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翻云覆雨



元丰八年，神宗辞世，年仅三十八。据说元丰四、五年的军事失败令他受到极大压力，故焦虑至死。此说应有部分道理。新政劳民二十年，四向用兵：“王韶创取熙河，章惇开五溪，沈起扰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谔兴造西事，兵民死伤皆不下二十万。”除了章惇等人在两湖开溪洞算是较有成效，其他各处，都是得不偿失。士卒百姓死伤百万，却是如此结果，他怎么向世人证明他所坚持的革新事业之正当性？英年早逝，是愤其尽心竭力，竟不获可以超迈祖宗、夸示子孙之伟业，可谓“赍志而殁”，故《宋史》谓其“终不觉悟”。至于司马光说他“深悔其然”，恐怕是未必有的。

神宗殁后，其子赵煦继位，年仅十岁，神宗母高氏称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早在熙宁中，高氏即在神宗面前哭骂王安石误国，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事实证明，高氏终其一生，始终激烈反对新法。故而，几乎在皇位交接的同时，朝廷也迅即开始了新旧党人的交替。至元祐元年（1086），一年之中，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入朝执政，而新党蔡确、章惇、韩缜等，被逐出中枢。而王安石坐看他的新法尽废，郁郁而终，他比神宗晚一年去世。

新法但凡与财政相关的，一条不留，“农田、水利，当时自不能久行”；市易法立行废罢；保甲、保马法，连革新派要人章惇都以为，“一日不罢，有一日害”，废之亦无争议。只有青苗、免役两件，得势的旧党人物，内部争执纷起。废青苗法，前后争议半年。范纯仁认为青苗法有助国用，可姑且沿用——可见由财政上的用处来判断法令的价值，不是新法派的专利。此说打动了高氏，司马光则无可无不可。不过朝中人士，绝大多数持坚决反对态度，半年之中，上书无数，却无法改变高氏的态度，直至苏辙说服司马光，在高氏面前亢声责问，才扭转了局面。免役法的境遇则相反，多数人认为此法尽管有许多不便，但差役法未必好到哪里去。当时从差役改成免役，行用逾十五年，民间已经习惯，即便再改回差役，也须有个渐进的过程，不可仓猝。但在司马光的坚持下，立即废除了免役法。王安石寓居金陵，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政策的更张，闻知免役法也被废，终忍不住惊怒，瞠目道：“他们连这个也不肯放过！”

旧党以为，开边是新政的重罪，故而神宗一朝开边新得之地如何处置，也需要讨论。适逢元祐元年西夏请求归还旧地，朝中由此展开激辩。仅寥寥数人支持还地，但在文彦博、司马光一力主持下，还是归还了部分边地，包括陕西延州北部的细浮图寨、米脂寨，庆阳府安疆寨，及河东的葭芦寨。前三者是种谔所得之地，在横山南面，后者是由河东的前沿麟州、府州西向跨越黄河所占，深入西夏之境，有桥头堡的作用。至于较靠近内地的绥德城，宋还希望借以屏障；王韶向西面所辟的熙州、兰州等地，得自吐蕃，故而宋拒绝归还。司马光等人还地的理由，一是神宗朝宋、夏之争，由宋肇端，其曲在我；二是所得之地很难守御，留之不还，必将耗去大量资源。

神宗朝开边不能算是成功，是因所得远不足偿其所失。然而死亡数十万人、耗去巨量国帑，形势总算有所改善，一旦弃去，当然不能看作理智的行为。夏人欲壑难填，得了四寨，立即发兵攻围兰州与绥德。设若当时连这两地都弃去，真正回复到仁宗朝的旧观，那么受威胁的就是延州、庆阳府等重镇，至时宋要耗去的资源，自然更多。故弃地之事，与免役法之废罢同样，属过当之举。

新法新政之废，如此彻底，其中明显有意气之争。熙宁以后，王安石与司马光政见对立，而促成对立的一个重要因素，却是两人共有的性格：坚执己见，极其刚决，不愿妥协折衷。王安石执政，只要有人说某条新法“不便”，哪怕再有道理，也不肯接纳。司马光当权，只要是新政，哪怕已有成效，也要废除。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无视实际利弊，做出某些在常人看来比较荒唐的决定。像苏轼、苏辙兄弟，在新法问题上，便要现实得多。理想主义者的危险性在于：勇于破、立，对社会和人性的复杂却了解不够，破，可以是很顺利的，立却不那么容易，立的结果，总是与预期不相符，出来一套不伦不类的体制。王安石以他的理想，推出一套新体制，其富国、强兵的目标都走了样，破坏了政策的连续性；司马光要推倒新政，回复旧观，然而社会是不可回复的，不论旧体制是不是有问题，新政推倒了，还是回不到旧貌，徒然再一次割裂政策的连续性。

