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族规
宋代的民间家族组织依靠“家法”、“宗法”、“义约”、“规矩”、“家训”等条法即族规来统治族人。不过，家训和族规还有一些区别：家训偏重于劝导，族规偏重于制约；族规是从家训演变而成的。
从宋代开始，随着民间家族组织的重新建立，这类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条规便逐步增多起来。宋太宗时，大臣李窻“家法尤严”，即使子弟已经在京做官，“俸钱皆不得私用，与饶阳庄课并输宅库，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获沾济”。北宋中期，京兆府蓝田人吕大钧制定了《乡约》。吕大钧系张载的门生。《乡约》要目有四：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详细地规定了自愿入约者应该遵守的事项。后来，朱熹又根据这一《乡约》及吕大钧其他著作稍稍增损，撰成《增损吕氏乡约》，流行于世。这一《乡约》虽然不是民间家族组织的规约，但显然对“家法”、“义约”等影响很大。哲宗时，大臣刘挚“家法俭素，闺门雍睦”。南宋时，吉州永新人颜诩，全族百人，“家法严肃，男女异序，少长辑睦，匜架无主，厨馔不异”。江西抚州宜黄县“巨室”涂氏，“自其祖六秀才济者，素称善人，教训五子一孙，家法整整”。孝宗淳熙八年（1181）婺州吕祖谦制定“宗法条目”，详细规定了本族祭祀、忌日省坟、婚嫁、生子、家塾、合族、宾客、庆吊、送终、会计、规矩等活动的细则，注意事项、惩治办法。理宗时，台州黄岩县有的家族订有“义约规式”。绍兴府会稽县裘氏家族，同住一村中，世推一人为族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族长要制裁有过失的族人，就用竹穎。竹穎是世代相传的。饶州鄱阳县朱氏家族，该族尊长每天聚集子弟“训饬”，“久而成编”，共分父母、兄弟、宗族三部分，外族人“或疑其太严”。抚州金溪县陆氏家族，由一位最长者任“家长”，总管全家之事。每年选派子弟分管田畴、租税、出纳、厨炊、宾客等家事。公堂田只供给米饭，菜肴各家自办。私房婢仆，各家自己供给，准许交米附炊，每天清晨将附炊的米交到，管厨炊者登记于历，饭熟，按历给散。宾客到，则先由主管宾客者会见，然后请家长出见，款以五酌，仅随堂饭食。每天早晚，家长领子弟到祠堂请安致礼。子弟有过，家长聚集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清晨，击鼓三叠，一名子弟高唱：“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从唱词的内容看，可能出自陆九渊兄弟之手。
宋代不少官员、学者撰写“家训”、“家戒”、“庭戒”、“示子篇”等，以教育本家的子弟。这些官员、学者中，北宋时有邵雍、宋祁、范仲淹、范纯仁、包拯、欧阳修、司马光、梁焘、邹浩、黄庭坚、贾昌朝等，南宋时有赵鼎、陆游、叶梦得、吕祖谦、朱熹、袁采、倪思、江端友、陆九韶、真德秀、何耕等。其中著名的有包拯“家训”，要求后代子孙如果做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丝毫不讲遗产的处置问题。赵鼎“家训笔录”共30项，首先提出“闺门之内，以孝友为先务，平日教子孙读书为学，正为此事”。其次，对“士宦”的家人要求做到廉和勤。再其次，要求“本家田产等，子子孙孙并不许分割”，“岁收租课，诸位计口分给”。赵鼎期望目前的小家庭，以后扩大成宗族，所以又说：“同族义居，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无一毫欺隐，乃可率下，不可以久远不慎，致坏家法。”李光“家训”大都已经散佚，只知其主要内容有告诫子孙后代要励志读书节俭等。陆游“放翁家训”不讲遗产的管理和分割问题，只谈丧事从简，不信佛、道；子孙“复能为农”是上策，“杜门究经，不应举，不求仕”是中策，“安于小官，不慕荣达”是下策；子孙“不可不使读书”，但若能布衣草履，从事农圃，足迹不至城市“弥是佳事”。这些家须后来逐步变成各该家族的族规内容的一部分。
据宋人零星记载，族长是各个家族的统治者，掌有主管全族的一切权力。按照各族“规矩”，族长掌管义庄、祭田的收支；族长到族人家里，必须坐在主位，不论亲疏都如此。国家法律还规定，凡族人无子，如要立继，必须得到族长的同意。
从宋仁宗时开始，经过政治家和学者的提倡，以官僚地主为核心，以“小宗之制”为宗法，以族产为物质基础，以族谱为结合维持工具，以祠堂为活动中心，以“家法”、“义约”、“规矩”为统治手段，民间家族组织便在全国范围逐步建立起来。
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2，《后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
苏洵：《嘉皊集》卷13，《谱例》。
《金史》卷44，《兵志·兵制》。
《金史》卷46，《食货志一·户口》。
金人李俊民：《庄靖集》卷8，《李氏族谱》；《山右石刻丛编》卷20，《裴氏族谱石刻》。
苏轼：《苏东坡应诏集》卷3，《策别十三》。
《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
《河南程氏遗书》卷18，《伊川先生语四》；《苏东坡应诏集》卷3，《策别十三》。
《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
《河南程氏遗书》卷6，《二先生语六》；《二程外书》卷11。
《河南程氏遗书》卷17，《伊川先生语三》；卷15，《伊川先生语一》。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录，《义庄规矩》。
清乾隆本《范氏家乘》卷5，《贤裔传·宋赠朝议大夫、次卿公（良遂）传附持家传》。
《范文正公集》附录，《朝廷优崇·与免科籴》。
《范文正公集·建立义庄规矩》。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忠孝》；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0，《尚书彭公》；《宋史》卷316，《吴奎传》；卷351，《何执中传》；张衮：《嘉靖江阴县志》卷18，《列女》。
《长编》卷414，元祐三年九月乙丑；卷478，元祐七年十一月甲申。
