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熙河之役



熙河之役宋治平四年（西夏拱化五年，1067）正月，宋帝赵曙病故，谥号英宗，太子赵顼（劝旭）继位，是为宋神宗。其时，宋廷内忧外患，辽与西夏交相侵扰，赵顼急欲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朝廷有识之士亦希望富国强兵，革除朝政之弊逐渐成为潮流。

宋熙宁元年（1068），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入朝，上《平戎策》3篇。王韶（1030—1081），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早年因试制科未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故对宋夏关系及西夏扰边侵疆颇为熟知。他在《平戎策》中指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湟（治今青海乐都），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因而建议先招谕吐蕃确氏贵族，使率其部族居于河西，“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①。赵顼对其所言颇感惊奇，令召其入官，详细询问治边方略，随即委他为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

蕃部首领俞龙珂的部众于青唐羌（吐蕃族的一支）诸部中势力最为强大，渭源羌（吐蕃族的一支）与西夏都竭力拉拢他，欲使之隶属于自己。宋秦凤路经略司诸将力主发兵先征讨俞龙珂部，王韶正巡视边境，遂亲率数骑人吐蕃境，直抵俞龙，珂帐下，向他申明成败大义，招谕其归顺宋廷。直交谈到深夜，索性留宿其帐中。次日凌晨，王韶将返回，俞龙珂等即遣其首领随王韶赴宋境。以后，俞龙珂又率其部众12万人内附。

宋熙宁二年（1069）十月，王韶主张修筑渭州（治今甘肃平凉）、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上下两城，以屯驻军队，安抚、招纳居住于洮州（治今甘肃临潭）、河州的叶蕃各部落。此议交泰凤路经略使李师中再议，李师中则以为不可，认为：“今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及令蕃部纳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胜军部族生疑。”因而他主张：“今不若先招抚青唐（今青海西宁）、武胜及洮、河诸族，则西蕃族必乞修城寨，因其所欲，量发兵筑城堡，以示断绝夏人抄略之患，部人必归心。”②李师中之议遭宋帝反对，遂下诏，罢免其经略使职。

王韶又主张“渭源至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③，请求官府贷钱为本。赵顼从其所请，下诏令秦风路经略司将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交子务钱交予王韶，且令他提举市易司。李师中又上奏以为不可。宋同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则力主王韶之议，遂削李师中职，贬为知舒州。另以窦舜卿接替，且派李若愚核实王韶募人耕种缘边土地情况。李若愚到边境，向王韶询问耕田所在，王韶无言以对。窦舜卿又查寻文簿，仅得垦田一顷，然而该地主人对此有诉讼，只得将地归还本人。为此，李若愚上奏朝廷，称王韶欺诈。王安石又将窦舜卿罢免，再改任韩缜。韩缜则附会此事，谎报耕田。于是王韶又升任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其后鄜延路（治今陕西延安）统帅郭逵亦上奏，称王韶贪污秦凤经略司所贷市易钱。王安石认为是无稽之谈，而将郭逵改任为镇泾原。正是在宰相王安石的全力支持下，王韶方得以排除众议，悉心经略河、湟，扭转了西部的战局。

赵顼决意收复河州、陇州（治今陕西陇县），下令筑古渭城为通远军，委王韶为知军事。宋熙宁四年（1071）八月，宋廷置洮河安抚司，令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湟地区。熙宁五年（1072）七月，王韶率军进击河、湟地区吐蕃部，筑城渭源堡及乞神平。吐蕃蒙罗角、抹耳水巴等吐蕃部据守险要，以迎击宋军。宋军诸将欲于平坦之地布阵，与吐蕃军交战。王韶则认为：“贼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徙归。今已入险地，当使险为吾有。”④乃指挥宋兵直趋抹邦山，居高临下，压敌军而阵。王韶告诫众将士：“敢言退者斩!”未几，吐蕃部兵向宋军阵营发起猛攻。宋军虽奋力抵抗，仍稍有后退。王韶见状，亲自挽弓，披挂上阵，指挥帐下卫兵迎击敌兵。吐蕃部兵大溃而逃，遂焚毁其庐帐。宋军大捷，洮西地区为之大震。

