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消渴症就是糖尿病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时年65岁。第二年七月，欧阳修卒于颍州，时年66岁。从致仕到去世仅一年余时间。消息传出，反对变法派又多了攻击王安石的口实，他们认为欧阳修的死是源自王安石的政治迫害。

新法在各地推行之后，在许多州县遭遇了抵制。知越州山阴县陈舜俞认为青苗法违制，自作主张的不散青苗钱，被降职为监南康军税；许州长葛知县乐京言助役不便，干脆撂了挑子，弃官而去；常平使者召集唐州各县令传达免役新法精神，湖阳县令刘蒙认为新法不便，不肯与议。上疏指出新法的害处之后，也自劾离去。

反对浪潮汹涌，其中颇具影响的却是从前的文坛领袖、知青州欧阳修。欧阳修上疏神宗皇帝提议‘除去二分息，但纳本钱，如此始是不为利。’，同时请贷款自愿。青苗法本来就是收取利钱的，欧阳修却想让荷包不鼓的神宗皇帝做冤大头，上疏结果如何，不问可知。欧阳修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主儿，在申请未果之后，直接在自己管辖的青州地方停止发放青苗钱。

这时候朝中有人建议追究欧阳修的罪责，王安石与欧阳修有师生之谊，这时更不愿意树敌太多，令保守派趁此事大做文章。及时制止道：“欧阳修只是不识藩臣大体而已”。神宗这才悻悻作罢。

宋王朝法定退休年龄是70，欧阳修在65岁的时候就主动申请退休，态度之坚决、早已引起了朝野士人的强烈关注。在距离退休尚有五年的时候就退出政坛，苏轼惊诧不已，对欧阳修‘力辞于未及之年’感到不可理解。

其实欧阳修主动求去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而非人们妄自忖度的政治上失意。当一个人生活自理也是问题的时候，还能奢望他治国平天下吗？据后世专家学者根据史料考证，欧阳修患有严重的消渴症，即当今困扰国民的糖尿病。到了他晚年时期，受糖尿病并发症的影响，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不得已之下只得上疏求去，‘古者七十而得谢，所以优其臣也。不任以事而养之于家，所以爱老也。’

欧阳修的身体素来羸弱，从现代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来讲，是得自父亲的遗传。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有严重的近视弱视问题，据史载‘观有目疾，不能远视，苟瞩读行句，去牍不远寸。’

欧阳观卒年59，欧阳修才是个四岁的孩子。按达尔文的观点，男性的某些生理特征更易遗传给后代。从欧阳修的体质来分析，欧阳观父子的弱视确实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欧阳观55岁得子，从进化论的角度来分析，也早已经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欧阳修因此体质较弱，应与此有重大干系。

欧阳修从小跟随寡母依靠叔父欧阳晔生活，艰难度日，出现营养不良之事也不足为奇。青年时期寒窗苦读，严重透支了身体健康，所以在二十余岁进士及第时候，在众人眼中竟然是个‘目眊瘦弱少年’状。先天不足，后天也没有补足。宦海沉浮，年方四十便自称为‘醉翁’，其中既有自嘲的成分，亦是他中年早衰的真实写照。（事情始末详见前文）到了晚年，欧阳修受糖尿病并发症困扰，身体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甚至危及生命。即使是这种情况，他仍坚持带病工作。史载，‘欧阳文忠近视，常时读书甚艰，惟使人读而听之。’

欧阳修主动请求致仕，除了政治方面的一些原因之外，确实是有身不由己的问题。试想，如此健康状况，生活也无法自理的人，如何混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朝堂？主动退出，不失为明智之举！

欧阳修忧心国事，在数十年宦海漂泊之中，以匡救时弊为已任，也曾为解决国家的政治危机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主张。他的一些改革思想，也影响到了推行新法的王安石。

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国家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受此影响，‘田制不立，甽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政府行政不作为，既没有严格限制占田，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维持占田的平衡均势。这样直接导致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的严重后果。当积弊丛生之后，再去着手变革，显然是困难重重。

对于如何解决土地问题，众人亦是见仁见智。一些人认为最好是恢复井田制，对此，欧阳修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三代之迹不可复也’，在土地制度问题上，欧阳修试图通过‘尽地利’的办法和核实土地亩数以平均赋役的‘千步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约合当时41顷66亩160步，为一方）来改革旧制。

