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实行的是重文轻武的政策，所以文人的地位很高。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都曾主持过革新变法，有的还当过军事统帅，虽然变法相继失败了，他们在军事上的作为也不算大，还都受过撤职查办的处理，但毕竟都掌过实权，施展过自己的政治抱负。司马光虽然反对过变法，思想也比较守旧，但一部《资治通鉴》足以让他彪炳千秋。《资治通鉴》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写的是从公元前403年到作者生活年代的一千多年历史。司马光是想通过总结朝代兴衰的经验，来为统治者提供政治借鉴。联系到他是因为跟老王赌气辞官后写成此书的，所以说他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借古讽今，为现实服务。作为文化界领袖，不光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变法，还躲在阴暗角落里编书拿历史说事儿，编累了还写公开信（《与（王）介甫书》）贬损当朝宰相，宰相呢，看了也写公开信（《答司马谏议书》回骂。不过这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北宋的文化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当然司马光当政时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也做过一些好事。

这一回，我不想多说那些在政坛上得意的文人，因为宋代文人的地位再高也仍然有许多落魄的人，而这其中柳永、苏轼就最具有代表性。这不光因为他俩的文学成就很高，还因为他们一辈子不如意，是世上少有的倒霉蛋儿，偏偏这其中又有很多故事，说起来也挺有意思：

好，我们先来说说北宋开一代词风的柳永柳大师。柳永原名叫三变，福建崇安人，是工部侍郎柳宜的小儿子，他少年时代就进京来参加科举考试，为的是尽早取得功名，以便光宗耀祖。在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期间，他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歌伎，由于擅长词曲，他就开始替她们写歌，挣点儿外快。由于在娱乐界混长了，他也养成了一种放荡不羁的浪子作风。

说起来，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门写词的作家，他虽然文才出众，但由于所写的东西不是主旋律，因此也就成了边缘化音乐人。他一边进行音乐创作，一边应考，在宋仁宗继位的当年考上了进士。于是就有人在宋仁宗面前举荐他，说他是前无古人的大才子，可皇上却对他很不感冒，认为他根本写不了社论、时评、工作报告一类的东西，所以就在推荐他的文件上写了四个大字：“且去填词。”那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爱在娱乐界混吗？专门为“烟花巷陌”的女歌手填词写歌吗？那就发挥你的专长，“且去填词”，玩去吧！

宋仁宗批的这四个字，对很想走仕途这座独木桥的柳永打击很大，为啥？在封建年代不走仕途很难做官发财、成为人上人呀。可现在皇帝佬批了“且去填词”，他也不敢表示抗议，只好以玩笑的态度幽默它一把，把自己包装为：“奉旨填词柳三变”。带着这个特殊而搞笑的圣旨，他在汴梁、杭州、苏州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所以说人家柳三变写的“流浪者之歌”比印度人早得多，只是没拍成电影罢了。不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代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已经很发达，要不柳三变唱着“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就只好到开洼野地去找饭门了。

大家知道，唐诗宋词元曲过去都能唱，柳永的词之所以赢得了当时百姓的普遍喜爱，说明柳永创作的东西文字很优美、曲调也很优雅，可谓宋代最流行的歌曲。您要问他谱写的词曲影响有多大？当时就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说法！那意思就是说，只要您口渴去水井打水，都能听到音乐人柳永谱写的流行歌曲，就好像前几年电视广告吹的那样：“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这叫一个“牛”！

您说那时候要是时兴走穴，搞大型演出，“奉旨填词”的柳永先生得赚多少钱？要是再来个明星代言，让他熟悉的歌伎、舞女穿着比基尼伴舞配唱外加蹦迪瓦普，各地的“柳丝”还不把地球绕上好几圈儿？因为那时候，教坊里的乐工，每次得到新腔，必求柳永来为之填词，京城汴梁的歌厅小姐，对柳永创作的歌曲，更是趋之若鹜。他随便给哪个歌伎写一首词，那个歌伎就能身价倍增。于是能和他床下填词，床上云雨，就成了歌伎们的星语星愿。她们明白如果唱不上词作家柳永写的歌，就白离乡背井地做“京漂了”，更不可能唱红大宋歌坛。

