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三》原文翻译_韩非子作品
【原文】
一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吾闻庞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对曰：“君子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若夫过行，是细人之所识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厉伯入见，问庞裥氏子，子服厉伯对曰：“其过三。”皆君之所未尝闻。自是之后，君贵子思而贱子服厉伯也。
或曰：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赏之，求奸而诛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闻之者，以说善同于上者也；以奸闻之者，以恶奸同于上者也，此宜赏誉之所及也。不以奸闻，是异于上而下比周于奸者也，此宜毁罚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过闻而穆公贵之，厉伯以奸闻而穆公贱之。人情皆喜贵而恶贱，故季氏之乱成而不上闻，此鲁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鲁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独贵之，不亦倒乎？【译文】
一
鲁穆公问子思说：“我听说庞氏的儿子不孝，他的品行怎样？”子思答说：“君子敬重贤士而崇慕道德，提倡善行以鼓励百姓。至于过失的行径，是小人斤斤计较的事，臣不清楚。”子思出去了，子服厉伯来进见，穆公问庞氏的儿子不孝之事，子服厉伯答说：“他的过错有三。”这些事都是鲁君从来没听说过的。从此以后，鲁君看重子思而看轻子服厉伯了。
有人说：鲁国的君权，被季孙控制三代了，不是理所当然吗!明君发现有人做好事而受奖赏，发现有人做坏事而被惩罚，赏罚所取得的效果是一致的。所以报告好事给君主的人，因为他喜欢好事和君主相同；报告坏事给君主的人，因为他讨厌坏事和君主相同，这是应该给予奖赏和赞誉的。不向君主报告坏事，就是和君主两条心而和坏人相勾结，这是应该给予谴责和惩办的。而今子思不向君主报告庞氏之子的过失，穆公却敬重他；厉伯向君主报告庞氏之子的过失，穆公反而鄙视他。喜欢尊贵而讨厌卑贱，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季氏作乱已经发生而无人报告，这就是鲁君所以被挟持的原因。况且这是亡国的风气，是取、鲁百姓自我欣赏的东西，而鲁穆公偏偏尊贵它，这不是是非颠倒吗？
【原文】
二
文公出亡，献公使寺人披黪攻之蒲城，披斩其祛舔，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窦，不得也。及文公反国，披求见。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窦之难，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对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恶，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无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钩而相管仲。”君乃见之。
或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后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贼；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仇而明不能烛，多假之资，自以为贤而不戒，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饰君令而不贰者，则是贞于君也。死君后生，臣不愧，而复为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贰何如？【译文】
二
晋文公逃亡时，晋献公派太监披进攻蒲城，太监披斩断了文公的袖口，文公逃到翟。晋惠公即位，又派太监披进攻惠窦，也没有捉到文公。后来文公返国，太监披求见。文公说：“蒲城之事，君主令你一天时间，而你当天就来了；惠窦的事，君主给你三天时间，而你一天就到了，为什么那么快？”披答：“君令不得有三心二意。除掉君主所厌恶的人，唯恐不能胜任。蒲人、翟人，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如今君主即位了，难道就没有蒲、翟的祸事了吗？况且齐桓公放弃了仇恨而任管仲为相。”君主才接见他。
有人说：齐、晋两国灭绝，不也是应该吗？齐桓公能用管仲之材而忘却了射钩的仇恨，晋文公能听太监披的话而放弃了斩断袖口的罪过，这是齐桓公、晋文公能够宽容二人的事。后世君主，明察不如二君；后世臣子，贤惠不如二臣。不忠之臣侍奉不明之君，君主没有察觉，就会有公孙操杀燕惠王、子罕杀宋桓侯、田常杀齐简公的祸事；君主察觉了，就会用管仲、太监披的事来作自我解嘲。君主如果不去诛杀他们，自以为有齐桓、晋文的德行，这是用仇人为臣而又不能明察，反而给他们提供许多条件，自以为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即使丧失了君权，不也是应该的吗？况且按照太监披的话，只要遵守君令而没有二心，便是忠于君主了。可是死了的君主倘若能复活，做臣下的也能问心无愧，而后才叫做忠贞。如今惠公刚死，马上就去侍奉文公，太监披没有二心又是怎么解释呢？