吐蕃瞎征部闻宋军来攻，即起兵援应蒙罗角、抹耳水巴部。方渡洮水，即遇溃败之兵，瞎征遂聚集溃兵，欲迎击宋军。王韶令其别将大张旗鼓，自竹牛岭进军，而自己则率兵悄悄越过武胜（今甘肃临洮）。王韶领兵进击，与瞎征首领瞎药所部遭遇，宋兵勇猛冲击，再大败之。随后，王韶令兵士于此筑武胜城，建成镇洮军。城成，瞎征集部兵来攻，宋军再击败之，且收降其部众2万，余众溃逃而去。王韶此次出击，屡败吐蕃部兵，拓地1200余里，收降吐蕃部众30余万口。宋廷论王韶之功，进为右正言、集贤殿修撰。不久，赵顼令镇洮军更名为熙州（治今甘肃临洮），且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四州以及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合为一路，置熙河路，治所设于熙州，王韶则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又进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然而其时河、洮、岷三州犹未收复。

宋熙宁六年（1073）二月，王韶统兵进击河州。于击败吐蕃兵后，占领河州。不久，宋军收降的吐蕃部众复又反叛，王韶立刻率兵返熙州平息叛乱。瞎征乘宋军大部撤离之机，重新占据河州。王韶闻讯，又领兵回击，攻克诃诺木藏城，穿越露骨山，南入洮州境。宋军进兵所经之地，山地崎岖，道路狭窄，马不能行。王韶遂令兵士下马步行，因此进军缓慢。瞎征认为有机可乘，遂留下部分兵士戍守河州，自己率兵尾随宋军，寻机进攻。王韶令宋军与之激战，终击退追兵，瞎征再度败逃，宋军又乘胜收复河州。九月，王韶率军又连续攻占岷州、宕州（治今甘肃岷县西南）二州，洮州、迭州（治今青海西宁）的吐蕃首领相继献城宋熙宁通宝降宋。此次王韶出兵连续行军54天，长途跋涉1800里，尽据河、岷、宕、洮、迭五州之地，斩首数千级，缴获牛、羊、马匹以万计。先后“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⑤，其所经营的河湟地区，幅员已达2000余里。宋廷为王韶所取得的胜利大为振奋，百官人朝向宋帝祝贺，赵顼甚至解下自己所佩玉带，赠予王安石，同时升任王韶为左谏议大夫、端明端学土。次年，又召王韶入朝，加资政殿学士，且赐第崇仁坊。

宋熙宁七年（1074）二月，宋知河州景思立与吐蕃部将青宜结鬼章战于踏白城，宋军不敌，战败，景思立亦为吐蕃兵所杀。青宜结鬼章遂率兵进围河州。一时间，吐蕃气焰复炽，吐蕃部将木征亦率兵围攻岷州。宋军处境极为危急，宋朝臣甚至主张放弃熙河路，赵顼也感到左右为难，而下诏告诫王韶坚守城池，持重勿出。

王韶返回熙河，行至兴平年（今属陕西），即闻景思立兵败，河州遭围攻，遂日夜兼程，急驰至熙州。熙州守将方部署城防，欲守城御敌。王韶入城，下令撤除城防，乃选精兵2万，与诸将商议进兵去向。诸将认为当进兵河州，夺回城池。王韶向众将分析道：“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⑥遂领兵直奔定羌城，拔之。又击败吐蕃结河部，切断吐蕃与西夏国的通道。继而又兵进宁河，分兵令偏将统领出南山，彻底扫除吐蕃设于河州外围的援兵。瞎征正围攻河州，见援军相继为宋军击败，料河州难以破城，只得拔寨而去。围攻岷州的木征部，亦为宋将高遵裕击败。撤围而走。宋廷得知王韶击退吐蕃军，熙河路安然无羌，极为欣喜。

王韶还师熙州，随即派兵沿西山，绕至踏白城后，袭击集结于此处的瞎征部众，焚毁其8000余帐。瞎征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只得向宋军乞降，宋兵俘获瞎征，熙河路自此稍得安宁。

