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生活史——男子主要服饰



一 冠帽类

古代帽类繁多，有冠、帽、巾、帻、冕、弁等名目。其中冕是统治阶层戴用的一种最为庄重的礼帽。皇帝的冕顶有平版，故又叫平天冠。顶版前垂组缨，叫“旒”。皇帝十二旒，五品以上官员的冕旒数递减，六品官员以下平冕无旒。州郡祭服也要用旒。

冠是固定于发髻的一类帽子。宋代为帝王专用的叫通天冠或承天冠，有二十四梁，高广约一尺，与“绛纱袍”配套，用于一些大典礼，隆重次于衮冕。皇太子专用的叫远游冠，十八梁，形制特别。官员所戴有进贤冠、貂蝉冠、獬豸冠的不同。进贤冠用漆布做成，宋初有五梁、三梁、两梁之分，元丰后分为七等。梁的多少表示品位的高低。貂蝉冠是在进贤冠上加“笼巾貂蝉”，一名笼巾，是如中书门下一类的高官所用。獬豸冠是在进贤冠上加獬豸角，为御史一类的执法者服，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神羊，能别曲直，故又称为“法冠”。

上古贵族男子成年要行冠礼，被认作是“礼之始”。钦宗尚在储宫时始行此礼，高宗十六岁“始冠”。皇子冠礼，依古“三进”，一进折上巾，再加七梁冠，三加九旒冕。民间所行冠礼较为简单，北宋后期王巩记：届时置盛馔，“会乡党之德齿，使将冠者行酒。其巾裹如唐人之草裹，但系其脚于巾者。酒行，父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近于成人，敢有请。将冠者再拜，右席者乃焚香善祝，解其系而伸之。冠者再拜谢而出。自是齿于成人，冠服遂同长者，故谓之巾裹。”说是此风废已百年。严格的冠礼宋时已不流行，正如治平元年（1064）蔡襄所说：“冠礼今不复议。”大儒司马光、朱熹等力倡恢复冠礼。民间冠礼，或叫上头，北宋中期宫中有行之者。南宋一些地方，“官民不论小大家”，仍有“上头”的习俗。上头又叫“裹头”，宋代有为规避丁税，三十余岁尚“不敢裹头”者。

冠较庄重，《宋史》卷292《程戡传》载契丹使欲着帽见戡而被拒绝，不得不“冠而见”。上古庶人服巾，士人则冠。在宋代，冠一般仍然是有身份者所戴服，为一些笃守礼仪之士所重。史载范纯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尝不冠”；尹榖“夜灭烛始免巾帻，早作必冠而后出帷”；一些士人暑天也不欲露髻，顶以“矮冠”。成人后，一般头发绾髻于顶，其上再加冠帽或巾。而小孩则剃削童发，留大钱许于顶左名“偏顶”，或留于顶前，束以彩缯，“宛若博焦之状，或曰鹁角”。

叶梦得说：“帽下戴小冠簪，以帛作横幅约发，号额子。”此小冠簪与“冠”有不同。或“以绡缚其头”，叫做“抹额”，实为一类。京城乐手、兵士或着紫绣抹额、锦绣抹额、黄绣抹额。徽宗时，改僧为“德士”，皆加冠巾，或为赝髻以簪其冠，一时成为笑柄。

头巾传统上为“贱者不冠之服”，“大抵士大夫无露巾者，所以别庶人也”。时人多巾上覆帽。一般两脚系脑后，两脚系颔下，取其服劳不脱，无事可反系于顶上。后来多不再系于颔下，两带遂为虚设。以幅布裹头，宋时普遍使用，不独“贱者”了。米芾《西园雅集记》中名士所戴巾类甚多，有仙桃巾、幅巾、团巾、披巾、道巾、唐巾等。宣和初，有旨令士人结带巾，“不得向后长垂”，士人或作词谑之：“头巾带，谁理会？……法甚严，人尽畏，便缝阔大带向前面系。”东京乐工“裹介帻如笼巾”，帻亦为巾之一种，主要用于裹发髻。教坊中有“浑裹”，亦巾类，开封、杭州“诸杂剧色皆浑裹”，教坊色长亦皆诨裹。堂吏亦或戴“巾帻”。淳熙间（1174-1189），临安人“巾制则辫发低髻，为短统塌顶巾，棹篦则虽武夫力士，皆插巾侧”。

