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顺帝北归
顺帝北归至正四年脱脱辞去相位后,被丞相别儿怯不花所谮,处境甚危,宁宗乳母之子康里人哈麻屡在顺帝面前为他说解,故脱脱对哈麻颇怀感激之情。再相后,引哈麻为中书右丞。参议中书省事汝中柏为脱脱所信任,自平章以下,对其所议,皆唯命是从,而哈麻独敢与之争。因汝中柏之谮,脱脱使哈麻为宣政使,位居第三,哈麻因而忌恨脱脱。
渡过了接管政权初期的艰难岁月,元顺帝的地位巩固了。脱脱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元朝的政治形势趋于稳定,治河的成功和初期对红巾军镇压的初步胜利冲昏了元顺帝的头脑,他满足于表面上的承平景象,不再勤于政事,享乐的情绪开始滋长。
哈麻为投其所好,引西番僧人教顺帝运气术,称演揲儿法,汉译为“大喜乐”。哈麻妹婿、集贤学士秃鲁帖木儿又荐西番僧伽磷真于顺帝,教以秘密法。演揲儿法,秘密法,又称双修法,都是房中术。“於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①。导皇帝行此法的,宠臣老的沙、八郎、答剌马吉的、波迪哇儿杩。等十人,号称十“依纳”。“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依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日皆即兀该,华言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皇太子年日以长,尤深疾秃鲁帖木儿等所为,欲去之而未能也。”皇帝一心享乐,政事逐渐废弛。哈麻因而得宠。
至正十四年,脱脱率兵征高邮,哈麻乘间为中书平章政事。并在皇后面前,谮毁脱脱,引起皇后奇氏和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对脱脱的不满②。终使伯颜遭贬斥而死。
伯颜死后,哈麻为相,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国家事尽归其兄弟二人矣”③。哈麻既为相,颇以曾进西番僧导帝宣淫事为耻,于是寻找借口,杖所荐西番僧一百七十人,流放于甘州。十六年,与其父商量说:“我兄弟位居宰辅,宜导人主以正,今秃鲁帖木儿专媚上以淫亵,天下士大夫讥笑我,将何面目见人,我将除之。且上日趋于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长,聪明过人,不若立以为帝,而奉上为太上皇。”不意此事为其妹所知,乃告其夫。秃鲁帖木儿恐太子为帝己将被杀,于是向顺帝揭发了哈麻的计划。于是哈麻流放惠州(今属广东),雪雪流放肇州(今属广东)。不久,杖死。
哈麻兄弟死后,秃鲁帖木儿等十依纳更加肆无忌惮,“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烦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而帝方溺於娱乐,不恤政务”④。国事日非,丞相搠思监的属下和亲属甚至竟印造伪钞,扰乱国政。
而围绕着奇皇后与太子爱猷识里达腊谋内禅事,朝臣分成了帝党和太子党两派。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顺儿党于顺帝;中书左丞相搠思监,资政院使、宦者朴不花党于皇后、太子。
二十年(1360),“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71盛,军国之事,皆其所临决。皇后乃谋内禅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于丞相太平(贺惟一,前上都留守贺胜子,因汉人不能为相,而顺帝欲任惟一为相,遂赐姓蒙古氏,改名太平),太平不答”⑤。皇后召太平至宫中,亲自喻意,太平仍不为所动。于是皇太子决心夺去太平政柄,幸知枢密院事纽的该左右回护,皇太子之志未能得逞。后纽的该死,皇太子令监察御史弹劾太平的亲信左丞成遵和参知政事赵忠,二人下狱死。太平遂辞职家居。二十三年,复为御史所劾,诏陕西安置,搠思监逼令自杀。
朝中的帝党和太子党又分别与在外的将领勾结,再一次造成了武装力量干预帝位争夺的形势。由于元朝官军战斗力下降,同红巾军作战时屡屡失利,至正后期,地方地主武装势力有所发展。于是在外的军事将领又形成了以答失八都鲁、孛罗帖木儿父子与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两大武装力量的争夺。
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功臣世家,在镇压荆湖一带红巾军和刘福通红巾军的战争中建有功绩,总制河南军马。
察罕帖木儿为内迁的畏吾儿人,靠组织地主武装镇压红巾军起家,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战功卓著,地位却在答失八都鲁之下。在镇压红巾军时,答失八都鲁常失利,而察罕帖木儿自陕西至河南,入晋、冀,侵占了他的势力范围。答失八都鲁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领其父兵,与察罕帖木儿争夺晋、冀,遂至兵争,顺帝屡下诏和解,终不听。至正二十年八月,朝命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南。九月,孛罗帖木儿欲得冀宁(今山西太原),遣兵出石岭关南下直趋城下,双方交兵,朝廷遣使下诏讲和,二人分别退兵,各守关还镇。
二十二年,察罕帖木儿被红巾军田丰、王士诚杀死,其甥、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为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总其父兵,孛罗帖木儿则又与扩廓帖木儿争晋、冀,双方仇怨日深。
二十三年,孛罗帖木儿南侵扩廓帖木儿所守地,据真定。御史大夫老的沙得罪于太子,安置东胜州,途中奔孛罗帖木儿,顺帝遣宦官密令孛罗帖木儿留老的沙于军中予以保护。皇太子屡遣官来索,孛罗帖木儿抗拒不交。
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儿以藏匿老的沙获罪,皇太子以孛罗帖木儿握兵跋扈,匿不轨之臣,又与秃坚帖木儿联结的罪名,与丞相搠思监议,请削其官。诏罢兵权,四川安置。孛罗帖木儿知此举非皇帝本意,抗旨不遵,杀使者,遣部将会秃坚帖木儿,提兵至京师,扬言索搠思监、朴不花。
四月,孛罗帖木儿兵入居庸,至清河,顺帝不得不虚应故事,遣使问进兵原因。然后按孛罗帖木儿报陈的理由和要求将搠思监流放岭北,朴不花流放甘肃,实则执之送交孛罗帖木儿。于是秃坚帖木儿入延春殿见皇帝,痛哭请罪,皇帝赐宴慰免,仍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守大同;以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帝派暂居上风。
