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地位



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古代总的趋势是逐渐下降，宋代处于逐渐下降的过程之中，并非直转急下。

一 理学家的妇女观

宋代确实出了一批理学家，他们歧视妇女。程颐强调：“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司马光也说什么“夫天也，妻地也”。但有两点不可忽视。

首先，理学家并非歧视妇女的始作俑者。“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从一而终”一类的说教早已出自前代儒家者流之口。何况“失节事极大”一语不足以概括理学家的妇女观。程颐主张：“出妻令其可嫁”；司马光指出：“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并不绝对反对离婚。他们提倡“终身夫妇”，希望夫妇白头偕老。程颐认为：“凡为夫妇时，岂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约？只约终身夫妇也。”至于宋代民谚“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唐代已有之。杜甫《新婚别》：“嫁女有所归，鸡狗亦相得”，即脱胎于此。

其次，当时的社会舆论并非理学的一统天下。持反对态度者大有人在：“众则非之，以为无行。”谢伋提出与理学家相左的看法，将宋代视为阴盛阳弱的时期：“自逊、杭、机、云之死，英灵之气不钟于世之男子，而钟于妇人。”所谓“逊、杭、机、云”，是指东吴陆逊及其子陆杭、孙陆机、陆云。听罢这番议论，理学家陆九渊无可奈何，只得“默然”。袁采《袁氏世范》描述妇女的种种痛苦，强调“女子可怜宜加爱”，其同情范围包括下层妇女，指出“婢仆不可自鞭挞”。他不拘泥于“妇人不必预外事”，认为以下三种人都是“贤妇人”：“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家荡产者”；“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这些议论在当时实属难得，因而袁采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倡女性同情论的第一人”。

二 离婚改嫁权

宋代社会的实际状况是两性地位不平等，但妇女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某些权利，元代以后妇女权利才全面丧失。下面先说妇女仍享有一定的离婚改嫁权。

宋人反复指出，当时妇女离婚改嫁者较多。如《玉壶清话》卷2称：“膏粱士族之家，夫始属纩，已欲括奁结橐求他耦而适者多矣。”《袁氏世范》卷1《睦亲·同居不必私藏金宝》云：“作妻名置产，身死而妻改嫁，举之自随者多矣。”这是就夫死再嫁而言，还有就夫在改嫁来说的。如郑至道称：“为妇人者视夫家为过传，偶然而合，偶然而离。”范仲淹母亲谢氏、王安石儿媳庞氏、岳飞前妻刘氏、赵明诚遗孀李清照等改嫁另适，便是人所熟知的实例。据初步统计，见于史籍的再嫁妇女仅北宋时期即达52位之多。坐家招后夫是当时寡妇改嫁的一种形式。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5《焦生见亡妻》载，洛阳刘某死后，其妻经人做媒，招焦生为夫。“俚语谓之接脚”。“接脚夫”一词后来不仅是俚语，还见于法令：“在法有接脚夫，盖为夫亡子幼，无人主家设也。”实际上无子也可招后夫。

宋代妇女离婚再嫁者较多，社会舆论并不笼统谴责改嫁是个重要原因。相反母亲改嫁后，仍是儿子尽孝的对象。如果事之不恭，反倒会被指责为“则非人类矣”。北宋初期，张永德将被其父亲休弃的生母马氏迎归奉养，受到太宗赞扬：“此可为人子事出母之法。”神宗时，朱寿昌赤脚跑遍四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已改嫁并生子的母亲，得到朝廷表彰。更有甚者，一妇女先嫁单氏，生单夔，又嫁耿氏，生耿延年，死时，两个儿子争“葬其母”。孝宗出面调停：“二子无争，朕为葬之。”皇上居然为再嫁妇女主持葬礼，南宋后期仍传为“美谈”。社会舆论如此，难怪妇女再嫁不难，以致人们如此嘲讽“老娶少妇”者：“依他门户傍他墙，年去年来来去忙。采得百花成蜜后，为他人作嫁衣裳。”岂止不难，只要其他条件还好，愿娶者不乏其人。如魏了翁的女儿“既寡，谋再适人”。消息一经传出，邀媒下聘者甚多。刘震孙走红运，百里挑一，竟被选中，但“不得者疾之”。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律原则上允许妇女离婚改嫁。《宋刑统》卷14《户婚律·和娶人妻》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夫妻关系不好，双方愿意离婚，法律予以认可。《宋刑统》禁止的仅仅是居丧改嫁、背夫改嫁、强迫他人改嫁以及嫁娶有夫之妇。此后基本原则未变，改动的只是具体规定。如后来规定“女居父母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直到南宋后期，法律仍然肯定：“已成婚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夫出外三年不归，亦听改嫁。”难怪仁宗时，参知政事吴育的弟媳“有六子而寡”，多年未嫁，御史唐询弹劾吴育：“弟妇久寡，不使再嫁。”南宋末年，李孝德告发其寡嫂阿区“以一妇人而三易其夫”。胡颖在审理此案时，虽然从道义上指责阿区“失节固已甚矣”，但从法理上替阿区辩护：其夫“既死之后，或嫁或不嫁，惟阿区之所自择”。他宣布阿区无罪，而李孝德则被“杖一百”。

