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名将康保裔的结局
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康保裔是宋初名将，战功卓著。《宋史·忠义传》说他于成平年间在与辽军决战中以身殉国，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诸史中均言之凿凿。然而《宋史·路振传》却说他于成平中被契丹军俘获，《辽史·圣宗纪》中也有辽军擒俘康保裔的记载。总之，有关记载矛盾百出，不知孰是。
康保裔为河南洛阳人，谨厚好礼，善于骑射，飞弋引矢，百发百中。父亲康再遇，后周时任龙捷指挥使，随赵匡胤出征而战殁。保裔在后周为将也屡立战功，后继父官职，在石守信麾下，率军破泽州、攻广阳。宋太祖开宝年间，从众将于石岭关败契丹军，迁龙卫指挥使，领登州刺史。太宗端拱初(988)，徙定州、天雄军驻泊部署，又迁高阳关副都部署，加侍卫马军都虞侯，领凉州观察使。身经百战，身披七十多处创伤。真宗即位，委以要职，任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军，后复任高阳关都部署，为边关大将。
咸平三年(1000)，契丹兵大举南下，与宋军诸将战于河间一带。诸将向高阳关求援，康保裔挑选精锐部队，前往会战。康保裔率军到达前线，天色已暮，便与诸将约定次日清晨合师与敌决战。契丹连夜调兵遣将，布下重重包围。天色渐明，探子来报敌军步阵严密，人数众多，而友军并没有到达。左右见形势不利，都劝康保裔易甲换装，带部分人员飞马突围。保裔却坚决予以拒绝：“临难不求苟免，今天是我战死之日矣。”于是决意死战。一连两天的厮杀，双方伤亡惨重，土地都被战马践踏得陷深二尺。宋军救兵不至，终寡不敌众，弹尽矢绝，康保裔战死疆场。
消息传来，朝廷为之震惊，两天不行朝会，以示哀荣。真宗下诏：追赠侍中，赐白金五千两，恩加诸子官职，遣使慰问其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封为陈国太夫人，追封其妻为河东郡夫人。由于康保裔的忠勇精神和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史官们将他列于《宋史·忠义传》的卷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史籍笔记对此事也有详尽描述，究其史源，应都出自《真宗实录》。
然而，《辽史·圣宗纪》载：“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保)裔，获兵杖器甲无算。”如果说《辽史》有可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在战事的叙述中故意贬低宋军歪曲史实的话，那么，《宋史·路振传》亦载：“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这里不但说康保裔被契丹俘获，且真宗也知道此事，并曾派军队去追击。《宋史》中自己的一事二说，就足以使人产生疑问：康保裔究竟是战死疆场，还是被敌所俘?对此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又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发现“康被擒，王师未有胜捷”等记载，似乎进一步找到了康保裔是被敌人俘获的蛛丝马迹。
《宋史·夏守赟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康保裔与贼战，没，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密诏(夏)守赟往察之。守斌变服入营中，廉问得状，还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其中“部曲畏诛”很值得玩味：如果按上述记载，说康保裔挑选精锐去会战，由于寡不敌众，战场上殉国的话，那么没有挑选上的“部曲”为什么要“畏诛”呢?康保裔战死不应该由留在高阳关的“部曲”承担责任，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康保裔如果降敌，反倒与这些部曲会有一定牵连，因为主将降敌，其部曲也会受到一定的猜疑。这样，“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就非常奇怪了：这些部曲为什么给自己下索套。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中有一段记载或能令人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夏守斌传云：守斌还，言保裔因送客，猝与敌遇，援兵不至，遂死。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就是说，康保裔只是偶然出关送客遇敌而战死。其中“援兵不至”，那就是高阳关中部曲们的责任了，主将在关外遇敌，部众居然不出援救。如果说是保裔投敌而去，那么这些部曲自然就没有责任，他们不跟主人投敌，似乎对大宋还是有功之臣。前引《宋史·路振传》说：“成平中，契丹犯高阳关”，也与此事背景暗中相合。
这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就是说连康保裔是如何失踪的都存在两种说法：是在河间战场，还是在高阳关外送客?此后才是战死。还是投敌?在事情还如此不确切的情况下，朝廷对待此丧事为何会这样隆重?其一连串的赠官与赏赐，难道都建筑在捕风捉影之上吗?
