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步入朝堂
01 国丧从简
濮议之争平息之后，反对派台谏官员多数被无罪贬谪，朝堂之上一股怨气郁结。这股怨气不但笼罩在欧阳修身上，也同样包括他所荐举的蒋之奇等人。蒋之奇此时已经升为御史，但在朝堂之上却被人视为欧阳修一党。官升了，人在官场却被孤立。被人指指戳戳的滋味不好受，升官带来的喜悦被这种不自在冲淡了许多。
欧阳修读书破万卷方能下笔如有神助，但他从来不读《仪礼》，因此之故，不但闹出笑话，而且险些因此而闯祸。神宗皇帝登基，在福宁殿接受遗诏时候，百官都穿衰麻之服拜见新君。一贯善于抓辫子扣帽子的台谏官员发现欧阳修丧服里面却穿着一件紫地皂花紧丝袍，立即参劾他大不敬之罪。神宗新立，一切以稳定为主，所以并没有深究此事。
每当新君登基，总是会大赦天下以示仁德普施。欧阳修的堂房妻弟因案被劾有罪，希望趁大赦天下的机会，拜托欧阳修将自己的名字列入被赦免名单脱罪。哪知道欧阳修不肯假公济私，这亲戚恼羞成怒之余，就在四下散布流言诽语，说欧阳修和儿媳妇吴氏之间有奸情。
这种八卦绯闻从欧阳修的亲戚口中绘声绘色地说出来，更增加了事情的可信度。朝堂之上早对欧阳修满腹怨气的大臣更是幸灾乐祸的大肆传播，惟恐天下臣民不知道欧阳修扒灰。事情很快被蒋之奇听在耳中，这家伙觉得实在有必要落井下石反戈一击。所以上殿单独向神宗皇帝弹劾欧阳修，希望以此表明自己与欧阳修划清界线。神宗皇帝当然不会相信欧阳修会做出如此龌龊的事情来，让他将证人找来当场对质。这种传闻本来就是无稽之谈，想要捕风捉影也无风影可捕捉。晚年的欧阳修更是‘视一成两、仅分黑白’，眼睛的严重近视也影响到了他的识人，现在蒋之奇反噬、倒打一耙，只能怪自己遇人不淑了。
庆历年间，欧阳修任谏官时就曾搜罗一些朝臣‘闺门暧昧难明之事’弹劾他们，哪知道报应不爽，自己一生两次被台谏官员‘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面对政敌的诬陷，欧阳修百口莫辩，年长的他可曾为当年行事孟浪而心生悔意？经常取笑别人的欧阳修，再次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欧阳修人生之大不幸，正是他因帷薄不修而谤随一生。
虽然最终的结果是蒋之奇弄巧成拙，被贬斥出京，而欧阳修的声誉也因此大受影响。朝中反对之声此起彼伏，说他在政事堂议事专断。从前英宗皇帝曾赞许他‘性直不避众怨’勇于担当的优点，在青年神宗看来，却是他独断专擅的表现。欧阳修也敏感的觉察出了新君的微妙心理，于是主动三次上表请辞。神宗皇帝即位之初有意平息公愤，所以假意挽留一番，乃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命欧阳修出知亳州。
台谏官员的强势存在，有效的防范了官员以权谋私情形的出现，台谏督察从制度上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行。但良法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也会出现过了保质期的现象。
宋王朝的台谏制度，在仁宗朝时候就出现了弊端。其一，台谏势力迅速膨胀，相权受制。因此而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两府大臣与台谏官员势同水火；其二，台谏官员‘风闻奏事’的特权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甚至引发了官僚集团的相互报复，完全背离了当初统治者孜孜求治的初衷。官员行事变的束手束脚、瞻前顾后，形成这种肆无忌惮的攻击大臣的风气之后，朝堂之上就发生了上下离心，因循苟且的一系列恶果。所有这些败亡之兆，无不与宋台谏制度未能及时修正有关。
不到二十岁的神宗皇帝正是血气方刚、奋发有为的年龄，他有决心将国家治理的国富民强。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披了皇帝新装的新鲜感还没有完全消失，高涨的热情就被三司使韩绛的一番话从沸点拉回至冰点。韩绛实话实说，告诉新君他所接手的宋帝国面前财政状况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仁宗、英宗两朝四十余年积累的一切国家财富只是纸间冰冷的数字！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神宗无奈之下，传旨：先帝国丧一切从简！哪知道圣旨一出，立刻引来舆论哗然。在将《孝经》擢为六经之首的北宋年间，神宗这样做，无异于是自打耳光。
贫民百姓尚且知道‘事死如生’，而富有四海的君王却要求丧事从简，这让朝中宰执重臣无法接受。再穷也不能穷领袖，办理先帝丧事哪怕是砸锅卖铁的罄其所有也要风光大葬，礼仪规格、制度，丝毫不能马虎行事。这不仅是后代儿孙敬与不敬的问题，而是事关国体国格的大事。
堂堂宋帝国居然没有钱办理国丧？传将出去，无疑是国际新闻头条。
02 寻寻觅觅
花钱是小事，孝道才是大事。
只是这些执反对意见的大臣没有想到，一贯‘不差钱’的大宋王朝这会儿是罗锅上山——前（钱）紧！仁宗皇帝被臣民称之为‘仁’，会花钱、敢花钱，不把钱当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以韩琦为首的反对派要求一切按老规矩办理，祖宗旧制不可违逆。丧事办的寒酸了，更有损新君个人形象。
