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居室建筑



一 宋朝城乡居室风貌及建造特色

宋代城市数量不断增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的丰富促进了民居建筑的多样化。前代所行的里坊制逐渐废弛，代之而起的是管制较为松动的街巷民居。大城市中房屋建筑栉比鳞次，人口稠密。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绘有大量房屋建筑，城内建筑为各种形式的瓦房，合围成院子。房为梁架结构，除壁面上有窗外，房顶上有的加建天窗。南宋《中兴祯应图》中表现的贵族官僚的宅第相当宏丽，前堂后寝，以穿廊相连，两侧有耳房或偏院。

营建第宅是士大夫时髦的风气，都城一带公卿第宅最为集中，构造精妙称如神工。赵普私第制作雄丽，太祖见之亦以为过，且数十年后仍然完壮。王拱辰第宅甚侈且极高大，有“巢居”之讥。欧阳修《寿楼》咏道：“碧瓦照日生青烟，谁家高楼当道边？昨日丁丁斤且斫，今朝朱栏横翠幕。主人起楼何太高，欲夸富力压群豪。”活现筑室竟富的心态。苏辙言其退老还家，筑室“且作百间计”。毕仲游曾言“于颍阳所在旧屋之外，增盖二十余间小屋”，作为退隐调养所。宋代贫富无定，识者深明于此，如郭进治第既成，聚族人宾客，指诸子为卖宅者，后来果如其言。范仲淹等人则不愿治第，杜衍退寓后第室庳陋而居之裕如。

私家园林承前代之旧，更有新的发展。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记名园共19处，馆榭池台，富于自然情趣。其中“董氏西园”有三重堂屋，“开轩窗，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见畏日，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静鸣，各夸得意”。其屈曲深邃，甚至“游者至此往往相失”。就如“卑小”的司马光“独乐园”，也是亭堂池台，应有俱全。“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乏闲古，多水泉者无眺望。”而“湖园”兼有此，追求宏大、幽邃、工巧、闲古、湖泉、坡亭六者的完美统一，体现了宋代士人的精神情趣。

江南特别是苏杭一带私家园林也很盛行。周密《吴兴园林记》言：“吴兴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后，秀安僖王府第在焉，尤为盛观。麓中二溪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吴兴为今江苏湖州。吴自牧《梦粱录》卷19《园囿》详述了遍布临安的苑囿，亭馆台榭，藏歌贮舞。规模一般比洛阳小一些，但精巧不减。韩侂胄之“南园”，贾似道之园池，均极营度之巧。南方园林更重“值景而造”，叠石造山，引水开池，竞为奇峰、峭壁、涧谷、阴洞等，堆砌明显。

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所绘的乡村住宅较为规整，以瓦房为主，有围墙、大门、厢房，还有厅、廊等。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卷》也绘有江南村落和住宅的情况，有园庭、围墙，竹木围绕，或依山构廊，或临水筑台，均非普通农户的住宅。农村住宅以简陋的草房为主，《清明上河图》所绘有少量瓦屋，三五间合成一组。在南方，“茅檐竹屋”、“芦藩映茆屋”构成了村居的特色。范成大、陆游述其亲历，在长江中游沿岸所见乡村中几乎全是茅荻结庐。陆游《葺舍》诗言：“补漏支倾吾可笑，呼奴乘屋更添茅。”其《杂题》诗云：“茆屋三间已太奢。”自言时为“半俸”不望厚禄。归州（今湖北秭归）“满目皆茅茨”，惟州宅才有“盖瓦”。而鄂西地区的一些民屋虽茅屋却很整洁，“苫茆皆厚尺余，整洁无一枝乱”，“茆屋尤精致可爱”。苏轼《鱼蛮子》诗描绘了江淮渔民的室居景观：“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异哉鱼蛮子，本非左衽徒。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

王洪绘《潇湘八景图》中的市镇民居（选自《中国文明史》第6卷）

对一般百姓来说，“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难事”，常常“屋破风斜漏不休”，十分简陋。张耒《芦藩赋》言己穷芦“昼风雨之不御，夜穿窬之易干；上鸡栖之萧瑟，下狗窦之空宽”，而“公宫侯第，万瓦连碧，紫垣玉府，十仞涂青”，反映了穷富房舍建筑的迥异。富家居室门户往往壮伟，而贫士“蓬门”则如陆游诗咏的那样，《书壁》：“稻草高茨屋，绳枢窄作门。”谓以绳系门代替转轴。《幽居》：“幽居竹织门”。又《破屋叹》：“竹椽与绳枢，岂敢求牢坚。”

