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失踪的李顺
这么大的一场民变，擒获其党酋，押送到凤翔，而不押送到京师正法，这个可能吗？城破之际，确实抓获李顺了吗？如果没有抓获李顺，他是如何逃脱的？谁在广州抓获了他？李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大蜀国”年号“应运”
李顺这边，却越做越大。
李顺仗恃着“孟昶遗孤”或“李冰神子”或“灌口二郎神巴蜀代言人”等多重混乱而又神秘的身份，成功地鸠集起越来越多的蜀民，其中不少人是“旁户”，也即被豪民所役使的各类无土地寄身的佃户。
李顺很可能在王小波死后，组织了一场祭奠仪式，祭奠中，应该有对“灌口二郎神”或“李冰之位”或“孟昶之位”的喃喃自语，其中祭奠“灌口二郎神”的可能性非常大。一百多年后，宋徽宗时的江少虞有《皇朝事实类苑》一书，记录了宋仁宗时期的官员程琳知益州的故实，说蜀州有大胆不逞之徒，聚集恶少百余人，立“灌口二郎神”像，自己私立官号，恶少则穿上士卒服装，吹拉弹唱，每天就是杀牛宰羊聚会。程琳知道后，将这批人抓住正法，并且说：“李顺由此而起，今锄其根本，且使蜀中数十年无恙。”在这类地方神崇拜中，李顺获得先手。他可能借此打出了恢复后蜀孟昶世家的旗号。据说他甚至恢复原来的姓氏“孟”，而不再姓“李”。
当初，有个右谏议大夫名叫许骧，王小波变乱之前，他曾经知成都府。等到任期满回朝复命，他专门跟太宗说：“蜀土久安，那里的住民容易流窜滋扰。希望朝廷能选择忠厚者为地方长吏，这样才可能镇抚地方。”当时代替许骧的是吴元载，但此人特别喜欢苛察，民间如果有流犯，哪怕是细小的罪过也不放过，甚至禁止民间游乐宴饮，所以当地人都有了怨声。王小波就在这个背景下起事了。而吴元载解决不了王小波的问题，于是朝廷又派东上阁门使郭载来知成都。
郭载来到四川梓州的时候，李顺已经开始往成都挺进。有相师看到郭载后，对他说：“成都必陷！公前往，必定受祸。如果能在梓州少住几天，这祸可免。”不料郭载闻言大怒，答道：
“天子诏我领方面，阽危之际，岂敢迁延？”天子下诏让我管理一个大州，现在正是生死存亡之际，我岂敢逗留不前！
于是急往成都而行。
李顺带着“灌口二郎神”的信服者，浩浩荡荡数万之众，攻打成都几天，将西城门都烧了，但还是没有得手，又去攻打附近的汉州等地，连着攻克两座州城。郭载进入成都后，李顺又率众回马再攻，攻势更急。不久，城陷。
郭载与转运使樊知古带领余众，斩关而出，退保梓州。
李顺入据成都，当天建立“大蜀国”，自称“大蜀王”，年号“应运”。同时派出兵马四处侵掠地盘，北面一直到剑门关，南面一直到巫峡，所有的郡邑县城都被劫掠，受害。李顺“建国”成功。
剑门固守有惊无险
淳化五年（994）二月，太宗听到成都沦陷的消息，很是不安。他召集宰相说：“岂料贼寇的势力如此猖獗！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我不能忍受巴蜀之臣民陷于涂炭之中。朕当部署兵马，早晚讨平它！”于是，安排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兵前往戡乱。给他的权力范围很大，管内诸州的囚犯，除了十恶及贪赃罪，都可以“便宜处置”；军事上的事情，王继恩自作决定，不必上奏等待回复。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等并为峡路（治所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辖境为川北诸州郡）随军转运使；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渭为陕府至西川随军转运使；马步军都军头、勤州刺史张杲等率兵直赴剑门；崇义使尹元，由峡路进兵；所有诸部，都受王继恩节制。
这阵势，俨然是一场大战的规模。太宗已经不敢掉以轻心。
李顺取剑门，战略对头，但可惜动手晚了些。剑门乃是中原通往巴蜀的陆路要道，剑门一开，成都就失去了陆路天险；守住剑门，则与中原阻隔。李顺要做“大蜀王”，自应先断剑门，阻遏中原进军围剿；但他着急先下成都，再取剑门，时间的转换中，失了先机。
李顺派遣变民数千人，北上仰攻剑门。但剑门的疲兵不过百来人，太宗自以为太平天下，地方不宜驻守太多武装力量，所以，各州郡没有多少战斗兵员。守在剑门的是都监上官正。他激励士卒，要与乱民死战。他知道这百来号人登上城楼也没有可能固守，干脆打开城门列阵迎敌。这几乎就是送死的节奏，但巧的是，被李顺攻破成都后的大宋败军，有一部分在成都监军供奉官宿翰带领下，奔剑门来了。于是上官正与宿翰合兵一处，共同迎敌。一战，大破李顺兵，几乎斩杀干净，只剩下三百来人，跑回了成都。
此一役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朝廷正在担心栈道危险，剑门固守，连通栈道，中原入蜀有路，于是王师长驱而至。太宗闻信，很高兴，当即提拔上官正为剑门兵马部署，剑门关司令；宿翰则拜为昭州刺史。昭州在广西，这是“遥领”，不是实封，但可以享受刺史待遇。而李顺则因为剑门一败，露出了小家子气象。跑回成都的三百败兵，让“大蜀国”的将士有了惊慌，李顺认为这些人“惊众”，将他们全部斩杀于成都东门外。这就让人们对这位渴血的“大蜀王”有了寒心，部下不免人人胆寒。
王继恩还在路上，但宋师前军已经陆续进入川东。王继恩发出告示：大兵所到之处，遇到贼党敢于抗拒，即当诛杀；如果不是同恶犯，是偶尔胁从，又能归顺者，可以释放。
王继恩从栈道进入剑州后，从外围几个要塞扫清了李顺的据点，斩首五百级。又在南下追逐中，破敌于柳池驿，斩首一千六百级。
峡路也传来战报，击溃李顺变民三千人，斩首三百级。
到了五月夏季，王继恩已经连克绵州、阆州、巴州，斩杀万余人。随即包围了成都。李顺正在城里征兵，按计划，所有征调上来的“大蜀国”士兵，一律“黥面”，也即脸上赐字作为标记。但还没有来得及干这个活儿，成都已经被攻破，十几万变民没有抵挡住宋师攻势，被斩杀三万余众，缴获无数。王继恩给朝廷的报表有言：“斩获贼首李顺首级。”按此说法，李顺被杀。
“李顺之变”中，诸州被攻破不少，但梓州是一个例外。
知梓州的张雍功劳不小。
张雍守梓州
梓州距离青城三百多里，王小波作乱之初，张雍得到消息，有了准备。他在梓州开始训练士卒，得到城中兵三千人，又招募千人，用来守城。又派出推官盛梁到朝廷去搬援兵，将附近辖境绵州的金帛转运到梓州，充实库存。安排推官陈世卿治理作战工具，掌书记施谓、榷盐院判官谢涛砍伐山上树木做箭杆，熔化铜钟为箭镞，撕扭布帛为绳索，备好各类守御器械。
张雍战备中，已经听说变民攻克了附近的永康军和数个州郡，不久成都也被李顺所围。川中十二州都巡检使卢斌率六百人抵达成都救援，斗战一个来月，杀数万人，但到了第二年，成都没有保住，卢斌退回梓州，又集合十州之兵来攻取成都，没有成功。张雍就委任他为本州监军。当时正赶上江水泛滥，将梓州外围的子城堕毁。卢斌动员鼓舞州民，第二天，“畚锸大集”，簸箕、铁锨来了很多，从城西大壕沟开始深挖城堑，达数丈深。然后又开决西河的水，注入城壕，成为环城的深沟。
很快，李顺派出一位大将相里贵率众十数万来围梓州。
张雍与监军卢斌登上城堞俯瞰，但见变民来的兵众，呈现出老弱疲惫之态，连个铠甲都没有。卢斌笑着请求开北门“击之”。张雍说：“不可。贼人说不准是在故意示弱，设计窥伺我等。现在城中吏民人心未定，万一我们出城，被城内奸细所乘，那就堕入他的奸计啦！现在出击，不是良策。”话音未落，城楼上果然就有士卒据守在城门楼子间“呼啸”，与相里贵里应外合，似乎要引敌入城。张雍急忙派出骁勇将内奸砍杀肃清。
相里贵推出了高大的攻城战车，上设天梯、塔楼，又有火具。十万变民在城外昼夜鼓噪，攻城形势越来越猛。城中有了恐慌。张雍制作了抛石机，从城内向外连续发炮，大石数枚砸中敌人攻城战车。又命善射者向敌众发射带火的箭镞，在敌阵中造成了一片混乱，敌众稍退。
变民又在城西部署攻城战具。张雍假作不在意，对士兵高喊：“将士们都将装备置齐，我将开东门与敌人决一死战！”说着，还开始安排步骑五百人，向东门开拔。相里贵有瞭望哨在附近牛头山，可以看到城内动静，就以为张雍果然要出东门，于是迅疾调拨城西兵众往城东。张雍看看敌众西城守备空虚，就派出敢死之士百余人，带上硫黄火油，从城中顺着绳子爬下，将敌人的攻城战具全部焚烧。从中午到黄昏，燃烧了两个多时辰（四个多小时）。