宋人常用的“幞头”是由头巾发展而来的，周武帝以幅巾裹头，有四带，二带系脑后垂下，二带反系头上，叫故又称之为四脚、折上巾。其制法是：“裁纱覆首尽韬其发，两脚系脑后，故唐装悉垂脚，其改为硬脚。”唐时，皇帝所用者脚向上曲，用硬脚。宋代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五等，其中直脚（平脚）“贵贱通服”。《麈史》卷上《仪礼》记，较早时有将幞头巾“折而敛前”，叫“敛巾”。绍圣后，又变而后仰，叫“偃巾”。其后又有若干变化，不一而足。官员幞头背后，装上两脚，用铁丝弦、竹篾等为骨，趄脚加长，俞琰《席上腐谈》说是“庶免朝见之时偶语”。宋之前多以皂纱等做成，或有以桐木山子在前衬起，宋时乃易以纱或漆纱。幞头在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庶人均常戴用。东京市上有卖“生色销金花样幞头”，武士或顶“双卷脚幞头”，或顶“两脚屈曲向后花装幞头”，或裹“交脚幞头”；教坊乐工喜载“长脚幞头”等。官员们在一些特定场合如上寿、赐宴等将花簪在幞头上，叫做“簪戴”，皇帝有时赐与臣下不同的人工所做的“宫花”或鲜花，甚至成为礼仪的一部分。糙光幞头、素纱幞头则用于丧事。

与冠相比，帽较随便。宋真宗曾对冯元说很想“便裘顶帽”与士人尽笑谈，削去“进说之仪”。大观年间，“秃巾小帽皆当时浮薄子所尚”。叶梦得说“帽乃冠之遗制”，但帽比冠简单，不一定非得先有冠。东坡喜戴的乌角巾，是一种隐士帽。陆游憩道观后有诗云：“道士青精饭，先生乌角巾。”

帽是介于冠与巾的一种形式，将巾做成一定的固定形式，即为帽。帽的形制很多而且屡变，王得臣《麈史》卷上《礼仪》载：“始时惟以幞头光纱为之，名曰京纱帽，其制甚质，其檐有尖而如杏叶者，后为短檐才二寸许者。庆历以来，方服南纱者，又曰翠纱帽者，盖前其顶，与檐皆圆故也。久之，又增其身与檐皆抹上竦，俗戏呼为笔帽，然书生多戴之。……比年复作后檐者，檐一二寸，其身直高，而不为锐势，今则渐为四直者。”有人嘲笑书生笔帽说：“文章若在尖檐帽，夫子当年合裹枪。”乌纱帽在当时一般士庶都可戴用。据《梦粱录》等书记载，还有卷脚帽子、盖耳帽子、裹绿小帽等。苏轼《椰子冠》诗说：“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风流倜傥，并不遵行一定的帽式。元皊初，士大夫效东坡顶高桶帽，称为“子瞻样”。程颐所戴帽，“桶八寸，檐七分，四直”。陈希亮“所著帽方而高，谓之方山子”。而雷简夫“始起隐者，出入乘牛，冠铁冠”。又，隐士魏野不喜巾帻，“无贵贱，皆绡帽白衣以见”。各类帽子的质地不同，市值也异。如《江邻几杂志》说：都下的“裁翠纱帽直一千”，十分昂贵。苏轼也有记道士“铁冠”者。王安石受赠“竹冠”而有和诗云：“竹根殊胜竹皮冠，欲著先须短发干。要使山林人共见，不持方帽御风寒。”他书也不乏铁冠、竹冠的记载，大体谓有隐者风貌。另外较有特色的有席帽、重戴等。

“席帽”是一种围帽，四周以垂丝网之如盖网，故戴席帽叫做张盖，是未第者或野夫所戴。吴处厚有记道：李巽累举不第，乡人笑其不知“席帽甚时得离身”？他登第后回答说：“为报乡闾亲戚道，如今席帽已离身。”席帽前加全幅皂纱围其半，叫裁帽，为御史等官所用。

