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平戎策

后世将熙宁变法的功过尽数记在王安石一人身上，乃是事出有因：南宋统治者将北宋灭亡的罪责追溯到了之前的熙宁变法，人们自然要为当朝皇帝避讳，把王安石作为主要的诅咒对象是符合共同利益的事情。宋神宗在熙宁年间推行新法的主导作用，也就有意识地加以了忽略。

学界认为可以用‘熙丰变法’来代替‘王安石变法’，其实王安石真正作用只是在于熙宁年间，所以更确切的说法似乎应为‘熙宁变法’。

宋神宗继位之时不足2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登基之后才明白自己接手的是一个外强中干、内忧外患加剧的烂摊子。神宗心雄万夫，决定励精图治，发奋有为。这个时候正是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不久，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突出，改革时弊重振大国雄风已是朝野的共识。

在所有的呼声当中，王安石有关改革的不凡见识首先在士大夫中得到广泛赞誉，因此也引起了求贤心切神宗的注意。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奏疏中向新君具体阐述了他的富国强兵政治主张，与宋神宗‘将大有为’的思想不谋而合。

第二年，神宗迫不及待的将王安石不次提拔为参知政事，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新机构，开始全面主持变法工作。一场在广度、深度上远超庆历新政的变法在北宋自上而下的展开。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一拍即合，‘金陵（王安石）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必面折之，反复诘难，使人主伏弱而已。’上下一心，君臣相得，亦师亦友。

神宗与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强兵，逐步削弱契丹与制服西夏。史载，‘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在边境上小试牛刀之后，种谔有功社稷，却替天子背了黑锅。此事之后，神宗更加明白富国强兵之事任重而道远。只有加紧变法，改革军政，才能达到制服西夏、削弱契丹朝的既定国策。在孜孜求治的同时，神宗也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帮助自己实现人生理想。

攘外必先安内！

王安石亲眼目睹了熙宁初年宋与西夏交锋时暴露出来的诸多弊端，所以在积极推行新法的同时，也十分留意军事人才的发现培养。

很快一个人的身影闯入了君臣二人的眼帘，这个人就是王韶。

王韶，江州（今江西九江）德安人，进士及第之后，任新安县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在任上王韶得到当时任任提点江西刑狱蔡挺的赏识。王韶在参加制科考试落第之后，得知从前的上司知庆州，索性前往投奔。此后客游陕西、深入不毛之地，收集、采访边事。王韶特意向蔡挺了解西部边情，蔡挺‘遂以前后士大夫言边者悉示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悉心调研，王韶对边防地理、军务、山川险隘无不尽知。返回京师，得知新君‘智勇、有志于天下’，立即将自己经营边事的想法整理成《平戎策》三篇上书神宗。

王韶首先认定‘西夏可取’，在上疏中献策道：国家欲制西夏，当复河湟，河湟复，则西夏有腹背之忧。自唐乾元（758～759）以后，吐蕃陷河、陇，至今董毡不能制诸羌，而人自为部，莫相统一。宜以时并有之，以绝西夏人之右臂……诸种既服，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则河西李氏在吾掌握之中矣！

神宗读了王韶的《平戎策》喜出望外，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王韶一介文士‘位卑未敢忘忧国’亲自深入北疆了解边情，提出的联合西蕃各族，直插西夏腹地的策略，无疑值得认真对待！

——吐蕃民族生活于西藏地区，是一个剽悍善斗，以战死为荣的古老民族。‘号雄强、为中国患最久’！

自李唐以来，吐蕃部落加紧了向外扩张的步伐：唐仪凤元年（676年），吐蕃军大举进入鄯（今青海乐都，包括湟水流域）、廓（今青海尖扎县北）、河（今临夏州）、芳（今甘南迭部东南）诸州，同时也迁来了部分吐蕃部落，使这里成为以吐蕃人为主的多民族地区。入宋以来，大量分布在河陇地区的吐蕃皆其遗种，保留了该民族崇勇尚武的精神。

02　吐蕃赞普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在高昌（今吐鲁番）经商的河州蕃人何郎业贤独具慧眼，在见到吐蕃赞普（吐蕃王号，最高统治者）苗裔、相貌堂堂的欺南陵温以后，立即认定奇货可居，完全可以利用其高贵的身份，号令和统一河湟一带吐蕃诸部。（慕雨按：吐蕃民俗尊崇贵种、畏服贵种是其天性，‘但见贵种则已悦慕附从’！）何郎业贤将欺南陵温请回河州，安置在 心城（旧址在今甘肃夏河县北）。不久，又被当地另一大姓耸昌厮均移至移公城（今临夏州西）。“于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谓佛‘唃’，谓儿子‘厮啰’，自此名唃厮啰！”，统帅河州各吐蕃部落。

占据宗哥（今西宁平安等地）的僧人李立遵、邈川（今乐都一带）首领温通奇，得知赞普后裔在河州的消息后，凭借自己的势力，将唃厮啰劫至廓州（今化隆），继而又迁至宗哥。唃厮啰被尊称为‘欺南陵温赞普’，汉意即‘继承王位的业运赞普’。这个时候的唃厮啰还是个12岁的孩子，李立遵与温通奇互争雄长，需要有中间人来平衡制约两大实力派。二人公推一个孩子做首领，一者是唃厮啰年幼便于操纵控制的原因，二来，有确厮啰这个赞普后裔作首领，可以号召族人共同对抗党项外侮。

此后，李立遵自为论通（大相），与唃厮啰成为翁婿。把两个女儿嫁给唃厮啰为妻，生瞎毡与磨毡角二子。李立遵以唃厮啰的名义，号令各部。逐步建立了一个统辖河湟地区“有胜兵六七万”的吐蕃政权。结束了“族帐分散，不相君长”的局面。

唃厮啰掌握了政权之后，内外施政方面采取了一些结合当地实际的措施，巩固和发展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对内，在青唐城兴建宫殿屋宇，设立政府办事机构，制定一套仪仗、规章，在他频繁活动的青唐、积石、河州、甘加等地筑城建寺，利用宗教加强对族人的统治，用“盟誓”的手段保持上层之间、上层和各大小首领之间的联系。同时，特别发展经济，发展对外贸易，增强了实力。对外，加强与宋廷的联系，抵御西夏，使其雄立于河湟地区。

十一世纪初，河湟地区的吐蕃部族历经分分合合，逐步由分散不定而走向局部统一，形成了青唐吐蕃唃厮啰政权。青唐吐蕃政权所控制的地区，北占河湟间二千余里。河湟间有鄯、洮、河、渭、岷、叠、宕、廓州，其疆域大致包括了宋廷的熙、河、洮、岷、湟、鄯、叠、宕等州和积石军，但其统治的主要地区是地形险要，土壤肥沃，水草丰美的河湟地区，其政治中心则在青唐。

