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辛弃疾



辛弃疾宋代随着种茶、制茶经济的发展，饮茶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然而，官府通过茶叶专卖制度对茶农与茶商的剥削也日益加强，同时州县的“额外科扰”，巡捕的“邀求无厌”，胥吏的敲诈勒索，茶农茶贩们被压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因而时有群起反抗之举。南宋孝宗时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茶贩，经常聚集起几百上千人的队伍。其中一人担茶，两人“横刀揭斧”为保卫，进行武装贩茶，以对抗政府对茶叶的垄断。官府诬指为“茶寇”、“茶盗”，常派军队进行镇压，斗争异常激烈。

淳熙二年(1175)四月，湖北路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正式举起义旗，公开与官府进行殊死的战斗。这支约几百人队伍由湖北突入湖南，多次打败官军，六月转攻江西，在吉州永新县山区与官军进行游击战，依靠山谷丛林和民众的支持与官军周旋。不久又进入广东，岭南地区为之大震，朝廷接连派官兵堵截追杀，都遭失败。起义军又回兵江西永新山区，因这里已有民众基础，起义军如鱼得水，活动“诡秘莫测”。

七月，朝廷任用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进行镇压。辛弃疾派出敢死劲旅，深入山区搜捕，起义军在军事上陷于被动，伤亡较大，军心动摇。辛弃疾乘机派人到义军中进行劝降，很快把赖文政诱骗到江州，加以杀害，平定了这次起义。

不过，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却有与众不同的说法，他讲：“自古盗贼如黄巢、侬智高，败绩之后，皆能脱身。”赖文政起兵时已六十多岁，足智多谋，他早就估计成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暗中寻访相貌类己的替身，后得一个靠卖煎油饼为生的刘四，长相酷似自己，便一直带在身边执役。辛弃疾率精锐官军与义军角斗，义军力量不支而退败，赖文政率几个首领被迫到官军营垒请降，约定不日束兵投诚。回来后，赖文政对部下说：“看辛提刑的眼色，他必将杀我。”于是想趁夜逃遁，部下不同意。赖文政则说：“难道想割我首级?去投降也是死，不过先后数日罢了。”部下也不忍心下手，于是赖文政斩了刘四的首级，冒充是自己的头，派人献给官军，自己却乘乱逃走了。最后约有七百余人向官府投降，而被官军改编。辛弃疾始终不知其首级是赖文政替身的，以全胜向朝廷报捷。

如果罗大经所说属实，那么辛弃疾诱杀的竟是煎油饼的刘四，赖文政最终得以逃脱。古代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居然会采用如此诡秘的手段：用替身来避祸，真让人惊叹不已。不过，此说也只此孤证，很可能是当地民众出于对起义军的怀念而编造出来的，罗大经取于道听途说而已。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大宋王朝的全面解读赵廷美、卢多逊谋篡案此狱案是继宋初金匮之盟、斧声烛影两大疑案后的延续，到底是赵廷美、卢多逊阴谋篡位，还是宋太宗、赵普刻意谋害，以完成太宗皇位的一脉单传，从史书上我们已很难找到历史原本的答案，不过读者可以自己进行理性的判断。在这些疑案中，令人深感震撼的是：在皇位权力前面，即使是父子兄弟，人性也已完全泯灭。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有关传记等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宫中金明池、水心殿落成，宋太宗正准备召宗室成员泛舟游览。突然，有官员密告：秦王赵廷美欲于此时行刺皇上；若不得手，再诈称病于府第，候太宗车驾临省，再作乱以篡位。太宗听罢大怒道：“朕尚强壮，秦王何性急乃尔!”冷静一想，又不忍暴露其事，以败坏皇家宗室的名声。遂下诏罢去廷美的开封府尹官职，出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为掩人耳目，还赐给御弟裘衣、犀带、银钱、绢彩诸物，差枢密使曹彬代皇上给廷美饯行。同时，褒奖两位同告秦王阴谋的官员，如京使柴禹锡迁枢密副使，翰林副使杨守一迁枢密都承旨，也贬降了一批与廷美友善的官员。

