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　字君实，陕州夏县（山西夏县）人。真宗天禧三年，其父为光山（河南光山）县令，生子于官舍，故名之为光。幼聪悟，好读书，手不释卷，以至不知饥渴寒暑。宝元元年（1038）进士，时二十岁。

仁宗卒，曹后以“乾兴故事”向群臣百官赐仁宗遗物，总价值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三次上章推辞，以为不可，朝廷不允，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其他送舅氏，义不藏于家。

英宗朝，司马光常苦于历代史繁，帝王不便阅览，遂撰《通志》八卷，英宗大喜，命置局秘阁，继续撰述。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为书作序，令司马光每日进读。这时，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成为神宗的亲近侍从。

熙宁元年（1068）七月，河北遭灾，国用不足，朝廷就财政问题开展了一场争论。王安石认为：“国用不足，是因为未能任用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管理财政的人，能使民间不增加赋税而国用充足。”司马光认为：“财货百物，只有一个死数，不在民间，则在官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暗夺民利，其害甚于增加赋税。”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争论不已。王安石把财货百物看成一个变数，认为可以通过发展生产来增加财富，而后实现民不加赋国用充足。司马光把财货百物看成一个常数，官与民，非在此即在彼，认为根本不可能如王安石所说的那样。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变法运动逐步开展起来。这年十一月间，司马光利用进讲《通鉴》之机，大讲汉初曹参不变萧何法度，“得守成之道”，所以才取得天下太平局面。神宗问：“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以吗？”司马光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认为不独汉代，使夏、商、周三代之国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可存也”。意在反对朝廷推行变法。吕惠卿在进讲中则用古代历法、刑法、赋税、教育等法不断变化的事实，对司马光论点加以反驳，争得不欢而散。

熙宁三年（1070）二月，司马光上章力辞枢密副使之职，并说能罢去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派到各地的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我，我也感到受恩赐很多”。当时，王安石坚持不罢青苗等法，司马光也不肯接受任命。司马光曾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希望他改变推行新法的态度，但遭到回绝。原来两人的关系友好，现在因政见不同，而相互疏远。神宗支持变法，但又想任用司马光，把他作为一个持不同意见者留在中央。王安石不同意司马光在中央任执政官，认为那样做是为持“异论”的反对派树立一面旗帜，对新法是有害而无益的。神宗挽留司马光，认为枢密院是管军的，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推辞。司马光认为他未接新命，是皇帝的侍从，于事无不可言，遂再借进读《通鉴》之机，陈述王安石“性不晓事”，刚愎自用，任用“奸邪”吕惠卿为“谋主”，所以招致天下议论纷纷，请求神宗改变与韩绛、王安石、吕惠卿三人“共天下”的态度，但未为神宗接受。是年九月，乃坚请外任，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陕西西安），再转知许州（河南许昌），后自请判西京御史台，到洛阳定居。

司马光在洛阳建宅第独乐园，又治田三顷，以编书交友为乐，“绝口不论事”，实际上仍然关心朝廷事情。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吴充、王珪并为宰相。吴充虽与王安石联姻，但对新法有不同看法，常请神宗召还司马光、吕公著等，又荐举孙觉、李常、程颢等曾被王安石斥退者。熙宁十年四月，司马光利用皇帝下诏求言之机，再也忍耐不住长期的积愤，上书陈请六事，并写信给宰相吴充，要求迅速罢去新法，但未见听用。

元丰五年（1082）正月，时文彦博留守西都，慕唐白乐天九老会，召集在洛阳的一部分官僚如富弼、席汝言、王尚恭等七十岁以上者组成“耆英会”。当时司马光仅六十四岁，本不能与会，但是由于这部分老官僚都把将来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也用九老会中狄兼谟年龄不足七十而入会的故事，吸收他入会。另外，王拱辰本为北京（河北大名）留守，听到消息后，因家在洛阳，也请求入会。入耆英会者在洛阳佛寺绘像，司马光受托写了《洛阳耆英会序》，作为结会的纪念。这是对新法不满的官僚自愿结合的一个组织，他们互相写诗酬唱，夸耀功劳，司马光成为不少人心目中的“真宰相”。

这年秋天，司马光突患中风，语言不便，自疑寿限将终，事先作了遗书，一旦不测，请他的好友范纯仁、范祖禹上呈朝廷。

元丰新官制实行，神宗想取新、旧两派人并用，并且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由于蔡确、王珪认为：“国是方定”，愿等等再说，这样把起用司马光的事搁置起来。