由于河湟一带地形险要，水草丰美，宜农宜牧，自汉武帝以来就是即是各少数民族诸如先零羌、北凉、西秦、吐谷浑、吐蕃等首领‘互相争逐之地’。李元昊也希望将河湟之上收入囊中。宋廷为了推行‘联蕃制夏’之策，对河湟地区的掌控者唃厮啰不惜用丰厚的爵禄和赏赐来拉拢争取。唃厮啰统治的河湟地区成了宋夏必争的战略要地。

李立遵与温逋奇之间的政治平衡也因为确厮啰与李立遵的联姻而打破，李立遵一跃成为唃厮啰政权中的掌握实权的最显赫人物。急剧膨胀的势力也助长了李的野心，他自恃实力强大，开始觊觎赞普之位。鬼迷心窍的李立遵居然背着唃厮啰多次上书宋廷，要求宋政府封他为赞普，企图借重宋人的力量取唃厮啰而代之。

因为翁婿不和，导致三都谷一战被宋知秦州曹玮（北宋名将曹彬之子）击败。此一战，河湟吐蕃元气大伤，曹玮因此威震西域，吐蕃畏服。此后唃厮啰每闻玮名，‘即望玮所在，东向以手加颡’；（慕雨按：吐蕃民俗敬畏强者，对敬畏之人合手加颡以示尊重！）赞普如此，吐蕃部民更是对曹玮敬畏有加：甚至在三都谷作战之地，‘羌人到今畏慑不敢耕’。宋廷有此名将，岂能谓无人？

随着战败，唃厮啰与李立遵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最终翁婿二人分道扬镳。唃厮啰摆脱李立遵，率部投靠了温逋奇。唃厮啰一方面‘以温逋奇为论逋’，一面积极恢复势力。又娶当地大族乔氏女为妻‘生子曰董毡’。乔家族是吐蕃大族，居地在洮州之西、河州西南。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李元昊攻占西凉府，六谷蕃部十余万人投奔了唃厮啰。再加上数万归附的回鹘人，唃厮啰实力大增。宋廷册封唃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温逋奇为归化将军。李元昊如果全力南下侵宋，就必须要消除这一后顾之忧。

03　亲者痛，则仇者快

宋景祐元年（1034年），李元昊派25000人来攻唃厮啰，哪知道对手太过强悍，所部军兵‘败死略尽’，领军大将苏奴儿也成了阶下囚。李元昊怒不可遏，亲自率兵打上门来，唃厮啰见党项人势众，一面坚守鄯州不出，一面寻找机会破敌。唃厮啰得知李元昊在渡河之时，在水浅之处插了旗帜做标记，于是偷偷派人将旗帜移在深水区‘以误元昊’。等到双方决战结束，元昊率败军渡河，士兵从有标记之处争渡，结果‘溺死十八九’，李元昊大败，唃厮啰‘掳获甚众’。此后，唃厮啰屡次用奇大胜西夏军，李元昊从此再也不敢深入河湟之地。

见唃厮啰如此武功盖世，宝元元年（1038年），宋廷遣使不远千里册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每年支出大彩1000匹，角茶1000斤，散茶1500斤。希望他与宋廷结盟，‘出兵助讨西贼’。

唃厮啰的势力大增，却引发了另一次严重分裂。温逋奇发动了一场政变，拘捕了唃厮啰，‘囚厮啰于阱中’。好在吉人自有天相，赞普的这种坐井观天日子并没持续多久，政变很快平息。政变虽然平息，但吐蕃政权却不可避免的导致了再次的分裂。失去温逋奇政治势力支持的唃厮啰只好率领本部人马将王城由邈川西迁至青唐。

唃厮啰在迁居青唐之后，依靠乔氏家族的力量，声势得以复振。唃厮啰与李立遵翁婿二人交恶，加上新妇乔氏年轻貌美，唃厮啰与两个妻子的婚姻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唃厮啰命令前妻出家为尼，并将其安置在廓州居住，同时‘锢其子瞎毡’。另一个儿子磨毡角则惶惧之下‘结母党李巴全窃载其母奔’宗哥，父子三人从此反目成仇。

亲者痛，则仇者快——青唐吐蕃统治上层的分裂，给了觊觎吐蕃地土人民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可乘之机。李元昊在世之时趁吐蕃内部纷争之际，派人‘重赂间之，且阴诱诸豪酋’，紧接着出兵攻占了瓜、沙、肃三州‘尽有河西故地’。李元昊趁机扩张，断绝了‘吐蕃通中国道路’。

唃厮啰成为吐蕃各部的首领，军事颇具实力使其成了宋、西夏博弈之时极力拉拢的对象，远在漠北的契丹人也加强了与吐蕃的联系。辽廷在上京的同文馆设置宾馆，给各国信使居住。河湟吐蕃政权成为宋、辽、西夏之外的第四种势力，唃厮啰也成了香饽饽，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辽兴宗重熙年间，契丹人两次与西夏的作战失利。胜利冲昏头脑的李元昊决心再接再厉——1050年，西夏妄图挟战胜之威攻拔契丹边境要塞。结果招致辽廷报复性惩罚。两次的战败令契丹人知耻而后勇，小宇宙爆发的辽军锐不可当。长驱直入的辽军直杀到西夏首都兴庆府，在西夏腹心之地大肆劫掠。又攻破西夏重要的粮食基地摊粮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音浩特北），尽发禀储而还。（李元昊此举，标准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1053年，西夏人不得不主动向辽廷请和，双方战事这才平息。

辽兴宗终于出了一口恶气！虽然双方终于又坐回到了谈判桌前，但战争给双方带来的裂痕却在短期内无法愈合。议和后的辽夏关系无法再重回从前的蜜月期，双方已经心存芥蒂。辽兴宗吸取历次对夏战争只注重正面战场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扶持河湟吐蕃政权从侧翼牵制西夏。

辽兴宗死后，其子耶律洪基即位，史称辽道宗。宋嘉祐三年（1058年）辽道宗依前约送公主入青唐与唃厮啰之子董毡完婚。青唐城中‘谯楼后设中门，后设仪门，门之东，契丹公主所居也。’，辽廷‘欲徙董戬（董毡）凉州，与之相近’牵制西夏，唃厮啰‘辞以道远，兵难合，乃止’。笼络唃厮啰的吐蕃政权，联姻不失为一个高明手段。