历史上许多名臣权相，做事情都是飞扬跋扈，听不进不同意见的。韩琦做宰相也是如此，对他的行事风格，副相曾公亮很是反感。现在见韩琦在新君面前仍保持一贯的跋扈，曾公亮终于觉得有必要出来坚决表示反对了。为了维护新君的权威，他不惜与韩琦据理力争。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国用不足，国丧从简。居家过日子都知道看米下锅，新君量力而行无可厚非。
韩琦素来就不把曾公亮放在眼中，这时候见他在朝堂之上率先发难，立即寸步不让的予以反驳。什么钱都可以节省，只是国丧不可以。不依惯例而行，天下军民当作何想？
眼前这位对自己有拥戴之功的三朝老臣韩琦，神宗皇帝是敬畏有加的。但理智告诉他，现在自己已经是一国之君，个人感情与国事要分的清楚。丧事从简，也是他希望趁机破除仁宗朝以来凡事竞豪奢的恶习，建立起自己的君威好机会。（从这一点分析可知，神宗作皇帝比英宗要合格）他觉得不能让韩琦在朝堂之上，仍象从前那样的强势，有必要打压一下他膨胀的相权。于是委婉地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意见，‘先帝生前一向推崇节俭，死后丧事从简正是人子成全他的美德啊！国家四年来两遭大丧，现在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国丧从简也是情非得已。’
韩琦没有料到这个年轻人，虽然有一张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面孔，竟然心底如此瓷实。议政第一天就驳回了他的建议，心中虽然吃惊，但他仍想试探一下新君的分量，于是不动声色的将皮球踢还给新君，看他如何接招：‘陛下，微臣以为破费钱财事小，国体事大，帝王之丧古来皆有定制，这是礼仪所在，万众瞩目。倘若太过简慢，只怕无知小民会认为官家孝道有亏。’
朝堂之上，群臣一听韩琦弦外有音的在批评新君孝道有亏，一时间都面面相觑、不敢作声，侧耳细听看神宗如何回答。神宗被韩琦逼到墙角，知道这种时候绝对不能示弱，于是不卑不亢、侃侃而言道：‘随，动而悦。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与时俱进的意思，《周易》原文，姑且借用。）竭天下之力而行国丧当然可以，但万一西北有警，如何对付？江山社稷因此而不保，岂非更是大不孝？’
神宗一番话掷地有声，朝臣听了无不点头，心中若有所思。
时间不久，弹劾韩琦的奏折就雪片般飞至神宗御前。指斥他立于朝中并无建树，而且独断专权。神宗皇帝见状，知道韩琦已经不再适宜立于朝堂之上，只是在短时间无法找到可以替代者，只好在暗中物色一个足以担当重任的臣子。
偌大一个宋帝国，居然会出现国丧从简的咄咄怪事，这既是神宗要面对的无奈选择，也让一些食君之禄、为君分忧的大臣为国家窘迫的财政状况而忧心忡忡。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庆历新政失败后时隔二十年，朝野之上呼唤改革的声音再次高涨。
对于改革，朝廷上下已经形成共识。改革是势在必行之事，只是如何改革，改革从何处入手却一时间并无成算。
神宗虽然年轻，却很明白自己的能力。政治经验几乎为零的他是很难统筹全局，领导一场至上而下的改革。他在不断的接见朝臣，从中仔细观察，物色一个足以能够托付重任的大臣。朝堂之上除了韩琦，就应当是另外一个三朝老臣富弼了。此人深孚众望，当年也曾积极参与庆历新政，支持范仲淹主持的变法。只是从前的友谊不再，一直以来受韩琦的压制。这时候富弼任枢密使之职，只是因腿疾的原因行走不便，因此也和韩琦的强势不同，并没有成为朝堂之上的众矢之的。渴望实现富国强兵梦想的神宗皇帝特许他坐肩舆，由他儿子扶着进宫。
为示重视，神宗皇帝大开方便之门，特地命开内东门小殿接见。在这里接见大臣，是对元勋重臣的一种特殊礼遇，可以简化君臣礼仪。也可以直言无忌地直奔主题。年轻的神宗向富弼表达了他锐意进取、极想振衰起弊的意思，同时不忘提出‘不知先生何以教我？’
03 安石不起、奈苍生何！
富弼的回答无异于当头浇下一盆冷水，富弼先是罗里啰嗦的说了一些无关宏旨的东西。神宗不得已，只得直奔主题垂询边事。主持宋帝国军政的富弼明确告知新君‘愿陛下二十年之内口不言兵！’
神宗沉默良久，不甘心的继续向他请教治国应该以什么为第一要务？富弼知道自己刚才所说的不中听，却仍然固执己见‘天下安宁为第一。’六十四岁的富弼早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勇于担当的富弼，这时候他只是希望一切惟稳，建议神宗皇帝萧规曹随，按既定方针施政。
送走了富弼，神宗又把希望寄予在司马光身上。司马光在朝中同样是名望极高，官声与口碑俱佳。在神宗即位之初，司马光将他这几年编纂的《通鉴》进呈神宗御览，做为帝王教科书，文章中总结了历代功过得失。神宗皇帝读后很是欣赏，亲自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且将自己颖王府中的藏书尽数赐与他希望有助于图书的编纂。司马光又上札子历数从前差役法的弊端，积极提倡改革。
对司马光的道德文章神宗极为欣赏，但究竟他的政治才能如何，却没有把握。神宗召见司马光，请他阐述治国之要道。司马光建言献策，治国之三要为：一、选拔贤人；二、赏必信；三、罚必严。神宗一听大失所望，司马光此说完全是老生常谈，选拔贤人为第一，只是这贤人贤否，就得需要时间来检验。请司马光讲当务之急，这第一条就明显无法体现一个急字。富弼老迈怯懦，司马光书生气十足，再看其他朝臣不是保守就是迂阔，朝堂之上竟然无一人入的神宗法眼。