变民几次攻城，都被击退。忽然有一天，北风起，一时间天昏地暗。相里贵认为时机已到，于是顺风纵火，急攻北门。张雍与卢斌领兵据守，站立在矢石之间，固守不动，敌人无法进入。城上也以箭矢回应。史称“贼为之少却”，敌人因此而稍稍退却。
推官陈世卿射箭很棒，被张雍安排独当一面。他像个狙击手一样，一个个，点对点，亲手射杀敌众数百人。敌人攻城很急的时候，他的幕僚都开始图谋如何自保。陈世卿慷慨陈词：“食君禄，当身死报国，奈何欲避难他图耶？”随后他对张雍说：“这样一群胆小怯懦之辈，留在城里，只能妖言惑众，动摇人心。不如将他们都派出城去，让他们去请求救援。”张雍答应了。
就这样，张雍、卢斌、陈世卿等人，随机设备，守城八十余日。
王继恩攻占成都后，派遣大将来支援梓州，相里贵溃散而去。
日前，宋师雷有终一部由峡路入蜀，调兵遣将，筹集粮草，规划战事，井井有条。宋师行进在峡路山中时，遇盗，格斗而进。山中无水，遇雨，将士将头盔取下，接水而饮。一路行进一路战斗。
到达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屯扎时，一面临江，三面树立栅栏。正赶上当晚有雨，李顺部下来袭，鼓噪举火，宋师有了恐慌，但雷有终已经部署停当，安坐帐中，随从给他梳理头发，“气貌自若”，气态、形貌很自然、安定。等到敌众合围之后，雷有终引一队精兵从间道出现在敌后，与营中将士合击之。变民大为惊扰，投入水中、火中而死者，不计其数。
有诏拜为右谏议大夫，知益州。雷有终上任时，成都已破，但流寇还在。他路过简州，寓居在佛寺中，但看形势，估计贼人必然到来，就命令左右将大门关上，召当院人严加警备。天才黑，他与随从悄悄走出，从间道走脱。果然，变民黑压压一片，将寺庙围了好几重，等到破门而入，只有一个打更的老人在。
雷有终机敏善断，大宋人物！
父死于忠，子死于孝
王继恩虽然占据了成都，但是城外十几里，还有“贼党”占据。“大蜀国”的元帅张馀，成为继王小波、李顺之后的变民领袖。他啸聚万余众，连着攻克川中八个州郡。
攻取开州（今重庆开县）时，监军秦传序与敌战不胜，投火而死。张馀初到时，秦传序督促士卒与敌斗战，寡不敌众，很多长吏都投奔了张馀。有人也劝他赶紧投降，以免遭遇不测。秦传序对士卒说：“尽死节以守郡城，吾之职也，安可苟免乎！”尽忠臣死节来守卫郡城，这是我的军人职责，哪里可以期求侥幸免祸呢！城中用度不足，粮食很少，秦传序就将自己上任来开州随身带的行囊，以及行囊中的服饰文玩，拿出来买酒买肉，犒赏士卒并鼓励他们。众人都感动得哭了，于是奋力抵抗张馀。但张馀的势力太大，眼看城破，秦传序制作了蜡丸帛书，派人间道送往京师，帛书有言：“臣尽死力战，誓不降贼。”城破，秦传序赴火而死。
秦传序家在荆湖，儿子秦奭闻讯后，逆流而上，寻找父亲的尸体，那哪里找得到。最后在水中溺死。人们对父子之死甚为哀悯，认为“父死于忠，子死于孝”。太宗抚恤秦传序一家很优厚。
与世无争崔遵度
张馀攻忠州（今四川忠县），知州崔遵度乃是一介文弱书生，大宋著名的古琴家。他带领全城甲士百余人，背城而战。张馀部众顺利翻过城堞。崔遵度一跃冲入江中，拟自杀。但被州兵救起。
史称崔遵度是一个“淳澹清素，于势利泊如也”的人，性情淳和、淡泊、清介、朴素，对权势和利益看得很轻，很不在意。他曾经作为太宗的“右史”，记录太宗之言。十余年间，他总是静静地躲在大殿楹柱的后面，自我屏蔽，不要太宗看到他。史称“恬晦”，恬淡而又自我韬晦。他与世无争，口不言是非，寓所很狭小，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在有限的居住之地开辟一个小阁院，种上几株绿竹。退朝后，就默默地坐在绿竹之下，鼓琴，独酌，在俗世难于理解的静谧中，享受琴趣。这境界，在崔遵度那里，即使是给他个“南面王”，也不会换。他似乎很少与人交游，落落寡合。他的兴趣鼓琴之外就是读《易》。他曾有言：“意有疑，则弹琴辨其数，筮《易》观其象，无不究也。”这意思是，如果与人交往有不明之处，就回到小阁弹琴，来分辨其中的阴阳运数，或用《周易》来卜筮所成之象。显然，这是求得理解世界的一种神秘办法。
这样一个与世无争，在自家世界中徜徉终生的人物，不是张馀的对手。
张馀得到大宋投降的士卒，又攻陷了几座州郡，更为自信，势力也更为强盛，于是率众十万，乘胜攻夔州，应有“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壮观。张馀在李顺败后，实力不减。
夔州在瞿塘峡口，地势雄峻，形势险要，堪称川东第一军事重镇。扼守夔州，即可在水路西控巴蜀，东瞰中原。渝、川、陕、鄂，欲有军政作为，此地实乃兵家必争之地。而张馀，恰恰就是欲有军政作为的一代雄杰。
故夔州在所必争。
夔州危急！
屠杀
此前，太宗赵炅了解到川中形势后，派出了大将白继赟为峡路都大巡检，总巡视官，统领精兵数千人，昼夜兼行，赶往成都。作战任务是，协助王继恩平定川蜀之乱。巧的是，增援队伍到达夔州时，正赶上张馀来袭。于是白继赟与夔州巡检使解守颐有了默契，二人城里城外同时发动总攻，夹击张馀。
张馀的雄心在此地第一次受挫。腹背受敌中，他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大败，被斩首两万级。史称“流骸塞川而下，水为之赤”，尸体漂浮顺流而下，江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这是一场屠杀。
站在时光的后面，我看到两万殇魂在宽阔的长江之上，遥远地浮荡，有了书生气十足的伤感。我甚至胡思乱想，假如我是赵炅，假如我是张馀，假如我是白继赟，是不是可以免去这一场屠杀？我没有找出可以免去屠杀的可能。大宋太宗赵炅先生，必定要维护大宋帝国；大蜀元帅张馀先生，必定要破毁大宋帝国；而白继赟必定要放出辣手，杀戮破毁者。当夔州危急时，各自都已经没有选择。吾土吾民，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就在致力于“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圣贤之完整气象在此。而这种理念、这种气象，必定是以天地之大德为形而上背景的。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间最大的道德是——敬畏生命。所以《周易》要说：“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生生之谓易。”所以《尚书》要说：“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所以《论语》要说：“焉用杀！”所以《孟子》要说：“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当吾土吾民种种杀戮连绵不绝时，我与时下“制度论”者的不同思考是：是什么样的邪僻力量在阻遏“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在妖魔化传统圣贤？优良“制度”并不能免去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也不能免去杀戮一样。但优良“制度”从不演绎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从不演绎杀戮一样。因此，“制度”与“圣贤”都不是杀戮之因。那种将历史上的杀戮推给“制度”或“圣贤”的意见，逻辑上都是荒谬而又浑浊的。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与罗马制度或奥斯曼制度无关，他们的制度并没有规定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也与西方历史上的圣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无关，西贤也从未有过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的理性推演。吾土吾民历史上的杀戮，也与“制度”或“圣贤”无关。杀戮，犹如历史若干重大事件一样，它的呈现，是“偶然”的，是此前多种力量“耦合”的结果。预见杀戮，并同时推演杀戮，太过于邪恶。白继赟、赵炅与张馀，都没有事先即可预知“杀戮两万人”，并推动“杀戮两万人”的理性动因。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在已经预知杀戮人数时，启动杀戮机器，那就是纳粹以及其他极权主义魔鬼。
