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第二十七章



太宗、宪宗时的蒙宋战争蒙古人对南宋的了解，初期来自金朝，他们称南宋为“南家思”。成吉思汗在北方崛起后，主要的攻击目标自然是宗主国金朝。当他向金用兵时，曾遣使与南宋通好①。成吉思汗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再遣葛葛不罕“与宋议和”，目的在于交结南宋，共图金国。初，南宋对蒙古的主动通好态度漠然，但金朝在遭到蒙古的军事压力被迫南迁后，却企图南伐宋朝补偿北方之失，宋金开战。于是有人献策“北通鞑靼”，十六年（宋嘉定十一年，1221），南宋以苟梦玉为使，到西域见成吉思汗，同时又以淮东制置使贾涉的名义，遣赵珙到河北蒙古军前，拜见太师木华黎。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苟梦玉二次使蒙，双方可能讨论了联军灭金的问题，宋朝联金灭辽故技重演，成吉思汗联宋灭金的策略获得初步成果。

二十二年（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遣一支蒙古军以取金、夏为名，突入南宋利州路，进行武装探察，以了解南宋的军事部署和陇蜀地区的地形险要。宋四川制置使郑损弃关外五州溃逃，蒙古军遍掠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后退回，成吉思汗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南宋灭金的迂回包抄战略形成。

太宗三年（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拖雷再遣搠不罕使宋，提出借道和需粮两项要求。宋四川安抚制置使桂如渊委曲求全，希望以满足对方条件换取边境安宁，作出弃五州，守三关的决定，令汉中以牛酒犒师，并遣人至凤翔蒙古大营回报。与此同时，东路也遣李邦瑞入宋，欲“假淮南以趣河南”。三月，拖雷经大散关入宋，攻陷凤州、洋州、兴元。五月，宋杀使者搠不罕。十月，蒙古军向宋发起攻势，连下三关。由于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借道伐金，故在十二月于光化军北渡汉水后，蒙古军即离开宋境，这是灭宋战争爆发前蒙宋的第三次交锋。这三次军事冲突，是蒙宋战争的序幕。此后，蒙宋达成联合灭金协议。金朝灭亡后，蒙古军在“大河两岸，东起曹（今山东荷泽）、濮（今山东鄄城北），西抵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列屯置戍，以备宋人”；大将速不台“增屯设伏于陕府、潼关”，备御尚存于秦、巩（今甘肃陇西）一带的金朝残余势力②。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环瓶在联合灭金的协议中，双方“约以陈（今河南睢县）、蔡为界”，灭金后，以“陈、蔡西北地分属蒙古”；南宋在灭金战，役中占领的泗（今江苏盱眙）、毫（今安徽毫县）、宿（今属安徽）、蔡、息（今河南息县）、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诸郡归宋。在联合行动中，宋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蒙古军在连年战争后需要休整和制定新的国策，没有对宋发动攻势。双方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

难得的胜利鼓舞了南宋君臣，在一部分主战派将领的鼓吹下，热衷于恢复的宋理宗悍然决定出师河南，收复三京，以达到据关阻河与蒙古划河而守的目标。

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六月，宋军出师。七月五日人汴。蒙古军得知宋出师河南的情报后，一方面决河放水阻止宋军北上，一方面在三京广布哨马和增屯设伏，同时主动撤出西京洛阳，以空城诱敌。七月，粮饷不继的宋军在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的敦促下仓猝人洛。当宋军先头部队入洛后，预先部署在洛阳城南龙门的蒙古军任其入据空城，待其师老粮尽兵疲，令其不攻自破。而以精兵攻打其后续部队。宋军陷入重围，大多溺死洛水或为蒙古军所杀。蒙古军回师攻城，宋军被杀而死者十之八九。蒙古军占领洛阳，宋军不得不放弃汴京班师而归。宋军收复三京之举以彻底失败告终，其直接影响就是首先破坏了蒙宋协议，为将灭宋作为既定方针的蒙古对宋大规模开战提供了口实，“是宋蒙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和起始点”③。

秋，蒙古诸王大会讨论伐宋事，已经作了战略部署④。十二月，依惯例，窝阔台遣王械使宋，要求南宋以事金之礼事蒙古，遭到拒绝，于是便以大军继之。

太宗六年（宋端平元年，1234）至宪宗元年（宋理宗淳祜十年，1251）为蒙宋战争的第一阶段。战争同时在东、西两线三大战场上进行。

东路由大将阿术鲁负责，以张荣为先锋，出河洛，重点进攻徐（今属江苏）、邳（今江苏睢宽北）。

中路由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和诸王忽都秃、口温不花和塔思率领，出唐、邓，重点进攻襄、樊（今湖北襄樊市）。西路由大汗次子阔端率领，重点进攻秦巩、巴蜀。

七年（宋端平二年，1235），阔出率领的蒙古军取道金州（今陕西安康）、光化（今湖北光化西），沿汉水东下；口温不花率军将自唐、邓南下。九月，略地汉上，进入荆汉地区。宋邓州守将赵祥降，蒙古军再下枣阳，集中兵力进攻襄阳。宋军坚守，遂转攻随州（今湖北随县）、郢州（今湖北钟祥）。次年，宋襄阳守将李伯渊降，蒙古军攻下襄阳。江陵北面的均（今湖北均县西）、房（今属湖北）、随、德安（今湖北安陆）、郢等州郡皆为蒙古军攻占。

十一年（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宋军收复襄阳。蒙古军自川蜀增援，为宋将盂珙阻击。由于毒帅阔出于1236年去世，襄阳又为宋军收复，中路战场不能取得进展，蒙古军遂在襄、樊、随、信阳一带招集军民屯种。

1235年口温不花率领的蒙古军在阔出军的掩护下，进入淮西。1236年冬塔思自邓州南下，进攻蕲、黄。张柔屯兵曹武（今湖北京山县东），取九里关（今湖北孝感县东北）。以兵屯驻在曹武北长封岭上，四出经略，为大军进攻淮西扫清了道路，开辟了江淮战场。

