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解读——佘太君



据小说戏曲及有些地方志描述，佘太君出身将门，性情敏慧，善于骑射，作战勇敢，曾帮助杨业立过军功。杨业兵败殉国之际，潘仁美、王优畏罪而欲掩盖事实，甚至捏造出杨业逞能，孤军深入，导致兵败身亡的谎言，蒙蔽宋太宗。杨六郎从战场回来，告之母亲实情，佘太君毫无畏惧地上书告御状，力辩丈夫苦战获死之由，终使宋太宗了解实情，处分了王、潘诸奸臣。太宗下诏褒恤，有谓：“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如果不是佘太君挺身敢告御状，甚至有的剧本还写佘太君大闹朝堂，得到一些正直大臣的帮助，则很可能杨老令公要屈死敌国，那些奸臣也会逍遥法外。

杨业殉国后，佘太君在家中训练子女、婢仆习武，组成杨门女将，时刻准备效力于国家。据说其武艺和战斗力要超过朝廷所统辖的正规禁军，后来，果然产生了杨排风英勇杀敌，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西征等感人故事。原来深居闺阁的柔弱女子，在杨家能训练成为驰骋疆场的战将，且出现这样一个女将团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佘太君的将门豪迈风范从中可见一斑。

然而上述事迹乃至佘太君为杨业之妻等基本史实，都不见于宋代正史，或宋代文人的有关笔记。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元代杂剧，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中，杨六郎自道：“母亲佘太君。”《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中也有“老身佘太君的便是”等台词。到清代方志和文人笔记中，开始出现杨业娶折德扆之女的说法。如乾隆《保德州志》(今山西保德县)卷八载：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宋纪说》日，杨业娶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佘氏，称太君。其父折德康为麟州刺史，又迁火山军节度使，杨业为代州刺史，距离都不远，故两家缔姻。其他，如乾隆时毕沅的《关中金石记·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乾嘉时康基田的《晋乘搜略》、光绪时《岢岚州志》等也有类似记载。《晋乘搜略》还说：“岢岚州掘地得石，拭视为杨氏墓碣，载折太君事。”晚清李慈铭《苟学斋日记》甚至谓：“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反正这些墓碣现都已不知下落，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佘太君更多的事迹。

折德扆在《宋史》中有传。佘家原为云中(或称云州，今山西大同)大户，约五代动乱中迁居府州(陕西府谷县)。从五代后唐时起，太君祖父佘从远为府州刺史。从远抵抗辽兵有功，兼领朔州刺史、振武军节度使。后汉时，置永安军于府州，从远为节度使，又迁武胜节度使。太君父佘德康，后周时为府州防御使，屡挫北汉军的进攻，升永安军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周恭帝即位，德康自检校太尉加官太傅。入宋以后，仍任永安军节度使，曾率军破北汉诸城。乾德二年(964)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有子佘御勋、佘御卿，应为佘太君的兄弟。先后袭爵知府州。佘御卿还率军征战北汉与辽、西夏，战功累累，淳化五年(994)授永安军节度使，次年，牺牲在抵抗辽军的战场上，时年三十八岁。其子惟正、惟昌、惟忠，先后袭知府州事，乃为佘太君的侄子辈。直到北宋后期，其后代佘克行袭位，守边三十年，善抚士卒，在抗击西夏战役中功勋卓著，谥武恭公。今陕西府谷孤山堡南有折克行墓，勒有《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可见，佘氏为世代将门之家，世守府州。

光绪刊《山西通志》卷五十六，对杨佘婚事提出质疑，说：“按德扆守府州，屡败北汉兵，宋乾德中卒，而业是时则为北汉将也。存以备考。”不妨认真考察一下：佘德扆于乾祐三年(950)为后汉的府州团练使，时年三十四岁。如有女儿的话，约十六岁左右，亦可出嫁了。杨业这时二十岁出头，也在后汉刘崇部下为军官。如这时两家攀亲，可谓门当户对，没有什么可疑的。山西临县有七星庙，传说是杨业与太君喜结良缘之地，晋剧《七星庙》还用戏剧形式演绎此事。至北汉和后周对立，佘德康归后周而杨业跟北汉，岳父女婿分属两国，那是后来的事，也属不得已。