此事一发，宰相赵普很快上密疏，告宰相卢多逊与秦王暗中交通诸事。太宗览奏章后，立即下诏将卢多逊及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等统统逮捕入狱，命翰林学士承旨李防等官员组成特别法庭，严加审理。案犯很快招供伏罪，卢多逊承认曾多次遣官以中书机要密告秦王府，去年还令属下传话给秦王说：“愿宫车(指太宗)早晏驾，尽心事大王(指秦王)。”廷美也回告之：“卿言正合我意。”并私赠卢多逊弓箭等物。还有秦王府小吏恣横不法诸事，法官们一一结案具状奏上。太宗再召文武大臣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74位官员联名奏议，要求对此大逆不道之案严惩不贷，宜行诛灭之刑以正朝章。最后，朝廷定案判决：削夺卢多逊官爵，并同其家属流放崖州(今海南岛)。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数人并斩首于都门之外，籍没家产，其亲属也流配海岛。赵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朝中凡与廷美、多逊有关系的皇亲国戚、各级官员，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和贬黜，相关的势力被彻底扫尽。

其后，赵普又唆使知开封府李符上奏，谓廷美虽已谪居西京，但仍不思悔过，怨恨不已，应徙流远郡，以防他变。太宗见疏，遂降诏贬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雍熙元年(984)，廷美至房州，太宗还派出亲信为房州地方官以日夜监视，廷美被软禁而没有行动自由，忧悸成疾而死，时年三十八岁。太宗听说，呜咽流涕着说：“廷美自少刚愎，长益凶恶。朕以同胞至亲，不忍置之于法，使居房陵，冀其思过。方欲推恩复旧，遽然殒逝，伤痛奈何!”其悲泣之情，感动左右。次年，卢多逊也病卒于海南岛，终年五十二岁。

此案从表面上看，有好些个官员一起告密，还有那么多官员共同审讯和朝堂集议，赵廷美与卢多逊欲政变谋篡似乎已属实无疑。其实该案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故事，绝非上述史书记载的如此简要和单纯。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太祖是老二。老大光济和老五光赞早夭。老三光义，即宋太宗，比太祖小十二岁。老四廷美，比太祖小二十岁。三人是一胞同母之兄弟，若按其母杜太后的遗嘱，太祖应将其皇位传给弟弟光义，太宗也应将皇位传给弟弟廷美，再由廷美传给太祖之子，如此一直保持年长之君在位，赵家江山便能得以永固。

赵廷美在太祖时，历任诸地防御使、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侍中、京兆尹诸职。太宗即位后，也让廷美任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从征北汉，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这一情况其实是太宗最为忧虑的心病。

宋太宗即位才四五年，太祖的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离世。秦王廷美见此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便忿忿而言太宗“有负兄恩”。此话传入太宗耳中，加上一班小人在旁又添油加酱，说秦王骄恣跋扈，将有篡位阴谋，不可不防。太宗本有心病和疑惑，如此一来，兄弟间的猜忌日益加深。

卢多逊，博学多谋，太祖时颇得信任，屡迁官爵，至拜参知政事(副相)。多逊与宰相赵普不和，每在朝中揭发其短，赵普自然记恨在心。多逊老父亲也曾在官场沉浮，深知其中三昧，时已退休在家，听说儿子与宰相赵普为仇，不禁长叹道：“赵普是开国元勋，小子无知，轻诋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反正我已不久于人世，能不亲历此难，还算是侥幸的。”然而，赵普不久因不法事被贬官出京。

太宗即位之初，卢多逊得拜相执政。赵普回京改任太子太保虚职，多逊仍多方阻毁，将赵普妹夫奏调广西边陲，战殁边事，令赵普恨得咬牙切齿。赵普之子承宗官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娶京城官员之女，来开封完婚，未满月，多逊又奏遣承宗归任，赵普敢怒不敢言。两人至此积怨成仇，彼此恨之入骨，不共戴天。

太平兴国六年(981)，赵普密奏“金匮之盟”故事，重获太宗信任，再度拜相，且官爵地位在秦王廷美之上。赵普仰仗太宗的有所依托，权势一时更胜太祖当年。赵多次讽言要卢多逊引退，多逊虽觉不安，然终不肯就范。接着，就发生了上述大案。