熙河之役为北宋建国以来，对外用兵的一次重大胜利，使北宋重新据有河湟之地。王韶亦因此再擢升为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未几，复召为枢密副使。然而，其后因与宰相王安石及赵顼有隙，遂罢职遭贬。

注释①《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②《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

③④《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

⑥《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熙宁新法宋帝赵祯庆历年间的“新政”失败后，守旧势力再度控制朝政，在“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下，宋朝统治集团依旧将“内忧”置于首要的地位，致使自宋初以来百年间的种种弊政不断加剧，尤其是“三冗三费”问题日趋严重。宋廷官僚机构在赵祯在位时已是极为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军功、进纳、胥吏出职等多种途径均可入仕。宋真宗时，文武百官约为9700员，至赵祯皇韦占年间（1049 ～1054），已增至17000余员，其中尚不包括未被差遣的京官、使臣及选人等。其后竟高达24000余员。宋初，全国总兵力约40余万，分为禁军、厢军、乡军、蕃军，之后为守卫京师之需，不断加强禁军，又以募兵养兵之制，防范饥民的骚乱，于是军队数量巨增，赵祯时，仅禁军即达80万人，总兵力高达140余万。冗官、冗兵，加之挥霍浪费，开支无度，又导致宋廷年度支出逐年猛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朝廷岁入2224余万余缗，当年尚有大半节余。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岁入15085余万缗，岁支出12677余万缗，尚余2407万缗。赵祯皇枯元年（1049），岁入12625余万缗，“而所出无余”①。到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时，岁入11613余万缗，岁支出12034余万缗，又有非常支出1152余万缗，当年即亏1573余万缗。朝廷收人逐年减少，而支出却有增无已，亏空数额逐年扩大，“累世所藏，几乎扫地”②。

为解决朝廷府库入不敷出的窘困境地，宋廷便采取搜刮盘剥百姓财富的办法，不断增加赋税徭役。赋税中除保留前代的“二税（田税）”外，又有“加耗”、义仓税、身丁税、杂变税、支移折变等诸多名目。徭役之外，尚有差役（职役），城市中则有“科配”。如此繁重的赋役已使社会中下层百姓难以应付，而宋廷又“不抑兼并”。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③。宋初以后，土地兼并亦不断加剧，“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④。这不仅使下层百姓丧失土地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又影响到朝廷赋税收入的增加，更使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地农民抗税、杀贪官污吏及豪强地主等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宋朝统治危机四伏。

边境局势亦风波不止。虽有“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再未发生大的战争，但西夏倚契丹为援，侵边不止，辽亦借西夏之势邀索不已。辽、夏两国自北、西北二方构成“犄角之势”，夹困宋朝，亦加重了宋朝统治者的“外忧”之感。