1237年，口温不花占领光州（今河南潢川），别略黄州（今湖北黄冈），谋捣长江；史天泽下复州（今湖北天门）；塔思向东南推进；另一军进抵合肥。口温不花连下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与宋军激战于长江，失利后转攻黄州，宋将孟珙坚守，军民殊死战，蒙古军久攻不下，撤军。这是自蒙宋开战以来宋军的首次大捷。接着宋军又在安丰大败口温不花和史天泽，蒙古军损失惨重，班师北归。

1235年8月，阔端军的一支在塔海的率领下自凤州进攻河池，连下关外阶、成、西成、沔等州。十月，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率金残余兵将向阔端投降，阔端令其率兵随从入川。汪世显统郡县数十，胜兵数万，素称秦、巩之豪。他熟悉入蜀道路和四川边备，又结交回回、西夏十八族为内应，他的投降增强了蒙古军对四川进攻的实力。在攻拔了蜀边据点后，阔端于1236年八月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率蒙古、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等军，号称五十万，大举攻蜀。入大散关，抵武休关，占领兴元。自金牛道进攻四川内郡⑤，与宋将曹友闻激战于阳平关。曹友闻设伏以待，击溃了南宋增援大安的军队后，汪世显提兵与进攻阳平关的塔海军会合，曹友闻战死，蒙古军打开了入蜀的大门，宋守军溃逃。阔端兵分两路，乘胜直捣成都。一路由拖雷子末哥（又作莫哥）率领，自阴平郡（今甘肃文县西北）绕出剑阁以西，直捣成都，一路由阔端本人率领，出利州、剑门，约日会师成都。

九月，阔端自汉中攻取大安。十月，其先锋吐蕃将领赵阿哥潘入朝天关（今四川广元市北60里），占领利州，分军下阆州、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潼川，月中，各路军会于成都附近。成都承平日久，蒙古军入城之际，官吏晏然，居民纵观。及至发现来者为蒙古军，全城顿时陷入混乱。宋安抚制置副使丁黻拒绝出逃，集合将士，孤注一掷，终因寡不敌众，战死，蒙古军占领成都。末哥军在文州、摩天岭相继受阻，两个多月后，方与阔端会于汉州（今四川广汉县）。

占领成都后，阔端分兵四出，抄掠四川的眉山、青神、嘉定（今乐山）、邛（今邛崃）、蜀（今崇庆）、彭（今彭县）、汉、简池（今简阳县）、永康（今灌县）、潼（今三台县）、遂（今遂宁市）、果（今南充）、合（今合川县）、忠（今忠县）、万（今万县市）、云安（今云阳县）、梁山（今梁平县）、开（今开县）、达（今达县）等州郡，东到瞿塘，西到黎（今汉源县清溪）、雅（今雅安），经此蹂践后，全蜀残破。

1239年，塔海、汪世显等攻取东川，一度攻破夔州（今四川奉节），恩施（今湖北恩施），向东推进，南宋紧急调兵增援四川，蒙古军撤回。1240年，宋派盂珙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四川防务略有转机。安抚制置使陈降之在成都、汉州修复城垣，布置防守。1241年，塔海等再至成都，陈降之被俘杀。副使彭大雅经营重庆，在合州钓鱼山筑城设寨，屏蔽重庆。1241年，窝阔台死，此后直至宪宗蒙哥即位，乃马真氏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和进取精神，对宋战争无大进展。

乃马真氏二年（宋淳祐占三年，1243）。宋以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置元帅府于重庆，率领四川军民修建、扩建各类山城二十余座，因山为垒，屯兵聚粮，加强了四川的防御。

乃马真氏二年和定宗元年（宋淳柘六年，1246），蒙古军进攻嘉定和四路入蜀，均无功。余玠则开始向蒙古军反攻。定宗后海迷失二年（宋淳祐占十年，1250），余蚧北伐，誓取汉中。余玠取金牛道，向汉中进发，三战三捷。第二年，率各路军，号称十万，进攻汉中。蒙古卷元行省夹谷龙古带以不满五千的蒙、汉军坚守，宋军屡攻不能克，后蒙古援军到，余玠退兵。

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在处理完黄金家族内部的夺权纠纷后，部署了对各地征伐。蒙宋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蒙哥在安排军事征伐时，命察罕、也柳干统两淮等处蒙古、汉军；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和里解等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⑥。而以皇弟忽必烈主持漠南蒙古汉地军国庶事。对南宋的征伐，忽必烈广泛听取汉地儒臣和将领的意见，帮助大汗制定了更具进取意义的政策，在部署军事任务的同时，更重视解决粮饷问题，并在沿边建立屯驻基地。在巴蜀战场，巩昌便宜总帅汪德臣重筑沔州城，设官置署，作为深入四川内境的基地；在白龙江一带发展屯田，寓兵于农，把截了宋人北进的大门，为向四川用兵奠定了基础。在荆襄战场，采纳姚枢的建议，“以春去秋来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⑦。在两淮战场，命张柔移驻毫州，修路筑桥，通商贾之利。同时，河南经略司杨惟忠也在唐、邓、申、裕、嵩、汝、蔡、息、毫、颍等州开展屯田，以解决军队粮饷。经此安排部署，蒙古军在东起陈、毫，中经襄阳，西至唐、邓的沿边一线和川蜀战场，皆置重兵，改以往以虏掠、骚扰为主的战略为屯驻重兵，亦耕亦守，屯田积谷，利则出战的军事进取与恢复经济并举的方针。

以往的对宋战争，巴蜀战场进展较大，两淮与荆襄因淮水与长江的阻隔，进展迟缓。蒙哥改变以往三条战线齐头并进的战略，依然采取当初灭金所用的战略。宪宗二年（宋淳祐十二年，1252），蒙哥命忽必烈远征大理，实行对南宋更大规模的包抄。

同旭烈兀西征一样，仍从东、西道诸王的大军中每十人抽二人，并派一名宗王随从忽必烈远征，以大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总督军事。同时，还有汉人董文用、董文忠兄弟和郑鼎所率的汉军。在进军之前，也照例遣人入大理先行招抚。三年（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忽必烈师至临洮，吐蕃首领、同知临洮府事赵阿哥潘又令其子率军从征。由于赵阿哥潘兄弟的支持协助，大军顺利通过叠、宕等吐蕃、羌人地区。