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司马光署名编写的《资治通鉴》完稿，上呈朝廷，全书总二百九十四卷，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这部书上起战国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是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时间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从编写时间上看，他从治平三年（1066）置局开始，至全书完成，历时十九年，是司马光毕生精力所聚的一部巨著。

《资治通鉴》一书，是司马光领导下集体合作编写而成的。熙宁三年九月当他在京师任职时，已感到此书绝不可能自己独立完成，乃举荐范祖禹同修。在洛阳时又聘请刘恕、刘放参与此事，这三人都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而以史学见长，与司马光是志同道合。在司马光主持下，刘放负责汉史，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史，范祖禹负责唐史等各段的长编工作。具体编写过程分成三个环节：第一，开始先制订出丛目，即把收集的史料，按年月日顺序，剪贴排列起来，标上事目；第二，对丛目所列史料进行初步整理，抉择去取，从文辞上加以贯连，加工成史料性的长编，遇有事实或时间方面互相抵触的，则加以初步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等候主编裁决；第三，最后由司马光本人就长编所载者，考证异同，删其繁冗，加工润色，写成定稿。其他不同者，也不随便舍弃，由司马光另写《考异》，作为对全书的参考资料。

司马光及其助手编写此书，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不仅遍阅旧史，而且还“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计引书三百余种，其中大多数书今已佚失，仅赖此书征引，得存其梗概，史料价值极高。对于史料取舍，司马光严肃负责，他认为正史记载的未必全部可信，杂史小说记载的未必全无所据，兼取二者之长，把许多历史事件不清楚的，整理得“本末灿然”，来龙去脉，清清楚楚。他作为主编，工作非常勤奋，每三天删定一卷长编稿，如果遇事耽误，日后一定补齐。因此，工作量大，每天工作到深夜，至五更初，挑灯再干。书成之日，发白齿脱，而精神顽强不减当年。

因为这部书编写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给帝王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因此重政治而略经济文化。又由于反对变法，所以对历史上的变法也或略或贬，反映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及其历史观。尽管如此，神宗见书之后，甚为高兴，曾对辅臣说：“前代未尝有这样的书，远远超过荀悦的《汉纪》。”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太皇太后高氏立哲宗为帝，政治形势突变，在洛阳的程颢等人，立即劝司马光奔赴开封。当时，反变法人士云集京城，司马光来到那里，不断有人聚观，要求他留在京城。太皇太后高氏乃留其辅佐幼帝，访以政事。他请求下诏，广开言路。四月，他上疏说“先帝（神宗）励精求治，以致太平”，但所行新法，“皆非先帝本志”，请求罢废。五月拜门下侍郎，正式入朝辅政，鼓励认为新法不便者上言。

当罢废新法开始之际，人们不免有很多疑虑，认为神宗大丧期间，其子哲宗应当遵守“三年不改于父之道”的古训，不应马上抛弃新法。司马光一方面认为新法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定害民之法，并非先帝本意，另一方面又说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非子改父。经过这番解释，反对新法的人有了依据，“众议乃定”。可是还有人说，元丰时的旧臣如章惇、吕惠卿等，他们将来以父子关系离间皇上，那么“朋党之祸”必会再起，后果不可不怕。司马光郑重其事地回答：“上天保佑大宋，必无这样的事情发生。”

元祐元年（1086）春，司马光病情加重，时青苗、免役、将兵之法犹存，对夏是和是战也未决定下来，他感到有生之年不多了，叹息说：“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对吕公著托以后事，加紧了罢废新法的行动，上疏论免役五害。闰二月，朝廷罢去新法派重要人物蔡确宰相之职，而以司马光代之，四月又任命吕公著为右仆射，同日任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排班于宰相之上。王安石卒，司马光正在病中，听到消息后，对吕公著说：“介甫没有其他事，就是性格执拗，赠恤应当从厚处理。”是年九月，司马光卒于开封，后归葬夏县。

司马光对于物质生活，淡然无所好，于学术则无所不学，其著述除《通鉴》外，还有《稽古录》、《通历》、《本朝百官公卿表》、《翰林词草》等多种。

评：司马光是宋代杰出的史学家，一生著述甚富，尤以《资治通鉴》的撰述，获得史学上两司马的美誉，与司马迁齐名。他直言敢谏，神宗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谏官，但从其政治活动考察，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既无容人之量，又对新法缺乏正确分析。不分是非，一切复旧，所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有人称他也是改革派，只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实则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他执政时，未见有什么改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