公元1061年，十四岁的夏毅宗谅祚与讹庞儿媳梁氏私通，（早熟的孩子伤不起）因为保密工作的疏忽，结果被讹庞之子捉奸在床。讹庞大怒，阴谋杀掉谅祚。（戴绿帽子的不急，做公公的却急了。可发一笑！）哪知道家贼难防，这梁氏王八吃秤砣，铁了心的吃里扒外，向相好谅祚告了密。谅祚奸情败露，决定先下手为强。谅祚设计擒斩讹庞父子，（家有贤妻，夫不横死，此事当为娶美妇者戒！）杀红了眼的他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把皇后汉藏氏也杀掉，另立梁氏为皇后。（红杏出墙，付出就有回报）讹庞父子之死，是谅祚亲政的开始。

04　先下手为强

谅祚亲政之后陆续接纳了唃厮啰所部叛降之人，加上夏辽关系恶化，契丹人与吐蕃结为姻亲，因此，唃厮啰的吐蕃政权成了西夏人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时候的唃厮啰政权名虽统一，其实四分五裂不相统属：宗哥城为李立遵后人所控制，邈川重镇则控制在与唃厮啰有杀父之仇的温郢成俞龙（温逋奇之子）手中，黄河南部则由唃厮啰兄长扎实庸龙控制；河州地区则被‘怨其父’的唃厮啰长子瞎毡所掌握。一时间，唃厮啰陷入三面受敌的窘境。

谅祚见机会难得，继承父亲遗志再次对唃厮啰用兵。哪知出师不利，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战果，反而是损兵折将铩羽而归。碰了壁的他转而联结吐蕃以抗宋，企图堤内损失堤外补，通过入寇宋朝边境，掳掠财物弥补损失。

为了师出有名，公元1064年，（夏拱化二年、宋治平元年）蓄谋已久的谅祚借口宋人有意侮辱夏国使节，准备在边境挑起争端。宋泾原副总管刘几得到确切消息之后，立即报知暂代秦凤经略使陈道古，请派兵加强边防。哪知道这位代经略使根本不予理会，结果西夏十万军来势汹汹攻入秦凤路、泾原路，驱胁归宋的党项熟户80余族归夏，杀宋弓箭手数千，掠人畜约万计。

尝到甜头的谅祚第二年卷土重来，于正月、三月、十一月之间三次侵扰边境，祸害边民，‘杀属户数千，掠牛、羊数万’。

见宋人软弱可欺，宋治平三年（1066年、夏拱化四年）走顺了脚的谅祚这次亲自披挂上阵，率兵数万攻入宋境内庆州之大顺城（今甘肃西峰市北）。大顺城被围三日，却固若金汤。谅祚自感面上无光，恼羞成怒的他‘乘骆马，张黄屋，自出督战’。哪知道因为太过醒目，成了宋人的众矢之的。宋守军用强弩拼命招呼这个不请自来的强盗头，谅祚中箭受伤。夏兵锐气尽丧，无心恋战，谅祚只好匆匆退兵。

战败归来的第二年，谅祚派遣使人向宋神宗‘献方物谢罪’，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侵扰宋境。新登基的宋神宗答应同夏讲和，赐西夏绢500匹，银500两。（与仁宗皇帝的出手大方相比，神宗皇帝好生小气！）

哪知道心雄万夫的神宗答应讲和只是缓兵之计，和议草签方两月时间，宋边将种谔出奇兵迫降了西夏绥州监军司嵬名山。谅祚率众来夺绥州，又被种谔大败于大理河。狼狈败还的谅祚，很快就一病不起，龙游大海，时年21岁。因为谅祚的英年早逝，宋夏边境的争端暂时趋于平静。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69岁的唃厮啰病故，其三个儿子不和，分裂为三部。实际为两部，长子瞎毡、次子磨毡依附李立遵余党，控制黄河以南洮水流域，但不久俱亡。瞎毡之子木征割据于河州，制控了黄河以南各部。第三子董毡，一直为唃厮啰所信任，唃厮啰死后，由董毡继位，占据并控制了黄河以北湟水流域。董毡继立，为求得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遣使加强了与宋廷的友好往来。宋廷为了抑制西夏的南下侵扰，欲其助一臂之力，固此对董毡十分重视，颁布诏书，承认了他继父名爵的合法性。

此前，薛向与种谔曾提出经营陕北之议，由绥州向横山发展，占领整个陕北，再由北而南，居高临下，形成对西夏的战略优势；王韶的《平戎策》概言之有三个要点：其一、经制河湟一带蕃部的必要性，河湟一带的蕃部因为唃厮啰的去世，而内部相争不下，已经成为一种由独立于宋、西夏之间的政治势力变成了不稳定或不确实政治因素。因此，在未来的宋与西夏政治博弈当中，蕃部已经成了一个不可确知的变量。其二、经制河湟，可以使西夏有腹背受敌之忧，西夏人无法尽力长趋南下。其三、吐蕃内部的纷争，给了宋、西夏可乘之机。只要方法得当，完全可以将河湟地区纳入宋廷的势力范围。先下手为强，出手晚了，就会被西夏人捷足先登，大错铸成，那里再做补救，实在是愚不可及。

如果薛向、种谔与王韶等人的战略设想可以完成，就会形成南北深入西夏两侧的半包围圈。在陕西、宁夏、甘肃的地区构成夹击西夏的态势，不但可以威逼西夏，而且可以一举荡平西夏，洗雪祖宗八十余年来被西夏人肆意欺凌的耻辱。

一想到这里，年青的神宗不禁两眼放光、心潮起伏难平。

05　单刀赴会

第二日，神宗破例接见了官卑职微的王韶，仔细听取了他的战略构思。王韶将自己在陕西、宁夏、甘肃等地的所见所闻向神宗一一禀明，指出：现在宋廷应该从渭源（甘肃平凉）着手，直插青唐湟源的河湟地区，经营此地既可将青唐吐蕃为已所用，又可阻止西夏势力在此的发展。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如果现在不去占得先机，听任西夏势力在河湟地区发展壮大，将来再形成一个新的、强大的西夏，绝非国家之福。

神宗当即决定，委派王韶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专门负责此事。王韶故地重游回到陕西，立即筑渭源上下二城，屯兵作为进取河湟的基地。熙宁三年，王安石荐举王韶负责秦州西路招抚吐蕃诸部事宜，募人营田以实军资。

为了使王韶心无旁骛的按既定方针经营边事，熙宁三年冬，神宗相继贬黜秦凤经略使李师中、窦舜卿等，另外委派支持变法的韩缜知秦州。王韶升任太子中允，提举秦凤西路蕃部及市易司事，设市易司于古渭，赐钱30万作本金，以川交易物货给之。