师至忒剌（又做塔刺，今甘肃省迭部县与四川若尔盖县接壤的达剌沟）后，兵分三路，“大将兀良哈台率西道兵，由宴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忽必烈）由中道”⑧。

兀良哈台自忒剌经四川色达、甘孜、新龙、理塘、稻城、得荣一线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进军顺利。秋季，由旦当岭（今云南中旬境）进入云南。

古代风景画鉴赏忽必烈经阿坝草原沿大渡河西岸南下，一路招降牧区部落，鱼通（今康定东路）、长河（今泸定县大渡河西）、宁远（今石棉县与九龙县境）等地先后归降。然后渡大渡河，进入宋黎、雅之境。青羌五姓土司之一的杨土司部将高保四率先迎降，并引导大军招降了东岸部落。九月，忽必烈进攻黎州。过飞越岭（今汉源县西北），抵满陀城（即宋盘陀寨，今汉源县西北飞越岭至石城间）。留辎重于陀城，督军迅速南下，与西路会。十月，中路军于富林渡口再过大渡河。取古清溪道，经安宁河谷，“经行山谷二千余里”，十一月抵金沙江，以革囊及筏渡江。自北胜府汴头（今云南永胜境）渡江，再由丽江石关南进。中路所经为大渡河河谷地带，“山径盘屈”，有时不得不“舍骑徒步”，忽必烈历经艰难险阻，多次不得不由汉将郑鼎背负而行⑨。

东路取川西北通往内郡的古隘道，自忒剌至松（今四川松潘）、茂（今四川茂汶）二州。出岷江故道，经成都，进攻与四川南境相邻的大理白蛮地界。时余玠已死，新任蜀帅无能，四川防务废弛，东路军顺利通过宋军防线，下黎、雅，渡大渡河。

大理国拒绝招抚，加强防备。兀良哈台在降附的摩些部落（在大理北四百余里）的支持帮助下，进入察罕章（今云南丽江），攻下了不受招抚的部落，打乱了大理国的防御部署。十二月十三日，诸军毕集，包围大理城。十五日，城破。大理国主段兴智出奔善阐（今云南昆明市），国相高祥逃至统矢罗（今云南姚安），被追杀。

四年（1254）春，忽必烈班师，留兀良哈台戍守大理，继续征服尚未归附的部落。秋，兀良哈台下善阐。五年（1255），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大理各部均被征服。六年（1256），段兴智以大理地图来献。

“忽必烈通过远征大理之役，为蒙古军迂回包抄，从长江以南进攻宋朝开辟了新的战场”⑩。此后，留戍云南的兀良哈台分别向四川、贵州、广西用兵。

宪宗六年（1256），蒙古诸王大会于欲儿陌哥都（月一儿灭怯土），商讨大举伐宋。以灭宋为目标的战争全面展开。蒙古军仍然分为左右两路南下。左翼军由塔察儿统率，包括诸王也松格、察忽剌、忽林赤，驸马纳陈、帖里干，将领不只儿、忙哥忽剌察儿、察罕等，号称大军三十万。右翼由蒙哥亲自统领，包括诸王窝阔台系的合答黑（也可合丹）、秃塔黑，察合台系的忽失海和其宗王阿必失合、纳邻合丹、合答黑薛禅，拖雷系的末哥，蒙哥子阿速带以及火儿赤那颜等军队。此外，尚有诸部军和汉军。1256年秋，塔察儿率左翼军南下，他们过东平，到汉江，攻襄、樊。因军纪不严，却热衷于掠夺，竟未能攻下一城一地，遭到大汗的谴责。

1257年，塔察儿攻樊城，“霖雨连月，乃班师”。

1258年，蒙哥出师。四月，驻跸六盘山，调集大军四万号称十万，分三路入蜀。蒙哥率主力自陇州入大散关；诸王末哥由洋州人米仓关；万户孛里叉由渔关人沔州。

先令左翼塔察儿佯攻两淮，李迪攻宋东海一线，在江淮战场牵制宋军；留守成都的蒙古将领纽邻抢渡马湖，奔袭重庆，牵制四川境内的宋军。莫哥、孛里叉两路先行为大军继进扫除障碍。后因塔察儿统率左翼师出无功，屡屡受阻，被撤去统帅重任，改用遭谗家居的忽必烈为东道统帅，仍命张柔从忽必烈征鄂，趋杭州。命兀良哈台自云南北上，次年正月与东路军会于长沙。

七月，蒙哥以明安答儿留守京兆，大将浑都海留守六盘山辎重，自己则领兵自陇州出发，经大散关至汉中，取金牛道入蜀，至利州。取剑门关西苦竹隘（今朱家寨），拔长一宁山城（今剑阁县东南，苍溪县西北），降大获（在苍溪县蕉南四十里）、运山（又作云山、燕山隘，在蓬安县东南三十里）、青居（今南充市南三十里）、大良（在渠江流域南岸）诸城。年底，进攻重庆。自蒙古军入蜀，境内数十座山城或降或陷或被围困，真正能担负起屏蔽重庆，支撑抗战责任的只有重庆北七十公里的钓鱼城。

“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会之冲，正面控扼三江展开的扇形地区，背依华莹山脉，既可阻止南下的蒙古军的长驱直入，以蔽重庆，也可以联结渠江，组成一道封锁开达、夔峡之路的防线”，同时，“四周峭壁悬崖”，“山势险绝”，“是易守难攻之地”。钓鱼城守将是宋兴元都统兼，他采取“保民练武”的方针，兵精粮足城坚，具有可供城内军民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条件。

蒙哥决意攻取钓鱼城，他命人分兵四出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准备了各种攻城武器，包围和攻打钓鱼城。南宋曾派兵攻打成都，以解钓鱼城之围，未能奏效。蒙古军围攻不止，损失惨重，士气低落。虽打退了前来增援的宋将吕文德，攻城之役进行了五个多月，无任何进展，招降也遭拒绝。七月，久旱酷暑，军中大疫，蒙哥病死。随征军士，除留下汪氏和纽邻的军队外，其余都随蒙哥子阿速带北撤。

