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牛刀小试（上）

在担任了数年悠闲自在的淮南签判之职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王安石改任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

在宋初，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进士考试中取得甲科高第者，在地方上任职满一届者，都可以申请考试‘馆职’，去史馆、集贤院、秘书省任职。这样一条作官的‘终南捷径’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走的，必须是在进士考试中取得甲科高第者才可以。庆历四年，王安石是以第四名进士及第的，当然有资历缩短宦海沉浮的时间。然而王安石却并没有那么做，这让所有想方设法寻找晋身之阶的官僚大惑不解。彼时已经有‘一朝荣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台’的说法，跻身馆阁之臣，从此就会成为宰辅之臣的候选人。在圣明天子身边混个脸熟也不件容易事，以王安石的文章才情，通过这样的考试不过是举手之劳。人们再次领教了王安石的特立独行。

王安石选择留在地方，主动放弃可以接近最高领袖的机会，后世有人攻击他的这种出人意表之事为沽名钓誉。这样的认识既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更是未能设身处地的立足于王安石的角度去做详尽地思考。试想，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倡导的庆历新政轰轰烈烈开展一年就草草收场，如何不令青年王安石有所思？以范仲淹的道德文章尚且只有贬谪的结果，就算是每天呆在仁宗皇帝身边，年轻的王安石影响力如何，不问可知。

以王安石的心性，一定会对时政发表一些自己的意见与理解，范仲淹的遭遇必定在王安石身上重演。与其在朝中清谈与作官样文章，不如在地方实实在在做些事。理论联系实际，多些社会实践，会对朝政得失更多些深入的了解。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王安石当然不愿意在数年清闲乏味的职场生活之后，再去过那种每天只是喝茶读报的职场人生。馆阁之职虽然清要，有机会接触到英明领袖。但他既以圣人自期、有救世之心，当然愿意多接触下层民众，了解生民疾苦。多些低层历练，为的是有助于将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新官上任三把火’，王安石到了鄞县之后，不顾鞍马劳顿，立即亲自下乡，对当地农业生产进行摸底调研。十多天的时间内，王安石奔波辛苦走遍了鄞县境内的十几个乡。宁波在北宋时候还是穷乡僻壤，鄞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虽然水资源丰富，却仍受干旱影响，农业生产仍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一连数日深入基层的走访，触目惊心的现实让王安石不敢相信——地方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形同虚设，农民辛苦一年，维持温饱也是困难。

在五代时候，吴越割据政权钱氏历世为防治海潮泛滥，专门派有营田吏负责农田水利的修建与疏浚，所以鄞县地方可保丰稔。吴越归土之后，数十年来，地方官吏疏于管理，从前的设施已经无法使用，所以出现了靠水无水的怪事。北方的干旱也严重影响到了鄞县地方的农业生产。

十多天的跋山涉水并没有让王安石感觉辛苦，望着治下生民期盼的眼神，初为地方官的王安石更觉肩上责任重大。借着深入田间地头的机会王安石不耻下问，向当地经验丰富、年长的农夫请教如何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面貌。

这些农夫见新来的知县大人关心民瘼，感激之余，也为父母官指出了影响当地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鄞县虽然多山，但跨江负海、并不缺水。只是荒废了数十年无人疏浚，没有了储水设施。雨过天晴之后，水也全部流入了大海。如果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就可以旱涝保丰收。只是农田水利的建设没有官方出面组织领导，以数户农人之力无法完成。

农业实现增产丰收，无需政府指手划脚，只要出面组织、引导就足矣！

农民不是不明白基础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只是如愚公移山者少之又少，而智叟更多一些。地少的农家有心无力；让地多的上户拿出钱子来投资基础设施，无异是与虎谋皮。政府的行政不作为，使从前的水利设施多数淤塞，多山的鄞县陷于干旱的威胁，百姓生计难以为继也就不足为奇了。

天遂人愿，王安石既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恰逢到任第一年秋天是个难得的丰收年。家有余粮、心中不慌，王安石及时组织治下各乡农民在农闲时候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基础水利设施的兴建与疏浚工作。受尽了干旱带来的苦楚的农户，无不欣然景从。

经常出入基层农户家庭，王安石对宋王朝治下的小民生计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在知鄞县的第二年，为了使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下等农户增加收入，免遭地主豪强的剥削，王安石将官仓中的粟米，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低息贷借与当地低收入农民，约定秋收之后还本付息。此举，不但有助于减缓社会矛盾，还可以将官仓中的粮食实现新陈相易。

02　牛刀小试（下）

如此一举两得的好事，鄞县官民皆大欢喜。四百年之后，朝代更迭，王安石遭受了许多诟病与非议，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有遗爱于鄞县人民，因此，鄞县人民感激之余，为他立了祠堂纪念。直至今日王安石祠堂仍昂然伫立，无语的诉说着幽幽往事。公道自在人心，只要曾经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人民就会牢牢地记住他，并且给他应有的尊崇！

王安石在知鄞县任上三年，推行了许多便民政策。他在地方上所做的各种尝试，成了他日后在宋神宗朝‘熙宁变法’中的一些条例部分。鄞县，也是他改革思想成型期的试验田。

在知鄞县任上，王安石并没有只是埋首于处理地方政务。而是时刻关心着国家朝政大事。不过因为人微言轻的原因，他的建议与理解，只能在他诗作与文章中寻找蛛丝马迹。

范仲淹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草草收场，没有为积弊丛生的宋王朝带来根本改变。鉴于与西夏战争已经画上句号，国际形势已经是高唱和平的主旋律，朝中执政大臣文彥博、庞籍等几人就建议仁宗皇帝‘省兵’。国家承平之时，当然没有必要保持数额庞大的军队。一百多万军队的养兵费用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成了王朝最大的一笔支出。因此财政渐渐变的捉襟见肘。正在为财政赤字问题忧心不已的仁宗皇帝，见二位执政大臣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岂有不从谏如流之理。

‘省兵’诏旨传至内地，六万军兵解甲归田。驻防边境的部分军队调防内地，解甲归田的军兵生计如何，宋廷却并没有好的安排办法。王安石虽然对行伍之事是个门外汉，但旁观者清，他看到了宋王朝兵多却没有战斗力的弊病所在。王安石并不反对裁军，但他在如何裁军上却与提出‘省兵’的执政大臣们意见相左。王安石写下了一首《省兵》的诗，抒发了自己的政见与对裁军之事的理解。

有客语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

前攻已破散，后拒方完坚；以众抗彼寡，虽危犹幸全。

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

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

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

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

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从诗中大意就可以窥知王安石对国家军政的个人意见，他认为，裁军虽然是要进行的事，但并不是当务之急。宋王朝的军事一团糟，并不是其它，而是择将方面的失误导致。说是有将，实则无将，为国戍边的基本上只有兵而没有合适的将领。将领既没有才干，且没有专断之权。如果再裁军，那么胡人来犯，如何抵敌？这些兵骄横怠惰已成习性，一旦离开部伍的约束，就算是回乡，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又能种得了田吗？目前要做的应该是发展农业生产，澄清吏治，惟其如此，生民乐业，选择称职的将领，职权明晰，省兵之事自然是水到渠成。

王安石从传统儒家理念出发，倡导先农思想。而不把军事改革独立的看待，完全是一种不在其位谋其政的高瞻远瞩。农业为立国之本，不顾发展农业，对内不抑兼并，而草率简单的裁军，更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动荡。一厢情愿的裁军，只会将那些军人推向政府的对立面，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因素。只有让这些军兵乐意重操旧业，然后再议‘省兵’。王安石在知鄞县任上勤劳政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短短数年间，从前淤塞的沟渠疏通了，影响灌溉的山石也凿开了，新修的水利设施与从前的相结合，更好的发挥出了蓄水与灌溉的作用，保证了在干旱之年有所收获，不至于颗粒无收。

知鄞县任满，王安石已经是三十一岁。离开鄞县之前，他独自划着一叶小舟，最后一次来探看心爱的女儿的坟墓。小女儿长眠在了山青水秀的鄞县地方，为此王安石感慨不已，作诗道‘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此生从此各西东’。从这件事也可以窥知拗相公温情脉脉的一面，这正是——

谁谓英雄不洒泪？人情儿女最关怀！

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王安石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之职。宋王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开创性的在各府、州、县、军、监、等地方政府除设置长官之外，另外设置了通判一职。虽然‘通判’之职比长官名位要低上许多，但各种文书公文必须要通过通判和地方长官联名签署方能生效。因‘通判’之职起了牵制监督地方官员的作用，朝野上下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形象的称之为‘监州’。

舒州治所在今天安徽潜山，与明州鄞县一样，也是个山高路远坑深的偏僻所在，三国豪杰人物周郎周公瑾就是舒州人。王安石到了地方，当然会发思古之幽情，寻找追寻名人的足迹。哪知道一问之下，大失所望——当地居民竟然不知周郎为何许人也，更遑论寻访千古风流人物遗迹了。在舒州通判任上，王安石并没有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值得一提的是期间发生的两件事情：

03　通判舒州（上）

其一，皇祐四年五月，改革的先行者范仲淹在赴颍州知州途中病卒于徐州，时年六十四。《岳阳楼记》一文刊行天下之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已经成为王朝士大夫群通用座右铭。仁宗在庆历新政之后再没有召回重用，这时候痛失国之干城，却追封他为楚国公，并赠兵部尚书之职，谥‘文正’！

考历史上虽然谥号称‘文正’的人臣有许多位，但真正当的起这二字的只怕屈指可数。范仲淹以天下为已任，在振作宋士大夫名节上的开创之功值得称赞。宋代士大夫砥砺名节以及政治主体意识的高度觉醒，无不是始于范仲淹。范希文居庙堂之高则忧国忧民；处江湖之远，兴办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新政失败之后，虽然饱受非议，却仍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不汲汲于富贵，千载一人，谓为信然！

宋亡而仲淹精神不死，千古名臣，更何言哉？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在距徐州不远的王安石听到了范仲淹发自内心的呼喊，得知范仲淹弃世的消息，王安石痛心疾首，‘硕人今亡，邦国之忧！’。悲愤不已的王安石写下了《祭范颍州文》诔文中写道——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讫终，名节无疵。

以范仲淹继承人自许的王安石担心自己‘矧鄙不肖，辱公知尤。’从诔文中推测，王安石与范仲淹之间应该有过书信来往，喜欢奖掖后进的范仲淹对年轻王安石期许甚高。现在斯人已逝，三十二岁的王安石惟恐自己辜负了前贤的期许，所以心里更增了数分不安。

其二，王安石在知鄞县任满之后，曾有一段‘守阙’等待新的任命时间。期间他仍可以申请赴‘馆职’考试，王安石再次放弃了这种机会。他在鄞县兴农倡学的卓异治绩引起了朝中大佬们的注意，执政大臣文彥博向朝廷推荐他参加馆试。在舒州通判任上，他曾两次接到朝堂诏旨，命他赴阙应试。对待来自中央的赏识，王安石一如从前表现的不识抬举。他以‘先臣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为由，婉转的谢绝了文彥博的好意，同时请求让他安心终满舒州通判之任。

后世有人把王安石这种行为指摘为‘吊起来卖’，似乎王安石是待价而沽者。这种说法既有哗众取宠之嫌，更是有失公允。宋王朝官员的薪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情形，简单的用多寡来讲，很难说的清楚。众所周知，馆阁之职，备位清要，收入水平不高。此时的王安石自己有家室儿女，还得赡养母亲、祖母，整个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消费全靠他的官俸维持。做通判，按照旧例有8顷的籍田。有了这8顷田的职务补贴，王安石整个家族就基本上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了。‘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王安石不试馆职的理由无可非议，不应只视为他的托辞。

选择留在地方，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更与他一贯坚持的呆在地方可以‘少施其学’有关！对于王安石的特立独行举止，褒之者称为淡泊名利；贬之者称为沽名钓誉。两者评论不啻霄壤之别，王安石毁誉千年，直到今天仍是争论不下的焦点人物。其实，鱼肉与熊掌不可兼得。说王安石不愿意升官也不见得，只是他与众不同，没有那样强烈的升官发财欲望。他并不是为了作官而作官，作官并不是他的生活全部。在亲情操守面前，升官的事只有束之高阁。

王安石的清高，不是自命清高，也不是假清高。儒家道德理念已经流注于他的血液当中，他对那些世俗虚荣嗤之以鼻也是发自内心的。即便是后世攻击他的人，也悲哀的发现，绞尽脑汁之后也无法从王安石私德方面找到任何瑕疵。