神宗、王安石君臣二人对王韶开拓河湟一事寄予厚望，而王韶果然不负重望，谋定而后动：在到任之后积极开展对蕃部的招抚工作，经过数年的认真准备王韶开始付诸行动。

青唐族是古渭州吐蕃大族，人马颇众。有沙克精谷、讷支蔺毡、张族、党令征、鱼角蝉等部族生活、居住在这一地区。其中一个号称族大难制的俞珂龙部落，势力最强。渭源羌和西夏都在极力拉拢，而众将却劝说王韶进兵讨伐。王韶以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决定单刀赴会前往招抚。

熙宁四年春夏之交，为了表示诚意，浑身是胆的王韶亲率数骑直趋俞龙珂帐进行招抚。王韶‘抵其帐、谕其成败’，并且留宿帐中以示不疑。俞珂龙没有料到王韶有如此胆识，感动之余‘率所属十二万口内附’。由于宋廷对吐蕃用‘中国法教驭之’，日久天长的儒家思想灌输，吐蕃部族人民也渐习汉法，渐变风俗，渐有华风。俞珂龙因久闻宋廷包拯大名，仰慕其人品，上表请求宋神宗赐姓‘包’。

神宗没有因为他不求赐国姓‘赵’而心下不爽，反而玉成其事，亲赐其姓名为‘包顺’，准其世守岷州！包顺及其后人，为宋守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史称‘秉心忠义，前后战功为一路属羌之最’！

王韶在边地兵不血刃招抚吐蕃部族十余万丁口，在边境之上引起极大震荡。受此影响，一些小的部落也选择了归附宋廷。相继归附宋廷的又有二十余万口！北宋所辖疆域，因此而扩展一千二百里。

王韶的胜利消息，极大的振奋了变法派的士气。因此，王韶也成了朝堂内外反对变法派的攻击对象。王韶在边塞亦积极推行各项新法，设置了市易司、营田司等变法机构。此举，既活跃了经济，发展了生产，同时也保证了军需供给。王韶在边塞实施的变法，为熙河的胜利开拓打下了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也招来了朝堂上的群起反对。一时间流言蜚语纷纷，‘内则为大臣所沮，外则为将帅所坏’王安石知道王韶人才难得，在朝堂之上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竭力支持王韶经营河湟。

人言可畏，众人摇唇弄舌神宗也大受影响，竟然也认为王韶的招纳是种无用功。

熙宁四年六月的一天，神宗在朝堂之上公然表明观点——

上曰：“韶招纳未有效。”

王安石不知天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闻言诧异道：“只今招出，即是其效，为用与否，即在朝廷与将帅尔。”

神宗望着王安石一时间有点怔忡，这时候文彥博在一边插言道：“招纳无补。”

力挺王韶就等于在维护新法，王安石对日益老成的神宗皇帝尚须谨言，对于枢密使文彥博就不会太过客气了，理直气壮地反驳道：“不烦兵、不费财，能抚结生户，不为西人所收以为边患，焉得为无补？”

06　事实胜于雄辩

王韶不等不靠，兵不血刃拓地千里，岂能是无补？任由西夏人将河湟吐蕃收附，西夏人如虎添翼，那时候宋廷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法估量的！王安石担心的正是河湟吐蕃‘若为夏人所收，则为患大矣。’

事实胜于雄辩，王韶的功绩绝不能因一点瑕疵而一笔抹煞。然而神宗也不敢把所有的鸡蛋放一个篮子中，在熙宁四年八月，新设立了秦凤路沿边安抚司，命王韶主持安抚司及营田市易；另外安排了高遵裕作副手，表面上看似乎从此王韶事权归一，其实神宗是在王韶身边安排了自己的眼线。高遵裕正是英宗皇后高滔滔的伯父，乃是货真价实的外戚。

不久，原受宋廷羁縻、受命为河州刺史的另一个蕃部大首领木征（瞎毡长子），提出了反对朝廷对蕃部朝廷招纳的意见。兹事体大，宣徽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郭逵向神宗请求机宜。朝堂之上王安石与文彥博等人再次对王韶平戎之策可行与否展开大辩论。为了坚定神宗的开拓熙河的信心，王安石激励天子道：“仁宗仁恩在群臣可谓深厚，夏国陵侮仁宗最甚，群臣欲报仁宗，当以夏国为事，使夏国推屈，乃所以刷仁宗之耻也。”

王安石敏锐的体查到神宗皇帝的摇摆心态，上疏专论此事，建议神宗道……稍假王韶岁月，宽其衔辔，使谗诬者无所用其心，则臣敢以为事无不成之理。臣于郭逵、王韶，何所适莫？但蒙陛下知遇，异于众人，义当自竭，以补时事，故辄忘进越犯分之罪，而冒昧陈愚，伏惟陛下裁赦。

宋神宗读过奏章之后，终于坚定了支持王韶开边的决心。为了王韶可以专心边事，将郭逵调离秦州去判渭州。而将吕公弼调作判秦州兼秦凤路经略使，使王韶从此行事不再受边地最高行政的掣肘。

对神宗此举，王安石赞成道：“陛下专以此事委之，必尽力。此大事，陛下宜留意。他时兼制夏国，恢复汉唐旧境，此乃根本，且不劳民费财。”

王安石为天子描摹了美好远景，现在王韶抚纳河湟吐蕃，正是为了兼制西夏，恢复汉唐故疆！

在王安石的坚持下，熙宁五年五月，宋廷升古渭寨为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县），作为开拓熙河的根本。同时划秦州所属宁远、大洛门、小洛门、哑儿峡四寨属之；七月，实力大增的王韶兴筑渭源堡（今渭源城）；八月，王韶光复武胜。胜利消息传来，王安石大喜道：“洮西既为内地，武胜更为市易，即必为都会。洮河居夏国上游，足以制其死命。”

神宗传旨改武胜军为镇洮军，以高遵裕知军事，在镇洮军设置市易司，赐钱五十万作本金。

冬十月，升镇洮军为熙州，置熙河路，领熙、河、洮、岷等州及通远军，升王韶为龙图阁待制、熙河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继续向洮西推进。

此时的河、洮、岷等州还在吐蕃各部控制之中，王韶决计率兵长途奔袭去攻取河州，制服木征。熙宁六年二月，王韶克河州。

很快，王韶军事进展太过顺利的负作用显现：一些吐蕃部落迫于军事压力降附了宋廷。不久之后降而复叛。王韶率军平叛顾此失彼，木征趁机又夺回了河州失地。王韶再次挥师西进，攻破诃诺木藏城（今广河县城）稍事休整之后，王韶决定长途奔袭率兵直趋河州。