话说回来，正是在到处流浪中，在与教坊歌姬的交往实践中，柳永才对宋词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是文人中第一个大量创造长调慢词的。啥叫长调慢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舒缓悠长的歌曲。他在词中不光大量采用土话、俚语，也是第一个将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写入歌词的人。我这样说，您可能要误会，以为人家柳永写的都是靡靡之音，其实他反映的大多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变化。在仁宗亲政的三十年里，政治经济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文化事业发展得也挺快，因此政府部门打击柳永是在“净化文化”，杜绝靡靡之音的名义下进行的。他们认为，柳三变创作的词虽然艺术风格上总在变，可仍然是些“淫歌艳曲”，根本不能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所以非打击不可。说起来宋仁宗也是说嘴打嘴，他以后的几代皇帝偏偏出了不少文艺爱好者，到了徽宗那儿，更是玩文艺把江山都玩丢了。

宋徽宗的三儿子赵楷，玩得就更邪乎了。有一次他偷偷出去参加科举考试，由于文采非常了得，竟一举夺得了状元。发榜那天，小赵同学一看瞒不住了，就把实情告诉了他爹。他爹一听，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据传说，后来的康熙也曾偷偷参加过科举，并获得了探花也就是第三名的好成绩，但毕竟跟状元还差两大截，所以赵楷同学便成了中国历史上身份最高的状元。您说，有人家孩子这聪明劲儿，还用得着家长着急吗？说起来这叫一个“玩”，可许人家玩，不许你玩，你柳永总不能要求皇上招您进宫一块儿玩去吧？

更重要的是柳永自称“白衣卿相”，贬低以科举为代表的干部选拔制度和国家教育体系，让执政者非常讨厌，这才是柳永被冷落的真正原因。最后，才华横溢的柳永因穷困潦倒死了。官面上自然没人帮他料理丧事，竟然是几个歌伎凑钱把他抬出去埋了。可没想到，柳永的死讯传出去后，上千个歌伎粉丝来到他的墓前悼念，共同缅怀这位为大宋演艺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文学家。

说起来，在柳永《乐章集》保存的近二百首词里，有对祖国美丽河山的赞美：“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有对繁华旖旎的城市风光的描绘：“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失意文人的哀愁：“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有对真挚爱情相思的咏叹：“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些可都是千古名句。至于柳永那首流传至今的诗作《煮海歌》，更是一篇反映盐民疾苦、揭露统治者剥削和欺压百姓的现实主义杰作。

柳词的产生，可以说是宋词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在文学上意义重大。柳永虽然被冷落，但统治者至少对他还是比较容忍的。这说明，宋代统治者实行了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宋代文人对前代的文化艺术进行了有效的继承。天下初定，朝廷就下令广泛收集文化典籍，安排专人校刊整理，大力进行图书建设。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大量印行，大大开阔了宋代文人的眼界，使他们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比前人更丰富了。另外，私人出书的现象也就远远超过了前代，“策论盛行于世”说明在宋代思想和言论也是相对自由的。

前面说过，宋代有“不得杀上书言事之人”的文化传统。他们的老祖宗赵匡胤也说过：“纵使百名文官贪渎，也比不上一个武将为祸。”但是大文人苏东坡也不“贪渎”，那为嘛是个例外呢？说话从来小心谨慎的苏轼居然还牵扯出了一个“乌台诗案”来，看来在王安石等变法派眼里，苏轼反对变法的言论远比柳永的靡靡之音有害得多。而且是多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到了北宋末年，老赵家的家底儿都快让人给端了，苏轼的文章仍然被禁止传播，好像老赵家的天下不是让军事侵略者打垮的，倒是让文化人苏大哥给忽悠垮的。想想老赵家“不得杀上书言事之人”的家法，这实在是个奇怪的事。咱还是从苏轼的身世履历说起吧。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四川眉山人。他父亲苏洵苏老泉，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不过，苏老泉的仕途可远比苏轼坎坷多了。