有学者指出，宋在对辽战争中节节败退，丧权辱国，是宋真宗及其大臣们感到十分丢脸的事，为了掩盖宋军惨痛的败绩，摆脱大将投敌的难堪，朝廷便竭力把康保裔装扮成忠义之士，再对有关战事忠勇壮烈之场景进行加工与渲染，以掩人耳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以致造成有关之记载矛盾百出，扑朔迷离。
宋以后的史家也注意到了这些疑点，如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就认定是康保裔投敌。当然，这一认定也由于缺乏足够的史证而显得有点勉强，所以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宋初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只有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
南宋将相张浚张浚是南宋初年一位主战派大臣，几度执政，几次率大军与金决战，兼为将相，权倾一时，颇为显赫。然而八百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褒之者誉之为抗战派英雄；贬之者斥之为害国之狗熊。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政和八年(1118)，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历褒城令、太常寺主簿诸职。建炎元年(1127)，赴行在南京，除枢密院编修官，擢殿中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杭州发生苗刘之变，张浚以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同节制诸路军马驻守平江，遂联络吕颐浩、韩世忠诸路军马起兵勤王，一月后平叛，高宗复辟，有功而除知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大臣。
张浚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建炎四年九月，合陕西五路兵马四十万人，与金兵会战于富平，诸路兵皆失利，关陕失陷。此后三年，退守四川，擢吴蚧为大将，每战辄胜，赵开为转运使，善于理财，刘子羽为上宾，颇有才略。人谓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绍兴四年(1134)，遭御史弹劾而罢职奉祠。九月，伪齐入寇，十一月，复除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命岳飞进讨洞庭杨幺义军。绍兴六年，伪齐人寇，张浚督张俊、刘光世、杨沂中诸将击退之。绍兴七年，张浚“总中外之政”，部署淮西军不当，大将郦琼率四万人马叛降伪齐，张引咎辞职。
此后，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二十五年，或知州郡，或为贬黜。因坚持抗金立场，不附和议，其名愈高，“四方之士，莫不倾心，健将悍卒见之者必咨嗟太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大举南侵，朝廷复召张浚，及浚至而敌兵已破。官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老当益壮。孝宗即位，有恢复志，除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擢张浚为枢密使，督师八万北伐。终因将领不和，符离之战失利。次年四月，张浚由是解职，朝廷遂作求和之议。八月，去世。
肯定褒扬者，如宋高宗曾将张浚誉之为东晋之王导，多次谈到“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宋孝宗对张浚也“倚之如长城”，曾说：“今朝廷所恃惟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评论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诸事件中的表现时赞赏道：“自靖康后，纪纲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义，率诸将诛傅、正彦，乘舆返正，复论琼罪，而后国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儿灶妇，深山穷谷，裔夷绝域，皆闯公名，盎然归仰，忠义之感。实自此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杨万里《诚斋文集》更是对张浚赞不绝口：“身兼文武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出将入相，捐躯许国”，“忠义勋名，中兴第一”。
《宋史·张浚传》同样赞不绝口，认为富平之战虽败，但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势牵制东南，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江淮得以平安。并载金将粘罕临终时话：“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后“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绍兴末，“时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把张浚描绘为一个深得人望也颇有功绩的抗战派大臣。
现代一些学者的论著中，也时把张浚与岳飞并称为“抗金英雄”，或称为当时“朝野上下热烈拥护”的“抗战派的代表”等。
否定贬抑者，如当时太学生就说张浚“有中兴之心，无中兴之才”，“侈言诞计，专权误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数次战败后，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宁亡国，不用张浚。”隆兴北伐前夕，曾告诫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齐东野语》)后果不出其所料。元人揭篌斯甚至说：“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王士稹《池北偶谈》卷九《李忠定公》)史学家王鸣盛《蛾术篇》卷六十，说张浚“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那么这又如何理解呢?
现代学者杨德泉指出，张浚于建炎中为御史时，亲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彦、黄潜善，首劾抗战派宰臣李纲，纲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罢相，浚犹论劾不已。建炎初，李纲入朝，首正张邦昌僭逆之罪，斩宋齐愈等从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黄却百般阻挠，而张浚首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还论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数事，于是李纲遂罢相奉祠。而张浚犹抨击不已，诬称靖康之祸，二帝被掳，皆李纲之罪，甚至直指为“国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于是李纲落职，责鄂州居住。所以史学家王鸣盛不平道：“人知沮纲而逐之者汪、黄也，而浚实沮抑之。史以汪人奸臣传，而曲誉浚，乌得为公论乎!”(《蛾术编》卷六十)此后。汪、黄把持朝政，培植私党，国事日非，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愤，而身居言职的张浚，对汪、黄误国之罪却“缄口不言”。原来，其御史之官乃黄潜善所提拔，后张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同时，张浚奏劾李纲时所论救者，多为伪臣叛党，所攻击者，如陈东、胡珵等抗战派人物，无一幸免。王鸣盛指出：“陈东力言汪、黄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东竟坐诛，东之死，浚有力焉。”(《蛾术编》)陈东既死，张浚又奏劾秘书省正字胡理曾笔削东书，“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于是胡理罢官，编管梧州。