近代学者常征、余嘉锡、聂崇歧等人以大量的地方志资料进行考证，最后同意佘太君即折太君之记载，佘、折二音相近，西北有些地区“折”音如“蛇”，与“佘”差不多，所以佘、折一音之转而致误。虽然许多人赞同此说，但仍有人怀疑，因为《宋史》折德扆传中，仍不见其嫁女与杨业之记载，上述《山西通志》之质疑也颇有道理，一是两家门当户对的时间相当短促，二是届时三十四岁的折德康是否已有十六岁以上的女儿，三是两家如已结姻，岳父女婿又很快分属两国的情况也难以自圆其说。总之，由于正统史籍记载阙如，而主要靠清代地方志及一些文人笔记保留下一些北宋佘太君的痕迹，其可信度如何，确难判断。

杨延昭排行与称呼杨家将中除杨老令公外，就数其子杨延昭的名声最为如雷贯耳了。他智勇善战，在边防二十余年，军功卓著。史书载，契丹军屡为其败，“惮之而目为杨六郎”。今天晋西北宁武关周围各县，也遗存有好几处“杨六郎寨”，这些都是杨延昭生前率军活动的区域。据学者考证，延昭并非杨业的第六子，那么“杨六郎”的称呼是怎么产生的?是辽方还是宋方先有此称呼?其真实含义杨延昭又是什么?

杨延昭本名延朗，年幼时沉默寡言，喜为军阵之类游戏。杨业尝言：“此儿最像我。”成年即入军伍，跟从父亲征战，史载杨业生前，“每征行，必以从”。太平兴国中，补供奉官。雍熙北征，杨业率军攻打应州和朔州，延昭担任先锋，在朔州城下冲杀时，被流矢射中手臂，却愈战愈勇，杀敌无数。战后，授崇仪副使，出知景州。又迁崇仪使，知定远军。

咸平二年(999)冬，延昭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驻兵遂城。辽军在萧太后的统领下，长驱直入，宋军节节败退，遂城被围。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急攻数日，城小兵寡，众心危惧。延昭悉集城中壮丁，发给武器装备，登城顽强抵抗。会一夜寒流降温，延昭令士兵汲水灌到城墙之上，清晨该城变为冰城，城墙坚固溜滑，辽兵无法攀登，只得撤退而去。延昭乘机尾随出击，截获很多武器铠甲。以功拜莫州刺史。宋真宗高兴地说：“延昭为名将之后，治兵守边有父风，真应该称赞啊!”

景德元年(1004)，契丹主与萧太后指挥二十万人马，大举南伐。宋廷没有坚决抵抗的勇气，最后与之签订澶渊之盟。这时，朝廷也只给杨延昭统帅刚满万人之军队，但延昭并不气馁，提出建议：敌顿澶渊，离境千里，虽人数多，且为骑兵，但人马疲乏，只需令诸军扼守要路，伏击掩杀，便可歼其大部，幽、易数州也可乘时袭取。可惜一味屈辱求和的宋真宗，并不理会这一建议，还特别下诏，令前线诸将按兵不动，使辽兵从容退回，且在途中再次掠劫。延昭只得率领部属单独行动，“抵辽境，破古城，俘获甚众”。真宗得知后，马上派人到前方监视延昭的行动，不许继续打下去。

此后，朝廷不断下令，明白警告杨延昭，他的官任是维持保州境内治安，不准越出边境与契丹发生冲突。不久官徙高阳关副都部署，戍守屯所，边境安然。延昭所得奉赐悉犒军，与部下同甘苦，身先士卒，号令严明。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忌惮之，称他为杨六郎。大中祥符七年(1014)，延昭过世，享年57岁。没过多少年，杨家将的故事开始流传，延昭的智勇善战又被进一步传奇化，特别是其“杨六郎”的称呼，几乎家喻户晓。