蜀民两万，殇魂飘散，走入虚空，白继赟立功。
当他将杀戮报告，包括“夺得舟千余艘，甲铠数万计”，汇报给朝廷时，他得到了嘉奖。
但太宗网开一面，下诏言“两川军民被李顺胁众诖误者一切不问”，整个巴蜀，在“李顺之变”中，被李顺借着神秘力量欺骗而趁起的军民，一概不追究、不拿问。当“群盗”溃散，纷纷走入山泽自保时，太宗又下诏，要各州“招诱”，并“倍加安抚”。太宗，为这一场共同体之间的杀戮注入了一丝温情亮色。
查道戴枷督税
太宗一直坚持“招抚”政策。
巴蜀乱后，太宗曾派出使者，访问川、峡诸州的治理地方合格优秀的人物，当时就有知夔州袁逢吉、知忠州邵烨、知云安军薛颜、知遂州李虚己、通判查道等七人以“称职”上报朝廷，太宗都分别给了他们诏书奖谕。
内中一个通判查道，是过去南唐名臣查文徽的孙子。他做了太宗朝进士，在一个县城做尉官时，收入低，但性情廉介，与妻子甘苦与共，采集野菜与杂米煮粥“疗饥”而已。当地要办理地方租税，几个县吏不得力，被州官招到州郡，上了木枷，让他们回去。其他的县官在回去后，将木枷脱掉，只有他还戴着，而且还戴木枷下乡督税。乡里富民试图贿赂他，以酒肉招待，他不吃，还杖责富民。于是其他民众看到，就很惊讶，于是将拖欠的租税缴足。
转运使樊宗古知道他的节操德行，就打算向朝廷推荐。查道推辞，要求举荐主簿叶齐。樊宗古说：“我也不认识叶齐啊！”查道就说：“公如果不推荐叶齐，我查道也不愿意被公所推荐。”樊宗古不得已，同时推荐了两个人。查道被改为光禄寺丞、直史馆。
不久，查道从遂州调动到果州（今属四川南充）做知州，正赶上蜀中民变基本平定后的零星反抗。有个变民首领何彦忠集结了二百余众，在果州一个叫大木槽的地方，打家劫舍。诏书招抚没有成功，于是地方都请求发兵平定。查道说：“彼惧罪，欲延数刻命耳，其党岂无诖误邪？”他们不过是害怕治罪，打算延缓几天的活命罢了。其中能没有被欺误、胁迫的人吗？于是，他换了普通衣服，一匹马，几个仆人，不带兵器，直接到了变民的驻地，将太宗的诏令陈说一遍，并耐心讲解了大宋的宽大政策。有人认识他，就说：“这是咱们的郡守啊，他可不是害我们的人啊！”于是纷纷放下兵器，跪在地上请罪。查道给他们每人都发了赦免的证书，让他们回家去种地。
查道将此事通过驿站报到朝廷。太宗很高兴，史称“赐诏书奖谕”，颁赐诏书，奖励慰勉了查道。
张馀逃脱，拒绝大宋“招诱”，继续组织力量与大宋对抗。
李顺其余各部也大多拒绝了大宋的“招诱”，两川多个州郡，还在战火中。
变民余部数千人来攻取施州。在知州李鹏的指挥下，施州指挥使黄希逊的儿子黄文卓、黄文范、黄文战，以及兵马使黄延霸，率领城中丁男只有百余人，大多手持木棍，打开城门与敌众搏击，居然擒获百余人，余众大多被赶往江水之中溺死。
又一队变民约数万人来袭取广安军，被峡路雷有终行营击破，斩首五千级，生擒三十人。接着，雷有终又派出主力，在嘉陵江口杀获两万余众。再回师，在合州与宋师友邻会合，破敌万余人，斩首五十级。几天后，雷有终进入成都。这期间，各州郡小股敌军时聚时散，但大多被宋师平定。
王继恩谁都对不起
平蜀，王继恩立功。
王继恩是四朝宦官，服务于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他还有一位张姓的养父。但这五个人，他谁都对不起。
后周时，他以张姓之子张德钧的身份，阉割后进入后宫，服侍大帝柴荣。赵匡胤践祚后，他又成为赵氏宫禁的宦官。江山易色，他没有任何表示，直接投靠新主，对不起故主周世宗。
太祖时，他成为宦官班首，第一大太监。但在太祖死后，皇后要他去找皇子，他却去找皇弟。于是，太宗即位。他让太祖一系在整个北宋期间，与帝位无缘，对不起故主赵匡胤。
太宗时，他升官发财，带兵打仗，获得生命中最高荣誉和成就。但太宗已经定下传位于赵元侃也即宋真宗，他却试图改变这个格局，密谋拥立已经“疯癫”的赵元佐（一说要拥立太祖的孙子赵惟吉），对不起故主赵炅也即赵光义。
真宗时，知道他试图变更继承人，开始并没有给他治罪，但他不思悔改，继续与同伙结党营私，露泄宫中隐秘之事。真宗这才将他发配外地。他也对不起宽宏大量的新主宋真宗。
养父张氏好歹将他抚养成人，到了太祖时代，他做了“内侍行首”，也即大内总管，要求回复本宗，不再姓张，改姓王，对不起养父。
王小波李顺之变，他带领大军入蜀，平定乱局，有功。
太宗之所以肯于让一个宦官带兵，还是对他有信任。他拥立太宗即位，这是一件泼天大事，也证明此人确有某种决断能力，为太宗所赞赏。此前，王继恩也曾在太祖麾下平定江南等战事中表现不俗，所以，太宗继续起用他参与军事行动。王继恩也渐渐开始“恃宠”而“生骄”。
后宫与宦官不得干政
从汉代以来，中国帝制政制就有一条经验教训：后宫及宦官不得干政。这类人最接近君主，一旦干政，往往可以左右政局。又因为这类人所有的政制干预，并没有经由宰辅廷臣的议事，甚至故意绕开宰辅廷臣，这就往往要诉诸非光明手段，构成一种与“天下为公”政治根本总诉求完全背离的程序不公——而程序不公，往往即导致事实不公。政局由不公而生紊乱，由紊乱而生变乱，由变乱而生权力非正常更迭，于是，皇室内部杀戮，以及由外部权臣以平定皇室杀戮而展开的杀戮，屡见不鲜。而杀戮中改朝换代的所谓“兴亡”，没有例外地将殃及民生。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原因种种，其中直接原因，往往多因后宫与宦官干政而起。不讨论后宫与宦官干政的政治发生原理，从已经看到的历史演绎而言，这是一个经验事实。
所以，历来比较明智的君王与大臣，往往都要为之设防。
王继恩曾推荐文人潘阆做官。太宗开始答应了他。但潘阆得官后，很快流露了他的“倾险”，也即用心“险恶”的特点。他曾多次劝王继恩要太宗“立储”，册立太子。那时候，太宗还没有正式册立儿子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为太子，但赵元侃名望已经很高。潘阆对王继恩说：“南衙自谓当立，立之将不德我。即议所立，宜立诸王之不当立者。”南衙，指的就是赵元侃。潘阆的意思是：如果赵元侃当了皇上，因为没有“我们”的拥立之功，所以不会感谢“我们”。要想让未来的皇上感谢“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要在诸王之中拥立一个没有希望当皇上的人，如此，则“我们”才有拥立之功。这一番话，说得王继恩迷迷糊糊，认为大有道理。然后他弄明白了这个“买卖”的意思，开始有了册立东宫的进言。史称“继恩入其说，颇惑太宗”，王继恩讲述了一番拥立某位亲王的道理，弄得太宗很有点迷惑。
太宗也许约略听到了潘阆的狂悖，也许没有听到；但就在他答应王继恩给潘阆官做的时刻，应该是想起了“后宫及宦官不得干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他没有贬黜王继恩，但将任命潘阆的诏书追了回来。这就等于做了一个姿态给王继恩看：你，不得干政。
宣徽使与宣政使
平定“李顺之变”后，王继恩作为招安使，前线总司令，当时朝廷讨论封赏时，中书宰辅和诸臣，都认为他有功，议论给他一个宣徽使来做。宣徽使，是宣徽院的主任；宣徽院掌管内侍户籍，略相当于中央机关人事局长；又掌管祭祀大典，略相当于文化部长；还掌朝廷会议、宴会等，略相当于中直机关办公室主任。这个职务由来已久，唐、五代就有设置，一般还就由宦官充任。但太宗觉得王继恩做这个不合适，他说：
“朕读前代史书，不欲令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止可授以他官。”
他认为这个职务很容易走上“执政”，所以不同意。但可以给他一个别的官职来做。
但宰辅认为王继恩平蜀功高，不这样封赏，不符合封赏的规章制度。太宗发火，深深地责备了一通大臣。然后命学士张洎、钱若水议论如何处理。最后议定专门设立一个“宣政使”给王继恩；与此同时还设立了“昭宣使”，都是宦官中的高级品阶，正六品，但“宣政使”班序在“昭宣使”之上。另外给王继恩一个“遥领”防御使。
