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王小波起事
血性男儿遭遇不公，是一定要讨个说法的。如果大宋帝国不给王小波一个说法，王小波就要给大宋帝国一个说法。所以，王小波、李顺，是一代雄杰、壮士，甚至是具有“斯巴达风采”的勇士，但他们不是政治家。
焦四焦八
大宋三百年间，各地时有零星造反活动，大小民变、兵变数十起。巴蜀李顺、洞庭杨幺、梁山宋江、浙西方腊，是最为著名的四场民变，其中以太宗朝“李顺之变”影响为最大。
太宗一朝，“李顺之变”外，尚有“焦四之变”“梅山峒蛮之变”“刘渥兵变”“宋斌兵变”等。
淳化五年（994），“李顺之变”正在“轰轰烈烈”之际，今天的西安一带，有强悍的民变首领，史称“剧贼”，名焦四、焦八，开始变乱。从汉武帝时开始，长安，也即今西安地区，称为京兆，另有附近两块区域称为左冯翊、右扶风，其辖境略当今陕西中部地区，史称“三辅”。这是周秦汉唐以来，经济最富裕、文化最发达的行政区域。焦四、焦八在此地攻取、劫夺当地居民，极大影响了大宋对西北的秩序治理。
但太宗对这一股“常啸聚数百人”的“剧贼”，给予了安抚政策。朝廷悬赏招募焦四等人，“待以不死”，放下武器，大宋就会行使赦免权，不会惩戒，还有优厚赏赐。
焦四、焦八选择了投诚，史称“请罪自归”。
三辅地区的士庶得到消息，到处都是欢庆相聚的风景，很多人开始供佛、施舍，感谢佛陀保佑人们终于免予祸患。
太宗言而有信，召见了焦四等人，赐给他们锦袍、银带、衣服、缗钱等等，并擢升焦四为龙猛军使。龙猛军，是殿前诸班禁兵之一。这是太宗时期新设立的一支部队，一般都是由“群盗不可制者充之”，这支部队平时纪律性差，彪悍善斗，但作战并无战斗力。在四川就有巡检所率领的龙猛军作战时失利，“溃为群盗”，溃败后散入绿林成为盗贼。太宗的做法则是，盗贼转化为军人，且任命焦四为“指挥使”，令其洗心革面。焦四这支队伍没有下文，这也正常，大宋养兵，是一个长期国策。只要焦四之类不再变乱，国家花钱养一支“冗兵”，大宋朝野认为应该。但“冗兵”渐渐成为国家负担时，就有了裁减的动议，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梅山峒蛮之变
还有一个“梅山峒蛮”发动的民变。
梅山，在今天的湖南中部，位于长沙和邵阳之间。过去，因为交通闭塞，这里很少与中原来往。一支部落居住其间，就是“梅山峒蛮”。
湖南州县多邻溪峒，溪，是溪涧流水，峒，是山间洞穴。有部落靠山靠水居住，靠水的一般称“溪蛮”，靠山的一般称“峒蛮”，但二者并无明显分界，也即“溪蛮”也有洞穴，“峒蛮”也有溪流。此地蛮族颇多，唐五代以来，常有变乱。而“梅山峒蛮”为害地方尤烈。
早在开宝八年（975），太祖正在江南用兵之时，梅山峒蛮就有了趁火打劫的行动。当时的长沙附近七个县都遭到了梅山峒蛮的侵扰、攻略。太祖赵匡胤下诏，给这七个县被蛮贼劫掠的庶民蠲免去年的欠租，另外免除当年的租税，等于免了两年赋税。不久，又得到消息，邵阳附近也有七个县被劫掠，于是又如长沙七县诏令，也减免了租税。地方遭难，国家赔偿，是太祖太宗的“祖宗家法”。随后，太祖又派出名将李处耘的儿子，时任供奉官的李继隆带领禁军雄武军三百人到邵州戍守，为了避免过度杀伤，只允许他们带上刀盾，没有发给他们弓弩等重兵器。但是李继隆到达长沙西南、邵阳东北时，遭遇了峒蛮数千人的拦截。李继隆没有弓弩，只好以刀盾与他们短兵相接。李继隆指挥得法，力战后，峒蛮遁去。但李继隆被峒蛮毒箭射中手足，宋师伤者百余人。
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梅山峒蛮更壮大，发展为两部，“左甲首领”为苞汉阳，“右甲首领”为顿汉凌。二人的民间传说故实颇多，一种说法是：苞汉阳，即扶汉阳。这非常可能。古来“伏羲”，往往写作“庖牺”“包牺”“伏戏”，故，“包、苞”，与“伏”音相通或相近，是可能的。而关于扶汉阳，更有说法是后周时的一位忠臣之化名，不服大宋，故后周灭后，跑到深山老林继续与大宋对抗。显然，这是一个可以生发传奇情节的故实种子。
且说这二位峒蛮首领，经常在当地附近州郡充当贼寇，抄掠地方，劫持商人，俨然就是一方绿林。于是荆湖之地商旅不行，民居不安，人心惶惶。太宗多次派遣使者前往梅山，试图“招安”，但峒蛮不听。于是，太宗下令，要客省使翟守素，征发潭州（今湖南长沙）守军，前往“讨平之”。
翟守素到梅山后，重申朝廷“招安”的诏令，但峒蛮“拒命”，拒绝朝廷诏命。于是，在一个初秋的日子里，翟守素开始了围剿。
当时秋雨连绵十几天，宋师带上的弓弩都被雨水淋湿，牛筋弓弦都被泡软，开始松懈，无法使用。当年李继隆就因为没有弓弩，所以无法实施远距离打击，遭遇伤亡百余人。而据情报，第二天，峒蛮就要倾巢出动，大战在即。翟守素命令军士“一夕令削木为弩”，一个晚上重新制作弓弩，以弩为主，以弓为辅。
弩弓本来需要选上好木料，两根一组，两头用绳系牢，中间一点点楔入塞子，在晾晒中，随木性慢慢弯曲，才可以成弓。这是需要长时间制作才可以完成的任务。翟守素已经没有时间等待。现在可以猜测，他一定是采取了简易办法，临时选用韧性较好的木材，直接弯曲作为弩弓材料。白蜡杆也许就是不错的选择。这个木种坚固但不硬，柔韧而不折，一根木料可以弯成180度而不断。这种自然拉力比较强的植物，湖南丛林中不难寻觅。虽然射程不会太远，但在短距离一次性接触中，已经足够使用。尤其重要的是，弩弦可以用青麻绳制作，而不必选用牛筋。而且青麻绳不怕水浸，甚至越浸越紧，拉力越强，射程也就越远。所以据“一夕令削木为弩”这七字史料记载，“重行推断”历史现场，白蜡杆、青麻绳，可能是翟守素制作木弩的最好选择。
战斗过程就比较简单了，梅山峒蛮不敌王师。当峒蛮呼啸而至，全力掩杀过来时，宋师张两翼，以新制的木弩交互射击，这样，在两翼射程之内，就形成了一片死亡地带。峒蛮一战败北，宋师乘胜逐北，史称“尽平其巢穴”，将峒蛮大本营全部捣毁。
不仅如此，翟守素还干了一个漂亮活。此前，峒蛮苞汉阳势力盛时，附近几个郡县的大吏、富人，很多人都在与苞汉阳书信来往，这在大宋法条中，相当于“通贼”。翟守素得到了这些书信。他可以将这些书信上交朝廷，以此邀功；也可以通知这些“通贼”人物，以此挟持、敲诈他们，从中得利；但他不这样做，他将全部信件烧毁，不留痕迹。于是史称“反侧以定”，那些担心朝廷问罪，可能要造反的官员、富豪闻讯，这才安定下来。
翟守素解决了帝国的后顾之忧。
但峒蛮在后来数十年的日子里，并没有消停，还是有小股蛮人寇掠地方，不过已经不足为患。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峒蛮才算最后归附大宋，不再为乱。
说“陨获”