忽必烈受命南征后，1259年十一月自开平起程，翌年二月至邢州，五月至小濮州，六月至相州。他沿路招见汉臣、儒生和隐士，询问作战方略，进军得失。七月从所俘南宋人处得知蒙哥死于四川军中的消息，未之信，继续南下。九月渡淮，攻破大胜关（今河南罗山县南），进入淮西，至黄陂（今湖北黄陂北），决定由阳逻堡（今湖北新州阳逻镇）渡江，驻军江北。九月，从蒙哥征蜀的末哥送来蒙哥已死的消息，要求忽必烈北还继位。但忽必烈不愿无功而回，于是组织诸军渡江成功，并乘胜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宋调兵援鄂，忽必烈一面继续围攻，一面遣兵南下湖南，接应自广西入湘的兀良哈台。蒙哥死后，南宋四川方面军事压力减轻，吕文德回师援鄂，东路军压力顿时增加。但南宋权臣、右相、荆湖宣抚策应大使贾似道畏敌不敢战，密遣使至蒙古军前议和。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遣使至军前请其速回，忽必烈与贾似道议和后撤军北还。蒙宋战事暂停，边境局势缓和。

注释①《元朝秘史》载：“在后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挡了。以此成吉思狗儿年再征金国。”主不罕又译作搠不罕、绰不干、苏巴尔罕。

②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屠寄《蒙兀儿史记·塔察儿传》，《速不台传》。

③《宋元战争史》。

④《元史·木华黎附塔思传》记载：“甲午秋七月，……。诸王大会，帝顾塔思曰：‘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于是命塔思与王子曲出（阔出）总兵南征。

⑤金牛道，又名石牛道，为秦、蜀间重要通道。起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越七盘岭入四川，经广元趋剑阁。见《宋元战争史》。

⑥《元史·宪宗纪》。

⑦《元文类》卷六○《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⑧《元史·世祖纪》。

⑨《元史·郑鼎传》，惟鼎传误将“世祖”记为“宪宗”。

⑩《宋元战争史》。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会见八思巴（1235～1280），法名洛卓绛称伯让波（智幛吉祥贤）。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世祖师，出身于昆氏（款氏）家族，父桑察·索南坚赞，伯父即萨迦四世祖师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从幼年时起，在读写、学法、听经、修习等方面都是一看就懂，众人说：‘他一定是位圣人。’因此将他的名字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①。元宪宗三年（1253）奉皇弟忽必烈之召，会见忽必烈，与后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帝师”。

佛教自七世纪传入吐蕃，九世纪中叶，因遭到吐蕃王朝达玛赞普“禁佛”的打击，一度衰落。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社会陷入分裂状态，奴隶制也逐渐向封建农奴制转化，十世纪后半期，佛教又开始复兴。十一世纪中叶，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发展，各地农奴主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彼此间的争夺加剧，他们也各自同佛教势力建立了密切关系，藏传佛教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噶当（“噶”，藏语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或“教诫”；“噶当”意为一切佛语一经律论三藏都是对僧人修行全过程的指导，该派在藏北当雄西南建热振寺）、噶举（藏语意为“口授传承”，该派支系最多，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帕竹噶举是其较大的派系，其中噶玛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有黑帽系和红帽系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和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因其寺建在灰白色土地上得名）等派。

有确切记载的西藏僧俗代表人物与蒙古统治者联系的建立当始自窝阔台的儿子阔端。但中外藏学家中也有人提出这种联系的建立可能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②。无论如何，萨迦派与蒙古上层的联系确始于阔端而政治关系的确立则完成于忽必烈。

窝阔台即位后，将河西地区赐给了次子阔端。阔端驻于凉州，负有向藏族地区发展势力的任务。阔端招降了金朝巩州便宜总帅汪古人汪世显，承制以古代山水画鉴赏来降的临洮吐蕃人赵阿哥潘为叠州安抚使，控制了甘、青、川边界的藏区，为向西藏发展势力打下了基础。元太宗窝阔台十一年（1239），阔端派遣多尔答等率兵入藏，军至藏北彭城，四出抄掠，焚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杀死了五百多僧人。征服了西藏地区，使“所有‘木门人家’都交纳贡款。东从贡波以上地方，西至尼泊尔，南至扪地区一带，所有王城都被元军征服，收归在元朝国法压制之下，遵从元帝之命，并派遣使臣朝觐元都”③。

继武力征服之后，他又遣使入藏，征聘当地有影响、有威望的人士，以便通过他们，更好地治理和控制西藏。使者入藏后，在广泛地了解情况后，向他作了汇报，他决定首先征聘精通佛教经典的大学者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阔端遣使带着皇帝的诏书前往迎请，萨班在与其周围重要人物商量后，决定前往④。

1243年，萨班与其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随使者上路，一路上讲经传法，1246年八月到达凉州。此时，正值大蒙古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召开之际，阔端不在凉州。第二年一月，萨班一行才得以谒见阔端，他为阔端讲经说法，治病禳灾，很受器重。阔端说：“汝携带如此幼小之八思巴兄弟及侍从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汝以头来归顺，他人以脚来归顺，汝系因我召请而来，他人则是因恐惧而来，此情吾岂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吐蕃教法，可仍着八思巴学习之，着恰那多吉学习蒙古语言。若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法岂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实际上，阔端在学习佛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向萨班劝降。萨班受到的礼遇，使他确信依靠蒙古贵族将有利于萨迦派的发展。因而在这里萨班已经代表西藏各派势力同蒙古贵族进行了谈判，并决定西藏归附蒙古。条件是蒙古国在西藏调查户口，编造清册。征收赋税，任命达鲁花赤；西藏各派僧俗人士，仍可继续任职，从而确定了蒙古贵族依靠萨迦派控制西藏的方针⑤。