至道二年（996）春，又有布衣韩拱辰到朝廷上言，认为“继恩有平贼大功，当秉机务，今止得防御使，赏甚薄，无以慰中外之望”。“秉机务”，就是要执政。太宗闻言大怒，认为这位韩拱辰先生“惑众”，将他“杖脊黥面配崖州”。
大臣和庶民要求封赏王继恩，都有“上怒”，太宗大怒的记载。浏览太宗一朝，看他回应言事臣庶，很少发怒的记载。这事发怒，有意味。
太宗一如既往地保留了“曲突徙薪”的智慧，这就消弭了“焦头烂额”的可能。宋人吕中评论王继恩平蜀事，颇精彩：
莫难于除盗，尤莫难于盗已去之后。故既命继恩以讨之，复命张咏以抚之，始威终惠，两得之矣。抑继恩宦者，使之掌兵，得无陷李唐之弊政耶？然继恩虽有功而不敢骄，虽不与宣徽而不敢怨，太宗盖有以处之也。其与童贯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无以制之之道异矣。使当时不知所以制之，愚恐无夷狄之骄，亦必有宦官之祸矣。
平蜀之事，没有比扫除盗匪更难的了；但是更难的是扫除盗匪之后。所以太宗开始命王继恩征讨盗匪，后又命张咏抚慰川中，开始于凌厉之兵威，终结于和惠之仁政，两个方面都有成果。但王继恩是个宦者，要他掌兵，难道不会陷入唐代那样的宦者掌兵左右天下局势的弊端吗？但是考察下来，王继恩虽然有功，但不敢如唐代那些宦官似的，对上傲慢；虽然不给他“宣徽使”的职官，但他不敢发牢骚。太宗一定是有办法处理这事的，太宗的办法与后来徽宗时，童贯手握重兵在外，而朝廷没有办法驾驭他，完全不同。假使太宗当时不知道如何统御王继恩这样的宦官，恐怕即使没有夷狄的骄狂扰华，也必有宦官的骄狂祸华了。
追回任命潘阆的诏书，就是制御宦官干政的办法。后来又派出另外一个大内宦官卫绍钦前往川中与王继恩“共同带兵”，等于在分权。更在川中大致平定后，立即任命张咏治蜀，而不任命王继恩治蜀。川中撤兵前，又派出张鉴、冯守规带着空白诏书，分掌原属于王继恩的临时任命权。有功之后，不授他执政之始的宣徽使，而另外特设一个“宣政使”职官；“防御使”的军职也只是遥领，而非实际差遣，凡此种种，都是太宗“曲突徙薪”，有意处置之道。王继恩之所以没有成为童贯，原因在此。
有人认为“宣徽使”“宣政使”不过一字之差，太宗在此玩弄了一个文字游戏，实质差不多。这个意见没有弄懂太宗此举事实上含有控驭之道。“宣徽使”由来已久，职权相应，其权，联系宫禁与中书最为便捷；而“宣政使”则是临时设置，有职无权，若无具体“差遣”，等于无事可干，很大程度上属于荣誉职称。看上去与“宣徽使”是一字之差，但就是这一字之差，其“名”不同，其“器”也不同。“宣政使”不见于宋之前，玩笑一点说，犹如“弼马温”不见于各类职官表，因此这属于不承认宦官进入大宋传统职务的一种权宜性设计。
王继恩在蜀，手握重兵，到处摆威风。宴饮取乐之外，每次出行，前呼后拥倒也罢了，还要奏乐。他爱下棋，还备有专人负责带着棋盘棋子。所以上行下效，侍从们也一个个威风凛凛，恣意作恶。平叛的官军，成为害民的兵匪。
所以王继恩平蜀，有功，也有罪。
陷名将马知节于死地
王继恩在川中，还有一大劣迹，挤对名将马知节。
马知节有父风，他的父亲马全义在太祖一朝作战勇猛，马知节更有全局观念。有一年，他知定远军（今属河北东光县），当时有议论，定远军储粮多有霉变，因此要调发河南十三个州的民夫转运粮饷，河北转运使樊知古负责此事。当二人商讨此事时，马知节提出：
“定远军兵士不多，但粮食还不少，将腐烂变质的部分簸筛干净后，估计还能得到十之六七。”
樊知古接纳了他的意见，果然获得可食用的粮粟五十万斛，于是分发给各个要塞，省去了河南十三州的一场转运。
马知节执法也严。
当时有辖境庶民，多走入要塞，躲避契丹入寇。但他的部下有人偷盗妇女首饰，被军中护军也即指挥官发现，鞭笞一顿。马知节知道后，认为此刑过轻。他说：“民避外患而来，反罹内寇，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庶民躲避外患而来，不想到却遭遇内部盗匪！如果这个可以宽恕，那怎么让下属严肃军纪？当即命令执行军法，斩首。
在川中平叛时，王继恩很是傲慢、托大，喜欢要人逢迎他。但马知节不买账，不愿意讨好他。王继恩于是就有了故意陷害的举动。
他命令马知节去守彭州，只给他老弱兵卒三百人，原来属于马知节调遣的精兵都调回成都。马知节知道彭州是李顺党羽一定要攻取的要害之地，多次请求增兵，王继恩根本不听。结果变民来了十万人攻取彭州。马知节带着羸弱之兵与敌人奋力拼战，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士卒很多人都已经战死。马知节长叹道：“死在贼人之手，不是壮士啊！”于是“横槊溃围出”，挥舞着长槊冲破重围出来。直到第二天，才引来援兵，再次呐喊着冲入敌阵，敌人败退而去。
太宗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叹息道：“贼众我寡，知节不易当也！”敌人多而我兵少，马知节这仗打得不容易！
地方官与社稷臣
蜀地变乱基本平定后，小股乱民还在四处流窜。王继恩不能服众，如何“治蜀”，对太宗构成挑战。
参知政事苏易简曾经推荐张咏，认为他可以管理四川。
这时张咏已被太宗留意，准备大用。
到了淳化五年（994）九月，时任枢密院直学士、虞部郎中的张咏，受命知益州。益州，就是指川蜀全境，其治所在成都。临行前，太宗嘱咐他说：
“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
要求他主要关注民生，这方面，可以自由裁量，随机决断。这是给他相当大的地方治理权限。
他来到地方，很快展现了不仅仅是“地方官”，而是“社稷臣”的军政治理洞察力。
他在路上看到从陕西发往四川的民夫运粮队伍络绎不绝，这正是峡路转运使要干的活儿。他也知道入蜀的道路有多么艰难。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问粮草。他得到的数据是：城中屯兵三万余人，而粮草不足半个月支用。于是他开始访问民间，知道当地盐价腾贵，而蜀中士庶特别希望能得到廉价盐。恰好府中还有不少历年集聚的食盐，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
降低盐价，但士庶要用粮食作价兑换。
士民大为高兴，于是家家都肩挑人扛，牛拖车运，拿米来换盐。不到一个月，得到粮米数十万斛。军士也高兴，喜欢地说道：“以前吃的大米，大多杂有糠土，很难下咽；现在每一顿饭食都很精美。这个老家伙真是善于干国家大事的人！”张咏闻言，也高兴，说道：“从此以后，我的命令可以在益州执行啦！”
当时成都四邻还有很多变民的营垒，王继恩要求成都白天也要关闭城门，以防奸细进入。但城门关闭之后，内外交通也断绝，外面的物资很难自由进入，城里的物资也很难自由外出。成都，在这一个阶段，就相当于一座孤岛，吏民都感到不便利。
王继恩没有心思“讨贼”，只想乐和一天是一天。张咏虽然不受他调遣，但王继恩也不受张咏调遣，所以张咏一时拿他没有办法。思前想后，张咏采用了特殊斗法。
当时王继恩麾下人吃马嚼，每天都需要大量粮草，马匹需要量尤其大。于是，当他军中的司务长来讨要粮草时，张咏只给他人吃的粮食，马吃的粮草则一律折算成银两支付，至于黑豆杂粮干刍草，一粒一支也没有。王继恩发火，找他说：“国家打仗用的战马，难道能吃铜钱吗？”张咏道：“城中的草料场已经被贼寇焚烧而尽，马料就应该到民间去取。公现在闭城高会，马料从哪儿进出？如果开门讨贼，还愁马儿吃不到粮草吗？——我张咏已经将这个事写好了奏章，准备上奏朝廷了。”
王继恩一听，碰到了厉害家伙，不敢再多说话。
正好赶上另一位大宦官卫绍钦带着诏书来催促，要王继恩继续“讨贼”，平定巴蜀。王继恩这才开始分兵四出。
卫绍钦也是一个狠家伙，在扫荡变民中，辣手迭出，但对迅速平定李顺余党“功勋”不小。
且说王继恩，出兵之后，捉到三十多个“盗贼”，按律，请知州兴狱处理。但张咏与“盗贼”聊天后，要他们回家务农，全部无罪释放。
王继恩大怒。张咏回应他说：“以前，是李顺胁迫民众做贼，今日，我张咏与公一道，化贼为民，哪有什么不可以的啊？”王继恩听了倒也无话可说。