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大写的人！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在宋时虽然还未流行，但做为地方主官之一的王安石只要有心改变宦囊羞涩的窘况，相信办法总会比困难多的。王安石安贫乐道，不愿意以权谋私，选择了清廉自守。这种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为臣之道，辉映千古。

仁宗皇祐五年六月（公元1053年），王安石九十高龄的祖母病逝于临川。第二年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他立即赶回家乡料理祖母丧事。离开任职三年的舒州他心中感慨万端，临别作诗云：

皖城西去百重山，陈迹今埋杳霭间。

白发行藏空自感，春风江水照衰颜。

时不待我感慨之情跃然纸间，作为舒州通判，他只是一个旁观者。理想丰满不敌现实的骨感，令一直以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的王安石苦闷不已民。数年来的宦海漂泊，他更深入地了解了民间疾苦与王朝的吏治腐败。与离开鄞县的轻松不同，从诗中更可以读出他心底的无奈与叹息。

04　通判舒州（下）

初到舒州，同僚就领教了王安石的落落寡合。众人设宴为他接风洗尘，王安石面对盈盈笑语，却无心饮食，留下了‘自愧多病少欢颜，独负佳宾此时乐’的诗句。王安石的精彩，只能在享受孤独的时候感受：王安石跻身官场本是体制内的人，却总有‘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之叹，难以融入官场。他的不入俗流并非是位高权重之时方有，而是由来已久之事。‘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一面是对百姓生死漠然的腐败官员，一面是贫民困苦不堪的现实无奈。等到离任时候这种情形没有根本好转王安石心情无法喜悦起来，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俗话说的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王安石在临川处理完祖母丧事之后，回到汴梁听候朝廷差遣。才到京师不久，王安石接到中书送至的敕牒，要他出任集贤院校理。虽然不愿意去汴梁应馆试作京官，但这次朝廷特旨，王安石不用参加考试，直接授集贤院校理的官职。

王安石不经考试就直接出任低于修撰、高于校勘的集贤校理馆职，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事情。仁宗皇帝对这个朝臣一而再、再而三大力举荐的官员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不但允许王安石不经考试就直接出任集贤校理，而且干脆把人情作足，允诺他无需按规定任满一年，就可以改授它职。简单的讲，集贤校理一职只是王安石的晋身之阶，在一年之内，他仍有进步空间，还可以升官。

如果换作旁人，碰上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估计半夜睡梦中都要笑醒来。哪知道王安石仍是荣辱不惊的一如平日，连上两封奏章，再三陈述家庭经济困难，不愿意作京官。庆历年遭贬谪的欧阳修这时候‘王者归来’，对王安石的澹泊贫寒赞不绝口，‘邦有道、贫且贱，耻也。’欧阳修因为王安石的事情，专门上表请求仁宗皇帝另授王安石为群牧判官。大宋王朝也需要树立王安石这样的淡泊名利的人臣风范，仁宗从谏如流，金口玉言，王安石改任群牧判官。

这个官职比集贤校理官阶略高，而且薪酬增了许多。王安石并非迂阔、不谙人事的人。再坚持下去，就不是不识抬举了。无奈之下，王安石只好赴任。

王安石的际遇，惹来了同朝为官者的妒忌。一样是作官，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待遇呢？

集贤校理一职并无定额，当时也在任此职的一名叫沈康的官员，得知王安石新的任命之后，表示了严重不满。只是他不敢去亲自去和赵官家理论，找到了执政大臣陈执中，申诉道：‘我在集贤院任职已久，屡次求为群牧判官而未获恩准。王安石只是个不带职朝官，资历比我浅，为什么他却先出任了群牧判官？’沈康有此一问，也是情理中事。王安石出任群牧判官虽是特例，但在论资排辈的官场无疑掀起了轩然大波。

陈执中义正辞严驳斥他道：‘王安石数次辞让如试馆职，所以朝廷有此不次之迁。王安石从来不为自己争取过什么，你却与这样的人来相争，你的脸皮远较王安石为厚！’沈康听了，再厚的脸皮也禁不得这样的嘲讽，羞惭而去。

两宋有许多名臣，其中尤其是以北宋仁宗朝人才最盛。套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是‘惟宋有材、于斯为盛’。宋人才之盛，蔚为大观。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间，大宋帝国精英聚集的地方，却正是在群牧司。

群牧司的职责是总领内外饲养、放牧、管理、支配国马之政。在现代人眼中视为等闲的马政，在宋时却是国家大政。群牧司的主官称为群牧使，在宋时，想出任煌煌帝国‘弼马温’之职的绝不是随便找个猢狲就可以的事，而是必须由翰林学士、两省侍从官以上出任此职。时任群牧使之职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包拯！群牧司判官的定额只有两名，另一位出任此要职的大臣，正是大名如雷贯耳的司马光。一时间群牧司之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仁宗朝人才之盛，据此可略见一斑。

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人物，除了面如重枣的关二爷，就是这位黑脸包公包大人了。关羽关云长因为义薄云天的原因，直至今日仍受世人香火供奉；而包公包青天却因为嫉恶如仇、为民主持公道的缘由而为后世所景仰。

在蒙元历史时期，人们无法摆脱异族残民以逞的高压统治，包拯化身为百姓寻求解脱的理想寄托从此以后活跃在戏剧舞台。与《宋史》中包拯的传记聊聊千余字相比，流传至今关于包青天的话本、戏剧、洋洋大观，保守估计也有千万字之多。

包拯字希仁，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出生于安徽庐州合肥县一户殷实的农家。包拯的黑不是后世传说形成的，而是生就的黝黑。包拯二十八岁中进士，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外派知县、税监等职，包拯都以路途遥远，亲老无法随行而辞职。直到父母相继亡故、守孝期满，包拯才在亲友的敦促之下申请出仕。（而一些文学作品中，包拯的父母早早就弃世了，是由嫂嫂将他抚养长大的。为了增加作品的可读性，咒人父母早死，文人心性之恶据此可知一二。）

05　开封有个包青天（上）

包拯步入职场后，第一个职务是做扬州天长知县，这时候已经距离他进士及第十年了。人生苦短，能有几个十年？士子们十年寒窗苦，正是为了进士及第，出将入相的光宗耀祖。包拯为了奉养双亲，放弃了出仕的机会甘于寂寞。纵观史书，历朝历代，虽然统治者极力在弘扬孝道，但作官恋栈不能为父母终丧者，比比皆是。即使是在将《孝经》擢为六经之首的赵宋王朝，儒风流布天下，孝道深入人心士林，可以做到如包拯者也实属凤毛麟角。所以包拯殁后，宋廷谥之为‘孝肃’，这一个孝字绝非是浪得虚名！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尽人子之孝而不汲汲于富贵者，方能移孝作忠，这也是任何时代大力倡导孝道的缘故。

世人只知包拯断案如神，清廉自守，却不知他真正得享大名源自于他的直言敢谏。庆历三年十一月，经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推荐，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之职。这个时候，正是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推行的开始。御史掌握言路、职在监察，官职虽然不高，却是统治者维持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工具。庆历新政中形成了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与以王拱辰等人为首的保守派，王拱辰任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官员当然要选择以主官马首是瞻，坚定的站在一道战壕并肩战斗。然而包拯却是特立独行的人，他任御史虽然是得自王拱辰的举荐，但却没有追随他反对新政。他对新政表示支持，却同新政官员保持了应有的距离。

包青天没有加入欧阳修所说的君子党，依欧阳修的理解，包拯就是个小人了。欧阳修、蔡襄几人将君子、小人的道德评判引入政治斗争当中，首开宋王朝党争的先河，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是以知‘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

包拯在庆历新政之后做了几年的转运使，回到汴梁升为知谏院。谏院与御史台本来是两个不同的监察机构，只是在后来人们逐渐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区别，与御史台合称台谏，都成了言事官。在知谏院任上包拯任职两年，他没有结舌保身，畏惧多言取祸。上了大量的奏疏，展现了他犯颜直谏，嫉恶如仇的谏官风范。历史上最著名的谏官无过于李唐王朝的魏征了，而包拯正是以前贤为榜样，不避忌讳、不畏权贵、不避亲仇的直言敢谏，史称‘有古诤臣之风’！

包拯任官二十多年间，弹人无数。其中广为人知的有二弹郭承佑、七弹王逵，继而弹劾宰相宋庠。

宋庠是范仲淹贬谪之后继任参知政事的，不久再迁枢密使，拜平章事。皇祐三年春，包拯连上两道奏章弹劾宋庠。奏章并没有指出宋庠有什么具体失职，而是批评宋庠在高位之上七年没有任何建树，而只知固位食禄。一句话宋庠在任上属于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主儿，这样的人在包拯眼中看来，属于无耻之尤。在其位不谋其政、行政不作为者，无功就是过。最终，包拯弹劾奏效，宋庠被贬出知河南府。

包青天的见识令所有薄古厚今者，情何以堪？

那些高高在上，尸位素餐的公仆们的的确确是无耻的紧！

包拯弹劾当朝宰相的故事，远不及他弹劾‘国丈’张尧佐热闹精彩——

张尧佐说是‘国丈’，其实他只是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伯父。只不过因为张贵妃父亲早死，仁宗皇帝爱屋及乌，就进用了张尧佐。张尧佐仪仗着圣眷优渥，自称‘国丈’。

在中国，最猛烈的风并不是破坏力巨大的台风，却是‘枕头风’；最大的网不是互联网，而是关系网。

宫中有宠以专房的张贵妃，张尧佐很快青云直上。庆历年间，已经由一个小小的知县升任权知开封府。志得意满的张尧佐俨然已经是国之柱石，皇祐元年九月，张尧佐更上一层楼迁为三司使，成为掌握宋王朝财政的最高官员。有人臣委婉的指出，张尧佐不过是个庸人，没有为国理财的才干。而包拯奏疏就不会这样客气了，很快他就上疏弹劾。奏章中明确指出，张尧佐仅凭裙带关系，骤然升至三司使之职，让‘天’字号的草包去担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玩笑开大了。

其实，张尧佐本人是进士出身，是凭真才实学跻身王朝官僚队伍的。在张贵妃还没有得宠时候，他就已经是吉州推官了。史称其‘持身谨畏、颇通吏治’，与大家想象中的外戚飞扬跋扈截然不同。相信即便是没有张贵妃这个强援，也会得到提拔的。现在既有了外戚的身份，又成了火箭式干部，当然会让所有人心下不爽了。

06　开封有个包青天（中）

仁宗正与张贵妃打的火热，对包拯的弹劾不予理睬。包拯再接再厉，连上两章，恳请仁宗以国家为重收回成命，另任张尧佐它职。右司谏陈旭、吴奎等大臣也纷纷上表附和。

仁宗见众怒难犯，不得已只好免了‘国丈’的三司使之职。却另外授予他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四职作为补偿，同时赐张尧佐的两个儿子同进士出身。

宣徽院是总领皇宫内部诸司及内侍的职务，宣徽院使也可以说是大内总管，是王朝内当家的。按照规定，宣徽使在上朝时候，班次紧随在两府执政之后，地位颇高；景灵宫使虽是养老的闲职，但却必须由两府执政年老后改授，属于荣誉性高职；群牧制置使一般由枢密使、枢密副使兼任或者改任此职，地位略近于两府。如此一来，张尧佐因祸得福，名位反而更高了。诏旨一出，舆论大哗。

史载，张贵妃与仁宗一夜缠绵，将仁宗侍候的爽歪歪之后，仁宗皇帝满口答应任命张尧佐做宣徽使之职。哪知道，事与愿违——诏旨一出，群情汹涌。包拯发起了台谏官员履行职责。退朝之时，留下百官，提出要与仁宗皇帝‘廷诤’。所谓‘廷诤’，是专制政治体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又称为‘面折廷诤’，意思是指臣下在朝堂之上当着所有臣子的面向皇帝提出批评，坚持要皇帝改正错误。台谏官员一旦集体廷诤，便是表明御史、谏官对仁宗的任命誓不两立，乃是一种集体共识。这样做，也是公然不给圣明天子面子。

众目睽睽之下，面对着台谏官员的七嘴八舌攻击，仁宗皇帝慌张之下，口不择言说错了话：‘节度使不过是粗官，有什么好争的？’这时候御史中资历最浅的唐介越众而出，当众指出‘节度使之职太祖、太宗皇帝都曾担任过，只怕不是什么粗官！’一句话就将仁宗堵的哑口无言；包拯更是黑了脸在朝堂之上口若悬河，说到慷慨激昂处，一张黑脸凛冽挟霜，唾沫星子也飞溅到了仁宗皇帝的脸上。