“斧声烛影”的传说已令太宗有弑兄夺位之嫌疑，太宗即位后，太祖之二子又死得不明不白。此案中廷美被贬死房州，其实也始终未见显罪确情；都说是几个官员的密告，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有关属官、小吏和证人也都被斩首，来个死无对证。尤其是连太宗的长子楚王元佐都看不下去，为营救四叔而直接向父王申辩，因为他平时与四叔的关系不错，廷美的死讯传来，他受刺激而发疯，后竟纵火焚烧宫廷。太宗在廷美死后，还对他进行一系列的人身攻击：如《宋史·杜太后传》明载杜氏生五子，廷美位序老四。太宗却对宰相们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以贬低廷美的出身，故意编派出谎言来掩饰自己逼死廷美之行径，甚至不惜向自己父亲的脸上泼脏水。这也让人怀疑太宗说“廷美自小刚愎，长益凶恶”，诸评价的真实性到底如何?这一连串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因已告诉了人们有关的隐情。

可以说，宋太宗亲自导演了这桩栽赃诬陷亲弟弟的冤狱的可能性非常大，《宋史·赵廷美传》将这一冤狱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赵普，实际上赵普不过是帮凶而已，他乘机除掉了对手卢多逊，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然而赵廷美是这一狱案的关键，廷美不死，太宗就难以传位给自己的嫡系子孙，元凶应是太宗。然而，史书上依然是赵廷美想抢班夺位，最后自取灭亡的记载，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冤情的痕迹。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当权者这方面的手段都是相当高明的，使后人根本找不到什么确凿的不利于他们的史证，因为其中的关键史实早已被篡改，许多事实真相都已随着历史的波涛而永远逝去。

名相寇准冤狱寇准寇准乃北宋名相，为人豪放而洒脱不拘，为官正直而气度不俗，敢于犯颜直谏，不畏强权，为世人敬仰。大家知道，北宋澶渊之盟前后，幸亏这位名相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宋军得以略挫辽军锐气，最后签订城下之盟。百年后就有宋人说：“当年若无寇准，天下已分南北矣!”如此一位功臣，最终却落得贬死岭南的下场。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悲惨结局?寇准自己的行为应承担多少责任?宋真宗、刘皇后及王钦若、丁谓诸人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太宗朝，寇准已为参知政事(副相)。一天，上朝奏事，寇准所言与太宗之意不合，太宗一怒而起，准备退朝回宫，寇准却上前牵住御衣，要皇帝冷静坐下，继续议事。过后，太宗细细回味其过程，不觉大加赞赏：“朕得寇准，犹李世民(唐太宗)之得魏征啊!”

真宗即位后的第七年，即景德元年(1004)，寇准拜相执政。适逢辽国二十万大军南下侵边，来势汹汹，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举朝惊恐，主守主战，纷纷不决。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战。某天早朝，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请皇上驾幸金陵(今江苏南京)暂避，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皇上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意见，寇准厉声回道：“若采用此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还能保吗?何人为陛下画此策，臣请先斩此人祭旗，然后挥师北伐。”王钦若在一边听得面红耳赤，低头不敢作声。寇准又提名王钦若出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去守前线重镇，王钦若没法推辞，只得上路，心中却记下这笔账。

在寇准的要求下，真宗同意御驾亲征，率军直抵澶州。皇帝亲临前线，士气大振，加上号令严明，将士用命，开仗之初就射杀辽军大将，略挫敌军锐气。但在真宗厌兵求和的懦弱态度促使下，没能按寇准的强硬主张坚持下去，终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以三十万岁币，换来北方边境的暂时平静。

正当真宗为此战“亲征”有所成果而感到庆幸，对寇准也敬重有加之时，王钦若经过深思熟虑，开始挑拨离间。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以为他对社稷有功呢?”真宗点头称是。钦若又道：“澶州一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寇准为有功，臣实不解。”真宗愕然，顿问何故。钦若答：“陛下贵为天子，却与外夷作城下之盟，此《春秋》所耻。寇准逼陛下亲征，犹如赌博，输钱将尽而孤注一掷，陛下乃寇准之孤注，逼陛下为如此危险之事，寇准何功之有!”几句话就把真宗说得面颊发青，闷郁不快，自尊心被扫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随之降格。

