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制置三司条例司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明显了吸取了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在任参知政事不久，为了减少变法阻力，顺利推行改革各项措施，他奏请神宗特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变法机构。（人们总讲一切历史都是近代史，如果此说成立，那么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机构可以视作当今社会的国家发改委。）

神宗登基以来，对自己君权一再受到挑战也大为光火。情知不依王安石所请，想要成就事业，只怕精力会在更多的争论之中消磨殆尽。阿云狱案前车之鉴不远，在这场争论中，神宗见识了一些官员的手段，认清了一些人的真面目，也看到了守旧势力的顽固，同时也意识到加强君权的迫切性。

欲有所作为的神宗皇帝求贤若渴，为了将改革事业进行到底，有必要为王安石的请求大开绿色通道。基于此认识神宗当即点头应允，‘制置三司条例司’中央机构正式挂牌成立。

王安石此举乃是在政府之外另设政府，本是出于无奈的权宜之计。哪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他身后，北宋末年的蔡京与南宋的秦桧两位大奸巨蠹有样学样，也架空政府，独揽朝政。这也成为他饱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变法专门机构，这应该是与他吸取了改革先行者范仲淹的失败教训有关。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范仲淹在主持庆历新政的时候，也是担任参知政事一职未几。做为副相，范仲淹无法控制变法进程。一旦宰相不同意，变法就要失败。倘若王安石不设立条例司这样的机构，关于财政的改革新法就必须交由三司执行；关于军事的改革得交给枢密院办理。依当时的行政效率分析，新法极有可能在推行之初就要面临夭折。（推托与抵制，就足以让变法胎死腹中）

三司与枢密院都是相对独立的机构，王安石虽居参知政事的显职，却不能越权去指手划脚。有了条例司这个部门之后，王安石可以安插亲信，推行变法细则。设立这样的机构，王安石不会因为孤立无援或因事务繁忙而影响了改革的实施与深入开展。

‘制置三司条例司’正式成立，一场由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大幕徐徐拉开。

条例司的成员多由王安石推荐，其中吕惠卿任起草变法条文的检详文字官；（吕惠卿人品虽不足道，但其擅长文学。以文学先后见知于欧阳修、王安石。）曾布、（其兄长是王安石朋友曾巩）章惇二人出任编修条例官，真正主持条例司日常工作的是吕惠卿。

为父亲守丧期满的苏辙被神宗钦点出任检详文字官，神宗虽然年纪不大，但与父亲英宗不同，他曾经接受过数年正式的帝王学教育。对于许多帝王心术知之甚详，甚至于有些地方可以无师自通。神宗不但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王安石共同主持条例司公事，还安排了苏辙加入条例司。此举，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因为苏辙曾上疏要求改革时弊。

在任命了陈升之与王安石共同主持条例司公事之后，一次司马光入对，神宗故意问他：“最近任命了陈升之为宰相，不知外面有何议论？”

司马光趁机吐露心曲道：“福建人狡猾，楚国人轻率。现在两个宰相都是福建人，两个参政都是楚人，他们一定会拉帮结派。天下风俗，如何能淳厚！”（司马光地域歧视心理极重。人无完人，难道南方人尽是一无是处？所以终其一生，也只能是个杰出的文学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有关宋史的史料不下数千万字，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尽知。（慕雨按：关于读史，清人郑板桥曾有一副对联——五经二十一史藏十二部，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汉魏六朝隋唐两宋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才！话虽说的有点不中听，但却不乏启迪！）

个人认为，其实真正贯穿宋王朝数百年历史始终的无非是‘制衡’二字！

赵宋立国之初，为了避免重蹈唐末五代覆辙，刻意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这种统治正是通过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调配来实现的，中央是以政事堂和枢密院对掌大政，称为二府；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李唐时的机构名存实亡，形同虚设，许多的官职只是官阶而已。形成了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的政治格局。各机构之间既互不统属，又相互制约，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有利于最高统治者的垂直管理。宋初，为了分割相权，特立了参知政事之职作为宰相的副职。宰相、参知政事与枢密使合称‘宰执’，负责三司的长官三司使俗称‘计相’，地位则仅次于执政。