曲端是南宋初年一位文武双全的爱国将领，他长于兵略，治军严明，屡与敌角，威名远播，最后却被张浚以“谋反”罪处死，实为南宋初年仅次于岳飞的一大冤案，激起军民的纷纷叛变，致使陕西五路全部落入金人之手。张浚初入陕，曾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曲端反对张浚进攻战略，即被收缴兵柄。当曲端直言张浚此战必败时，又被怀疑有“反心”。后果如曲端所料，富平一战大败，此时参谋王庶提出曲端写有“反诗”指斥皇上：“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张浚便入其罪名，将曲端捕进监狱，随即用火刑迫害致死，年仅四十一岁。其后，张浚还不敢向朝廷报告处死曲端的实情，也编造不出其“谋反”的证据。明人马贯感慨道：张浚之杀曲端，“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岳飞之见杀，百世之下，虽妇人亦知怜其冤。若曲端之见杀，及浚之屡败，史册事俱难掩，而中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而反谓其能雪仇复土，谬归以中兴之功。后世儒臣不加详察，误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与忠良之心必羞与之列矣!”(《野获编补遗》卷二)
秦桧之投降倡和，千载唾骂，其奸谋之所以得逞，除与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谋而合外，与张浚之称赞引荐也不无关系。秦桧第一次罢相后，高宗曾将其罪状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复用。但绍兴六年(1136)时，张浚为了排挤赵鼎，乃引荐秦桧为行宫留守，权赴尚书、枢密院参决庶事而召至行在，后又授秦桧枢密使。“而桧为枢密使，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于是赵鼎被挤出朝廷，张浚与秦桧共同执政，最后张浚因淮西军叛而罢相，秦桧遂得以重新执掌大权，南宋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代。
绍兴七年(1137)，张浚为相，部署江淮诸路兵马准备北伐，与诸将协商。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惟岳飞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三朝北盟会编》)后张浚又与岳飞讨论淮西军诸将问题，岳飞指出诸将都不合适，又引张浚恼恨。(后准西军叛，说明岳飞有先见之明。)高宗先命岳飞尽统淮西诸军以图中原，后出尔反尔又收回成命，岳飞遂乞解兵权，奔丧归庐山。张浚勃然大怒，“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纪》)。所以，首先给岳飞加此“并兵”、“要君”数端罪名者，张浚也。而后秦桧诬陷岳飞诸罪，实操张浚故技而已。数年后，岳飞冤狱成，韩世忠之辈犹能责问秦桧，而张浚于岳飞之死却不置一词。
张浚一生主要指挥了宋金之间三次大战役：即富平、淮西、符离三次大溃败。富平之战前，许多将领与官员都反对此战，张浚却一意孤行，集陕西诸路四十万人马，与敌决战，激战只半日，诸军皆溃，致使关陕全失，而金人缴获堆积如山。此战是宋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团决战，败得也最惨，说明张浚基本不懂军事，断送了关陕形势之地，中原永无恢复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南宋书·高宗纪》谓：“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所谓减轻东线金军压力以保全江淮之说，实微乎其微，东南抗金主要靠岳飞、韩世忠等军的积极抵敌。
淮西之役，宋军还没开战就已败北，大将郦琼率所部精兵四万余人叛降刘豫，创造宋金战争史上又一次可耻记录。初，张浚谋北伐，淮西军帅刘光世持守论，而兵部尚书吕祉每有平戎之志，张浚遂欲罢刘光世兵柄，而以吕祉节制淮西诸军，以刘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有积隙。许多官员提出此人事安排非常危险，岳飞还明确告之：“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齐东野语》)而张浚依然一意孤行，等看出事故端倪，密谋夺郦琼兵权并处其死刑，然而消息走漏，郦琼抢先叛变投敌，最终导致如此不堪之败局。
隆兴北伐，张浚为枢密使，集江淮兵八万，号称二十万，分两路挺进。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率军出定远；邵宏渊为副使，率军出盱眙。李显忠是陕西骁将，全家遭金军杀害，抗敌坚定，五月先克灵壁，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后李显忠率军又克宿州，进入巷战，邵军才投入战斗。攻下重镇宿州，孝宗闻报深受鼓舞，升李显忠为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邵耻居李之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张浚居然迁就了邵的要求，使邵更有恃无恐。其后两将又在赏赐问题上发生矛盾，士兵一经挑唆，人心浮动。李显忠部很快遭到金军反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谓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战乎?”军心遂摇，无复斗志。“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此战也使“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齐东野语》)
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符离之溃”。此战中张浚为帅，非但不知用将，且指挥部远离前线而不达军情，人或以为是情况不利时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裢在作了有关考证之后说：“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啸亭杂录》)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富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杀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
金兵与“拐子马”
金兵的王牌部队“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兵种?历来以为就是“连环马”，其实骑兵打仗，马怎么能连环呢?乾隆皇帝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现代专家只能重新寻找解释，最后大致定义为：左右翼骑兵。结果只是这么简单平常的一个军事术语，你相信吗?
绍兴十年(1140)，岳飞由鄂州(今湖北武汉)率军北上，抗击金兀术统帅的南侵金军，七月在郾城(今属河南)遭遇金兵精锐的围攻。岳飞先命岳云率军迎敌，打垮敌骑的数次冲锋，大将杨再兴突入敌阵，杀敌近百，自己也中数十枪，但仍英勇奋战。金兀术见先头部队没有占到便宜，就命最为骁勇的拐子马，铁浮图投入战斗。岳飞令步兵上阵，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之类兵器，专劈马足。岳飞也亲率诸骑突出阵前，诸将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不能轻敌!”岳飞马鞭一挥，说：“非尔所知。”就跃马驰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敌骑应声倒地，箭无虚发。将士们见到统帅亲临战场杀敌，士气倍增，杀得敌骑人仰马翻，金兵尸横遍野。到天色昏暗之时，金军已一败涂地，狼狈溃逃。
郾城之战是宋军空前的大捷，宋廷也不得不在奖谕中作出极高评价。在平原旷野之中，能战胜金军最精锐的骑兵，尤其是打败了金兵神勇的“拐子马”、“铁浮图”，这确实令人鼓舞。那么，这“铁浮图”、“拐子马”到底是怎样的兵种呢?