“外忧内患”与人不敷出更清楚地显现出宋朝的“积贫积弱”国势。为扭转这一局面，继“庆历新政”之后，又有一些官僚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某些变更。庆历八年（1048），陕西转运使李参为解决当地驻军粮草不足的困难，于百姓春荒之时，“令自度谷麦之人，予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⑤，即由官府借贷帮助生产。到皇祐占五年（1053），当地军粮已自给有余。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等曾改差役为募役，个别地区亦实行过令民户代官府养马，以解决军马之需。这些措施的实行，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嘉枯八年（1063）三月，赵祯病逝，庙号仁宗，其继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皇帝的更替，给“庆历新政”后受沉闷保守的政治气氛压抑的改革派势力带来希望。面对仁宗遗留下的弊政，赵曙也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⑥的看法，流露出“更张”的意图。但仁宗的曹皇后此时以太后身伤垂帘听政，她认为“祖宗法度不易轻改”。对赵曙的言行极为不满，处处加以提防，甚至“权同处分军国事”。曹太后的党羽秉承其意图，亦与赵曙处处为难。一度太后与赵曙间矛盾重重，赵曙为之气恼，口出“太后待我无恩”⑦之语。后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的劝解，母子间的关系稍有缓和，曹太后遂还政于赵曙。但在此过程中，枢密使富弼未介入，恐赵曙执政于已不利，又对韩琦耿耿于怀，竟辞官而去。刚刚执政的赵曙原本身体多病，又见辅臣间如此勾心斗角，不禁忧虑重重，终未及有所作为，即于治平四年（1067）正月病故。其子年仅20岁的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赵顼“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⑧即位前，即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对真宗、仁宗之时的朝政弊端深感其危害，有意革除。及即位后，更欲有所作为，想效仿唐太宗，也希望自己的身边能有像魏征那样直言敢谏的辅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赵顼选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像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自幼随其父赴任而辗转南北，且百家诸子之书，无所不读。中进土第后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七年，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事。此后历任舒州（治今安徽潜山）通判、开封（今属河南）群牧司判官。嘉枯二年（1057），调任常州（今属江苏）知州。次年，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未几，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多年在地方任官的经历，使他更多地接触和了解社会，尤其是对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深感忧虑，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宋朝的统治“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据此，王安石向宋帝赵祯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⑨，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改革，以彻底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万言书》中，王安石明确指出宋朝统治的时弊及改革之策。首先是吏治败坏，官吏多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奸悍无赖”之徒。学校传授仅“讲说章句而已”，实属“无补之学”。科举选士、恩荫任子而步入仕途者，不懂治世之道，“无用于世”，故需革除其弊端，从地方上选拔治世人才。其次，官吏侵渔百姓，尤其是下层官吏俸禄微薄，“委法受赂，侵牟百姓，往往而是”，故需发展生产增加财税收入，“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因此改弦更加迫在眉睫。王安石以历史为鉴，指出“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他疾呼道：“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王安石的此番改革主张，并来受到赵祯及在朝宰执的重视，奏书上呈，竟石沉大海。六年，王安石充任知制诰，仅负责为宋帝起草文书、诰令。虽然他的改革主张未被采用，却因此受到要求改革的士大夫们的推崇和敬重，引起社会的重视，王安石的声望日渐提高，企盼改革的士大夫将厚望寄托于他的身上，期待他登台执行，推行改革。

赵曙在位时，王安石感到变法尚未成熟，故借母亲病故，居丧金陵（今江苏南京），屡召不起，而于家中收徒讲学，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主张，这为其后的变法实际培养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此时尚未继位的太子赵顼却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极想与他当面交谈，商议治国之道。及赵顼即位之初，即于熙宁元年（1068），起用王安石充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便同年轻的宋帝赵顼一道议论治国之道，悉述自己改弦更张的主张，深得赵顼赏识，要求他“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⑩。与此同时，官僚集团中及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独负天下盛名的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不过，赵顼起初仍不敢重用他，而仍想得到富弼等一批旧僚老臣的支持。但当赵顼即位后召见富弼，商议治世之道时，得到的却是消极悲观的回答，不禁大失所望，遂于熙宁二年（1069），令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使改革得以推行，宋廷专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章悖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三年，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其“变风俗，立法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形成了宋帝赵顼熙宁年间的变法高潮。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旨在“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即富国强兵，以此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其为富国而推行的新法是以发展生产，充实朝廷府库为先，自理财入手，“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方面，陆续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新法。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等新法，以提高兵将的素质和军队的战斗力，改变对辽、西夏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为推进改革，培养人才，王安石对科举制度、中央及州县学校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颁行贡举新制，以经义取士；令太学实行“三舍法”，“取学行卓然尤异者”，“取旨除官”。王安石认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为统一思想，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以及《诗义》、《书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1075）颁行学校，作为教材，并以此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和选官的参考。其间，又重置武学，新建律学，改建太医局，以适应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所需。

