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程颢　程颐



程　颢（1032—1085）　字伯淳，河南（河南洛阳）人。十五六岁时，与弟颐从学于汝南周敦颐，对性命道德之学发生兴趣，欲探其奥秘，于是慷慨有求道之志。为此，他于书无所不读，佛经、《老子》、《庄子》、《列子》等都用功钻研，但未达目的，最后返求之于《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这样经过近十年的刻苦学习，在学业与理论上，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从古代儒家的“礼”，演化而成“理”，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给儒学注入新的生命，这是秦、汉以来其他学者所不曾有过的。

二十岁以后，他到京师开封求学，声望已高，一些老儒宿学，都感到望尘莫及，登门拜访，愿与交友。

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先后任鄠（陕西户县）、上元（江苏南京）县主簿，又升为晋城（山西晋城）县令。晋城是经济落后的山区县，民俗朴陋，学校教育长期中断，近百年无科举登第者。他在政事之余，教民以孝悌忠信为本，入家事父兄，出外事长上。又亲自创办学校，招儿童入学读书，亲为校正句读，朝夕督促，严格要求，很快改变了教育落后的局面。至熙宁元丰间，晋城县学有学生数百，登科的十余人，初步显露出他办教育的成绩。

熙宁初，由吕公著推荐，程颢进京为监察御史里行。神宗素知其名，数次召见，征询建议之言。一次，神宗与他畅谈甚久，直到宫中报时正午，皇帝尚未用餐，他才退出殿门。在召见过程中，他前后进说甚多，主要乃规劝神宗“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材为先”，并说：“人主（帝王）应当预防还未萌发的欲望。”时值王安石正推行新法，很信任程颢，派他去各地检查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希望能对新法有所帮助。可是，他并不同意新法的基本指导思想，进见神宗时，陈述“为君之道”，是以至诚仁爱为本，不当言及功利。尽管神宗不赞成他对变法的态度，但还是很诚恳地听了他的意见。

王安石曾召他到政事堂议事，谈论结果，颇相异议。意虽不合，王安石犹敬其忠信，不深责怪，而以友相待。当反对新法的浪潮掀起之后，他数十次上章，言新法不便，并对“兴利之臣”大加抨击。朝廷不得已，将他改为地方官，以后他上书求退，居洛阳十余年，与弟颐在家中讲学传道度日。

程颢讲学的特点是“发其关键”，而不在关键外的“枝词”上多去分析，以免分散学生的注意力。语声铿锵有力，言近而意远，使不同接受能力的学生，都能领会讲授的基本精神。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倡明道学（理学），认为“道之不明”，是因为社会上异端邪说流行的结果。并说，过去邪说之害浅近而容易晓知，今日邪说之害深远而难于辨识。因此，天下之人很容易被蒙蔽而误入歧途。他教育人要“穷理尽性”，就是把“理”作为一切事物的本源，是万事万物最高的精神主宰，世界先有他说的“理”，而后才有物质性的“气”。他认为人性是善的，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人达到成为圣贤的目的。

哲宗立，召其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文彦博题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颐为之作《序》说：“周公死，圣人之道不行；孟轲卒，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没有善治国的；学不传，千年来就没有真正的儒者。”因此，他认为在孟子死后的一千四百年，程颢得圣人不传之学于六部遗经之中，以兴起孔、孟之道为己任，辨别异端，批判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一新，复明于世。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在理学盛行的时候，朝廷赐程颢谥号曰纯公。淳祐元年（1241）封为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被尊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之一。

程　颐（1033—1107）　字正叔，颢弟，幼年才识高远，讲究礼法，年十四五，与兄颢同受业于周敦颐先生。

皇祐二年（1050），年十八，上书朝廷，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罢去那些世俗的论调，以期建立“非常之功”。而且请求召对，面陈所学，未见回音。入太学，时胡瑗先生任教，曾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考试诸生，得颐试卷，大惊，立即召见，安排一个学职。吕希哲与颐住邻斋，首先事以师礼，既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益众多，名声日振。

嘉祐四年（1059）参加科举考试，礼部省试已通过，可是在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落榜，由此不再应考。本来，他的父亲程珦，有恩荫为子谋官的机会，可是这些机会都给同族的人，而他却没有得到这个权利。

治平、熙宁间，朝廷近臣吕公著曾数次推荐程颐，称他“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请求朝廷特加录用。其兄颢在向朝廷推荐人才时，有张载及颐，但颐都以学问不足，而不愿出来做官。