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韦索”就是皮绳，三匹战骑为联，又全披重铠，应即连环马，或者说是“身穿铁甲的连环骑兵”，其整队冲锋时，就如一堵墙在前进那样，势不可挡。此说一出，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无不沿用，“拐子马”就是“连环马”的定义，也不胫而走。人们在描写此场战斗时，都按岳珂的说法，岳飞命步兵以麻扎刀入阵，无须仰视，只管低头砍马足。拐子马既相联，一马被砍跌倒，其他二马也都不能行进，或相继倒下，坐以待毙。在岳家军的奋战下，拐子马被成片砍倒，僵尸堆积如山丘。金兀术悲痛地大哭：“自起兵发来，皆靠它取胜，如今完了。”岳珂最后的结论是：“拐子马由是遂废。”
此后，章颖《南渡四将传》、元人《宋史·岳飞传》和明、清时《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及《说岳精忠全传》之类小说，都照抄岳珂的蓝本，或按此说行文，没有任何怀疑。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乾隆帝令其臣僚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根本不合使用骑兵的军事常识，遂写了一条“御批”，指出：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
乾隆的这段批驳，可谓切中要害，颇有说服力，但依然没能解释何为“拐子马”，只是说，可能当时宋人看到金军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遂以为是“拐子马”。
宋史专家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对此做了详尽考证。认为“拐子马”一词首次出现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的顺昌战役中，出自被金人强征入伍的河北汉人之口，其以为金军中有战斗力者，“止是两拐子马”。所以此词应是汉族语言而非女真语，北宋时人们的习惯用语中有“拐子”一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有“东西拐子马”之称，是指“大阵之左右翼”。如《东京梦华录》和《三朝北盟会要》中有“拐子城”一词，是指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这样，“拐子”就是“侧翼”之意，“两拐子”就指左右两翼，而“两拐子马”或“东西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铁浮图”是指重铠全装的金军铁骑，主要指金兀术的侍卫军等，又号“铁塔兵”，主要指其用铁盔甲防御严密，马背上还铺毡枕，它与“拐子马”是两个概念。最早对“铁浮图”作出错误解释的是顺昌战役时的顺昌府通判汪若海，他写了一个《札子》送呈朝廷，称金军的“铁浮图”：“三人为伍，以皮带相连”；而对金军拐子马的解释是对的：“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便把两者合一了，以此便以讹传讹。
那么，为什么南宋岳珂等人对“拐子马”的含义已毫不知情了呢?邓老的解释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或者说，它原是北方人的用语，南方人完全听不懂，如果说南宋初期还有一些北方移民南下，略懂一些北方的风俗，而到南宋中期以后，人们已茫然不知“拐子马”为何物了。
此外，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中还认为，金人自起兵以来，凡有拐子马参战都战无不胜，至岳飞才识破其弱点，用步兵砍其马足，大破其阵，从此拐子马便退出历史舞台。这些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郾城大战前的大仪镇战役和顺昌战役，岳家军并没有参加，宋军都采用了砍“拐子马”马足的战术，取得不错战果，尤其是顺昌大捷，金人“震惧丧魄”。而郾城大战二十余年之后，史籍中仍有金兵使用“拐子马”的记载。
说了半天，“拐子马”就是左右两翼骑兵。这么简单的答案，为什么古人居然会误解和附会了几百年?作为一个习惯用语，为什么知道的人这样少?使用的时间也这样的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拐子马”仅指左右两翼骑兵，那么只要是古代大规模战役，正面阵地以骑兵为主力，就有配置左右两翼骑兵以协同作战的需要，中国古代自战国开始，至清朝后期，都经常采取这一常用的骑兵战阵，为什么史书上单单称金军的两翼骑兵为“拐子马”呢?上述的这个简单解释可信吗?
十二道金牌的由来民族英雄岳飞和岳家军抗击金兵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岳飞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逼迫班师回朝的故事，也最令人扼腕痛惜，真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哪!不过，这十二道金牌是怎么回事知道吗?它的历史真实性又如何呢?