同时，寇准在战后有意无意居功自得的架势，也令真宗老大不快。自此，真宗待寇准日渐疏远。不久便罢去其相位，出知陕州。而王钦若却靠此类手段，再次被用为执政。此人貌状矮小，且颈项中有瘤，一幅怪样，时人称“瘿相”。

天禧元年(1017)，全国正沉浸在“天书”、封禅等的迷信闹剧之中，寇准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其属下军官巡检朱能，伙同朝中宦官周怀政，伪造“天书”，想通过寇准上呈，以得皇上恩宠。寇准喜其附己，不辨真伪与忠奸，便忘乎所以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上奏朝廷，称有“天书”降乾祐山中。一些大臣以为此乃奸臣妄诞，以蛊惑天聪，却不解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何以会一改初衷。然而真宗已入迷狂状态，宰相王旦也觉得应该让寇准奏上来，所以朝廷下诏令寇准马上回京奉上“天书”。

入朝临行前，有门生劝寇准说：“你若称病，推托不去，实为上策。若人京见驾，便揭发此天书乃奸人伪妄之作，尚可保全平生正直的名声，其为中策。若由此再人中书拜相，自堕志节，恐怕最为下策。”寇准听了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入京奉上“天书”。真宗大喜，正遇王旦离世，王钦若坐事罢职，天禧三年(1019)，寇准再入中书为相。

寇准二度入相，丁谓也再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丁谓原先关系不错，所以曾向宰执推荐过丁谓的才能。丁谓虽博学多才，然狡诈过人，善于揣摩奉迎，智谋而奸邪。某夕，中书用餐，寇准饮羹污须，丁谓殷勤至极，起身为他拂拭干净，哪料寇准并不领情，略带酒意地戏语道：“参政乃国家大臣，难道是为长官拂须的吗?”一句话将丁谓说得无地自容，面颊青一阵，红一阵，心中好不懊恼，由是暗怀敌意，伺机报复。

天禧四年(1020)，真宗忽患风疾，病情时好时坏，不能上朝视政，事多决诸刘皇后，丁谓和知制诰钱惟演等人联合起来迎奉刘皇后。寇准和参知政事李迪等人却有后宫擅权的担忧，正好宦官周怀政此时向寇准传达了真宗要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一天入宫请安，寇准便向真宗说：“皇太子不负众望，愿陛下传以神器。”真宗点头称是。寇准既得皇上允准，便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此时寇准已觉丁谓奸佞，有意让杨亿代丁谓之职。然而，寇准一时酒后漏言，传入丁谓耳中，丁谓当即入诉刘皇后：“皇上稍有不适，即当痊愈，奈何令太子监国?寇准谏立太子，当有异图。”

此前，发生过刘氏宗人在蜀地不法事，真宗以皇后亲属之敌，便赦其罪。而寇准却偏提出要依法处置，所以与刘皇后早有芥蒂。此时寇准又站在太子立场上，想限制刘后之权，所以刘后早就想整一下这个寇老儿，便向真宗诬告，说寇准要太子监国将有异图，丁谓也在真宗面前极力诋毁寇准。而真宗不知是病体晕晕，还是出尔反尔，竟记不起自己曾允准过寇准的有关建议，便下诏罢去寇准的相位，以丁谓代之。

宦官周怀政在内廷颇有权势，前因伪造“天书”事，更恩宠有加。此次寇准欲令太子监国，怀政亦预谋其事。寇准因此被罢相，怀政亦遭斥责，并渐被疏离。怀政在忧恐略定之后，想挽回败局，便阴谋杀丁谓，废刘皇后，奉真宗为太上皇，立刻传位太子，并恢复寇准的相位。怀政与其弟怀信，潜召大臣杨崇勋、杨怀吉等人密谋，约以共同举事。不料，有人向丁谓告密，丁谓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后，入奏宫中。真宗立即下令逮捕有关诸犯，组成众大臣审理法庭，周怀政很快招供伏罪，被斩首示众。此案被牵连的有关官员、亲属有数十人，都被发配边远，寇准也因此被远贬，出知相州。