宋仁宗嘉祐元年，苏洵的文才已经从四川传到了京师，许多名臣纷纷向朝廷推荐他，欧阳修还专门为他写了一篇《荐布衣苏洵状》力挺他，但是，即使这样还是足足拖了两年，朝廷才招试他。直气得苏洵犯起了脾气，声称自己有病，拒不赴试。因为，苏洵明白，即使自己马上启程，赶到开封也得几个月；到了那儿待命还得几个月；诸位考官审阅他的文章，又要一两年；如果有幸过关了，上交相府后再研究研究，还需要一年的时间。这几关都能闯过来，才能得到个一官半职，但等到那时候，他早已老迈年高了。后来虽有宰相韩琦力挺，但终其一生，苏洵也不过做了一任九品的小官。他儿子苏轼、苏辙的升迁就比他顺当多了，过去不是有句话说，打造一个贵族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吗，可能就是打这儿来的。

本来欧阳修、韩琦力挺苏洵是要朝廷破格使用的，但宰相富弼却认为，提拔干部太快了不好，还是台阶论有利于干部的成长，主张“姑少待之”，翻译成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您着急呀？等着去吧！

等到苏洵死后，韩琦非常后悔，写了“名儒生用完”的诗句来悼念他，但已经于事无补了。不过，苏洵还是以自己的牺牲，为两个儿子苏轼、苏辙的出山，做了有力的铺垫。由于社会对文人建设的导向作用，更由于家庭的熏陶和自身的努力，苏轼年轻时就已经掌握了渊博的文史知识，表现出很高的文学才能，他的先辈比如欧阳修、梅尧臣，甚至王安石都很赏识他，把他当做文艺苗子来重点培养。

自古风流和才子俩词儿就是佳偶绝配。譬如前边说过的柳永和后世的唐伯虎，都是处处留痕的多情种子。但在这方面，超级文艺大腕苏轼却是个罕见的例外。他一生有据可查的女人只有三个，而且是顶针续麻，一个指标用完了再用一个，绝对不搞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至于说到他跟发妻王弗的婚姻，算得上是大宋公务员中的纯情楷模，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兵。他的那首《江城子·记梦》写的就是这事儿：“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睹物思人写得真是太感人了。

说起来，苏轼是仁宗时的进士，生长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期。这时的北宋经济取得了很大进步，继唐代之后文化也再次出现了大繁荣。同时由于豪强的土地兼并、边备的松弛，官僚机构的庞大低效，使得北宋的社会也是危机四伏，暗流涌动。苏轼少年时，就很关心社会问题，他其实同王安石一样，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象也非常忧虑。

仁宗末年，苏轼向朝廷上策，提出“厉法禁，抑侥幸，决雍蔽，教战守”等变法主张，并要求“励精图治，督查百官，果断而力行”。可由于他在30岁前主要过的是书斋生活，除了三更半夜有狐仙扮成美眉来骚扰一下外，社会豪强欺压不到他头上，对社会问题自然没有王安石了解得深刻。故此，苏轼主张的改革，强调“任人”而忽视“法制”。他认为社会上之所以出现腐败现象，只是用人不当，只要组成“好人内阁”，社会不公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一点跟后来的胡适胡博士的主张差不多。

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苏东坡始终把孔子关于“仁”的学说融汇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之中，他认为无论是啥样的改革，目的都应该是为了改良政治，改善民生。比如王安石搞租税、差役、兵役等货币化改革，同时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苏轼就认为这是政府与民争利。这其中的道理虽然未必都对，但却表现了一种可贵的民本思想。

同时，他还认为，一条法律、一项政策如果不便民、不利民就是恶法，哪怕你王大人是为了朝廷利益，强力推广也不可为。王安石的利国苏轼的利民显现了两人施政态度的不同。苏轼的这种施政理念，在帝制时代是相当难得的。不过人家王宰相完全可以义正词严地质问：你这是为皇上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

