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长安，天子之都
在很久之前的公元前1000年末，中国的城市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标准，用这些标准衡量，可以很明确地把城市和定居点区分开来。人们占据有限的空间，自己组织起来成为非农的群体，他们使用文字，创作艺术作品，买卖商品，手工艺日渐专门化，他们运用理性和原始的科学思想去解决问题，建立社会统治结构，修建公共建筑。
从古代直到20世纪，城墙构成了每个中国城市的骨架。“不存在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城墙不仅给城市提供了防卫的边界，而且也把城市分为普通区域和用作特定用途的专属地区。中国人用同样一个词“城”来称呼城市和城墙。有城墙的城市最初是在进行祖先崇拜和祭祀地神的地方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些逐渐发展成政治中心并最终成为京城。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因此只有以一块方形的地理布局来做京城才能创造一种与上天和自然和谐相处的都市生活。
在整个帝制历史上，辉煌的唐代京城长安（今西安）总是被视为中国京城的杰出典范。唐朝皇帝把地处渭水河谷的这座城市定为首都，在隋朝时，此处被称为大兴，唐朝恢复其古称——长安，而后者这个名字，已沿用了近千年了。这个几乎完全呈方形布局的城市是巨大的，南北长8.6公里，东西长9.7公里（地图2）。京城的规划依据古代的宇宙论思想：作为皇权的所在，京城必须体现天地和谐以及天子的绝对权威。城市建筑的条理严格和规整是帝国法律和公共秩序无所不在的一个具体化表现。
京城的城墙是按罗盘网格排列的，每一侧城墙有三个城门允许进出，有九条南北纵向的大街，十二条东西横向的大街。在中国的数字范畴里，数字“三”指的是大自然的三种力量：天、地和人；而数字“九”代表了传说中的帝王大禹的九州；数字“十二”相应地指代一年的十二个月。其他的街道与前面的纵向、横向的主大街平行，这些街道构成了110个区分严密的方形或矩形的围墙网格系统。这种有规律的城市空间被通往各管辖区（许多都带有塔）的门和主要寺庙的宝塔隔开。有两个市场满足当地人口的需求，分别位于城市的东部和西部。
长安被认为是天下的中心，而皇帝是天地之间的中介。紧靠皇帝住处而居的是贵族，他们居住在靠近皇城附近有两层或三层的宫殿中，紧邻他们的是拥有受人尊敬的家族谱系的家族。相邻而居的是社会等级的第二级——富裕的商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包括佛教寺庙和其他宗教机构的重要成员。平民的房屋数以万计，但他们都不被看作城市景观的组成部分。严格的阶级界限——贵族不与官员比邻而居，官员也不与平民一起生活——从城内各管辖区（城坊）的方位和大小中可以看得出来。
地图2
根据9世纪60—80年代访问过长安城的阿拉伯旅行者伊本·瓦哈布（Ebn Wahab）的记载：“皇帝、其主要大臣、军人、最高法官、宦官和所有归属皇宫的人居住在城市右手朝东的那边，百姓们没法和他们交往。”而东边的城坊宽阔得可以打马球，练射箭。这些地方都靠近帝国的心脏——大明宫和皇城，拥有特权的人才能进入。
每个城坊都建有黄土墙，宽可达数米。在其前面是街道两边宽阔的排水沟渠。这些夯土墙高3米，基座宽2米到3米。每个城坊和交叉路口都有人守卫，城坊不仅相互隔绝，而且其功能不一，城坊间的社会交往被限定在官府规定的时间里。
城坊的首领，也称为里的首领，控制100户人家。他负责维持治安，了解辖区内的税赋缴纳，以及其“坊里”成员们履行劳役的情况。京城大多数城坊的都市生活——特别是远离市场的地方——类似于乡村生活。在首领的命令下，看门人在黎明和黄昏时打开和关闭城坊的门。“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襜，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
平民居住在城坊内，他们的房屋低矮而简陋，一般都没有什么装饰。禁奢令规定了官员住宅的大小和样式。我们从831年的一份官府报告中得知，高官们可以在他们所在的城坊修建一个私人专用的门，这样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城中的主干道。贵族也享有同样的特权。他们的大宅子面积约占一个城坊的八分之一。而寺院，则是一座寺院掌管了整个城坊。城中大多数地方都有足够的空地可以用来种粮食，每块地收获的粮食能满足一户人家的需求。
唐代京城的坊市制度的设计是用来严格控制居民的活动的，城坊远离喧嚣的市场和宽敞的寺庙。人们被隔绝开来，只能与自己同一圈子的人一起生活。在城市生活了几百年的家庭已经习惯了这种受监督、受约束及实行宵禁的生活。他们也很喜欢这种坊市制度提供的能高度防止火灾蔓延和确保个人安全的状态。
购物和贸易活动集中在长安城的西市和更为时髦的东市。西市是所谓“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东市能满足富人们的各种口味。9世纪时的西市是商人们的交易中心。狭窄的街巷里有数千家货摊和商铺，商人们所供应的同一类型的商品——丝绸、漆器、篮纹陶器、陶瓷制品、香水、酒或奴隶——都集中在一个小的区域中。市场中还有数不清的餐馆、小食摊、酒肆、客栈、妓院、牛市、马厩、肉店、鱼贩摊子及艺术品和工艺品店铺。
东市、西市白天是闹市，人们从城市的各个住处赶来——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聚集在这些狭窄的空间里交换信息。五品以上的官员是不准进入市场和平民混杂在一起的。两市于中午时分通过击鼓200下宣布开市，黄昏闭市的信号是击鼓300下。大多数在市场干活的人们就居住在其店铺、货摊的里面、后面或附近，居住条件是难以想象地拥挤。
靠近西市有个特别的地方，就在皇城的西南角，被称为“独柳树”，这是处决犯人的地方，受处决的也包括犯罪的官员。犯人在此被斩首或腰斩，头颅被展示于此。另外一个处决犯人的场所叫作“狗脊岭”，位于东市的西北角。公开处决犯人被认为具有教育意义。京城的官员都要参加公开处决仪式，而平民百姓则被这种可怕的场景所吸引而前来观看。
9世纪时京城城坊的情况有所改变，有些城坊情况更加恶化。禁奢令不大被人遵守，官府的衙役也难以严格地执行这个法令。人们也不大理会宵禁的时间长短，交易已经越出了市场范围，进入了居民居住区，而那里的商业活动日夜进行。未经批准的市场越来越多，数量也越来越大。817年时，皇城附近开设了一家新的大型市场。一些人还在城坊的墙边非法开洞或修门，而另一些人则在主干道边修起了固定的建筑物，如店铺或货摊。840年时，夜市是被明令禁止的，但实际上禁令根本没有得到施行。在宗教场所进行通宵的歌舞表演的情形已经不算少见了。
由于唐朝皇帝失去了对帝国的政治控制权，他们也见证了之前被严格控制的京城正在不可阻挡地慢慢走向衰落。长安城已经成为东亚城市发展的典范，特别是对日本京都和奈良这两座新城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长安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超过100万。904年，当军阀朱温下令将长安所有建筑推倒，并将建筑材料运到洛阳时，这座矗立了1000年的城市终于迎来了它的大限。长安再也无法恢复其业已消失的贵族精英的荣光了，从此再也没能成为中国王朝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