程颐自科举不第后，即决心在家乡办教育，把从政的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其兄颢返家之日，兄弟二人“讲学于家，化行乡党”，来求学者不绝，甚至有不远千里而至的。他讲学自有特色，庄重有体，冠襟必整，沉静肃穆，非常严谨。就学学生，不论尊卑长幼，坐下听讲，都是毕恭毕敬，肃然无声。他讲究师道尊严。一次，门人杨时、游酢往见，正值下雪，颐瞑目而坐，养神自闲。二人既至，遂侍立不去，也不敢惊动其师。及至程颐觉察，二人才辞别而去，当时门外下雪已一尺深。对学生，他又能诲人不倦，教育他们在学习上必须持之以恒，善于学习，“默识心通”，贵在“自得”。要“自得”，就要对学习的东西，“深求玩味”，反复深思，从中得到自己的体会。由于他教育得法，故学者多出其门，逐渐深入，皆为名士。如杨时、游酢、吕希哲、谢良佐、刘绚、李、吕大临、尹焞、张绎、周孚先、邵伯温、朱光庭、邢恕等一大批门人，在学术、教育、从政诸方面，多有贡献，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派。程颐本人的学术成就也超过乃师，“学冠濂溪（周敦颐）”，最后成为洛学的首领。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后，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再荐程颐于朝，称其“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尊礼法”，年过五十，不求仕进，请求特加召命，不次提拔。也有称他“道德纯备，学问渊博”，以为世之真儒，加以任用，就可“为天下福”。是年十一月，授汝州（河南临汝）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再辞，不久，召其进京。元祐元年（1086）三月进京后，王岩叟奏状中称他“学极圣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纯粹”，认为是学者中的“完人”。召对之后，太皇太后高氏面谕，将任以崇政殿说书，颐再辞而后受命。

崇政殿说书一职，是为皇帝之师，程颐将受命之时，即提出对哲宗的三条要求：其一，要选贤德之士为讲官，陈说道义，涵养气质，熏陶德性；其二，在皇帝左右的宦官、宫女，要选老成持重的人，不使那些侈靡之物沾染皇帝耳目。负责侍奉皇帝听讲经筵的内侍，还要把皇帝在宫中的动静，及时告诉讲官，如果皇帝少有违失，可以随事规谏；其三，讲官作为皇帝的老师，讲授时应当坐讲，以养成皇帝“尊儒重道之心，恭敬戒惧之德”，并且说，假若这几条可行，那就任职，如不可行，希望朝廷允许他任便辞职。

当时，哲宗年幼，对程颐来说，既是君臣关系，又是师生关系，颇多难处。他每次进讲，文辞之外，反复推明儒家经义，跟着就对皇帝进行诤谏，哪怕一件小小的事情，他都毫不例外地说教一番。加之进讲时表情严肃，小事上纲到大道理上讲，弄得哲宗有些害怕。当时，文彦博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临朝，或侍立终日不敢懈怠，皇上示意稍事休息，而终不去。有人问程颐：“你之庄严，比潞公（彦博）之恭谦，谁得谁失？”颐回答说：“潞公四朝大臣，侍奉幼帝，不得不恭。我以布衣职任辅导之师，也不敢不自重啊！”人们只得承认他说得有理，称他为“真侍讲”。一时间，士人归其门拜师者甚众，而颐也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忌回避。

由于程颐的倨傲态度与讲究古礼的呆板作风，与身为翰林学士的苏轼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司马光死后，旧派分裂，以苏轼为首的文士派被称为蜀党，以程颐为首的经筵派被称为洛党。两党之间互相攻讦，几无是非可言。蜀党中的孔文中竟把程颐说得一无是处，目为“五鬼”之首，请求朝廷将他“放归田里”。元祐二年（1087）八月，他回到洛阳，主管西京国子监，再次从事教育生涯。绍圣四年（1097）新派得势，以其为元祐旧党，贬到涪州（四川涪陵）编管，在那里完成他的重要著作《易传》。徽宗即位后，将其赦免，任便居住。崇宁二年（1103），迁居洛阳龙门之南，主动阻止四方学者登门拜访，写成的《易传》也不敢公诸于世，唯恐再招祸端。大观元年（1107）卒于家。从事教育活动前后达五十年之久，后世称为伊川先生。

淳祐元年（1241），追封程颐为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庭。

评：程颢、程颐兄弟，通过对佛、道及诸子百家的比较研究，最后以儒家经典为依托，创立一套使儒家哲学化的新理论——理学。二程是教育家，他们做官时间短，办学时间长，当官时也不忘教育，通过教育活动，将他们的思想、学说传播开来，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后世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