1251年，蒙古诸王、大臣的忽里勒台选举蒙哥为蒙古国大汗。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总漠南军国事。萨班归降蒙古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全体藏地上层人士的认可，甘、青和川西的一些部落还没有完全归附，西藏的一些教派上层也在进行抵制。蒙哥一方面遣和里祷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与两淮、四川等处蒙古、汉军，“皆前征进”。一方面利用萨迦派上层与阔端的关系继续对各派上层进行劝降活动。

十一月，萨班死，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教主。宪宗二年（1252），蒙哥下令在汉地、斡罗斯和吐蕃等地清查户口。八思巴以萨迦派教主的身份写信给西藏僧俗上层，一方面通报萨迦·班智达病逝的消息，一方面通报蒙哥即位和清查户口的有关情况，并遣格西多吉周和松布等与清查使者同往，以便向吐蕃上层解释详情，避免惊惧，保证括户顺利进行。

在清查西藏户口的基础上蒙哥依照在其他征服地区的先例对西藏地区也实行了分封，将止贡划归自己、察巴分给忽必烈、迦萨分给阔端、噶玛分给阿里不哥，旭烈兀则得到了帕竹派地区。

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夏，驻军六盘山，遣使凉州迎请。

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与阔端子蒙哥都至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忽必烈留下八思巴，与之结成施主和福田关系。这是八思巴与忽必烈的第一次会见，它对八思巴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萨迦派与元朝统治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忽必烈的军营中已经有一些本封地的察巴噶举派僧人。但是，他们知名度不高，影响不大。当时，南宋军队在边界上坚壁清野，对忽必烈自临洮进军四川不利，他决定取道甘、青、川藏区，对南宋实行战略包抄。为了顺利地通过藏区，他需要一位威望高、影响大的藏族上层人士的协助。于是他邀请在凉州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和噶玛噶举派教主噶玛拔希到军营中会见。

八思巴大约在该年冬天至忽必烈军营，向忽必烈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宗教情况。在王妃察必的鼓励下，忽必烈开始接受佛教。

宪宗三年（1253）新年，忽必烈接受了萨迦派的密法灌顶，在察必的支持调停下，与八思巴结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⑥，而噶玛拔希却迟迟未到。

在忽必烈南伐大理时，八恩巴在凉州主持了其伯父萨迦·班智达灵塔开光仪式。当忽必烈自云南北返时，他再一次到军营中会见其施主，并追随忽必烈到达汉地。忽必烈对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远道来投十分重视，“颁给八思巴一份称为‘藏文诏书’（扎撒博益玛）的文书，肯定八思巴作为他的宗教上师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担任佛教的施主”⑦。

宪一宗四年（1254）夏，八思巴前往朵甘思（指今西藏那曲专区东部、昌都专区北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地区），可能为迎请传戒上师和宣谕藏文诏书。不久，又返回忽必烈营地，并见到了忽必烈自大理带回的佛牙舍利。

宪宗五年（1255）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献《新年吉祥祝辞》，称忽必烈为“尊胜人主”，祝愿他“胜于各方”⑧。至此，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特殊的宗教与政治关系正式确立。同年噶玛拔希也曾晋见忽必烈，但他拒绝了忽必烈请他长期留在身边的要求，并转而到漠北投靠蒙哥和阿里不哥。后来，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之际，他因涉嫌支持阿里不哥受到了忽必烈的惩罚，从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统治者发展本派势力的机会，八思巴便成为忽必烈身边唯一重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势力的代表⑨。

这一年夏天，八思巴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接受比丘戒，完成了成为一名正式佛教僧侣的全部仪式。然后又返回忽必烈营帐。

宪宗七年（1257），忽必烈与蒙哥兄弟间矛盾公开化，忽必烈被解除了兵权，不能参加对宋战争；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开始检查陕西、河南钱谷出入，忽必烈处境困难。为了趋吉避凶，忽必烈需要宗教保佑，二月，八思巴为他举行了称为“烧施”的宗教活动，三月，写了《五天女赞》，为忽必烈禳灾祈福⑩。夏季，八思巴朝拜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以一个佛教徒的眼光，写诗赞颂五台，在西藏佛教界影响甚大。冬，忽必烈亲自朝见蒙哥，兄弟释嫌，重归于好，忽必烈处境改善，八思巴的地位也相应提高。

宪宗八年（1258）春夏之交，忽必烈受蒙哥之托，在开平主持释道两教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大会，除汉地儒生、道士、佛教僧人外，还有吐蕃、河西、大理等地僧人参加，八思巴也参加了这一“汇集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的释、道、儒三家精英的学术大会”。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向道士问难并使之辞穷，从而使佛教理论在这次辩论中战胜了道教，道士十七人依约被罚削发为僧。这场辩论对忽必烈尊崇佛教无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1254年到1260年，八思巴多数时间在忽必烈军营或王府，从事佛教理论的研习修持，为忽必烈及其诸妃、诸子祈福禳灾。当忽必烈自湖北返回燕京时，他也自开平到达那里。显然，他也是忽必烈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支持者之一。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献上所创新字（八思巴蒙古文），七年（1270），忽必烈再次请求八思巴向他传授灌顶时，改西夏王的玉印为帝师印，又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五明班智达帝师”。

帝师是皇帝和皇室成员的老师和精神支柱，也是全国佛教僧人的领袖，位在诸王之上。帝师嗣位，要赐封诏玉印，宣谕天下；新君即位，要对帝师降诏褒奖；颁发给帝师的诏书为专用的“珠诏”，帝师至京师，用皇帝出行仪仗之半为前导，百官效迎。

帝师代表佛教保佑皇帝，为皇室作各种名目的佛事，如为皇帝和皇室成员祝延圣寿、禳灾祛难、祈祷国泰民安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忽必烈个人而言，他即利用汉儒在汉地实行汉法，也利用藏传佛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忽必烈非常重视八思巴所创的蒙古新文字，新字一经进呈，他立即下诏在全国推行。新字是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一套拼写符号，采用竖行自左至右的书写方式，“它可以用来拼写蒙古、汉、畏兀、藏等语言，所以实际上是供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它的创制可以说是在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扣算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尝试，也是第一次用一套拼音字母来记写汉语的尝试。对元朝将众多的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和消除或减少民族间语言文字上的隔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历史性会见和他们之间宗教、政治关系的确立对元朝的统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注释①《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参见（意）杜齐著，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学室，1980年（内部资料）；陈庆英《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戡《西藏研究））1992年第三期。但二者所论仍有不同，社齐氏认为1206年，成吉思汗曾将西藏作为征伐目标，西藏各方共同协议遣使无条件向成吉思汗投降；陈庆英认为：“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到过拉达克一带，在藏族地区中，阿里地区可能最早归附蒙古，蒙古在该地设有都元帅。”