杨业应有七个儿子，或者说杨延昭兄弟七人。《续资治通鉴长编》谓杨业殁后，太宗“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贵子二人”，共为七人。《宋史·杨业传》说杨业与其子杨延玉殁于陈家谷之役后，“朝廷录其子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也为七子，问题在于其兄弟的排行。按照中国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所形成的规范，朝廷赠官必须服从长幼有序的原则，既然《长编》与《宋史》都将诸子的顺序以延朗“领衔”，那他分明应为长子。惟一的问题是牺牲的杨延玉，他与延朗，孰为老大，史书中没有交待。因为有可能老大牺牲后，由老二领衔。延朗即延昭，或称杨六郎，他在兄弟七人中并不排行老六，是可以肯定的。

宋末元初徐大焯著《烬余录》则说，契丹“犯寰，(杨)业出战，死之。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字供奉；四子延环、初名延朗、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屡有功，并授团训使。”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认为，上述“所载诸子次第，乃颇有据。史称延浦为次子，则延玉必为长子，延昭为六郎，则排行必第六，故其次序如此。民间之流传亦有不诬者，此类是也。”徐大焯把延朗、延昭判为二人，将延玉改为渊平，并未标明出自何处，而余嘉锡先生竟笃信不疑，殊使人不解。

《宋史·杨延昭传》开头就说：“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东都事略·杨业传》也曾明白交代：“延朗下一字犯圣祖名，改延昭。”宋真宗时，迷信道教，尊道士赵玄朗为“圣祖”。大中祥符五年(1012)下诏：“圣祖名上日玄，下日朗，不得斥犯”。此年十一月，改地名朗州为鼎州(《长编》卷七十九)。就是说，杨延朗在五十五岁时不得已才改的名。这一点就足以否定徐大焯《烬余录》中所谓的延朗兄弟之排行。而其他元代杂剧和明代小说演义之类，也都将延昭、延朗分为二人，往往把延昭、延朗分别排为老四和老六，也是不可信的。

那么，杨延昭为什么被称为“杨六郎”呢?一般认为，这是延昭在杨氏宗法大家族中的排行，即在同一先祖的同辈兄弟中的排行。据史书记载，杨业有弟弟杨重勋，为麟州刺史。有学者指出，杨业之长子与其叔父之子一起排行的话，一般也不会排行老六。如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所载，重勋有子杨光康，系延昭之堂弟，所以在家族的大排数中，延昭也不居老六。当然，杨业是否还有其他兄弟、堂兄弟，我们不得而知。

《晋乘搜略》说延昭“小字(乳名)六郎”，恐怕也只是猜测之词。

《长编》、《宋史》、《隆平集》、《东都事略》等书说杨延昭是被契丹人称为杨六郎，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契丹风俗有关。或说古代往往以天上星宿比拟世间大人物，如唐代大臣狄仁杰，被誉为“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契丹称宋为“南国”、“南朝”，就有可能赞许杨延昭为“南斗”，而当时“南斗六星”已为习惯语，久之“六星”或昵称“六郎”，这样“杨六郎”的称呼就出现了，这和称杨业为“杨无敌”是同一意思。此说也谈不上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又是一种主观蠡测而已。

穆桂英与杨宗保杨家将中穆桂英之形象，也可说是家喻户晓。她不但貌美端庄，且武艺高强，曾挂帅率领宋军抗辽，保家卫国，是杨家将中之巾帼英雄。其夫杨宗保也是少年英雄，其武艺韬略更胜其父辈，指挥宋军，大破辽兵天门阵，给契丹以致命打击。然而，正史中却没有这一对夫妇的名字，宋人笔记中也没有其夫妇相关的事迹，她们是否为小说戏曲中虚构的人物，还是历史上真有其人?