翟守素是大宋能臣循吏，当年他在跟随大将郭进讨伐河东，进入敌境时，大兵曾在行军中践踏当地庄稼地，翟守素抓获很多这类不守军纪的士卒。钱俶纳土归宋后，翟守素为两浙诸州兵马都监，后又知杭州。他在安抚诸郡时，史称“人心甚悦”。赵廷美案后，翟守素又为西京洛阳巡检使，权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此前洛阳地区闹旱灾，百姓“艰食”，吃不饱，因此很多人做了强盗。太宗很忧虑，等到翟守素镇守此地，匪患渐渐宁息。岐沟关、君子馆之战后，河北北部的州城防御工事大多遭遇破坏，翟守素又与朝臣多人分路按行，征发诸州士兵修缮增筑，成果显著。西北李继迁扰乱边境时，翟守素又帅兵屯驻夏州。不久，病卒，年七十一岁。
宋史对他的评价是：翟守素历仕后汉、后周、太祖、太宗四朝，连绵做官五十余年。性情谨慎、宽仁，豁达而容人。他所到之地都有不俗的政绩。凡是遇到断狱，即使罪状已经很明白了，他还是要再听听僚佐们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判决可行，而后决断。下属官吏有过错，他尽量不去当面折辱，一定会在公宴时，援引相类的故实批评，以此作为小小的警告。他推举的后生，很多人都做了节度使一级的将帅，他却久久没有获得升迁，却“殊无陨获意”。时论因此而对他有很高的评价。
“陨获”的意思是因为生计贫贱而失去原有的志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圣贤人物，这是儒家的本色行当。《礼记.儒行》就讲述了能够称得上“儒者”的十几种人格。“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不因贫贱而困窘失志；不因富贵而得意忘形；不辱没君王；不连累长上；不麻烦有司——是儒者之一。翟守素当得。
抑制兵变
北宋的民变中，有相当一批是兵变，是底层士兵的变乱。他们大多由五代兵骄习气浸染而来，是那种“兵痞”性质的作乱。
骄卒悍将居然常常决定权力再分配，国家领袖居然由骄卒悍将在心血来潮时胡乱推举，这在中唐李隆基之后，直至陈桥兵变，屡见不鲜。太祖之后，才得到抑制，终结了种种兵变的可能性。《宋史.兵志》有议论，言简意赅：
……因循姑息，至于藩镇盛而唐以亡。更历五代，乱亡相踵，未有不由于兵者。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凡其制，为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者，是虽以矫累朝藩镇之弊，而其所惩者深矣。
……（唐以来，施行募兵制，但）沿袭迁就，最后导致藩镇兴盛，唐朝灭亡。再经历五代乱世，国家兴亡一个接一个，没有不是因为兵变而引发的。太祖行伍出身，有天下后，收拢四方的劲兵，在京畿地区布置军营，用来配备宫禁警卫力量，并分批轮流到边境去屯扎驻守，用来捍卫国土。当时充任边帅的大臣要常常进京朝拜谒见，粗悍蛮横的庶民被收编在军籍中，即使有人桀骜不驯恣意放肆，但在军中也没有施展的余地。太祖的制度设计是：十人设一个组长，官阶要有品级的区别，内外互相维系，上下互相制约，各自的位置很清晰，不可触犯。这做法虽然是用来纠正历朝历代藩镇兴盛的弊端，但它所用于安定军人秩序从而安定国家秩序的用意却是很深远的。
百多年的藩镇祸乱，以及藩镇祸乱的起因，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了。历朝以来的“国家之制失在兵骄”，是太祖太宗以及宋人的一个共识。因此，从太祖开始，对“骄兵”必出辣手。太祖自己表示过类似意见：“二十年战争，取得天下，如果不能用军法约束此军，放纵他们没有满足的要求，这样带兵，简直就跟儿戏一般。朕今天抚养士卒，是不会吝惜赏赐的，但如果犯我军法，‘惟有剑耳’!”整饬军纪，与唐末五代比较，大宋法令严格多了。
但太祖太宗虽然极力遏制“权反在下”的底层士兵的“阴谋拥戴”，但略作梳理，就会发现，兵变之苗头还是屡屡出现。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太祖亲自选出的万余精兵，给他们钱让他们娶妻子，但军中的兵痞还是保留五代习气，在京城“白日掠人妻女”，城中巡逻的“街使”都没有能力禁止他们。太祖大怒，擒斩百余人，才算平定下来。
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四川刚刚平定，“禁军校吕翰聚众构乱，军多亡命在其党中”。但吕翰最后兵败，被部下所杀。
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散指挥都知杜延进，伙同乱党十九人谋作乱。被太祖发觉，一举抓获，全部正法。
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从后蜀归附过来的士卒中，部分宿卫禁军内殿直四十人，认为赏赐不公，要求增加赏赐额度。全部被正法。
同年底，黎州（今属四川汉源）兵士作乱，被平定。
太宗时代亦然。
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有一股军士趁着冬夜寒冷，街上人少，进入民家劫掠。被太宗悬赏侦查逮捕，全部正法。并下诏调查军中有犯罪记录、有凶恶狡猾的无赖兵痞，得到百余人，给他们上了铁钳惩罚。
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四川夔州兵卒谢荣变乱，被正法。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贝州（今属河北邢台）骁捷卒劫持军库兵器作乱，并推举都虞候赵咸雍为元帅，被转运使王嗣宗率领屯扎的士兵击败，擒获赵咸雍，全部正法。
这类兵变一直伴随大宋始末，没有彻底杜绝。但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所有的兵变，规模都很小，往往只有几个人，几十人，多则百余人，像唐末五代以来动辄上千人上万人几万人的兵变，始终没有出现。因此，这类不自量力的兵变事实上是不会撼动大宋根本的。
恐怖大王的克星
太宗朝最大的一场兵变发生在雍熙四年，公元987年。兵变的主人名刘渥。他的身份是“叛卒”，背叛大宋的士卒。他啸聚山林，纠结了亡命之徒数百人。这是大宋兵变中人数较多的一次。带着这些兵匪，他开始了造反生涯。陕北京兆附近的耀州富平县，首先被他劫掠。所过之处，“杀居民，夺财物”，完事之后，再放一把火，随即遁走。但他势力最盛之时，甚至打算攻略京兆长安。史称“关右骚然”，整个函谷关以西都民心不安，有了骚动。
这时，知制诰范杲正在权知京兆府。他是大宋名相范质的养子，此人治理地方毫无章法，应该算是书呆子类型。他在京兆一年多了，史称“境内不治”，辖境之内没有得到良善治理。当刘渥等贼寇剽掠周围州县时，他害怕，束手无策；当刘渥消息传来，京兆吏卒吓得四散藏匿时，他害怕，最后被吓出病来，史称“遂惊悸成疾”。可以见出这个刘渥一度成为陕中“恐怖大王”，但他遇到了一个克星，侯延广。