一般建筑多坐北朝南，故开窗多北向及东西向。苏轼《南堂》诗：“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苏辙《葺居》诗说：“开窗北风入，爽气通户牖。”陆游《居室记》：“东西北皆为窗，窗皆设帘，障视晦暝，寒燠为舒卷启闭之节。南为大门，西南为小门。”金元好问《刘光甫内乡新居》：“为向长安旧游道，世间元有北窗凉。”乃是中原风貌。有于屋顶上开“天窗”的，陆游《秋夜》：“月明渐见天窗白。”张耒《天窗》诗道：“凿屋分将一尺明，坐令隔幌见帘屏。”古代窗户一般较小，光线不足，“天窗”主要作采光之用。

当时的窗格以直棂为多。棂子称为破子棂，截面呈三角形，外尖里平，糊经纱或纸。陆游《闲居初冬作》谈到“东窗换纸”。郑刚中曾记夏日湿热，乃“破窗纸三分之一，易以蓝纱”，以透暑气；又有云：“轩前有修竹，穿纸入窗棂”。或则编蓬为窗，一般是简陋住房的象征。贫者甚至无窗，或“以室不露明，上安油瓦以窃微光”。

淮浙人注重居室外观之美，熙宁（1068-1077）年间淮浙闹旱荒时，仍是“家有百千，必以太半饰门窗，具什器”。又有记“杭州流俗”：“其或借债等，得钱首先充饰门户，则有漆器装折，却日逐籴米而食，妻孥皆衣弊跣足而带金银钗钏，夜则赁被而宿。似此者非不知为费，欲其外观之美而中心乐为之耳。”

临安城沿河居民，“门首各为阑障，不相联属”。前揭张耒《芦藩赋》咏其被谪客居齐安（今湖北黄冈）时：“陋屋数椽，织芦为藩。”梅尧臣《小村》诗：“淮阔州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陆游《初春》诗说：“茅屋三间围短篱。”郑樵诗《过桃花洞田家留饮》云当地山家“竹篱环草屋”。鄂西一些地方，“芦藩茅屋，宛有幽致”，或者“虽茆荻结庐，而窗户整洁，藩篱坚壮”。居室外围护以藩篱看来比较普遍。

南方竹楼别有特色。王禹翶撰《新建小竹楼记》云：“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价廉而工省也。……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复之，得二十稔。”或记竹楼的建造说：“截大竹长丈余，手破开，去其节编之。又以破开竹覆其缝脊，檐则横竹夹定，下施窗户，与瓦屋无异。西戎又有版屋。诗云：‘在其版屋。’各从其土俗云。”陆游诗《村居》说“蔽雨筱代瓦”，“覆屋如茅”，筱是小竹。

宋代砖瓦业较前代有了相当发展，《营造法式》对砖瓦技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据载砖型有13种，瓦则按质分为素白、青混、琉璃三大类。筒瓦6种，覆于两行板瓦之间；板瓦7种，仰铺于屋顶。前代已有的琉璃瓦宋代更为普及，颜色以绿、黄为多，《清明上河图》绘有铺满琉璃瓦的屋顶。民间建筑中瓦的使用逐渐扩大。

城镇瓦料已有较多使用。辛弃疾在湖南时，曾于居民家取沟瓦共20万片创营栅。在浔州（今广西桂平）任职的崔与之，也“撤居廨瓦”来覆盖常平仓。房盖的质料常常是身份的象征，刘挚诗咏道：“苟能适意茅檐足，何必鸳鸯碧瓦筒。”广西地区富室之居亦“覆之以瓦，不施栈板，唯敷瓦于椽间，仰视其瓦，徒取其不藏鼠。日光穿漏，不以为厌也”；一般百姓则“垒土墼为墙，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覆为瓦，或但织竹笆两重，任其漏滴”。而“广中居民，四壁不加涂泥，夜间焚膏，其光四出于外，故有‘一家点火十家光’之讥。原其所以然，盖其地暖，意在通风，不利堙窒也，未尝禁有茅屋。然则广人于茅，亦以为劳事”。土墼即土坯。