当然社会现象是复杂的。既有因娶改嫁妇女而遭到嘲笑者，如士人萧轸“娶再婚之妇”，同舍张任国写下《柳梢青》词加以戏弄：“挂起招牌，一声喝采，旧店新开，熟事孩儿家怀，老子毕竟招财，当初言下安排，又不是豪门买呆。自古道正身替代，见任添差。”也有因坚持守寡而受到表彰者，如仁宗时，包瞘之妻崔氏“丧夫守子”，发誓不再嫁：“生为包妇，死为包鬼”，被视为“美行”。淳熙年间，临海（今属浙江）陈氏“夫亡，年少子幼，有媒议亲”，她“抚膺恸哭仆地，复欲自刃。父母许以不复议嫁，方免”。孝宗认为：“此当旌表，以励风俗”，将她封为安人。

三 财产继承权

宋代两性的经济权利虽无平等地位可言，但妇女仍在不同程度上享有一定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因妇女在家庭中角色的不同，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作为女儿。在室女、归宗女、出嫁女在财产权利上又有区别，在室女在两种情况下可继承部分乃至全部家庭财产。一种是父母双亡，《宋刑统》沿用唐《户令》：“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娉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娉财之半。”南宋时期的法令更明确：“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另一种是户绝，即财产所有者死后无子孙。《宋刑统》沿用唐《丧葬令》：“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元符元年（1098）八月颁行的法令更具体：“户绝财产尽均给在室及归宗女，千贯已上者，内以一分给出嫁诸女。”南宋时期对此作了调整：“诸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

归宗女的财产继承权在北宋时期，与在室女相似。《宋刑统》卷12《户婚律·户绝资产》称：“如有出嫁亲女被出，及夫亡无子，并不曾分割得夫家财产入己，还归父母家，后户绝者，并同在室女例。”南宋时期调整为：“户绝财产尽给在室诸女，而归宗女减半。”

出嫁女在北宋前期，只有在无在室女的条件下，才能继承部分家庭财产。《宋刑统》卷12《户婚律·户绝资产》称：“今后户绝者，所有店宅、畜产、资财，营葬功德之外，有出嫁女者，三分给与一分，余财并入官。”元符元年八月法令对此作了全面调整：“户绝财产尽均给在室及归宗女，千贯已上者，内以一分给出嫁诸女。止有归宗诸女者，三分中给二分外，余一分中以一半给出嫁诸女，不满二百贯给一百贯，不满一百贯亦全给。止有出嫁诸女者，不满三百贯给一百贯；不满一百贯亦全给；三百贯已上，三分中给一分。已上给出嫁诸女，并至二千贯止。若及二万贯以上，临时具数奏裁增给。”在有在室女和归宗女的条件下，出嫁女也可继承部分家庭财产，但其数额受到限制，实行数额小从宽、大从紧的原则。南宋时期，户绝之家，“其财产依户绝嫁女法，三分给一，至三千贯止”。其基本原则仍然是出嫁女继承户绝财产的三分之一，只是限额有变化。

第二类：作为妻子。妻子带着陪嫁来到夫家，此后有时还从娘家得到财产。“妻家所得之财”，不属于大家庭共有，而属于小家庭私有。法律强调：“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同时规定：“妇人财产，并同夫为主。”妻子从娘家所得之财与丈夫共有，但妻子的支配权较大。

