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文治与科举、学校
文治与武功对举，它本着文官治国、儒术治国的原则，以发达的文官系统，追求以非暴力的手段达到较好的管理效果。文官历来都有，但文武分途是否清晰以及是否具有排外性，文武相对地位如何，历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宋代文官地位之高、文官系统之成熟，在历代可算首屈一指。
文官系统之发展成熟，直接表现就是文官占据了官僚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民政系统中的主要职位。其在官员总数中的比例也超过前代。在这套系统趋向成熟的同时，文官系统表现出相当强的封闭性。在中央，省、部长官，已不再有武官的空间，地方州、县官员，从长官到佐贰官，都以文官为主，仅沿边地区军务为先，尚给武将留了些余地。朝廷维持文官的强势，原因之一在于武将的不可靠，再则，对于繁琐的民政管理来说，文人显然更能胜任。
武人很难进入三省—州县的文官体系，而文人则侵入武人的领域。中央之枢密院，迅速为文官所据，军令部门转归文官掌握，仅文人无法熟悉的军政，仍归武人。地方上以文官知州、县事，兼本州、本县兵甲事，一路经略安抚使以文官为之。统合全国来看，武人大体脱离了各种政策之决策——包括军事决策，仅负责执行而已。由这种分工来看，文官地位明显较武人为高。宋廷在武装力量上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都绝不少，不可谓“轻武”，但其以文官来压制武人的地位，确可称为“抑武”。
文官系统的建设，是一个整体工程，它有一个复杂的官僚制度作为基础，但若没有数以万计的文官去填充它，它还是无法存在的。前代文官的来源复杂，若荐举、若恩荫、若吏员升陟，至唐代又以常规的科举考试，来选拔精英文士。正如钱穆所说，宋的制度，基本袭自前代，几乎未有创新者。然而，宋的长处正在于，前代曾有的制度，被择善而从且能加以完善，科举制就是在宋代臻于巅峰状态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于太宗朝。
在太祖时期，科举仍如五代时，每岁科考，取进士数人至十余人不等，偶或取诸科之士数十或百余。至太宗朝，科考改为间歇性举行，通常两至三年一科，平摊到每年，约进士百人，诸科二百余人，顿时填补了中低级文官的大量空缺，也鼓励了真宗创下一科取进士、诸科一千五百余人的纪录。表面看，较之以前，太宗取士仅是数量上发生变化，但后人一致认为，此举直接促成了太宗至真宗朝举国文风大盛、社会阶层流动顺畅，并使精英人物迅速向皇朝靠拢。在政府这一面，不仅可通过稳定的渠道网罗管理人才，用太宗的话来说，就是“田野无遗逸”、“朝廷多君子”。“文治”压过“武功”的基调得以确立。科举制之全面推进，太宗有开创之功。
在科举兴盛之时，学校蓬勃发展起来。真宗朝，个别私学已有较大规模和影响，于地方文化与科举贡献甚巨，并推动了官学的创立与普及。如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应天府民曹诚于名儒戚同文旧居造屋百五十间，聚书千卷，招徒讲习，得真宗嘉许，改立为官学。仁宗即位之初，诏“藩辅”皆置学。“藩辅”者，京师近地及府、节度州，如此，则官学先普及于地区中心。至庆历四年（1044），诏各州、军、监置学，又许县立学，官学遂遍置于全境所有统县政区，且县学亦于发达地区逐次建立。徽宗崇宁元年（1102），规定全境各县立小学，且以小学—州学—太学的次序升补，升入太学后，得有一定比例优秀学生直接授官（称为“释褐”），此制部分代替了科举之制。至崇宁三年，徽宗下诏废除科举取士，一律通过学校递升—太学释褐来命官。宣和三年（1121），又诏复科举。徽宗的改革，力度实在是很大，当时文官系统遇到了什么问题以至于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实难以猜估。但科举恢复以后，官学教育的成果也留了下来，一直向下延伸到基层政区的官学，此后与科举制紧密配合，构成一套成熟的文官培育机器，吸引为数日众的士子投身于儒业，为宋代三百年的“文治”提供了充足的参与者。
弟、侄的威胁不复存在，太宗得以顺利地传位于亲子。不过，传位也远非一帆风顺，第一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因“心疾”火烧王宫被废，第二位卒于太子之位，三子赵恒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位继承人，即宋真宗（968年生，997—1022年在位）。宋太宗谋略固然不及唐太宗，不过，与兄弟争位、困于传位问题，这两点上两位“太宗”却颇为相似。
宋真宗赵恒像
创业不过两代，就需考虑收缩战线，停止攻势，转而守护已有疆域及巩固内治，因为农业民族并不适合无休止的进攻和扩张。汉武帝下罪己诏及武后拖垮府兵制，即未适时收缩之覆辙。宋太祖、太宗之武功，实逊于汉、唐创业之主，后代君主并无“祖宗余烈”可恃，加之承平既久，君主长于深宫，人民溺于安靖，兵士不耐劳苦，将领不习戈马，所谓文恬武嬉，欲其得逞于沙漠之中，何所凭藉？故而对于真宗以后的君主来说，其所能尽力者，一是固其边圉，勿使外敌交侵；一是善其内政，勿使祸起萧墙。国家建设若欲持续有“成”，则全然有赖于“守”。
太宗遗留下北疆问题有待解决，这对于真宗是个巨大的压力。因为，是否能将传统的汉地囊括于疆域之中，这是一个中原皇朝是否有足够的资格以正统自命的重要条件。真宗以一个盟约，结了一个兄弟之国，却失去了收复幽云汉地的机会，心有余恨。然而藉此以消除边疆危机，对于“守成”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较之其他朝代，宋代有两个特殊的机遇，一是经过晚唐五代，江南、两浙、巴蜀之经济与社会，一度超越华北，宋初就有了一个富庶的南方；一是宋辽缔盟，真宗以后百余年，华北长期安宁，这为北方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宋益之以农商并重之策，民生日见丰裕。境内民庶对皇朝之认同，也正建基于此。
真宗仅有一子赵祯活过十岁，故而赵祯毫无悬念地继位，即仁宗（1010年生，1022—1063年在位）。其在位四十一年，是北宋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接续宋初以来内部长期稳定的局面，他以谨慎保守的态度稳守祖宗基业，至其末年，北宋获得了逾一个世纪的安定发展，各项政策已臻成熟，社会经济之繁荣，此前任何时期皆不可企及。然而繁荣之下，亦有忧患。太宗引惹的北境危机，真宗给出的解决方式，算是差强人意。但在西北方向，同样由太宗种下的祸根，却因真宗的不思进取而养成巨患，终于在仁宗朝爆发。在南方，与安南接界处的“溪洞”酋长，竟然掀起摇动两广的叛乱。这似乎足以成为否定仁宗朝之为“盛世”、抨击当时“积贫积弱”的理由。不过，这些边患，其破坏力最终也仅限于边境，不具备令宋政权危亡的能量。它们倒是促使朝廷上下反思：如何改变持重状态下走向无力的趋势。这成为后来激进改革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