丁谓又揭发永兴军巡检朱能也是周怀政伪造“天书”的同党，朝廷接着便派使者去永兴军捉拿朱能等人，朱能自度不能免罪，竟然武装反抗，杀死使者，率军造反。最后在数路大军的围剿下，很快溃败，朱能自缢而亡。而寇准曾是朱能上司，且联手进奉“天书”，所以再坐朱能反叛之事，贬为道州司马。

不久，真宗驾崩，仁宗即位，才十三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丁谓更是飞扬跋扈，与太后再次将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雷州半岛为广南最边远地区之一，与海南岛遥遥相望，自然环境相当恶劣，生活条件更是艰苦，将寇准这位六十余岁的老人谪放此地，无疑是要将其置诸死地。越年，寇准便病殁于雷州。

此冤狱中，奸臣王钦若的贬损、丁谓的诬害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寇准自己的行为也存在相当的阙失。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寇准居然与军官朱能、宦官周怀政联手，附和当时全国痴愚病狂的迷信闹剧，用“天书”下降当地的谎言和伪作来博取皇帝的宠信。这样，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为什么会一改初衷，最终也扮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而采用这种低级手段来博取相位呢?据说名臣张咏认为寇准有奇才，可惜学识不足。这一行为仅仅是学识不足的原因吗?或者说寇准为了再次入相掌权，而不择手段，哪怕利用奸人和做荒唐事。这就不是学识不足的问题，而是政治品质的问题了。有人说这是中国大多数政治家的一种习惯性思路，它是中国皇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所以毁坏自己的名誉或走向冤狱的结局，这都是宿命。那么，寇准到底属于哪一类性质的官员呢?

这案中宋真宗扮演的角色，最令人迷惑。明明是自己先有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也亲自同意了寇准的提议，最后居然出尔反尔，不但将寇准罢去相位，贬其出知小州，甚至还要差点追究太子的责任，幸亏参知政事李迪提醒道：“陛下有几个儿子，竟要这么做。”真宗这才觉悟，自己仅此一个继承人。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真宗晚年已病重而糊涂，许多诏旨实为刘皇后一人擅行，就是说寇准冤狱主要是刘皇后矫诏制造的。所以，在寇准早已被贬出京城，真宗还时或会问：“眼前为何久不见寇准?”左右不敢据实回答。总之，此案约在天禧四年之后所下的诏令，已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宗清醒时的旨意，哪些是刘皇后矫诏擅行的。在君主专制的中国，每到皇帝晚年，这样的宫中之谜，其实是经常性的节目。

包公断割牛舌案包拯立朝峭直刚毅，为官刚正不阿，似乎一生为民审冤，办了许多大案要案，被誉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大清官。但其有史可查的审案断案的故事极少，这个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记载中惟一的断案文字，而就是这惟一的断案文字，也存在真伪的复杂问题。其中的蹊跷，真有点让人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宋史·包拯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案子：包公在知扬州天长县的任上，一天，有个农民哭丧着脸到县衙来告状，说是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头，请求缉拿凶手绳之以法。这种小案，一般官员往往是不屑一顾的，更何况此案很难查、出凶手，因为割牛舌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要查清可能非常麻烦。此案凶手也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无非是原告的仇家采用报复性手段，欲其倒霉罢了。所以包公考虑了一下，对原告说：“还是回家把牛杀了，然后卖牛肉赚回几个钱吧。”因为牛被割了舌头，吃食困难，估计也活不长了，不如杀了卖肉。农民以为包公不肯受理此案，也只有照此办了。

而当时宋朝法令有“禁杀耕牛”一条，所以很快有人来县衙控告该农民私杀耕牛。包公升堂，猛然喝问道：“大胆歹徒，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人家私杀耕牛!”那人一听，十分惊恐，以为事泄，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这样采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为方式，不用任何侦察手段，就把疑案给轻松告破了。

无独有偶，《宋史·穆衍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说穆衍在任华池县令时，也审断了一桩牛舌案，内容几乎与包公所断之案如出一辙，且审理过程与采用方法、断案结果也都一模一样。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有这样巧的事吗?两案都见于《宋史》，会不会其中一案是抄袭另一案呢?那么哪个是原创者，哪个是抄袭者呢?

