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福建的文化背景与《庄》学繁荣
第一节新儒学兴盛
与《庄》学繁荣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和发展期，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和魏晋之后，思想空前发 展的第三个时代，与汉、唐曾被并称为"后三代"(参郝经《陵川集》卷三九《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此"后三代"与夏、商、周三代相对而言。)。虽然宋代 在疆域、国势等方面无法与汉唐盛世相提并论，但是其经济、政治、科技诸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严复曾说过："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 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 札节钞》三九，见《学衡》第13期，中华书局，1922年版。)英国的李约瑟曾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 的主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分册，第287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法 国汉学家谢和耐在《南宋社会生活史》中亦说："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赵宋 王朝是在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之后建立的，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了武人拥兵自持、军阀割据，"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史·忠义传 序》。为避免繁琐，凡引用的古书在参考文献中列出版本的，注释中一律省略。以下同。)。为了重整封建伦常，维护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北宋统治者从一开始就采 取了右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兴文教，抑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戊辰》条。)，欲"以文化成天下"(赵与时《宾退录》卷 九。)。因而，宋代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建设，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寅恪先生在论及我们古代文化的发展态势时就曾指出"华夏民 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盛"。(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0年版。)学术大师王国维亦云："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不逮也。"(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 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宋代文化既是对先秦、汉、唐以来传统文化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文化的开端，因而呈现出继往开 来、百川汇海式的兴旺景象，进入了一个极其繁盛的阶段。邓广铭先生的话即可作为最好的概括："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 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见《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同样，处在这种思想文化背 景下的庄学也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局面。下面，我们具体论述影响庄学发展进程的几个主要因素。
随着赵宋王朝的建立，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汉以来以世代簪缨和经学传家相标榜的门阀士族分崩离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他们主要通过科举进入国家政权，并在社会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宋仁宗亲政后不久，宋初建立起来的强化中央专制政权的那一套制度和措施，就不再起作用，宋朝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此时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外忧内患 接踵而来。窘迫的时势，把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一小批新兴士大夫阶层推上了政治的舞台。这批人是当时士大夫中的精英，他们大都出身贫寒家庭，在困窘中求 学进取，并富于忧患意识。困窘的政治局势激起了他们对现行政治的反省，其自觉精神逐渐在社会上发生影响。所谓自觉精神，"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 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钱穆《国史大纲》，第558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这些士大夫的政治态度、文化主张 和思想倾向都与六朝隋唐的士族知识分子迥然不同，他们以振兴天下为己任，具有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伴随着求变呼 声的不断高涨以及庆历新政的一度实施，学坛上兴起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思潮的总倾向就是要求复兴中衰已久的儒学。然而，他们所提倡的儒学，并非自汉迄唐所 延续下来的章句训诂、笺注疏义之学，当时的学者一面为儒学的衰微感到担忧，强调要通经学古，另一方面却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汉唐以来的经学。