③多尔答进军西藏，藏文史籍《青史》、《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新红史》等都有记载。“木门人家”，即指藏族。

1253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由于察巴是忽必烈的封地，在他的军营中，已有察巴派僧人，但他们都不太知名。

④《西藏王臣记》载，使者为大元长官垛达（多尔答）。他在《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中说：“在边野的藏区，僧伽团体以甘丹派（噶当派——引者注）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为尊（枳空即止贡——引者注）；通晓佛法萨迦——班智达为精。”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3年。

《萨迦世系史》载邀请萨班的诏书称：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晓谕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以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汝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理西方众僧。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大升，镶缀有六千三百粒珍珠之珍珠袈裟，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子，整幅花绸二匹，整幅彩缎二匹，五色锦缎二十匹等。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赍迭。龙年八月三十日写就。”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⑤《萨迦世系史》载萨班给众弟子的信中说：“（汗王）又曰：若能唯命是听，则汝等地方及各部之部众原有之官员俱可委任官职，对于由萨迦之金字使和银字使召来彼等，任命为我之达鲁花赤等官。为举荐官员，汝等可派遣干练使者前来，将该处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量缮写三份。一份送来我处，一份存放萨迦，一份由各自长官收执。另需绘制一幅标明某处已归降及某处未归降之地图，若不区分清楚，恐已降者受未降者之牵累，遭到毁灭。萨迦金字使者应与各地官员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之外，不可擅作成福。地方官员亦不得在不与萨迦金字使商议的情况下擅权作主。不经商议而擅自妄行是目无法度，若获罪谴，我在此亦难求情，惟望汝等众人同心协力。”

此外，尚有“对于金字使者好生迎送，殷勤服侍”、“此间对各地贵人及携贡物而来者俱善礼待之”等等。

⑥《萨迦世系史》载，八思巴要求忽必烈“受灌顶后，上师坐上座”。忽必烈不肯。察必调解说：“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压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

⑦陈庆英《忽必烈继位前的八思巴》，载《思想战线》1988年第五期。

⑧参见陈庆英《八思巴致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辞探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四期。

⑨《萨迦世系史》载，噶玛拔希为忽必烈身边的诸妃、大臣显示神通，人们觉得“从眼前的神通法力来看，还是这位上师高一些”。王妃察必担心八思巴的地位发生动摇，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察必要求八思巴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法力。于是八思巴作法，使自己的头部和四肢显现五部佛的形象，压倒了噶玛拔希。

⑩烧施，也译为火祭或护摩，为佛教密宗以焚烧柏枝、酥油、粮食、花果等祭神祈求消灾得福的一种宗教活动。

五天女“即吉祥寿仙女、翠颜仙女、贞惠仙女、冠咏仙女、施仁仙女，其实是喜马拉雅山的五座高峰，……这五仙女分别为执掌人间福寿、预知、农田、财宝和畜牧之神。”参见陈庆英《忽必烈即位前的八思巴》。

参见《元史·释老传》、《萨迦世系史》、《元史·世祖纪》、《拔思发行状》、《行状》所载帝师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绘。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

《元史·世祖纪三》。

陈庆英《元代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一期，该文载忽必烈推行蒙古新字的诏书称：“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宪宗七年（1257）蒙哥亲征南宋时，留幼弟阿里不哥守和林，剥夺了忽必烈的兵权，并对他所管的河南、陕西民政、财政进行审查。在与忽必烈的矛盾暂告缓和后，迫于右翼统帅塔察儿军失利，才又命忽必烈统右翼军。九年（1259），蒙哥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城下，蒙古国再一次出现了汗位空缺。此时，术赤、察合台兀鲁思同大蒙古国的离心倾向逐渐增强，窝阔台后裔的力量严重削弱，未来的一场汗位争夺战将在拖雷诸子间展开。

钓鱼图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在世的三个儿子以忽必烈为长，时正在征南宋东路军中；旭烈兀为次，在征叙利亚、伊拉克军中；幼子阿里不哥在都城和林。在蒙哥与忽必烈的矛盾冲突中，阿里不哥与蒙哥政见一致，因而蒙哥亲征前，让阿里不哥统率留下的军队和斡耳朵，把兀鲁思交给了他，并把自己的一个儿子玉龙答失留在他那里。于是，在拖雷家族中便形成了以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作为蒙哥在朝中的代表，在汗位的争夺上阿里不哥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此时的忽必烈已羽翼丰满，特别是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具有丰富统治汉地经验的儒臣，并得到了一部分握有兵权的以史天泽为代表的汉人世侯的支持，他们的支持也就意味着他还有以汉地财富为后盾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儒臣们既已选定忽必烈为其政治代表，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参与这次最高统治权的争夺，并给这次汗位之争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色彩。

蒙哥死讯传来，漠北的阿里不哥和驻军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忽必烈都积极进行争夺汗位的活动。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们以居守和林的优越地位，以监国和忽里勒台召集者的身份，向四方遣使，发布敕令，要求诸王、那颜们到上斡难、怯绿连之地，为蒙哥举哀发丧并参加忽里勒台；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省事于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并括漠南诸道兵；命阿兰答儿乘传调兵，浑都海出兵据关陇，刘太平、霍鲁海（霍鲁怀）办集粮饷，图谋秦蜀，以形成有利形势，钳制忽必烈。