王继恩这位剑南、两川招安使，帐下的亲卒有了劫掠民财的兵匪行为，有人来向知州张咏投诉。张咏得知这些兵匪有人劫掠财富后夜半从城楼垂绳而逃。张咏就派出精明吏卒前往擒拿，并嘱咐吏卒说：“捉到这几个兵匪，就把他们捆了，扔井里，不要带回来。”他不愿意公开此事，与王继恩闹翻。吏卒将这件事情办了，王继恩感到没有丢失面子，所以也没有更多怨恨，而他帐下的亲卒，闻听此事，却吓得咋舌，从此不敢再干抢夺私有财产的勾当。
王继恩分兵“讨贼”之后，张咏计算城中“以盐易粮”，所有积蓄可以支用两年，就上奏请求罢免陕西粮草转运。
如此一来，陕西民力得到宽解。这是太宗非常在意的大事，对诸臣高兴地说：“过去益州每天都请求转发粮草！转发粮草！张咏到了没有几天，就有了两年的储备！这样看，此人什么事办不成？朕从此没有忧虑了！”
虎翼卒谋反
王继恩麾下也有一位宦官高品，名叫王文寿。所谓“高品”就是宦官中有高级职称的人物。此人性急，带着两千禁军中的一支“虎翼卒”到遂州“讨贼”时，督促部下甚为严厉，这就惹恼了“虎翼卒”中的士兵，指挥使张璘察觉到士卒怨气不小，于是有了“做大事”的谋划。当时“大蜀国”元帅张馀还有部众十万左右，势力不算小。张璘认为如果能与张馀合兵一处，灭王继恩，应该不算难，而后就可以占据成都，分兵取益州各个州郡。如此，把断剑门、扼守夔州，川中就别是一个独立邦国。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取这一票富贵，也不枉世上走了一遭。一天晚上，高品王文寿正在高卧，于是，张璘派遣了几位勇悍卒子，“排闼径入”，撞开门，直接进入，就在榻上取了这位高品的首级，送给张璘。当时天色昏黑，张璘还担心这是不是王文寿的脑袋，燃起火炬来辨认。然后说：“是也。”这才放心，于是放心投敌。
张馀此时在嘉州（今属四川乐山），而张璘在遂州（今属四川遂宁），两地相距约五百里。遂州在成都东南一偏，嘉州在成都西南一偏，二地与成都形成一个三角地带。张璘以王文寿头颅做投名状，率麾下五百人投靠张馀，试图借助变民势力再打回遂州，复取成都，慢慢逐鹿巴蜀。王继恩，在他眼里不算什么。
二人合兵后，史称“贼势甚盛”。消息报到朝廷，太宗大怒。下令将五百士卒的妻子儿女全抓起来，甚至动了“诛之”的念头。近臣有人出主意，把军营中这些士卒写往家中的书信全都找出来，让家属写回信给他们，然后派遣使者前往嘉州招抚。士卒们知道家眷平安，一定会重新归附朝廷，并可因此而破贼。于是，照此做去。果然，嘉州士卒中有了动摇，不久，就有骁悍的勇士砍了张璘的脑袋，装在盒子里，送给了王继恩。
王继恩就让这批曾经走过嘉州的“虎翼卒”为向导，从遂宁向嘉州挺进。一路流畅，所过州郡全部平定，前后招降变民近三万人。
其他州郡也在一个个平定中。
在眉州，还擒杀了“大蜀国”的“中书令”吴蕴。
王继恩部下的大将杨琼、宿翰等人，攻城拔寨，战功越来越高。但没有多少人瞧得上西南招安总司令王继恩。他统御军队没有更多方略，因此，下属往往“恃功暴横”，仗恃着有功而暴戾强横。
张咏担心有一天大军还师，万一有士卒弄“阴谋拥戴”那种意外之变，风景不免恐怖。于是给太宗上了一封密奏，请朝廷尽快派心腹近臣“可以弹压王师”的人物，来川中分别屯扎师旅。
张咏的优秀往往体现在这些地方。他思考问题不仅仅是“知益州”职责范围，而是帝国职责范围。他总是在替帝国思考问题。
诏按其罪与封驳诏书
淳化四年（993）九月，王小波已经起事，张咏与向敏中已经被朝廷重用。张咏进为给事中，是秦汉时的职官，历代沿续，但功能略有变化，要旨是“封驳”。五代宋以来，不仅有“给事宫禁，以备顾问”的意思，更隶属于门下省，也即宰辅管理部门，其责任是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对国家政令、所谓“圣旨”有审议封驳的权力，也即皇帝颁下诏敕，大臣上有奏章，给事中如果不同意，有异议，可直接批改或驳还。这是帝制时代职官设计中的圣贤思路，但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人而异。人，因制度而异；制度，亦因人而异；这是历史经验。太宗要张咏做给事中，所有诏令、敕令，都要他与向敏中预先审定，而后颁行。
当月，就有一事要张咏审定。
雍熙北伐失利之后，太宗任命了一批元老做节度使，其中之一是宿将张永德。他在代州做都部署，也即北边前线总司令。这时，有个小校官犯法，张永德鞭笞他，最后导致小校死亡。太宗知道后，“诏按其罪”，下诏，按律法给张永德定罪。但这份诏书到了张咏这里被按下，理由是：“永德方任边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帅，臣恐下有轻上之心。”他担心的是因此会养成士卒更为骄悍的习气。五代以来，不是士卒怕藩镇，而是藩镇怕士卒。谁也无法预知哪里会冒出一个不怕死的士卒，为了一票富贵，铤而走险，杀死主帅，或是拥戴主帅。张咏担心的是这个方向。五代乱世，藩镇割据，种种野蛮风景，长久地让关心帝国前途的人忧心忡忡。太宗总结太祖防患未然的智慧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里说的“事”，主要就是藩镇割据之“事”；这里说的“防”，也主要就是裁制藩镇割据之“防”。大宋帝国三百年，历代帝王都懂这个，成为“赵宋祖宗家法”。而历代“社稷臣”也懂这个，成为“曲突徙薪”的大智者。
从现代法理学考察，太宗“诏按其罪”是符合法制严肃性的；而张咏的意见施行，虽然破坏了法制的严肃性，却赢得了代州边境的平安，也很可能消弭了难言的不测。有意味的是，太宗接纳了他意见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士卒胁迫军侯的事件。这证明张咏的预见是准确的。
如何令军侯守法，又不至于士卒骄悍，这是一种军政紧张。处理这类事，并不容易。各类死守法条，不通权变，而又振振有词的“小清新”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并不适合于责任伦理背景下的军政管理——既不适合古典军政，也不适合现代军政。
空白任免诏书
张咏省略陕西粮草转运，是为帝国减轻国力负担；预防意外之变，是为帝国防患未然。他少时经历过后晋、后汉、后周，对藩镇割据有感觉，读史，更让他懂得藩镇之所以割据的起因。陈桥兵变事后，他更懂得“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种种可能性。不久前，一个职官不大的指挥使张璘，还有逐鹿巴蜀的念头，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军们又当如何？且，巴蜀史上就是一个“天府之国”，一旦割据，剑门、夔州，天险所在，地利所在，进可攻，退可守，比昔日南唐、吴越、北汉更有独立资质。张咏在替帝国谋划长治久安，所谓“社稷臣”，与寻常“循吏”“能吏”的区别在此。
太宗赞同张咏意见。于是命枢密直学士张鉴、西京作坊副使冯守规一道，前往川中。临行前，召二人到后苑，面授方略，大意要他们安排军队调动，不要让骄兵悍将擅自做主。
张鉴知道此行是个苦差，就对太宗说：“益州刚刚收复，军旅之中往往不和。如果忽然听说朝廷使者到了，又替换他们的部队，臣担心他们会有猜疑恐惧。那样将变生不测。请给我们‘安抚’的名义。”
太宗答应了他，甚至还给他们一个特权：可以随时调遣将领，重新任命。
为此，太宗给了他们空白任免诏书，让他们可以根据实际局势，填写被任免人姓名，随机颁布。
张鉴等人到成都后，王继恩不以为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傲慢。他以为朝廷不一定知道他在川中的肆意放纵。他当初拥立太宗，自以为有泼天大功一件，一般人不放在眼里；但他忘记一个人情事实：这个世界，不存在任何值得傲慢的理由，除非面对傲慢。当他傲慢时，他已经被人所轻鄙。
张鉴不动声色，与张咏一道，研究填写空白诏书的任免者名单，根本不向王继恩打招呼。二张一时间成为川中军政主要负责人，所有戍守、作战的派出将军名单，都出自二人之手。而王继恩麾下的使臣，也大多被遣返回京。同时还以太宗诏书的名义，督促王继恩继续“讨贼”。
王继恩这才知道大权已经旁落。
二张更从容施行安抚政策，招诱变民，安定反侧，防患未然，蜀民燥火之气渐消，脑袋可以安稳地靠在枕头上，睡个踏实觉了，史称“蜀民始奠枕矣”。“奠枕”者，安枕也。君王“奠枕”，是忠臣愿景；而庶民“奠枕”，是君王、宰臣的共同愿景。
朝廷做法开始越来越得人心。