侯延广，乃是五代乱臣侯益的孙子，大宋名将侯仁矩的儿子。他身世复杂，故实曲折。侯益在凤翔与军阀王景崇斗智时，除了正做着天平军司马的侯仁矩，王景崇杀光了侯益的家属七十余人。侯延广当时正在凤翔，还在吃奶，由乳母刘氏监护，也在被杀之列，在搜查中，刘氏献出了自己的儿子，演了一出“赵氏孤儿”的悲剧，保护了侯延广，并将他辗转带到汴梁，交给了侯益。
侯延广渐渐长大，在父亲侯仁矩的麾下做事。太祖时，侯仁矩知雄州，有一次正在饮宴，契丹贼寇数十骑白昼进入州城，居民大为惊扰。侯延广闻讯，带领亲信数骑，飞快地驰出衙门，张弓，射杀其酋长一人，斩首数级，并将余党全部擒获。侯延广带着契丹首级来见老爸，侯仁矩大喜，“拊其背”，说道：“兴吾门者必汝也！”雄州监军李汉超将这个事汇报给朝廷，太祖也高兴，赐给诏书褒奖赞美了侯延广，并赐给他锦袍银带。
太平兴国年间，边境之上，屡有战功。史称“戎人畏服……闻延广之至，不敢复为寇乱”，敌人对他很畏服……每当听到侯延广来了，就不敢再兴兵寇边。
面对这样的人物，乱卒刘渥是没有前途的。他也听说过侯延广的大名，一向对他很惧怕。当他在京兆附近抢劫时，侯延广已经奉旨在追击他了。
这时，刘渥士卒已经“壮大”到千余人，而侯延广只带了几百人，从小道抄近，在富平县西十五里处，两人相遇。刘渥也是一个被人称为“骁勇无敌”的亡命徒，但在与侯延广的对峙中，他软了。于是让人传话给侯延广说：“我刘渥不过是‘草间求活’，在草莽中马虎地活着，侯公您家世富贵，奈何不想着保持自己的富贵，而要与我这个亡卒，在锋镝之下，争这个不可测的一旦之命呢？”刘渥应该不会说话，他以为他在求侯延广放他一马，但这话在侯延广听来却是一场侮辱，于是大怒，挺身与刘渥在一棵大树下展开决斗。侯延广持刀砍断了刘渥的右臂，刘渥负伤忍痛，拍马逃脱。宋师于是乘势追击，击溃了这股叛军。刘渥伤重，隐藏在山谷间，几天后，被追兵擒获。
群盗丧气，余党渐平，关右以定。
但《宋史》又有记录说：刘渥乃是被大将卢斌所破。传闻异词寻常见，《宋史》记录繁杂，往往有抵牾处。
至道年间，还有一场许州群盗之乱，这股乱匪甚至斗杀了地方巡检一人。后来被都巡检使王正击溃，擒获其贼首宋斌多人，全部正法。
均贫富
大宋与契丹、西夏拉锯、胶着十几年，四川有了民变，史称“李顺之变”。事实上这是王小波、李顺二人共同发起的一场蜀民造反运动，但王小波死得较早，较长时间领导民变的首领为李顺，故史称“李顺之变”，也称“李顺之乱”。我这里采用中性一点的语词，称“变”不称“乱”。南宋洞庭湖的钟相、杨幺之变，也是因为钟相死得较早，故主要首领为杨幺，史称“杨幺之乱”，我也称之为“杨幺之变”。
“李顺之变”为何影响大？主要原因是，王小波以十世纪末私营茶商的政治洞察力，天才地提出了“均贫富”的政治主诉求，犹如现代广告语作用于消费者购买欲望的“金句”，一下子击中了巴蜀庶民，乃至于人类潜隐着的欲望：“我，也要富有。”
百多年后的洞庭湖民变首领钟相，也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政治主张。
就“天道”，而非“人道”而言，这是再正当不过的欲望诉求：富有，是正当的；均贫富，也是正当的；《老子》论“天道”“人道”，有名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益有余。”按照“天道”，没有人理应在贫困中生活；也没有人理应在剥夺贫困者以后在富有中生活。但解决这个生命难题的全部秘钥都在于：如何富有？经由何种手段达致富有？国家是否提供了正当富有的规则？如果国家暴力剥夺了我可能富有的机会，让我富有无望，我应该怎么办？假如我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如何在政治治理条件下“均”天下之“贫富”？更重要的：让天下人人均有、均富，是可能的吗？
王小波与钟相，用他们的行动给予了回答：
如何富有？抢劫。抢劫的对象就是官府与富人，将其财产收归我有。
经由何种手段？战争。只有战争胜利，才能成功抢劫。
国家是否提供了正当富有的规则？没有。因为我走向富有的“谋生—竞争”活动没有政策法律的保障。
如果国家暴力剥夺了我可能富有的机会，让我富有无望，我应该怎么办？造反。只有造反才有可能让我富有。
假如我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如何在政治治理条件下“均”天下之“贫富”？不知道。
让天下人人均有、均富，是可能的吗？不知道。
这样，就与帝国诉诸秩序的政治管理发生了冲突。
王小波为何发动变乱？按近代流行意见，一般以为是中央财政对川蜀地区剥削过重。但事实恰好相反，《续资治通鉴》明白记录：川中“赋税轻”。这是因为太祖收复川中后，对孟昶的后蜀经济政策多有调整，很多捐税都免了。川中，就像一个享有多种优惠政策的“特区”。几十年下来，与中原地区比较，赋税轻得连朝廷的财政大臣们都看不下去了，要求增加赋税。
《续资治通鉴》记录说：
三司尝建议剑外赋税轻，诏监察御史张观乘传按行诸州，因令稍增之。观上疏言：“远民易动难安，专意抚之，犹虑其失所，况增赋以扰之乎？”帝深然其言，因留不遣。
大宋财政部曾经建议：剑外也即川蜀赋税很轻，应有调整。于是太宗下诏令监察御史张观乘驿站车马前往，巡查川蜀诸州，并视情况做些增税的调整。张观上疏说：“远处的庶民容易动，不容易安；即使是专门去抚慰，还要担心哪里做错了，会得不偿失，何况增加赋税去扰民呢？”太宗认为他这一番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留下张观，不再派他下去。
所以，“剥削地方”似不是王小波起事的充分必要理由。
还有着一种很具体的说法。在“剥削地方”中，主要是在茶叶方向上的盘剥。是川蜀茶叶市场被国家垄断，导致茶农王小波等谋生困难，于是起事。
这个说法源自苏轼的兄弟苏辙《论蜀茶五害状》。苏辙说：“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其后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凶焰一扇，两蜀之民，肝脑涂地，久而后定。自后朝廷始因民间贩卖，量行收税，所取虽不甚多，而商贾流行，为利自广。”
这一段话，研究“李顺之变”的朋友耳熟能详，大意说：川蜀之地的“榷茶”从五代后蜀孟昶时开始；到宋太祖时罢免，民间可自由买卖茶叶；到太宗淳化年间，大臣有了牟利的建议，于是又有了“榷茶”规定。这就导致了王小波、李顺等人，因为失去了贩卖茶叶的工作，生活穷迫，于是开始了剽掠抢劫。川蜀之民，有了水深火热的日子，很久才平定。从此以后，朝廷才规定民间可以贩卖茶叶，只根据卖出多少缴税，税不高，而商业流通，国家民间都有不小利益。