王韶率军穿行于露骨山（陕西渭源县南部与漳县交界处，山体如森森白骨，故名露骨山。民间传说，此处即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处）而南，露骨山山势险峻，道路崎岖难行，许多地方只能牵马而行。宋军跋山涉水进入洮州界内，大败木征弟巴毡角，南山诸羌望风披靡。木征得知消息大为惊恐，留下部分人马守城，亲自率精兵尾随宋军伺机发动攻击。

王韶手下将领建议率众直扑河州，他却不作此想。王韶认为，如果兵临河州城下一时无法攻拔，木征在与城内守军遥相呼应，‘四山蕃部得气，且复坌集，则大事去矣。’经过详思，王韶决定兵分两路作战：派遣手下大将景立思率一部进攻河州，自己亲率一部宋军与尾随于后的木征周旋。

07　熙河开边

木征百密一疏，陷入宋军伏击圈，王韶‘与战、破走之’。当宋军会师于河州城下之时，留守的吐蕃军兵只道是木征首领凯旋，‘已而知其非是，乃降。’

此战王韶表现出来的阳刚与勇武，颠覆了后人诟病宋王朝‘积贫积弱’之说，明人有诗赞曰：

露骨山前月色高，夜闻胡骑在临洮。

将军为挂平羌印，独倚长虹看宝刀！

在光复河州之后，王韶继续前进。率兵至马练川，收降蕃部瞎吴叱，继而攻拔宕州（今甘肃宕昌）。岷州本令征以城降，宋军遂占据岷州（今甘肃岷县）；王韶分兵破青龙族于绰罗川，岷州钦令征、洮州郭厮敦皆诣军降。蕃部闻知王韶麾下宋军所向无敌，相继举城归附。

从熙宁五年开始、第二年八月王韶再下河州，历时一年半的这一战役，史称‘熙河之战’。宋军在王韶的正确指挥下‘军行凡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复州五，僻（辟地自临江寨至安乡城，东西千里，斩首千余级，获牛、羊、马以数万计’。王韶的平戎策大获成功，宋廷取得了开创以来空前的一次大胜利！

这一战，因为交通讯息的不通畅，王韶率领的宋军与大后方失去联系数十天，‘人皆传韶已全师覆没’。朝堂之上流言纷纷、人心不安，弹劾王韶丧师辱国者众，只有王安石坚信不疑。王韶如果战败，王安石不但相位不保，而且新法的推行也将会因此而半途而废。

王韶的捷报于十月上旬陆续送至朝堂之后，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

熙宁六年九月，王安石率同其他执政大臣，以收复熙州及洮、岷、叠、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一万九千余人，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上表称贺。

数日前失去王韶消失之后，神宗如坐针毡寢食难安。当捷报传来欣喜若狂。见到贺表，神宗兴奋不已。

史载：上解所服玉带赐安石，遣内侍李舜卿谕旨曰：“洮河之事，小大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带赐卿，以旌卿功。”

王安石不敢居功，极力推辞道：“陛下拔王韶于疏远之中，恢复一方。臣与二三执政奉承圣旨而已，不敢独当此赐。”

神宗见他这样，‘又令舜举谕旨曰：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赐卿带以传遗子孙，表朕与卿君臣一时相遇之美也。’

翰林学士元绛有诗纪其盛事，其中有‘何人更得通天带，谋合君心只晋公’之句！

神宗心中清楚：没有王安石一人力挺王韶独当一面，宋人在熙河之役中不可能取得辉煌战果。话说到这份上，见天子赏赐确是出于至诚，王安石这才诚惶诚恐地接受。

南宋朱熹曾收藏了数封当时王安石写给王韶的书信，后来朱熹将这些信的内容转抄送给王韶的曾孙王阮，并且作《答王南卿》一文，信中写道：“……家有荆公与襄敏公（王韶谥）手帖数纸，见当时事，若非荆公力主于内，则群议动摇，决难成功……若论熙河之役，则二公实同心膂，无异说也……”可见，如果没有王安石的鼎力支持，熙河之役极可能变成一次虎头蛇尾的军事行动。

王韶经略熙河，意义重大：熙河之役的胜利，是神宗、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运动的一个胜利；是对保守派与悲观派的有力打击；经略、招抚河湟吐蕃部族的成功，与种谔谋取横山遥相呼应，对西夏政权形成了战略包围态势。摆脱了从前对夏作战中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实现了王韶《平戎策》提出的使‘西夏有腹背之忧’战略目标。

王韶经略熙河之前，甘肃及青海地区的吐蕃各部四分五裂，不但时常受到西夏政权的侵扰，而且内部纷争不已，严重影响了河湟地区各民族的生活与社会发展。王韶兼并、招抚吐蕃各部，使之纳入北宋政权的保护之下，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民族之间的内耗与战争。而且客观上促进了甘肃、青海之间的各民族融合，有力的推动了该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使社会安定。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上述地区渐行另法教，吐蕃人民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差异在融合中逐渐缩小，具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

熙河开边，王安石功莫大焉！

08　大宋速度

熙河开边的成功，使得一度因西夏的掠夺战争完全中断的‘丝绸之路’再次通畅。回鹘、大食，西域诸国的商队可以经过河湟地区往来于中西之间，宋廷不但可以再次获得急需的战略物资马匹等物，而且还活跃了北宋的经济，加强了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宋文明得以远播西域。

王韶所上的《平戎策》对北宋政府制定的开边政策影响极大，也是神宗皇帝此后制定对吐蕃政策的重要依据。王韶经营河湟，意在制扼西夏，在控制了河湟地区之后与横山战场相呼应，合力击灭西夏。王韶把他的战略构思精练为‘见形于彼，而收功在此’，如果据有河湟之地诚得而耕之，其利岂止威伏羌戎而已耶。立下为国开边的殊勋，王韶因此‘进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第二年，入朝又加资政殿学士，赐第崇仁坊。’

宋人在河湟地区紧锣密鼓的兼并与招抚，立即引起了西夏政权的严重不安。

谅祚去世之后，年方七岁的儿子秉常即位，其母梁太后垂帘听政。梁太后任用其弟梁乙埋为国相，辅佐处理朝政，同时重用党项贵族都罗尾集团和罔萌讹。史载‘萌讹略知书，私侍梁氏，（这位梁太后伉俪情深，不忘给阴阳两隔的谅祚发顶绿帽子御寒）移逋、萌讹皆以昵倖进。（梁氏的面首还不少！）’，‘彼所用谋国者，非梁氏叔伯即兄弟。’很快西夏政权由外戚势力所把持，梁氏一门排斥异己、为所欲为。