大将宿翰从眉州引军向嘉州而来，未战，“大蜀国”嘉州知州王文操献城投降。宿翰入城，晓谕士庶。张馀出城，投奔邛州。
但在邛州，张馀势力已成强弩之末，一战，败北。张馀无所归附，辗转于邛州、嘉州之间，至道元年（995）二月，宿翰擒获张馀，将其正法，首级放入木盒中，送到成都大本营。史称“余党悉平”——但这话并不准确，直到半年多以后，还有变民藏匿山谷之中，据险顽抗，并四处剽掠。
这时已经是至道二年（996）的十一月。太宗令峰州团练使上官正、右谏议大夫雷有终，并为西川招安使，替代王继恩，要王继恩回汴梁。
平定川中，张咏功绩为最高。他主张派遣能臣入川，预防可能的兵变，更属于“拔本塞源”“防微杜渐”“未雨绸缪”“曲突徙薪”“防患于未然”的智者意见。这个意见很可能省略了一场“陈桥兵变”。
乖崖之名，聊以表德
如张齐贤一样，张咏也是一个很有故实的人物。看看他的故实，有助于理解大宋廊庙与江湖的种种生态。
张咏自号“乖崖”，为何起这么个名号？他自己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乖”与“和”为反义，意思就是“不和”，所以有“乖离”“乖戾”之语词。“崖”，本指山崖、悬崖，引申为“傲慢而孤高”之义，汉语语词是“崖岸”。说一个人与他人交往，自以为正确，他人不正确，界限分明，标识高悬，可称“崖岸甚深”。张咏以此为号，就是看到这两种不正常的人性弱点，用以自警。但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还有一种“我就乖！我就崖！”的意思在内。这也是古来富有独立品格的士人自我标榜或自我嘲讽的一种模式，如唐代僧人陈宝通自号“大颠和尚”，明末画家朱耷号“驴屋驴”等。
不过他性情中也确有“乖”“崖”的一面。
他本来就是急性子，脑袋后面还生了个大疮，病重时，常常疼痛难忍，一吃饭，更疼痛加剧。这个病也让他有了“性情乖张”“自立崖岸”的一面。
他知益州时，盛暑吃馄饨，头顶发髻，发髻有发巾，发巾有一带子，从头顶到耳边到下颔处打结系住。打结后，带子两端往往垂下。吃馄饨俯就间，这带子就总是掉到碗里捣乱。张咏不断地用一只手往外捞这带子，烦透了。于是大怒，将发巾一把抓下，直接摁到馄饨碗里，一面说：“但请吃！”
他因为有脑后大疮，自己不愿意跪拜，也不愿意别人给他跪拜。每次有宾客来，典客也即司仪都要预先告诫，不要跪拜。但宾客中有人过于重视这个礼节，以为不可省略。张咏遇到这种情况，要不就跟着对方连拜不已，要不就粗野地劈着两腿大骂不止。
知崇阳县时，他看到农民有到城里买菜的，就将人召来训斥道：“城里居住的人，没有地种菜，买菜倒也罢了；你这个村民都有自己的土田，为何不自己种菜而要费钱来买菜？嗯？”于是上“笞刑”，用竹板子拍打了人一顿后背，放了。这农民也是，从此以后自己种菜吃。据说直到沈括写《梦溪笔谈》时代，当地还把菜园子种的芦菔也即萝卜称为“张知县菜”。
但张咏在“乖崖”之外，也有格外动人的通情达理。
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
他在知益州时，在成都府开府办公，按规定，各级地方官都要“庭参”，也即按礼拜见知州。拜见时，自己要宣唱自家官名姓名。即使是带着京官身份，但只要在州府差遣，就要“庭参”。有一个书生，是京中官署的干事，在成都府任录事参军，负有监督和官员档案管理的职责。他就不“庭参”，有司就责备他，他坚决说不。张咏知道后，也发火，叫人传话给他：“唯致仕，乃可免。”这是规定，除非你提前退休，可以免掉“庭参”，否则不能免。书生当即写了辞职报告，请求“致仕”，退休。报告后面还赋诗一首，末两句是：“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这个秋天不咋地，秋味淡淡的，像官场人情一般又寡又薄；满眼的山色也淡淡的，远远不如我回家的兴味浓厚。张咏也是有诗情的才子，一见之下，大为称赏，自己走下台阶来拉着这位倔强书生的手说：“部内有诗人如此而不知，咏之罪也！”咱这系统内有这么棒的诗人，而竟没有人知道，这是我张咏的过错啊！说罢，将辞职报告还给他，从此待他为上客。
还有一事。说张咏公事处理完毕后，退下，看到有个小吏在堂边昏睡，不禁心下一动，就叫醒他问：“你们家里有什么事了吗？”小吏很惶恐，答道：“我母亲病了很久了，我哥哥在外地做客不知，很久没有回来。”张咏派人去调查，小吏所言属实。第二天就派一个场务工人给他，帮他料理家务。张咏对人解释说：“我办公的地方，有人敢睡觉，一定是有隐情，忧闷，困极了才这样的。”
此事证明张咏对人情人心不乏感同身受的洞察力和同情心。
张咏是今属山东的濮州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在濮州被举为进士，当时州郡议论应该首推张咏，但张咏知道本郡有老儒名张覃，始终未能中举，就向州郡举荐了张覃，认为他应该首推。这是张咏能“让老”，年轻时，就有“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修养。
但他放出辣手来，也不含糊。这方面，他做得太过，有失正道。
辣手张咏
张咏年轻时学过击剑，为人慷慨，好出大言，乐为奇节。
有一年他到长安，在旅馆里，听到邻居一家夜半聚在一起哭泣，声音很悲酸，就去问怎么回事。主人忍不住告诉他：“我做官不自谨慎，常私用官钱。结果被家仆所挟持，想娶我家女儿。拒绝他吧，我们害怕惹祸上身；服从他吧，则女儿就要失身。日期就在近期，所以全家很悲哀，不知该怎么办。”张咏第二天到门边上等着，看到这个仆人出来，就对他说：“我跟你家主人说了，要借你到一亲旧家做点事。”仆人不很情愿，张咏用一种办法强迫他上路。到了城外一个悬崖边，下马，张咏数落他一番罪过，仆人还来不及答对，张咏挥剑将其砍落崖下。回来后，告诉邻居说：“你家那个仆人不会再来了，赶紧回家吧你们。以后要谨慎做事啊！”
这事与柳开在驿站中杀恶仆的事类似。
有可能是一件事分别安在俩人头上，也有可能当时恶仆较多，各有各的段子。此事考查起来，恶仆实恶，用这类黑色手段处理，虽然于法不合，但好歹也算是“原始正义”一把，故对张咏可以不必过多指责；但后面几件事，则透露了张咏“草菅人命”的一面，实难为他回护。
他知益州时，成都忽然有了民间流言，说有个东西叫“白头翁”，是兽是鸟，是人是怪，全不知；知道的是这个东西到了午后，就要吃人家的儿女。流言一起，州郡不安，甚至到了晚上，街上都没人敢再走路。有人主张请道士方士之类来作法“压胜”。但张咏不同意。他设法捉住了这个流言的制造者，当即将其正法，一城皆安。他对人说：“之所以有‘妖讹’兴起，是因为有灾害不祥之气作怪。妖有形，讹有声，流言就是讹言。终止讹言的办法，在于能够识别、判断它，而不在于所谓‘压胜’之类巫术。”
但这个“讹言”制造者，按法当诛吗？
史称张咏“刚方自任”，以严正、刚猛自诩自任。治理僚属往往威断。
他在做崇阳县令时，有一个小吏从仓库出来，鬓角边的头巾下有一个小钱露出。问他这钱哪儿来的。小吏瞒不过，告诉他是“库钱”。张咏命令给以杖刑。小吏倔强，回复道：“一钱何足道，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张咏当即拿出笔来，写了一个判词：“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于是就给了这个小吏一个立即执行的死刑，而且是自己拿着剑，在台阶下将小吏杀掉。完事后，上表申述，自己作检讨。
知益州时，又有一小吏，因为某事触怒了他，一怒之下，他给这位小吏戴上了枷锁。小吏心不服，又发牢骚，顶撞这位“益州”的“省长”说：“哼，给我上枷容易，拿下来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你不拿我的脑袋，我还就不脱这个枷锁了！”张咏对他的“悖逆”很恼火，当即说一句：“脱亦何难！”脱掉这个枷锁，又有什么难处！当即将他戴枷斩首，枷锁拿下来了。
凭好恶喜怒发落部下，且杀人，实属大恶。两个小吏都罪不当死。
他最令人发指的辣手，是一桩灭门案。
他还没有“释褐”时，曾经在汤阴一带游历。县令喜欢他，赠给他一束帛，一万钱。他就让驴子驮着，带着一个小僮回山东老家。有人跟他说：“从这里往北，有丘陵湖泽，人烟稀少，可以等有了同行的伴侣再走不迟。”张咏说：“天气凉了，家中有老亲，还没有给他们准备过冬的衣服，哪里敢再停留！”于是临时打制了一柄利剑上路了。