有人推断，包公断案的故事不胜枚举，民间流传甚广，然而基本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人杜撰的戏曲、文艺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属于断案的故事，且被记入正史的只此一个。既然包公断案的故事都是人们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么，这个审牛舌案的故事会不会也是为了神化包公而抄来的呢?反之，如果说是《穆衍传》抄袭的话，就缺乏明确的动机，穆衍至哲宗时，累官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后加直龙图阁、知庆州，谈不上有什么大政绩、大名声，其历史地位与包拯根本无法相比，后人应该不会为他去抄袭添彩。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包拯年长穆衍三十四岁，后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进士，而任华池县令，这时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监察御史了，多年前的神断牛舌案早已传为民间美谈，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断案。据包拯门人张田所编《包拯集》中附录的《国史本传》，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记载，可见元朝所修《宋史·包拯传》必有所本。此外，天长县在今安徽，而华池县在今甘肃华池县东南，两地相隔遥远，将一事二载或二事混为一谈的可能性都较小。两事虽然大同，却也存在小异，如包公是嘱原告农民“杀而鬻之”，而穆衍却只“命杀之”。据此，包公审牛舌案是可信的。

如果说两案都是历史事实，只是相隔在两地，相差了二三十年。那么说后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想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侥幸巧断此案，这都还说得过去。而最后罪犯模仿众人皆知的故事去县衙告发，实为自行投案，使得穆衍有机会再演一遍包公的角色，似乎让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愚蠢的罪犯吗?

总之，两案毕竟过于惊人地相似，历史会这样重新演绎吗?牛舌案在北宋是发生了一起还是两起?如果只有一起，那么谁是真正的断案者呢?又是谁在故意抄袭呢?

欧阳修“艳词”案欧阳修为北宋大文豪，得唐韩愈真传，发动古文运动，一改当时的浮靡文风。撰有《新五代史》、《新唐书》、《集古录》，有文集百余卷，著作等身，文辞严谨，正气凛然。然而，其词集中“艳词”、“情曲”不少，写得非常柔媚和女性化。这难道也是大文豪的作品吗?为什么如此不谐调?是否有人作伪呢?欧公还因此被牵连进一桩艳情案中，差点陷于牢狱之灾。

庆历五年(1045)，以范仲淹为首的新政改革失败。作为言官的欧阳修，曾首论范仲淹之才能大用，一直站在新政大臣一边，积极支持其有关改革，此时又上疏范仲淹、韩琦等执政大臣不应被罢职，得罪了反对派大臣。加上此前论劾有关权贵的一系列奏章，早就引起政敌的嫉恨，也被很快罢去言官，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为河北都转运使。不久便陷入一桩“盗甥”罪案之中。

当初，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张龟正，没有子女。而张龟正病死时前妻生有一女张氏，七岁时无所依靠，便由其后母带回外婆家欧阳氏扶养。等到张氏十五岁成年，由欧阳修为媒，嫁给了族兄之子欧阳晟。欧阳晟自虔州司户任上罢官回家，发现其妻张氏与奴仆管家通奸，遂扭送张氏到开封府。知府杨日严在前知益州任上，欧阳修曾弹劾他贪赃枉法之事，此次接到案状，一看与欧阳修有关系，便暗下指使狱吏，想办法将案子牵连到欧阳修。

谏官钱明逸得到此消息，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奏劾欧阳修与张氏之间早有私通之情，且贪图其家财。证据之一是欧阳修写的“艳词”《望江南》：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间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旱留心，何况到如今。

在狱吏的刑讯下，张氏只得诬认还未结婚时，就与欧阳修通过情，此“艳词”就是当时欧阳修所作，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内情”。一位朝廷大臣居然如此腐败，案情似乎相当重大，朝廷遂派户部判官苏安世和宦官王昭明进行复审。二位复审官还算正直，不敢胡来，最后查明许多事情纯系诬陷和捏造。此审理结果使得朝中掌权的反对派大臣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最后仍以欧阳修用张氏嫁妆中的财产购置田地，而以欧阳氏的名义立田契的罪名，将欧阳修贬谪，降知滁州。苏安世等官员也受到贬降的处分。