“重戴”本野夫岩叟之服，《宋史》说：“所谓重戴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是幞头连着帽。一般以皂罗做成，方形，垂檐，两紫丝组为缨，垂结于颔下。后来成为某些官员的帽式。“旧尚书郎中皆重戴，官制之后，大夫皆不许重戴。如朝请郎以下，虽通直奉议之类，职事为诸司郎中者，并重戴。”王禹翶《滁州谢上表》称自己“头有重戴，身披朝章”。《文献通考》说：唐时士人多尚“重戴”，而宋初“御史台皆戴，余官或戴或否”；淳化二年（991），“令两省及尚书省五品以上皆重戴。枢密、三司使副则不。又五代以来新进士亦重戴，遂以为俗”。或言淳化时，京城公卿或既张伞又戴帽，故叫“重戴”。

高承说，宋世士人“往往用皂纱若青全幅连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认为本于唐之帷帽。周煇认为“自昔人士皆著帽”，后取便于戎服，单独戴帽的就少了。

二 衣裳类

古代称上身为衣，下身为裳，但各种服装有不同的名称。两宋时期，人们的衫服屡经变化，因时而宜。官员虽常着公服，然也不固守如一。

上古士人所穿的“深衣”，前后深长，后世已不流行，但为宋时一些士人欣赏。司马光依《礼记》作深衣自穿，邵雍则说“今人当服今时之衣”。朱熹作“深衣之制”：“用白细布，度用指尺，衣全四幅，其长过胁”，与裳相连，“圆袂方领，曲裾黑缘”，于冠婚、祭礼、宴居、交际时穿服。庆元朱熹受排挤，而被指为“怪服”。宋末金履祥说，深衣是古代士大夫的闲居之服，且以为合于周礼“规矩准绳”之义，撰《深衣小传》，力倡恢复，但成效并不大。

“襕衫”为士人穿用，上下相连，衫下摆加一横襕。《宋史》说：“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辟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又载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窻奏言服制，提到当时“举子白襕”。东京、临安教坊乐师或著黄义，这是“如人吏公袍俾加”的一种服装。著“襕、幞见贵人”，表示尊敬。

北宋中期，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浅青黑色衣蒙于外，称作“凉衫”。《江邻几杂志》说，士大夫着毛衫已受到讥讽，更有甚者的是“近年内臣或班行，制褐袖为凉衫，渐及士大夫，俄而两府亦服之，今正郎署中免靴者服之尤众”。北宋时，士大夫交际常着“帽衫”（衫帽），杜衍致仕后，服此见客。南宋时主要用于冠婚、祭祀或国子生穿用。衫以皂罗做成，与乌纱帽相配成套装。南渡初，战事频仍，士大夫多着本为军校服装的“紫衫”，后因有“以戎服临民”之嫌而一度被废。于是士大夫皆以凉衫作为便服，然颜色改为白色，其制与紫衫相类。正是《宋史》所谓“（帽衫）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了，而乾道初被指为“纯素可憎，有似凶服”而遭禁止。于是紫衫仍存，前此仕族子弟未受官者皆衣白，而后非跨马及吊慰不敢用。朱熹曾说道：“宣和末，京师士人行道间，犹著衫帽。至渡江戎马中，乃变为白凉衫。绍兴二十年间，士人犹是白凉衫，至后来军兴又变为紫衫，皆戎服也。”

在形形色色的服装中，“背子”形制美观、穿着方便受到人们的喜爱。背子（褙子）袖大而长，前襟平行而不缝合，两腋以下开衩。另一种样式是在两腋和背后都垂有带子，腰间用勒帛束缚；或者任其左、右两襟敞开。袖管如今短袖者叫“半背”。不装袖管者叫“背心”。关于背子的来源，有多种说法，叶梦得说背子“本半臂，武士服”，后来“引为长袖”，“掖下与背皆垂带”。朱熹赞同这样的说法：认为“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程大昌说：长背子古时无有，“今长背既与裘制大同小异而与古中单又大相似，殆加减其制而为之耳，中单腋下缝合而背子则离异其裾。中单两腋各有带穴，其腋而互穿之以约定里衣，至背子则既悉去其带，惟此为异也”。又言“今世好古而存旧者，缝两带缀背子腋下垂而不用盖，放中单之交带也。虽不以束衣而遂舒垂之欲，存古也”。

朱熹、陆游均言其先辈时没有所谓“背子者”，大体在北宋后期，背子普遍流行起来，皇帝、官吏，商贾、士人等都可穿用。哲宗、徽宗都曾披穿黄背子。北宋宰臣“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变”。临安城“香铺人顶帽披背子”，一些武士着“打甲背子”、“团花背子”、“小帽背子”。半臂（半背）本为武士服，后来士庶均穿，但属“非礼之服”。背心则更随便，街市中有苎布或生绢背心出售。