宋熙宁二年，梁氏向宋上表，请求废汉礼，改用蕃礼，神宗许之。梁氏的倒行逆施，很快引起了朝中党项贵族和汉官的强烈反对。元昊弟嵬名浪遇精通兵法‘老于军事’，在谅祚朝时曾任国相，此时任都统军。梁氏因为他‘不附诸梁、迁下治而死’，梁氏集团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

梁氏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使得上下离心‘部族携二’。在社会矛盾、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之下，梁氏想到了转移民众视线的办法，大举入寇宋朝边境，以转嫁政治危机。

熙宁二年三月，梁氏先是上表神宗，请以塞门、安远二寨换回失陷的绥州。宋廷已将绥州更名为绥德，神宗自然不会答应。四月，梁氏以此为由，派兵进攻宋秦州，破刘沟堡，宋将范愿战死，宋廷损失士卒数千人。

第二年四月，西夏人卷土重来，希望夺加失地，双方在庆州一线对峙相执不下。八月，夏举全国兵力号称三十万进攻庆州，宋军竭力应战，抵挡住了西夏军的猖狂进攻。

就在西夏与宋激战方酣之时，吐蕃董毡出兵在后面偷袭了夏人。董毡继位之后，十分注重与宋的睦邻友好关系，数次遣使入贡。神宗继位之后依唃厮啰例回赐，并且对董毡‘加太保、进太傅’，第二年，再‘封其母安康郡太君，以其子蔺逋叱为锦州刺史’希望他在关键时候助大宋一臂之力。宋廷的未雨绸缪很快就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回报，西夏空国出兵侵扰环、庆二州，继而又猛攻大顺城。宋军损失惨重，眼见不支。董毡趁西夏国内空虚，沿边袭扰，有力的牵制了西夏攻宋的兵力。

西夏陈军坚城之下本已经是师老兵疲，这时又闻后院起火，只好悻悻退兵。宋廷得知董毡施以援手，‘赐玺书、袍带奖激之’。

夏军退出战场之后，宋廷出兵报复，从庆州一线还击西夏并进驻陕北，更于熙宁三年十一月，命参知政事韩绛宣抚陕西、河东，开幕府于延安，全权负责陕西、河东一线对夏作战事宜。

熙宁四年（1071年）元月，宋廷以知青涧城种谔为鄜延钤辖，命诸将皆受种谔节制。种谔蛰伏多年此番出山仍决定按此前谋取横山的既定方针对付西夏人。为了夺取宜农宜牧的横山地区，亲率宋军深入横山要冲啰兀（位于无定河边，托定故县北之滴水崖。啰兀在西夏语中意为驻守！），于啰兀之北大败夏军，同时派兵两万抢筑啰兀城。

种谔在啰兀筑城，等于在西夏的战略要地打入的一个楔子。宋人打上门来是自夏立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夏廷恼羞成怒，‘自是夏人日聚兵为报复计’。夏人积极准备反扑，种谔更加紧了筑城，在筑啰兀城的同时，派兵进筑永乐川、尝逋岭二寨，分遣都监赵璞、燕达等‘筑抚宁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寨’。种谔步步为营，一连串的以大宋速度（啰兀城‘凡二十九日而毕’）筑城行为令西夏统治集团十分恼怒。

09　永远的只有利益

二月，梁乙埋倾全国兵力发起了对宋的反攻作战。攻顺宁城，围抚宁，连战克捷，‘于是新筑诸堡悉陷，将士千余人皆没。’，西夏乘胜夺回了啰兀城。

见战事不利，神宗急忙下诏班师。西夏虽暂时占据了上风，但战争是拼的综合实力。西夏脆弱的经济基础无力支撑与宋连年的战争，本来是想以战养战，哪知道却得不偿失。连年的战争，引起了国内人民严重不满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熙宁四年五月，梁氏明智地放低身段主动向宋廷提出和议。九月西夏再度遣使由延州入宋，向宋廷讨要绥州，神宗仍予以断然拒绝。第二年七月，宋与西夏和议成功，双方约定以绥德城外20里为界，各立烽堠。

董毡此前对宋廷环、庆之役的鼎力援助，使西夏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董毡已经成为夏国西部边陲的大患。恰逢此时王韶发动了熙河之役，此举极大的破坏了吐蕃与宋廷之间的传统友谊。西夏立即想到了利用宋廷出兵河湟的机会，结好董毡，向董毡表达了改善双方关系的建议：将西夏国主秉常的妹妹、夏国公主嫁与董毡之子蔺逋叱为妻，双方联姻共同对抗强敌宋廷。

王韶开边本来是希望开辟进攻西夏的第二战场，改变宋廷数十年来对夏作战的不利局面。初衷不可谓不善！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建功心切的他从最初的招抚为主，演变为武力的征服。简单的把征服与归顺划等号，显然是种一厢情愿。此举不但违反了部分吐蕃人民的心愿，也使董毡投附西夏对抗宋廷成为一种唯一的选择。

西夏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势必极尽拉拢吐蕃部族之能事。西夏统治集团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主动提出与吐蕃尽释前嫌，愿结为秦晋之好。大力支持吐蕃的抗宋斗争；而宋对瞎毡、磨毡角部落的兼并，使湟水流域的董毡顿生唇亡齿寒之感，迅速改变以往与西夏的敌对关系是符合吐蕃民族利益之事。出于共同‘抗宋’的目的，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化敌为友也是情理之事！

熙宁五年十二月，西夏与吐蕃合亲的事情传至中原，在宋廷引起不小的震动。王安石向神宗提议设法阻止，只是宋人的消息太过闭塞，此时西夏公主早已到了青唐，生米成了熟饭，木已成舟。（大宋国情报工作的滞后，真是害人不浅啊！）

董毡在积极寻求外援的同时，派手下大将鬼章进入熙河，与木征及当地吐蕃诸部互为表里一道抗击宋军，以求恢复河湟故地。在踏白城之役中，鬼章率众二万余，分筑三城与宋军周旋。宋知河州大将景立思等人战死，吐蕃军取得了自熙河之役以来对宋作战的最大胜利。木征趁机联合西夏进围河州，一时间情势急转直下，熙河地区情势危急万分。朝堂之上保守派与反对派都无法再淡定，再起弃熙河之议，神宗为此焦虑的茶饭不思。

踏白之战后，吐蕃大将鬼章一战成名，‘时出之以慑制，西域、于阗等诸国皆畏惮之，董毡藉此一战之胜遂复其国’。解铃还须系铃人，很快王韶衔命出征，救兵如救火，王韶日夜兼程赴援。