【原文】
三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对，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二难也，去其国而数之海。三难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隐，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远，而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则近优而远士而以为治，非其难者也。夫处势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国，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国。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明能照远奸而见隐微，必行之令，虽远于海，内必无变。然则去国之海而不劫杀，非其难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为太子，又欲置公子职，商臣作难，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宠，遂以东州反，分而为两国。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势不二，庶孽卑，宠无藉，虽处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则晚置太子，庶孽不乱，又非其难也。物之所谓难者，必借人成势而勿使侵害己，可谓一难也。贵妾不使二后，二难也。爱孽不使危正适，专听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则可谓三难也。
【译文】
三
有人给齐桓公出个隐语请他猜：“一个灾难，二个灾难，三个灾难，是什么？”桓公不能回答，就把这事告诉了管仲。管仲说：“一个灾难，是亲近俳优而疏远贤士。二个灾难，是离开国都，一再到海边去远游。三个灾难，是君主已老而还不立太子。”桓公说：“好。”连吉日都没有挑选，就在太庙里举行立太子的大礼了。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贤士的任用，不在于离君主远近，而俳优和小人本来就是为君主娱乐的人，而接近俳优疏远贤士而治国，并不能造成灾难。君主处在有权势的地位而不使用权势，只是不敢离开国都，这是要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是很少能够胜任的。明智能够洞察远地的奸邪，又能发现隐蔽的祸患，他的命令既能执行，即使在很远的海边，内部也一定不能叛乱。那么离开国都到海边远游，而不被劫杀，就不能造成什么灾难。楚成王立了商臣为太子，又要立公子职，商臣就发动叛乱，终于刺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室的太子，而公子根受宠，终于在东周举兵叛变，分为两个国家。这都不是晚立太子的祸患。分给继承人的权势不分散，庶孽的地位卑微，即使宠爱他们，他们也没有凭借，尽管做了大臣，晚立太子也是可以的。而晚立太子，庶孽也无从作乱，这又不是什么灾难了。事情之所谓难办，那一定是给了人权柄，形成威势，又想不让他侵害自己，这可以说是一难了。宠爱妃妾而又不使与王后的地位等同，这是二难。爱庶出而又不使他威胁太子，专听一大臣的话而又不使他与君主的地位等同，这可以说是三难了。
【原文】
四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日‘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
或曰：仲尼之对，亡国之言也。叶民有倍心，而说之“悦近而来远”，则是教民怀惠。惠之为政，无功者受赏，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败也。法败而政乱，以乱政治败民，未见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绍。叶公之明，而使之悦近而来远，是舍吾势之所能禁而使与下行惠以争民，非能持势者也。夫尧之贤，六王之冠也。舜一徙而成邑，而尧无天下矣。有人无术以禁下，恃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无术乎？明君见小奸于微，故民无大谋；行小诛于细，故民无大乱。此谓“图难于其所易也，为大者于其所细也”。今有功者必赏，赏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诛，诛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诛赏之皆起于身也，故疾功力于业，而不受赐于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无说也，安取怀惠之民？上君之民无利害，说以“悦近来远”，亦可舍已。
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说之以“选贤”，此非功伐之论也，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则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选贤，选其心之所谓贤，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哙贤子之而非孙卿，故身死为谬；夫差智太宰嚭而愚予胥，故灭于越。鲁君不必知贤，而说以选贤，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哙之患也。明君不自举臣，臣相进也；不自贤，功自徇也。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故群臣公政而无私，不隐贤，不进不肖。然则人主奚劳于选贤？