小说戏曲中，穆桂英是穆羽的女儿。穆羽字洪举，河南人氏，做过汝州兵马统制。穆桂英从小在父亲的传授和熏陶下练习武艺，练得一手百发百中之箭，舞得一口威武有力之刀。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占据山东穆柯寨，为一寨之主。杨宗保率宋军抵抗辽兵，为了破辽军的天门阵，必须用“降龙木”做斧把的大斧，而这“降龙木”只有穆柯寨中生长有两株。穆桂英不同意借用此木，杨宗保便率孟良、焦赞诸将攻打穆柯寨。宗保在战穆桂英时，桂英卖个破绽拍马而走，宗保以为得胜便乘势追赶，不防被她用箭射中坐骑，翻身落马，被押回山寨。穆桂英倾慕宗保的英武刚强，亲解其缚，主动求爱，两人即日成婚。于是，穆桂英带上“降龙木”大斧，帮助杨家将大破辽兵的天门阵，取得抗战的胜利。

小说戏曲中，说杨延昭之子名宗保，宗保之子为文广，与正史不同。《宋史·杨延昭传》、《隆平集》等史籍，明明说延昭之子是杨文广，而没有杨宗保其人。如《隆平集》载：“诏录其子传永、德政、文广有差”，杨文广或是延昭的第三子。而明初宋濂的《杨氏家传》则说，延朗(即延昭)之子名充广，充广之子名贵迁，贵迁有三子，曰光震、光荣、光明。光震有子五人，曰文广、文真、文锡、文贵、文宣。按此说，文广为延昭的玄孙，中间隔了好几代，不知其所本。而文广与其曾祖充广，同用一个“广”字，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估计这家谱有伪造的嫌疑。总之，都不见杨宗保其人，应是小说家的虚构了。只有《烬余录》说：“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大概是沿袭宋元话本的说法。

小说戏曲在述说杨宗保攻打天门阵后的活动，有“兵征西夏”诸事，这和杨文广的事迹颇接近。《宋史·杨文广传》载：宋神宗熙宁初，杨文广任兴州防御使，在秦凤副都总管韩琦属下，筑城抵御西夏军马，在西夏军退却时，文广遣军追袭，斩获甚众，得诏书褒谕，曾长期领兵抗击西夏。后迁官定州路副都总管、步军都虞侯。熙宁七年(1074)，辽人来争河东地界，双方在代州开会协议。文广献出阵图，并提出袭取幽燕的战策。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去世，朝廷“赠同州观察使”，这又与《烬余录》所说的杨宗保的官位同。有学者以为，杨宗保就是杨文广的影子，小说家将一人拆成父子两人，以增加杨家将故事的传奇色彩。

也有学者认为，既然杨延昭有三子，宗保有可能与文广是兄弟。《欧阳文忠公集·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云：其墓主“女四人，长适皇侄右屯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建安郡公宗保”。是说宋仁宗有宗室族弟赵宗保，恰与杨宗保同时，或因与皇家宗室同名，于是将杨宗保改为杨充广，或为杨传永。是否有此可能，不得而知。

最近更有一种令人瞠目的说法。是说前些年在洛阳新安县五头乡潼沟村出土一块北宋杨老令公的停灵碑，碑文有这样的记述：“北宋朝杨令公之丘陵也，有女孙杨宗保感祖之义，居庐于此，遂人道而为观焉。”于是，有人相信此碑所记，认为杨宗保是杨业的孙女，杨延昭的女儿(见《人民日报》1985年7月报道)。就是说杨宗保实有其人，但是位女性。那么，难道是后人把这位女性杜撰成一员威风凛凛的大将?其实，北宋时人们记事不可能出现“北宋朝”这样的名称，就是说这碑记绝不会是出自北宋时人的笔迹，至少是数百年后有人所作的一个追记，那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穆桂英的姓名与事迹，不见于宋人的有关史籍。但在雁门关南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关于她的遗事传说，及与其事迹相关的一些地名。如山西繁峙县北三十里有穆桂英山；县西南有“木阁村”，据说“木阁”原是“穆柯”的转音。浑源县城南也有穆柯寨。并有穆桂英攻打浑源的传说。这些地方，正是宋辽边界的交错区域，当年许多战争在这一带展开。小说戏曲中的“山东穆柯寨”，如系指恒山或雁门山之东，就和这些地区颇为接近。

