都消失了。而且，伯颜以降的蒙古军队都令降伏的南宋军人、地方官留任现职，对城市、居民也未予惊动。要言之，情况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蒙古也未加以改变。

如此一来，过去畏惧这个看不见身影号称“蒙古的恐怖”的江南人，皆争相投降、开城。这股浪潮挡也挡不住，在江南全境产生了巨大的骨牌效应。在蒙古军所至之处，各城市及居民皆不战而降、开城欢迎。伯颜主队收编了接连投降的南宋军队，成为可怕的大军团，渡过长江。那已经不是战争，而是行进。

忽必烈的“不战思想”，在伯颜率领下的将士群中贯彻得很是彻底。战斗本身不是目的，组织化才是他们的目标。南宋的旧行政、军事组织，在蒙古军队行进下毫无损伤地再编。作为系统的战争，一直被贯彻到这里来。

贾似道不得已率领十三万南宋中央军队，在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三月为了迎击而出阵到芜湖，全军惨遭瓦解。南宋的气运已尽。

一统中国

伯颜主力部队自离开襄樊二城以来就几乎在没有战斗的情况下进兵。然后，杭州在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正月无血开城。南宋国朝野皆在和平氛围中成为蒙古的领土。南宋治下的人们对南宋王朝皆很冷酷。

其后，来自旧南宋首都的逃亡兵，带着南宋皇室的两位幼主往东南沿海地带奔逃，在三年后的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二月，于广州湾头的崖山投海而死。令人感到有趣的是，许多场合都把这称作南宋国灭亡。也有某些人认为，所谓“元朝”这个“中华政权”是在这一年出现，一直到明军攻击大都造成所谓“元朝灭亡”的一三六八年为止，只不过是一个国祚不到九十年的“短命政权”。

这是古代王朝时代的“正统史观”。这个也可以称作“王朝轮替思想”的古怪想法，现在也令人意外地受到广泛信奉。

一方面，蒙古政权从创立到杭州投降这一年为止已经历时七十年。这个广域的政治权力，就算其核心势力在失去大都之后退回蒙古高原，也并非“灭亡”。另一方面，坦白说，名为南宋的这个国家是在一二七六年消失的。只是，明代以后的观念论者仍无视此一历史上的现实，怜爱这个“中华王朝”并使之拖延到三年后才灭亡。这种意识形态其实就算有许多摆架子的成分，但就情绪而言也不是不能理解的。

如此，中国本土全由蒙古接收了。蒙古在经年累月的几度失败后，到了忽必烈一代，终于得到了中国南方。这个吞并江南的大业，自一二三六年阔出南征起算已经过了四十年。

忽必烈将这个在欧亚大陆坐拥最富庶地区的江南，在几近无损的状态下入手。蒙古皇室的其他成员大体上都没有插手这个接收作战。江南可以说成为忽必烈个人的囊中之物。忽必烈成为一位不只是在历代大可汗中，在人类史上也是最富强的帝王。

回过头来说，自金与南宋对立算起，已大约有一百六十年。若自九○七年，也就是与唐朝的灭亡同一时间，自称“皇帝”的契丹耶律阿保机与后梁朱全忠这“两位皇帝”开始的契丹辽帝国及五代、北宋政权的南北对峙起通算的话，中国暌违三百七十年再度整合。如果追溯到重视“统一”现实面的唐玄宗时代来考虑的话，中国竟然是相隔五百三十年的才有整合了。

四川的南宋军队也投降了。广西、江西、湖南的非汉族地区也是一样，在杭州开城以后蒙古各部队的进攻下，他们几乎不战而降地迎接蒙古统治。结果，包括已纳入蒙古领土的云贵高原在内的长江以南的版图大大扩张，那全是湿润世界的版图。并且，从中国的立场来看，“中国世界”往南方扩大了一圈。

忽必烈及其策士们所进行的新国家“大元汗国”的建设事业，进入下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