所以，神宗年间当王安石实行新法时，他立刻上书反对。考虑到那条不杀文人的祖训，人家只好把他贬到了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没想到苏轼出外遛了一圈后仍然不长见识。公元1079年又因“作诗仙谤朝廷”被拘留了四个多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那么这个案件为啥叫“乌台诗案”呢？《汉书·朱博传》说：“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于是，后人就把御史府称为乌府，御史台称为乌台，发生在乌台的诗案自然就叫“乌台诗案”了。至于苏大哥的案底是这样的：神宗元丰二年八月，新党成员、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打小报告说，苏轼利用诗歌诽谤新法，与社会上的敌对势力相勾结，攻击朝廷，反对当今皇帝。这对苏轼来说，可是天大的冤枉，实际上，苏轼有着非常深厚的忠君思想。这具体表现在对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他以自己的学术思想确立了曹操的白脸奸相地位。本来，在宋代以前，挺曹派基本掌握了历史话语权。陈寿等历史学家就不用说了，文论家当中，对曹操文治武功推崇备至的也不乏其人。较有代表性的是南朝梁钟嵘，他称赞“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的话（《诗品》卷下）；唐代的元稹更是盛赞曹操“横槊赋诗”，“尤极于古”（《杜甫墓志》）。可到了宋代，形势大变，毁曹派俨然成为舆论的主流，而其中的精神领袖正是聪明绝顶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那么，苏轼为啥会如此憎恨曹操呢？其理论基础就来源于孔子学说中的忠君思想。

在树立曹操的反面典型之后，苏轼还经常把杜甫的“一饭未尝忘君”的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用来与朋友、学生共勉，以显示自己已把忠君爱国思想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舒亶、李定、何正臣等小人，摘录苏轼诗文里的句子，断章取义地攻击苏轼对皇帝不忠，并最终酿成的“乌台诗案”，的确是一种政治陷害。

话说，朝廷在接到舒亶等人的举报以后，立即逮捕了苏轼，并关押在了御史台，也就是乌台监狱。苏轼一进乌台，立马就知道乌鸦是黑的了。在这里，他不但遭到了严刑拷打，也真正体会到了“一饭未尝忘君”是啥滋味了。啥意思？又馊又坏的牢饭是好吃的吗？像苏大哥这样平时养尊处优，并且发明过东坡肘子的美食家，咽不下牢饭的时候，能不老想着皇上吗？当然，最让善良的苏轼揪心的是，他的案子一下子牵连了几十位亲友。一个文弱书生，哪禁得住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苏轼自认死罪难逃，便在狱中写了一首绝命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一时朝野震动。

社会上的一些议论，不可能不传到王荆公耳朵里。王安石考虑到自己也是文化人，若是滥杀同类，恐怕在文化界影响也不好。况且他平常跟苏轼在诗词上也有唱和，要是唱着唱着就杀人，赶明儿谁还敢跟你玩呀？于是，王安石为了显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来了个顺水推舟。他劝神宗说：咱们大宋不宜诛名士，否则就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宋神宗心说，怎么抓人的是您，放人的也是您呀，好人都让您当了。可宋神宗平时就对他言听计从，所以这次也没多说啥，马上在文件上画了个圈儿，同意从轻发落苏轼。

苏轼在被拘留了四个月后，终于被保释出狱了。就这样，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案，不过在宋代，这已是很重的处罚了。案子虽然销了，王安石考虑到，作为不安定因素，文化人苏轼继续留在京城影响太大，于是就判他流放黄州（今天的湖北黄冈）去任团练副使了。