乾隆《保德州志》卷二载：“延昭子文广，娶慕容氏，善战。今州南慕塔村，尤其故地云。”该部方志中，断断续续地记述着杨家将事迹，往往与正史比较接近，而很少元明小说戏曲的影响，比较真实可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段记载，是杨文广娶慕容氏为妻，“慕容”二音相拼，也就是“穆”音。“慕容”氏转为“穆”氏，正如“折太君”转为“佘太君”。慕容氏为西北边地的鲜卑族姓，骑马“善战”也正是穆桂英的形象。杨家将长期在西北地区守边，其子孙中有娶鲜卑族女子也并不奇怪。由此，穆桂英或为杨文广的妻子，原姓“慕容”，为鲜卑族人。

宋濂的《杨氏家传》载，杨充广持节广西时，娶穆族女子为妻。穆族居桂、贵、湘交界地区，或称木族，其酋长自称木天王，以有田禾的山谷名柯，酋长居于有田禾的寨子名穆柯寨。查《宋史·杨文广传》，文广早年曾官任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这样的话，穆桂英也有可能是广西穆族或木族，有一些小说中就称“木桂英”。总之，在没有更直接的史料佐证之前，上述种种说法都只能是一种推测。

杨家将八贤王的轶事宋元以来，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百花纷呈，争奇斗妍。而在这些传奇故事中，总有一位相貌堂堂、正气凛然、仗义执言的八贤王，他机智地周旋于皇帝与杨家将之间，往往在皇帝偏袒奸臣的危急时刻能挺身而出，助杨家将一臂之力，帮杨家将摆脱困境，或将奸臣绳之以法。在《潘杨讼》、《寇准背靴》、《辕门斩子》等传统剧目中，八贤王虽只是一个配角，但起的作用却并不小。杨家将的故事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那么，这位八贤王是否有历史依据?他是哪一个历史人物的化身呢?

在小说戏曲中，八贤王首先在宋太宗率军进攻太原时，献上反间计，然后派使者说降了杨业。就是说杨家将由北汉降宋，八贤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七年后，杨业为奸臣所害，殉国疆场，佘太君或杨延昭到朝廷告御状，要求惩办罪魁，不料奸臣反咬一口，幸亏八贤王在旁相助，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后杨延昭为将，属下小校治事犯法，宋真宗在奸臣挑拨下要严办延昭，八贤王及时赶到，以延昭军功请朝廷从轻发落，终得真宗允准。不久边事告急，八贤王请得赦令，杨六郎重披战袍，招集兵将北上抗辽。最后，六郎率军大获全胜，班师回朝，并捉得奸臣，又在八王协助下，将奸臣正法。杨延昭病殁于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年间，八贤王时也旧疾复发，病重归天。

许多戏曲小说中，将八贤王的名字记为赵德芳。赵德芳为宋太祖的小儿子，《宋史·宗室传》载，赵德芳为太祖第四子，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诸职。太平兴国六年(981)病故，才二十三岁。这时，杨业归宋只有两年时间，杨延昭也才二十四岁，只是供奉官，随父从军。如果硬要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扯上关系，那最多在太宗进攻北汉时，说是他曾献过反间计以逼降杨业。当然，这也只能是于史无证的猜测。更让人不解的是，宋太宗曾追封德芳歧王，后改楚王，北宋末徽宗又改封秦王，此“八贤王”之称呼几乎与赵德芳毫无关系，那为什么戏曲小说中要说赵德芳是八贤王呢?