景公以百乘之家赐，而说之以“节财”，是使景公无术以知富之侈，而独俭于上，未免于贫也。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则虽桀、纣不侈焉。齐国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养，是侈于桀、纣也；然而能为五霸冠者，知侈俭之地也。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食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然，故忠臣尽忠于公，民士竭力于家，百官精克于上，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然则说之以节财，非其急者也。
夫对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无患，知下之谓也。知下明，则禁于微；禁于微，则奸无积；奸无积，则无比周；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故曰：一对而三公无患，知下之谓也。
【译文】
四
叶公子高问孔子如何治国。仲尼说：“治国在于使近者欢欣，远者来归。”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治国。仲尼说：“治国在于选贤。”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国’。仲尼说：“治国在于节省财货。”三公出去了。子贡问道：“三公问夫子的话全都一样，夫子回答的不同，这是为什么？”仲尼说：“叶的都城大而国土小，百姓有背离之心，所以说‘治国在于使近者欢欣，远者来归’。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对外遮蔽诸侯四邻的贤士，对内结党营私以愚惑君主，宗庙得不到清扫，祖先神灵得不到祭祀，一定是这三个人的缘故，所以说‘治国在选贤’。齐景公大建雍门，筑造高台，一个早上被赏赐几个大县赋税的竟有三家，所以说‘治国在于节财’。”
有人说：仲尼的回答，是亡国之言。叶国的百姓有背离之心，而进言“使近者欢欣，远者来归”，就是教导百姓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治国，无功的人可以受到赏赐，而有罪的人可以免除刑罚，这是法制所以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混乱的政治去治理败坏的百姓，是行不通的。况且民众有背叛之心，也是君主的圣明有所不及之故。不开导叶公的聪明才智，而使近者欢欣，远者来归，这是放弃自己权势的禁止作用而与下臣共同施惠去争夺百姓，这是不能掌握权势的办法。要说帝尧的贤明，那是六王之首。然而虞舜迁徙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市镇，而帝尧就没有天下了。有人无术来控制臣下，就指望效法虞舜而不失去民心，不也是不会用术么？明君能发现奸诈诡计于幽微之中，所以百姓不会有大的阴谋；厉行小的诛罚于细微末节，所以百姓就不会大乱。这叫做“要想战胜困难，先从容易的地方开始；要想做成大事，要从细小的事情开始”。有功的一定要赏，受赏者对君主不必感恩，这是由于自己尽力的结果；有罪的一定要罚，受罚的并不怨恨君主，这是罪由应得。百姓知道诛罚奖赏都在于自己，所以都急于在事业上谋取功名，而不受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百姓只知道有他。”这话就是说高明的君主，他的百姓没有什么爱悦可言，又到哪里去找希望恩赐的百姓呢？高明的君主与百姓不讲利害，进言“使近者欢欣，远者来归”，也可以舍弃了。
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堵塞贤者的通路，对内结党营私以愚弄君主，而“选贤”，这不是根据功劳来评定人材，选的只是君主心目中的所谓贤者。如果哀公知道哪三个人对外堵塞通路，对内结党营私，那么那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哀公不知道选贤，选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谓贤，所以那三个人才得以任职。燕王哙以子之为贤，而诽谤孙卿，所以自己被杀而又遭到羞辱；吴王夫差以为太宰豁有才干，伍子胥愚鲁，所以才被越国灭亡。鲁君不一定了解贤人，而进言选贤，就是让鲁哀公有吴王夫差、燕王哙的祸患罢了。明君不必自己举荐臣下，臣下可以相互引进；不必自以为贤，立功的人就会随之而来。评定他的才干，从工作中考察他们，责成他们立功，所以群臣公正而没有私弊，不隐瞒贤才，不推荐无德无能之辈。那么君主为什么还要在选贤上费力呢？
齐景公一次赏赐就有百乘之家的赋税，孔子却进言以“节财”，这是使景公没有办法去了解富家的，豪奢，唯独让自己在上边节俭，这样也不能避免国家的贫穷。有的君主用千里土地的赋税来供养自己的口腹，即使是夏桀、殷纣也比不了他的豪奢。齐国有方圆三千里土地，而桓公用它的一半供养自己，这比夏桀、殷纣还要奢侈；然而他能成为五霸之首，就是懂得奢侈节俭的道理。做君主的不能禁制臣下而禁制自己的叫做劫难，不能整治臣下而整治自己的叫做乱，不能使臣下节俭而使自己节俭的叫做贫。明君使人没有私弊，禁止依靠诈骗谋生的人；尽心尽力做事而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听说，听说后一定要给予奖赏；贪赃枉法的人一定会知道，知道后就坚决惩办。这样，忠臣为公家尽忠，百姓士大夫为自家效力，百官在上清廉克己，就是比景公再奢侈一倍，也不会造成国家的祸患。那么进言“节财”，就不是当务之急了。
