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理学
理学在宋代得以发展，正与宋代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相适应。宋代重内治愈于前朝，寻求一种秩序——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成为时代的需要。进而，自然地演进到思考世界的秩序，探寻决定万事万物的最高存在和运行规律，即“理”或“道”。理学的发达，其必要性是宋代士大夫在学理上的创造，与皇朝在政治上的需要相契合。而其可能性，则是开国之后内政稳定逾五十年，在科举制的促动下，文化渐兴，夙学之士传播学术、交游、相互激扬的条件也已成熟。而无论招徒传授，还是个人精研学术，从思想根源上寻找秩序与规律，都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支持——譬如真宗朝对应天府书院的资助与褒扬，仁宗朝湖州州学的兴起并成为典范——或至少是放任，这正是理学在北宋中期初露峥嵘，以及它一开始便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缘由。
理学事实上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对经典进行重新阐释而构造出一套解释世界运行规范的学术。后世的所谓经典，至汉以前便已存在，但不断地再解释过程，实际上便是一种对规范的重构过程，儒士们力求将散见于经典中的要义与规范抽取出来，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用以规范甚至统一道德观直至世界观。在多个理学流派的形成过程中，都存在对此前历代积累的各种学术思想的融合。其中固然以儒学为主，但或多或少也吸纳了佛、道思想。
宋代理学的源流被追溯到“宋初三先生”，即主要活动于宋仁宗朝的胡瑗、孙复、石介。胡瑗主治《易》《书》《春秋》。孙复主治《春秋》。石介辟佛、道，为儒家“道统”追本溯源，又言必称“道”，自他而始，学者强调“道”作为学术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概念。三人同为注疏转向义理、经学转向理学的开辟者，且在仁宗朝中期先后在地方办书院、兴州学，又被引至国子监教授生徒，使其学术能够广布于首都与地方，且引导了学术方向的转变。“三先生”开创性的活动，为仁宗末年起理学多个支脉的出现与初步成熟奠定了基石。
世界的根本是什么？主要活动于仁宗后期的周敦颐，开始给出解释。在他看来，它就是“太极”，由太极而生阴阳，而至五行，而出万事，世界蕴育于太极之中。而同时代的邵雍，则由太极演为六十四卦，以此来演绎宇宙的构造，且以“人”作为“宇宙”的映像，正如宇宙之万事万物归于太极，万事万物也同样在“圣人”之一心。《易》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发皇之处，正因其关于宇宙之本源可与“太极”对应起来，至于如何由这个本源发展出世界来，那便是各人解释的高妙之处了。
同样以《易》学为宗的张载，则主张万物由“气”而生，“气”变幻无方，聚而生万物，散而为太虚。而曾受教于张载的程颢、程颐兄弟，则有不同见解。二程认为，只一个“天理”是万物之核心，有“理”始有“气”。通过“定性”进行自我涵养，去除人欲，“天理”即映照于人心。而人世间之纲常伦理，也正是“天理”在世间的映照。
数传之后，至南宋孝宗朝，理学终于由二程一脉传至朱熹而臻于大成。朱熹之成就，首先在于梳理了“理”与万物之关系。他认为“理”、“道”或者“太极”，作为宇宙之本源，是不变的核心，但它以不同的法则映照于万物，即所谓“理一分殊”。其次在于“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于人身之对立并存，“天地之性”是“理”之所存，是要“格物致知”、要修心养性去追求的“至善”，“气质之性”是因变动的“气”存于人身，不同人其“气”不同，皆出于爱生而产生，有善有恶，可谓人之本性，即“人欲”之所在。因人之生存而必有“气质之性”，但反映至“理”的“天地之性”，才应是人所不懈追求的。两者俱存，方是真正的“人”。其三在于“王霸义利”之辨。夏商周三代君主，以天理为心，此为王道；后世之君主，则私欲存乎心，因私欲而追求功业，此为霸道。由“理”至“天地之性”再至“王道”、“义”，分别是天、人、社会的最高标准和终极目标所在。
自孔孟创造经典之后，程朱一脉，可说是重构了经典。至朱熹，对经典的阐发已形成完整的体系。但从理学发轫直至朱熹去世，宋代的学术史发展从来都不是这一脉独大。朱熹蜚声海内之时，也是陆九渊名满天下之际。陆的学说主“心”：“吾心便是宇宙”、“心即理”，这较之程朱要“格物致知”、“即物穷理”，通过对“物”的观察思考来接近“理”，要简易，也要随意，几同洪州禅师马祖道一之“即心即佛”。朱陆二人在信州鹅湖寺激辩一番，各执一词，互不相下，只好交由后世论说。然而朱子的理学究有清晰的理路，不比陆子的心学，人“心”各异，道、理便相去甚远，朱学终被定为官学，陆子一脉便相应沉寂。但朱、陆毕竟都是有“理”可循，而有些兴盛一时的学脉，在程朱看来，便是无“理”之甚了。北宋二程在河南授徒之际，王安石父子著《三经新义》，一度成为科举考试之标准，而使其“荆公新学”占据主流地位，非程学可比。“荆公新学”也讲求“道统”，然而其“道”则调和儒、释、道各门，声称“道一”，但既调和，则未免驳杂，既驳杂，则利于解释者取其所需。南宋人对“荆公新学”之攻击，便集中在其“穿凿附会”，专为其新法而设。也正因新法的没落，“荆公新学”也随之迅速没落，到了南宋初，“新学”便受重挫，一蹶不振。
程颢像
程颐像
这种学说为体、事业为用的意图，在与朱熹差相同时的浙东“事功学派”中，有更显著的体现。金华吕祖谦固然与朱熹有许多共同语言，但亦主“致用”，永康陈亮、永嘉叶適更是力主“事功”、“功利”，欲以事业为理与道的体现。其说以为，若无事功，则道义焉附？在朱熹看来，这便是将“利”置于本位而“义”却居于次要地位，是本末倒置。故而他对陆学尚能部分接受，因为陆学还以“理”为中心，是“要去做个人”的模样，而对陈亮、叶適等人的学说，却是极力反对的。他自来强调，“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缺一不可，若缺其一，则“做人不得”，重功利而轻道义，此即将自身完全托给“气质之性”，“天地之性”则被隐没，那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陆九渊像
吕祖谦像
事功学派之存在，尽有其合理性，南宋之初“恢复”之说甚盛，事功之学，便是与此相呼应，欲于恢复一事着手，建立功业。当韩侂胄对理学家实行“党禁”之时，倒是事功学人的好时光，叶適便曾积极参与。但开禧北伐失败，韩侂胄被诛，叶適也受到牵累。理学在史弥远主政时期复振，声势愈趋浩大，而事功学派则失去了与之争胜之能力。
宋代的学术与政治，从未摆脱相互的影响。理学与事功学派兴衰之错落是一例，“荆公新学”之起落又是一例。而理学家也绝非不顾政治与社会的实际，空言“道”、“理”。早在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命之时，便决定了理学的现实性。在朱子的时代，虽然他认为学术是科举以外的一片天地，但绝不排斥科举；他耻言“利”，但赞成将所悟之“道”付诸实施——理学家所求的“道”，最终也就是“治道”，是以“道”来治天下。否则便无法理解理宗朝何以由官方来确定朱子之学的独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