苏辙认为“榷茶”是导致王小波起事的原因。
但“榷茶”从唐代就已经开始了。
榷茶
中国“榷茶”始自于唐代中期。宋太祖时也并非“茶遂无禁”，相反，对茶叶的税收，各地都有推行的规定。史上记录就有：建隆三年（962），以监察御史刘湛为膳部郎中，刘湛奉诏在蕲春（今湖北黄冈）“榷茶”，“岁入增倍”。乾德元年（963），慕容延钊收复荆南后，“赐湖南民今年茶税”，这也就意味着“明年”以后，茶税是不能免的。乾德二年（964），初令京师、建州、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又在各地置场十四个，岁入百余万缗。开宝四年（971），殿中丞桑埙被降职，原因是他在做沿江巡检时，私自取消了“榷茶”。开宝八年（975），对茶叶的税收或经营额度有了具体数字规定。
太祖驾崩，太宗践祚，还没有改元，就知道民间有一项弊端：“榷茶”“榷盐”等课，额度较少的地方，一般都招募“豪民”来主持，官府省事，坐收息钱而已。但“豪民”大多在官府规定的额度之外“增额求利”。这样，当某年有所荒歉的时候，就会导致“商旅不行”，以至于官府也收不上应有的税额，于是往往就要没收“豪民”的资产来充当茶、盐税收。于是，太宗下诏：“以开宝八年额为定，勿辄增其额。”以前朝开宝八年（975）的“榷茶”“榷盐”额度为定制，不许随便增加“榷”的额度。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榷茶”？额度是多少？
“榷茶”包含了两个向度：茶叶收税和茶叶专卖。
考宋史，会发现“榷茶”有时指茶叶税收，有时指茶叶专卖。但税收和专卖是两个不同向度的问题。
我这里不展开讨论，给一个简单结论意见：
茶叶税收，可以是茶农自由买卖，但地方代表国家向茶农收取部分税额。税额缴足，可自由买卖。具体税收额度，唐初立税法，天下茶为“十取其一”，后来又改为茶叶专卖税，由百文更加五十文，也即一百五十文。这应该是一次性收取的营业税。开宝八年（975）的“额度”应该与此相近。
茶叶专卖，就是由朝廷下属的地方“场务”指定专人买卖茶叶，茶农不得自由买卖。最初，由官府“场务”直接买卖，形同央企。但这样就有交易成本出现，官府很像一个大公司，麻烦，也不雅，于是转而委托“茶商”经营。具体“额度”历来多变，可以略说。譬如，根据大宋时安徽岳西罗源场的“场务规定”，可以知道：茶叶市场价格为56文一斤，收购价格为25文一斤，“茶商”就要向“场务”缴纳31文“息钱”，“场务”就给“茶商”一个规定买卖数额的专卖证书。“茶商”即可以此向“茶农”收购25文的茶叶。这25文，由“场务”支付，而“茶农”还要另外支付“茶商”10文左右的经营运输费用。如此，每一斤茶叶，“茶农”得15文产品收入，“茶商”得35文毛利收入，“场务”得6文税收收入。减去“茶农”的生产成本，“茶商”的经营成本，“场务”的管理成本，各自的收入就有了差异。
显然，“茶农”是最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遇到不良“场务”和“茶商”的勾结——根据对近代史的考察，在法制不公的地方，官商勾结实在是常态——随意压低收购价，以加大“场务”税收和“茶商”利润，那么“茶农”的实际收入就会更低。
以上数据很不准确，因为各类因素综合起来，变数太多。譬如，茶叶价格，各地区不一样，更有时间差异，今年价格往往与去年价格不一，等等。但“茶业”一行中的“不公”是明显的。
但还要说的是，如果王小波仅仅经历这类“榷茶”和“不公”，应该还不至于起事，因为每一斤茶叶即使只有15文收入，或每一斤茶被抽取10%的税收，他还是有收入，不至于冒那么大风险豁出性命一拼。
淳化三年（992）时，有一位盐铁使名叫魏羽，他上疏说诸州茶盐主吏，很多都没有完成“榷茶”“榷盐”的额度指标任务，请求对这些官员进行处罚。太宗说：“应该考察一下实际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因为水旱灾害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导致他们没有完成指标，就不可以加刑。帝王者，是为天下主管财务的，卿等作为财务官员，应该‘以公正为心’，不要过于苛刻狠戾，不要让场务官们赋敛过甚‘害民而伤和气’啊！”
顺便说，“以公正为心”这句话，乃是宋太宗赵炅语录，见于《续资治通鉴》卷第十六，事在淳化三年二月。
由此可见，“榷茶”按规则额度做事不算不公；即使遇到人力不可抗因素，朝廷知情，也往往会法开一面，不至于割削过分。
茶马交易
官方搞茶叶专卖或茶叶税收，一般有专项用度，其中之一是用来在西北贸易中购置马匹。已经有人估计北宋茶叶产量在5000万斤以上，半数要用来边境贸易，而边境贸易中的大宗是茶马交易。比价最高时，一驮茶约一百斤，可易马一匹。马匹对大宋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假定2000万斤茶叶全部用于交换马匹（当然不可能），可换20万匹。但大宋每年需要购置马匹在2万匹以内，所以茶叶外销的10%即可解决大宋马匹需要。但是比价较低时，就需要更多茶叶交换，而更多时候，马匹在升值，因此就需要更多茶叶输送到边境。由于有利润在，官方和商界甚至普通庶民都在设法从边境获得马匹。
而官方在与西北茶马贸易时，是有超额利润可以赚取的。
史称“官买蜀茶，增价鬻于羌人”，官方向川蜀购买茶叶，然后增价转卖给羌人。卖给羌人的茶，有些就用来充抵购买良马的价格。马匹，对大宋而言，是军政政治问题。有一份材料介绍说：徽茶在宋代时，曾卖过15文一斤，浙茶曾卖到185文一斤，产于江苏的海州茶可达850文一斤，等等，这类数据不好比较，苏辙《论蜀茶五害状》有言：“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如是，则为20文一斤，这应该是压低收购价后的数字，前述罗源场的收购价是25文一斤，而卖价是56文一斤。如此，百斤茶叶的价格为5600文，可以换马一匹。而马的价格，北宋初年为8000文到35000文之间，取均价，约21500文。这样换算的结果是：大宋以最高5600文的价格，换回了价值21500文的西北马。当然，边境贸易部门会加价报价。
因此，大宋天下对茶叶的需求量，从未有过“疲软”，蜀茶，是大宋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但这种“加价”并不影响茶农的利益，事实上是中原地方名优土特产茶叶的资源优势在边境贸易方向上的体现。西北卖马给中原，也必有加价，也即，他们卖给中原和卖给本土的马价也是不一样的，否则，本地马匹消费供需紧张，就没有必要再卖给中原。因此，他们也是马匹加价之后卖给中原的。茶马贸易中的中间价格，是市场价格，很正常。换一句话说，茶马贸易中的茶叶加价，不影响中原茶农的收入。