要说对三公进一言就可以无祸患，这就是要了解下情。了解下情比较清楚，会在萌芽时被制止；在萌芽时就被制止，坏事就不会积累；坏事不积累，就不会结党营私；不结党营私，公私就能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会解体；朋党解体，就不会有对外堵塞贤路和对内结党营私的祸患。了解下情比较清楚，就能够出现清明的政治；政治清明，刑赏就会公正；刑赏公正，国家就不会贫穷。所以说：进一言而三公无祸患，就是要了解下情。
【原文】
五
郑子产晨出，过东匠之闾，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参伍之政，不明度量，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智虑不足而奸得。故宋人语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不倚其理，而以己之胸察为之弓矢，则子产诬矣。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其子产之谓矣。
【译文】
五
郑子产早晨外出，路过东匠里弄，听到有妇人的哭声，按住车夫的手细听。过了一会儿，派官吏抓来一问，她是亲手绞死丈夫的人。又有一天，车夫问：“先生是怎么知道的？”子产说：“她的声音有些畏惧。大凡人对他亲爱的人，刚病时是很忧愁的，已经死了是悲痛的。现在她哭的人已经死了，不悲痛而畏惧，所以知道里面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治理国家，不也太多事了吗？奸情一定要等待耳闻目睹而后才知道，那么郑国捕捉到的做坏事有奸情的人就太少了。不委任掌管刑罚的官吏，不从多方比较验证，不明示法度，只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去了解坏事奸情，不也是没有办法么？况且事物众多而一个人的才智是有限的，寡不敌众，一个人的才智不可能对所有的事物都能察觉，所以要以物治物。下面人多而上面人少，寡不敌众，这就是说君主不足以遍知臣下，所以要用人来了解人。因此形体不劳而事情得到处理，才智不够而坏事奸情就可查清。所以宋国人有句话：“一只小雀飞过羿，羿就一定能射到它，那是羿在骗人。如果把天下当作罗网，那小雀就逃不掉了。”要说了解奸情坏事，也有大的罗网，任何奸情也不会逃脱的。如果不考究它的道理，只是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为手段，那子产也是骗人了。老子说：“用智慧来治理国家，是国家的大害。”说的就是子产一类人。
【原文】
六
秦昭王问于左右曰：“今时韩、魏孰与始强？”左右对曰：“弱于始也。”“今之如耳、魏齐孰与曩之孟尝、芒卯？”对曰：“不及也。”王曰：“孟尝、芒卯率强韩、魏，犹无奈寡人何也。”左右对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夫六晋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而从韩、魏之兵以伐赵，灌以晋水，城之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韩康子为骖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灭人之国，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车上，而知氏分于晋阳之下。今足下虽强，未若知氏；韩、魏虽弱，未至如其在晋阳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时，愿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问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对也有过。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势不可害，则虽强天下无奈何也，而况孟尝、芒卯，韩、魏能奈我何？其势可害也，则不肖如如耳、魏齐及韩、魏犹能害之。然则害与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问乎？自恃其不可侵，则强与弱奚其择焉？失在不自恃，而问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数而求之信，则疑矣。”其昭王之谓也。知伯无度，从韩康、魏宣而图以水灌灭其国，此知伯之所以国亡而身死，头为饮杯之故也。今昭王乃问孰与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虽有左右，非韩、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日“勿易”，此虚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调，弄溉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为所不知，岂不妄哉？左右对之日“弱于始”与“不及”则可矣，其日“甚然”则谀也。申子曰：“治不逾官，虽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问有失，左右中期之对皆有过也。
【译文】