仁宗的‘仁’就在于他虽然有时也做些愈矩的事情，但却性情温和，属于那种既无本事，也无脾气的老好人。做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仁宗明白保护言官有利于封建政治的长远利益，所以即使是这时候被包拯唾沫星子喷了一脸，也没有当场雷霆震怒。受了委屈回到后宫，揩着脸上的‘洗面奶’，心有余悸地埋怨张贵妃：‘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谏官吗？’。

众意难违，仁宗也颇感左右为难。张尧佐也知众怒难犯，知情识趣的主动上表请辞。仁宗皇帝终于松了口气，取消了他宣徽使、景灵宫使的任命。（朝堂之上有不同声音出现是好事，我们国民对国外议会成了精武门而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于会嘲笑。而真正应该反思的却是我们自己，表决的同时居然会出现全票通过的咄咄怪事，这本身也不是什么国家之福！宋王朝的一些政治制度，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弘扬。简单的否定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包拯的黑脸，在大宋王朝朝野成了辟邪物，也成了检验官员良否的标尺。以至于当时有‘包弹’这样的谚语流传，如果哪个人品行有亏，就会被人戏为‘有包弹矣’。如果品性高洁，自然是‘没包弹’。（现代官员不知还有几人，胆敢站出来拍了胸脯说自己‘没包弹’呢？）

国人有喜欢借古讽今的光荣传统，在不方便抨击当今社会贪腐官员的时候，就会退而求其次地用夸奖从前清官方式来排遣胸中的郁闷。用声讨历史上的贪官与夸赞青天大老爷发泄不满并无不妥，只是这种指桑骂槐的方式属于舍本逐末，如果多从完善制度来规避贪腐事情发生，岂不是更好？

把政治清明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身上，不亦惑乎！

07　开封有个包青天（下）

王安石到了群牧司任判官不久，很快就结识了一生中的欢喜冤家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他比王安石要大两岁，也早两年进士及第。这时候司马光也任群牧司判官一职，一个群牧司竟然会有三个震铄古今的人物同时出现，似乎是上天故意安排一样。王安石、司马光二人才华横溢，而且都是属于撞了南墙不回头的执拗性格。并且一样以圣人自期，所以二人一见如故，很快引为知己。二人相见恨晚，经常在公务之余，品诗论文、谈论朝政得失，时间不久，两个男人如果几天不见，竟然会有如隔三秋之感。

正是国家承平时候，群牧司并无要紧公务处理，大家到了公堂之上，例行公事之后，作的最多的就是清谈而已。忽一日，群牧司衙门内一丛牡丹花盛开，姹紫嫣红、芳香袭人，不但引的蜂蝶翩跹其间，就是衙门中的人路过也要驻足观赏。

老包今天心情大好，突然来了雅兴，命手下在院中置办了一桌酒席，与僚属一起饮酒赏花。包大人一张黑脸从来是不苟言笑，因此人们都说‘看到老包笑一笑，比黄河清还要难。’现在突然见到包大人一张大黑脸与那怒放的牡丹争奇斗艳，群牧司的官员们也在心底乐开了花。难得领导有此兴致，百无聊赖的其他官员岂有不重在参与之理？众人坐在花前、围了酒席团团而坐，饮酒赋诗，一时间说说笑笑气氛欢洽热烈。

包拯端了酒杯正要饮，一眼瞥见席间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位正襟危坐，身前的酒杯空空如也。包拯不禁心下纳罕，开口相询：‘两位为什么不饮酒？’

王安石与司马光见上官问起，起身躬身回话‘属下素不喜饮酒。’

包青天听了，大笑道：‘人生须几两？万事付三杯！’，平时不饮无妨，今日须少饮。夫一人向隅，举座而不欢，况且你二人都不饮。

胥吏听包大人如此说，连忙上前为二人斟酒。酒倒上了，但二人仍是看也不看。

包拯有些心下不快，又不便因此事而扰了众人清兴。亲自站起身来走到二人座前，亲自拿起杯，先端至司马光面前劝道：‘君实，肯饮一杯无？’

司马光虽然和王安石一样的倔强，但从他少年砸缸一事就可以窥知，他也是个机变百出的人，只是老来心性大变，做事固执的有些难以让人理解了。这时候包拯亲自劝酒，司马光只得站起身来接在手中一饮而尽。

见司马光喝了，包拯凝视着王安石，黑脸上漾着盈盈笑意问他道：‘介甫，你呢？’王安石恭恭敬敬站起身来回道：‘属下生平不饮酒、恕难从命，请包大人担待一二。’

包拯端了酒杯尴尬的立在当地，自失的一笑道：‘难得今天大家高兴，你只饮一杯好了！’王安石不为所动，只是推脱不能饮酒，似乎那杯中不是酒水，而是毒药。

座中其它官员见包拯难堪的站在那里，急忙上前打圆场道：‘介甫，包大人一片热忱，你就喝一杯好了。’

就连司马光也在桌下轻轻踢了踢王安石的脚，王安石仍不予理会。见不论同僚如何劝说，王安石只是不改初衷，包拯只好自己找个台阶下，一面赞叹不已‘介甫不饮酒，如何知饮者之乐？’一面重新落座。

关于王安石的固执，从前大家只是道听途说，此事之后，同僚们总算是领教了王安石的执拗。王安石认为，只要是自己觉得是对的，就要坚持到底，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的。如果交朋友，王安石这样的朋友当然是最好的。然而在官场之上，王安石的这种性格，却是最不受欢迎的。古往今来的官场之上，无不信奉‘花花轿子众人抬’的潜规则，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有王安石这个官场异类在座，就会让所有人感觉如坐针毡。

08　拆洗王介甫

群牧司的一个判官，居然不给不给仁宗皇帝面子的包大人面子！王安石孤芳自赏、落落寡合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整个大宋官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声名远播之后，王安石更少了一些官场的应酬、迎来送往。而且王安石不修边幅，不拘小节的他对于穿衣服根本不讲究，一身皱褶的官服，穿许久也不洗换。他的这些行为举止，在一些官员眼中，简直就是‘有辱官体’。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然王安石表现出的执拗让人难以理解，但他在群牧司蓬头垢面、手不释卷的苦读，许多人仍折服于他的道德文章，在京师中仍结识了司马光、韩维、吕公著、吴仲卿等数位知己。（在《辩奸论》奇文中，王安石被形象的形容为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姑且不论文章是否为苏洵所作，单是有此见识者，就为笔者所不喜。《辩奸论》奇文之事留待后文探讨！）几位好友见他这样，就经常约定好时间一起去沐浴。事先为他准备好了新衣服，偷偷把他的旧衣服收了。洗完出来，王安石拿起衣服就穿，也不知道自己换了新衣，更不去问是谁给他准备好的，几人戏称此事为‘拆洗王介甫’。

忽一日，几个僚友宴会，也请了王安石赴宴。彼时的汴梁城中，有招妓佐酒的惯例。几人落座不久，几名风尘女子应召而至，一时间席间燕语莺声，欢声不断。‘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正是说的北宋年间汴梁城中士大夫们的红尘乐事。这个时候的王安石三十出头年纪，还没有达到‘座中有妓、心中无妓’的修为境界，又不方便指摘几个朋友的孟浪，站起身来拂袖而去。从此以后，凡是类似的场合，再也不会有人来请他凑这个热闹了。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做一件好事容易，难得的是做一辈子的好事！有人说王安石的清高是种假清高、伪道学，试问，偶尔的假清高可以装，一生一世的清高又岂是寻常之辈可以装的来的？遵循儒家道德并身体力行的王安石不喜声色犬马，正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受人非议不过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罢了。

无独有偶，与王安石相互引为知己的司马光也是这样一位‘没有情趣’的人。他认为‘衣只为挡寒，食仅为充腹’，所以自奉甚俭，不过没有王安石那样的不修边幅而已。与年少砸缸的机智勇敢不同，人到中年的司马光自号迂夫，有一则故事，可以证实司马光不但迂，而且是有些太过死板。

司马光在洛阳居住时候，一年的上元夜，夫人想要出去观灯。司马光不愿意她出去，就说：‘家里有的是灯，为什么非得到外面去看？’

夫人听了，哭笑不得，故意道：‘还要看一看外面的游人。’

司马光振振有辞反驳道：‘难道说我是鬼吗？’虽然只是夫妻之间的戏谑之语，但仍可以看的出司马光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

虽然在公事之余还有司马光、吴仲卿等几位好友可以谈古论今，相互考较学问，但在群牧司判官任上，王安石仍然感到窒息的痛苦。在两年左右的判官任上，他一连十多次的申请外调。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十二月中旬，王安石由群牧判官调任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

虽然工作有了调动，王安石仍然不安于位。提点开封诸县镇公事，仍是身居京师的闲职官，与他希望到地方广阔天地、大有所为的意愿相违。苦闷之余的他写了一封《上执政书》，希望朝中执政大臣体谅他的苦衷，改派他到东南地方上任职报效国家。好在这时辅政大臣是欧阳修，他一直以来都对王安石这个后生晚辈寄予厚望。见他不肯在京师担任无所事事的闲散官员，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独当一面。索性成全他所请，不久之后，派他出知常州。

嘉祐二年五月，如愿以偿的王安石各别友人离开京师赴任。本来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之事，王安石却乐不起来：先是弟弟王安上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大病一场，屋漏偏逢连阴雨，行至扬州地方，自己的一个儿子早夭。步步行来步步蹉跌，行行走走，直到七月时候才来到常州任上。

宋时的常州，并不象今日一提起来江苏，人们就知道经济最发达地方是苏南的‘苏、锡、常’三地。王安石第一次做州郡长官，就面临了来自职场的挑战：常州是‘田畴多荒、守将数易’，人浮于事、官员只知因循苟且的地方。

09　造化弄人

王安石决定仍然从抓农业生产入手，经过仔细地调研勘测，一年之后，他决定要在常州地方兴修一条运河。如果这条运河修筑成功，从此常州地方就会旱涝保丰收，使常州地方的农业生产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农田水利建设无疑是件利国利民的大事。

但他移文治下各县调集民夫之时，却招来一片反对之声。大家不是拖延不办，就是不予理会。就连浙西路转运使也不支持他的工作，发文告知王安石，只允许他在所属地方征调民夫。王安石满腔热忱，却被上司当头泼了冷水。

如果换作旁人见反对者众，就会偃旗息鼓了。但王安石却是个欲挫欲勇的人，虽然困难重重，但王安石仍要迎难而上。没有上峰的支持，可供王安石调发的民夫数量有限，运河工程虽然如愿开始建设，但进度慢的可怜。在没有挖掘机械的宋时，这样的政府工程完全是靠人力来完成，必须依靠人海战术方能奏效。

就在王安石为运河工程进度缓慢忧心忡忡时候，祸不单行，恰逢淫雨霏霏、连月不停，民夫在淋漓、泥泞中掘进，生病的有许多，工地上竟然出现了自杀身亡者。天时人事不利，王安石万般无奈之下，运河工程只得作罢。王安石不善于协调各方关系，从在知常州任上就已经初显端倪。运河之役的失败，与他仓促上马有莫大关系。但事情并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王安石没有在自身不足方面寻找原委，而是简单的归咎于其他官员的不合作。许多事情并不能以人的意志力为转移，政治尤其是如此，可悲的是，终王安石一生，他也没有多在这方面有所反思。

运河之役的草草收场，令王安石心情悲愤莫名。对自己劳民伤财，后人也不得其利而引以为恨事。本来打算在知常州任上多呆些时日，好稍补前失，哪知道接到新的诏旨：命王安石提点江南东路刑狱。

造化弄人：继任常州知州的正是那个对王安石不次升迁表示过强烈不满的沈康。两人职务对调，王安石不开心，沈康也心有不甘。上次是王安石后来者居上，这番好不容易捞到一个肥缺，结果再次被王安石空手入白刃，心中不免会羡慕妒嫉恨五味杂陈了。

王安石在常州不足一年，再次踏上漂泊的宦游之路。提点江南东路刑狱治所虽在江西饶州（今江西波阳），但是提点一路的刑狱，必须要在一路地方州县之间来回奔波巡视，忠于职守就无法每天陪护在年迈多病的老母亲身周尽人子之孝。苦于忠孝不能两全，王安石虽然赴任开始了新的工作，但仍不断的上表章希望朝廷可以为他安排一个既可以就近照顾母亲，又可以为国效劳的差使。

王安石自从出仕以来，似乎就对朝廷颁发的任命就没有满意过，这也成了后来人们诟病他的一个方面。别的人捞到个一官半职就要乐的屁颠屁颠了，哪里敢挑肥拣瘦？而王安石却在与圣明天子讨价还价。别人虽然没有他这种勇气，但不等于没有勇气批评他！许多为他担心的朋友纷纷作书信，劝说他不要再推辞，不但令推荐他的朝臣为难，也会葬送自己的锦绣前程。