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飞率领岳家军挺进中原，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大败猖狂南侵的金兀术大军，接连取得郾城、颖昌大捷，破“拐子马”，可谓扫荡金兵，势如破竹，前锋已抵开封南郊的朱仙镇。收复北宋东京(即河南开封)已指日可待，战局发展鼓舞人心，南宋抗金战场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岳飞兴奋地准备乘胜北伐，渡过黄河，“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然而在七月二十日前后，一天之内，岳飞却接连收到十二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措辞严峻，不容争辩地立召岳飞班师回朝。
此时，岳飞悲愤填膺，肝胆欲裂，眼看恢复中原的绝好时机白白丧失，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绝望，他不禁仰首长叹，顿足捶胸，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班师回朝之日，百姓遮道恸哭：“我们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打败金兵，如今官军退师，金兵再打回来，我辈哪还有活路?”岳飞也悲泣不已，取朝廷诏旨示之说：“我不得擅留。”此际，哭声震野，人心绝望，只得看着官军南退，部分民众跟着官军一同南撤。
所谓“金牌”，并非用黄金制造，它只是宋代邮驿传递制度的一种形式。宋代邮传一般分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步递要求日行二百里，马递要求日行三百里，急脚递要求日行四百里。宋神宗时期增设了金字牌递，或称金字牌急脚递，主要传递紧急诏旨和军事方面的特急件，要求日行五百里，为当时最快的马递邮传。金字牌用长尺余的木牌，涂上红漆，刻上“御前文字”数字，涂上金黄颜色，十分耀眼。遇到特急的机密军务，皇帝亲自发出金牌诏旨，连中书枢密院也不得预闻。传递时要求不分昼夜，鸣铃奔传，前铺闻铃，兵卒出铺等候，就道交接，不得入铺，以免耽搁。人们形容：“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
事实上，纸面规定的日行四五百里的速度往往是达不到的，这是由于道路条件和战争环境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上述临安到郾城之间大约有两千里路程，如按规定要求，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需要四天时间，但实际行程需十天以上。用金字牌递有关诏令和军事情报，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以上。也就是说，都城临安的皇帝与前线郾城的岳飞，通一次信息就需二十余天的时间。
据有关史料推测，岳飞在郾城之战前夕，约七月五日给朝廷上一奏报，报告了军队的战况，说明“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时，乃金贼灭亡之日”，“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奏报过后十余天，朝廷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熬过了郾城、颖昌两场恶战之后，约十八日前后，却迎来了一道班师诏。就是说，高宗在七月八日前后，约正值郾城大战之际，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岳飞不愿舍弃大好的胜利进军形势，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就此班师回朝，一再告知朝廷“时不再来，机难轻失”。然而，只隔了两三天，就在一天之内收到高宗命令班师回朝的十二道金牌。
这里就产生这样几个疑问：高宗并没有收到岳飞十八日的奏章，也就是在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连发十二道金字牌递诏令?加上第一道班师诏，就是接连颁发了十三道班师诏令。皇帝用金字牌递发诏令，已说明其命令非常紧急。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估计其诏令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动，那么如此频繁地发出同一道诏令有意义吗?岳飞生前在各地所收到的诏令御札，大都收录进岳珂后来所编的《金佗粹编》之中，其中虽也说岳飞“一日而奉金书字牌十有二”，但就是独独不见这十二道金牌的内容。连发十二道诏旨，为何连一道都没有保存下来呢?
有学者指出，在朝廷向岳飞发出令其班师回朝的金字牌诏旨的前后，抗金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这次对金军南侵的抗击，多路人马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而岳家军一路血战北进，已有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时，朝廷又令张俊、杨沂中、王德诸部从前线后撤，使得岳家军孤军更突出在中原战场之上。在郾城、颍昌诸次战役之中，岳家军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实已很难独力支撑这一中线战局。或者可以说如不班师，岳家军便处于有可能被围丧师的危险境地。如邓广铭《岳飞传》指出的，岳家军已陷入孤军无援的境地，将“成为金军并力合击的惟一对象，如再奋力前进击敌，那就等于自行跳入赵构、秦桧所设下的陷阱”。所以这时只需一道金字牌急递诏令，岳飞只能听令回撤。否则，岳飞不但是违抗朝命，还有可能被金军围困而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援助，前景是惨淡的。
所以，高宗应该是没有必要连发这十二道金牌。从另一方面讲，这几乎一个小时就要发一道相同诏旨的局面出现，只是说明在外的将领是如何的不听诏令，似乎也有损大宋皇帝的尊严和威信，深通权术的宋高宗会这样做吗?何况，宋代应该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样，就让人们有些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过连续递发这十二道金牌的军令诏旨?这个让岳飞饮恨悲叹、壮志难酬的十二道金牌，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杜撰，以增添岳家军班师回朝的悲壮气氛。你怎么看这一问题呢?