孙复是专力从事宋学草创的第一人。自44岁开始，退居泰山，讲学授徒。庆历二年任国子监直讲，"讲学多异先儒"。他平生著述颇多，主要有《易说》六十四 篇和《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这些著述，特别强调以"心"和"用"两个方面来改造和发展传统的儒学，大抵代表了此后宋代学术发展的方向。尤其是《春秋尊王 发微》一书，不独在《春秋》学，即使在整个宋代经学中，也是开风气之作。欧阳修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 其言简易，得于经之本义为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仁宗庆历四年五月壬申》条。)以孙复为首，其门人有石介、士建中、张泂等，皆以不惑传注， 非议汉唐注疏之学著称于时。此外，还涌现出众多的疑传、疑经派学者，如范仲淹就对《春秋》三传表示不满，对汉唐注疏亦多否定；胡瑗写成《周易口义》取代王 弼注和孔颖达疏，撰出《洪范口义》以批驳伪孔《传》；欧阳修抨击唐人《五经正义》征引谶纬之书，著《毛氏本义》攻击毛苌、郑玄之失，撰《进士策问》质疑 《周礼》的真伪，在《易童子问》中对《易传》的作者提出怀疑。正如李觏所说，"世之儒者，以异于注疏为学"(李觏《李觏集》卷二六《寄周礼致太平论上诸公 启》。)，当时的儒者大都具有一反传统经学的学术取向。
怀疑经传的思潮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它不仅引起了学术思想界重新研讨儒学经典 的兴趣，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经方法，即自由解经。所谓自由解经就是摆脱章句训诂的束缚，着重发挥义理，实际上也就是根据自己的观点取舍儒经，解说经 书。受这种疑经思想的影响，大多数著名的思想家都"各出新意以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钱大昕《重刻孙明复小集序》。)。这种解经专凭己意，重在 发挥义理的方法虽不免有臆测之弊，然而，它却为思想家们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次思想运动松动了思想界的重重大山，造成了学术史上罕见的活 跃气氛，这一风气经由周敦颐、程颢、程颐、王安石、苏轼等思想家的大力推进，愈加兴盛，终于形成了有别于传统儒学的新儒学。
汉学发展 到唐代已经陷入了绝境，学者治经，都囿于旧说，不敢越雷池半步，孔颖达编《正义》后，汉学即不再有前进的可能。唐代的思想界虽然出现了儒、道、释三教鼎立 的格局，但佛教与道教盛极一时，大有压倒儒学之势，且在相当大的领域里夺取了儒学的思想阵地。在儒家与道家、孔孟与老庄之间，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的对立关 系始终得不到实质性改变的时候，外来的佛学已经借助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老庄学说建构了禅宗这一中国化的思想体系。禅宗佛学的这种建构方法和发展趋势在儒学 正统文人看来足以构成对中国固有思想的威胁。佛教提出的有关宇宙和人生的许多命题，为古老的汉学所不曾有，要战胜佛教就必须对这些命题作出自己的响应。
赵宋承五代之弊，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了思想文化的紊乱，儒学在释道二家的裹挟之下，形势十分被动。儒学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另辟新径，至此亟须汲取新的思想养料从而在理论上胜之一筹。
正如陈植锷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所说："现实中越来越深刻的民族危机唤醒了知识分子对以尊王攘夷为己任的儒家为主体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忧患意识，战场上 的失利又逼使他们通过大力复兴传统儒学而排挤佛、老异端的激烈方式排泄郁积在胸中的民族感情，以求在文化上征服并消灭‘夷狄’。"(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 论》，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现实中的民族矛盾与思想文化界正统儒学地位的下降，使士大夫们把对佛老异端的排斥等同于"尊王攘 夷"，即对民族文化自尊心的维护。
此外，宋初道丧文靡，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不但要承担起重建儒家学术的重任，还要讲求学术的经世致用 性，所以文人有非常自觉的参与社会事务的意识。释道空谈心性理论，因果报应，自然没有积极入世的精神，这也成为知识分子抨击它的原因之一："苟释氏能福乎 人，王公大人今日富贵，何不由释老之教以求之？福其身、福其家者，在吾先师之道、之教也。"(柳开《河东集》卷三《重修孔子庙垣疏》。)
抨击异端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消灭夷狄、维护民族自尊心，为什么还会涉及道家呢？
宋代学者柳开在《韩文公＜双鸟诗＞解》中对"双鸟"的解释可以解开这个疑惑。他明确地把"双鸟"理解为外来异端，一者为释，一者为老。由于佛教是外来宗 教，而且兴建寺院，劳民伤财，又宣扬超脱今生、轮回报应，因而遭到了众多学者的排斥和攻击。排斥道家的原因柳开则又作了另外的解释。道教崇尚羽化成仙、长 生不老，其思想虚妄荒诞，在危机重重的社会现实面前，确实与儒家士大夫投身世事，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思想宗旨相违背，自然要遭到他们的强力反对，但是，道 教毕竟不同于佛教，是中国本生土长的，于是柳开又对两鸟为什么都"从海外来"作了如下一番解释："且聃之昔在中国也，不以左道示民矣。暨西出函关，入身毒 以成其教，故欺之以神仙之事，用革其心。而后教乃东来，与昔之书果异耳，是非中国之兴也。故韩俱云若是矣。"柳开的意思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出关以后为了化 胡而走了样的道教，而不是《老子》书本身，这样，在维护儒家学术思想之纯粹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本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当然，事实上道教并非自西 而来，但是老子西出函谷关的传说却给学者将道教看作异端提供了一个契机，从而维护了本民族的自尊心。
石介在《中国论》里也这样说：