就在神宗皇帝为变法人选的问题苦恼异常时候，一则朝野间喧腾众口的说辞传到了青年天子的耳中——‘安石不起，奈苍生何！’
王安石从政20余年，到了嘉祐、治平年间已经成为名满天下、众望所归的风云人物。
当时的士大夫都以不识王安石庐山真面目为人生恨事，王安石的声誉鹊起，朝廷每次授予高官，惟恐他会推辞。对此，就连向来说话慎重的司马光也有这样的认识——‘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王安石，对这个名字神宗皇帝早已心仪已久！
大宋朝野之上有王安石的许多粉丝，其中有个叫韩维的既是王安石众多崇拜者之一，也是他的朋友。嘉祐年间，王安石、司马光、和吕公著、韩维四人意气相投，结为好友，时称‘嘉祐四友’。韩维另有一个身份是陪太子读书（侍迩英讲），太子正是后来的神宗皇帝。韩维视王安石为古今第一人，道德文章远迈前贤。在他的影响下，青年神宗曾读过王安石的大量文章，尤其对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赞叹不已。王安石精辟独到的观点令青年神宗由衷佩服，关于他的特立独行更是令神宗向往不已。当时神宗就向父亲请求任命王安石做他的侍读官，以便朝夕得到教诲，只可惜英宗没有应允，神宗与王安石缘悭一面。
王安石高、大、全的形象早深植神宗心底，现在听到这种传言，如何不在心底有所触动？即位之初，他就下诏传王安石进京。神宗皇帝渴望一睹‘伟人’风采，只是王安石借口养疾，不肯奉诏，仍继续在钟山读书讲学。神宗皇帝再接再厉，数月之后，令王安石知江宁府。
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州，也是韩维的主张。韩维久在神宗身边侍奉，知道官家急于改革，但又不希望王安石骤得大用，这样做无疑会引来物议沸腾，欲速则不达。而神宗对于起用王安石也是同样心中打鼓，他决定先做一番民意调查。
他第一个征询的是重臣曾公亮，对王安石从前的不奉诏，王安石总是称疾不出，是真的有病还是托疾不出？这时候的曾公亮因为在朝堂之上公开的和韩琦唱对台戏，二人已经势同水火。他从神宗期盼的眼神中读出了新君有意对王安石大用，只是拿不定主意而已。对于王安石的为官为文，曾公亮一直都十分的欣赏，否则也不会荐举他担任提刑官之事。这时候如果援引王安石入朝，王安石一定会投桃报李，追随自己左右挤兑韩琦。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的回答神宗：‘王安石文章道德俱佳，屡召不起，应该是身体健康的原因。或者也与先帝不肯降尊纡贵有关，陛下应恳辞切言相召，庶几治道！’
听了曾公亮模棱两可的说辞，神宗更是一头雾水。他深知此事关乎国家大政，不敢不慎重，本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心，又去询问礼部侍郎吴奎的意见。哪知道吴奎对王安石的评判与曾公亮的认识南辕北辙。他语重心长的劝神宗：‘王安石一介书生，做事迂阔。而且非常偏执，绝非宰辅之才。如果重用他，肯定会引的朝政动荡，不可收拾。’见神宗半信半疑的神色，就把当初自己在群牧司与王安石任同僚，王安石拒绝包拯劝酒之事绘声绘色的说与官家听。
04 重返朝堂
神宗听了沉默不语，他虽然知道王安石行事卓而不群，但没有料到竟然如此的褒贬不一，评判相距霄壤之别。如果说所有的大臣都众口一词的夸赞王安石，那么王安石不可能获神宗重用。正是因为对他的评判大相径庭，更让青年神宗心中欲罢不能。
排除万难，下定决心的神宗命韩维作书与王安石，让他准备入京。韩维一听，委婉的提醒神宗，欲大用王安石是公事，不可由他一人作书相召。依王安石公私分明的心性，见了他的书信，定然不会应诏的。只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相请，王安石非等闲之辈可比，当然不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神宗一听有理，急忙问韩维‘计将安出？’韩维告知官家，王安石的儿子现在就在汴梁，素日里也经常拜访自己，最好是如此如此。神宗一听大喜，立刻依计而行。
果不出韩维所料，王雱从韩维口中得知新君有意大用的消息之后，在第一时间将消息传达到了江宁。王安石数年间虽然在钟山地方潜心读书教学，但时刻关注着朝堂之上的动静。二十余年苦学深思，历任郡县之职，正是为了一展所学‘达则兼济天下’的。
遥远的理想在一夜之间突然变的似乎触手可及，面对此情此景，王安石不禁怦然心动。然而深植心底的骄傲油然而生，他仍不忘在江宁城楼之上题诗表示一下自己的矜持——
北山云漠漠，南涧水悠悠。
去此非吾意，临分更上楼。
不久之后王安石就接到诏旨，命他入京出任翰林学士之职。这次他没有推辞，立即欣然就道。和他同时接到任命的还有司马光，二人在分别数年之后，再次重逢在京师，同时出任翰林学士。（宋王朝的执政大臣，大多数是从翰林学士、三司使、知开封府、御史中丞中选拔任命，俗称为‘四入头’。出任这四种职务的未必尽做宰执重臣，但宰执之臣却是从其中挑选。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时出任翰林学士，说明对二人神宗皇帝都有意大用。）
哪知道，两个惺惺相惜的男人之间很快就爆发了一场争论。
这一切源自熙宁元年的郊祀。神宗登基，按惯例第二年改元（这样做，是表示对先帝的尊重，有宋一代，只有宋太宗在距离第二年只有一月时间曾迫不及待的改元。原因如何，见仁见智好了！），然后就要举行郊祀、接下来就应该是大赦天下这一套。