皇太子十分不满,也征扩廓帖木儿兵,令其保障京师。五月,诏扩廓帖木儿总兵,调诸道兵攻大同,并派兵守居庸,入卫京师。扩廓帖木儿亲往太原调督诸军。太子党开始反击。
七月,孛罗帖木儿、秃坚帖木儿和老的沙再以兵入京师,皇太子亲统兵迎战于清河。太子兵败,出奔太原。孛罗帖木儿、秃坚帖木儿、老的沙入宣文阁见顺帝诉冤,君臣同泣。遂以孛罗为太保、中书左丞相,老的沙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御史大夫。部属将士,布列台省,于是帝党得以总揽国柄。
八月,加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数月间,杀狎臣秃鲁帖木儿、波迪哇儿杩,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作佛事。并多次遣使太原,请太子还朝。太子不回,扩廓帖木儿则拘留使者。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及扩廓帖木儿等军,进讨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则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同时,遣秃坚帖木儿出讨上都的太子党,命也速南御扩廓帖木儿。也速至良乡,倒戈叛孛罗帖木儿而降扩廓帖木儿,西连太原,东结辽阳,又打败孛罗帖木儿骁将姚伯颜不花。孛罗帖木儿自将兵往讨,不利。回京后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宴饮,荒淫无度,喜怒无常。奇后乘机数次向他送献美女,由此得以还宫。孛罗帖木儿的行为激起了顺帝的不满,后为顺帝所遣的勇士杀死。顺帝再召太子还朝。
孛罗帖木儿被杀后,秃坚帖木儿与老的沙逃往汪古部驸马赵王处,被赵王缚送朝廷。一场由顺帝亲手策动的政变闹剧结束。
当孛罗帖木儿在京师被杀时,扩廓帖木儿乘机占领了大同,皇太子则联络了诸王,并准备进京清君侧。皇太子出逃期间,就计划效仿唐肃宗即位灵武的故事,扩廓帖木儿不从。至此,奇皇后命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拥太子入京师,意在胁迫顺帝退位。扩廓帖木儿不愿参与此事,兵行至距京师30里处,下令分散,不入京师,太子之计不行,遂对扩廓帖木儿怀恨在心。
顺帝以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闰十月,以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总天下兵。扩廓请南还视师,离开京师,驻彰德(今河南安阳)。但诸路军不听扩廓帖木儿调遣,张良弼等又共推李思齐为盟主,合兵抗扩廓帖木儿,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互有胜负。
古代风景画鉴赏二十七年八月,顺帝派皇太子亲自总制诸路军马,调扩廓肃清江淮;李思齐进取川蜀;张良弼等取荆襄。诏书即下,皇太子不行,扩廓帖木儿也不受命。
顺帝因扩廓帖木儿不受调遣,乃免其太傅、中书左丞相官,令与其弟同居河南府,其军则分别委人统领,重新任命太原官属。
二十八年,扩廓帖木儿以兵攻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朝廷遣军讨伐,一场新的军阀混战开始。扩廓帖木儿势盛,又上疏申述起兵原由,顺帝又下诏复其官,准备令其领兵南讨。
元朝官僚将领用了八年的时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耗尽了人力、物力。而朱元璋在江南却在稳步发展,逐渐消灭了各支反元势力和红巾军,开始北上伐元,以完成其统一全国的大业。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率军二十五万由淮人河北取中原。他关照徐达:“阃外之事,汝实任之。兹行必自山东,次第进取。山东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⑥为了分化和争取蒙古贵族,朱元璋将被张士诚拘留的元宗室送还大都。同时发表了一篇讨伐檄文——《谕中原檄》。在这篇由名儒宋濂起草的檄文中,虽然充满了大汉族主义思想。将广大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歪曲为民族斗争,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它同时也提出了“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目标,而且宣布了对蒙古、色目人的政策,对大军顺利进军中原,分化元朝统治集团和争取广大蒙古、色目人民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徐达进入山东,招降了元朝淮南淮北义兵都元帅王宣父子,连下莒、滕、益都、东平、兖、济南、济宁、密、登、莱、东昌等州郡。邓愈军也由襄阳进至南阳。
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二月,徐达军进至河南,下汴梁。接着,明军攻下河南、荥阳、钧州、许州、陈州、汝州等地,扼守潼关,阻止李思齐自陕西人援。
五月,朱元璋至汴梁。六月,亲自与诸将商讨进攻大都的战略。特别交待“若元主北弃,毋穷追,但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七月,朱元璋在返回应天之际,又再三叮咛“克城之日,毋虏掠,毋焚荡,毋妄杀人”⑦。
七月二日,徐达发汴梁,十一日会诸将于临清。直到这时,元朝的武装力量还在自相残杀,争夺陕西地盘。在明军大举北伐之际仍不能和衷共济,一致对敌。
闰七月,元顺帝部署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诸将赴河南,“四道进兵,犄角剿捕,毋分彼此”。知枢密院事俺普、平章锁住等“东西布列,乘机扫殄”。辽阳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知院孙厚等“捍御海口,藩蔽畿辅”。“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⑧。但为时已晚,诸将各为身计,内部分崩离析,勤王之师无法召集。兵力最强的扩廓帖木儿自晋宁(今山西临汾)退往冀宁(今山西太原),在元朝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竟拥兵观望。
元顺帝本无心固守,在部署迎敌的同时,也安排退却。十九日,命太子总兵,二十六日,又命太常礼仪院使阿鲁浑奉太庙列室神主与皇太子一起北逃。二十七日集三宫后妃、皇太子、太子妃同议北行。群臣谏,不听,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中书左丞相庆童留守京师。至夜半,率后妃、太子等开健德门北走。