闻乃有巨人名曰佛，自西来入我中国。……其佛者乃说曰："天有堂，地有狱，从我游则升天堂矣，否则挤地狱。"其老者亦说曰："我长生之道，不死之药，从我游则长生矣，否则夭死。"(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
石介此处抨击的也是道教宣扬长生不老的荒诞虚无之论，这里的"老"指代道教，而并非《老子》一书。(参张梅博士论文《宋代庄学研究》电子版。)
可见，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知识分子出于维护民族文化的自尊心，便强烈要求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可以说庆历之际出现的排斥佛老运动既与当时学界要求振兴 儒学的呼声密切相关，也与外族入寇、民生凋敝、财用匮乏等一系列社会现实矛盾日趋激烈不无联系，是现实的民族矛盾和尊夏攘夷的传统文化心态在士大夫心目中 错综交织的结果。它不能不唤起那些富于忧患意识的士大夫们对儒家主体文化的认同情绪，从而在思想学术领域激发起他们排斥"异端"的潜意识。他们试图通过大 力复兴儒学和排斥佛老的方式，来排泄郁积于心中的民族感情，以求在文化上征服夷狄。但是由于老氏毕竟是本土文化，所以庆历之际学术界抵斥异端的矛头主要指 向佛教。比如李觏的《潜书》十五篇、欧阳修的《本论》，主要也都是排佛。即使涉及道，也多指道教，实在不得已对老子进行批判，也把目标指向西出函谷关化 胡，继而被夷狄之人歪曲了面目的教主，而非《老子》一书的作者。
学者们对道家的这一态度，还有另外一层内在的原因，就是儒学内在变革 的需要。儒家哲学主要是关于伦理与社会的思想体系，是一种关于人与社会的哲学，但是在本体论与心性论方面，儒家明显逊色于佛、道两家。随着佛老的流行，两 家的哲学思想日益精密，有成就的学者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宋代儒学已面临巨大的危机，要复兴儒学，就必须弥补自身的缺陷，即所谓"修其本以胜之"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二九《本论上》。)，从内部重树华夏文明独尊于世的自信。但是，在儒学意识到自身的欠缺，着手改造之初，是不可能吸纳被斥 为夷狄之学的佛家思想的。道家毕竟是中国本土的思想流派，于是学者们选择了从道家入手，产生了联合儒、道以御"外侮"的设想。由于黄老之说也是一种清静无 为的治术，有助于维护封建统治，因此《老子》一书更早的得到了学者的认同，为儒家学者吸收其哲学思想提供了可能性。
庄子的情况则要复 杂一些。魏晋南北朝时庄子思想被士大夫阶层最大限度接受、发挥并加以积极实践，老庄哲学及其衍生思想到唐宋时成为儒、释两家不得不正视的重要力量。由于庄 子并非道教教主，也并非来自夷狄，故在排斥异端的热潮中，并没有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在儒家需要充实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涉及性理之学以后，老庄并称开始出 现于学者的相关论述，而《庄子》一书也在这时成为他们瞩目的对象。韩愈把庄周纳入孟轲、荀卿的行列，并首倡庄子为子夏再传弟子之说(韩愈《韩昌黎全集》卷 二十《送王埙秀才序》。)，就是这一思路的先导。
如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代表作家李觏（1009—1059），则进一步主张释氏之言虽有可取之处，但皆为吾圣人所有，并进一步肯定了老庄的价值，认为儒学可以向老庄吸取营养：
吾谓：儒者困于滛辟，恤乎罪疾，欲闻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从释氏而求之，然后乃曰："及味其言，有可爱者，盖不出吾《易·系辞》、《乐记》、 《中庸》数句间。苟不得已，犹有老子、庄周书在，何遽冕弁匍匐于人前邪？请详此意。岂谓仲尼、子思与之较且争乎？盖以释之言虽有可爱者，亦吾圣人先已言之 矣。保必去吾儒而师事？狄哉？苟不得已，尚不如学老庄，其意亦昭昭矣。彼释之书，数千百卷而不出吾数句间，其轻重如何哉？"(李觏《旴江集》卷二八《答黄 著作书》。)
李觏在这篇文章里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很多学者的看法。首先他提出儒家也有性命之说，这样就将对方所论的学说说成是自身早 有，在进一步解释时，对自身的改革与再造就很自然了。其次他认为如果一定要弥补儒家所欠缺的性命之学，也不必匍匐于夷狄之前拜读佛书，一旦如此，将体统尽 失。若出于万不得已，可以读老庄之书，"其意亦昭昭矣"。李觏的这种思想颇具代表性。此后，学者们渐渐开始援道入儒，继而援佛入儒，对佛、道二教的道德性 命理论加以吸收改造，并努力重建儒家的性本体论。老庄之道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
其实，儒学初创时对待佛教的态度，从中唐时 已现其端倪，宋代初期的排佛斗争，实乃韩愈辟佛运动的延伸。庆历、皇祐之交是一条重要的界线，成为排佛运动的分水岭。此时，宋学进入繁荣期，儒者在对待佛 学的态度上发生了三个方面的明显变化：一是从一般的反对佛教转为从学术层面上对佛学进行批判；二是士大夫知识分子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涉足佛教经典蔚然成 风；三是王学、关学、洛学、蜀学各派代表人物开始大规模吸取佛学理论以改造和充实儒学。
自然而然，新儒学的发展也影响到了庄学在宋代 的发展态势和研究取向。首先，宋初至庆历年间知识分子的排佛老斗争并未使《庄子》的传播受到不良影响，可以说，当时的不受人们注意反倒为《庄子》一书在士 人中间流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当排佛斗争风起云涌、日趋激烈，知识分子为了充实自身性命义理，转从《老》、《庄》中汲取养料时，又使《庄子》一书得到文人 潜意识的重视和欢迎。其次，思想家们那种自由解经的学术风气和兼容并蓄的创新精神，也体现在了对《庄子》的注疏和研究之中。宋代庄学显现出了诠释学上的多 样化特征，具体表现为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著述思想内容的多样化。可以说，思想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这一时期庄学最为典型的特征。第三，新儒学所具有的 大胆怀疑精神也出现在宋代的庄学之中。如王安石的《庄周论》，就率先对"学儒者"和"好庄子之道者"的庄子观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都没有求得"庄子之 意"。苏轼在《庄子祠堂记》中，则更是大胆怀疑并批判了司马迁的庄子观，认为《让王》、《说剑》、《渔夫》、《盗跖》乃是"昧者勦之以入"者。苏轼的这一 说法不一定正确，但却开启了探究《庄子》篇目问题的新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