六
秦昭王问左右说：“眼下韩国和魏国，同他们建国初期比较，是开始强呢，还是现在？”左右回答说：“比开始弱了。”“眼下如耳、魏齐，同以前的孟尝、芒卯谁强？”答说：“不如。”王说：“孟尝、芒卯率领强大的韩、魏之兵，还不能把我怎样。”左右说：“那太对了。”中期把琴一推说：“大王推断天下的情况是不对的。晋国在六卿执政时，智氏最强，灭了范氏、中行氏，率领韩、魏两家之兵而围赵氏，引晋水灌城，城墙只差三板高就被淹没了。智伯出巡，魏宣子赶车，韩康子护卫。智伯说：‘起初，我还不知道水可以灭人的国家，我今天才知道。汾河可以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灌韩都平阳。’魏宣子用胳臂肘碰韩康子，韩康子踩魏宣子的脚，肘脚在车上碰撞起来，而智氏竟被瓜分在晋阳城下。而今大王虽强，还不如智氏；韩、魏虽弱，还不至于像在晋阳城下那样。现在天下各路诸侯正是用肘脚联合抗秦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能看轻他们。”
有人说：秦昭王的问话是失言，左右及中期的回答也有错。大凡明主治理国家，总是依靠权势。权势不可侵犯，即使天下最强的国家也无可奈何，更何况孟尝、芒卯，韩、魏又能怎样？如果权势可以侵犯，就是如耳、魏齐以及韩、魏那样，无能的也能够侵犯。那么受不受侵犯，就在于你是不是依靠自己了，那还去问谁呢？自己依靠不可侵犯的权势，那又何必去问他们的强与弱呢？如果失误在自己不依靠自己，而去问人家能否把我怎样，那不受侵犯就是侥幸的了。申子说：“失去术而要求别人忠实可靠，那就糊涂了。”就是说的秦昭王那样的人。智伯贪得无厌，率领韩康、魏宣两家攻赵却还想用水灌城而灭掉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智伯之所以国亡身死，头颅变成饮杯的原因。如今昭王问它们比当初强不强，难道是怕引水灌城的祸患发生么？虽然有左右近侍，但他们并不是韩康子、魏宣子，怎么能有肘脚的事情呢？然而中期说“不要看轻”，这是不切实际的话。况且中期的职责，是演奏琴瑟。弦音调整不好，曲调演奏不精，这是中期的事，这是中期侍奉昭王的职责。中期能很好地完成职务，还不一定能满足昭王，然而却去做他不懂的事，难道不荒谬吗？左右回答“比以前削弱了”和“不如”就可以了，还说“太对了”就是阿谀奉承了。申子说：“办事不要超越职权，分外的事虽知不言。”现在中期对不知道的事还讲。所以说：昭王的问是失言，左右和中期的回答有错。
【原文】
七
管子曰：“见其可，说之有证；见其不可，恶之有形。赏罚信于所见，虽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说之无证；见其不可，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所见，而求所不见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广廷严居，众人之所肃也；宴室独处，曾、史之所僈也。观人之所肃，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为饰也。好恶在所见，臣下之饰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烛远奸，见隐微，而待之以观饰行，定赏罚，不亦弊乎？
【译文】
七
管子说：“看到合乎法度的事，又有验证，表示高兴，要有奖赏；看到不合乎法度的事，又有证实，就要惩罚。君主发现的事，信赏必罚，即使有察见不到之处，还有人敢为非作歹么？看到合乎法度的事，且有验证，表示高兴，却不奖赏；看到不合法度的事，又有验证，表示厌恶，却不惩罚。君主自己发现的事，赏罚都没有信用，而要寻求看不到的违法的事，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在大庭广众和严肃的情况下，众人是敬畏的；在内室里独处，曾参、史?也是很随便的。看着人们很严肃，但这并不是真实情况。况且在君主面前，臣下总是要掩饰自己的。只根据自己看到的来定好坏，臣下就要掩饰自己的奸邪以愚弄君主，这是必然的。明察不能照见远奸，不能看到隐微之处，而根据观察到的虚假行为去再决定赏罚，不也是有弊病吗？
【原文】
八
管子曰：“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者，非特谓游戏饮食之言也，必谓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日“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
【译文】
八
管子说：“在屋里讲话，满屋子的人都能听到；在厅堂里讲话，满厅堂的人都能听到。这就可以称为天下的王。”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在屋里讲话，满屋子的人都能听到；在厅堂里讲话，满厅堂的人都能听到，并不特指关于日常饮食嬉戏的小事，肯定是说的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制就是权术。法制是编写成典籍，安置在官府，发布到百姓中的。权术是藏在君主心中，用以对众多事物的了解，而在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制越明越好，而权术可不能显露出来。因此，明主讲法制时，国内平民没有听不到的，就不仅仅是满厅堂的人都能听到了；而运用权术，就是亲信、近侍也都无法听到，更不能让满屋的人知道。而管仲说“在屋里讲话，满屋子的人都能听到；在厅堂里讲话，满厅堂的人都能听到”，这可不是懂法术的人所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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