上述是一般学者从史籍中读出的狱案故事，也有学者认为此案中欧阳修与张氏确有暧昧关系。如胡适就在《欧阳修的两次狱事》一文中说：“大概张氏一案不会出于无因。狱起时，欧公正三十九岁，他谪滁州后，即自号醉翁，外谪数年而头发皆白，此可见当日外界攻击之多了。”还有谭正壁的《恋张女欧阳修受劾》也持同样的看法，当然他们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是一种猜疑而已。

那么，这首差点害欧阳修坐牢的《望江南》是其本人所作的吗?有人估计此“艳词”或出自谏官钱氏，其乃吴越国钱氏之后，因欧公《五代史·吴越世家》和《归田录》中多有贬毁吴越钱氏之词，揭露其烦苛淫侈之政，所以故意作此伪词诬诋欧阳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问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暖昧之谤。”所谓“暧昧之谤”，即上述欧阳修的政敌以《望江南》一词诬蔑他有“盗甥(张氏)”之疑的狱案。王灼以为，许多“艳词”都并非欧阳修所作，其词集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欧阳修自己的作品，其他都是好事者或群小的恶作剧。不过也有学者考证此艳词系欧公所作，储皖峰《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以为：“他(欧阳修)受了‘情’的支配，便投身于情网中了。他认定着‘人生自是有情痴’，他认定着‘办得黄金须买笑’，便在人群里面肆弄他的轻狂，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累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诸要职。正直敢言，力求改革，是北宋文坛上的领袖人物，儒学大师。为文以韩愈为宗，反对浮靡的文风，倡导有内容的古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其文笔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人们从他的诗文中，看到的是一位严谨古朴的学者，正气凛然的贤臣。然而他文集中的一些词曲，却又让人们看到的是几个风流倜傥、柔媚动人的少男少女的影子。比如《南歌子》：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完全是在描绘温柔多情、活泼可爱的少妇对情郎的挑逗和欢爱。再如《鹧鸪天》：

学画宫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

只知一笑能倾国，不信相看有断肠。

双黄鹄，两鸳鸯，迢迢云水恨难忘。

早知今日长相忆，不及从初莫作双。

也在描写少女倾城倾国之美貌，及男女情人们的相思之苦。这类男欢女爱、轻柔妩媚的小词，数量还不少，有的写得浅薄庸俗，情趣低下，有的写得大胆直率，有伤大雅，与上述道貌岸然的欧阳文忠公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于是，自南宋时候起，就有人出来为之辩解，认为这些“艳词”绝非出自欧阳修的手笔，而是一些小人别有用心的托名伪作。如南宋绍兴年间，曾憷编选《乐府雅词》在其“序”中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载，江少虞也说：“公(欧阳修)不幸，晚为险人撰淫艳数曲附之，以成其毁。”

那么，这些“艳词”是什么人所伪作的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欧阳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蔡條的《西清诗话》则直接指出，其作伪的“仇人”、“小人”是刘煇。《名臣言行录》载：欧阳修“复知贡举，为下第刘煇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南宋末年，罗泌在整理欧阳修的词作，校订《近体乐府》时，也说：“元丰中，崔公度跋冯延巳《阳春录》，谓其问有误人《六一词》者。今柳三变词亦有杂之《平山集》中。则其浮艳者，殆亦非皆公少作也。”“公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今词之浅近者，前辈多谓是刘煇伪作。”

这“刘煇”又是怎样的人呢?刘煇原名几，字子道，后改字之道，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人。宋仁宗后期，他写文章“好为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气”，人称“太学体”。欧阳修正倡导文风改革，对此深恶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刘几前来应试，其文写得奇奇怪怪，似通非通，欧阳修在他的试卷上批上斗大一个“谬”字，毫不客气地将他刷下榜来。欧阳修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再度主考，刘煇易名再试，并一改险怪文风，写得务实通畅，欧阳修读其文，大加赞赏，擢为状元。放榜后欧阳修才知，刘煇原来就是刘几。因为刘煇与欧阳修有这段瓜葛，好事者便把这作伪的“仇人”、“小人”附会为刘煇。