02　参知政事

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并没有引起朝堂震动，因为他不过是五分之一而已。而且作为一个新人，也不会有太多的话语权。然而履新不足一月，由王安石主持的‘制置三司条例司’横空出世，俨然已是凌驾二府之上的政治机构，当然会引起朝臣的不安。这个新机构的设立无疑会打破现有的政治格局，也与宋王朝的祖宗家法相悖。

王安石虽然对‘条例司’这个机构成立会招来朝堂上反对早有心理准备，但他仍没有料到反对的声音来的如此之快。

条例司挂牌成立刚刚三天，侍御史陈襄上书指出，条例司虽是因兴利而设，但不合圣人之道，必须立刻罢去。

神宗看了奏章，担心会引发朝堂之上新一轮的争论，干脆将奏疏留中不发。

对此，王安石先是愕然、很快就释然，他排除谏官的干扰，并没有因为反对而裹足不前。只要有神宗皇帝的坚定支持，他就会坚持不懈地努力。

主持变法的机构条例司也成立了，王安石却不急于颁布变法条例。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新法实施之前，他决定先做好调研工作。他先是听取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等财政部门官员的意见，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

制定政策之前要多做调研，这是他历任州县之职为政的经验，事实证明磨刀不误砍柴工，走出去了解实情，远比留在朝中争论‘闭门造车’要好，改革的具体措施，要以调查结果为依据。

谋定而后动，很快王安石就任命了刘彝、谢卿材、程颢、卢秉等八名官员到各地进行调研。这八名采风使当中最为人所知的应是北宋理学名臣程颢，程颢这时候得吕公著荐举入朝为官，甚得神宗赏识。

这一天神宗突然若有所思的问他：‘王安石是圣人吗？’程颢当即表述了自己的看法‘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

在理学名臣的眼中王安石不修边幅，一屋不能扫，何以扫天下？

在宋人的笔记小说当中，王安石更成了獾的转世投胎，隐喻他本来是异类，却冒失的闯入了人间。

后世的话本中更是直接称王安石为猪了，这正是因为猪的性格中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著。所以被人呼为‘拗相公’的王安石，也被后世认为是猪的转世投胎。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固然不值一哂，但也可以从一些方面可以窥知王安石确实是不注重个人卫生的。如果他真的是只猪，那么他也应该是一只有思想、遗世而独立的猪！

采风使的工作重点是调查各地赋税及当地的农田水利情况，以利将来变法工作的推行。消息传出，朝堂之上再掀反对声浪。采风，这名听着似乎只有上古方有，王朝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王安石惯于标新立异，这一次证据确凿。侍御史刘述立即在第一时间上书，言词激烈的指出：王安石执政不足两月，就做出了许多让人难以理解的事。现在开官设署，派手下按行天下，显然是在扰民。此人言行乖戾，最好是及早罢黜，逐出朝堂。

台谏官员在前面打头阵，重回两府的宰臣富弼虽然对青年天子所谓的更弦易张不明究竟，但王安石做为一个小字辈在朝堂之上锋芒毕露，实在令他如芒在背。现在神宗与王安石二人设立条例司，最感觉不舒服的正是他这个首相。即使是寻常小民也看的出，此举显然是视他如无物。虽是首相，却已经在朝堂之上完全成了摆设与看客。如果仍然保持缄默，还不知道王安石会搞出什么名堂。

是可忍，孰不可忍？

富弼当着神宗，在朝堂之上疾言厉色的质问王安石：‘朝廷已经设有三司，为何更立一三司？’

对于这个曾经荐举过自己的三朝老臣，王安石在心底十分尊重，见富弼问起，只好回答：‘设置条例司，正是要立法度施行天下，此乃权宜之举，富公只看它所制定的法规于国于民有利否，何必在名分上斤斤计较？’