八月初二,明军入京城,帖木儿不花、庆童被明军俘虏后杀死。
顺帝出京后,用17天的时间赶到上都。上都宫殿、官署已被红巾军焚毁。顺帝一行只好再住毡帐。又担心明军尾随而至,终日惶惶不安。逃出京师后,顺帝再次调整了中书人选。以原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不花为中书左丞相,鼎住为中书平章政事,魏伯颜为参知政事,又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中书右丞相,并与群臣商议恢复大计。
时扩廓帖木儿尚有大军十万屯驻山西,李思齐、张良弼则盘距陕西,辽阳尚有元兵十万,梁王巴匝剌瓦尔密在云南仍为元朝守。
在元朝君臣商讨如何把元朝的统治继续下去时,明朝却在部署乘胜消灭以山西、陕西为主的元朝残余势力。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进取山西,并遣汤和、冯宗异率军增援。元顺帝则迫不及待地遣扩廓帖木儿出兵收复大都。扩廓帖木儿兵至保安,明军却乘虚谋取太原,扩廓帖木儿急回军救太原,双方相持三日,徐达夜袭,扩廓帖木儿兵败,与十八骑逃出,奔大同。明军乘势占领山西。扩廓帖木儿撒至甘肃、宁夏。
至正二十九年(明洪武二年,1369),明军主力进攻陕甘。元顺帝仍不甘心大都失守,二月,派右丞相也速以精骑四万抵通州,明守将曹良臣虚张兵势,也速不明虚实,退走。四月,又遣晃火帖木儿、也速“分道讨贼,恢复京师”⑨。也速兵败,明军占领大宁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上都受到威胁,元顺帝北出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附近)。
四月,明军进兵陕西、甘肃。
六月,元顺帝至应昌,屡征扩廓帖木儿领兵入援,扩廓帖木儿则谏其北上和林。顺帝寄希望于甘肃军事形势的好转,迟迟不想离开应昌。扩廓帖木儿在甘肃,拼死与明军对抗。力图恢复。
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三月,扩廓帖木儿兵败沈儿峪,官、兵大部被俘,扩廓帖木儿与其妻北遁和林。四月,元顺帝病死应昌。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称必力克图汗,改元宣光,史称北元。
注释①《元史·哈麻传》。
②顺帝皇后有答纳失里,燕帖木儿女,至元元年困其兄唐其势谋逆,被伯颜害死。再立皇后为弘吉剌氏伯颜忽都,生子夭折。二皇后为高丽人奇氏,性颖黠而家世低微,称完者忽都皇后。生子爱猷识里达腊,为太子。奇氏有宠,答纳失里死后,顺帝欲立奇氏,伯颜力争其不可。哈麻曾与脱脱商量授太子爱猷识里答腊册宝和举行册礼。脱脱则认为万一大皇后弘吉剌氏生子则不好处理。因而他答称“中宫有子将置之何处”?为讨得奇氏的欢心,哈麻将脱脱的意见告诉了奇氏。同时又使人在太子面前谗毁伯颜。致使伯颜贬死。
③《元史·哈麻传》。
④《元史·搠思监传》。
⑤《元史·完者忽教皇后奇氏传》。
⑥⑦《明太祖实录》。
⑧《元史·顺帝纪十》。
⑨刘佶《北巡日记》。
察合台汗国兴衰大蒙古国初期,察合台的封地“自畏兀儿地起,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止”①。他领有自畏兀儿之边至河中的草原地带。成吉恩汗曾命他掌管札撒和法律,他将蒙古习惯法强制推行到穆斯林地区,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同时,作为大蒙古国镇守西域地区的地位最高的蒙古宗王,在畏兀儿以西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相当的影响。但是,终察合台之世,他的兀鲁思始终是作为大汗藩臣的封地存在的,不论是在其父成吉思汗时期,还是在其弟窝阔台时期,他的身份一直都是大蒙古国的藩臣。他也一直视蒙古国大汗为宗主。其弟窝阔台被推举为大汗时;在即位典礼上,是他率领诸王、大臣首先向大汗行了九叩跪拜之礼,再次确定与大汗的君臣关系。
成吉思汗占领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地区后,任命最早归降的回回人牙剌瓦赤为地方长官,管理河中地区。当时,察合台只能管理草原地区自己的封地,对大蒙古国所有的由牙剌瓦赤管理的州郡、城镇,却没有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力。到了窝阔台时期,随着他在这一地区势力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便开始试图扩大封地范围,将势力伸展到国家控制的地区。一次,他越权擅自更换河中某些州郡的长官,被牙剌瓦赤告发,窝阔台发出圣旨质问了他,并责令他作出解释。他不得不承认错误。并回答说:“我考虑不周,轻举妄动,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既然合罕命令我写出来,我就把这件事写出(这)一些。”由于他道了歉,大汗原谅了他。为了缓和地方官与宗王的矛盾,窝阔台也同时将牙刺瓦赤调往汉地,同时将那些地方送给察合台作了他的封地。牙刺瓦赤与察合台的矛盾正是国家与藩王利益冲突的反映,个别人事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牙刺瓦赤的职务后来由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伯(麻速忽)接替,他依然是把这一地区的税收,送往大汗的宝库。
窝阔台死后,情况有些变化。在察合台的干预下,六皇后乃马真氏取得了在新汗即位前执掌朝政的权力。窝阔台的老臣镇海、牙剌瓦赤和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伯受到了打击,汗国在各地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诸宗王乘机乱下敕令和发放牌符,以扩大自己的领地和权限,汗国对他们的控制相对削弱。这就为察合台在河中地区扩张势力提供了条件。
古代风景画鉴赏1242年。察合台死。根据他生前的安排,由他的孙子哈剌旭烈兀(察合台的长子木秃坚的儿子)继为兀鲁思统治者。1246年贵由即大汗位,他与察合台的第五个儿子也速蒙哥关系密切,于是他用大汗的权力,以“儿子还在世上,孙子怎么能当继承人”的理由,改变了察合台的安排,让也速蒙哥掌管了察合台兀鲁思。1251年蒙哥继立为大汗,又改变了贵由的安排,重新让哈剌旭烈兀代替也速蒙哥。哈剌旭烈兀死于返回兀鲁恩的途中,他的妻子兀鲁忽乃哈敦(斡亦剌部脱劣赤驸马之女)根据蒙哥的诏敕,杀了也速蒙哥。立其年幼的儿子木八剌沙为汗,自己则代行对兀鲁思的统治权。