推荐王安石出任大宋提刑官的是副相曾公亮，王安石给他写了一封诚恳的书信，希望他举荐自己出任它职，结果是如泥牛入海，事情没有了下文。王安石虽然在任上不断的请辞，但却并没有耽误公务。在任上，他不拘一格选拔饶州学官一事，就可以看出他日后执政的用人思想。

王安石出任了大宋江东路提刑官，巡视到饶州地方按查酒务，刚到厅上，忽然见有人题诗于屏风之上——

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

说与旁人浑不解，杖黎携酒看芝山。

王安石吟咏再三，问堂吏此诗为何人所作？左右告之，诗作者乃是监饶州酒税的刘季孙。

刘季孙正是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北宋与西夏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之战中宋统军大将刘平之子。正是由于赵官家在军中的耳目宦官黄德用带兵临阵脱逃，才导致了宋军三川口之战的失利。宋军主将刘平、石元孙战败被俘，黄德用临阵脱逃，却诬陷刘平投敌，事情最终败露之后被处死。宋夏庆历和议签订之后，西夏人释放了历次战役中俘虏的宋军将领，这时候刘平已死，随军征战的几个儿子也已战殁，只有幼子刘季孙一人受父亲余荫做了正九品的右班殿直低等武官。

一个武夫，居然会有如此过人的才情？

王安石与刘季孙攀谈之后，心生惜才之意。也不再检查他的工作，放心的离开。回到传舍，正好碰到郡学生来拜见，请求他为地方选拔一名主管一州教育的学官。王安石没有丝毫犹豫，立即任命刘季孙暂时代理饶州学事。

10　万言书

在崇文抑武的北宋年间，即便是武臣的薪酬要远高于文臣。然而由文职改作武臣，文臣认为此举是对他们人格的一种公然污辱。当年仁宗皇帝希望范仲淹、韩琦等几人改任武职，几人不约而同的上表强烈反对，此事只好不了了之。而由武臣出任文职，更是前所未有之事。

王安石新委任执掌一州州学的居然是一介武夫？消息传出，立即舆论大哗。虽然此任命与王朝任人规章制度严重不符，但事实证明，刘季孙出任此职确是最佳人选。

关于刘季孙的才华，就连苏东坡学士也对之赞不绝口，称刘季孙笃志力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虽文臣中亦未易得。而且曾有赠诗一首——

《赠刘景文》（刘季孙，字景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

正是橙黄橘绿时。

王安石任大宋提刑官时间不长，就再次接到了新的任命：委派他出任三司度支判官！到中央出任财政部重要官员是其他人梦寐以求之事，而王安石接到诏命之后，很快就写了《上富相公书》推辞。这个时候朝中任宰相的正是富弼，当时大宋朝野之上有‘四真’之说，乃是指真宰相富弼、真翰林学士欧阳修、真御史中丞包拯、真先生是指宋初三先生之一的任经筵侍讲胡瑗，‘四真’意思是指朝廷得人。宋王朝任命官员也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遵循，新近执掌朝政大权的富弼并没有理会王安石的请求。等的花儿也谢了的王安石无奈何之下，只得回京赴任。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前度刘郎去又回，重新返回汴梁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是年近四旬，多年来的宦海沉浮，并没有将他打磨成世故圆滑的官员，却让他更深刻的体察到了大宋帝国立国百年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方面的积弊，现实问题症结所在。一些规章制度的滞后，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帝国机器的正常运转。人近中年的王安石的脑海中已经逐步形成一套改革弊政的方案，年青时代就有了经世致用思想的他，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影响之下，回到汴梁席不暇暖，就把一系列改革建议整理成文，洋洋洒洒写下了长达万言的《言事书》进呈仁宗皇帝。

不可否认的是，王安石确实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做为一个人微言轻的官员，却目光如炬的发现了表面上歌舞升平的帝国已经痼疾缠身，必须在疾在肌肤之时施以针砭。在上书中王安石指出，如今政事已经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为使大宋帝国长治久安，针对这些问题，王安石相应的提出了为帝国培养人才和理财的政治主张。

哪知道仁宗皇帝看了王安石椎心泣血的万言书，认为文章条理分明、一气呵成，果然有大家风范，夸过之后就丢在了一旁。仁宗皇帝并不是对他的当头棒喝没有知觉，也并不是讳疾忌医。在他心中，王朝虽然百病丛生，但情形远没有王安石说的那样严重，不变法就会祸不旋腫。在他内心深处，更有一件困扰他多年的事情——

仁宗十三岁少年即位，亲政至今已有二三十年。后宫佳丽如云，仁宗皇帝先后宠爱过的嫔妃没有数百，也有数十名之多。说出来不敢相信，直到现在，他仍然是没有子嗣，真正的孤家寡人。泱泱帝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只是这种事情岂能为外人道？

史称：仁宗皇帝是个百事不会，只会作官家的皇帝！这百事不会，应该是包括不会生儿子一事的。幸亏这话仁宗皇帝不可能听到，否则再好的脾气也会龙颜大怒的。

欺负谁不好，不知道老虎屁股摸不得吗？

这种事情作臣子的也不方便出手相助，无计可施的仁宗皇帝，只好扩编后宫队伍，寄希望于大面积撒网、重点培养了。只是辛勤耕耘之下却收获甚微，除了后宫从此以后又多了几个女儿之外，后宫妃子宫女们并没有为他诞下麟儿。虽然这些公主芳名史料未见有载，但可以想象的到，她们的名字依次为赵招娣、赵唤娣、赵引娣、赵拉娣、赵盼娣……

生个姑娘好歹还能让仁宗空欢喜一场，而更令圣明天子沮丧的是，挥汗如雨辛苦播下龙种之后，却连跳蚤也没有收获一个。

正史中记载了他数次不豫，令人深表遗憾的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另据野史的记载，却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嘉祐初，仁宗寢疾，用针自脑后刺入，针方出，开眼曰：‘好惺惺。’翌日，圣体良已。自尔以其穴为‘惺惺穴’。

其二，仁宗尝患腰疼，李公主荐一黥卒治之，用针刺腰，才出，即奏曰：‘官家起行。’上如其言，行步如故，赐号‘兴龙穴’。

宫中御医虽不乏杏林高手，却不似赤脚医生般胆大妄为。胆敢在伟大领袖身上做针灸实验，需要冒身家性命的风险。事实证明，保守性治疗的最佳效果，最多也只能是差强人意。

11　仁宗皇帝的烦恼

从这两则记载分析可知，仁宗皇帝的临床症状极可能是因为他房事无节制而引起的，肾虚引的腰膝酸软也是情理之事。而房事过频，完全是因为仁宗求子心切。在没有儿子出世之前，仁宗皇帝就得生命不息，造人不止。男欢女爱之事对他来说，已经不是种享受，而是种痛苦。

圣明天子为了后继有人努力耕种的同时，为华夏传统中医学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果说王安石现在呈上的是龙虎丹，圣明天子服了之后龙精虎猛为帝国后继有人而不遗余力的话，那仁宗皇帝当然会予以重视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极可能是王安石一生中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写的辛苦异常。可惜的是，王安石苦心孤诣写就的万言书，结果只能是明珠暗投。

王安石没有等来仁宗皇帝的答复，却等来一项临时任命——送契丹使臣至界上！

王安石与契丹使并辔而行。一行人历时十八日方行至河北白沟界上（今河北北拒马河）。

非但是‘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王安石与契丹使臣也因言语不通而一路上保持沉默，此次北行之旅没有丝毫之乐趣可言。深秋的‘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雄奇北地风光，并没有给王安石带来愉悦，他写下了数首边塞诗。毫无例外的是，这些诗中仍有太多的政论成分——

《入塞》

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鼓吹休。

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

从王安石写就的边塞诗中多少可以读的出王安石的外交思想与爱国主义情怀。往返于北地边界与汴梁之间虽然寂寞枯燥，但也让他有机会亲自到边境上实地了解宋境边防情况。在政治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一些别有居心的‘学者’与‘专家’将王安石诗意故意曲解，认为‘荒云凉雨水悠悠’之句正是描写的幽燕之地在契丹人统治下荒凉景象，而燕人泪数行就是说明了边民长期渴望统一的赤子之热忱。

岂不知北地深秋荒凉苍茫正是应有之义？

朔风凄紧，燕人迎风流泪，掉过头南望也是生活常识！宋辽自澶渊之盟签订以来，数十年间和平共处，双方都埋首发展经济，共同创造了中世纪华夏的灿烂文明，和平是值得肯定的事实。王安石注意到王朝上下文恬武嬉，不修战备，指出忘战必危是事实，而说王安石谴责了和平是契丹统治者与北宋统治者的投降与妥协，而且给边民带来深重灾难，完全是一种不顾事实的一面之辞。

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参加了对榷茶法改革意见的讨论。从李唐王朝开始，茶叶逐步成为广大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各地开始形成饮茶的风尚，唐末统治者千方百计的增加赋敛，茶叶遂有幸与盐一样成为王朝重要搜括目标；赵匡胤代周立国以来，茶叶生产发展迅猛，茶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年提高。与李唐王朝相同，宋王朝的茶叶生产也是以东南地区最为发达。

鉴于东南茶区在宋代茶叶生产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宋政府对东南茶区的茶叶生产、茶叶贸易十分重视，各种管制茶业的制度措施陆续出台。茶法变更随了王朝发展而变更频繁，但这种变更都不可能跳出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制度之外。这种政府统购统销的制度，称之为‘榷茶法’。

‘榷茶法’规定，茶叶只能由政府实行专买专卖，禁止民间私蓄、私贩，凡违反茶法者视为违法犯罪。北宋规定的榷茶法日渐完善，逐步形成了民制、官收、商销式的茶叶间接专卖体制。宋政府凭借国家机器的力量，垄断经营——首先把持了货源，在淮南六州设置十三山场，采茶之民称为园户，隶属于山场。政府先预付给茶户购茶款作本金，茶户生产的茶叶除交茶租之外，剩余产品必须全部卖给官府。用最低的价格垄断了货源的宋政府，高价卖给商人。居中获利，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茶商从政府手中购得茶叶之后，辗转运往各地，于西北乃至少数民族地区仍可以获得巨额回报。

以湖南一地为例，据史料记载，每斤茶政府的收购价是220文，运费100文，卖出价格是每斤960文，转手之间，茶叶每斤政府获利640文。

什么是坑爹，这就是坑爹！而且还是坑你没商量。

更有可恨者，如五代时期，占据幽州城的刘仁恭，想出了一个迅速致富法，他垄断经营茶叶生意，所谓的茶，干脆就是树叶！用此树叶代替彼树叶，按当代人理解，刘仁恭这厮太有才了。

然而，即便是如此利润惊人的生意，宋政府仍经常有赔本赚吆喝的风险。看似一本万利的生意，仔细分析之下就会清楚，免费的午餐不好吃。一些隐性的支出数额巨大，宋政府往往会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尴尬。刻剥百姓的名声在外不说，还落的两手空空如也。本来应该是八面玲珑的事，却事与愿违的做成了两面不讨好。这种情形在当代也时有发生，譬如……此处略去若干字。

12　关于专卖的事

众所周知的是，依靠垄断获取暴利，是个别人靠权力自肥的一种短视行为。只是垄断价格虽然可以用政府机器强制执行，但商品质量如何单靠政府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收购上来的茶叶质量参差不齐，政府就会有可能将货物砸在手中。

政府部门在制定茶政之时，过于轻视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政府既然可以强行规定了茶叶的价格，民众就针锋相对，于是上缴茶叶中就出现了掺假，以次充好、以假当真的事情。出现这样的情形，也是政府自身政策的原因，为了使国库充裕，统治者自作聪明的制定了官员奖惩制度，茶功课做的好，就有升官的奖励。为完成任务，升官发财，官员在收购茶叶的时候，也就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作法，更有人干脆与茶农沆瀣一气，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根据史料记载分析可知，茶农造假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种普遍行为。宋政府不得已之下，又多了一项打假的开销。制假售假的事情，并不是在当今之中国方有，而是历史悠久的光荣传统，打假实在是件任重道远之事。

政府的垄断经营，既伤害了茶农的利益，也损害了商人的利益。政府成了茶叶的唯一合法拥有人，而且明码标价，看似童叟无欺的背后，实则是霸王条款。（读此小文者，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千万要理解正确，本人并没有攻击当今国企的任何意图）民间从来就不乏与政府或明或暗叫板的人，商人做为行走四方、见多识广之辈，其中更是有胆大妄为者。一些茶农与商人为了增加收入，于是就另外合作开辟了一条致富风险路——走私！