行走约三十里，天色已晚，在一个孤零零的小店投宿。店中只有一个老翁和俩儿子，看到他来，露出很高兴的样子。张咏生疑，后来就听到仨人悄声密语：“今夜有好买卖啦！”张咏当即心动，陡然而生一股恶念。于是睡觉前打了一捆柳枝有一抱粗，放在房间内。小店老翁来问：“弄这么个作甚？”张咏答：“明天天没有亮就要走，用它来举火照明。”张咏的意思是：你们这帮恶人，要动手，就早一点，别让我睡过头了！果然，午夜才过，老翁就让他的大儿子来叫：“鸡都叫了，秀才可以走啦！”张咏听到，装睡，不答腔。这大儿子就来推门。张咏预先用房间内家具顶住了左边那扇门，大儿子就推右边这扇。张咏先顶着右扇门，然后一松手，退立一旁，大儿子即踉跄而入。张咏抓着他的头发，将其刺死。随后将尸体拽进屋里。一会儿，小儿子又来，像刚才一样，也被张咏杀掉。等到他提着剑去找老翁，发现老翁正在烧火做饭挠痒痒。当下就将其斩杀。
然后，叫上小僮，牵驴，出门，纵火，北去。
走出二十里路，天才开始亮起来。渐渐有后来者说起：“前边有一个小店失火，全家都被烧死了。”
此事实难评说。但能下得如此辣手，也是朗朗乾坤下的一个忍人。
后来张咏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恶习，于是对人说：
“张咏幸生明时，读典坟以自律，不尔，则为何人邪？”我张咏幸亏出生在大宋这个文明时代，可以读圣贤经典，用以自律；如果不是这样，我要是生活在五代那样的乱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这话可以看到，他对大宋有一种由衷的敬意、温情。所以他也曾对友人讲：“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为君王服务，廉节而不能说自己贫穷；勤敏而不能说自己劳苦；忠诚而不能说自己效力；公正而不能说自己能干；做到这样，就可以为君王社稷服务了。
这话说得不错，但他诛杀讹言制造者和倔强的小吏，将野店一家灭门，不能算“公”。
超脱于仁愚、贤不肖之上的智者
张咏治蜀有办法。治蜀，就离不了审案。审案，他有一句名言：
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党询之，则无不审矣。
要想了解君子的作为，就找他周围的君子来调查；要想知道小人的作为，就找他周围的小人来调查。各就其友朋党羽来调查，没有弄不清楚的案件。
他审理的案件中，有一个特别富有“春秋决狱”的性质。
说有一个民家子与姐夫有家财分配的纠纷。姐夫辩解说：“我岳父临终时，我这小舅子才三岁，所以由我来掌管岳父家的财产。岳父还留有遗书，说他日小舅子长大，要以十分之三给他，而我留十分之七。”
张咏看罢遗书后，长叹不已，还找来一壶酒向地上浇酹，然后对他说：
“你岳父真是一个智者啊！因为他的儿子太小，只有三岁，所以不得不托付给你。如果遗书中说十分之七不是给你，而是给儿子，这个儿子会早早死在你手里啦！”
于是判决：十分之七给民家子，十分之三给这位姐夫。
士庶闻听如此判案，都服气张咏判断明白。
理解这个故实，须勘透人性之“恶”；尤须勘透人性之“善”。按“春秋决狱”考量本案，岳丈有遗书，即为立约，修辞立其诚，各方当守信不移；但财产本来是岳丈家的，理应传子，即使按今天的法理考量，儿子也应该是第一继承人，故儿子应该至少得十分之七；女婿当初接受这个本末倒置的遗书，就是人性之贪，也违背了法理逻辑。本案张咏如此判决，事实上是回归了事件本身的逻辑。在善恶之外，张咏明智。
此类事，古今一体，大宋距今不远。
张咏，是那种超脱于仁愚、贤不肖之上的智者类型。宋人张舜民撰写的笔记小说《画墁录》说：“张乖崖浴为猿。”张咏洗澡的时候现原形，是一只猿。这故实说他原来是猴子变的。此说背后也含有世人对他不乏机智这一特点的调侃。
治蜀时，兵火之余，人情不安，各种“反侧”不断。宋师有不少人投降了“大蜀国”，投敌是死，造反也是死，难保没有人动这脑筋。这是特别容易出现“阴谋拥戴”的多事之秋。
有一天阅兵，军队刚刚出城，张咏从军队东北方向骑马走过。军人们忽然冲着他高喊“万岁”。张咏毫不犹豫，当即跳下马来，也冲着东北方向，三呼“万岁”。完事后，上马，揽辔继续缓缓而行。众人也不敢喧哗。这事就过去了。如果他问：“你们喊谁‘万岁’呢？”这事就大了。如果他逮捕带头喊“万岁”的，后面会有很多事说不清。任何一种处理方法都不如他这种“假痴不癫”，这一招几乎就是《三十六计》中“浑水摸鱼”“金蝉脱壳”“李代桃僵”“隔岸观火”“暗度陈仓”“釜底抽薪”“反客为主”“偷梁换柱”“无中生有”“声东击西”，最后“瞒天过海”的天才杂糅。
大宋名相寇准跟张咏是一生的朋友，寇准也曾遭遇过类似经历，他处理得就远不如张咏漂亮。说寇准跟一个朝官张逊有矛盾。有一次寇准与宰辅温仲舒一块在街上骑马走路，路上遇到一狂人，迎着马儿高呼“万岁”。寇准没有反应。不久张逊就指使一个叫王宾的朝官参了寇准一本，无非是说有人喊他“万岁”，定是寇准唆使，乃是有叛逆之心之类。寇准感到这个事太大，赶紧引温仲舒来做证，意思是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事发偶然等等。解释得要多笨有多笨。说来说去，张逊也参与进来，与寇准在堂上有了口角，互相指斥短处，形同街头吵架，全没有了那种持重得体的尊严。太宗大怒，将二人同时贬黜。
不仅寇准处理不当，事情过去多少年后，张咏的孙婿赵济，说给名相韩琦听时，韩琦也感叹：“当是时某亦不敢措置！”就是我韩琦赶上那个时候那个事，也不敢这么处理！韩琦乃是仁宗时有担当、断大事，最负盛名的“社稷臣”，连他也自认这事难于措置。
张咏治蜀，从大处着眼。何为大？在张咏那里，是“文治”。这就再一次与帝国力图恢复道义天下的努力不谋而合。
从太祖时代开始，大宋就有四大主题，也是四大难题：契丹问题、藩镇问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民生问题、道义问题。太祖太宗瞩目于此，致力于此。张咏知道自从汉代文翁开始，治蜀就开始兴办教育。于是，他也在此下了功夫。他看到蜀人虽然愿意读书、向学，但不乐于科举、出仕。他认为这事需要一种激励机制，于是考察下来，发现几个为乡里称赏的读书人，就勉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后来这几个人都登科，做了地方官。蜀民从此知道自我努力。这就为帝国输送文职人才，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为圣贤理念所熏陶的读书种子。
这是继文翁之后，又一次为蜀地文明展开做出的官方推演。
秦李冰、汉文翁、蜀孔明、宋张咏，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巴蜀文化英雄”。
李顺死生之谜
李顺守成都，城破，很有可能没有死，跑出城去了。
《宋史》《续资治通鉴》都记录说：淳化五年五月，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众，斩首三万级，收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将李顺同党八人，在凤翔处死。
但这么大的一场民变，擒获其党酋，押送到凤翔，而不押送到京师正法，这个可能吗？城破之际，确实抓获李顺了吗？如果没有抓获李顺，他是如何逃脱的？谁在广州抓获了他？李顺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沈存中《梦溪笔谈》、陆游《老学庵笔记》，以及传为明人杨慎所著《全蜀艺文志》等记载李顺逃脱事，很详细。综合诸书，可以约略复原几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时人怀疑李顺未死。
平定李顺之变后，当月，就有一个官员名叫张舜卿，他奏事说：“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臣听说李顺已经逃跑，诸将所谓抓获并正法的那个人不是李顺。太宗闻言道：“平贼才数日，汝何从知之？徒欲害人功尔！”平定蜀贼这才几天啊，你是从哪里知道的？你只不过想害人立功罢了！