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间因争夺汗位爆发了战争。忽必烈派遣拥戴自己的察合台后裔阿必失合(阿必失哈,察合台曾孙,他的长子木秃坚次子不里的儿子)去察合台兀鲁思夺权,途中被阿里不哥擒获。而在双方交战中,阿里不哥兵败,退回谦谦州。忽必烈切断了和林与中原汉地韵联系,导致漠北粮食、物资供应紧张。失去汉地粮食、武器、物资供应,对阿里不哥是个致命的打击,为了摆脱困境,他只好把目光转向西方。察合台兀鲁思所在的地区有富饶的农业区,可以弥补因失去汉区带来的损失,解决漠北的实际困难,进一步控制察合台兀鲁思就显得更为重要。于是,阿里不哥派出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个儿子拜答儿之子)取代木八剌沙管理察合台兀鲁思。与他结成联盟,要求他提供援兵和给养,并派兵驻守阿姆河,以防旭烈兀增援忽必烈。
阿里不哥为了取得察合台系的支持,将原属大蒙古国的察合台封地以外的河中州郡也划归阿鲁忽管辖,就使察合台兀鲁思汗取得了对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察合台兀鲁思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也因而发生了变化,为察合台汗国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阿鲁忽成功地夺取了对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权。按照阿里不哥的意图,向河中地区发展势力,河中和别失八里的大蒙古国地方官和军事将领都降服了阿鲁忽,阿鲁忽也就掌握了原来合大汗对河中和突厥斯坦的管理权。后来,哈剌旭烈兀的妻子兀汗鲁忽乃也从阿里不哥处回到察合台汗国,阿鲁忽遂娶她为妻。“察合台汗国自阿鲁忽即汗位后,成了活动于中亚历史舞台的可观势力。究其原因,盖因阿里不哥欲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亟待在察合台汗国里扶植一名傀儡,为他防守西境、征集给养,提供兵源。这等于拱手把原来属于大汗的管理河中和突厥斯坦的权力奉送给了阿鲁忽。蒙古亲贵之间的内讧使远离朝廷的大臣、异密们无所适从,不得不归降于阿鲁忽。阿鲁忽实际上是在占有了大汗河中、忻都之边的军队之后,才变得强大起来的。但是,他的强大的同时却播下了反抗阿里不哥的种子。阿里不哥为反对忽必烈才扶立阿鲁忽,现在他自食其果了”②。
阿鲁忽取得察合台汗国统治权的同时,也将属于大汗控制的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土地、人口、军队据为已有,他的力量顿时强大了,野心也随之膨胀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利益足以使他改变初衷,于是他同阿里不哥的矛盾也就随之产生了。
阿里不哥派遣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争取察合台汗国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代表自己控制在河中和突厥斯坦的大蒙古国的辖地和属民,以支持他对忽必烈的战争。不意阿鲁忽看到阿里不哥无力控制河中地区,他也就不情愿将到手的财富、土地、人口、军队再交到阿里不哥手里。于是当阿里不哥的使者到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征集财物、武器和马匹时,双方的矛盾、冲突终于爆发了。阿鲁忽扣留了阿里不哥的使者,夺取本属大汗的财富,背叛了当初自己为己效劳且承认其权力的蒙古国大汗阿里不哥。
表面看来,阿鲁忽的行为是对这次使臣征收财富产生的贪欲所致,实则它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如果这批财物得以运往阿里不哥处,就等于阿鲁忽承认了大汗对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所有权,阿鲁忽占有这一地区的土地、财富、人口、军队就是非法的,这是一个涉及到察合台汗国根本利益的大事,是察合台汗国能否在亚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的关键之一。他需要尽可能地削弱大汗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加强自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使自己成为这一地区的真正主人。于是他采取了扣留阿里不哥使者的行动。
虽然夺取河中等地区是阿鲁忽的既定目标,但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还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于是与阿里不哥闹翻后下一步应如何安排也是他不能不立即作出决定的问题。于是,他召集大臣,商讨对策。大臣们说:“在抓起使者之前,应当商议,而如今我们既然已经与阿里不哥成了敌人,(唯一的)出路就只能与他彻底决裂并效力于忽必烈合罕。”③于是,他向忽必烈遣使,表示了对他的拥护和支持。阿鲁忽的投靠,对忽必烈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他的势力就可以从东到西联成一线。此时,旭烈兀也有使臣到达。于是,忽必烈也分别向两人遣使,并根据情况作出了新的军事部署:“从质浑河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你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从阿勒台的彼方直到质浑河,可让阿鲁忽防守并掌管兀鲁思和各部落。而从阿勒台的这边直到海滨,则由我防守。”④同时,给了阿鲁忽一道圣旨和一个牌子。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做法不同,他没有再次申明河中和突厥斯坦为大汗所有,而是通过圣旨,承认阿鲁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一方面使自己得到了阿鲁忽的支持,进一步孤立了阿里不哥,一方面使阿鲁忽的权力正式得到了大汗的认可,此事大约发生在中统三年(1262)春。忽必烈的这一安排使察合台汗国得以发展、强大并取得了与钦察、伊利诸汗国相同的地位。但是,此时的察合台汗国依然不是独立的国家,它仍然是大蒙古国的藩国。
阿鲁忽向西与钦察汗国争夺,势力伸展到花剌子模和今阿富汗北部地区。1266年,阿鲁忽死。兀鲁忽乃再立木八剌沙为察合台汗国的君主。当阿里不哥战败投降后,忽必烈又派察合台的重孙八剌(又作八剌合,察合台之子木秃坚的次子也孙都哇之子)回到察合台汗国,让他辅佐木八剌沙管理汗国并配合大汗军队平定海都之乱。
八剌在聚集力量之后,曾按忽必烈的旨意进攻海都,双方各有胜负。后在窝阔台的另一孙子钦察斡忽勒的调解下,两人和解,八剌巩固了自己在察合台汗国的统治地位。于是,他公然与大汗分庭抗礼,“他驱走了大汗委任的统治东突厥斯坦地区的异密木古鲁克,代之以自己的属臣别克迷失。忽必烈派出一支六千人的骑兵援助木古鲁克复位,但在八剌合(即八剌)三万大军的优势兵力威胁下,不得不退兵罢战。这些事件荡涤了大汗在突厥斯坦势力的最后残迹,标志着独立自主的察合台汗国的崛起”⑤。