有人认为，八贤王或许是赵德芳的哥哥赵德昭的化身。《宋史·宗室传》等史籍载，赵德昭是宋太祖的第二子，由于其兄早夭，所以他曾被认为是皇位继承人。他聪明英武，喜愠不形于色，颇得太祖的信任，曾“赐金简一柄，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官任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职。太宗抢班即位后，虽封他为武功郡王，位列宰相之上，但内心对这位大侄子存有戒心，总是找机会进行排斥。太平兴国四年(979)出征幽州时，因战败而太宗失踪，有人提出立德昭为帝。太宗得知后更为不满，因小事就与德昭发脾气，德昭一气之下，自刎而亡。时杨业刚刚归顺宋朝，德昭应该不会与杨家将发生过什么关系。不过，人们对这位失去皇位又死于非命的皇子颇感同情，就让他化为公正无私的八贤王，其有“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的特权，正好用来上惩昏君、下打奸臣。问题是：赵德昭生前为武功郡王，死后曾追封魏王，后又改封燕王，如果以德昭为朝中公正力量的化身，那么为什么要用“八贤王”这个非常不恰当的称呼呢?

也有人认为八贤王当指宋太宗第八子，属元字辈的王族人物，如明代小说《北宋志传》中的“八王”。史载，宋太宗有九子，其第八子赵元俨确有“八大王”的称号。宋人笔记《谐史》中称他“生而颖悟，广颡丰颐，凛不可犯，名闻外夷，小儿夜啼，其家必惊之曰：‘八大王来也。’”太宗非常溺爱，每朝会宴集，多侍奉左右。真宗即位，封曹国公，进封广陵郡王、荣王。坐侍婢纵火，烧延宫中，降封端王，出居故驸马都尉石保吉府第。每见真宗，痛自引过，帝悯怜之，寻封彭王，进太保。仁宗即位，拜太尉、任尚书令兼中书令，屡封定王、镇王、孟王、荆王。平生寡嗜欲，惟喜欢读书，好为文章词句，颇善二王书法。问题是翻遍宋代史籍，都找不到这八大王与杨家将有关系的记载。

赵元俨生于雍熙二年(985)，病亡于庆历四年(1044)，享年六十岁。太宗攻取北汉之际，元俨还没出生，杨业殉国之时，他出生才一年，只是个婴儿，怎么可能助杨家一臂之力，以对付奸臣呢?他在杨延昭身后三十年病殁，比杨延昭要小二十七岁，就是和杨文广一个辈分，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小说戏曲中八贤王的形象。史载，仁宗少年即位，章献太后临朝，元俨自以为德高望重，恐为太后所忌，便深自沉晦，阖门不出，不预朝谒，以绝人事。这种做法似乎也不太像八贤王正气凛然、刚毅直言的性格。可以说，这八大王的生平与八贤王的故事相距甚远，也不会是杨家将故事中八贤王的原型。那么他的一些事迹，对构造八贤王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影响?也不得而知。

京剧传统剧目《贺后骂殿》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贺后为宋太祖之皇后，因太祖死因不明，命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反遭太宗痛斥，德昭撞殿柱而亡。贺后又携次子德芳上殿，痛骂赵光义不仁。太宗只得向嫂嫂谢罪，赐其尚方宝剑，加封德芳为“八贤王”，贺后母子这才含泪而去。这大概是赵德芳封“八贤王”的由来，人们出于对其孤儿寡母的同情，便将赵德芳虚构为朝中正直力量的化身。以后又有《八大王开诏救忠臣》诸剧，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抗辽事业联系起来，留传民间，成为当时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总之，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他的出现增加了朝廷权力斗争的戏剧性冲突，满足了人们崇敬忠臣、惩处权奸的心理要求，完全符合中国王权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事迹、生平相对应、吻合的人物，八贤王是由朝廷宗室的一些轶闻，加上民众的有关情感渲染，再经过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艺术加工，融合而成的一个虚构人物。

宋朝大将曹彬曹彬是宋初名将，两宋其实名将不少，然而，独曹彬久负盛名，声誉最高。有宋一代，曹彬被誉为“勋业最隆、功冠群雄”的“本朝第一良将”，极为引人注目。后世对他也推崇有加，盛名一直不衰。那么，这位名声显赫的大将，究竞有哪些了不起的战绩军功，值得人们如此推崇呢?近有学者在考察了曹彬的生平战绩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负盛名，这是怎么回事?原因又何在呢?