在有宋一代，各种名目繁多的祭祀多达数十种，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无过于郊祀。郊祀是祭祀天地的仪式，由皇帝主持，惯例是每三年举办一届。神宗皇帝登基以来举行郊祀是第一次，也是他在天下臣民间的精彩亮相，意义重大。郊祀按例是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之后由官家亲自宣布大赦天下，赏给臣下军民钱物，以示皇恩浩荡，德被四海。
郊祀虽然只是统治者为显示皇家威严而定立的一种礼制形式，但其中最让所有人期待的却是郊祀之后的赏赐。祭祀结束之后，官家会支付数量不菲的赏赐，以保证官员有相对充足的物质财富，增加他们对王朝的忠诚与向心力。郊祀赏赐支出的物资计有：银绢、银勒马鞍、衣物、金带、腰带、等贵重物品，中级以上官员主要支付金银和绢，下级武官和军人则直接支付现钱和绢。每次郊祀之后的赏赐是无论官职大小，见者有份。
从史料的记载可以知道，郊祀是专制社会中的光荣传统。神宗朝之前的郊祀封赏数额呈逐年递增之势，到了英宗在位的一次郊祀居然支出总额为惊人的1320万缗，占到了宋帝国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强。郊祀赏赐总额，要比百官一年应得的薪酬总额还要多出两倍有余。虽然之前的赏赐还可以勉强继续，但因为耗资巨大，早已经成为一项国家财政沉重的负担。
由于支出过于巨大，朝堂之上也曾经有人指出郊祀应该中断。然而最高统治者认为那么做既起不到节约的作用，而且有悖敬天法祖的本意。后来即使是在与西夏在西北鏊兵，也没有停止郊祀之事，只是国家财政日益恶化，不得已之下削减赏赐数额，只不过这一切努力因官员人数的急剧膨胀而变成一种徒劳。
神宗皇帝现在面临人穷志短的问题，依他的心思，郊祀要进行，但最好是不花钱。但世事从来都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敬天地、祖宗就要破费。
神宗皇帝希望用最少的代价收拾人心，立即就有朝臣看在眼中，主动提议，罢赐两府重臣银绢之物。两府朝臣薪俸丰厚，当然不会特别在乎这些赏赐。但是如此一来，宰执率先表态，其他官员也就不能再去领这些赏赐。大家拿不到赏赐虽然嘴上仍会一如既往的山呼万岁，但腹诽是难免会有的。
稳定压倒一切，登基不久的神宗当然不愿意因为节约财帛而弄险。兹事体大，神宗下旨朝臣探讨解决之道。
05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司马光对此事提出了他的高见——俭约从自我作起，官家以身作则，听凭朝臣自愿辞去赏赐；王安石认为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站在整个国民经济角度去考虑此事，认为光靠节约和自觉是解决不了财政危机的。只有想办法开源才是硬道理！事情从最初的要不要在郊祀之后赏赐，很快变成了一场关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辩论。
有意思的是，一场关于经济领域的辩论却是在两个翰林学士间展开。（历史上的儒生多是复合型人才，所谓经纶世务者多儒士，并不是传说。）
正方出场人物：王安石，他认为——国家财政困窘，是因为缺乏善于理财的大臣。现代人所说的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反方出场人物：司马光，他立即指出——王安石所说的理财，不过是在沿袭从前汉代桑弘羊的老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赋敛盘剥罢了。
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向司马光解释道——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可以使国库充盈。
对王安石此说，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焉有是理？天地间钱财，不在民间，就在政府。政府国库充盈，正是想方设法从百姓那里盘剥所得。这样做，比增加赋税更加可恶！
素来交好的两人在朝堂之上各执一词，争执不下，神宗皇帝也无法评判。关键时候王珪挺身而出，八面玲珑的他上前道‘司马光的省费从近贵始，所言极是；王安石说所费不多、担心有伤国体，说的也有道理。到底是哪个人对，只有请陛下裁定！’
王珪的话看似模棱两可，却将矛盾的皮球踢还到了神宗脚下。他的话也是代表了所有朝臣的想法，显然大家都急切想要知道神宗的真实想法。这笔钱对收入有限的一些大臣来说不啻是久旱之望虹霓，或者他们早就在心底打算着如何利用好这笔横财了。
在近千年前，王安石拥有的现代经济观点当然是一种骇人听闻。
他的超前经济思想不只是饱读诗书的司马光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无法理解。青年天子当然听的更是如闻天书，不过最打动他的无过于王安石所说的‘不加税而国用足’。这正是他千方百计寻找的治国要道，现在知道宝藏开启密码的人就立在朝堂之上侃侃而谈。还有什么可以比这个更能让他血脉贲张的？帝国目前只是用节流的办法来完成财富的积累，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事。