1269年,海都主持在塔剌思召开了一次忽里勒台,海都与八剌结为安答,并决定向阿姆河南发展势力,共同攻打伊利汗国的阿八哈汗。他们一度占领了呼罗珊的大部分和今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区。但是,后来窝阔台方面的人中途撤走,八剌吃了败仗,1270年撤回。当他的势力削弱时,海都以援助为名匆匆赶来,并包围了八剌的营帐。虚弱的八剌惊惧而死。海都主持了他的葬礼,并操纵了他的国家。此后,察合台汗国在海都的控制下,先后立了尼克拜(捏古伯)、秃花帖木儿和都哇为汗。
都哇长期配合海都与元朝对抗,成为元朝西北的最大反叛势力。1301年,海都死。因为都哇由他所立,他自认为对都畦有恩,遂将窝阔台汗国的事务交由都哇安排处理。都哇有意立了不孚众望的海都长子察八儿,引、起了窝阔台汗国内部诸王的不合,都哇乘势控制了窝阔台汗国。同时主动向元廷请和,结束了数十年的战争。从而树立了自己在察合台汗国蒙古贵族中的威望。
1307年,都哇死,子宽彻即位。1309年,宽彻死,非都哇系的塔里忽(察合台五世孙)乘都哇诸子年幼之机做了察合台汗。但是,都哇的威望使得任何非其直系的察合台后裔继立的合法性受到责难。因此,塔里忽遭到了诸王和异密的反抗。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塔里忽阴谋除掉都哇的子孙。在危难之际,都哇的幼子怯别请求兀赞把阿秃儿予以支持、保护,他们密谋趁塔里忽举行宴会之机,突然袭击,杀死了塔里忽及其诸子、那可儿,收编了他的军队和官员,夺回了都哇家族对汗国的统治权。窝阔台系诸王也曾想乘察合台汗国内乱之机,使被废黜的察八儿复辟,被怯别击败。都哇的后裔保住了察合台汗国对中亚的控制权。他遣使向元武宗海山报告了一切,得到海山的赞许,察合台汗国使被废黜的察八儿复辟,被怯别击败。都哇的后裔保住了察合台汗国,继续保持了由都哇、宽彻与元廷建立的友好关系。
1309年,怯别召集忽里勒台,决定由其驻守在哥疾宁地区的兄长也先不花继承汗位。后来,也先不花迁往阿力麻里,怯别则驻守河中,汗国实际上分成东、西两部。怯别所统的中合亚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汗和阿富汗北部地区属西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控制的中国新疆兴维吾尔自治区,中亚的七河流域及伊赛克湖以东地区属东察合台汗国,也称作“蒙兀斯坦”。而东部的也先不花为宗主。
也先不花曾有意东进与元朝争夺,元仁宗皇庆三年(1313)在天山东部被元军击败,遂停止向东的军事行动。1315年,怯别统率大军转而向阿姆河以南的伊朗高原进兵。
也先不花和怯别死后,东、西部分别由他们的两个兄弟笃来帖木儿和塔尔麻什里管辖。并曾以大军侵入印度,取其北方诸州,围攻德里。这时的察合台汗国已达到了发展的巅峰。
笃来帖木儿之后,继立者先后为不赞(1334)、靖克失(1334-1338)、也速帖木儿(1338-?)、阿里算端(1340-?)、孛罗谟罕默德(1342-?)、哈赞(1343-1346或1347)、答失蛮察(13467-1347)、明安忽里(1348-1358)、帖木儿沙诸汗。这时,察合台汗国进入衰微阶段。诸汗在位时间都很短暂,其中的阿里算端和答失蛮察则是窝阔台后裔。突厥贵族的势力逐渐控制了河中,察合台汗只是他们所立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古代画扇1358年,突厥贵族发生内讧,察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图黑鲁铁木儿)在蒙古朵豁剌惕(杜格拉特)氏贵族的支持下,进兵河中,击败了突厥贵族,迫使他们归顺,然后留下自己的儿子叶里牙思火者(又作伊里亚思)为河中总督,收回了察合台系对河中的统治权。但是,叶里牙思统治的时间并不长,当初追随秃黑鲁帖木儿进攻河中的蒙古巴尔拉斯家族的帖木儿(又被称为跛者帖木儿、瘸子帖木儿或帖木兰)打败了蒙古军队。驱逐了叶里牙思,另立察合台系宗王哈比勒沙为傀儡。1370年,帖木儿宣布自己为君主,正式登上王位,处死了哈比勒沙。察合台汗国被肢解。
叶里牙思逃到阿力麻里后,继其父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并在蒙古朵豁刺惕家族的支持下,同跛者帖木儿争夺河中。他死后,朵豁剌惕家族的卡玛鲁丁一度夺取了察合台后裔的王位,卡玛鲁丁死后,秃黑鲁帖木儿最小的儿子贺则尔霍卓(黑的火者)作了这个残存的察合台汗国的王。他不得不承认河中跛者帖木儿的地位,并通过和亲的方式,与他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这时的察合台汗国事实上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黑的火者控制的残存的察合台汗国,在《明史》中被称为“别失八里”。
注释①《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分Ⅳ。
②刘迎胜《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③《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传》。
④《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
⑤李一新《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分期》,载《贵州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参见(苏)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科举废行元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中书令耶律楚材建议以科举选士①,被采纳。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角鲁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诏书称:“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张开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住达鲁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宜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人仕,续听朝命。”②第二年(元太宗十年戊戌,1238),“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路长官同署公事”。得士凡四千三十人,称戊戌选。按当初耶律楚材的设想,是以此为开端,逐渐恢复科举选士制度。戊戌选合格者便取得了进一步参加“精选”的资格,而再辟举场,则可取其中精英人仕。戊戌选是精选的初试或预试。但这次的选举安排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因“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③,由耶律楚材建议的恢复科举取士的尝试竟以失败告终。中选的四千余人中可考者约二十人。其中杨奂试于东平,赋、论皆为第一名,授官河南路征收课税使,兼廉访使;赵良弼授赵州教授;许楫为中书省架阁库勾当,兼承发司事;雷膺被史天泽任为万户府掌书记;张文谦试于大名,中选后得复本户徭役。