欧阳修一面批评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削‘今取民之法尽矣’，然而又为国储不足，不能在国家‘卒然有事’之时满足国用而担忧。所以如此，是因为一者‘悉以冗费而糜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作而输官者已劳，而游手之人方逸’，造成这‘地之产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垦之土尚多’。所以他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民有遗力、地有遗力’的地区实行‘营田’，由官贷其种，鼓励私人有牛者‘乐为官耕’，并且按照‘岁田之入与中分之’的原则合理进行利益分配。

02　千步方田法

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通判滑州时，其部属秘书丞孙琳与大理寺丞郭咨创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这个方法在洺州肥乡县实行后，收效显著。史载，‘逃户归业者五百余家，复得税数不少，公私皆利，简当易行。’欧阳修对这个方田法极为赞同，他曾亲自前往‘临近州军……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上疏仁宗‘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同时向朝廷荐贤，请召孙琳、郭咨二人‘任之三司’，共同商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方田新法事宜。

仁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首括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余顷，均其赋于民’。新法实行之初大见成效，豪强大地主隐产漏税的情况有所缓解，减轻了中小地主和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而且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嘉祐五年（1060年），尝到甜头的宋仁宗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方田均税法。哪知道却引来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强烈反对，官府乘此良机向百姓增赋加税，导致民怨沸腾。河北路曾因此爆发了‘凡千百人，聚讼于三司’的群体上访事件。此一事件，直接后果是方田法无疾而终。

大量的田地逃税漏赋，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造成了贫富不均的严重社会现象。因此，彻底清查田地，增加税入成为王安石富国强兵的一项重要任务。

熙宁五年八月，欧阳修死后月余，政府采用蔡天申的建议，颁布了新的方田均税法。此举旨在清丈田亩，检查漏税，均定田赋。

方田之法规定：每年九月，各县委派令、佐丈量土地，并在帐籍上注明田地的形状和色质。清量完毕，以土质而定肥瘠，分为五等。按土地的等级均定税赋。至次年三月丈量结束，‘揭以示民’，三月公示之后如无异议，即书户帖，连同庄帐交给各户收藏，作为‘地符’。所方之田四角，立木或植树为标记。今后的土地买卖，官给契、县置簿，皆以此为准。

均税之法规定：各县以税赋‘祖额’为限，从前对零星税额加征的办法不得使用，超额增数均加以禁止。凡瘠卤不毛之地，任民耕种。山林、陂塘、路沟、坟墓等荒地，皆不征税。（老虎不敢去打，打几只苍蝇又管的什么大用？）

方田均税法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当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它始行于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末，终止于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实施跨度长达十余年的一项新法，却并没有如其它新法一样招致保守派的阻挠与反对，其中原因值得探讨。

首先，方田法推行范围并不是如后世人所说是全国，而是只限于北方几路而已。众所周知，北方山险、地土平阔处少，而且陵阜多而川泽少。这些地方，显然不适合方田；方田均税法推行速度缓慢，施行区域有限，所带来的震荡、冲击不大。新法规定，方田须在‘年丰’、‘农隙丰熟日’、‘岁丰农隙’的时候进行，不得扰民。一旦有‘灾伤’就叫暂停！所行方田并非同时展开，而是分批进行，开封府界十九县每年方五县，陕西路税赋最不平均县先行方田，‘岁不过一县，若一州及五县者不得过两县’。

这样的规定，让本来不喜生事的地方官吏，更是有了磨洋工的借口。测量工作时断时续，缓慢进行。方田均税法推行缓慢，施行区域有限，自然带来的震荡与影响力也有限了，冲击不大也是情理中事。

欧阳修在推行方田均税法受挫之后，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他知道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并不是因为千步方田法本身有重大缺失，而是在于制度运行过程中因监督机制不健全，无法避免出现官吏作奸犯科的现象。

王安石在神宗朝推行的方田均税法是欧阳修等人提出的千步方田均税法的继承与发扬。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为同样也没解决好用人问题及地主豪强势力的阻挠而最终失败。

65岁的欧阳修在知蔡州任上要求致仕之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此有明确记载：‘修以老病数上章乞骸骨’。而冯京不顾欧阳修年迈体弱的事实，仍是‘固请留之’，神宗也不愿意欧阳修离开政坛。

王安石对此有不同意见，“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尤恶纲纪立、风俗变。”

上曰：“修为言事官，独能言事。”

安石曰：“以其后日所为，考其前日用心，则恐与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异。”

在一边的王珪提醒王安石道：“修若去位，众必籍以为说。”