太宗不信，或故意不信这个传闻。他甚至想当场将造谣惑众的张舜卿推出去斩了，但是看在他父亲曾经做过节度使，有功于宋的分儿上，没有动真格的。
这事证明，李顺是否被抓获被正法，时人是有议论的。
第二个细节：李顺可能“失踪”。
“失踪”，可以有多种猜测，其中之一是：死于乱兵。那个曾经被太宗让人扇了几千个耳光子的刘锡，在平蜀战争中，以工部侍郎身份做西川随军转运使。他应该是亲临成都的官员。事后，他曾经写过一篇《至道圣德颂》，歌颂太宗和太宗时代。内中说到宋师平蜀，有言：“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袅首。”说李顺战斗到最后，支撑不住，藏在变民中，被乱兵所害，到处都是尸体已经无法辨认谁是李顺。这样，他既免予被抓获后囚车押送，也避免了最后被砍头的结局。
如果这个记录是可能的，那么被王继恩在凤翔正法的那八个人里，就不应该有李顺。
第三个细节：李顺乔装僧人出城。
说李顺在城破之前，忽然召集城中数千僧人施舍斋饭，说是祈福。而后又剃度童子数千人为僧，都在府中削发，穿僧衣。午后让这些僧人从东西两个城门全部走出。李顺也不知哪里去了，很有可能也剃了头发逃遁。
第四个细节：抓获者，不是李顺。
说王师入城后，听说李顺是一大胡子，就抓了一个大胡子，状貌很像，于是被杀，但很可能不是李顺。张舜卿所奏事，有根据。
第五个细节：真李顺在南方被抓。
说真宗天禧年间，一说景祐年间，在岭南或广州被抓。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初张舜卿所奏事，是真的，不是造谣。于是有人主张典明正身，在闹市正法，名臣吕夷简认为不可，就在狱中杀死。
当时抓获李顺真身的是原漳泉节度使陈洪进的儿子陈琏。陈琏时任广州巡检使。据说那时李顺已经七十余岁，推验明白，此人就是李顺。又用槛车送到京师，覆按明白，确是李顺。但朝廷认为平蜀将士功赏已经颁行，这时如果说过去正法的是假李顺，会有很多人不自在。于是就直接秘密斩杀李顺，再赏陈琏。
据说陈琏家有《李顺案款》文件，叙说本末很详细。
按《李顺案款》说法：李顺本来是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当王小波反于蜀中时，不能有效统御徒众，于是众人推举李顺为主。李顺召集乡里富人大姓人家，命令他们申报财产，然后根据家中人口，留下足用之外，一切都调发给大军和贫民。起事后，又能录用才能，存恤良善，号令严明，有秋毫无犯的军纪。当时川中大饥，十天之间，归附李顺的贫民有数万人。所到州县，都开门迎纳。传檄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完整的城垒，全被攻破。到他失败时，人们常常怀念他，所以李顺得以顺利逃走。直到三十多年后，才被俘就刑。
民变领袖，往往有“不死”的传闻。
黄巢，这位唐末民变领袖，据说直到后梁后唐时，还有人在洛阳看到过他。还有人说黄巢留下一首传颂甚广的诗：“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天津桥，乃是洛阳著名的一座桥梁。
五代时，有一“巨寇”明马儿，后周时不知所去。汴梁有封禅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曾在此处藏身，得到一个主僧的照顾。说太祖践祚后，对这个主僧给予优厚待遇。主僧八十多岁时，临终对弟子们说：“吾即泽州明马儿也。”
明末李自成，也有脱身为僧的传说。
这类故实，或真或假，但就人间的黑色智慧而言，我宁肯相信它们都是真实的。大盗之狡黠，容或有常人不及处。
无论这些大盗在起事后，有多少劣迹——根据对人性的考察，他们是一定会有劣迹的，但他们最重要的功绩在于：用一种暴烈手段，向执政者的欺凌与不公说不。传统圣贤有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安抚我们，就是我们的领袖；虐待我们，就是我们的寇仇。这是天地不易之理。
当着两川“博买务”在“榷茶”时剥夺了茶农生存的权利，茶农们是有理由要一个说法的。
宋太宗下《罪己诏》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顺之变”后，大宋王朝给出了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宋太宗下《罪己诏》。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罪己诏》颁发在张咏知益州之前。
《罪己诏》由翰林学士钱若水起草，太宗看后，亲自改动，内容多为引咎自责，语气深切。很多材料保留了这份《罪己诏》。文字大略为：
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予！
朕任命巴蜀的地方官不合格，是因为自己看人不明，结果导致本来应该是“亲民”的官吏，反而不能行惠政、施和气；而那些税务官员们，只知道刻薄侵削百姓，以此作为政绩，结果是损害了百姓利益，让庶民成为叛逆。想想这种“失德”，原因都在朕一个人身上。我要改过，重新做起，并永远记着这个沉痛的前车之鉴！而今而后，希望能以此自我警戒！
文中最大的亮色有两个：一个说巴蜀民变，原因是地方官的作恶；而地方官的作恶，是由于我赵炅用人不明；另一个说我赵炅“失德”，但我会改，并以此为深刻教训。
这类《罪己诏》，是帝国秩序与圣贤教诲的双重产物。它对认识大宋政治秩序以及帝国治理的文明运作，不失为一个经典案例。无论帝国还是酋长国，共和国还是民主国，都会犯错误，但犯错误肯认罪、认错，这个罪错就可以得到天道人心的原谅；如果不能认罪认错，那就恒定的是一种罪恶或错误。圣贤有言：“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言：“知耻近乎勇。”又言：“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张咏记住了太宗的《罪己诏》，在治蜀时，成就卓著。
也可以把这份《罪己诏》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自己的方式，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说法”。
改良“榷茶”制度
第二个说法，大宋帝国开始改良“榷茶”制度。
当时，名臣陈恕负责三司工作，这是帝国最重要的经济管理部门。国家盐铁税收，主要由三司负责。这个工作也有内在的紧张，合理又合情，个中自有平衡之道，做好这个平衡，就是称职，否则就是不称职。陈恕称职。太宗曾表彰他，亲自在殿中柱子上题写“真盐铁陈恕”五个大字。
两川因“榷茶”而有民变之后，陈恕开始着手处理茶法。
他不是坐在“计省”也即三司办公室闭门设计，而是采用了非常现代的做法，搞“听证会”。他召来茶商数十人，让他们各自陈说茶法的利弊所在，一条条说，他一条条记。然后商讨一个合理的“茶法”。根据茶商的意见，整理为“上中下三等办法”。他详细推演了“三等”的规则，最后，他对三司僚属说：
“吾观下等固灭裂无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贾，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济，吾裁损之，可以经久。”
我看这上中下三等办法，“下等”实在无利可言，朝廷一旦实行，等于瞎忙；“上等”办法则取利太多，这样的赚钱，商人可以干，但朝廷不能干；只有“中等”之法，可以做到公私兼顾，我再做一做裁损，让它更趋于合理，这样也许可以长久推行。
于是，开始推行新的茶法，史称“货财流通”。
新的茶法对于巴蜀茶民当是一个利好消息。但也可以把“新茶法”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暴烈的方法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自我更化”也即“改良”。
大宋的优秀在于：认错；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