曹彬字国华，是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父亲曹芸，为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可谓出身将门。据说他周岁时，父母以百玩之具布放床席之上，观其所取，他左手拿起武器戈，右手取祭祀用的俎豆，一会儿又抓住一官印，对其他东西看都不看，人们颇觉惊异。

后汉乾祐时为成德军牙将，后周时补供奉官，迁河中都监。出为晋州兵马都监。入宋，迁客省使，以战功改左神武将军，俄兼枢密承旨。在太祖、太宗朝，他披坚执锐，平后蜀、攻太原、伐江南、征北汉、战契丹，南征北战，为北宋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君主宠信，官至枢密使、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

咸平二年(999)卒，享年六十九，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谥武惠，是宋代第一位死后全国举哀的武臣。且赠其妻高氏韩国夫人，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并与名相赵普一起配享太祖庙庭。可谓生荣死崇，地位显赫。

欧阳修《归田录》赞道：“曹武惠王彬。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李攸《宋朝事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宗锷《曹彬行状》，都称颂曹彬：“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汉惟一赵充国，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将帅气象。”宋人有关称誉，不胜枚举。后世也对他推崇有加，盛名不衰。

20世纪80年代，学者张其凡在认真考察了曹彬生平及其战绩之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而负盛名，并对宋代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纵观曹彬一生，他所参加的军事活动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乾德二年(964)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的平定后蜀之战。曹彬以枢密承旨为都监，随刘光义军进蜀。在曹彬的严禁约束之下，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褒奖。然而在平定后蜀，留驻成都的日子里，诸将争功而竞相掳掠，民众还是大受侵扰。战后有谓“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于是受朝廷特赏，升为宣徽南院使，跻身大将之列。但此战他并非统帅，且后蜀政治腐败，已不堪一击，没有经历激烈战斗，更未见曹彬有什么奇计巧谋。总之，这次战役决无可夸口的战绩使他得以称为名将。

第二次是开宝七年(974)正月至次年十一月的平定江南之役。这次曹彬身为统帅，率军沿长江东下。包围其首府金陵(今南京)之时，曹彬称病，诸将来问候，又提出破城日不妄杀一人，以约束将士，禁止掳掠，众将许诺，使富庶的江南及首府金陵免遭战争洗劫。班师之时，曹彬船中只有图籍和衣衾而已，这一功勋为人称颂不已。献俘开封，官升枢密使。平定江南是曹彬一生最得意之战，然而此战是以强对弱，在南唐国势日颓之时，曹彬率十万大军，却打了一年多才把江南平定，尤其是围困首府金陵近十个月，才得以攻破。可以说治军不严，姑息太过，致使战争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主帅难辞其咎。

第三次是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至五月的平定北汉之役。宋初，曹彬曾经在他将麾下几次率军与北汉作战，取得过一些小胜。开宝二年(969)随太祖进攻太原，战败而回。此次是随太宗出征，虽然攻灭了北汉，但曹彬在其中并没有指挥战斗，自然也没有什么谋略和战绩可言。接着太宗乘胜北伐，结果与辽军高梁河一战，大败而回。

第四次是雍熙三年(986)正月至七月的北征攻辽战役。此战，曹彬统率约二十万人马为东路主力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向辽南京(幽州，今北京)进发。开局颇为顺利，曹彬率军很快攻占了歧沟关(今河北)和涿州(今属河北)等地。三月与辽军相持在涿水以北，十余天后，终因粮草不济，只得放弃前所攻占之地，退回雄州以便就粮。太宗得知消息后，认为指挥失策，令他与东路军副帅米信的军队集结，养精蓄锐，等待战机。此时，中、西路军捷报频传，东路军为了争回北征主力的面子，再度向涿州进发。因辽军以轻骑不断偷袭，曹彬命军队排成方阵行进，一边行军。一边在两边挖掘壕堑，以防敌骑侵袭。然而此举，使将士们疲惫不堪，从雄州到涿州百余里路，竟走了二十多天。大军到达涿州，发现辽国大军已埋伏于涿州东北，曹彬连忙决定撤退，而辽军精锐开始了全力追击。

