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交通工具
宋、辽、金代的交通中，畜力占有重要地位，畜力包括马、驴、骡、骆驼、牛之类。辽、西夏、金等产马甚多，而宋却严重缺马，需要耗费巨资，向周边买马。宋朝将马分为十五等，大致前十三等充战骑，末二等“低弱不被甲”，则供应厢军或作递铺铺马。北宋文彦博说，城乡上等户“生计从容，皆须养马，以代徒步之劳”。《麈史》卷下说，“京师赁驴，涂之人相逢，无非驴也”。宋神宗“熙宁以来，皆乘马也”。这些记载反映民间乘驴马有某种普遍性。中国东部自古以来是蒙古马种。宋人称“契丹马骨骼颇劣”，而宋境内“凡马所出，以府州（今陕西府谷）为最，盖生于黄河之中洲曰子河汊者有善种”。好马是西北的西夏、吐蕃、回鹘等所产，时称“西方良马”。其实是自汉以来，来自今中亚、新疆的良种或其杂交改良。但据太平老人《袖中锦》所载，“契丹鞍”为“天下第一”，制造最精。骆驼在西北和塞外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东北的女真人则“行以牛负物”。
辽代车骑出行图（摹本）（选自韩世明编著《辽金生活掠影》）
按照宋朝的“运粮之法，人负六斗”，“驼负三石，马、骡一石五斗，驴一石”。苏辙说蜀道“茶递，一人日般四驮，计四百余斤”。在开封城中，骆驼、驴、骡等“驮子，或皮或竹为之，如方匾、竹縚两搭背上”，粮食则用麻袋作驮。
辽、宋、金代的车乘有人力车和畜力车。宋朝缺乏马力，其畜力车多用牛、驴、骡等，特别是牛。从传世的宋画看，如《清明上河图》、《溪山行旅图》、《盘车图》、《雪溪行旅图》等，大多是牛车，也有少量驴车。在开封，大车有太平车，“上有箱无盖”，“前列骡或驴二十余，前后作两行，或牛五、七头拽之”“可载数十石”。其次为平头车，乃独牛车，“以手牵牛鼻绳驾之”。另有一种串车，乃“独轮车，前后两人把驾，两旁两人扶拐，前有驴拽”。“每遇冬月”，四郊向开封城中“纳粟秆草牛车阗塞道路”，“数千万量不绝”。贵妇人出入，也乘“犊车”，另带香球，“香烟如云”。“成都诸名族妇女，出入皆乘犊车，惟城北郭氏车最鲜华。”宋徽宗被俘北上时，“乘平日宫人所乘木牛车”。后宋使至金，金方用“细车四辆奉南北使、副”，“每车用驴十五头”，“粗车三十六辆，每辆挽以四牛”。
辽代毡车停歇图（选自韩世明编著《辽金生活掠影》）
北方辽朝很有特色的畜力车是驼车，又称奚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縚，惟富者加毡阛文绣之饰”。五代后晋时，辽太宗“坐奚车中”，指挥作战，“晋军奋死击之，契丹大败”，辽太宗“丧车，骑一白橐驼而走”。苏辙使辽，有“高屋宽箱虎豹裀”，“双驼借与两轮红”之诗，即是描写此种驼车。
人力车如开封有浪子车，“平盘两轮”，“止一人或两人推之，此车往往卖糕及麋之类”。在陕西一带，“每三人挽小车，载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江乡有一等车，只轮两臂，以一人推之”，“以竹为鋓载两旁，束之以绳，几能胜三人之力”，“虽羊肠之路可行”。这与今日的独轮车相似。此外，“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
在山道、小路等无法通车之处，负担也是必须的运输工具。递铺的“铺兵每人约担官物六十斤”。宋时官员上路，差兵士或役夫负担，是常见的事。北宋后期名臣范纯仁之孙范直方官为主簿，启程时有行李“十担”，而叔祖父范纯礼赴遂州知州时，只有三担。宋徽宗招方士王老志，“许差担擎兵士三十人”。
轿又名肩舆、檐子、兜子等，宋时达官贵人乘轿已相当普遍。武夫出身的宋太祖也曾“乘肩舆，从十数骑幸讲武池”。北宋名臣王安石“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他说：“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北宋时，“百官皆只乘马”，“唯是元老大臣老而有疾底，方赐他乘轿”。如司马光拜相后，“许乘肩舆”。宋代的轿一般“凸盖无梁，以篾席为障，左右设牖，前施帘，舁以长竿二”。宋太宗时，“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被下令“禁断”，规定乘“兜子，舁不得过二人”。宋哲宗时，“京城士人与豪右大姓”乘四人抬的轿，也被指为“僭拟”；宋徽宗时，“富民、娼优、下贱”等乘“暖轿”，都予以禁止。南宋初，宋高宗在扬州，因为“路滑”，下令“百官得于寓京乘轿”。此后“百官不问大小，尽乘轿，而宦者、将命之类皆乘轿”。宋高宗退位前“幸建康府”，“时方雨雪，高宗御毡衣毡笠乘马”，时为皇子的宋孝宗“亦骑从”，“而宰相以下多肩舆者”。
宋朝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贸易国，其“海舟以福建为上”。海船都是尖底，“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平底船用于内河，“不可入海”。大的河船可载米一万二千石。宋时的“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料”为载重单位，一料即载重一石。船的动力除传统的帆、桨等外，还有车船，即以人力踩踏翼轮，激水而行。翼轮是原始的螺旋桨。宋人已开始将指南针用于航海，“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