因此，茶叶的边境贸易，官方“榷茶”，商旅贸易，都不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那么原因在哪里？
苏辙认为王小波起事的原因，在“牟利之臣”的“掊取”，搜刮、虐敛，因此“贩茶失职”，贩卖茶叶的生路被阻断。苏辙没有看到的是，茶叶与盐、铁、酒一样，都是国计民生之必需，因为利润太大，除了官府往往会在合理收税以外“掊取”，商人也往往“加价牟利”。太宗初即位，就有“豪民”在干这个活儿。官与商，对茶农的双重“割削”，造成了利益方向分配的不均，也即不公平。这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
太平兴国二年（977），江南诸州官方“场务”专卖茶叶80%，另外20%由“场务”发给凭证，收取10%税收后，由“茶农”自由买卖。但“茶商”往往从中作奸，紊乱国法，导致茶叶市场混乱。后来按照大臣樊若冰的意见，官方收购茶叶加价，让奸商无利可图，才算改变了乱象。有法不依，在不读圣贤书的官员中，寻常可见。在非收购环节给茶叶加价，最终受害的是中间商和消费者。而干这个活儿的官员时常可见。太平兴国六年（981），有个太子中允名叫潘昭纬，他在知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市）时，就敢擅自增价倒卖官茶，被人投诉。这位太守被除籍为民。
而“茶商”不仅有勾结官府克扣“茶农”的劣习，甚至还有制作“假茶”出售的现象。这在太祖时就有苗头，开宝年间，就有规定：民间卖“假茶”，卖一斤，杖一百，卖二十斤以上，正法。显然这是“乱世用重典”的治理模式。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时，对这个带有严厉惩戒的刑法做了调整，要求“准律以行”，按照律法执行，不必过重过轻。如果有“滥”用刑法者，也治罪。但这事也证明，“假茶”是“茶商”中的奸商常见行为。
茶叶，乃是清净之物。制作茶叶，特别恶心的是夹杂了头发杂物。所以过去有规定，制作茶叶的“丁夫”必须“剃去须发”。但这个规定对惯于头戴发髻的庶民而言，不免带有侮辱的性质，因此遭遇不少抵制。于是，到了太宗至道二年（996）九月，对官营茶场就颁发了新的规定：须发可以不剃，“自今但幅巾，先涤手爪，给新净衣”，从今开始，制茶必须戴上幅巾，先要将手和指甲洗净，每人要发给新的干净衣服。并严敕“吏敢违者论其罪”，官吏敢违反这个规定的，要论罪。在这项规定的推行中，也不难想象，官商勾结从中渔利的可能性，否则，太宗也不会放出“吏敢违者论其罪”这么狠的话来。
“蜀民之病”
有些与官府勾结的奸商比官府本身还凶恶。近代常见的那种黑社会性质的官商，太宗朝也曾出现。
雍熙四年（987），秦州（今属甘肃天水市）一个县城，有个酒场官李益。宋代场务官，大多招募地方土豪担任。李益也应该属于土豪之类，家中富饶，常有僮仆数百人，私人关节可以直接通达朝廷官员。对地方官吏，他采用恩威并施的手段，专门捉人的短长之处，给予要挟。郡守以下的官吏都很怕他。他还放贷，或利用酒场专卖，设法盘剥地方，这样，庶民就有人拖欠他的利息钱。李益就动员官方力量代替他催债、征督，那种狠戾比官方正式的租调还急。
当时县里有个观察推官名叫冯伉，地方官中，只有他不被李益所屈服。
有一天，冯伉骑马出来，李益派遣他的喽啰将冯伉从马上拽下，诋毁侮辱一通。冯伉将李益勾结地方的不法之事两次上章奏报，都被秦州驻京办事处的官员也即邸吏扣住，不往朝廷传达。秦州距离京师很远，消息如何传达？冯伉于是想了个办法。朝廷往往要通过秦州向塞外买马，买马就要与各个番族打交道，这样就要有翻译人员。冯伉认识了一译员，就把他的奏章附在译员发往朝廷的报告后面，这样，太宗才看到了冯伉的检举材料。
秦州居然有这样的黑社会！史称“帝大怒”，于是下诏逮捕李益。但是诏书还没有到达秦州，已经有朝中权贵向李益做了通报，结果李益提前逃跑了。
史称“帝益怒”，于是，侦缉抓捕李益就更急了。几个月后，在河内富人郝氏家中，将李益抓获，捆绑了送到御史台，一审，全都招了。正法。
秦州士庶听到这个消息，“皆醵钱饮酒以相庆”，都凑钱饮酒来庆祝。
淳化四年（993）时，河北大名府有土豪储存干草，以此牟取厚利。当地河堤决口，就要用干草编织草袋子装泥土，堵塞决口。这位土豪居然丧心病狂让人偷偷地破坏河堤，发难民财，所以河水每年都要决口。
后来来了个知府赵昌言，他知道这个缘故，但是抓不到把柄。一天，巡河的堤吏来汇报，说大河决口，很危急。赵昌言直接命令军民到土豪家里去取囤积的干草，救急。从此没有人敢再这么干。
太宗朝，距离五代不远，道义天下远没有建立起来；奸商在川中茶叶的经营中与官方勾结，是非常有可能的。
直到南宋乾道年间，还有四川制置使胡元质上疏说：“为蜀民之病者，惟茶、盐、酒三事为最；酒课之弊，近已损减。蜀茶，祖宗时并许通商，熙宁以后，始从官榷，当时课息，岁过四十万。”胡元质认为太祖太宗时允许茶“通商”，从熙宁年间之后，才开始“榷茶”，这个说法不确。但认为是“蜀民之病”，确有道理，与苏辙意见一致。不过应该知道的是：“蜀民之病”不在法律规定额度下的“榷茶”，而在于地方场务官员在“榷茶”之外对茶农的违法掊取，以及茶叶商人对茶农的违法榨取。官商勾结才是“蜀民之病”。
博买务
更重要的，是“博买务”的设置。
宋师覆灭后蜀之后，孟昶宫中府库所藏财货，经过前蜀、后蜀两代集聚，数量相当可观。宋师将其大部辇运到汴梁。
一般以为这是一种对地方的剥夺，甚至将它讲述为王小波起事的主因。
其实不是。
财货原属后蜀皇室，与地方关联不大，更与民众关联不大。而且大宋施行的是中央禁军制度，也即国家野战军主要集中于京师，所有军需费用都要由中央财政支出。而地方上的军政大事，也由中央财政支出。这是当初太祖与赵普等人制定的基本国策，其目的主要是防备地方的财政权力过大，导致藩镇崛起。后蜀没有了，不必在川中维持原来后蜀的国家军队；而川蜀现在所有的军政开支，都由朝廷支付。原来后蜀庞大的国库积存，理应转为国家所有。所以，事实上后蜀这些财货收归朝廷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
《续资治通鉴》有记载，王小波起事的当月，有关部门向朝廷汇报，说国库中储备的“油衣帟（音易）幕”，油布雨衣、帐篷帷幕，大约数万段，已经破损，准备毁弃。太宗不允，下令，将这些东西煮洗干净，染上各种颜色，制作几千面旗帜。如此勤俭，令《续资治通鉴》的作者也忍不住要发议论：
朝廷自克平诸国，财力雄富。然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费用浸多。帝孜孜庶务，动以爱民惜费为本。