在宋时，从事走私的人不只是商人，甚至许多官僚士大夫也不顾的斯文扫地的加入了走私大军。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质次价优的官茶，反而对质优价高的私茶趋之若鹜。走私的泛滥，势必对宋榷茶制度带来严重冲击。为了保证颗粒归公，政府有必要亡羊补牢，打击走私势在必行。而铤而走险的走私者，采取化整为零法、游击战法、蚂蚁搬家法与政府部门斗智斗力，直至最后发展成为斗勇——走私者干脆联手合作，武装走私，走上了与政府公然对抗的道路。

有斗争就会有牺牲，政府从此又多了一大笔抚恤金的支出。在绞尽脑汁也没有办法彻底解决武装走私之后，不得已的宋廷祭出招安法宝。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走私者摇身一变，成了体制内的官吏。或者他们会成为政府驱使下的打击武装走私急先锋也未可知，但这些百无禁忌的人从经商到作官，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次发财致富的机会的，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只不过与武装走私相较而言略轻一些罢了。

另外一项重要支出是茶叶统购上来之后，贮藏与运输的问题。在物流业不发达的宋时，运输就成了制约榷茶制度发展的最大瓶颈。速度缓慢、运能低下、突发性事故频发、成本过高成了无法克服的障碍因素。

走水路虽然可以快捷，但也有风高浪急、翻船的风险，茶叶泡了水之后就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物，更何况泡的是江河水。即使是出现这种事情的机率较低，平安保险公司与太平洋保险公司也不愿意来接这个政府大单；走陆路，众所周知，宋王朝缺马，运输的主角只能由老黄牛承担。而牛，虽是可以负重致远而著称。但除了天牛会飞、五色神牛与牛魔王可以风风火火闯九州之外，绝大多数牛都是迈着不急不躁的步伐在闲廷漫步。一头牛一天平行移动三十里的就是超水平发挥，倘若碰到天阴下雨道路泥泞，那么这牛的移动更会变的与蜗牛一样缓慢。等拉到目的地，新茶也变成了陈茶。增加运力、运输提速也成了一项庞大的开支。

更有一项开支就是政府对具体办理茶务官员的督导。宋王朝被人诟病，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宋的冗官冗吏。在很多时候，人多力量未必大。官多闲着容易打架，还会出现官商勾结之事。（人们对官商勾结一事深恶痛绝，却不曾想过官不与商勾结，难道会和草民勾结吗？）

人浮于事、朋比为奸、相互推诿。龙多不治水，工作效率低下，无形中又加大了茶叶的交易成本。

官僚体制管理效率越差，监督各级官吏的支出就越大。监督成本越高，就越容易在监督过程中产生以权谋私的情形。如此恶性循环不已，政府只好眼眼眼闭地默许了这些代理人从中渔利，如此一来体制越发变的腐败。

官字两张口，这些官员信口开河就可以从中获利。将一些劣质茶叶说成是极品贡茶，商人的经营成本也因为极速增高，而损害了商人利益。没有了利润，商人也失去了做茶叶生意的积极性。没有了销售渠道，政府只好承担销售商的角色，而国营的情形如何，只需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商业如何就会清楚。

宋政府实施的榷茶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对于这一点，时任宰执的富弼、韩琦、曾公亮等几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宋廷朝堂之上，都在热议茶政的事情。几人向仁宗奏陈之后，仁宗皇帝派人到地方询察，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也倾向于茶叶取消专卖、实现自由通商。

13　天子近臣

宋的榷茶制度，表面上看似乎政府从中获利颇丰，实则是名实不副之事。榷茶制度在宋政府交了巨额学费之后，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后果。事实面前，宋政府最终迫不得已承认了——政府的介入已经不是助推力，而是成了商业繁荣的阻力。

宋王朝榷茶制度的最终失败，对于今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也有深刻的借鉴作用。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到底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干预经济等问题在千年前的宋王朝就已经出现，如果再让这样的问题成为困扰我们改革的问题，那么我们的政府将是愚不可及的政府！

不可否认，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诞生，都有它合理、进步的一面。但制度本身却无法完全判断它良与不良，只要是适应了时代需求的制度便是良法，反之则非也。适用于一时之制度者，绝非适用于一世。时移世易，曾经的良法也将变为不良！

王安石的万言书虽然没有引起最高当局的注重，但在中下层官员和士大夫阶层中引发了共鸣。这些人不但对王安石的文章才华所折服，更对其高瞻远瞩的眼光赞赏不已，王安石的名气也与日俱增。王安石在朝野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嘉祐五年（公元1061年）十一月，朝廷对王安石另有任命，委派他与司马光同修起居注。修起居注意味着从此可以每天长伴圣明天子左右，记录仁宗皇帝的一言一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次司马光极可能受王安石的影响，二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拒绝此项任命。司马光在连上五道辞职书被拒之后，老老实实的前去报到，勉强就任新职了。王安石则比司马光还要倔强的很，五辞之后，仍拒绝接受任命。王安石虽然不愿意日夜陪伴在伟大领袖左右，仁宗皇帝却不作此想。王安石思想虽然激进，但人品如何他还是非常的放心的。

仁宗命令左右直接把任命书送至王安石办理公务的桌案之上，看他如何推脱。王安石一见相关人员，就脚底板抹油开溜，直接躲到了洗手间。来人找不到他，干脆把诏书放在了桌上就扭身离去，王安石一见，命令手下人如博尔特者把诏书追还使者。仁宗一见王安石如此执拗，他的牛脾气也发作，王安石连上八道辞职申请，都不予理睬。王安石一看再固执己见，仁宗皇帝就有恼羞成怒的可能，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接受了这项任命。

在圣明天子身边呆了半年，仁宗皇帝直接升任他为知制诰之职，代替天子起草诏书制诰之类的文字工作。这次王安石没有表现的从前一样，没有推辞，接受了这一官职。

嘉祐七年（公元1063年）秋，王安石被临时委派去纠察在京刑狱。在此任上，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案件——

在北宋仁宗年间，城市文化已经迅猛发展，而斗鹌鹑也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大家都喜欢吃鹌鹑蛋，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鹌鹑天性与蟋蟀一样喜欢斗。

汴梁城中一个少年养了一只‘常胜将军’鹌鹑，为他赚了许多钱。有一个发小看到之后，眼红心热直接开口向他讨要。这无疑是在向他要摇钱树，这少年当然不会同意。那人见他不肯，仗着两人关系密切，索性拿了鹌鹑就跑。

这少年怒不可遏在后紧追不舍。眼见追及，少年飞起一脚向他踢去。哪知道这一脚正中同伴肋下，那同伴未曾防备，一脚被踢的气绝身亡。人命关天，案件移交开封府，官府判处少年罪当偿死。

14　谁做接班人？（上）

王安石审阅卷宗之后认为，死者未经事主同意，与盗贼同理。那少年追捕盗贼，不过是过失杀人，应当是无罪释放。

王安石复审结果一出，开封城中顿时沸反盈天。不但是开封府官员不服，就连死者家属也不服气。案件申诉到最高法院——大理寺！终审支持开封府官员的初审结果，认为少年应当抵命。对王安石，大理寺特意行文批评，要王安石检讨他的错误。事情本来不过是例行公事，无需较真，哪知道王安石对外宣称‘我无罪，何错之有？’。见王安石拒不认错，大理寺官员上疏请求仁宗责罚王安石。王安石不为所动，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从现代法理来分析，此案件中，少年是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的，他所犯最多是过失杀人。应该是罪不至死的，只要赔偿苦主一笔银两，判处徒刑若干惩戒就足矣。但说无罪当庭释放，也不应该。开封府官员与王安石在此案的处理意见上都有失公允，王安石的断案虽然有失偏颇，但他此举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考虑问题，毕竟人命关天，多死一人，也无济于事的。

南宋末年，出现了一个流传至今的童蒙读物《三字经》。其中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激，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之句。这位苏老泉正是苏轼的父亲苏洵，（老泉名号到底应当归为苏轼，还是他的父亲学界仍未有定论）老苏胡子一大把，年纪到二十七方有志于学，发愤读书，终于成为一代大儒。苏洵大器晚成的故事，通过《三字经》的传播，数百年来一直在激励着莘莘学子。

学有所成的苏洵参加了科举考试，却科场蹭蹬。每次满怀希望而来无不是失望而去，眼见的仕途无望，苏洵只得另觅捷径。老苏领了两个儿子去拜访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希望得到赏识荐举。张方平对三苏父子极为欣赏，当时就告诉苏洵，这两个孩子都是天才，老大聪明可爱，然而不如老二少年老成，将来的成就或者老二要比老大要强上些许。

这老大正是苏轼苏东坡了，而老二就是苏辙苏颖滨了。得到张方平赞赏的苏洵信心倍增，带了两个儿子直奔汴梁城。首先他来拜见的正是已是一代文宗的欧阳修，欧阳修一见三苏文章，惊为天人，在他不遗余力的宣传之下，三苏的文章在大宋王朝声名雀起，一时间‘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开封纸贵的盛况。

嘉祐六年（公元1062年）苏轼兄弟二人参加了这年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考试，二人如愿以偿，一同进士及第。苏轼在他的文章中激扬文字、纵横捭阖，个人政治观点初现端倪。苏轼也认为改革是势在必行之事，只是他的建议与王安石所上万言书截然不同。苏轼既反对因循苟且、主张变革，但却反对骤变而主张渐变；既讲法治，但又反对仅讲法治，而更重人治和德政；反对王安石的开源理财观念，主张节俭重义。其它主考官都赞叹苏轼文章‘文义灿然’，而王安石认为他的文章‘全类战国文章’。

王安石执政之后，罢诗赋‘声病对偶之文’，以经义策论升降天下士，通过政治手段和制度形势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因为二人对文章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日后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与王安石变法派的对立。政治斗争逐渐向意气之争、文学思想之争转变，学问之道与政治观念混为一谈。王安石的文学主张，也为自己树敌不少，变法最终失败也是情理之事。

仁宗嘉祐八年三月，带着十二万分的遗憾，做了四十二年太平天子的宋仁宗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消息传出，士民如丧考妣般痛哭流涕，连远在北地的契丹君臣也为之落泪。在韩琦等重臣主持之下，濮王赵曙入继大统，是为英宗。英宗皇帝不是仁宗的儿子，乃是仁宗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

濮安懿王儿子之多，完全可以组织两只足球队踢对抗赛了，而圣明天子富有四海却子嗣艰难。仁宗皇帝也曾经有过儿子，在他三十四岁之前有过三个儿子，可惜龙种娇贵人间留不住，先后出生，相继夭折。仁宗在位期间，先后多次不豫。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正月，仁宗皇帝才登殿，帘子才卷起，忽然之间发病，这次病发作没有预兆，时间久，仁宗意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幸亏有文彥博主持大局，才总算勉强度过这次政治危机。经历此事之后，朝臣无不意识到确立皇位继承人的重要与迫在眉睫。

过了数月，见仁宗皇帝身体恢复健康，知谏院范镇率先奏请立太子。在专制君主时代，立储之事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事，即便是百官之首宰相也不敢随便在这种事情上乱发言，生恐招来君王疑忌而有不测之祸。范镇上疏无异于惹火上身，奏疏一上，朝野震动。文彥博也惊出一身的冷汗，私下里责备他作事孟浪，如此大事为何不事前和他商量一下。范镇慷慨陈辞道：‘此事上疏，我是做了最坏打算的。与执政商议，如果你不答应，难道说我就因此而放弃上疏吗？’

15　谁做接班人？（中）

远在并州通判任上的司马光也积极声援，鼓励范镇再接再厉，并且也上疏朝廷建议立储。对此仁宗皇帝不置可否，也不表态，只是将这些奏疏发往中书，交由执政大臣处理。文彥博等人见仁宗皇帝不发话，也明智地选择了搁置不议，在许多时候，冷处理也是种婉转的表明态度方式。

迫于朝臣压力，仁宗提拔范镇为侍御史知杂事之职。范镇在家待罪三个月，已经是须发尽白。仁宗皇帝见了也是心中感慨万端，流泪恳请臣子，再给他两三年时间，寡人已经在努力播种了。

嘉祐三年‘国丈’张尧佐去世，仁宗皇帝松了一口气，冲着朝臣发脾气道：‘台谏官员以为我任用张尧佐，就象唐明皇一样用杨国忠一样，国家会有播迁之祸。依我看来未必！’

话音未落，一旁边的户部员外郎唐介立即表示反对：‘陛下一旦有播迁之祸，只怕还不如唐明皇的结果。他还有儿子肃宗起兵靖难，恢复社稷。不知陛下靠谁？’