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官僚所实行的变法虽是维护和加强宋朝的统治，但所行“新法”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新法一提出，便遭致以两宫太后、皇亲国戚、老臣旧僚等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串通一气，共同指责、抨击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及其新法，甚至向宋帝赵顼施加压力，迫使废止新法，因而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极为激烈。翰林学士司马光为首的一批朝廷内外官僚，更是不择手段诋毁改革派，造谣生事。判大名府韩琦为反对实行青苗法，上奏宋帝称此法是“官放息钱”，并谎称百姓亦不愿请贷青苗钱。赵顼看后，却认为“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王安石虽据理力争，仍无法解除赵顼的疑虑。且赵顼的动摇，已严重影响到改革的进行，王安石无奈，只好称病，请求辞职。赵顼虽对变法左右摇摆，但最终还是希望能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故只得挽留王安石继续执政。不过与改革之初的态度相比，赵顼对王安石的信任与支持已明显减弱，变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危险。六年，免行法颁行后，皇亲国戚及宦官因其恣意勒索受到限制，再度掀起反对变法的高潮，赵顼也因此更摇摆不定，甚至亲自出面阻止免行法的实行。在此形势下，改革派官僚中也有人畏缩不前，附和守旧势力，抵制变法，排挤王安石。七年初，天下干旱，反对派利用天灾攻击变法，向赵顼上《流民图》，诬蔑“王安石变乱天下”，赵顼因此“流涕退，命安石议裁损之”。王安石感到新法难行，自己已无法继续执政，遂恳请辞官。四月，王安石被罢去宰相职，出任江宁府。

王安石辞相后，曾推举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但吕惠卿却未继续推行变法，而是标新立异，结果“民不胜其困”。更为甚者，他唯恐王安石复相，威胁自己的宰执地位，便于朝中处处争权，从不将韩绛放在眼里。吕惠卿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人士的极大不满，一时间，“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韩绛借机向赵顼请求召王安石返朝，恢复宰相之职，以继续推行变法。八年（1075）二月，赵顼采纳韩绛的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接到诏令，立即赴开封就职。

王安石复相后，重又恢复新法，以期尽快富国强兵。可此时变法更是困难重重，改革派内部的分裂愈演愈烈，吕惠卿非但不支持和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寻机打击、诽谤。六月，王安石因患疾，赵顼为使其养病，特许他少预政事。然而吕惠卿却上奏称他“屡称病不治事，积事以委臣”，公开与王安石对抗。虽然十月间，吕惠卿遭御史以不法之名弹劾，出知陈州，权三司使章停也因受牵连遭贬，出知湖州。改革派内部的分裂已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变法已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王安石对此深感忧虑，尤其是昔日的变法同僚竟釜底抽薪，更使他忧心忡忡，自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被常出于交游之事”。不仅如此，赵顼亦不再重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经常不采纳他的建议，变法实际上已无法推行。九年初，王安石屡次上书，请求辞官。六月，其爱子王雾病故，使王安石受到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十月，赵顼接受请求，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出任江宁府。但他并未上任履职。十年六月，王安石又辞去江宁府一职，从此闲居。赵煦元事占元年（1086），以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执政，废除此前推行的新法。王安石闻讯悲愤不已，四月，郁然病逝。

注释①《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②《长编》卷一九八。

③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

④《长编》卷二七。

⑤《长编》卷一七四。

⑥《长编》卷二一。

⑦《宋史》卷二四二《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⑧《朱子语类》卷一三○。

⑨《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

⑩《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长编》卷二二○。

《长编》卷二二七。

《长编》卷二二○。

《宋会要辑稿·食货》。

《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

《长编》卷二五二。

《宋史》卷四七一《吕惠卿传》。

《长编》卷二六○。

《长编》卷二六五。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长编》卷二七八。

元丰改制赵顼熙宁年间（1068—1077）颁行的由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所倡导的新法，虽经历了与守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以及王安石的最终遭罢相，虽受到极大的冲击，但并未完全废止。王安石罢相出朝后，在赵顼的主持下，新法仍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推行。元丰元年（1078），赵顼曾以王安石为尚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仍有延续变法之意。直到元丰八年（1085），赵顼去世前，熙宁新法的主要措施仍在执行，部分内容又作了变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官制的改革。

自宋初以来，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采取分割相权的办法，军、财、民三权分立，使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权，又置副职与长官相互制约，以此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使皇帝得以独断专行。但因此造成官僚机构重叠，官署职掌纷繁，又相互交插。而机构既无定员，又无专职，出现众多徒有虚名却无职事的冗闲官署及官员。加之官、职、差遣分离的官僚体制，又造成莅其官位而不履其职的现象，官称与实际职掌往往相悖，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熙宁年间，王安石虽对一些闲散机构进行了调整，并新设一些机构，以利新法的推行，但未彻底改变官职分离、混乱的局面。且王安石主持变法，重在发展生产，提高军队战斗力对官僚机构的弊端也未过多涉及，仅认为各机构能复其职掌即可，故官制固有的问题依旧十分严重。赵顼对此深感不便，遂执意对官制进行改革。