自从朝廷收复中原诸国之后，财力更加雄富。但是因为在京师聚集中央禁军，用度较大，因此外州一般不留多余财富。天下各地所有支出，也都由中央财政支出，所以朝廷这边划拨的费用也越来越多。太宗勤勉专心于天下事物，总是以“爱民惜费”，关注民生节约支出，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
理解“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三司”，即懂得辇运后蜀财富于汴梁的正当性。
但辇运，就要关联到人力。士兵转运，四十卒为“一纲”，号为“日进”。这批货物“日进”运输了几年的时间。这是造成庶民牢骚的原因之一。
蜀都库藏空虚后，有“牟利官”开始动脑筋，要继续向蜀民聚敛，于是川蜀之地，除了正常赋税之外，另外设置了一个机构，名“博买务”。各个州郡规定的织作布帛等等，都不许私下买卖。而“日进”上供，又常常加倍加大工作量。负责督责地方辇运和“博买务”的官员，对小民又锱铢必较，差一点也不成。茶叶，也应该在“博买务”的范围之内。
“博买务”不仅仅是专卖机构，它更是宋代在蜀地突然降生的国营垄断机构。这种垄断带有突然性。此前不垄断，忽然来垄断，原来那些以被垄断行业为生的小民就断了生路。
当茶叶也被垄断时，“茶农”王小波的生计有了问题。
总结一下：川中赋税，榷茶，辇运后蜀府库之类，都不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官商勾结，以及“博买务”设立过程中，官方垄断茶叶经营后的种种不公，才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不公，而不是贫穷，才是王小波起事的主要原因。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王小波，又称王小皤，四川青城（今都江堰市）人，一般认为他是茶贩出身，实际上，如前所书，茶贩乃是商人，属于茶商，而固着于土地的茶叶种植者、生产者，则属于茶农。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王小波是茶农而非茶商。青城一带正是巴蜀最重要的产茶区。据元人陈元靓笔记《岁时广记》载：唐代就有都江堰一带的贡茶名“乌嘴”“六出花”，“尤为皇室珍爱”。宋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九，有记载：“蜀父老言：王小皤之乱，自言‘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这是说王小波初时并没有“霸一方”的念头，而“土锅村民”，意思是“整天摆弄土锅的乡下人”。土锅，就是制茶“蒸青”或“炒青”必需的生产用具。土锅村，也是地名，但何以有此地名，也不难揣测它与“蒸青”或“炒青”的关联。
王小波在产茶区，种植、生产、制作蜀茶，原来可以自由售卖给茶商，价格可以商量；但场务来了，价格只能由场务规定。不难想象，由于这个规定，王小波只能卖低价，在低价盘剥茶农之后，场务与茶商才有可能获致较高利润。“博买务”本来就是冲着“聚敛”目标而来，这个机构推行“博买”的过程，稍具近代史常识的人都不难推想官商勾结的可能性。
王小波感到了不公。
他很可能试图回归到土地上去，不种茶，种庄稼。但巴蜀地区“地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因为这个原因，小民贫困；而土地兼并者也开始出现，这些大户人家往往“籴贱贩贵”，贱买贵卖，从中获利。
王小波种地也在遭遇不公。
于是，不做假茶、不置土地，试图安分守己摆弄“土锅”，备不住就在操作“蒸青”或“炒青”，其中就有“乌嘴”“六出花”之类过去给唐代皇室进贡的名茶，现在不需要进贡给大宋皇室了，可以自由买卖了，却忽然不自由了！种地也看不到出路了！
巴蜀好汉王小波受够了，不想再忍受了，于是，反。
于是，“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众起而为乱”。
他应该是一个颇有地方影响，又颇有政治头脑和江湖经验的雄杰。当他与同样遭受不公的茶农夜半牢骚时，他发现了人人都对“贫富不均”表现了极大的憎恶心理。于是，人们开始对他有了“拥戴”，犹如后世那个给成都府太守献诗，要割据巴蜀的举子所说：“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些拥戴者们大有怂恿王小波割据川蜀、偏霸西南的“凌云壮志”。任何一场造反或谋逆活动，都少不了这类“阴谋拥戴”者，他们比被拥戴者还要积极。社会溃败之际，“做大事”，领袖、流民与自命为“智囊”的秀才都是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存在。但拥趸们看到的是王小波的犹豫。
王小波说：“我土锅村民也，岂能霸一方？”我能猜想他说这话时，那逡巡的目光，应该有期待，也有定力。
当众人向他表示愿意“指哪儿打哪儿”的时候，这位巴蜀雄杰王小波抖擞精神，不失时机地说出了那句名言：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我痛恨这个世上的贫富不均，现在，由我，来为你们均贫富！
听到这句“小波名言”的茶农应该有一片叫好的声音。
王小波早已筹划烂熟，依仗自己在青城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首先动员起了身边的茶农，这应该是第一批“巴蜀茶党”。随后，他应该有一篇油灯下的演讲。演讲中，包括了对他的妻弟、小舅子李顺的任命。李顺被任命为“巴蜀茶党副总书记”，或“一字并肩王”。
孟昶遗孤与灌口二郎神
在我想象中，王小波演讲时，李顺应该是偎在油灯旁，做深沉状。
李顺，可能是王小波敢于起事的一张王牌。
他应该在起事之前，就向众人讲述了李顺的神奇身世。
据说，李顺乃是后蜀末帝孟昶的遗孤。说后蜀被宋师灭亡时，有人一早路过后蜀宫殿的摩诃池，看到有一个锦箱锦衾包裹着一个婴儿，内中有一片纸，上面写着：“国中义士，为我养之。”于是，此人知道孩子出自于宫中，收养下来。这个孩子就是李顺。孟昶在蜀几十年，虽然有盘剥行为，但比起中原五代与其他周边割据政权来，还算文明，后蜀不应该算作暴政政权，故蜀民多年之后，对孟氏后蜀还有感情。李顺作为孟昶之后，让蜀人有了敬畏。
不仅如此。王小波在决计起事之后，一定在多种场合讲述过李顺与“灌口二郎神”的关联。原来，土锅村附近就是灌口，这里乃是“灌口二郎神”的策源地。孟昶曾经加封这位神祇为“护国灵应王”。二郎神的人类学来源比较复杂，不去说，但在民间传说中，治理蜀地建造都江堰的李冰曾与二郎神合二为一。后蜀败亡，民间更有将孟昶与二郎神合二为一的倾向。由此李顺与李冰也有了关联。在逻辑混乱、云里雾里、神乎其神的讲述中，李顺保持了沉默。
