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交通设施和管理



中国自秦以降，每个中央皇朝都十分重视道路的修建。秦代修筑驰道，以作皇帝巡行天下的通衢大道。北宋以汴京为中心，修建了抵达各州各县的“官道”。官府往往命令各地“夹官道植榆柳，或随土地所宜，种杂木”。有的地方则在“通州县官路两畔栽种杉、松、冬青、杨柳等木”。但是，古代的土路一般难以承受大雨和积潦。宋仁宗时，“河北比岁积雨，坏道途”，皇帝特别下诏，命令“堑官路两旁，阔五尺，深七尺”，“以泄水潦”。这类开挖排水沟的措施，当然并不限于河北一地。

北宋后期，陈与义写诗描述开封府中牟县官道的景色说：“杨柳招人不待媒，蜻蜓近马忽相猜。如何得与凉风约，不共尘沙一并来。”说明尽管官道上载种了杨柳，但尘沙依然很大。他的另一首诗描写荆湖南路杉木铺的情景说：“数株苍桧遮官道，一树桃花映草庐。”陆游在汉中一带的《山南行》诗说，“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路东南出”，“苜蓿连云马蹄健，杨柳夹道车声高”。说明当地的“大路”也同样是“杨柳夹道”。

道路的标志有所谓堠子，筑土为堠，上插木牌、石刻之类。吴安中的《堠子》诗有“行客往来浑望我，我于行客本无心”之句。陆游《果州驿》诗说：“驿前官路堠累累，叹息何时送我归。”《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21《大阳堠石刻》载宋官道有一石堠，其上刻有“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等字。

堠子分里堠、界堠等。里堠一般为五里、十里立一堠，其要求无非是“里堠分明”。李曾伯诗说，“行尽潇湘第几山”，“柳边官驿堠十里”。朱继芳《严衢道中》诗有“草白三丫路，苔青五里牌”之句。由于唐宋官道上有较准确的里程标志，故《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地理总志上，都记录了各地到京都的里程。如广南第一都会广州至“东京四千七百里，东至本州界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惠州一百五里”，“东南至海四十一里”。此类里程记录当然都来自官道的里程测量。界堠是国界和州界、县界的标识。如宋英宗时，“吕大防知青城县”，“卓立封堠，凿石为界”。宋孝宗时，将“茂州、永康军税地更展三里，别立新堠”，“仍刻石，各书地名及今所立年月，以为限隔”。

按照宋制，“二十里置马铺，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驿，驿有饩给”。当时士人行旅往往在驿站暮宿朝行。陆游有不少诗句描写他投宿驿舍的情况，“凄凉古驿官道傍，朱门沈沈春日长”，“古驿怪藤合，荒陂群雁鸣”，“衣上征尘鬓畔霜，信州古驿憩归装”，“夜行星满天，晨起鸡初唱。槁枝烧代烛，冻菜撷供饷”。上述诗句反映宋代不少驿站是沿用前朝的。

自关中入川的蜀道，自古号称天险。宋时也承袭前代旧规，修筑栈道。“入川大路”的“桥阁约九万余间，每年系铺分兵士于近山采木，修整通行”，“所使木植，万数浩瀚”。“阁道平坦，驿舍、马铺完备，道店稠密，行旅易得饮食”，看来交通设施相当完备。但“四处溪江或遭泛涨，即阻节过往，及飞石中行人，常有死者”。南宋陆游的诗中也屡及栈道之险，“淡日微云共陆离，曲阑危栈出参差”，“天险龙门道，霜清客子游。一筇缘绝壁，万仞俯洪流”，“危阁闻铃驮，湍流见硙船。汲江人负盎，骑马客蒙毡”，生动地描绘了宋代栈道风光。

在燕山以北，属人烟稀少的辽朝控制区，道路条件显然比中原更差。宋人苏辙出使，于燕山道中作诗说：“乱山环合疑无路，小径萦回常傍溪。”燕山五关，除榆关外，“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转粮饷，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马”。据宋人记载，出榆关后，“彼中行程并无里堠，但以行彻一日，即记为里数”。在辽与女真的“古界”以外，“行终日之内，山无一寸木，地不产泉，人携水以行”，道路之艰难，更可想见。宋人沈括使辽，前往辽道宗御帐，需要穿行“原薮”和“大碛”，而并无道路。故另一宋使刘跂诗描写辽境的道途说，“记里无官堠，更衣有短亭”，“但逐银牌使，何堪记驿程。路迷如欲尽，山转忽通行”。

至于内地前往位于今新疆的高昌，交通条件更差，“度砂碛，无水，行人皆载水”，有些地段“砂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

位于中原地区的宋朝，其水路交通以开封为中心，包括汴河、广济河、惠民河和金水河，构成了连接黄河、黄河以北的御河、运河和大江的水道。宋朝的沿海以至远洋交通也有相当发展。但辽金的水上交通都不发达。至于西部地区的水上交通自更不待言。

现代水运必须有码头之类设备，而古代的小木船自然无须有专用码头。但宋时的大江航运，“沿江税场，如江州、蕲口、芜湖，以至池州、真州，皆有岸夹，依泊客舟”。南宋中期，黄州税场“开新澳，以便民旅”，臣僚上奏说，“尚有六百八十丈不曾开通”，建议“于农隙用工开浚，实为商旅永久之利”。所谓岸夹或夹，实际上就是码头或避风港。大诗人陆游的《入蜀记》记载，他自建康府“出夹，行大江”，在池州“过雁翅夹，有税场，居民二白许家，岸下泊船甚众。遂经皖口至赵屯”，“而风益大，乃泊夹中”。“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夹者再三，不可得，几覆溺矣，号呼求救，久方能入。”他继续西行，“晚泊白杨夹口，距鄂州三十里”。离鄂州后，“始入沌，实江中小夹也”。宋朝在一些漕运口岸设置排岸司，负责装卸物资。看来排岸司应有专用码头之类设施。

在陆路与水道的交会处，需要修筑桥梁或设置津渡。宋时官府在一些重要津渡往往禁止“私置津渡”，由私人“买扑”，每年向官府纳钱，成为官府的一项财政收入。买扑者又向行人收费。如宋太宗时，“许州郾城东螺湾渡系百姓买扑，每年纳钱四百五十千”。宋仁宗时，“荆南公安县渡新增收渡牛钱，每一牛五十文”。买扑津渡，也必然产生弊端。“广济县张家渡系是官民客旅往来之冲”，“奸欺百出，除纳官钱之外，恣行骗胁，甚者夺攘财物，邀求收赎，方肯付还，违法已甚”。霸渡也始终成为宋时的社会弊病。南宋的一份判案记载，“郑在九捉讨过渡客人方太渡钱，抢去麻布一匹，及将方太等缚打”，而被官府“决脊杖十五，配一千里”。

在古代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水路交通往往不如陆路交通安全。为保持陆路交通的畅通，宋朝建造了不少桥梁，包括石桥、木桥、浮桥等。在大江大河中，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多造浮桥。浮桥更须加强保养和维修。有的浮桥当“夏秋涨水”之际，还须“解拆”。宋徽宗时，在通利军依山造天成桥和圣功桥，“两桥四马头”，称天成桥东马头、西马头等，马头当即是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