富弼悻悻道：‘祖宗旧制，原有深意。沿袭百年，并无不是，何必变更法度？’话虽然如此说，面色却已略霁。

03　说话是门艺术

就在众人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时候，在一旁的唐介听的怒不可遏，对王安石，他有一种无名的厌憎，从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阿云狱案以来，唐介就加入了攻击王安石的阵营。五代人物有素称‘不倒翁’的冯道，王安石十分推崇。哪知道唐介却对此人十分憎恶。二人之间因此也曾发生过不快。神宗皇帝本来是考察王安石的能力，哪知道竟然事与愿违，令王安石过早的在朝臣面前暴露了他的一些思想，引来反对者的群起而攻之。

对王安石早有成见的唐介接过话题，揶揄道：‘介甫张口闭口尧舜，尧舜之时为政清简，何曾有滥设机构之事？’

对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王安石没有顾及到他重病缠身，大睁了两眼，不甘示弱地反驳道：‘效法尧舜乃是效法上古贤君的精神，莫非两府、三司这些机构在尧舜之时就已经有了吗？不晓先王之道，正是缘于诸位不读书啊！’

王安石口无遮拦的说完这些言语，也自知失言。

一时间朝堂之上鸦雀无声，众人不知如何应答。神宗皇帝也觉得这话太过刺耳，正要出面打圆场时候，在一边沉默无语的赵抃出来救场。批评王安石道：‘介甫此言差矣！如尧、舜、稷、契之时，又有何书可读？’说完话，摇头叹息不已。

王安石知道刚才一句话得罪了满堂朝臣，明显是在贵已卑人，听了赵抃的话知道他话虽然似在责备自己，实则是在和稀泥。一时间心乱如麻，立在当地作声不得。

神宗见所有人都尴尬之极的怔忡在朝堂之上，只得出面为王安石解围‘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寡人亲设，与介甫无干。方设数日，怎知好坏？此时争论，为时尚早！’

神宗的话制止了一场无休止的争论，唐介本来已经病体支离，此事过后不久就撒手归西。唐介曾是台谏官员的领军人物，有惟恐天下不乱者将他的死归咎于王安石。从此，台谏官员更将王安石恨之入骨，必欲弹之、逐之而后快。‘熙宁变法’从最初就注定了荆棘密布，困难重重。

不管朝野上下众议纷纭，王安石主持下的变法工作仍有条不紊的陆续展开。做臣子的反对是因为他们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神宗皇帝希望自己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必须要有坚实的物质做基础。

而困扰帝国的首要问题，无过于财政赤字。人们可以诟病王安石的变法逐利，却不敢公然反对神宗。所有的指责也可以视为指桑骂槐，神宗必须给予王安石强有力支持。否则变法不能进行，财政状况得不到改善，官家权威也无由体现！

所有这一切注定了王安石的变法只能从想办法生财入手，而求利在士大夫的眼中却是说不得之事，一说便是错！

为了平息朝野上下汹涌的反对浪潮，神宗特意向天下颁布圣旨，为改革鼓吹——朕以为欲致治于天下者，必富之而后可。（钱不是万能，没有钱却万万不能。怪不得二十岁的神宗是大宋CEO，人家懂事长大了！）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虽焦劳乎昃食之间，其将何所施哉？（改革不能只是视作天子一人之事，而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必须要向天下臣民指明，个人即便是废寝忘食的日理万机，仍不能做到富国强兵。神宗此说，可以视为推行改革的最强理由！）故特诏辅臣置司于内，以革其大弊，而使美利之源，流通而不竭。

神宗也发现了王安石树大招风的苗头，所以不得已由幕后走到台前，为王安石主动分担压力，告诉天下臣民条例司的设置是寡人的意思。此举也是要所有人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如此一石二鸟之事，属于帝王心术中的小儿科，读者不可不知。同时在诏书中对变法的未来成就做了画饼充饥似的意淫，希望变法可以为帝国带来‘流通之不竭’的财源。

圣明天子挺身而出为王安石分谤，效果上好佳，朝堂之上安静了许久。哪知道这表面的平静下面却暗流汹涌，熙宁初年政事纷纭，天象也是极不平静，河决、地震、干旱不雨各种极端气象频繁发生。