而王小波任命李顺为副手时，拥戴者们有了充满想象力的鼓动性传播。传播的过程，加进了传播者自己的理解和个性化的煽动功能。于是“贫民多来附者”，穷苦的人家很多来投奔他。几天的工夫，他的核心团队有了近百人。
王小波力挺小舅子，将小舅子讲述为半人半神，有两大利好功能：第一可以让所有的拥戴者知道，“巴蜀茶党”，有人！第二，可以树立领袖威信：连孟昶或李冰的后人，都服从我王小波；连二郎神的人间代言人都在我的麾下，其他人应该更没话说。这对于凝聚十世纪末的中国巴蜀之人心人气，是一种宗教性仪式。按天才王小波和李顺的智慧，他们在冒天下之险，举兵造反，诉诸大众动员的手段，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巴蜀茶党”起事，不像“波士顿茶党”起事。
后者在公元1773年，英国政府支持的东印度公司运销茶叶到北美，施行茶叶垄断性质专卖时，对大英帝国同样不满，他们将东印度公司运来的茶叶倾入大海。两年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渐渐推演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王小波同样经历了大宋王朝对川蜀的茶叶专卖，但最后的反抗却与陈胜吴广、绿林、赤眉、黄巾军、瓦岗寨、黄巢等人没有两样。这种类型的权力更迭，没有前途。中国人的“起事”必须转化为“起义”，而且是拥有“天下为公”理念的“反暴政起义”才有前途。“起义”而不是“起事”运动，要有洞达天理人心的高贵与革命性纲领，如孙文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才有可能呈现值得肯定的前途，并最终建构带有历史终结性质的文明邦国。
对王小波李顺之流而言，他们还面临着更糟糕的格局：大宋帝国虽然未必就如大英帝国，但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方兴未艾。宋“势”未衰，蜀“势”不成。这样一个庞大体量的帝国，当其正在书写“天下为公”的历史日志时，试图撼动它，是不自量力的。
但血性男儿遭遇不公，是一定要讨个说法的。如果大宋帝国不给王小波一个说法，王小波就要给大宋帝国一个说法。所以，王小波、李顺，是一代雄杰、壮士，甚至是具有“斯巴达风采”的勇士，但他们不是政治家。
“战神”王小波之死
王小波率领几百人，开始了攻城略地的军事行动。
他们先从最近的县城开始动手，县城无备，王小波很顺利，连克蜀州、邛州二县。攻陷蜀州时，杀掉了州城的监军王亮及官吏十余人；攻陷邛州时，杀掉了知州桑保仲、通判王从式以及众多的僚属。邛州的都巡检使郭允能率领麾下士兵与王小波大战于新津江口，不敌，兵败，被王小波所杀。另一位巡检毛俨勉强活着逃了出来。
王小波仿佛“战神”，所到必克，极大地创立了威信。他们来到彭山县时，县令齐元振也没有准备，变民顺利袭入城中。
齐元振是非常“贪暴”的一个地方官。他贪，贪得的财货往往寄托在信得过的庶民家中，以此来逃避朝廷的审核；他暴，暴虐得只知道刑杀。朝廷派来一位秘书丞张枢出使巴蜀，巡视地方，回到朝廷后，上奏不法官吏百余人，大多被朝廷黜免；但张枢独独称赏了齐元振，认为他“清白强干”，朝廷还给齐元振下发了褒奖诏书。张枢没有看到他贪污的财货，只看到了他的强横，就以为他是一个能吏清官。齐元振得到朝廷嘉奖之后，更加恣意妄为，史称“与民为仇”。他得到更多受贿赃物继续寄存在庶民家中。王小波已经知道此人贪暴与奸诈，麾下也多知此人上欺君王下虐百姓，队伍中早已弥漫了一股怒潮。
彭山县被攻克后，王小波将府库财帛散给变民和地方庶民，然后在大街广众之下将齐元振开膛破肚，把搜罗来的一堆金属刀币塞了进去，意思是：你不是爱钱吗？给你！给你！都给你！
这一渴血事件，很快传播开来。更多的人加入了变民队伍。史称“贼党由是愈炽矣”。
但王小波在淳化四年（993）起兵后，随后的行动在史上记录中出现了长达近十个月的空白，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他才再一次出现在记录中。原来，朝廷已经派来了官员施行“剿匪”，但朝官没有把王小波放到眼里，来到成都后，就是吃喝玩乐，久久不动。王小波闻听大军已到，就暂时退居深山峡谷，待了近一年，看看没有动静，这才再次出山。说话时，已经到了江原。
江原乃是成都西大门。变民已经做出了直取成都的态势。江原守将，西川都巡检使张玘已经做好准备，当变民来到城下时，他率众出城，与王小波斗战。他箭法不错，一箭射中王小波额头，但王小波并无惧色，额头上带着箭杆，拍马向前。张玘在惊愕中被王小波杀死。
这一箭是致命伤，箭镞直入颅内。王小波在江原城内不治而亡。
于是，众人推举李顺为帅。
李顺比王小波更富有组织能力，他很快将队伍从几百人壮大到几万人。
宋将张玘死后，麾下有兵四百余人跑回成都，但西川转运使樊知古担心有诈，不接纳，放纵他们，让他们自去寻生路。
李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当即向变民们做了通告。变民更认为大宋不过尔尔，取成都，占益州，等闲事耳！史称“贼势由是日盛”，变民的势力从此更加强盛，人数达到数万人。李顺带领这支队伍，又先后攻陷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及双流、新津、温江、郫县（均为成都附近州郡），所到之处，一律“纵火大掠”，放火而后抢掠。各地都留下党羽看守城池，大兵数万之众开赴成都。
蠲免秋税还是吃不饱
从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到当年十二月，变民已经进逼成都了，大宋朝廷还在按部就班地做着日常工作，似乎没有这样一场战事。这是大宋的一个军政特色，在国家危机关头，与契丹、与西夏、与变民大战之际，几万人、十几万人的禁军出动，胜利或败亡，都不去惊动民间。似乎除了极少例外，如金兵、蒙元南下之前的“勤王令”等，大宋几乎从来不做全民动员或全国动员。后晋时可以打着战争的旗帜，向民间“括率”也即超越常规赋税之外的财货强征，大宋从无此类案例。
但淳化年间，有很多麻烦事。王小波起事的淳化四年，各类麻烦事弄得太宗有点头昏。
左司谏张观，在与太宗答对时，谈及“扬州民多阙食”，扬州一带的“贫下民”很多人缺粮，吃不饱。张观就请求减免尚未缴纳的赋税，以宽解民力。
太宗听了心下一惊。原来，最近刚刚下达了一道诏令，要各地蠲免“贫下民”的秋税。这是传统“两税”之一。蠲免此税后，“贫下民”相当于增加了一半的收入。太宗不明白，为何还有“阙食”之人。
张观说出一番道理：
“细民奸猾，多以佃户托名贫下，侥幸蠲减，惟实贫下者尚有残欠。”平民中不乏奸诈狡猾之辈，这些人往往假作无土地的佃户，托名说自己属于“贫下民”之列，结果侥幸获得蠲免。但是真实的“贫下民”还是有人没能获得蠲免。