没有青草吃的马儿跑不快！
最终，神宗决定综合各方意见，做出了明智的决断：既要精打细算过日子，也不能一下断了臣下们的财路。熙宁初年的郊祀耗资800万。帝国需要勒紧腰带过日子，没有丰厚的物质做基础，什么也做不成。皇帝做起来也无趣的很！
王安石的超前经济意识注定了他将集毁誉于一身，注定他是个距离现代近的伟人，反而与同一时期的人越行越远。
郊祀盛事简办，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资金，没有如愿得到赏赐的群臣不敢对新君怨望，却归咎于这个新来的翰林学士。就是这个讨人嫌的家伙挡了他们的财路！王安石入朝不久，就为自己树敌不少，这也是为什么变法推行时期反对派是多数派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因郊祀与司马光展开的辩论，只是王安石在所有人面前公开他的理财观念。那么熙宁年间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就可以视为变法派与反对派公开斗争前的一个序曲部分。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会与王安石变法扯上关系？
历史就是如此，一件刑名之争的背后，却因为它发生的时间是在熙宁初年，所以也有了各种势力的博弈。
案情经过如下——登州有一妇女名叫阿云，在服母丧期间行聘于韦阿大。从二人名字来看就知道是普通的农夫农妇，一桩婚姻也是门当户对。如果不出意外，这阿云嫁了韦阿大，生几个娃。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就是一辈子了。哪知道这阿云‘嫌婿陋，伺其寝田舍，怀刀砍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吏求盗勿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
史实证实——美女凶狠，请勿靠近！
人们经常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来形容一些女子的不如意人生，阿云就是如此。显然她是小姐的身子丫环的命，甚至连个丫环的命也没有。想那韦阿大生的太过随便，让青葱岁月的阿云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之上，也确实有点让小女子恼火的。悲夫，生的丑不是韦阿大的错，错的是他不应该想要娶一个美女作老婆。现在更被毁容，缺了一根手指，成了鬼见愁。即便因此而扬名天下，估计再不会有哪个姑娘敢嫁他了。
这样简单的一个案件，从地方到中央，几乎将朝堂之上的重臣尽数卷入，神宗皇帝因此而数下诏旨，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在朝廷中引起了激烈争论，案情反复不已，都不能最终定案。
06 谋杀亲夫！
案件顺利告破之后，登州地方官首先进行了初审。知州许遵认为这阿云作案时候‘许嫁未行’，所以案件适用‘应以凡人论’；又因为这阿云‘被问即承’有自首情节，所以判定她减等断遣；哪知道将初审意见上报中央最高司法机构之后，事情却节外生枝。审刑院与大理寺官员认为许遵这是‘葫芦僧判葫芦案’，案件应该是谋杀亲夫未遂，按律当斩。
如果按大理寺的解释，不但阿云要人头落地，而且登州知州许遵也要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他上奏神宗，对大理寺的判决提出异议。
专治王朝宋居然是个法治社会？南宋学者叶适形容宋王朝的法制工作之时，曾不无自豪的如此讲‘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宋王朝是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国度。事实面前，读者朋友信了吧？你不相信不要紧，反正我是信了！
人命关天，案件移交至神宗御案，请他裁夺。圣明天子有好生之德，‘敕贷阿云死’，送刑部复审。案件被最高当局严重关注，按现代人理解，应该可以圆满的划上句号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好戏才拉开了序幕。令神宗皇帝大跌眼镜的是，刑部官员居然将他的圣旨当成了耳旁风，公然对抗天子‘敕贷阿云死’的终裁。认为许遵用刑不当，支持大理寺的判决。
青年天子表示自己的不满更令所有人大呼意外，他不但重新申明自己的意见，更直接将事件当事人知登州许遵提拔为判大理寺事。事情出现如此戏剧性的变化，不但让从前司法部门大理寺官员情何以堪，而且引起了台谏官员的严重不安。青年天子如此独断专行，决非社稷之福。他们群起攻之，认为许遵议法不当，请神宗收回成命。
台谏官员的反对，让不明所以的许遵也满腹牢骚。圣明天子都夸奖自己‘累典刑狱、强敏明恕’了，这些专业不对口的谏官居然对自己的专业水平说三道四？
他一边据理反驳，一边请求神宗皇帝将案情下两制共议，还他一个公道。神宗想听一听司马光与王安石对此事的意见，趁机考察二人，于是特意下诏翰林学士司马光与王安石同议此案。
结局却是两位翰林学士的意见相左，更将阿云一案成为朝野议论的焦点。司马光认为阿云论律当‘合从绞罪’，宜如大理寺所定；王安石却上章对法司、大理寺的评判按理据律一一予以驳斥，认为阿云罪不至死，同意许遵的初审意见。