第三类：作为寡妇。其中改嫁者与所谓守节者的财产权利不同。守节寡妇又有有子与无子之分。有子守节寡妇，家庭财产属于儿子，她只是代为管理。法律规定：“寡妇无子孙年十六以下，并不许典卖田宅。”如有子孙在16岁以下，出于供养子孙的需要，可典卖田宅。儿子年满17岁后，可自行买卖田宅，但须经母亲同意。宋人说：“交易田宅，自有正条，母在，则合令其母为契首。”无子守节寡妇则有继承丈夫财产的权利。法律规定：“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之分。”但不能典卖：“夫所有之产，寡妇不应出卖。”只能立继子继承：“户绝命继，从房族尊长之命”，“夫亡妻在，则从其妻”。

改嫁寡妇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招接脚夫，如无继承人，可占有前夫全部财产。北宋法令规定：“其前夫庄田，且任本妻为主，即不得改立后夫户名，候妻亡，其庄田作户绝施行。”南宋则有限制：其田宅“计直不得过五千贯”。另一种是改嫁他族，“妻家所得之财”属于寡妇，可带回娘家，也可携带改嫁。但改嫁妇女对前夫家庭财产无支配权。法令规定：“尝为人继母而夫死改嫁者，不得占夫家财物，当尽付夫之子孙，幼者官为检校，俟其长然后给之，违者以盗论。”所谓检校，即代为保管并经营。如果无子，则按户绝法处理。法令虽然如此，但在实际生活中，寡妇携带夫家财产改嫁的事例不少。如郭彖《暌车志》卷4载，李贯“资财且多”，死后，其妻“乃尽奄有，为再嫁资”。《夷坚甲志》卷2《陆氏负约》载，陆氏在其丈夫郑某死后，“尽携其资，适苏州曾工曹”。

四 家事管理权

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一家之长只能是身为男性的丈夫，但家事则由作为主妇的妻子管理。如欧阳修夫妇，丈夫“尽力于朝”，妻子“治其家事”。家事管理权涉及面很广，包括对子女的教育、监护乃至惩罚。对于妇女的这项权利，真宗极其尊重。《涑水记闻》卷6载，“京师民家子有与人斗者，其母追呼之，不从，母颠踬而死”，法官认为此子“当笞”，真宗当即予以反驳：“母言不从，违反教令，当徒二年，何谓笞也。”妻子还享有执掌家庭财产权，如欧阳修“平生不事家产，事决于夫人，率皆有法”。袁采将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的妇女称为“贤妇人”。

由于妻子“主家政”，往往“不易制”，甚至丈夫反而受控制。这种现象在宋代士大夫家庭中屡见不鲜。宰相王旦就以惧内而闻名。赵概《闻见录》载，王旦“宅后作堂，名‘三畏’”。杨亿风趣地说：“可改作‘四畏’。”王旦“问其说”，杨亿回答道：“兼畏妻。”鉴于大臣普遍畏妻，真宗刘皇后在大臣们的夫人面前，对“阃范严酷”的夏竦之妻杨氏加以“苛责”，以便责一儆百。此后杨氏“少戢”，但风气并未改变。沈括尤其可怜，《萍洲可谈》卷3载，他晚年再娶张氏。张氏不仅将其长子逐出家门，而且沈括本人“时被捶骂，摔须堕地。儿女号泣而拾之，须上有血肉者，又相与号恸”。张氏病故，人们都为沈括庆祝。但沈括“自张亡，恍惚不安”，不久便去世。

或许与教育子女、掌管家产的责任主要由妇女承担有关，她们自身受教育的权利并未完全被剥夺。连司马光也主张女子应当读书：“古之贤女，无不好学，左图右史，以自儆戒。”并说：“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读《孝经》、《论语》及《诗》、《礼》，略通大义。”他只是不赞成妇女作歌诗之类：“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诗、执俗乐，殊非所宜也。”程颐称颂其母亲侯氏“好读书史，博知古今”。但她“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笔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欧阳修亲自动手编写《州名急就章》，“以示儿女曹”，目的在于为包括女性在内的后辈学习文化提供方便。朱熹“病《女戒》鄙浅”，打算另编一部。在他拟定的篇目中，有《讲学》。袁采提倡“妇人自识书算”，以便管理家务。朝廷则允许女童参加童子科考试，并有女童林幼玉在淳熙年间中选，吴志端在嘉定年间通过国子监挑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