此后,科举取士停废多年,不曾被提及。直至元世祖即位后,在积极推行汉法的同时,也曾反复多次议论恢复科举。
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提出恢复科举,但未予施行④。
四年(1267)九月,翰林学士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科举取士为当时切务。世祖诏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似有意恢复,后又因“有司难之,事遂寝”⑤。但有关恢复科举的问题看来一直是在议论和筹备中。七至八年间(1270-1271),礼部拟定以词赋、经义二科取士,尚书省拟罢词赋,用经义、明经等科,举子需由品官保举方许入试。
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请实行贡举。因知世祖对佛教的态度是重教而轻禅,为迎合帝意,竟将儒与佛教相提并论,称“科举类教,道学类禅”⑥。殊不知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国之术,对儒生“日为词赋空文”深怀不满。于是,他召宰臣廷辩,并对符宝郎董文忠说:“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董文忠素不善诗,也不必求通过科举入仕,故回答说:“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儒守亡国之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听,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⑦参加这场廷辩的还有姚枢、许衡。因科举实行几代后,其本身的流弊也逐渐暴露,读书应试者死守章句,专心于场屋程文,不通世务,难成治国之才,科举选拔人才的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弱。当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甚至有人把金朝的亡国归咎于崇儒。故在当时拥有很高威望的许衡也并不热心科举而主张大兴学校以培养、造就人才。元世祖需要的是务实治国之才,也认为“科举虚诞”。对许衡、董文忠等的意见和倾向自然容易接受,因而对科举一直缺乏热情⑧。
蒙元时期有大量宗室、勋臣和怯薛子弟入仕为官,又接收了金朝的降臣、降将,汉人世侯也各自辟置了官属和幕僚,元廷没有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迫切需要。但呼吁恢复科举者显然也大有人在,因而长期以来,关于恢复科举的议论和筹备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
十年(1273),又有诏行科举,命翰林老臣等拟定程式。
十一年十一月,翰林院上奏所拟科举程式于太子真金。“奉令旨,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
十二年正月,又议。参加者有窦默、姚枢和刚剐奉召入京的杨恭懿。恭懿言:“明诏有谓: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曰为赋诗空文。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售,试以经义、论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才矣”⑨。看来,这次讨论的结果可能是确定了以经义、策论两科取士。苏天爵说,“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科举的准备工作看来也已经完成,但最后还是未能付诸实行。
至元二十一年,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再一次建言设科举,再诏中书省议。不久,“和礼霍孙罢,事遂寝”⑩。
在官僚队伍的补充和更新方面,由于不能以科举选士,则不得不开辟新途径。而某些低级官员出现空缺时,也常常以吏员升职,久而久之,吏员出职逐渐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举停废造成的人才短缺现象。灭宋后,又搜罗了一些南宋儒生,世祖后期,多以儒臣任监察和词苑职务,通过他们掌握舆情和整顿吏治,也能大体上维持元朝社会关系的平衡。元世祖时期这种用人政策的实施使科举选士的重要性降低,科举已不再是选士的重要途径。成宗、武宗的经历又是以领兵镇守漠北为主,与儒生接触甚少,对科举取士更形隔膜。因而,历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恢复科举虽然曾多次被提及,到仁宗即位前,却一直是议而不行。
就最高统治者对科举的态度讲,仁宗的情况与前几位皇帝显然不同,他自幼生长于汉地,一直有儒臣相伴,特别是名儒李孟,“仁宗在宫中,孟曰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在怀州四年间,他也始终随侍身边,“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李孟依然坚持“汉、唐、宋、金;科目得人为盛”;柏铁木儿也特别提出“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时故老凋零,吏员人仕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而且严重,仁宗在潜邸时已“深见吏弊,欲痛划除之”。久居汉地的蒙古、色目贵族的汉文化索养也有了一定提高,恢复科举的条件终于成熟。
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已治人之道,……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于是,十一月,下诏行科举,诏称:“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议论了半个世纪的科举问题,终于有了结果。