神宗当然不会自打耳光，表示支持王安石的观点。于是下诏从安石所议，圣旨一出，立即引来朝堂之上反对声一片。台谏官员要求再选官定议，即位之初的神宗见众议难违，只好又令另外的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等几人再议。吕公著、韩维几人经过慎重考虑，从法制精神的本意来评判，同意王安石的观点，之后据实上报。
宋神宗再次用诏令的形式肯定了吕公著等人的意见，但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审刑院、大理寺官员上表弹劾吕公著等人所议不当。神宗皇帝无奈何只好麻烦王安石与这些法官们展开辩论，这些法官死搬教条固执地认为他们的判断无误。对此，神宗又于熙宁二年二月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也正是这个时候，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
神宗皇帝最终选择了王安石，一者，是源于王安石个人的因素。王安石道德高尚，清正廉洁，诗词文章皆有过人之处；二来，王安石政绩突出，不求闻达，在朝野官员中声望日隆，在出任参知政事一职之时，声望达到了一生中的顶点；最重要的是神宗皇帝锐意改革，对王安石印象极佳，通过观察更坚定了任用王安石的决心。
神宗变法心切，却不知这种看似巧合之事，却更激起了顽固守旧分子的强烈愤慨。新的任命一颁布，他们不仅是反对神宗提倡的‘谋杀自首法’，更把矛头直指王安石。对神宗皇帝的诏旨拒绝执行，御史官员的介入，最终将两府大臣也全部卷入了这场纠纷。一场表面上是关于‘刑名’之争的事情，最后竟然变成了支持变法与反对变法者的博弈了。
阿云一案争论的表面似乎是因司法解释存在争议，但实质却在于——敕令与法律之间的斗争！按现代人的理解就是人治与法治之间的博弈，但需要指出的是，宋的法律制度是法律条文与皇帝敕令并重的，同样据有法律法规的作用。王安石等人认为，要变革不适时宜的旧法条文，主动调整阻碍发展的旧制要比被动改变要好。想要做到，必须冲破祖制的条条框框束缚，扫除百余年来形成的因循守旧势力。但这样做仅凭一已之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要依仗神宗的最高立法权，提高他所颁布的敕令在现时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王安石等人力主以神宗敕令做为评判阿云狱案的标准，既是出于将来有利推行变法的考虑，更是对古圣贤法治思想的正确理解。
07 权大于法
王安石这样做有一个最大的弊病，提高敕令会加强皇帝的独断，因此而使得君权无限膨胀。没有了羁制的君权，王朝将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这也是他为后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依法治国并不是要拥有司法解释权的阶层因此而有了杀人的正当理由，杀人并不是目的，只是达到社会和谐繁荣的一种手段。从这个层面来理解，需要普法的并不是百姓，应该是对官员的法制教育！
而神宗皇帝虽然年轻，但也必须要在即位之初，就树立起一言九鼎的君威，‘爱你就等于爱自己’！支持王安石、许遵就是等于在支持自己。从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之后阿云狱案的争论焦点变化，就可以知道——论争的范围早已经超出了对阿云如何定罪量刑的范围，反对派已经调转枪口攻击起了王安石。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仍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担心王安石的改革也是从吏治方面开刀。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将这种可能消弭于萌芽状态。
北宋历任宰执大臣，多是谨守成宪、‘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的角色，作官都是抱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墨守成规的想法。从富弼、范纯仁在阿云狱案的表现中就可以知道——即使是庆历新政中的改革中坚，如今也成了反对改革的急先锋！
时移世易，从前的改革倡导者成为既得利益者之后，安知不会成为今日改革之主要阻力？
他们希望将王安石的变法在没有开始的时候就直接扼杀于摇篮，众人攻击王安石‘不通时事’，所谓的时事，不过是说王安石是官场另类，有他一人在，其他人就如坐针毡。而变法还没有开展就‘中外人情嚣然胥动，’不过是威胁神宗，所说‘以慰天下元元之心’更是无稽之谈，所谓‘元元’就是他们自己！不安的不是百姓，而是官员。
王安石入京，郊祀费用就大额削减，让他们的利益受损，如果继续执政，还不知道会发生多少伤害他们既得利益的事情！司马光不过是他们利用的一枚棋子，这位冬烘先生经常被人当枪使，自己非但不觉，反而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责任感。读史至此，岂能不令人发一声浩叹！