九月，忽必烈自末哥（木哥、穆哥，拖雷第八子）所遣使者处得知蒙哥病逝的消息，坚持挥军渡江，进围鄂州；同时遣大将霸都鲁（拔都突儿，木华黎孙）趋岳州，接应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哈台。这时，宋将吕文德自重庆援鄂，宋军城守益坚。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遣使军中，密报阿里不哥所为，要求忽必烈速回。忽必烈立即召集诸将，商讨对策。郝经上《班师议》，建议“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降，彼（指阿里不哥）之奸谋逆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末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①。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恰值此时，南宋权臣贾似道因不敢与蒙古军交锋而遣幕客宋京前来约和，“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⑦。所提条件大大超出忽必烈的期望，于是忽必烈立即与贾似道约和。以霸都鲁、兀良哈台率部分军队留驻前线，自己与塔察儿、合丹、也松格等也军北归。

至南京（今河南开封），得到了阿里不哥谋取汗位的确切消息，他向阿里不哥派出了急使，要求他将所抽调的军队还给诸将，并准备好交通工具、粮食、武器，结束南征。同时，他又向驻在燕京的阿里不哥代表脱里赤和驻守鄂州的霸都鲁遣使，要求脱里赤遣使前来，向他们表示了同阿里不哥间的误会已经解除；令霸都鲁立即撤军，回到自己身边，以增加自己的军力。这年，忽必烈在燕京驻冬。

1260年夏，阿里不哥遣使要求各宗王前往参加忽里勒台推选大汗，忽必烈身边的宗王塔察儿、也松格（成吉思汗弟拙赤合撒儿的儿子）、纳邻合丹（小合丹，宗王）借故不赴。阿里不哥却在部分宗王的拥戴下即位和林。他们中有哈剌旭烈（察合台孙）的妻子兀鲁忽乃，蒙哥的儿子阿速带、玉龙答失。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之子），塔察儿的志儿子乃蛮台、赤因帖木儿（只必帖木儿，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儿子）之弟也速（只必帖木儿之兄也速不花，或只必帖木儿堂兄弟、窝阔台第六子合丹之子也速儿），合丹（窝阔台第六子）的儿子忽鲁迷失和纳臣、斡儿答（术赤长子）的儿子合剌察儿和别勒古台的一个儿子，旭烈兀的儿子术木忽儿（主木忽儿、玉木忽儿）。那颜和将领中有蒙哥时期的大必阁赤孛鲁合、蒙哥与阿里不哥的亲信阿兰答儿、脱里赤。驻守六盘山的大将浑都海、驻守成都的部属密里火者（明里火者、密里霍者）和驻守东川的乞台不花等也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向各方派出急使，宣称自己已被推举为大汗。

但是，他的即位没有得到忽必烈支持者的认可，他们拦截了使者，并在开平召开了另一次忽里勒台，参加者有东道诸王塔察儿、也松格、忽刺忽儿（哈赤温孙）、爪都（别勒古台孙），西道诸王也可合丹（大合丹，窝阔台第六子）、阿只吉（察合台之孙不里的儿子）等，那颜、将领则有木华黎国王的孙子霸都鲁，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哈台，弘吉刺部驸马按陈，亦乞列恩部驸马帖里该和右翼的全体那颜。忽必烈的支持者廉希宪利用塔察儿因兵败遭蒙哥谴责的不满情绪，游说塔察儿，利用塔察儿的影响和威望，提名推举，这次忽里勒台将大汗继承权赋与了忽必烈。五月，忽必烈建元中统③。

为了南下与其兄争夺天下，阿里不哥“分遣腹心，易置诸将”④，对汉地的军事、行政都重新进行了部署，命刘太平、霍鲁海行省事于关右，收关中诸处钱谷，控制关陇，接应川蜀。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亲信阿兰答儿，部署兵分两路进取燕京。令浑都海仍驻六盘并与两川诸将联系；遣阿兰答儿自和林趋凉州，与浑都海配合，意在收集蒙哥旧部，控制河西，占据关陇，东出山、陕，自西路进兵燕京；遣其子玉木忽儿和术赤子合剌察儿率领东路，出和林渡漠进犯开平、燕京。

针对阿里不哥的军事、行政部署，忽必烈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他派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粘合南合、张启元为西京等处宣抚使，与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浑都海、霍鲁海、刘太平争夺陕西、四川，并阻止两川支持阿里不哥的军队东进；派合丹、合必赤、汪良臣等增援八春；派也松格等为东路先锋出兵阻击玉木忽儿。同时，自燕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运米至开平、抚州、净州（内蒙古四子王旗）、鱼儿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以备军储。

廉希宪等晚于刘太平二日入京兆，他一方面“大集官吏，宣示诏旨”，安辑城内，一方面“遣人驰往六盘山，宣谕安抚”⑤。蒙哥死后，其子阿速带扶柩护玺返回漠北，大部分军队由大将哈剌不花率领退屯六盘山与驻守在那里的浑都海会合。留守四川的蒙古军统帅纽邻部下的奥鲁官和副将乞台不花与六盘浑都海联系密切，驻守成都的密里火者也是他的同党。希宪派往六盘的使者被杀，浑都海等已约日进兵。在面对强敌的严峻形势下，希宪遣万户刘黑马逮捕刘太平、霍鲁海，人川杀密里火者于成都，令总帅汪惟正杀乞台不花于青居。征秦巩平凉等处诸军，以所佩虎符银印授汪良臣，使统诸军备六盘，以六盘兵精，戒八春、汪良臣“毋与争锋，但张吾军声”，阻止浑都海兵东进，以待援军。同时宽宥被俘的西川奥鲁官，收其军为己用。

八月，阿兰答儿与浑都海军合，南军诸将首战失利。后合丹、合必赤与八春、汪良臣等合兵再战于平凉，大胜，俘斩阿兰答儿、浑都海。东路也松格也败北军先锋玉木忽儿。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逃往谦谦州（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南军占领和林。