韩世忠墓址在哪里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墓一直在苏州灵岩山，不知为什么民国以来学者们对其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应在湖州菁山，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及详尽的论证。也有学者依然坚持苏州说，同样著文进行了充分的反驳。在缺乏考古明证的前提下，问题的定论似乎还有些困难。
韩世忠像南宋爱国将领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今属陕西)人，一说绥德(今属陕西)人。他出身贫苦，十八岁从军，平西夏扰边，剿方腊起义，平苗刘之变，屡建战功，建炎三年(1129)，授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次年春，以水师八千阻拦金兵十万渡江，与金兀术军相持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附近)四十余天，此役扫灭了金兵的嚣张气焰，颇为后世传诵。此后，在与金军的对峙中，时有捷报传来。如绍兴四年(1134)，大破金兵于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时论以此役为中兴武功第一。统三万兵，扼守淮河达七、八年之久，使敌人望而却步，与岳飞同为“中兴名将”。反对议和，力图恢复，终不得遂其志，反而遭到猜忌。绍兴十一年(1141)，与岳飞、张俊同时解除兵权。曾为岳飞冤狱叫屈，面诘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自此辞去官位，杜门谢客，不再言兵，常纵游西湖，怡养天年。六十三岁辞世，葬于苏州灵岩山。
苏州灵岩山西麓的韩墓，前面矗立着一座很有气势的“蕲王万字碑”。这是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追封韩世忠为蕲王时所树立，孝宗还亲题碑额“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十个大字。同时，命赵雄为墓碑撰文，令周必大书丹，二人都为当时俊才，官至相位，不论文或字都属上乘。特别是记述韩世忠生平的这篇碑文，有约一万四千字，恢宏的文章令人感慨，虽不免有宣扬“愚忠”的一面，但主要篇幅还是着力于抗金恢复，将韩蕲王的英武忠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据测，墓碑宽近九尺，连同龟趺底座在内高达三丈余。如此高大的雄碑，加上有万余字的碑文，这在国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人称天下之冠。加上周围地势开阔，其墓的气度的确不凡。
据有关记载，明弘治和清道光年间都对韩墓进行过修整。1939年6月，飓风吹倒了墓碑，碎了十余块。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当地灵岩寺主持妙真等僧人请工扶正，由于难复其原，只得分两段并做一排胶固。1949年之后，又对其进行修整加固，列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外表仍颇壮观。数百年来，谒韩墓者不知凡几，其中不少诗人名士借碑抒情，留下许多感人的诗作悼文。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在1928年至灵岩山拜谒韩墓。后作诗云：“不读蕲王万字碑，功名盖世复何为。”
然而，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对此墓是否为韩世忠真墓提出怀疑，认为充其量只是一座衣冠冢，韩世忠的遗骨并不在其中。由此，争论遂起，因证据不足，成为悬案。
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赵呜、培坤、金康《韩世忠墓址考辨》提出真的韩世忠墓应在浙江湖州市西南金鸡山之东麓的青山坞。其论据为：一是明《万历湖州府志》有“蕲王韩世忠墓菁山”的记载。菁山是山名，也是古集镇名，后改“青山”。因此坐落在青山坞的韩墓与文献记载相合。二是民众的口碑材料，当地老农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附近有一桥，名“韩家桥”，当地老农说，据传是韩府守墓家丁所造，而守墓家丁的后代，一直在这里生活到清同治年间。三是墓址气势非凡，金鸡山突兀于墓之西北，山脊绵延一公里，呈龟龙状。韩墓所在地即为“龙首”右侧，居高临下，极目远眺，气吞山河。按“文左武右”，韩世忠为武将，葬之右侧，礼仪得当，也符合其蕲王之身份。四是墓的规格、形制，背高十米，直径二十五米，有坟祠痕迹。墓前一坪台，曾设有龟驮的墓碑、华表、牌楼、界碑和祭奠用的石桌、石凳等，现还存有石人、石马、石羊各二，排场不小。再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呈斜坡形，有明显的坟城迹象，是个顶边宽四十米，底边宽一百六十米，两边各长一百四十米的梯形坟城。总之，其墓阙之宏伟，气势之浩大，非“王”莫属。
再看苏州灵岩山韩墓，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一是碑高三丈，宋代任何一个皇帝的墓碑都未达到过三丈，韩世忠的墓制规格怎么能僭越犯上?所以，此墓碑必定是明清时所造。二是韩世忠卒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到孝宗追封蕲王，这一时期，苏州、镇江、扬州一带一直是宋金争夺的区域，韩墓不会葬于这战乱频仍的地方。相反，湖州地区是韩氏统兵后期的辖区，韩家在这里有相当基础，归葬于此较为合适。三是灵岩山地形较露，山不成龟龙之势，不是王墓的理想之地，远不及群山环抱的湖州菁山。四是有关韩世忠葬在灵岩山的记载文字甚少，只有清同治《苏州府志》一条史料。而菁山韩墓却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其编纂时间距韩世忠离世仅五十余年，可信度不言而喻。可以推测，由于韩世忠率军队在苏州一带驻屯多年，坚持抗金，奋勇杀敌，有关战役及其夫妇的轶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里的人民忘不了这位抗金英雄，为了永久的纪念，所以修筑了灵岩山韩墓。
但也有学者提出商榷，张志新、姚勤德《也谈韩世忠的墓址问题》指出，南宋嘉泰《吴兴志》不仅版本差，且也没有关于韩世忠墓的任何记载。又查明嘉靖《吴兴掌故集》、清乾隆《湖州府志》、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吴兴记》、光绪《乌程县志》等，均未见有载韩世忠墓的任何材料。所谓湖州菁山韩墓“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那么，为什么明万历《湖州府志》会有蕲王韩世忠墓在菁山的记载呢?在查阅了诸多吴兴的地方志乘后，初步推断是：万历《湖州府志》将清河郡王张俊之墓误载为蕲王韩世忠墓了。理由是：一、张俊与韩、岳同为南宋大将，还曾助秦桧陷害过岳飞，事迹昭昭，且同封为“王”。二、张俊之墓确在菁山，《吴兴掌故集》、乾隆《湖州府志》诸书都有载。三、万历《湖州府志》恰恰未载张俊墓，所谓民众口碑材料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等也都与张俊的身份相符，可见其误载的可能性很大。而明确说这是“韩世忠墓”的，也许只是少数人的误传。
最主要的还有墓葬的规模问题。宋代是比较讲究礼仪的，诸臣丧葬都需按《礼院例册》的有关规定进行，如：“诸一品、二品丧……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槨及石室”。《宋会要》也载：“勋戚大臣薨卒……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乾德年间规定，一品礼“墓方园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宋史》卷一百二十二卷)菁山大墓既发现了石槨，墓上还设有石人、石马、石羊和众多的石制品，可见此墓的形制与宋代的礼例不符。华表、牌坊、石人、石马、石羊等的配列情况，在明清墓上较为多见，因此很可能是明清墓，而不是宋墓，就是说既不是韩世忠墓，也不是张浚墓。