赵鼎：《忠正德文集》卷8，《家训笔录》；《要录》卷96；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8，《学校》；汪应辰：《文定集》卷21，《徽猷阁直学士、左太中大夫向公墓志铭》。
《宋史》卷400，《汪大猷传》；家铉翁：《则堂集》卷2，《积庆堂记》；袁燮：《穄斋集》卷14，《通判沈公行状》。
罗浚：《宝庆四明续志》卷11，《乡人义田》。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5。
（传）朱熹：《朱子家礼》卷1，《通礼·祠堂·置祭田》；黄榦：《勉斋集》卷34，《始祖祭田关约》；陈藻：《乐轩集》卷8，《宗法》。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嫂讼其叔用意立继夺业》。
田顼：《尤溪县志》卷6，《人物志》；曾丰：《缘督集》卷3，《寄题项圣予卢溪书院》；洪迈：《夷坚志》卷30，《界田义学》。
刘松等：《隆庆临江府志》卷11；朱熹：《朱文公文集》卷88，《龙图阁直学士吴公神道碑》。
游九言：《默斋遗稿》卷下，《建阳麻沙刘氏义庄记》。
《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
欧阳修：《居士外集》卷21，《欧阳氏谱图序》。
苏洵：《嘉祐集》卷13，《谱例》、《苏氏族谱》。
《居士外集》卷21，《欧阳氏谱图序》。
《嘉祐集》卷13，《族谱后录上篇》、《大宗谱法》。
《嘉祐集》卷13，《苏氏族谱亭记》。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33，《许氏世谱》；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79，《文潞公家庙碑》；游酢：《游廌山集》卷4，《家谱后序》；朱长文：《乐圃余稿》卷9，《朱氏世谱》；杨杰：《无为集》卷8，《杨氏世谱序》；《新安篁墩程氏世谱》，程敏政述：《程氏统宗世谱序》等。
曾丰：《缘督集》卷17，《重修族谱序》；方大琮：《铁庵集》卷31，《方氏族谱序》等。
尤袤：《遂初堂书目·姓氏类》；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9、卷10。
陈亮：《陈亮集》卷16，《书家谱石刻后》；黄震：《黄氏日抄》卷90，《姜山族谱序》。
（元人）吴澄：《吴文正集》卷32，《丰城县孙氏世谱序》；方之连：《桂林方氏宗谱》卷1，《序》。
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0，《跋李氏谱》。
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19，《书欧阳氏族谱》；卷11，《黄师董族谱序》。
《朱子家礼》卷1，《通礼·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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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正公集·褒贤祠礼》卷1、卷2。
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19，《荆国王文公祠堂记》。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5，《娶妇》条云，新人、新妇“至家庙前参拜”，但这一习俗只可能在贵族、大臣中实行。
《朱子家礼》卷1，《通礼·祠堂》；罗大经：《鹤林玉露》卷5。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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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梦得：《石林燕语》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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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栐：《燕翼诒谋录》卷5，《越州裘氏义门旌表》。
黄震：《黄氏日抄》卷90，《〈训族编〉序》；《鹤林玉露》卷5。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81，《书康节戒子孙文》。
张田编：《包拯集》补遗，《家训》。
赵鼎：《家训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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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放翁家训》。
黄榦：《勉斋集》卷34，《始祖祭田关约》；《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立继类》。
《朱子语类》卷91，《礼八·杂仪》；《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立继类》。
每一个民族的节日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每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特定的节日风情。中唐以后直到辽、宋、西夏、金代，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愈加丰富，节日风情也变得多姿多彩，欢乐愉快。尤其是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科学技术的进步，给节日注入了新的内容，带来了轻松愉快甚至侈靡的风情，反映了当时人们丰富的生活情趣和相对平衡的社会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