上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众说何足恤？修顷知青州殊不佳。”

安石曰：“如此人，与一州则坏一州，留在朝廷则附流俗，坏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

上以为然。

03　欧阳修的历史功绩

【慕雨按：南宋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参考书，其中记录王安石变法始末之翔实，在现存宋代文献中无出其右者。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因此，李焘记述王安石变法过程所具有的思想倾向和取材，无疑会对后人研究王安石变法具有不容忽视的引导作用。

虽说客观、公正地叙述历史事实，是良史的基本要求。但历史学家修史之时不能不受到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和自身政治观点的制约，这种情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李焘也不能例外。

考李焘生活的时代，正值北宋灭亡，南宋草创动荡不安，宋金对峙的时期。南渡的宋高宗不求恢复，为了开脱徽宗与钦宗亡国的罪责，由蔡京追溯至王安石及其主持下的变法活动，完全否定了北宋中期以来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王安石的新学也因此而受到抑制。

李焘生长于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博览经传、独不乐王安石学’，甚至‘耻读王氏书’。

在对待王安石变法一事上，李焘与宋高宗、司马光等人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因此，在记述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之时，在取材上，李焘虽然对各种纷乱的官私史比对异同，力求其是，但仍有非常明显的是元祐诸贤而非王安石集团的政治倾向。

对此，后人读史至此，只能发一浩叹！】

熙宁五年八月，饱受病痛折磨的欧阳修终于得到了解脱，卒于颍州家中，时年66。欧阳修文名满天下，闻此噩耗朝野之间士人黯然神伤。

北宋中期一扫李唐、五代以来的专尚四六、华而不实的文风，欧阳修具有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并且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大胆怀疑的精神支持之下，向《易经》提出从来没有过的挑战。他认为《系辞》、《文言》、《说卦》三篇并不是孔子所作。两千年来，从学术思想发展史或经术思想发展史来看，对六经提出置疑的只是寥寥数人而已。因为敢为天下先，欧阳修成为了宋代疑经第一人。他对《易》经提出的挑战，不仅是骇世惊俗之举，而且无异于给那些习惯于抱残守缺、学术上不思进取的文士以当头棒喝。在欧阳修的推动之下，宋人在学术上开始的自由探索日益蔚然成风，对有宋一代的学风发展极其有利。欧阳修对经学的大胆怀疑，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学者，对宋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做为一代儒宗，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欧阳修把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始终放在第一位，庆历新政虽只是昙花一现，但欧阳修将文风、学风、政风的变革统一起来，为后来者王安石指明了前行的道路。

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一扫百年来的积弊！舍此，无其它捷径可寻。

欧阳修以他深厚的文学艺术成就，一直影响着北宋的文坛。在他的奖掖提携之下，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人，都受到过欧阳修的鼓励和赞誉。其中，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更是通过欧阳修主考科举时中举的。欧阳修与曾巩等五人，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二人合称唐宋散文八大家，宋占六席，与欧阳修开一代文风不无关系。

欧阳修死后，祭奠他的文章有许多，然而当世独推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为第一。王安石写的祭文简练凝重，气势磅礴，同时又蘊含了无尽的怀念与忧伤。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欷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文章今日读来仍令人唏嘘不已，政见的不合并没有影响到二人之间的私谊。在欧阳修殁后月余，就再次推行新的方田均税法，正是对逝者最好的肯定。王安石的祭文一出，粉碎了许多捕风捉影的流言。有王安石的褒扬，欧阳修泉下有知，其喜洋洋者矣。

噫，微斯人。宋人风骨，于今绝矣！

熙宁四年六月，朝堂之上枢密使文彥博、副使冯京，参知政事吴充皆是反对新法之人，另一参知政事王珪乃是骑墙派，保守派大臣在朝中仍有不小势力，对新法仍极尽掣肘破坏之能事。

神宗也迫切希望将支持变法的人才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忽一日忧心忡忡地提醒王安石道：“人才绝少，宜务搜拔。”

王安石对神宗时常表现出来的暧昧态度，也很无奈，这时候借机讽谏道：“人才须奖成。若趣赴朝廷法令，欲立事功，辄为人所攻沮，附同流俗，即虽有过恶，群邪共相推荐容护，则中才已下孰敢正论直行？此人才所以坏而可使者少也。若不能改，此恐无由得人才。”

神宗焉能听不出王安石的旁敲侧击之意，只好王顾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