至于所谓苏州灵岩山韩墓诸不合情理之处，并不能成立。一其墓碑由宋孝宗敕命所建，还亲笔题有碑额。实测碑高有五米三五，龟座高一米七，额高一米二，总高八米二五。与明代徐达墓神道碑差不多。问题是宋皇陵碑的高度，未能找到有关资料。但据有关情况估计不会比韩墓碑小，说韩世忠墓僭越制度，缺乏根据。二说苏州为当时的战乱地区是不对的。建炎四年(1130)，金军在抗金力量的打击下开始北退。绍兴四年(1134)，南宋诸路大军均有战绩，绍兴和议后疆域基本保持在淮河、秦岭一带。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大举南侵，也没有越过长江。三灵岩山成不成“龙”势，并没有一致的标准，不能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去判断。如《灵岩山志》对其山的形势就倍加称颂，明黄习远《韩蕲王墓诗》就称灵岩山有“龙脉”。四记载灵岩山韩墓的文字不少，如明洪武《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吴邑志》、《吴中灵岩山志》、清《江南通志》等记载都非常详尽，有清以来，几乎没有一部苏州、吴县的地方志不载韩墓在灵岩山的。
韩墓神道碑碑体过高而龟趺显得较小，这与明清时代龟大碑矮，比较稳健的风格不同。碑文基本均已风化，字迹漫磨殆尽，说明碑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与明清诸墓文字清晰的碑体又不同。韩墓神道碑之边饰云纹比较古雅；碑额之夔龙显得短拙而简洁，雄浑而有力，与明清时代盘曲多鳞，细长天矫的风格不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韩墓碑不同于明清碑刻的显著特点。可以说，韩墓碑流传的序，有明显的宋代风格，《宋史·韩世忠传》又本之于碑文，可见其碑不可能是伪作。
最后，韩世忠为什么要葬在苏州?其直接原因就是碑文中所说：“敕葬于此”。即是宋高宗敕命将他葬在苏州灵岩山的。其间接原因，应与韩世忠领军长期居住苏州有关，韩府曾设置于苏州城内。那么其是不是衣冠冢呢?据《宋史》记载，韩世忠大葬时，“赐朝服，貂蝉冠，水银，龙脑以敛”。“敕命徐伸护其事，吴、长洲两县令奔走供役”等。韩墓不可能是衣冠冢，当时也没有建衣冠冢的制度。更不可能像某些学者推测的那样，为防备金人的其他人的破坏，而去建造这样一座巍伟的假墓。
学者的辩论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苏州灵岩山韩墓，这次辩论是否真的搞清了韩世忠墓址，似乎仍有待进一步作考古的判断。
大宋王朝的全面解读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有宋一朝，自公元960年至1279年，历时凡三百二十年，国祚之长，秦代以后，仅次于汉(四百零九年)，超过了唐、元、明、清，约占封建社会历史的七分之一。其间，由于金国之南侵，宋朝又有了北宋(960～1126)和南宋(1127～1276)之分。前者以东京(今河南开封)为国都，后者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京城，所以，人们一般称宋为两宋。
宋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其存续的三百多年间，北、西部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以及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等政权，与之对峙共存。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而宋则往往称辽、金为“北朝”。所以，从整个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南北相互抗争、对峙和各兄弟民族互相影响、融合的时代。元人修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将宋、辽、金三史并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许多旧史家的笔下，宋朝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朝代，往往与秦朝并称，曰“孤秦陋宋”，并与“炎汉盛唐”形成鲜明的对比。宋之所以被称为“陋宋”，主要因为它军事上的孱弱无力及政治上的因循守旧。
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开国皇帝消极吸取了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这二百零五年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历史教训的必然结果。在军事方面，为了彻底改变“方镇大重，君弱臣强”的状况，宋太祖于建国之初，首先将禁军的统兵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又通过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密院掌握了调兵权，同时还用文臣取代武将以为藩镇，并下令将各州的强兵升为禁军，使地方厢兵徒有虚名。宋朝皇帝又常常对司要职的武将频频调动，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尴尬局面，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除了建国之初统一了一些汉族割据政权外，宋朝的军事始终处于孱弱状态，不仅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而且外患频仍，辽、西夏、金和蒙元相继骚扰、蚕食、吞并宋地，最终导致宋朝的覆灭。
在政治方面，为了分散大臣的权力，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权的“二府”制，宰相是行政首脑，枢密使是军事长官，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的三司使则是财政方面的负责人。与此同时，中央又设有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论，弹劾大臣，最后的裁决权也归于皇帝。在地方上，各路设有漕司、宪司、仓司、帅司四个机构，其中前三司负有监察州、县官员的职责，通称为“监司”。州设知州，又设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使之互相监视、牵制。但是由于宋代官职名实分离、叠床架屋，导致了滥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的庞大的冗官体制。至于对外政策，由于开国之君全力防止内部政变，加上燕、云收复战的失利，所以在宋初实际上已形成“守内虚外”的指导思想，其后更是一直被奉为“祖宗之法”，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侵扰，基本上都是采取守势。宋代虽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也以敢说话而闻名于史。守内政策的奉行使得宋朝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汉、唐那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及边将、外戚或宦官专权的内乱。
与军事上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因循相反，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这是宋朝的优势所在。国内的政治统一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守内政策进一步优化了这个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农业、手工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宋代政府用租佃制代替了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大大提高了佃农的积极性。宋政府又鼓励农户开垦荒田，并注重农田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得以扩大，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增加了政府的田赋收入。