诸军营垒房屋一般都较简陋，往往不堪水火之灾。如大中祥符三年（1010）五月京中大雨，“诸军营壁圮坏”，急忙予以修葺。天禧四年（1020）二月，枢密使丁谓言：癉州（治今南京）抽税竹木官瓦甚多，而“营垒多葺茅为舍”，一遇火灾，难于救止。南宋初有的军兵甚至“架筱枝蒙破席，而寝处雨不能免沾濡，暑无以芘烈日”，后来广泛“收买席竹盖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平江府（治今苏州）等地修造了大量瓦屋作为营寨。孝宗时，营寨建筑得到普遍改善，其中很大部分都是砖瓦结构。

在一些官员的倡导下，有些城镇改茅屋为瓦屋。欧阳修《夷陵县至喜堂记》述夷陵（今湖北宜昌）民居：“灶廪匽井无异位，一室之间，上父子而下畜豕。其覆皆用茅竹，故岁常火灾。”景皊（1034-1038）时当地官员才教民为瓦屋，别灶廪，异人畜。邕州（今广西南宁）官舍民居“悉以茅覆”，元丰时，地方官员集陶匠烧瓦，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来建造公私屋宇。叶康直知湖北光化县，“县多竹，民皆编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宁火患”。孝宗时，郑兴裔知扬州，“民旧皆茅舍，易焚，兴裔贷之钱，命易瓦，自是火患乃息”。宋代是瓦屋推广的重要时期。

在长江流域一些地区，冬天要凿“地炉”烤火，如欧阳修在荆地时，有诗咏道：“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觤户畏初寒，开炉代温律。规模不盈丈，广狭足容膝。”陆游《冬日排闷》：“地炉微火伴寒灰。”又《秋冬之交杂赋》：“地炉烧葑火，土塌藉蒲团。”又《霜夜》：“榾柮烧残地炉冷。”“榾柮”是指用作柴烧的树木。

二 北方民族居室

史载“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神册二年（917），辽太祖进围幽州，“毡车、毳幕弥漫山泽”，其败则“委弃车帐”。车为毡车，帐为幕帐，是契丹以及一些北方民族的主要“居室”，便于迁徙。姜夔有《契丹风土歌》描绘说：“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穹庐就是帐篷，或叫毡帐，宋人也称之为“虏帐”。毕仲游记：“桑干地寒毡作屋……边风吹雪罨毡城，毡城在处为屯营。”生动地描述了当地的居住特征。桑干河属辽南京道，在今北京境。

《辽史》卷32《营卫志中》载契丹皇帝“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以枪为硬寨，用毛绳连系”。即皇帝的牙帐。周围则是卫士的小毡帐。又有“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比“帐”的制作已较固定和复杂。契丹族以面东为尊，故其建筑往往东向，与汉族以南为尊不同。

《辽史》卷56《仪卫志二》言契丹太祖仲父时，“始置城邑”。辽有五京，南京城是明清北京城的最早基础。《契丹国志》所载《王沂公行程录》记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境内），“城垣庳小，方圆才四里许。门但重屋，无筑稥之制”。并记在辽境内，“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亦有挈车帐，逐水草射猎”。而东北渤海人所居，“皆就山墙开门”，或“编荆为篱”。又载《胡峤陷北记》说，“过卫州，有居人三十余家，盖契丹所虏中国卫州人筑城而居之。……距契丹国东至于海，有铁甸，其族野居皮帐”。又载契丹以北之室韦国，“乘牛车，以蘧稦为屋，如毡车状”。“蘧稦”是用苇草或竹编成的粗席。

以党项羌为主体的西夏国，据西夏《文海》所载，其房屋建筑有宫、寺、房舍、草房、厩等。宫为国君所住，普通民居建筑叫“舍”，与家、门、户、房、屋舍等字互注。一般房室亦称帐，如“房室”释为：“屋也，家舍也，室屋也，帐也，庖也，住宿处是也。”《宋史》卷486《夏国传下》亦谓：“其民一家号一帐。”一般将毛毡覆盖于木质框架上成一毡帐，易于移动。而包括西夏在内的西戎之俗，有“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当是农耕定居者的居室了。