熙宁二年八月神宗再次下旨重申：‘谋杀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敕施行。’争论了一年多的谋杀自首法终于尘埃落定，神宗的这条敕令成为全国通行的法律。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这胜利的代价却太过巨大。无数法司、台谏官员因此之故而被贬，随着王安石改革变法的开展深入，这些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变法的攻击，变法与反变法者之间的博弈也成了更加隐蔽、愈加尖锐的斗争。
王安石重返朝堂没有几天，刚愎自用的韩琦因‘濮议’之事树敌太多，受群臣攻击，眼见在朝堂之上无法立足，韩琦只好主动请辞，神宗顺水推舟，拜为使相（荣誉虚衔，从一品官。赵普亦曾担任使相出知地方！）出镇地方。临行之际，神宗询问他谁堪继任宰相之职，王安石如何？韩琦听了，谏道：‘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于宰辅之位则不可！’
对于王安石这个后生晚辈，韩琦在心中一直爱恨交织，当年在知扬州时候，二人就曾有过误会。韩琦任宰相，一直以来压制王安石，据野史记载，当初翰林学士之职出缺，王安石时任知制诰，可以补缺，但韩琦故意荐举了张方平出任翰林学士之职。韩琦此举并不完全是出于嫉贤妒能的心理，而是在韩琦的心中认定王安石只是个颇识难字的书生，并无治国平天下的才具。
神宗皇帝身边的侍读大臣孙固也与韩琦不谋而合，他也认为王安石文章道德相当出色，适合充任翰林学士与谏官，却无容人之雅量，不适合作宰相。（从这话就可以得知：谏官由无容人雅量的人担任最好，鸡蛋里挑骨头的主儿最适合作谏官。）神宗皇帝每次问他，孙固都是一样的回答，这样的情形让有意大用王安石的神宗心下抓狂不已。
兼听则明，他决定再听听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他问司马光：“王安石何许人也？”
司马光据实回答：“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执拗，此其实也。”
08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司马光的一番言语，坚定了神宗皇帝的信念，王安石才堪大用。
专制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大臣想见圣明天子不容易，就是皇帝见大臣也不是件随随便便的事。王安石人就在汴梁城中，神宗皇帝与之却似‘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冬去春来，疏忽一年。
熙宁元年四月，迫不及待的神宗失去了耐心，他等的心焦难耐，召王安石越次入对。
君臣知遇，千古称颂。望着眼前这个虎眼牛耳的中年男人，神宗开门见山问他：‘治国之道，以何术为先？’
见青年天子求治心切，王安石也心下感动。直截了当回答‘以择术为先！’
神宗希望做一个开创之君，试探性的问这个敬仰已久的臣子：‘唐太宗是一个怎么样的君主？’
神宗听了一怔，这不是在为难寡人吗？
王安石察言观色，解释道：‘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不过是对传统的政治做了些修补，继承了无为而治的治法，并无自己的政治创新。贞观以前是民不聊生的隋，此后李唐诸帝也没有几个出色的帝王，所以显得他特别的突出而已。’
王安石的观点出人意表，神宗还是初次听到有人如此解释‘贞观之治’闻言陷入了沉思。
片刻之后，他再次把话题拉回到现实，紧接着问王安石道：‘祖宗守天下，可以做到承平百年，粗致太平，依赖的是什么？’
王安石知道一言难尽，又见时间已晚，于是谨慎道：‘祖宗制度博大精深，并非数语就可以说的清楚。容臣告退，仔细梳理之后，然后奏闻陛下如何？’
听王安石这样讲，神宗这才注意到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晚，殿中内侍已经在轻手轻脚的准备灯烛之物照明了。于是点头应允、轻轻一笑道：‘也好，来日方长，如此有劳卿家了！’
回到家中的王安石对神宗提出的问题前思后想，更觉得重任在肩，多年的宦海沉浮，让他已经深刻的了解到了宋帝国衰弱不振的症结所在。热血沸腾的他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政论文。文中提出宋帝国承平虽然百年，却是积弊丛生，必须尽快进行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改革。
同时，文章最后仍不忘记鼓励神宗：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王安石坦率的指出，本朝百年无事只是表面现象，如果一旦有天灾，加上外患，那么就会有亡国之祸……读到札子的神宗皇帝再三玩味，更觉得字字玑珠，只是文章单单指出了祖宗政治的弊端，对于解决之道竟然没有丝毫提及。但言语中无处不透露出一种革故鼎新舍我其谁的意思，王安石的说辞更令神宗皇帝心痒难耐。
数次接触，王安石为神宗指点迷津：治道之先——变风俗，立法度！
神宗更加坚定了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决心。神宗皇帝召见王安石的消息，如同插了翅膀一样很快在朝野之上尽人皆知。臣民无不在私下里纷纷忖度这君臣二人的谈话内容，虽然大家并不知道他们谈话具体内容，但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新君新气象，一股前所未有的政治变革风潮正‘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青年神宗自读书以来就有富国强兵的梦想，偌大一个帝国却要每年付出名为‘岁赐’的保护费与异邦，让他感觉到莫大的耻辱。