熙宁十年（1077），赵顼诏令校勘《唐六典》，以此作为官制改革的参考和依据。元丰三年（1080），又诏令中书省详定官制。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硅、参知政事蔡确等人的协助下，赵顼着手改革官制。

宋初于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是为中枢最高官署，亦为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又称为政事堂，简称中书，又称中书门下内省。与枢密院分掌政、军大权，号称“二府”。中书门下长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为宰相之分散。其事权，又置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赵顼改制，罢中书门下，其职掌分归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三省不设中书令、侍中、尚书令，而以尚书左、右仆射为正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为左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为右相。恢复唐朝“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之制，实际权归中书，为右相所握。改参知政事为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同为副宰相。原宰相处理政务之所遂移至尚书省，改称都堂。

枢密院仍为最高军事机构，但废枢密使、副使，长官改为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同知枢密院事，同为执政。与三省长官合称为宰执，是为宋廷的最高宰辅官僚。

同年八月，赵顼下诏，令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使各机构有固定的职掌，有定编、定员，因而许多机构被裁减或合并。宋初置盐铁、废度、户部三部，合称“三司”，是为宋廷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赵顼撤销三司，将其大部职权归入户部与工部，又将审官院并入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在此基础上，充实和加强了六部的职权。

赵顼改革官制的重要内容是“正名责实”，即改定“寄禄官”制度。宋初虽沿袭唐代三省六部制，然其官名仅为官阶之用，是为虚衔，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及序迁，因此称为“阶官”，亦称“寄禄官”。元丰改制，将原有的文官散阶由29阶改为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24阶，作为新的寄禄官阶，定为《元丰寄禄格》，此后官员升迁、领取俸禄，一律依照新定寄禄“以阶易官”。而原寄禄官阶中的三省六部官名，则恢复其实际的职掌，使官、职相符相称。

赵顼对官制所进行的改革，确实裁减、撤并了一些冗闲官员和冗散机构，这使得宋廷每年可节省2万缗的开支，赵顼因此而感到满意。但改革仅对机构设置作了某些调整，官职、差遣，相权分离，相互牵制的基本政策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依然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又使赵顼有些后悔。

在官制改革的同时，赵顼又从强兵入手，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亦对原有的兵制进行了局部的改革。为加强京城开封地区和西北边疆地的防御和战斗力，元丰二年（1073）十一月，先于开封府界试行“集教法”，即将开封府所属各县2800多名大保长集中于11处教场，每10人组成一个单位，由一名禁军教头负责操练，传习武艺。次年，待大保长们武艺学成后，宋廷又推行“团教法”，即将每一都保的保丁分为五团，每团分别由一名大保长担任教头，训练保丁，教授武艺。此举对维持地方治安，防范盗贼，协助地方官府捕盗，亦有积极作用。

四年，宋廷又改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永兴路、秦凤路等5路的义勇兵为保甲，随即将“集教法”与“团教法”推行于上述地区，经过一年多的严格训练，使多达69万余保丁掌握了一定的武艺。

熙宁年间推行的保马法，在元丰年间也作了一些变更。宋廷规定，城镇坊郭户家产及3000缗，乡村户家产及5000缗者，须养马一匹。如家产超过所定标准一倍者，则须增加养马一匹，但最多可养马3匹。这不同于由官府发给监马或给钱令养马户自行购养的保马法，而是将马交由拥有一定家产的物力户承养，故称物力户养马法，简称户马法。此法主要推行于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等地区，并收到一定的成效。元丰七年，宋廷又于京东和京西两地推行另一种养马法，规定每一都保须养马50匹，称为都保养马法。这两种养马法，与熙宁变法中的保马法相比，虽具体的做法有所区别，但基本内容都是交由民间养马，旨在扩大养马的范围，为军队提供更多的马匹。