仁宗皇帝听了，当时就面色大变，唐介所说虽是实情，但这话讲的太过刺耳。想发怒又不知道从何发起。面上青红不定了好一阵，方解嘲道：‘立储之事，已经在和韩琦商量了。’

如果说唐介这样揶揄圣明天子还只是限于冷嘲热讽阶段，而张昪（卞音）的行为就可以视为主观故意了。俗话说‘打人不打脸，说人不说短。’张昪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也幸亏宋仁宗的‘仁’不是装出来的。

——史载：张昪担任御史的时候，经常上表疏攻击两府大臣，仁宗皇帝一天语重心长的警告他：‘卿本孤寒，何为屡言近臣？’

仁宗皇帝这话，听着有点推心置腹的意思，也并没有什么特殊含意在其中。哪知道张昪听了，当场反驳道：‘微臣怎么能说是孤寒呢？只怕真正孤寒是陛下您自己啊！’

仁宗皇帝一听，心想自己富有四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怎么能说是孤寒呢？于是就不解地问张昪：‘此话怎讲？’

张昪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微臣家内有拙荆犬子，外有亲戚故旧，不能说是孤寒；而陛下外无良将、内无贤相，‘惟昭阳二人而已，岂非孤寒？’”

仁宗听出了张昪的言外之意，张昪仍是在笑他没有儿子，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

退朝回到大内，仁宗皇帝越琢磨张昪的话越心中悲凉。哀声叹气了许久，与曹皇后二人泪眼人对泪眼人。没有儿子成了仁宗皇帝人生中最大的心病，野史记载，到了仁宗晚年，每逢真宗忌日，仁宗皇帝就要大哭一场，‘其声甚哀。’！

这哭声中既有无奈，又有不甘，眼见的‘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自感多不接世的仁宗生恐死后无颜去见先帝于地下，故此痛哭。只是子嗣这种事情，却是心有余力不足之事。人们经常说的心想事成，不过是在安慰别人的同时给自己找宽心罢了。

嘉祐三年，欧阳修继包拯之后出任开封府尹，包拯改任御史中丞。上任当月，他就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心服口服的事情，上了《请建太子疏》。

所有大臣在心底都在为帝国后继乏人而担忧，仁宗动辄‘不豫’，他的健康问题令他们忧心忡忡，万一哪天伟大领袖忽然挂了，那么朝政就会出现动荡。权力能不能顺利完成交接是关系到宋王朝长治久安的大事，所以希望圣明天子早点确实接班人。

仁宗皇帝却不作此想，饱读史书的他心底深处总是在怀疑这些臣子们此举是否出于公心。历史上那些借拥立新君弄权的侥幸之臣太多，堂而皇之的借立储之事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者大有人在。

仁宗读了包拯的奏疏，问他道：‘不知卿家认为立何人作储君为是？’

包拯读懂了仁宗的心思，他坦荡荡地直言无讳道：‘微臣请立储君，是在为了江山社稷考虑。陛下如此问，就是怀疑微臣的居心所在。臣老矣，且无子，不是在为自己身后计！’包拯说这话的时候，儿子包繶在五年前就死了，留下的幼子也刚夭折不久。君臣二人现在是难兄难弟，包拯建议立储是大公无私之举。

16　谁做接班人？（下）

韩琦出任执政大臣之后不久，也向仁宗进言，请求他早立储君。仁宗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借口后宫中已经有孕在身者，等等看。

等来等去的结果还是生了丫头片子，仁宗皇帝欲哭无泪！

嘉祐六年，司马光知谏院，先后一连上七道奏疏请仁宗早立皇储。而且提醒韩琦等人，事情的严重性，如果哪一天，禁中有人拿出一张纸，说命何人为嗣，那时候木已成舟，悔之无及。

在司马光、韩琦等人的推动之下，朝堂之上对立储之事的紧迫性形成了共识。迫于形势，仁宗避无可避，只好顺水推舟问韩琦，立宗室中何人最合适。

宋王朝沿袭唐人制度，将所有宗室安排集中居住。这些皇室至亲，基本上属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统治者对近亲宗室始终采取厚养而不用的防范政策，更加意提防大臣与宗室之间的来往。这些宗室在汴梁城中，实则过着一种坐井观天的高级囚徒生活。说他们是猪，只知道吃了睡、睡了吃并不为过。

仁宗皇帝这样问韩琦，显然是内心深处对他不敢放心的无意识流露。韩琦听了，当然知道这话的份量，急忙撇清自己‘宗室不与外人接，臣等何由知其人？立何人应出自圣断！’

仁宗皇帝无子，曾在宫中抚养过两个宗室子弟，正是后来继位为君的赵曙。当时他的名字还叫做赵宗实，宗实四岁入宫，长到八岁时候，被送回了王府。这是因为仁宗皇帝自己的亲生儿子出生了，有了亲的，养的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宫中了。在这四年当中，曹皇后也在宫中抚养了自己的外甥女高滔滔。这两个孩子年纪相当，这滔滔也是个小淘气，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成了玩伴，颇有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意思。

庆历末年时候，仁宗心血来潮，向曹皇后提议‘我们曾经收养过的宗实与滔滔年纪也大了，我二人为之主婚，成全此佳儿佳妇如何？’曹皇后当即应允，于是仁宗皇帝的养子赵宗实就娶了曹皇后的外甥女高滔滔。一场皇家婚礼办的热闹非凡，宫内外盛传‘天子娶妇、皇后嫁女’，一时间成为美谈。

现在从宗室子弟中确定继承人，仁宗当然倾向于赵宗实了。见仁宗亲口说出了名字，韩琦与左右重臣，立即跪下高颂‘官家圣明，国家幸甚，苍生幸甚，从此江山社稷后继有人！’

众人这样做，是生恐仁宗反悔，所以趁热打铁，将生米做成熟饭。

史料的记载说明韩琦等人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比车驾还宫，不食者再，左右问安否，上垂泪曰：‘汝不知我今日已有交代。’

虽然迫于压力，仁宗皇帝确立了宗实为皇储，确立了皇储，就等于交代了后事。对此，显然仁宗仍是心有不甘。左右有人提醒官家，后宫中某妃已经即将临盆，为什么不再等等呢？

上曰：‘是他韩琦已处置了。’复泣下。

尽管仁宗皇帝心中再不情愿，储君之事还是在历经坎坷波折之后得以确立：赵宗实在这年八月，被正式立为皇子，改名为曙。半年之后，仁宗皇帝在一天夜里突然去世。走完了他波澜不惊的一生。有一首诗完全可以当成对他一生功业的总结报告——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

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令驾鹤西游的仁宗始料未及的是，他万般无奈之下所立的储君赵曙却并不希罕他的恩赐。仁宗皇帝圣旨布告天下立赵宗实为皇子时候，赵宗实正在家中为父亲濮安懿王守孝。朝旨命他起复，授以知宗正寺之职，以便为立储之事做为过度阶段。不料赵宗实拒绝出任此职，先是以父丧为由、后以生病为借口，不肯上任。韩琦当机立断建议仁宗，任命赵宗实为知宗正寺，外人就会认为宗实是皇子了，不如直截了当的为他正名。仁宗这时候已经是船头江心堵漏迟，无奈之下只有点头表示同意。

仁宗皇帝半夜去世，曹皇后阻止了内宦出宫报丧，而是派左右悄悄通知韩琦等宰执重臣黎明入宫。韩琦入宫见状，立刻建议曹皇后宣如赵曙入宫。赵曙赶到皇宫，方知仁宗皇帝大去，曹皇后命他入继大统。赵曙听了，连称不敢。牛不喝水强按头，趁他正在错愕之间，韩琦抢身上前与众人七手八脚将皇袍勉强给赵曙穿在身上。闻召赶来准备草拟遗诏的王珪撞到这幕场景，惊的目瞪口呆，呆立在当地、握了笔的手颤抖的不知如何是好。

17　英宗继统

韩琦处变不惊，一面宽慰赵曙，一面吩咐王珪只需按自己所说写就可以。饱读读书的王珪颤抖着手拟就了遗诏，四月一日早朝，韩琦在朝堂之上当众宣读了遗诏，同时向中外宣告，新皇帝已经于昨日在大行皇帝柩前即位，这位新君正是英宗皇帝。

英宗不愿意做皇帝，并不是故作高姿态，而是真的无法承受这种失望与希望相互交织的煎熬。仁宗公开立他为皇子时候，英宗已经是三十一岁的成年人。他临行之际，不知此一去是祸是福，叮嘱手下人道：‘好好地看护好我这个老住处，或者官家哪天有了皇储，我还得搬着铺盖回来住的。’

也不能怪宗实心下怅茫，从他父亲那一辈，家中就曾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折磨。英宗的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是宋太宗第四子商王赵元份之子，也是宋真宗的侄子。赵允让也有过与英宗相似的经历，历史的精彩就在于无巧不成书——

当年真宗所立的悼献太子死后，曾将赵允让养在宫中，准备立为太子。数年之后，仁宗出生，才将他送出宫去。

赵允让最令人称道的就是他对母亲的孝顺，一年夏天，他的母亲楚国太夫人偶感风寒。虽然正是炎夏酷暑季节，但是为了母亲早日康复，赵允让坚持陪伴母亲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屋中。母亲去世之后，赵允让悲痛异常，出丧之时披麻带孝，步行十多里地，扶棺直至顺天门。他的至孝品行，也感染了儿子赵宗实。

英宗的遭遇与父亲如出一辙，所以在他心底对做皇子之事并没有觉得特别的开心，对于似乎触手可及的帝位也不敢表现的太过热情。在朝堂之上，他身份尴尬，而且在家中也是无足轻重的。依宋王朝对待宗室的制度，继承父亲的爵位也只能是嫡长子，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老十三的份。所以他在接到宗正寺的任命之后，一再推辞，不肯接受。

做为宗室，他太清楚身处皇储之位的凶险了。皇储表面风光无限，实则是成了众矢之的。为了取得皇位继承权，多少宗室弟子明争暗斗、骨肉相残。这时候的他正在为父亲守丧，笃孝的他不愿意因为皇子之位而使自己孝道有亏；况且成了皇子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是福是祸，前途难卜。在宫中四年虽然他尚在年幼时候，但宫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也留给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所以他对未来充满着恐惧感。

赵宗实不奉诏，正中仁宗下怀。事情就这样拖延，万一真的上天开眼，自己有个一男半子，也就没有必要传位于宗室了。

僵持状态维持到嘉祐七年八月，仁宗终于下定决心正式立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父丧已除的赵宗实却仍不接受太子之位，以生病为由数十次的上疏推辞。这时候，宗实身边的亲信王府记室周孟阳为他指点迷津，询问英宗为什么这样总是在推辞。英宗实言相告，自己这样做，是不敢求福，但想免祸。

周孟阳开导他道：‘现在天下臣民都知道你是皇太子了，如果一直谦让，万一哪天真的别人做了皇太子，难道你就会安然无恙吗？’周孟阳认为，做皇太子是福不是祸，即便是祸，也躲不过的！与其被动的躲避，不如直面人生好了。

史料证实，周孟阳的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世间事从来就是：有人辞官归故里，就有人漏夜赶科场。

——赵宗实对任皇太子之事推三阻四，素以‘友爱’著称的宋太宗之孙、北海郡王赵允弼眼见的仁宗不起，他自认为‘最尊属、心不平’，并且在朝堂之上公然声称：‘岂有团练使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

赵允弼言外之意有资格继位为君者，舍我其谁！

好在韩琦有勇有谋，态度坚决的告诉他‘先帝有诏！’并正颜厉色的提醒他‘大王人臣也，不得无礼！’虽然史料之中对此事的记载只是寥寥数语，但背后发生的事情定然是惊心动魄。史家这样做显然是在为尊者讳之举！

一语点醒梦中人，想要免祸，只有自己做皇太子，否则将来不但做不成太平王爷，而且还会有杀身之祸。惊出一身冷汗的赵宗实恍然大悟，不敢再推辞，立即接受了任命。再次踏入宫禁的他心底一片茫然，只带了些日常翻阅的书籍。这样做，也是方便随时离开。对继承皇位，他仍不抱太多希望。

现在仁宗忽然弃世，赵曙化茧成蝶一跃而成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天而降的幸福将英宗彻底击晕了。最初几天，他的表现可圈可点，很快就赢得了大臣们的拥戴。第四天晚上，英宗就有了反常的举止，连声呼唤左右，说有人行刺，左右侍卫赶至御前救驾，可是除了他苍白惊恐着面孔立在屋中，四下里阒静无声、空无一人。