公道地说，苏轼的诗中，确实有讥讽时政和变法的内容，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弊端也确有夸大的成分，谁让人家苏大哥诗情横溢呢，说着说着就搂不住了不是？可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也忒小了点儿，他虽政治经验丰富，办事干练，也不该因苏轼错改了他两句诗，错发了几句牢骚，就制造冤狱株连这么多人啊。这叫啥“不杀上书言事者”，整个就一个“文字狱”啊！其实王安石这样做，也不仅仅因为苏轼狂妄，更是因为苏轼名气太大，他对新法说三道四，给新法的推行造成了很大的阻力。王荆公心想，只有狠刹这股抵制变法的歪风邪气，才能将新法推行下去。至于新法在实行中，由于上下官吏的作弊出现的诸多有害现象，王荆公认为，这是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的，没啥大惊小怪的。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平时不平则鸣的苏大哥，这回一下子学乖了，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并谢绝一切往来，“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啥意思？就是苏大哥郁闷得连封信都不给亲友写了。幸运的是，黄州地处长江中游险要之地，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纷纷在这里上演了许多军事、政治活剧。

苏大哥这样的大事虽干不了了，可却意外地找到了体验生活的机会。面对滚滚长江，面对青山明月，他有感而发，率性而作，写出了许多传诵千古的好文章，像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他在黄州流放时写的。在这些诗词作品中，苏轼挥洒自如，内容上有的表达了政治豪情，有的抒发了自己向往自由的意境，为后人贡献了丰富的文化瑰宝，这大概得算是官场失意、文场得意了吧！

山不转水转。到哲宗初年，旧党复辟了，变法失败了，苏轼从黄州被召唤还朝，当上了翰林学士。这时，打小就以砸缸出名的司马光，又要砸烂一切新法，全部推倒重来了。

平反后的苏轼本该像其他被迫害的官员一样，旗帜鲜明地站在为他落实政策的司马光一边，可多年做地方官的经历，使他看到了当朝贵族官僚的土地兼并确实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冗兵、冗官、冗费也确实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经济负担，于是他在《与滕达道书》中承认自己过去判断失误，“吾齐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可爱的苏轼苏大哥，此番又站出来反对全部废除新法。他主张对新法要实事求是地“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同时认为“裁减皇族恩列，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抑制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也应该继续实行。

可外号“司马牛”的司马宰相，却无所不用其极，连变法时期对西夏的熙河之役的胜利成果，他都要全部推倒重来，甭说其他政治、经济措施了。一句话，凡是王安石拥护的，他就反对；凡是王安石反对的，他就要支持。尽管可爱的苏大哥拥护什么、反对什么都出于自己在实践中得出的认识和判断，出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他既反对为了增加国库收入与民争利，也反对为了上层的福祉大幅度牺牲百姓的利益。这种理念使得他先是被“新党”陷害，后又不见容于复辟后日益腐败的旧党，以致出现了新党、旧党先后对他进行“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奇特现象。于是苏大哥再次被贬到杭州、颍州和定州。就这，人家还骂他不知好歹，是非不分呢！

到他年近花甲时，主张变法的新党又一次执政，这次人家对他跟司马光较劲的事反而又不知情了，于是他又被贬到遥远的广东惠州。

说起来，苏轼不管是得罪新党，还是得罪旧党都是因为诗。他弟弟苏辙和其他至爱亲朋都劝他“痛戒作诗”。说，你知道吗？你倒霉就倒霉在这诗（湿）上了，以后嘛东西你晒干了再出去！苏大哥深感“其言至切”，下决心像戒毒一样把诗“戒”掉。他牢记教训，整整五年没再作过诗。

可五年后的一天，他意外地收到朋友孙莘老寄来的一块极品墨。谁都知道，墨就是用来写诗作文的！苏东坡就像一个尽最大努力戒了毒的瘾君子，忽然得到一个大烟泡，这诱惑实在难以忍受！压抑了五年的诗兴在他心底翻腾，诗句像泉水一样拦也拦不住：“诗成一自笑，故疾逢虾蟹。”据说疥疮最怕遇到虾蟹，这回，竟然爬来了虾蟹！奇痒难耐，强忍着不挠太痛苦了！他终于忍不住了，一下子就写了四首，那叫一个美！几天后，他又写了一首《纵笔》诗：“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果不其然，他再次因诗惹祸。《纵笔》诗很快就传到了京都汴梁，一向嫉妒他的宰相章惇一见，笑道：“苏子尚尔快活耶？”马上干部下放的文件就下达了——东坡再次被贬。这次被贬到更远的海南琼州。这时，他已是62岁的老人了，没办法，只好又艰难地奔向荒凉的天涯海角了。反正苏大哥什么倒霉的事儿都能踩点儿上，都是诗歌惹的祸。