04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

五月，御史中丞吕诲的《上神宗皇帝论王安石奸诈十事》奏章一出，更是令反对变法的声音甚嚣尘上。吕诲指出王安石奸诈十事为——

一、倨傲，任知制诰期间断鹌鹑案不认错；

二、见利忘义、好名嗜进。指王安石从前托疾不出，如今高官厚禄反而不再推辞之事；

三、不识君臣上下之分，此处指王安石在经筵要求坐讲一事；（王安石入朝之后曾为帝师）

四、掠美于已、敛怨于君，指王安石数次得到神宗回护；

五、挟情坏法、徇利报怨，此处指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争论阿云案一事；

六、作威作福，指王安石任翰林学士期间，援引弟弟王安国之事；

七、窃弄权柄、斥逐大臣，此处指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罢黜不附已意者；

八、气死唐介，凌辱大臣；

九、离间天子骨肉；

十、设置条例司兼领军权、财权。

在罗织了上述罪名之后，吕诲认为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

根据他的观察，得出了一个结论——误天下苍生，必是此人！

有王安石在，朝中便无宁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王安石卷铺盖滚蛋。

做为言官，吕诲这样做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在英宗朝之时，他便是以上表章弹劾欧阳修而闻名天下的。现在这样做只是恪尽职守。只是他所例举的罪名多数根本不值一驳，而且将个人品德与政治品德混为一谈。让人读来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有心者只要仔细对比，就可以从《上神宗皇帝论王安石奸诈十事》与《辩奸论》中找出许多相近的言词与说法。这是否也可以作为《辩奸论》为伪作的一个有力证据呢？

而野史《邵氏闻见录》中更是把变法之事直接说成是王安石劝诱神宗竭天下以奉一人，此说实在是令人惊诧莫名了！

王安石遭此打击，愤怒之余连上两章请辞。神宗封还他的表章极力挽留，劝导他道：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一二，而事事如此，还怎么样作事呢？

“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青年神宗皇帝告诉王安石：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王安石的请辞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小伎俩而已，他这样做当然既有撇清自己，同时也有借重神宗打击异已的含意在其中，并不是真的撂挑子。

只是王安石的个性太过刚强，他居然将神宗的话理解成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四处树敌的同时，也在人为的为改革变法设置路障。

安慰好了王安石，如何处理吕诲着实令神宗为难。吕诲的奏章多有诛心之语，不能不让他有所警觉。但当他向吕诲问起这十项罪名的真实性如何时候，吕诲又无法一一找出相关的证据。所有这一切指责多是捕风捉影，属于言官‘风闻’奏事的范畴，神宗也不能过深的责罚他。

一面是改革之事势在必行，一面又要丢开祖宗家法的羁制。而他所接受的帝王之学，又告诉他这样做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万般无奈之下，将心中的苦闷说与曾公亮‘若贬吕诲，恐怕增加王安石的内心不安！’

贬与不贬吕诲的官，神宗为此在心底纠结不已。

而王安石这时候新法第一项‘均输法’正要出台，担心会引发更多台谏官员的反对，知道了此事，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微臣已经以身许国，陛下处理得当，臣怎么会感觉心下不安呢？’

王安石的意见决定了吕诲的命运，很快，已经在家待罪的吕诲被出知邓州。

‘待罪’是台谏官员最后的撒手锏，是台谏官员以强硬措施来行使其正当言事权的最后一举，也是维护台谏言事不屈服于君权、相权的保证性制度。吕诲这样做，也是和王安石的辞职一样也是种胁迫君王的迫不得已手段。

然而再好的制度，也需要由人来执行，这正是一种历史的无奈。

宋王朝官僚制度的完善不但是在中国专制历史上是首屈一指的，而且放眼四海也同样令现代西方列强不敢专美！宋王朝所实施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与实践，非但足以让西方人自诩的近现代文明感到沮丧，同时也更令我们后世儿孙愧怍不已。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

王安石丧失了一次团结台谏官员的良机，他本应该就此事正好表现一下自己宰相肚里能行船的宽容与大度，争取朝臣对他推行新法的理解。但他却没有及时的化敌为友，放低身段去化解恩怨。王安石的固执，让变法派成为了朝堂中的少数派，也为将来的变法失败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