年在弱冠的神宗志向远大，他决意洗刷国耻，扫除北方边境的蛮夷之邦，以光复汉家河山为已任。
一天，青年天子顶盔束甲英姿勃发的去见太皇太后（仁宗曹皇后）。兴高采烈的问道：‘娘娘，臣著此好否？’
曹后迎笑曰：‘汝被甲甚好，虽然，使汝衣此等物，则国家何堪矣。’（神宗皇帝清楚父亲与曹后之间有龃龉，他这样做也是希望居间消弭矛盾。）
神宗被当头泼下的冷水搞的索然无味，悻悻地脱下了身上的甲胃。
作为北宋名将曹彬的孙女，曹后却不欣赏青年神宗的尚武精神，这当然令神宗感觉到郁闷了。（此事见载于《铁围山丛谈》及《邵氏闻见录》。慕雨认为，曹后此说应有两层意思，其一，希望神宗皇帝不要贪军功，妄兴边事；其二，意思也是说，如果让皇帝亲自奔驰疆场，那么国事堪忧。而许多作品中断章取义的只是理解为曹后反对神宗妄兴边事，希望他和为贵，按既定方针办。）
09 得君行道
年轻气盛的神宗皇帝如何肯听曹后劝谏。即位之初，他就将宋太祖赵匡胤年间以来蓄积财帛的库房景福殿更名，自己写了一首诗明志——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历代太祖皆可称艺祖，此处指赵匡胤。）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每一库房贴一字，共计三十二库。（这笔钱，是赵匡胤首创的专款专用钱，意在赎回幽云十六州地土。如果契丹人不愿意，就买凶杀人，按劳取酬。）神宗在位期间又陆续积蓄了大量资金，增建了二十间库房，神宗为此另外作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在神宗的心底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洗雪前耻。
但他明白，现实与梦想之间是有差距的，战争是需要坚实的物质做基础的，帝国目前的财政状况，根本无力发动战争。神宗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积累大量资金，现在他一门心思都是如何生财。现在那些重臣不能体会到他的殷切之心，只是用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搪塞他，这些因循、苟且度日的想法实在是令豪情壮志在胸的神宗失望。现在朝堂之上的王安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见解不同凡俗，让神宗不觉眼前一亮。君臣二人革故鼎新的想法不谋而合，王安石的札子上后，更坚定了神宗重用他的决心。
经过反复考查试探，神宗皇帝终于决定力排众议，重用王安石。当他婉转的向王安石提出‘朕须以政事烦卿’之时，王安石的回答更让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王安石没有丝毫的犹豫，斩钉截铁的回答：‘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王安石明确告诉神宗皇帝，自己此次奉诏入京，就是帮助天子成就事业的，情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见神宗嘉许的目光望着自己，王安石同时吐露心曲，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如今天下士民习于苟且，恐怕政事开展未见效果就会引来反对声一片！’
王安石的担忧并不是未雨绸缪，曾遭多方掣肘的仕宦经历，一直以来让他引以为恨。神宗皇帝深恐王安石打退堂鼓，急忙表明观点，‘他人以为你只知经术而不晓经纶世务，但寡人深知卿材堪大用。国是如此，我也需要你的鼎力相助。’
一个是欲有所作为的君王，一个是欲得君行道的名臣。
二人志同道合，君臣千载一遇，对变法革除弊政达成了共识。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之职。
王安石入京一年多，就获得重用成功跻身宰执集团。事情并没有让朝臣感觉吃惊，虽然朝堂之上不乏反对声音，但更多的人在内心对王安石任宰执大臣仍充满了期待。希望他振衰起弊，为死气沉沉的帝国注入活力。
王安石成为宰执之时，这个集团共有五人。当时传言为‘中书有生、老、病、死、苦’之说——
生，跻身决策层的王安石壮志在胸，显得生机勃勃；老，曾公亮年迈，但仍抖擞精神为国为民贡献余热。当时有人写有‘老凤池边蹲不去，饿鸟台上噤无声’讥讽他恋栈。曾公亮无奈，屡次上表请辞，神宗皇帝却希望借重他推行改革，一直不允；病，富弼因为腿疾的原因，从前与韩琦意见相左，所以经常称病不视事。官场浮沉数十载，他变的英气全无，偶尔的发言也是谨小慎微，将残余精力尽数转移在了研修佛法；死，反对王安石最力者唐介，台谏官员出身，仁宗朝名臣。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未几，他屡次上疏反对，结果神宗曲意回护王安石，唐介因反对无效而郁郁而终；苦，另一位副相赵抃能力略逊，每当看到王安石所颁布的变法条例，只会‘苦也、苦也，’的叫苦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