《夏国传下》又谓：“俗皆土屋，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文海》中有柱、檩、椽、栿等字样，反映了若干木结构建筑的状况。如释“栿”为“房舍之檐，栿，大木之名也”。在“蕃汉杂居”的麟州府（今陕西神木），“廨舍庙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栅焉。驾险就中，重复不定，上引瓦为沟，虽大澍亦不浸润。其梁柱榱题，颇甚华丽，在下者方能细窥。城邑之外，穹庐窟室而已”。

洪皓《松漠记闻》所记西北地区：“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北宋初，王延德出使西域，撰有《高昌行纪》说：“地无雨雪而极热，每盛暑，居人皆穿地为穴以处。……屋宇覆以白垩，开宝三年，雨及五寸，即庐舍多坏。”颇异于中原。

东北女真等民族，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至阿骨打四世祖时乃行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

胡峤述其在北方的见闻谓：东女真“无定居，行以牛负物，遇雨则张幔为屋”。黑车子“善作车帐”。陈准亦述其亲历说：契丹东北隅之生女真，地多山林，“屋无瓦，履以板，或桦皮，墙壁亦木为之。……屋绝高数丈，独开东南一扉。扉掩复以草绸缪之”。

金天会三年（1125）始建乾元殿，而此殿外仅“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此前金人君臣与平民屋室并无多大差别。金初上京周围的建筑：“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星罗棋布，纷揉错杂，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金多次迁都，其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建筑规模已很宏大。

三 南方民族居室

南方比较潮湿，“干栏”式建筑是当地民族传统而典型的居住模式，一般分为两层，人居其上，下层作为饲养畜生、存放杂物等之用，各地又略有不同。

大体与两宋相始终的大理国时期的记载缺佚，然从唐末或元初的史料中，可了解其大概。唐后期樊绰记南诏国：“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栋下宇，悉与汉同，惟东西南北，不取周正耳。别置仓舍，有栏槛，脚高数丈，云避田鼠也。上阁如车盖状。”又言“裸形蛮……作葛栏舍屋”。元初期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亦载：“居屋多为架桅如殿制”，是以干栏式建筑为主。又记位于今滇南“金齿百夷”（今傣族等先民），“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居今川滇之交的“末些蛮”（今纳西族先民），“依江附险，酋寨星列”。又有散居于岩谷之上，或“巢居山林”者。

宋代一般称今桂、黔、湘、鄂地区诸民族所居为“溪峒”，大抵依阻山谷并林木为居，“峒”是壮侗语村寨之意。其中，广西抚水州“中有楼屋战棚，卫以竹栅，即其酋所居”。今滇东北地的石门蕃部“居必栏棚”，此与其“不喜耕稼，多畜牧”有关。《岭外代答》卷5《风土门》记两广民族“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朱辅《溪蛮丛笑》载湘西山瑶“穴居野处，虽有屋以庇风雨，不过翦茅刈木，深依崖谷”，名为“打寮”；仡佬“所居不着地，虽酋长之富，屋宇之多，亦皆去地数尺，以巨木排比如省民，羊棚杉叶覆屋，名羊栖”。在岭南的贺州（今广西贺州市），“俗多构木为巢，以避瘴气。豪渠皆鸣金鼎食，所居谓之栅节”；康州（今广东德庆）“其俗栅居，实惟俚之氓落焉”。

地处海南的吉阳（今三亚西），郡治“止茅茨散处数十家”。海南黎人居处“皆栅屋”，而钦州之蜒人“以舟为室，浮海而生”。岳珂曾见番禺（今广州）“海獠”屋室稍侈靡逾禁：“居无溲匽。有高楼百余尺，下瞰通流。……楼上雕镂金碧，莫可名状。……中堂有四柱，皆沉水香，高贯于栋，曲房便榭不论也。”此之“海獠”系定居此地的海外商人，非原住居民，居室颇奇特。

在四川地区：会川（今会理）“室屋相次，皆是板及茅舍”。黎州（今汉源）以西的五部落“其居叠石为碉，积糗粮器甲于上”，这种碉楼是川西民族地区传统的居室建筑。嘉州（今乐山）夷人“以竹木为楼居”；昌州（今大足）“无夏风，有獠风，悉住丛莆，悬虚构屋，号阁阑”；渝州（今重庆）边界“乡村有獠”，其俗亦“构屋高树，谓之阁栏”。今雷波境一带的“马湖蛮”，“比屋皆覆瓦，如华人之居”，而在泸州以南的一些民族“巢居岩谷，因险凭高”，居住条件尚未走出原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