四月八日是仁宗皇帝大敛的日子，紧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断裂。英宗疯了，在仁宗灵柩前他狂号奔走，举止失常。立在一旁的韩琦立即拉下帷帘，命几名内侍强行扶持了英宗，葬礼得以正常举行。

鉴于英宗患病暂时不能处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韩琦等朝臣只好请曹太后暂时垂帘听政。

英宗的病本来就是心病，现在发作起来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对左右太监宫女非打即骂，搞的宫中上下人人自危。非但如此，更对曹太后、朝臣出言不逊。一次韩琦亲自侍奉汤药，英宗只喝了一口，就嫌苦，用力一推汤药撒了韩琦一身。这一幕正好让赶来探看英宗病情的曹太后撞见，急忙让左右人取来衣服为韩琦换上，韩琦推辞不敢接受，表示这是为人臣应该做的事情。曹太后感慨不已道：‘当个宰相真不容易！’

曹太后不曾想过，突然间让赵曙做一国之主也不是件容易事。英宗病情发作时候，不但对在一边问疾侍奉的皇子不闻不问，就连前来视疾的曹太后也态度恶劣，经常恶语相向。一来二去，曹太后左右人挑拨离间，英宗与曹后之间就产生了罅隙。

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富弼见英宗，面奏曰：“方仁宗之世，宗属与陛下亲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闻也。今皇太后谓臣与胡宿、吴奎曰：‘无夫妇人无所告！’至不忍闻，臣实痛之。”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

无处诉苦的曹太后，当初也是赞同赵曙继统的，现在出现这样的结果，只有打落门牙和血吞。自认倒霉之余只好把满腹的委曲向臣子倾诉，希望他们明白她的苦衷。

就在曹太后与英宗二人之间几乎水火不容时候，到了仁宗皇帝出殡的日子。令所有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作为皇位继承人，英宗在这一天本来是应该亲自主持祭拜的。哪知到了这一天，他居然称病不出，殡仪因此而取消。

在内外压力之下，拖延了四天之后，英宗皇帝推脱不过只好前往集英殿祭奠仁宗。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素来以孝顺著称的英宗，理应在祭奠时候嚎啕大哭一番，向天下臣民展示一下人子孝道的。哪知道他行过礼之后，木了脸立在那里，根本没有一滴眼泪流下来。英宗的行为，不但是他自己饱受非议，就连所有人也感觉面上无光。这绝非是感情深浅的事情，而是事关国体、国格的大事，传将出去，那将贻笑大方。曹太后虽然当初在立赵曙为皇子的事情上极力赞同，但英宗的表现让她大失所望。更加有人在其间挑拔，于是就有了废英宗的打算。

曹太后日渐冷落英宗，病中的英宗也有所察觉。一天韩琦入宫问疾的时候，英宗对韩琦埋怨道：‘太后待我无恩！’韩琦替曹太后辩解道：‘哪里有不是的父母呢？陛下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多检讨一下自己的不是！’英宗听了，连连点头。一个巴掌拍不响，完全归咎于曹太后也不应该。

韩琦等朝臣请曹太后垂帘听政，不过是权宜之举。英宗皇帝身体恢复健康，曹太后就应该归政于英宗。哪知道，母子二人之间矛盾日益加深，眼见的英宗皇帝身体日益康复，曹太后却迟迟不肯撤帘归政。一天朝堂之上，曹太后假装不经意之间竟然问韩琦汉代昌邑王的事情（汉昭帝死后，大臣霍光迎昌邑王刘贺为帝，不久因其无道而废。）曹太后这样问，显然是在向韩琦透露自己有废英宗的企图，投石问路之意。由哪个人作皇帝，不能等同于孩子过家家，频繁换人，就会引起朝局动荡不安。从一切惟稳的角度出发，韩琦、富弼等朝臣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极力在英宗与曹后之间调停。

欧阳修也向曹太后进言：‘太后侍奉仁宗皇帝数十年，仁德之名闻于四海。当年张贵妃有宠，太后可以泰然处之，现在母子不能相容，是何道理？’

18　英宗继统

见曹太后仍不为所动，欧阳修加重语气道：‘现在天下臣民对英宗继统皆无异议，正是因为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有遗爱于四海。现在太后一妇人，臣等四五个书生。不是有仁宗遗爱，天下人谁肯听从？’

曹太后虽然是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出自名门。但在张贵妃得宠时候，因为触怒仁宗，险遭废黜。完全是因为朝臣的支持，才一直任后宫之主。现在欧阳修的言语，话中有话，软硬兼施。先扬后抑，明白无误的告诉她，必须严格按仁宗既定方针办，千万不要有其它想法。

曹太后听了欧阳修的话，正在心中掂量一意孤行会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时候韩琦趁机进言：做为人臣，他们只能照顾到朝政外事，而内宫的事情就全靠太后辛苦。英宗如果有个意外，那么太后也怕不会安稳。太后照顾好皇上，当然会得到众臣子的拥护与爱戴。韩琦担心曹太后一时走极端，英宗殒命，将会带来朝政动荡，所以提醒曹太后，现在的她是与英宗祸福与共的，如果英宗有什么三长两短，她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听了韩琦话里话外透露出来的威胁与警告，曹太后心中恨极，却不敢发作。这几个书生气十足的重臣，说的出就做的出。

对待病中的英宗皇帝，朝臣们显然更显得的有耐心。司马光为英宗解读了自己对孝道的认识，告诉圣明天子，生育之恩虽大，但养育之恩更重。希望英宗可以孝顺曹太后，那么朝野之间的流言就会不攻自破。

与司马光谨小慎微不同，韩琦与英宗之间的对话没有了咄咄逼人与绵里藏针。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官家，父慈子孝的事情，寻常人也完全可以做到。三皇五帝中，为什么独有舜帝被称为大孝？正是因为他能忍受父母不慈的原因！希望英宗效仿舜帝，即便是曹太后有什么不是，也要能够尽孝。让英宗皇帝在既缺钙又缺爱的时候，仍要坚持尽孝。做到与前贤相媲美的道德模范，这样就会天下归心。英宗就会成为天下人敬仰的圣明天子！

韩琦的话说到这个份上，不由英宗不感动。为了维护新君脆弱的内心世界，韩琦干脆明白无误的告诉新君，有错在先的并不是英宗，而是曹太后。公道自在人心，只要英宗表现的高姿态，天下臣民就会爱戴英宗！

英宗的病情这时候也渐已好转，听了韩琦推心置腹的话，岂有不从之理。自己主动去曹太后面前尽孝，既可以平息谣言，又可以重塑自己至孝的美德，为自己亲政扫平阻碍，如此一举数得之事不去做，岂非傻瓜？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的宋英宗一改从前作为，从此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再不当众控诉曹太后的不是。他的痛改前非之举，也多少消弭了与曹太后之间的矛盾。

眼见的英宗与曹后之间关系出现缓和迹象，韩琦趁热打铁，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潦乱的举措，督促曹太后归政。

人们总是用‘百无一用是书生’来讥讽读书人，其实在许多时候，读书人的智慧还是令人心下钦敬不已的。

公元1064年的新年伊始，韩琦与朝臣绞尽脑汁之后，为帝国拟定了一个新的年号为‘治平’！所有人都希望新的一年中，天下治平，英宗皇帝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韩琦见曹太后无动于衷，于是一计未成，另生一计——为了为英宗亲政制造舆论导向，向天下臣民宣告他病体康复。另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皇帝玺宝尽数掌握在曹太后手中，曹太后不主动交出，平时英宗走到哪里，曹太后就亦步亦趋相随。正好这年京畿地方久旱无雨，韩琦冠冕堂皇的借口请天子亲自出城外醴泉观祈雨，将天子玺绶等物骗了出来。

新君大病初愈第一次出巡就是为天下生民祈雨，如何不令百姓感动莫名？当英宗在群臣陪伴之下出城之际，道路两旁观者如堵，黎民百姓齐呼万岁拜舞于尘埃。祈雨结束之后，玺绶等物也理所当然的没有归还曹太后。

哪知曹太后沉的住气，并没有主动讨要。不得已之下，韩琦再出奇招。一天，等群臣向曹太后禀事全部退下之后，韩琦却并没有走的意思。帘后的曹太后无法径直离去，只得询问他有何要事。韩琦开门见山地向她请求辞去宰相之职，出为地方官。

曹太后乍听此言，不禁吃了一惊。继而很快省过味来，明白韩琦这是在向自己逼宫。踌躇良久，表态道：‘相公怎么可以离开朝堂？应该退的人是我！’

19　天子的私心（上）

韩琦情知曹太后此话说的言不由衷，立即顺水推舟，例举了前朝数位贪恋权势为后人诟病的垂帘听政者，极口赞颂曹太后今日之事。

曹太后在帘后听的心乱如麻，起身正要离去，韩琦望见，上前再拜故意问道：‘台谏官员今日上表章请太后何时还政，不知太后决定哪一天撤帘？’

曹太后听得不耐烦道：‘叫做也是相公，不叫做也是相公。’言罢丢下韩琦悻悻而去。韩琦环顾左右，大声喝令仪鸾司撤帘。

这一声断喝，殿上诸人耳中无异是佛门金刚狮子吼，在他积威之下，仪鸾司官员不敢违逆，上前撤帘。帏帘拉开，尚且可以看见曹太后怒气冲冲的背景与裙裾。曹太后见势已至此，知道不还政也不成，只得从宫中递出手书，表示愿意还政英宗。

经过韩琦等朝臣的努力，曹太后迫于压力，终于还政英宗。就在所有朝臣为安然渡过一场政治危机而额手相庆的时候，另外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却爆发了。这就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濮议之争’，这一事件，对宋之后的华夏历史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宗亲政之后不久，就应韩琦之请下了一道诏旨，命朝臣讨论‘濮王’的追封问题。（不知韩琦这样做，是出于什么考虑？如果只是理想为他为了树立新君的威仪，完全可以选择其它渠道）英宗推已及人，心底明白从前父亲帝位可望不可及的心理折磨有多么的痛苦，所以一旦做了皇帝，对亡父未能作皇帝而遗憾在心，只好在他身后加以尊崇以作补偿。亲政不久的英宗虽然在心中极希望为自己的生父正名，但他心中明白，自己根基尚浅，这一年多来发生的所有事情让他深刻的体会到了朝堂之上大臣的力量。在没有取得朝臣们的谅解之前，自己的决定只能停留在空想层面之上。

不出他所料，很快朝堂之上就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意见：一派以韩琦、欧阳修等数位重臣为首，支持他追封亲生父亲濮安懿王为‘皇考’；另一派以台谏官员为主体，司马光、贾黯、吕诲、吕大防、王珪等人为代表，他们主张濮王较仁宗年长，所以英宗应当称濮王为‘皇伯’。理由是‘为人子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而韩琦、欧阳修等人的理由则是‘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双方都是饱读诗书之辈，熟悉前朝历代典章制度。一时间朝堂之上各执一辞、引经据典，针锋相对，一场辩论大战进行的不亦乐乎！

坚决支持英宗‘皇考’之说的韩琦其实在内心深处也有着难言的苦衷，英宗亲政之事经历了无数的坎坷波折，如今新君急需树立权威。否定英宗，就等于前功尽弃。现在英宗虽然亲政，但扶上战马之后，还必须由他这个重臣护送前行一程才可以。在英宗不能熟练驾驭马匹之前，韩琦仍重任在肩。众所周知，韩琦从立储之初就是力挺英宗的，所以在此事上仍然要坚定不移的予以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韩琦也是属于被英宗实施了政治绑架。为了宋王朝的政权稳定，他已经成了有进无退的马前卒，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也只有义无反顾的奋勇向前了。

而欧阳修这时候的表现，慕雨个人认为，对待此事的态度，可以从欧阳修自幼丧父一事上追寻根源。他认为‘盖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支持英宗，完全是因为个人感情的因素在起作用。

历史发展到赵宋王朝，有一个远迈前朝的社会进步，就是整个士大夫集体的自觉意识的崛起。宋代起真正得以实施贯彻的科举取士制度，向整个社会的不同阶层公平的提供了竞争上岗的舞台。历经数十年的积累，开始在仁宗一朝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强要寻找一个类似，那么可以视为今日社会中的中产阶级集体。一个有着自己的理解与崭新价值观念的特殊群体崛起，并且很快构成了宋代官僚的主体，理所当然的，该集团的政治要求、社会理想必然自觉而强烈的反馈到宋代君主官僚政体中来，在朝堂之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更是水到渠成之事。两宋第一名臣范仲淹倡导的‘以天下为已任’和宋儒张载所标榜的‘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这一阶段士大夫群体在朝野之上发出的最强音。在此影响之下，从仁宗朝开始，宋朝堂之上、宋官僚集团当中形成了‘士大夫与天子共天下’的共识！