被割裂的，还有一种政治传统。新政开始之前，朝中大臣，通常是持各种政见者并存，这是“异论相搅”的帝王术的体现，但朝中有各方利益的代言者，宋初以来又形成畅所欲言的气氛，确实也有利于良性的政治氛围的形成。新政甫行，王安石即欲驱除反对者，革新派占据了绝对优势，气氛比起仁宗朝是有明显不同了。不过赖神宗维持，中枢以下，仍有不少反对派，朝中除旧布新，还是有底线的。虽有一些小官因反对新法受责，但大员们还是很受尊重，散在各州养望。元祐初辟新复旧，气氛便要严厉一些，新党基本被逐，神宗朝新党的核心成员，蔡确贬死岭南，吕惠卿谪居福建，有了清算的架势。对立之势已成，冲突便愈演愈烈，哲宗亲政之后，“绍述”父亲遗志，新党再次得势，遂肆行报复，较之元祐初旧党所为更甚。宰相章惇数起大狱，已死的旧党领袖被追贬，在世的旧党被贬窜至远恶之地，章惇甚至策划尽杀贬窜的旧党。徽宗继位，一度有折衷新旧、调和两党之趋势，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哲宗绍圣中贬官或追贬的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徽宗再为复官，哲宗后期被贬的旧党，也陆续召回。然一旦幡然改图，再次“绍述”，旧党来不及逆转形势，迫害的浪潮再次卷来。如苏辙，在徽宗即位后由岭南贬谪地内徙、复官，待遇渐优。崇宁元年，徽宗忽又清算“元祐党”人，遂至再次降官，闲居度其余生。而列入当时所谓元祐“党籍”的，本人闲废以外，子孙亦终身“禁锢”，不得在京师附近为官。靖康元年，钦宗为“元祐党”人平反，可是从元祐元年至此，四十年过去了，“党”人本身已成为历史。不到一年，北宋也成为历史。有待宋高宗重拾兄长的旧话题，再次平反、起用党人子孙，并且清算新党自王安石以后对北宋亡国所负的罪责。

元祐党籍碑（宋代摩崖石刻）。北宋徽宗时蔡京专权，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三百零九人列为奸党，将姓名刻石颁布天下，后徽宗下诏毁其碑。现存碑刻为南宋庆元四年（1198）梁律据家藏旧本重刻。

哲宗元祐初、绍圣初，徽宗建中靖国、崇宁初，政策多次翻转，愈往后愈坚决彻底。当熙宁初新法派为施政便利而欲统一朝中的政见，他们是在制造较前远为不宽容的政治气氛。经过两派的相互激荡，不宽容的程度渐甚，由难以共事到无法共存，再发展为一方驱逐另一方之后再加以迫害。而官员存身于朝中，又须表明立场，就事论事的中立态度，从熙宁以后愈来愈为双方所排斥。这种戾气，使朝中的主流政见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对于宋政权的稳定统治无疑不会有好处。

哲宗的少年期在隐忍中度过，眼见祖母高氏尽用旧党元老，尽废父亲成法，他对于父亲新政事业的崇慕之情却日甚一日。不过高氏是将门出身，且老而弥辣，积威之下，幼君噤不能声，苦等八年。终盼到高氏辞世，哲宗亲政，可以实现自己的主张了。半年以后，布置停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颠覆了朝中格局，逐出旧党，复用新党，尽复熙宁、元丰之政，并重新开边，表现得比他父亲更为果敢。可惜天不假年，仅过了六年多，二十五岁的哲宗崩殂。其弟赵佶继立，是为徽宗。哲宗的皇位和革新事业，都由徽宗继承下来。

但革新走样了。它在熙宁年间，纯粹是为了“富国”的目的而发动，赞成和反对革新的两派，也是为国是而争。而到了徽宗朝，虽“富国”的旌旗招展，旗下却站满了不择手段牟取私利者。后来徽宗退处太上皇之位，有大臣向钦宗指斥他：“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以“国”的名义掠取私人的财富，这本就是王安石“抑民豪夺”政策的初衷，在徽宗朝，民间财富加速流向官府，终导致官民的严重对立。但即便在财富大量流入之时，“强兵”的目的仍未实现。

对于内政上的这些不良迹象，徽宗显然毫无认识，他看到的是，国库之充盈，已达到古来帝王不敢想象的程度，他的军队在西北战线占据了优势。国已富，兵已强。有此认识，便很自然地产生了做大事业的想法。现实又鼓励他实现抱负：“兄弟之国”大辽，在立国两百年之后，终于走上了末路，在新兴的金政权的攻击下，分崩离析。澶渊之盟以后若隐若现的大一统情结，在徽宗心中泛起，他与少数大臣和宦官互相激励，开始策划比灭夏更宏伟的事业——灭辽而收复幽云，遂与金政权缔结“海上之盟”。但对幽云用兵极不顺利，充分证明了徽宗对于本国国力的信心是没有凭据的。缺乏实力保证，宋与金的关系逐渐陷入不利的境地，穷于应付的徽宗，试图以诡谋来改善形势，却给金以“背盟”的口实，引来两次南侵，国破身虏。置之于近一千年的大势中，则中原对北族的形势，在北宋末靖康年间突然恶化，且形势难以逆转，直至蒙元占领华夏全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