与此同时，赵顼对宋朝军队的主力军——噤军的数量也作了调整，扩充了这支正规军队的编制，使总人数由熙宁间的56万余人，增加到61万余人。

不过，元丰年间所行新法中也有与熙宁新法相悖之处。为了增加朝廷收入，宋廷又借推行新法之机，随意敲诈勒索，原行免役法中规定，州县官府出钱募人充役，所需募役费用按户资产多募，划等级征收，内又分免役钱和助役钱。元丰年间再行募役法，则采取扩大免役钱、助役钱的征收范围的办法。两浙路即不按原法规定，以降低承担役钱的标准多收役钱。原定“坊郭户”家产不足二百千者，可以不交纳助役钱，此时则将征收助役钱的家产最低征收限额降至五十千，仪此一策，即使众多家资微薄的民户承担纳募役钱的义务，所以尽管“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①。到元丰七年，所征收的募役钱，竟比熙宁年间多收入三分之一。募役法当为便民之法，然而此时所行则又为扰民之举。

赵顼继王安石之后主持的元丰年间的改制与变法，目的仍是为了富国强兵。但他对改革的态度远不及王安石坚决，尤其是不敢触及权贵及大地主的利益。每遇守旧势力的反对，他即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甚至放弃改革，这使得新法无法贯彻始终，所以收效甚微。赵顼既避免触犯权势的利益，只能千方百计从百姓身上攫取财富。赵顼在位年间，宋廷每年征收二税、青苗、免役、市易等赋税达6000余万贯，比英宗嘉祐年间的3680余万贯增加了2300余万贯。赵顼还于宫中特设元丰库，储存岁入积剩钱物，仅元丰五年，元丰库即收进坊场各剩钱500万贯，常平钱800万贯。经过熙宁到元丰年间的变法与改革，朝廷收入确有很大的增加。基本扭转了英宗时入不敷出的亏空局面。不过，同时百姓所遭受的盘剥也更加严重了。

注释①《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元祐更化王安石主持变法时，由元老重臣和一些士大夫组成的守旧派因反对变法而多被逐出朝廷。赵顼即帝位之初，曾尊其母高氏为皇太后，其祖母曹氏为太皇太后，曹氏为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后代，高氏则为太宗时名将高琼的后代，两家均为高门贵族，她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强烈反对“改弦更张”。为了限制皇亲国戚的某些特权，王安石变法时曾制定了一些政策。熙宁二年（1069），颁定《裁宗室授官法》，规定“唯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孙，择其后各封国公，世世不绝，其余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三年，“再裁定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恩泽”①。这一举措对世代享受特权的皇亲国戚及其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宗子相率马首陈状，诉云：‘均是宗庙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即王安石）厉声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尸’”。②太皇太后曹氏与皇太后高氏更是痛哭流涕地劝说赵顼：“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悉罢之。王安石变乱天下，怨之者甚众，不若暂出之于外。”③在王安石的一再解释和坚持下，赵顼才未采纳守旧派的意见，新法得以继续推行。

元丰八年（1085）三月。赵顼病逝，庙号神宗。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逾年改元“元枯”。是年赵煦尚不满10岁，赵顼时的宣仁太后高氏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她一主持朝政，立即起用反对熙宁新法的守旧势力，任命了一批守旧派的核心人物，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两人同为宰相。又以元老重臣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又任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等人，结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守旧派官僚集团。在宣仁太后“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的旨意下，司马光打着“以母（宣仁太后）改子（宋神宗）”的旗号，攻击熙宁新法。司马光首先将矛头对准王安石，诬蔑“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④。继而否定新法，指责变法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⑤。为了堵塞言路，进一步排挤和迫害变法派官僚，司马光令刘挚、王岩叟等人充任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要职，从而控制了专事监察纠劾百官的重要机构——御史台，让他们对变法派提出弹劾。由此掀起反对和废止变法的狂潮。