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乡试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至正时减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第二场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也于四书内出题,并以己意结,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做一榜,汉人、南人做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各行省、宣慰司、直隶省部按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分配名额。全国乡试中选合格者三百名,送大都会试。会试科目与乡试同,于三百人中录取一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一月后,于翰林院参加殿试。
殿试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题目由儒臣草拟四首进呈,皇帝选定其二。监试官与读卷官以所对第其高下,分两榜公布。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由于右榜取数常不满,故元代每科所取多不满百人。
元统元年癸酉(1333)科,取士百人,“左、右榜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余赐出身有差。科举取士,于斯为盛”。
但是科举恢复后,进展并不顺利,英宗即位时,出现了一些周折;泰定即位时,几乎又被停废。“周旋扶护而潜弥之,一、二人是赖。盖设科以来,列圣首诏。必有因而摇动者”。到元顺帝元统三年(十一月改至元,1335)十一月,艰难推行的科举还是被权臣伯颜所废。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统二年三月有诏称“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鳝学钱粮,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重申旧制,看来正是旧制面临危机的反映,不过,可能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或争论,支持科举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旧制被重新确认,元统三年的乡试得以照常于八月举行。但很快,形势便急转直下,十月,监察御史吕思诚等19人弹劾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而彻里帖木儿在权臣伯颜的支持下,视事如故,台臣却多被迫辞职。由于台臣多由科举人仕,对权臣的为所欲为多有牵制,早已成为伯颜的政治敌手和擅权的最大障碍,自然也为他所嫉恨。而今伯颜的同党又为御史所劾,自然迁怒于科举,所谓“彻里帖木儿挟私憾,奏罢进士科”,实则不过是秉承伯颜的意志行事罢了。废罢科举也就成了他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他既希望利用废罢科举打击儒臣,也想以此换取反对科举诸社会势力的好感,于是科举首当其冲,成了元朝后期社会各政治派别斗争的牺牲品。在废科诏书草就而未用玺印之际,参知政事、知经筵事许有壬向伯颜力争,却终不能挽回。十一月,废科诏书下。
但是,儒臣为保卫科举也可算不遗余力。罢科举的诏书颁下仅三个月,该年闰十二月,御吏台再以指斥武宗和取内侄女为己女冒领珠袍事弹劾彻里帖木儿,彻里帖木儿被流放于安南。于是他们又开始为恢复科举奔走呼吁了。其不知彻里帖木儿的去留对科举并无决定性影响,伯颜不去,科举实不可能恢复。因此,直至脱脱配合顺帝除去伯颜后,科举才得以重新进行。
元朝科举虽取人有限,却依然是广大士人阶层的希望和利益所在,废科之举激起了士人普遍不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给元政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反对科举的政治势力也没有从中得到更多好处。伯颜试图以废科举排斥打击政敌的结是加速了自己的垮台。
至元六年(1340)初,伯颜被贬死。年底,顺帝下诏恢复斗举。至正元年(1341),科举再兴。
有元一代,共开科试十六次。由科举人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共计一千二百名。占仕途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三。“这个比率,大致上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同时,曲科举入仕者,只许有壬一人得进相位。“复科后五十四年间,可以确定是以科举进身的参相者有九人。把他们各自人相的年数相加,一共只有二十七个年头,占同时期中参相官员各自在职年数总和的3%强。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约二十多人,做到行省宰臣及路总管的也不过二三十人,在同级官僚总人数中的比率自然都低得惊人。”
因此,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数量还是就地位而言,在官僚队伍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对有元一代宿卫出职皆居当道要津、品官来源多自掾吏人流的用人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触动。”故时人认为“元有科目,名有而实不副”。