应该说这一附会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相反从刘煇的为人来看，似乎并不会做这样鄙劣之事。据有关记载，刘煇是一位诚实磊落、宽厚仁道之人士。进士及第后，授官大理评事，曾乞归侍养祖母。在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任上，祖母没，辞官归行丧礼。回家乡后，曾置田数百亩，作为救济族人中贫困人家之义田。又建房屋设义学，接待远方前来求学的士人。由于这些善行，官府改称其乡里日义荣社，名其学馆日义荣斋。如此善良之辈，会因一次考试落第而嫌恨，而写些“猥亵之词”嫁祸于欧公吗?所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虽说欧公艳词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但并不同意这“仇人”便是刘烊。更何况据考证，欧阳修的词集《近体乐府》编定时，欧阳修仍健在。这时刘煇如何作伪呢?

不过，欧公艳词即使不是刘煇伪作，也不排除有其他人伪作的可能。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欧阳修嘉祐知贡举时，为力革其浮文之弊，“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平日一些小有名气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不满之情向欧公报复，“因造为丑语”。可见当时落第的一些士人都有作伪的可能。南宋末年罗泌校订的欧阳修《近体乐府》就已相当混杂，估计混有冯延巳、柳永等人的作品，由于无法断定。罗泌不敢将有疑问的作品悉行删去。据后人考订，其中其实杂有白居易、吴融、韦庄、冯延巳、柳永、张先、晏殊、黄庭坚等人的作品，达二十七首之多。欧阳修的另一本词集《醉翁琴趣外编》凡六卷，不知何人所辑，收词二○二首，比《近体乐府》多八十三首。这八十三首词作中，有数首见于词总集《花间集》、《尊前集》和《乐府雅词》，有数首分别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和张先的《张子野词》等词集中。可见欧公词集的确有点混乱。

有学者认为，《醉翁琴趣外编》是欧阳修手辑，其中包括北宋民间流行的歌词，及冯延巳、晏殊、柳永、张先等词人的作品，当然也有自己的作品。编这样的集子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风尚，用来让相识的官妓和家里的家妓们习唱，以便花问尊前遣兴娱宾。其中许多作品收入之时并未标出作者姓名，许多本为无名氏之作，但经南宋书商的数次编纂，又伪制苏轼之序，便署撰人为“文忠公欧阳修永叔”，刊印以广为流传。致使许多原为北宋无名氏的作品，后人都认作是欧公所作，如《望江南》、《醉蓬莱》诸艳词都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俚俗之词，而别有用心者甚至将其与欧公的“盗甥”案联系起来，进行诽谤。总之，《醉翁琴趣外编》中的七十余首艳词，均非欧阳修所作，他不过搜集编辑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欧公词集中可能有少数伪作，但说“庸俗”、“浮艳”者全属伪作，未免太过。其实，宋代许多文人都是既写雅诗，又作艳词，非独欧阳修为然。这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存在公、私两个部分，“志”和“情”的两个侧面。史料记载有欧阳修玩妓、赏妓，及为妓女作词等日常琐事，作为其真实生活的反映，欧阳修作些艳词也毫不为怪。其实写艳词，倒往往是词人真性情的流露，真生活的享受，何必讳言其事。此外，如确有人作艳词相诬，欧阳修的儿子、门生，岂有不辩之理?而恰恰是他们并未提出过这一问题。到南宋时有人提出怀疑，主要原因是理学逐渐盛行，士人们开始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尤其是道学家将这些“艳词”视为有害儒学文明之作，而百般贬责之。当然，欧阳修这一代儒宗的形象，怎么能和这些“柔媚娇艳”的词作联系在一起呢?由此为之诡辩，实乃一厢情愿。

总之，欧公艳词间或有他人伪作，不必疑其皆伪。当然哪些应为欧公真性情的反映，哪几篇又是他人伪托，哪些是南宋书商搞错，确实已难以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