宋代的手工业规模也日渐扩大，分工更为细密，纺织、矿冶、造船业、造纸业、制盐业等都相当发达，还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著名城镇，如以产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以雕版印刷著名的建阳(今福建建阳)等。
宋代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朝的十多个发展到了四十多个，甚至出现了百万户的城市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还出现了“瓦子(歌舞场所)”，内有“勾栏”、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热闹非常。留传至今的著名宋画——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汴京城的繁华景象。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宋代出现，代替了铁钱在市场上的流通。
宋代的对外贸易较唐朝更为繁荣，北宋时就在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检查进出口船舶，并征收商税。当时的对外贸易以海上贸易为主，由海路与中国通商的除阿拉伯诸国外，还有日本、朝鲜、南洋群岛和印度各国。
宋代的文化也极为昌盛，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确如此，宋朝的科举使得大量读书人得以进入社会上层，在言论相对自由和文化事业相对发达的条件下，他们讲学论道，著书立说，热心于文化事业，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勃兴。
哲学上，不仅涌现出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王安石、李觏(gòu)、二程、朱熹、陆九渊、叶适等大家，还涌现出濂学、洛学、荆公新学、闽学等流派。
文学上，则有可与唐诗比肩的宋词。谈及散文，人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而宋诗也别具特色，具有含义理、重意念的特征。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白话小说的“话本”，也在宋朝现身。
此外，宋代的史学也非常发达。官修史书有政府组织专门机构修撰的起居注、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私家著述的质量也非常之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郑樵的《通志》等，而袁枢的“纪事本末体”则开创了史书的新体裁。
宋代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其中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在此时出现即为明证。另外，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十一世纪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成果，在世界科学史上亦具很高地位，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宋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央集权制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得到高度强化，同时也给元、明、清的统治者提供了模板。而它在文化上的兴盛可说是整个封建王朝中最为突出的。只有军事可说是最软弱的，没有一个王朝在如此强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竟然出现这样一种几乎乏善可陈的军事状况。
陈桥驿“黄袍加身”是怎么回事陈桥驿“黄袍加身”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的陈桥兵变，这得从赵匡胤在后周末年慢慢发迹，最终掌握重要军权说起。
赵匡胤出身将门，家境优裕，从少年时代就独自走南闯北。后汉乾佑元年(948)，他投到枢密使郭威帐下当一名普通士兵，开始其戎马生涯。郭威建立后周，赵匡胤受到郭威养子柴荣的赏识。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不久，赵匡胤因战功卓著，两年后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显德六年(959)，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然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做”，联系京师流传的“点检做天子”的谣言，世宗有些坐卧难安。回朝后，世宗身染重疾，开始安排后事。为防军事政变，他罢免了名位较高的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此时的赵匡胤周围已聚集了一批高级将领，有他以拜把子的方式聚集的一批生死与共的号称“义社十兄弟”的铁哥们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yūn)等，又有不少身为禁军将领的好友如慕容延钊、韩令坤、高怀德等。此外，还有弟弟赵光义和亲信赵普等。
世宗死后，恭帝尚幼，赵匡胤军权在握，时机已经成熟。显德七年(960)春天，边境报称北汉勾结契丹联合进攻边境，后周宰相范质匆忙派赵匡胤率禁军北上御敌。一个号称通晓天相的军校苗训对人说起“日下复有一日”的异象。正月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临时驻扎。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说：“如今主上幼弱，我们拼死御敌，有谁知道?不如先拥立点检做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迟。”于是，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意图报告给匡胤之弟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两人十分赞同。他们一面派人连夜赶赴汴京，向石守信、王审琦密报，以做内应，一面组织将士，加强守卫。次日黎明，众将士集结在赵匡胤的帐外，赵光义和赵普直闯进去。此时的赵匡胤酒醉才醒，睡眼惺忪地被请出来与大家相见。将校们大呼：“众将士无主，甘愿立太尉为天子。”还未等他答话，已有人把黄色的龙袍披在了他的身上。赵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的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子。”众将士一齐下马，答道：“唯命是听!”于是，他颁布入京后的纪律，率大军返回汴京。
城门早已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进城。时早朝未散，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闻变，想逃回家中召集人马进行抵抗，被军校王彦升紧追不舍，韩通全家遇害。宰相范质、王溥等被军士挟持来见赵匡胤，他们不得已跪地礼拜。当日，行禅让大礼，正愁没有禅让书，原后周翰林承旨陶榖(gǔ)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好的禅位诏。赵匡胤完成了禅让大礼，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宋，是为宋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