司马光首先废除免役法，而恢复旧有的差役法。元祐元年（1086）正月，他两次上奏阐述自己的主张，然而在对比二法利弊时，却又举不出免役法的弊端，或称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⑥，或云“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⑦，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实在无法，司马光又说：“凡法久则难变。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户虽愁苦，上户颇优便，常情议论已是非不一，若不于此时决志改之，恐异日遂为万世膏盲之疾，公家不得民力，贫民常苦，富民优矣。”为达此目的，他竟不惜哀求臣僚赞同此举，“光观欲作一文字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同心协力与赞成。如此行之，可以降久弊，苏疲民”⑧。司马光的行径，激起了朝中变法派官僚的不满和抵制。知枢密院事章悖说他“旬日之间，两人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未审因何违戾乃尔!”司马光称：“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⑨章悖则上疏奏说：“臣着详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马光以其所言异己，不为签出，盖非人人皆言免役为害，事理分明。”⑩造谣不成，司成光又称免役法实行后，“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取为资贼”。章悖指出：“自行法以来十五余年，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尽管司马光竭尽造谣中伤之能势，可却被章悖“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这就招致守旧派的憎恨与报复，他们利用控制的台谏官对章惇进行攻击，直至将他罢官，贬出朝廷，出任知汝州，最后赋闲家居方才罢休。

在司马光等人的独断专横下，免役法终被废止，重行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秉承司马光旨意，令下仅5日，即在辖境内全面恢复差役法，具扰民之害远远胜熙宁之前。此后，司马光又提出其他新法均应废罢，这一论调不仅变法派官僚反对，就连守旧派官员也难以接受，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就曾公开表示不赞成司马光的这一做法，其他许多官员也都先后上书，表示对废止新法的异议。至于民间百姓更是不愿恢复旧法，“天下皆思雇役（即免役）而厌差役”。但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司马光的作法，继元牛八年明令废罢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新法后，元韦占元年又继续罢止青苗法，免役法等。

在废止新法的同时，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变本加厉地迫害变法派及支持变法的官僚。除章悖外，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及一批官员先后遭排挤和打击，或贬或逐。守旧派罗织罪名，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元枯四年（1089），守旧派将蔡确所作《东盖亭诗》引申评论，认为是讥讪宣仁太后，在此罪名之下，蔡确终被贬死于新州（治今广东新兴）。不仅如此，守旧派还将近百名变法派官员的名字分列于王安石、吕惠聊、蔡确的名下，冠以“亲党”之称，“榜之朝堂”，使他们永远不许重返仕途。这一系列的打击和迫害，令变法派官僚人心惶惶，被贬至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的吕惠卿在谪籍9年之中，竟连一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因此患病，而受守旧诬蔑，指责自己悲戚愁叹。

守旧派对待新法和变法派可谓痛恨之极，但面对西夏的讹诈却又俯首贴耳。宋神宗时，宋廷大举发兵，两度征伐西夏，虽战场上失利，但战后，宋廷于宋夏边境要冲之地，建起塞门、安疆、葭芦、浮图、米脂等寨堡，从而加强了对西夏的防御工事，遏制西夏军队的进犯，也对西夏构成一定的威胁。神宗之后，西夏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元祐元年派使臣入宋，提出归还失地的要求。司马光和文彦博却不顾群臣反对，“只欲卑弱请和”，硬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4寨拱手送与西夏，以此换取一时的苟安。

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病重时，新法尚有部分未予废罢，为此他叹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他一面将废除新法的重任托付给吕公著，一面则抱病上奏，以求尽快悉废新法，“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也”。守旧派的倒行逆施，一意孤行，引起朝野人士的普遍不满，希望司马光等人能以社稷为重，悉心辅佐宋帝赵煦，但这均无济于事。司马光虽为相一年后即病逝，但执政的宣仁太后依旧推行废止新法，恢复旧法的举措。直至元祐八年（1093）九月病逝，在整整的8年之中，司马光及其后继者全部废除了熙宁年间颁行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这些守旧派官僚除依附于宣仁太后，有恃无恐外，几乎无视小皇帝赵煦，引起他极大的不满。待宣仁太后病故，赵煦亲政，遂再度起用变法派。严厉打击守旧派官僚，“元祐更化”终遭罢止。

注释①《皇宋编年备要》卷一八。

②陆游《老学庵笔记》。

③《长编》卷二五二。

④《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七。

⑤《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六。

⑥《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

⑦《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

⑧参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⑨⑩《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

《长编》卷三六七。

《朱子语类》卷一三○。

苏辙《栾城集》卷四三。

《朱子语类》卷一三○。

《长编》卷三五五。

《长编》卷三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