为了休养士马，阿里不哥向忽必烈请降，表示在秋高马肥后入觐，得到允准。中统二年（1261）秋，他提兵南下，声称前来投降，却突然袭击了边将也松哥，占领了和林，并派兵南向骚扰漠南，忽必烈再次亲征。他紧急调动军队，宗王塔察儿、合丹，驸马按陈、帖里该和汉将史天泽等同行。大军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儿，塔察儿与合丹、合必赤等分兵奋击，先败阿里不哥所部的斡亦剌军，杀其将合丹，追北五十余里，阿里不哥败退。由于忽必烈没有穷追溃逃的阿里不哥，使他们误认为南军已经撤退，于是后军统帅蒙哥之子阿速带与阿里不哥商量后率军继进，与忽必烈中军相遇，忽必烈亲自督战，丞相线真将右军，史天泽将左军，合势进逼，左翼史天泽军大败北军右翼；右翼线真军与北军杀伤相当，不分胜负，激战后各自撤军。此后，忽必烈命塔察儿率军北上，而以蒙古、汉军分守居庸、古北诸关口。

在争夺漠南的同时，两兄弟也都力争控制察合台兀鲁思，忽必烈派察合台曾孙阿必合失（木秃坚孙，不里子）回封地主持兀鲁思事务，他与其兄弟同行，在漠北为阿里不哥逻卒擒获，被杀。阿里不哥另派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的儿子）主持其祖父封地的事务，并要求他提供粮食和武器，守卫质浑河边界，阻止旭烈兀、别儿哥派军增援忽必烈。同时遣使至察合台兀鲁思境内征调军需，使者在短期内征调了大批牲畜、马匹和武器。

受阿里不哥支持夺得了察合台兀鲁思统治权的阿鲁忽，在控制了察合台封地全境后，不愿再听命于阿里不哥。他扣留了阿里不哥使者征调的牧畜、武器和钱物，宣布拥护忽必烈。旭烈兀也倾向忽必烈，并遣使责备阿里不哥。于是他们对各自控制区的统治权也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

阿鲁忽的背叛令阿里不哥极为愤怒，于是他率兵攻打阿鲁忽。阿鲁忽在不剌城击败阿里不哥的先锋军并杀其先锋哈剌不花后，回到伊犁河，驻在自己的斡耳朵并遣散了军队。阿里不哥后军继至，夺取并洗劫了伊犁河和阿力麻里，阿鲁忽退至忽炭（今新疆和田）和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噶尔）。阿里不哥在伊犁河和阿力麻里地区驻冬，他无节制地宴饮和寻欢作乐，残酷地掠夺和杀害军民，激起了当地人民和属下将领的不满，一些追随者开始脱离他。旭烈兀的儿子玉木忽儿借口有病，首先离开，接着蒙哥之子玉龙答失、阿里不哥的一些千户长也陆续脱离他投降了忽必烈。

菊花图在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势力衰弱之际，阿鲁忽也出兵攻打他，使他无法在那里立足。忽必烈则乘机北上收复了和林，正当他准备前去追袭阿里不哥时，汉地发生了军阀李璮的叛乱，忽必烈匆忙撤军。此后，南军封锁了通往阿里不哥驻地的交通，由于那里的粮食、物品都依靠汉地供给，阿里不哥处供给发生了困难，物价飞涨，加之连年饥荒，物资极度匮乏，阿里不哥陷入了困境。中统五年（八月改至元，1264）七月，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前往开平觐见。

按照惯例，“罪人的肩上要披上大帐的门帘接见，他也就这样地披盖着去觐见（君主）”。忽必烈问阿里不哥：“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阿里不哥回答：“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都流下了眼泪。当时，有旭烈兀的使者在场，他把兄弟两相见的情况报告了旭烈兀，旭烈兀对忽必烈以这样的方式接见本家族的人表示不满，认为这“使宗亲蒙受了耻辱”，忽必烈也承认自己做得没有礼貌。此后，他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让阿里不哥去见他。

第二天，忽必烈命宗王和那颜们审讯阿里不哥的同党。开始，阿里不哥说：“他们无罪，我是这场广泛蔓延的罪行的根源。”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话。忽必烈问他：“谁唆使你起来作乱的?”他供认是孛鲁合、阿兰答儿和脱里赤。忽必烈打算宽宥孛鲁合，因为他曾听到过窝阔台合罕和蒙哥合罕的话；而就这场汗位争夺的有关情况，他还可以在旭烈兀和其他宗王面前作证。但是阿速带反对宽恕孛鲁合，他表示要同孛鲁合对质，并揭发说，孛鲁合曾讲过一个蒙古寓言，大意是说，他们做了事，就不能半途而废，必须勇往直前。情况被报告给忽必烈。孛鲁合被处死。跟随阿里不哥的那颜有十人被处死。窝阔台系诸王被遣送回到他们的封地。

对于阿里不哥和阿速带的审讯，则需等诸汗国君主旭烈兀、别儿哥和阿鲁忽的到来。只是他们迟迟不到，于是忽必烈与身边的塔察儿等宗王审讯了他们，并向全国各地颁发了圣旨。他向术赤、窝阔台、察合台汗国派出了急使，通知他们说：“由于路途遥远，事情繁多，你们未能出席，但若继续拖延（审讯），可能会使（政权）削弱，并使国家边疆事务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我们处死了他们的异密并审讯了他们二人。现在我们商议：我们，全体宗亲们，一致决定宽恕阿里不哥，赐他以自由，（并释放阿速带），你们对此以为如何?”这时，诸汗国君主都在忙于自己的事务，对大蒙古国本身问题的兴趣已经逐渐淡漠，钦察汗国君主别儿哥对使者说：“合罕、旭烈兀和全体宗亲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也一定在牛年（1265）出发，在虎年（1266）走完（全部）路程，在兔年（1267）和旭烈兀一同出席忽里勒台。”使者们报告了全部情况后，阿里不哥和阿速带获准觐见忽必烈。不久，阿里不哥病死，旭烈兀与别儿哥之间爆发了战争，也没能如约赴会。忽必烈最终取得了对蒙古国的统治权，建号改元，并灭掉南宋统一了全国。其代价则是元朝对钦察、察合台和伊利汗国控制的削弱，它们从此走上了相对独立的道路。

注释①都经《陵川集》卷三二《班师议》。

②《元史·赵璧传》。

③关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各自在忽里勒台召开时间《史集》与《元史》记载不同，前者称阿里不哥即位在前，后者反之。此处从《史集》。

③⑤《元朝名臣事略·平章廉文正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