说起来，苏轼不但在诗、词、文各方面都独步一时、传之千古，在地方官的任上也大有作为：他积极兴修水利，在改进农业耕作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好事。比起那些利用新法兜售私货的章惇、吕惠卿之流来说，苏轼反而赢得了老百姓的更多尊敬。在海南期间，苏轼还是没戒掉写诗的毛病。他可能想，我已经被流放到天涯海角了，您还能把我往哪贬？再贬我就出国了，您还给我办护照怎么着！

此间，苏轼不但自己继续写诗作文，还为边远地区培养了一批著名学者、文人，另外他跟当地少数民族相处也很和睦。虽然是地处天涯海角，生活艰苦，但苏轼的生活态度反而更乐观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大哥都有点儿不想回京城了。他感觉自己在朝廷“高处不胜寒”，实在适应不了官场的生活。说来也怪，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反而更丰富了。

宋徽宗即位，所谓的变法派蔡京之流又一次当权。这回苏轼倒是遇赦回到了内地，可此时的他早已没有力气去欣赏政治小丑蔡京们的表演了，转年就死在了常州。

有才有德、一辈子认死理儿的苏大哥，可谓一辈子日子不顺，哪一届领导都不待见他，过去曾是文友的领导也一下子成了敌人！比起来，同样有才的北宋大文人范仲淹就比他能适应环境，也比他更像政治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就是与狼共舞，也在所不辞。

别的不说，就是他那篇被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就很值得推敲。就说在《岳阳楼记》中被范仲淹吹得治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滕子京吧，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说起来，滕子京在巴陵（今湖南岳阳）共干了三件大事：一是耗费民力，大兴土木重修岳阳楼；二是办学，大办教育。抓教育是好事，但过去老滕在湖州时，就以办教育为名耗费“数十万”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反感。这就好比眼下的一些地方争先兴建大学城，把城里的学校鼓捣得像欧洲似的，教育水平却直线下降，其实耗费的还不是纳税人的钱，反过来他们还证明自己是个文化人，不同于那些粗人不重视教育。老滕的第三个政绩是为了防洪修建堰虹堤，可是这个大堤竟然修了二十年都没有修成，看来不过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这也别怪老滕，因为修大堤要比修岳阳楼麻烦多了，投资也大多了，而且还不如整修文化设施能显示政绩。这不是，连聪明绝伦的范仲淹先生，都被他骗了，根本没到巴陵一带去观光考察，就为他写下了一篇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让老滕一下子成为了感动中国的十大名人之一，而且一感动就是一千年。

说起来苏轼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开始为官，之后历经英宗、神宗、哲宗，最后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逝世，也算是五朝元老了。可却远没油滑的老滕同志幸运；但苏大哥又是幸运的，善良的他没有看到北宋王朝山河破碎的惨剧发生就死去了；后人也是幸运的，他因此给后世留下了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由于北宋王朝是中国统一王朝中最虚弱、最窝囊的一个，所以两宋文学就是在人才最鼎盛的庆历至元丰期间，也没有像西汉赋家和盛唐诗人那样，表现出磅礴大气的气魄来。如果有一个人写出了气势的话，他就是在诗、词、文和书法、绘画上，都能独树一帜的苏轼。他所表现的“大江东去”的恢弘气势，为后世的许多文人墨客所敬仰。