王韶赶至军前，‘熙方城守，命撤之。选兵得二万，议所向，诸将欲趋河州。’

王韶再次展现了他的用兵才能，力排众议，分析敌情道：“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

谋定而后动，王韶率兵‘直扣定羌城，破结河族，断夏国通路，进临宁河，分命偏将入南山。’木征知道援兵受阻，见机不妙，立即风紧扯乎‘拔栅去’。此后木征一直流窜于西蕃境内，直至熙宁七年四月，王韶大破西蕃，始出降。

河州之危顺利化解，宋廷上下终于云破天开。当初，景思立战死，神宗为之旰食宵衣，屡次下诏告诫王韶切勿轻敌。等到王韶的捷报传来，‘乃是，帝大喜’。

10　王安石军事思想

年轻的神宗可以转悲为喜，老成谋国的王安石却无法开心起来。熙河之役大获成功后，王安石也曾为此欣喜不已，他以为此战之后‘羌兵自此无传箭，汉甲如今不解累’。现在河州危局虽解，然而留下的教训却是深刻的。踏白之败与河州的危局使王安石清醒的认识到，夏蕃联盟对宋经营熙河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是不会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的。清醒过来的王安石，重新审视王韶的《平戎策》，及时的对《平戎策》做出了修正。王安石作书与王韶，给经略熙河的他在信中如此写道：

……喻及青唐，既与诸族作怨，后无复合，理固然也，然则近董毡诸族事完之后，以兵威临之，而宥其罪，使讨贼自赎，随加厚赏，彼亦宜遂为我用，无复与贼合矣。与讨而驱之，使坚附贼为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诚能挫董毡，则诸羌自服，安所事讨？

王安石在书信中明确告之王韶：暂时停止尽取湟、鄯的战略意图！

计划赶不上变化，从前王安石也曾于神宗面前慷慨陈辞‘木征既取，则董毡、夏国皆知惧，如董毡亦非难取也’。然而事实却告诉王安石，与其‘讨而驱之，使坚附贼为我患’，远不如继续实行‘联蕃制夏’政策来的稳妥；为了打消董毡的顾虑，令他迷途知返，王安石主张与董毡重修旧好，厚抚为我所用。‘使讨贼自赎，随加厚赏’。

此后，王安石虽然离开了政治权力中枢，然而他的对蕃政策却被神宗所继承。背靠大树好乘凉，吐蕃民族很清楚，宋廷无论从各方面来看，都不失是一个好的盟友，更何况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也决定了董毡的最后选择。

‘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的选择’——在宋廷的努力下，河湟吐蕃终于与宋再续前缘，恢复友好睦邻关系。

洮、河流域很快安定下来，宋廷得以继续实施制夏战略。元丰四年（1081年），神宗对西夏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五路大进攻。董毡作为宋的忠实盟友，也应宋廷的要求出兵助战。董毡派遣‘酋长抹征等率三万人赴党龙耳江及陇、朱、珂诺，又集六部兵十二万，约以八月分三路与官军会一。’

神宗本来是见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皇权与外戚争斗不已，政坛动荡，担心辽廷先于宋人发兵。神宗想占得先机，一举灭亡西夏，哪知道事与愿违：宋军作战太不给力，五路大军被西夏杀的大败。

西夏侦知吐蕃出兵的消息，抢先发兵袭击斫龙城附近西罗谷的董毡部属，却被董毡的养子阿骨里打败。继而夏人又以许割斫龙以西地来引诱董毡叛盟，也遭到对方严辞拒绝。董毡表现出来的忠诚，令宋神宗大为感动，所以在五路大军失败的情况下，仍厚抚青唐吐蕃董毡，晋封他为武威郡王！

历史悲剧总是在不断的重新上演：

神宗朝之后，短视的宋廷再一次把吐蕃政权逼上了联夏抗宋的不归路，夏蕃得以继续和亲。宋廷‘讨而驱之，使坚附贼为我患’，王安石一语成韱！熙河之役是兼并、招抚散布于河湟地区已经势微的吐蕃部落，其时董毡无力再次统一各分裂势力，而这些分裂势力处在北宋与西夏之间，无法久存。要么归附北宋，要么归附西夏。出于自身安全计，宋廷出兵攻占熙河地区无可非议。

在完成了对熙河之地的用兵之后，王安石以其政治家独有的敏锐眼光，在权衡利弊之后，及时对王韶的《平戎策》做出了修正。一昧的使用武力征服，只会适得其反。王安石修正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更见其远见卓识于一斑。

其政治智慧对今日中国之民族问题亦有借鉴之意义！

年轻的神宗经常是旰食宵衣，辛勤处理政务。怎耐人生不如意事常居八九，继承的江山社稷家大业大，经常是烦恼不断，按倒葫芦瓢又起。国际国内的事务繁复，许多时候令他疲于应付。

宋、辽自仁宗朝庆历年间发生过辽兴宗索求关南旧地一事以来，双方一直保持着和平对峙与友好往来。随着国际风云变幻，双边关系在数十年后的熙宁年间再起波澜。

国际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

11　宋、辽边境纠纷

辽宋之间再起争端，主要原因是辽夏关系的改善：

从11世纪70年代以后，辽夏关系逐渐走出了战争的阴影，并且再次开启了友好合作的局面。辽夏关系的转暖，是出于双方的政治需要。辽廷方面有此诉求，是因为经双方协商妥善的处理了影响双边关系中的边境部族问题。西夏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代替叛逃党项输贡，以此方式来满足辽廷宗主国的政治、经济要求。只要有人埋单，辽廷也就乐得顺水推舟答应不再就边境问题寻衅。此时，辽廷内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西北阻卜部族的反叛越演越烈，严重威胁到辽王朝西部边疆的稳定。及时的从辽夏边境抽身，尽全力镇压阻卜人是明智的选择。与夏王朝恢复旧好，辽廷还希望借重西夏的军事力量，共同反击和镇压阻卜；另外重点的一点是，宋廷对内刷新政治，对外积极开拓，在西北的话语权、政治地位已经呈现超越辽王朝的趋势。特别是在对夏战争中，宋廷一度取得进取横山、经略河湟的重大战果。宋神宗继位以来，短短数年间就扭转了此前对夏作战中的不利局面，而且树立了其在西北政局中的主导地位。如果听任这种情形继续，西夏的衰亡指日可待。接下来宋人就会掉转枪口全心全意地对付辽廷了。