五月，宋、辽主力激战于歧沟关。宋军逐渐被辽军包围，宋军只得以粮车环绕自卫，实成关门打狗之势。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围，渡拒马河时，遭到辽军袭击，溺死者不可胜计。曹彬率军溃退至易州(今河北易县)，驻营沙河。听说追兵又至，宋军如惊弓之鸟，争过沙河，又死者过半，河水为之不流。残余宋军向高阳(今属河北)溃逃，又被辽军追上，一阵砍杀，死者数万，丢弃的兵甲高如山丘。至此，宋军主力伤亡惨重。损失十余万之众，导致全线崩溃，雍熙北征以惨败告终。这次战败使宋朝北部边防极大削弱，辽军乘胜南下，河朔震动。时议认为，北征输得如此惨烈，主要是将帅疏于韬略，指挥无方所致，其中曹彬之无能最为明显，不堪为帅，实为庸将。

总之，曹彬作为大将，既无指挥才能。也无神机韬略，更无出色战绩，往往指挥无方，应敌无谋，最多是一个谨小慎微、奉守军法、有仁人之心的庸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庸将得负盛名呢?其一，曹彬为人值得称道。廉洁俭朴，在其他将帅聚敛成风之时，他却身居陋宅，未尝修广，衣着素袍，安于俭德。出使吴越，不受馈赠。后不得不收，却上交朝廷。居朝俸入，常接济族人，非常难得。宽厚谦恭，心胸较为宽广，喜愠不形于色，对同僚和下属都能友好相处，遇小吏亦以礼，接人待物和气，不言人过，不记人嫌，不以富贵骄人，唯以谦恭自处，还常助人于危难之中。读书好学，每次出征，往往带大批书籍回来，勤奋求知，学识益广，能与朝士清谈终日，鸿儒硕士也常叹不如。这些人品与涵养，是他获得盛名的重要基础。

其二，曹彬后裔在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一直地位显赫。其女儿为真宗嫔妃，其孙女被选为仁宗皇后，英宗时为皇太后，神宗即位，又尊为太皇太后。其长子，官至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其他任节度使、宰执，乃至封王者有多人，其家族名望于北宋时一直隆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士大夫自然多行称誉，在当时官修史书中，更是不吝褒奖。曹彬名声之鹊起，且久负盛誉之情况，可以想见。

其三，朝廷的推崇。宋朝皇帝的御将之道是不求其善战，必求其忠诚，以巩固赵氏江山。对能征善战、多有才干的将帅反而常常猜忌、防范，以尽力减除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由是，崇文抑武、压低武将的地位，用将但求忠诚循谨，不求有勇有谋，这些都成为大宋王朝的祖传家法。而曹彬为将忠实驯良，谨小慎微，这正是统治者最看中的优点，抬其为宋代第一良将，作为武臣的表率，完全符合最高当局的意愿。所以曹彬这样的庸将得以久负盛名，正是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我们看到，宋代真正可以称为名将的北宋狄青，遭猜忌而死；南宋岳飞遭构陷被害；南宋余玠，遭怀疑暴卒……名将都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是宋代统治者容不得善战名将的铁证。其结果，必然导致军政之不修，兵势之不振，武力之积弱，而屡战屡败，宋室由一统江山，至南宋偏安一隅，最后被蒙古军铲灭，这也叫自食其果吧。

上述主要是张其凡先生的一家之言，却也言之有据，论之成理。不过曹彬之久负盛名，主要还是在赞扬他严肃军纪，不滥杀无辜方面，尤其是江南一役，使城市与民众免遭战争洗劫之功，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称誉的。从这方面讲，他也有良将的成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