袍是长大衣，或称长襦。宋初仍唐制，有官者服皂袍，无官者白袍，庶人布袍，紫色仅施于朝服。太平兴国七年（982）李昉请禁“近年品官绿袍”下服紫色，后来对颜色的禁令有所松动。所赐“时服”中，品色繁多，如有“袍锦之品四”；天下乐晕锦、盘雕细锦、翠毛细锦、黄师子锦。仪仗卫队则有着各种绣花袍。乐师或着紫宽袍，丧事则用惨紫袍。陆游《家世旧闻》言：“衫袍下，冬月多衣锦袄，夏则浅色衬衫。”冬天除绵袄外，还有绵裤、绵袜和衲袄、衲袜之类，“衲”又写作纳，密缝牢结，常作军旅装。北宋末抗金，朱后令宫嫔为将士作绵“拥项”，是为项围。

苏轼曾路过金陵与王安石相见，均着“野服”，表示不拘礼数。范镇退居京师，“客无贵贱皆野服见之”。朱熹晚年亦着此服见客，说是旧京故俗。罗大经记说：“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皆可。直领，两带结之，缘以皂，如道服。长与膝齐。裳必用黄，中及两旁皆四幅，不相属。头带皆用一色，取黄裳之义也。别以白绢为大带，两旁以青或皂缘之，见侪辈则系带，见卑者则否，谓之野服，又谓之便服。”又有便服叫“衩衣”，更为随意。徽宗时，曾孝广使北，因“衩衣相见接坐”失奉使礼等事而夺职。孝宗时，丞相王淮会百官时着朝服中暑，后来“许百官以衩衣见丞相”。胡三省说衩衣起于唐：若客以世俗礼服来者，主人便传言“请衩衣”，客于是以便服进。便服并不拘一定的式样，王朴为学士，“常便服，顶席帽”而行，魏泰以为“通脱简率”。陆游《家世旧闻》言前辈平居往来皆具袍带，出游聚饮时，“始茶罢换帽子、皂衫，已为便服矣”。

“皂衫纱帽”被视为下人之服。张舜民《画墁录》记其兄服“皂衫纱帽”，被范鼎臣训斥：“举子安得为此下人之服？当为白苎襕衫，系里织带也。”《宋史》杜衍本传谓他退隐后，居室卑陋，随从皆“乌帽、皂绨袍、革带”。开封甚至有“从人衫帽”可借赁，卖菜小儿有着“白虔布衫，青花手巾”者，兵士或著“黄绣宽衫”、“青窄衬衫”、“锦络缝宽衫”。穷人穿着甚简，广南“贫家终身布衣，惟娶妇服绢三日，谓为郎衣”。作为雨具的莎衣即蓑衣为劳作者所服，杨朴以《莎衣》诗一首向朝廷表达了不愿出仕的恬闲心境：“软绿柔蓝著胜衣，倚船吟钓最相宜。蒹葭影里和烟卧，菡萏香中带雨披。”

沈括辨唐以来士人说武人多云“衣短后衣”时谓：“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后。”而“短后衣”后来被视为非礼之服。“名门子”赵汝谠年少时，着短后衣会见过访其家的叶适而被斥为“不学”，竟至“自是终身不衣短后衣”。宋陶穀诗：“尖檐帽子卑凡厮，短靿儿末厥兵。”“末厥”为俗语，衣短后者之意，大体谓卑贱者所衣。

宋时流行本为道家所穿的“道服”，其衣宽大飘逸，为一些隐士或文士欣赏。王禹翶《道服》诗谓“褚冠布褐皂纱巾”，范仲淹赞道服云：“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名士石曼卿就常道服仙巾，有的官员致仕后也爱衣道服。南宋初，道服“以大为美，围率三四寸，长二丈余，重复腰间至五七返，以真茸为之”。是腰带，此种茸带甚贵重，一条价十余千钱。有著“鹤氅”者，以鸟类羽毛捻织成，取羽化成仙之意。南宋程大昌言道服云：“（裘）斜领交裾，与今长背子略同。其异者，背子开胯，裘则缝合两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略与裘异。裘之两裙交相掩拥而道士则两裙直垂。”又言：“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长裾通冒其外衣也。巾褐皆具，乃中道家法服之制。”士人以道服为不拘礼数，章惇在相位，数以道服接宾客，人多不平。或谓宋世衣服变古，“冠履两事，反使今之道流得窃，其似以坚执不变。凡闲居则以巾覆冠，及谒见士夫并行科升章，则簪冠而彻巾穿舄。是三代之制尚于羽士见之”。