其实苏轼不但为后世文人所敬仰，也是历代老百姓心中的偶像。民间传说里苏轼既是机智诙谐的，又是经常留下笑柄的——碰到自家小妹、和尚佛印，甚至普通农妇，性情天成、纵横于文、词、诗、书、画诸领域的大文豪，常会落个理屈词穷，自讨没趣的下场。

此外，以会吃而著称的苏东坡，还通过一篇篇美食诗词或文章寻找着人生乐趣：“堪笑吴中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丁公默送螃蟹诗》）拿一首顶尖的诗，换两只肥美的尖团大螃蟹，也不知苏大才子这笔知识产权买卖做得值不值？此外还有“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龙井虾仁”、“梅菜扣肉”、“竹笋焖猪肉”等等苏府私家菜，无一不是他老兄亲手烹饪或亲口调试的。苏大哥要是出一本食品秘籍，准能换来一车大螃蟹。

这样的事儿出在一个高官兼大文豪身上实属罕见。老百姓乐于将他拿来作自己故事的主角，或附会或赞赏或调侃，说明他身上原本就有一种亲民元素，大家绝对不敢跟王安石这样的人搞“三贴近”。老百姓心说，就您成天台上台下地找君临天下的感觉，打出生也没见乐过，谁敢跟您搞零距离呀？回头哪天您突然乐了，还不得吓死个百十来口子。

说到苏轼的书法，最后我们再顺便说说苏、黄、米、蔡宋四家。关于宋四家，苏轼、黄山谷、米元章没什么争议，可最后这个“蔡”是谁却有些争论。有人说是蔡襄，有人说是蔡京。比如苏轼就说过：“蔡君襄为近世第一。”可明代的郑板桥却说：“蔡京字在苏、米之间，后人恶京，以襄代之，其实襄不如京也。”

前面我们说过，蔡京作为宋代的宰相，误国害民、作恶多端，虽然字写得很不错，但“后人恶京，以襄代之”。那么，蔡襄又是何许人也？蔡襄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和科学家。他为官清正，为民造福，在任上建成了“海内第一桥”洛阳桥；他重视农桑，对植物学也很有研究，所著的《茶录》、《荔枝谱》都很有科学价值，曾在海内外流传。书法上与苏、黄、米并称，绝对不会让他们降点儿跌份儿。

黄山谷就是黄庭坚，米元章就是米芾。黄庭坚是苏轼的弟子，也是宋代的著名诗人，他学习晋代王羲之和唐代张旭的笔意，擅长楷书、行书、草书，且风格雄健挺拔，气势开阔。据说，黄庭坚还是成语“大雅之堂”的发明人。据史料记载，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四川名士杨素出资在丹棱城南承建诗书堂。堂内珍藏由黄庭坚手书杜甫两川夔峡诗碑三百余方，黄庭坚为之题名“大雅堂”并作《大雅堂记》。黄庭坚认为：唐代“诗圣”杜甫在四川、湖北一带写的诗，有中国《诗经》“大雅”篇“宏远雅正”的特点，这样的诗文才有资格登“大雅之堂”。米芾米先生曾担任过礼部员外郎，古代习惯上称礼部郎官为“南宫舍人”，所以人们说起米芾又称米芾为“米南宫”。书法上，他汲取王羲之、王献之、苏轼和黄庭坚等人之优点，注重天真自然，风格豪爽，是北宋晚期“后来居上”的大书法家，就书法而言他的影响和成就要比苏轼大得多。米芾还有一个“米痴”的外号，看见好的笔墨纸砚和好的字帖，就是国际名模站在眼前也入不了这位老先生的法眼，在他看来名模跟柳体字的外观也差不多，凸显的都是骨感，而名模摸着硌手，柳体字摸着不硌手，您说米先生喜欢谁？

这也难怪，能跟苏轼对脾气的人，很少有在仕途上成功的，也很少能跟社会合拍的，套一句文明话，这叫做性格决定命运。不过说句实话，让这类人当官不光耽误公事，自己也受罪，您还是快回家练自己的大字去吧，甭去触怒权贵给家里惹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