辽朝担心有朝一日宋人也会把自己当作灭亡目标并不是杞人忧天，宋廷开拓河湟、制扼西夏，最终的目的正是与契丹做一个历史大清算。有鉴于此，辽廷大幅度转变了以前敌视西夏的政策，开始积极介入宋夏战争，力助西夏走出败亡的困境是符合契丹民族整体利益的事情。

熙宁四年（1071年），宁夏争夺啰兀城地区，西夏在失利之后，向辽朝请援。辽道宗‘发腹里兵三十万往西界’聚集在宋辽边境上对夏表示声援。

第二年，辽宋两国间爆发了边境纠纷，事件很快升级，辽国派兵七八千越过拒马河界，由此开始了近两年之久的边境属地纷争。

公元9世纪后期契丹人崛起于潢水（西拉木伦河）和土河（老哈河），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政权，此后960年，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辽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不断南进，因为辅立了后晋石敬瑭政权，所以获得了燕云十六州地土。北宋在继承了后周国土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疆域，并试图夺回燕云故土。宋辽之间经过数次较量，最终认同均势局面的结果，由此形成了中古中国的又一个南北朝。

从此，辽宋双方各据当时中国的南北半边，两国之间有一条大致稳定的边界线，其中自北宋雄州（今河北雄县）以北，边界为拒马河，又称白沟河，经霸州（今河北霸州）东至海口，也被称为界河。界河以西，主要是以后晋所献十六州中南边军州军为界，涿州（今河北涿州）、易州（今河北易县）、蔚州（今河北蔚县）、应州（今山西应县）、朔州（今山西朔州市）和宁边州（内蒙古准噶尔旗东南）及金肃州（今内蒙古准噶尔旗西北）等州南境为辽国南部边界。北宋在灭亡了北汉之后，也继承了此边界。

影响辽宋两国关系的正是领土与边界问题，辽宋关系中最为敏感的也是边界。北宋为此在辽宋边界地区，河北东、西路和河东路北部沿边地区设有缓冲区。在河北缘边为两属地，在河东边界则设有禁地。在与辽廷的争锋之中，宋人总是居于守势。为此北宋为了防御辽朝的进攻，缓解边境的压力，避免直接冲突，在辽与处理边境事务时候予留了弹性空间。方便双方在边界事务的处理中游刃有余。

在宋辽边境之间的缓冲区也称为两输地，顾名思义，两属意为既属于宋，同时也属于辽，两输为既向宋供租赋，又向辽缴租赋。居住于两属地的人户，称为两属户或两输户。两输地之北为全属辽国地区，之南为北宋国土。

在熙宁五年之前，辽国不曾派兵进入拒马河以南的两属地区。熙宁五年和六年时，辽国多次派兵越过拒马河，平静多年的两属地区顿时出现了紧张局势。

事情的起因是，北宋缘界河巡检赵用，因北人在界河上捕鱼，并劫夺界河司船，赵用忍无可忍，派兵过河追捕。失去理智的宋人越界河十余里，不但夺回了鱼船，而且报复性的焚烧了不少的北界房屋。事态迅速扩大，辽廷开始举兵过拒马河南两属地，并提出要求北宋罢乡巡弓手。

关于这一事件，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认为这是契丹人的挑衅。似乎是辽廷预谋已久，有意制造事端，挑起边衅。其实仔细分析就可以知道，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宋，是不符合契丹国家利益的事情。故意制造事端，挑起争端，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事实证明：王安石变法推行的各种关于军政方面的改革，已经引起了契丹政权的严重不安。

12　政治危机

熙宁三年制定的保甲法推行以来，经过严格的训练，保丁具有了较高的武艺，一些人‘事艺精熟’，其精锐程度甚至‘更胜正兵’，超过了禁军的作战力。由于保甲法使‘农民半为兵’不但引起了司马光等人的担忧，而且民兵队伍的壮大，也令‘夷狄望风震恐’。宋人在雄州两属地创建乡巡弓手，契丹人对此深感不安，一直在寻找机会提出了罢却乡巡弓手的要求。赵用过界事件，正为契丹人找到了责备宋人的借口，于是出兵巡逻拒马河以南两属地，此后辽国巡马时常出现在拒马河南两属地。后来干脆着手在两属地设立边防哨所，显然是想将军事存在形成一种常态。

辽廷在越境增设边防哨所的事情引起了朝野震动，神宗深感不安。廷议中枢密使文彥博、副使蔡挺主张针锋相对‘候其来，必争令拆却’。

神宗担心辽廷不会善罢甘休，忧心不已道：“拆却若不休，即须用兵，如何？”

蔡挺斩钉截铁答道：“不得已，须用兵。”

神宗却对同时与辽夏吐蕃交兵信心不足，‘以为难，曰：彼如此，何意也？’

王安石主张依从辽人的要求，暂时罢却乡巡弓手，并断定辽国不会侵占两属地。

文彥博等认为，如果尽罢乡巡弓手，‘恐两属人户为北人所占，若向时放税，便为北人所收，不可复取。’

王安石则认为‘时异事殊，即应之不可一揆。今观北人惟欲无事，非敢倔强也。如占差役人，则我占人数比契丹所占甚多，然契丹乃欲依见在所占人分定。’

王安石希望息事宁人，并不是对契丹人畏之如虎。而是担心事态扩大之后，宋廷有两线作战的风险。现在谋取横山、熙河开边的事情正进行到关键时候，必须尽全力支持王韶等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军事上的失利，牵一发而动全身。会令轰轰烈烈开展的变法戛然而止，任何影响新法推行的事情都必须要防止发生。

神宗与王安石在处理这次政治危机的时候，不约而同的想到了绥靖政策。果然，熙宁六年六月之后，再未有辽巡马过河的事情发生。人同此心，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时候，任何扩大事态的军事挑衅都是一种不理性的盲动。宋与辽之间都不希望打破这种国际的均衡态势，所以做的最多的是一种政治讹诈。一时的隐忍是为了将来的暴起发难，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国际纠纷，事件当事人通常时候是不会诉诸武力解决的。

事情终于平息，契丹人果如王安石所料并没有在北宋边境安置哨所，这一事件也没有影响到王韶攻取河湟的军事行动顺利实施。

兵圣孙子云：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王韶熙河开边大获成功，宋廷取得了一场空前的军事胜利。清人梁启超对此赞誉有加道：自韶之为安抚司，不过二年，而辟地二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取二百余年来沦没之旧疆，一举而复之，亦可谓振古奇勋也。

开拓河湟之地的成功，也令王安石的声誉达到了颠峰。军事的胜利有力的支持了国内各项新法的实施，保守派的反对声音渐趋势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