宋代理学兴起，特别在南宋，又流行另一种“道服”，是乃道学之服。崇宁初，衣服尚窄缘，指“褒衣博带”为元皊之风。绍兴时陈公辅说：伊川之徙“幅巾大袖，高视阔步”。周密谈到“道学”时谓：韩侂胄当权时，不附己者被指为道学。于是一些“虽尝附于道学之名者，往往旋易衣冠”，表示与之有别。陆游举张耒元皊初《赠赵景平主簿诗》中句“定知鲁国衣冠异，尽戴林宗折角巾”，认为当时程学之士幅巾己与人异。

衣裳的附件除以上提到的縚、勒帛外，还有各种腹围、笏、鱼袋、革带等物。北宋末，“京师士庶竞以鹅黄为腹围，谓腰上黄”。笏是官员用以临时记事备忘的象牙或木质做成的手板，不用时插于腰带中。鱼袋是佩或系挂在公服革带上的一种鱼形物，以金、银或玉做成，表示官品的高低，或某种特殊的荣宠。革带一般以绫绢等在外包裹之，带上有各种质料制成的装饰物。宋有所谓“带格”，《宋史》卷153《舆服志五》云宋制尤详于此：“有玉，有金，有银，有犀，其下铜、铁、角、石、墨玉之类，各有等差。玉带不许施于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旨皆禁。铜、铁、角、石、墨玉之类，民庶及郡县吏、伎术等人，皆得服之。”“带格”也非一成不变，岳珂说是“自金带而下，凡为种二十有七”，包括扣眼均有等次，各有名目，或言共有三十二个等级。宋制，翰林学士得服金带，故时人相互戏言：“腰下甚时黄？”

南宋时有一种“貉袖”，“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是一种冬衣。据说起于御马院圉人，前后襟皆短以便乘骑，短袖则便于控驭。“裤褶”本为前代戎服，宋导驾官仍有着此服，亦是为便于骑乘。

三 鞋履类

宋宫廷中有丝鞋局，制作“精细靴鞋”，是专为皇室服务的。服制中有“舄履制度”，朝中有所谓“靴、履”之争。宋初沿前制，朝会时百官用穿靴，徽宗时改用履。乾道七年（1171）又改为靴，以黑革做成。不同官品有钩（履上饰）、（下缘饰）、纯（缘饰）、綦（履带）等饰品，与公服配用。史绳祖认为由履再改为靴是因秦桧“止知有北狄为国爷”之故。着靴较郑重，鞋履则礼简。欧阳修记“往时”学士见宰相，循唐不具靴笏而系鞋，而“近时学士始具靴笏”往见，日益自卑。

步行称为屣步，屣就是鞋。鞋较浅，履则略深，靴则筒长。《梦粱录》所记有草履、云头履鞋、青履等。吕祖俭在谪所时，“每出必草履徒步，为逾岭之备”。张詠《谢云居山人草鞋》诗：“云居山客草为鞋，路转千峰此寄来。”张孝祥《黄升卿送棕鞋》诗：“编棕织薄绳作底，轻凉坚密稳称趾。帝庭无复梦丝，上客还同贶珠履。我家江南山水窟，日日行山劳屐齿。感君投赠欲别时，布袜青鞋从此始。”屐齿即木屐之齿，便于山行防滑。叶绍翁《游园不值》诗句“应怜屐齿印苍苔”也反映了这种情况，陆游《买屐》诗则言“百钱买木屐”以解泥雨之困。又有一种类似的“钉履”，专为山行之用。刘延世记孙升元皊被窜时，“幅巾、杖屦”往来于林谷间。“屦”即履的旧名。苏轼诗云“胡靴短靿格粗疏，古雅无如此样殊”，靿即筒，大约是一种别致的短筒靴。袁说友言，淳熙（1174-1189）间“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后高，用皂草，谓之不到头”，是为北方民俗之南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