胸怀‘以天下为已任’大志的士大夫步入仕途，他们心中已经自许为社稷安危、生民利病等天下重任的实际承担者。而在职场实现这一人生目标，能够不受职守拘束，直接施展抱负的官职，除了作宰相就是作台谏官员了。而做宰相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先从台谏官员做起好了。当这些有了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心的台谏官员出现在朝堂之上时候，就会因为恪尽职守，自觉形成独立正直、刚直不阿、不为身谋、无所畏避的职业道德。

20　天子的私心（下）

宋王朝统治者对台谏官员的宽容，既是专制政治日趋成熟的表现，也是台谏官员作用日益重要的原因。

台谏官员在朝中主要作用为：一，帮助最高统治者制衡相权；二，抑制外戚势力的形成；三、负责对干政宦官的弹劾；四、尊崇文臣，抑制防范武将。台谏官员的存在有助于君主政体的稳定与巩固，对此深有体会的宋仁宗直言无忌‘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

宋王朝的统治者可以容忍在朝堂之上有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实在是件值得称道的事情。

一个政府能不能听的进去批评和反对声音，是它开明、民主与否的评判标尺。万马齐喑而一枝独秀绝非国家之福！

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史家此语大有见地。

作为一种监察制度，台谏在北宋历史时期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台谏官正直敢言的元气正是形成于宋仁宗一朝。韩琦支持英宗的‘皇考’说，立即激怒了于礼于理都略占上风的台谏官员。本来就有权力监督制约相权的台谏官，无法体会到韩琦的苦衷，简单的认定韩琦这样做是‘臣权太盛、邪议干正。’本来支持英宗‘皇考’说的人就在朝中是少数派，这时候，曹太后更是公开表示自己反对。英宗见状，急忙传诏，此事暂且搁置不议。

就在争议双方准备偃旗息鼓之际，事情却忽然出现了转机。一度支持司马光等人的曹太后却改了主意，认为应该追封濮王为‘皇考’。就在所有官员一头雾水的时候，细心的台谏官员发现了其中的蹊跷——曹太后的诏书是由欧阳修所书！

有迹象表明，为了达成英宗皇帝的私心，极有可能欧阳修和韩琦等人串通了曹太后身边的宦官，说服了曹太后改变了初衷。这让更多的官员感到愤怒，制衡相权是他们的本职，打击外戚势力在朝堂之上抬头也是他们的主要职责。而相权与后戚勾结，更是犯了台谏官员的大忌！

不论曹太后诏书是不是自己意志力的体现，毕竟白纸黑字放在那里不能抵赖。见诏书正中下怀的宋英宗，立即招来执政大臣商议如何平息朝臣们的非议，稳定政局。韩琦对此只说了一句‘臣等几人是奸是忠，陛下心中最清楚。’便不再言语。欧阳修则直接告诉英宗皇帝，台谏官员与执政大臣现在已经是势同水火，有他无我、有我无他，至于如何取舍，英宗宸纲独断好了！

英宗犹豫再三，终于下了决心，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

圣旨颁发之后，英宗也明白这几人是无过而受罚，心中很是过意不去，特地吩咐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在贬台谏官员的同时，他也预料到事情一定会引的舆论大哗，所以立即在第一时间发出上谕，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虽然英宗已经做出让步，不再坚持称濮王为‘皇考’，但消息传出，仍遭到了朝臣们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集体自请贬职。就连英宗藩邸旧人也反对他的称亲之举。

英宗没有料到自己贬谪吕诲等三名台谏官员，竟然惹来会朝堂之上如此强烈的反对。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放低身段亲自出面平息众怒，亲口许诺反对派首脑人物王珪为执政，希望他顾全大局。为求朝政趋稳，英宗可谓处心积虑，软硬兼施。

而对付另一个反对派的主要人物司马光，更是投其所好——治平三年，司马光将写就了《通志》八卷上呈英宗御览，该书正是他毕生心血《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英宗见到书稿之后，对他所作的工作成就予以高度评价。鼓励他再接再厉，希望他继续编纂下去，等书结稿之日，自己另赐新名。不但如此，更允许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组织编纂之事，更进一步指示将编写的事情从此放在崇文院内，允许司马光和他的编纂班子借阅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图书资料。为他编纂图书大开绿灯，但有所请无不应允。

为了求得司马光的谅解，更批准为他的编纂工作提供皇家专用的笔墨纸砚等物，划拔专项资金全力支持。供给书局人员水果、茶叶、点心等物，派出宦官专门侍奉左右。

有了最高当局重视，图书编纂事情很快就步入正轨。有了来自英宗皇帝的最高指示，大大改善了图书编纂的软硬条件，使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纂事业在开始的时候就有了坚实的后盾。

新君的知遇之恩让司马光在感动之余不再固执己见，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仍要执行，明智之举无过于‘理解万岁’吧！

21　大公有私！

为了生父在身后有一个名分的事情，英宗亲自掀起来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波，在他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之后，事情终于圆满的划上了一个句号。天下臣民再次见识了伟大领袖的‘笃孝品行’！

‘濮议’之事到今天几乎要有千年之久了，事情真相如何早已是不可尽知。韩琦、欧阳修转而向曹太后寻求帮助之说也是查无实据的，而且一直以来极力摆脱曹太后干政的韩琦是不是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在竭力阻止了曹太后干政之后，又主动去借助外戚势力来达到目的。这本身就是个疑问！

而曹太后从反对转为支持，也不是没有可能。英宗皇帝在此事上显然是有私心杂念的，但他的这种私心，只要细心忖度，还是可以理解的。英宗以宗室入继皇统，素来以孝顺闻名的他，血浓于水，将自己的父亲在身后也升格为皇帝，这也是他一贯坚持的孝道罢了。曹太后勉强同意他这样做，也是稍补其从前缺憾之意。

英宗在‘濮议’中的行为，严格的理解，可以视作他尚未完全进入角色之前的政治不成熟。因为历史原因，英宗并没有接受一个帝王所应该接受的教育。他仍没有完成由‘小我’到‘大我’的过度，在家与国之间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直接导致了朝堂之上的动荡与不安。

他坚持的‘孝道’不过是仍停留在了从前为人子为人臣的认识阶段，尚未能明白自己已经是一国之君。移孝作忠，这个忠理应是忠于自己的王朝！

为满足一已之私心，却造成朝堂之上群臣的分裂，英宗犯下的错误可说是不可饶恕！

慕雨个人认为：宋亡之兆，肇始于‘濮议’之争！

宋英宗以宗室身份继位为君，表现的只重私人感情，却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谥之为‘英’也算是名至实归。

氏的侄儿，被郭威收为义子之后，传位于他。柴荣即位之后，称郭威为父，而对其亲生父亲柴守礼始终尊称‘国舅’。后世称柴荣为明君，并非是没有道理的，在国与家之间，柴荣拎的一赵宋王朝是赵匡胤从后周小皇帝柴宗训那里‘禅让’得来，而后周柴荣是后周太祖郭威皇后柴清二楚，绝不因私废公。

宋英宗与后周世宗相比，高下立判。

宋英宗死400年之后，历史上新的一幕‘濮议’再次上演——明嘉靖皇帝以先皇堂弟的身份继位为君，在如何对待生父一事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私心更过宋英宗。嘉靖皇帝为给自己的父亲争名分折腾了三年之久。（宋英宗一年半）先后有200余名大臣卷进了此事，有19名官员因此被杖杀，失了卿卿性命。（这些台谏官员生不逢时，让明矾们情何以堪！）

在现代人眼中看来，根本不叫个事的事情，在彼时却事关国计民生。不但背后有君权、相权、臣权的博弈，更是公权与私利的纷争！

当所有朝臣不能避免的卷入‘濮议’之争的非常时期，王安石却置身事外，躲过了这政治风波。嘉祐八年仁宗大去不久，王安石的母亲去世。王安石悲痛欲绝，按规定，官员父母去世要守孝三年。（人们总是在攻击万恶的专制社会，而没有注意到当代官员竟然不会错过借父母丧事捞钱的情形。可想而知，道德沦丧至了什么程度。）王安石弃官扶柩回到江宁为母亲守孝。

22　神宗登基

治平三年，守孝期满，鉴于王安石官声清正，宋英宗连下三道诏书，要王安石进京。居丧期间的王安石虽然远在江宁地方，但仍对朝事保持着应有的关注。经过分析判断，他觉得英宗并不是个有大作为的君王，回去做京官无异于自陷泥淖。他决定，珍惜生命，远离是非之地。因此果断的托疾不出，在钟山之下读书。

史实证明，女人第六感对许多事情的判断力，有着远过男人的惊人准确。当初见英宗体质太弱，曹太后就有意改立他人。只是韩琦、欧阳修等人担心朝堂之上再次重现母后干政之事，所以明确表示反对。英宗亲政之后，除‘濮议’之事乖张之外，其它举措尚可圈可点。无奈的是他身体不佳，处理起政务来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健康的原因经常不能视朝。

韩琦见正应当是年富力强的英宗却是个病秧子，数次请他早立储君。治平三年十一月，年纪轻轻的英宗再次出现‘不豫’的情况。病情导致他出现了失语，但神智有时仍清醒。病情略有起色，他就挣扎着在榻上处理国事。一日韩琦见到赶来视疾的英宗长子颖王赵顼，叮嘱他朝夕不离皇帝左右。时年18的赵顼没有听出韩琦的弦外之音，回答这位重臣这是人子之责，必须的。

韩琦无奈只好加重语气、意味深长道：‘不完全为这个啊！’

十二月时候，英宗病情加重，韩琦奏请他‘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说完把准备好的纸笔交在英宗手中。英宗在病榻上支撑着病体，歪歪扭扭的亲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字，韩琦看了，将纸还给英宗，请他重新写过，注明这大王是何人。

英宗只得再次拿起笔，一边吃力的添加‘颖王顼’三字，一边潸然泪下。君王落泪，左右侍应无不同声悲泣。这种时候如果不表现出悲戚之情，岂不是无君无父？

事隔半月，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韩琦立即派人去请皇太子入宫，这时候英宗还没有彻底僵硬，手忽然动了一下。另一重臣曾公亮担心英宗复甦，大家就会背负大逆之罪，提醒韩琦再等等看。韩琦拒绝道：‘先帝即便复生，也只能是太上皇了。’立机立断安排赵顼柩前即位。

赵顼继位，史称宋神宗。

韩琦勇于担当，这让那些历史关键时期每临大事，就总想着自己的安危进退的风云人物能不汗颜吗？

曹太后最初反对英宗称濮王为‘皇考’，事情过去了许久又有手诏赞成称‘皇亲’之事。曹太后的出尔反尔，令所有朝臣大呼意外。台谏官员根据诏书为欧阳修所书推断，发生这样的事，必定是欧阳修、韩琦等人勾结太后左右太监所为，宰执集团有‘希恩固宠、巧饰欺罔’之嫌。‘濮议’之争在英宗千方百计调和之下，一场政治风波终于逐渐平息。英宗终于达到了目的，强烈支持他的重臣欧阳修却在事后惊讶的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众矢之的，集诸怨于一身的替罪羊了。

欧阳修身处‘濮议’的风口浪尖时候，正是他声望最隆之时。此时他的文章已经成一代宗师，宋散文大家六人，除欧阳修自己之外，其余王安石、三苏父子、曾巩等五人无不曾受他奖掖。在他的不遗余力弘扬之下，他所提倡的文章应上继韩愈、平易通明，终于蔚然成风。英宗得以继统，欧阳修也曾于仁宗前建言。在调停英宗与曹太后之间的误会和‘濮议’之争汹涌之际，欧阳修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濮议’之争不可开交时候，只要是听到有人在朝野间发出赞同支持他主张的声音，欧阳修就会引为知己。本来已经是近视的他政治上又有了短视行为，他的这种心理被一些政治投机者看在眼中，喜在心上。这些故意跳出来附和‘皇考’之说的人并不是在心底赞同此说，不过想利用这个良机结识韩琦、欧阳修等宰执重臣，求得一条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

饱受非议，被人攻击的焦头烂额的欧阳修哪里会想到这层。一个名叫蒋之奇的江苏宜兴人，原任太常博士，政治上积极主动要求进步的他参加了考制举试（前文所说文学侍从特种试），可惜的是竞争激烈，名落孙山。朝里无人怎作官？蒋之奇决定另辟蹊径，他直接求见欧阳修，对追崇濮王为皇亲之说赞不绝口，认为既合于情理，又不违背礼制。欧阳修见有知音自动登门拜访，喜出望外。见他试卷策论也堪读，于是尽力援引，终使蒋之奇升任监察御史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