但是,有限的科举取士对元朝乃至后世依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传统的封建国家法制,实际上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考试取士虽然有各种弊端,但从根本上说,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保证了入选官僚在素质上与其所维护的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意味着国家在保障地主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方面的责能,而且意味着它作为各对立阶级之间的调节器,必须用儒家思想来约束统治阶级自身的过度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减缓统治阶级的腐化速度以及对抗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趋势。封建国家机器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调节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取决于掌握这个机器的官僚的素质”。元代科举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官僚队伍中涌入大量“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损害了官僚素质与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和谐,破坏了封建国家机器所具有的某种调节作用,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而科举的有限保留,自然也就有限地发挥了它的调节作用。
科举的实行,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儒家思想文化在汉地得以继承和传播,同时,也带动和提高了边疆后进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全国各行省自岭北至海南、云南,从陕西、甘肃到辽东都按所定数额选举子人试,再辅以学校的建立,则使先进的汉文化得以向边疆地区推广,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尤其是西北地区,色目人中出现了不少汉文化修养很高的知识分子,这无疑是以各少数民族汉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基础的。
自元仁宗恢复科举,试题多以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对四书、五经的注疏为准,《春秋》许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礼记》仍用古注疏。这种专以理学取士的制度,自元朝开始,为明、清所袭,维持了近六百年,对理学,尤其是小学的普及与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带入了更多的消极影响。
注释①《元史·耶律楚材传》载,丁酉年楚材向窝阔台建议兴学校,行科举。他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者成也。”
②《庙学典礼》卷一(选试儒人免差)。
③《元史·选举志一》。
④《元史·选举志》载,世祖至元初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奈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
⑤《元史·世祖纪三》、《元史·选举志》。
⑥《羽庭集》卷二,刘仁本《送大璞圯上人序》栽:“佛宗有三,日禅、日教、日律。禅尚虚寂……而教则通经释典。徒单公履意欲将科举比附为教,以引起元世祖的重视。
⑦《元史·董文忠传》。
⑧《元文类》卷八《左丞许文正公》载:庚申,上正位宸极,(许衡)应诏北行,至上都,入见,问所学,曰孔子;问所长,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问所能。曰勤力农务,教授童蒙;问科举如何,曰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
⑨《元史·杨恭懿传》。
⑩《元史·世祖纪十》。
《元典章》卷三一《科举程式条目》载:关于开科取士,“世祖皇帝、裕宗皇帝几遍教行的圣旨有来,成宗皇帝、武宗皇帝时分,贡举的科法度也交行来上位根底合明白提说。”可见自世祖至武宗时,议论一直没停,但科举也一直没行。
参见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六期,1982年。
《元史·李孟传》。
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二《送冯照磨序》。
《元史·彻里帖木儿传》载:时罢科举诏已书而未用宝,参政许有壬入争之。太师伯颜怒曰:“汝讽台臣言彻里帖木儿邪?”有壬日;“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伯颜意解。有壬乃曰:“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伯颜曰:“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者。”有壬曰:“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伯颜因曰:“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耳。”有壬曰:“若张梦臣、马伯庸、丁文苑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功之文章,岂易及邪?”伯颜曰:“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伯颜又曰:“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贤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余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
今岁自四月至九月,自身补官授官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伯颜心然其言,然其议已定不可中辍,乃为温言慰解之。且谓有壬为能言。有壬闻之曰:“能言何益于事。”彻里帖木儿时在座,曰:“参政坐,无多言也。”有壬曰:“太师谓我风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彻里帖木笑曰:“吾固未尝信此语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设有壬果风人言平章,则言之必中矣,岂止如此而已。”众皆笑而罢。
翌日,崇天门宣诏,特令有壬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惧及祸,勉从之。治书侍御史普化诮有壬曰:“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有壬以为大耻,遂移疾不出。
详见《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