太宗“再三叹息”道：“两税蠲减，朕无所惜，若实惠及贫民，虽每年放却，亦不恨也。今城郭兼并之家，朘削贫民，豪猾之徒，隐漏租赋，此甚弊事，安得良吏规制称朕之意乎！”夏秋两税都蠲免了，朕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如果能让“贫下民”得到实惠，就是每年都免，我也不会遗憾。现在城里城外那些兼并土地的人，动不动就盘剥“贫下民”；那些豪富狡猾之人，动不动就隐漏租赋，这是很大一个弊端。唉，到哪里能找到优良的官吏，让他们好好规划，制定出让我满意的制度来呢？
这事确实麻烦。朝廷对“贫下民”有优惠政策，但是富人要钻空子，享受“贫下民”的实惠，结果导致真正的“贫下民”无法享受这个优惠。军政治理，唯此为难。乃至于太宗感到大臣们很多没有尽到心力。有一天，太宗对宰辅李昉等人说：“朕观在位之人，未进用时，皆以管、乐自许；既得位，乃竞为循默，曾不为朕言事。朕日夕焦劳，略无宁暇。臣主之道，当如是邪？”我看那些在位的要员，还没有进用做官时，一个个都以管仲、乐毅自诩，等得到了官位，却一个个都比着循规蹈矩沉默不言，甚至不为朕说说天下政事之得失。朕日夜焦劳，几乎没有安暇之时。君臣之道，能是这样的？
王小波之乱，可能触动了太宗的隐秘心事。他也是一个读书人，读书自有乐趣在，但他还是要“日理万机”，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他往前走，他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但他实在是太想过一种学者的生活了。有一天，大臣张洎要到翰林去工作了，太宗对他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它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翰林学士这个职务，很清高，又很重要，不是一般职务可以比拟的。朕恨不得就做个翰林学士！
官员们在对外奉行公事时，又往往自称“奉圣旨”，其实“圣旨”根本不可能天天颁发，但只要声称“有旨”，听话人就再也无话可说，只得奉行。熟悉《卖炭翁》中“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的背景，就知道，“口称敕”也即“自称奉旨”而对外“公干”，乃是一股传统邪恶势力行为，唐代没有根绝，大宋也没有根绝。
太宗知道这个麻烦事后，在淳化四年初夏四月，王小波正在起事之际，下命：“诸司奉行公事，不得辄称圣旨”，各个部门，对外奉行公事，不得动不动“口称敕”，动不动“有旨”。皇上没有下旨时，不得称旨。
钟离委珠
王小波起事后，太宗提拔、任命了两个人，向敏中与张咏。
他似乎是忽然想起这两个人来。向敏中当时正做广南转运使，急急忙忙地召他回到京师。而后，太宗用他那常见的“飞白体”书法，很认真地书写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交给政事堂宰辅，说：“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左右也都称赞了这俩人的才干。
说起向敏中，这是太宗、真宗两朝的宰辅大臣。他做事也确实很得“大臣体”，有常人不及处。
有一位监察御史名叫祖吉，他在知晋州时，贪赃被正法。搜出来的钱财不少，太宗不想要这笔钱，决计将它分给诸位大臣。
但向敏中拒不接受，并向太宗讲述了后汉“钟离委珠”的故实。
原来，东汉显宗刘庄时，有个交趾太守名叫张恢，贪污获罪，其家产分给诸臣。大臣钟离意得到几串珠玑，但他当着君臣的面，将珠玑全部扔到地上，而且并不拜赐。显宗刘庄奇怪他的举动。钟离意回答道：“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闾，恶其名也。此臧秽之宝，诚不敢拜。”我听说孔子来到名为“盗泉之水”的地方，忍着渴也不饮此地之水；曾参看到“胜母之闾”的地名，宁肯不前也要回车。这是因为他们厌恶“盗泉”“胜母”这样的名字。陛下现在给我的这些珠玑，都是贪赃而来的污秽之“宝”，臣不敢受，也不敢拜。显宗闻言慨叹道：“清介啊，尚书您的一番言论！”于是从府库中另取三十万钱赐给钟离意。这故实后来演化为一句成语“钟离委珠”。
向敏中还曾出知广州，兼任本州的“市舶”，也即负责管理与国外的各种贸易。这是一个“美差”，但也是一个最容易滑倒的“油洞”。此前几任知州，都有不良记录，最次也是遭遇士君子的清议批评。向敏中赴任前，路过荆南地区，预先买了常用的药物带上，到了地方，没有任何额外需要了，史称“以清廉闻”。
太宗闻言，也很欣赏，就想赋予向敏中更高的职务。也许是向敏中太清介，并拒绝接受赃钱的缘故，他遭遇了当道者的嫉妒。
有人向太宗告密，说向敏中在权判大理寺，主持政法工作期间，有个监军叫皇甫侃，此人倒卖军用物资，因为受贿收贿而败露，皇甫侃害怕，于是给朝中权贵写密信求救，当初向敏中也曾经接到过这样的信。
这事有点大。太宗就派御史来调查此事。向敏中承认接到过皇甫侃的信件，但实际根本就没有启封，直接退回去了。这事谁信？于是又派人到皇甫侃府上调查往来书信。一个童子说：书信都在一个筒子里，埋在临江的寓所附近了。于是派遣驿站传信，到现场去挖掘，果然得到。而皇甫侃写给向敏中的书信，果然没有开封，史称“封题如故”。这事不简单，能做到这一步，且事先事后都不与他人张扬，需要定力。太宗都“大惊异”，我朝还有这样圣贤般人物！于是召见，慰勉赏赐了他，并决心大用此人。
不久，就提拔他做了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而向敏中也确实不负所望，在任上成绩斐然，到了至道初年，又迁为给事中。
宠辱不惊
真宗朝时，向敏中更有一件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为帝王、史家所赞叹。
向敏中被加官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这个职务就相当于宰辅。尤其是以“右仆射”而出任宰辅，更历来被人视为职官之荣。
封官当天，有翰林学士李宗谔在旁，真宗皇帝对他说：“朕自即位以来，还没有封过仆射这个官职，现在给向敏中，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命，他一定很喜欢。”又说：“敏中家中今天的贺客一定特别多，爱卿你前去一趟，看看，不要说是我的意思。”
李宗谔就到了向敏中府邸，一看，向府并没有宴请的意思，史称“门阑寂然”，大门口冷冷清清。李宗谔带着亲随进入，从容道贺说：“今天听说天降吉祥啊，士大夫人人都很欢慰相庆。”向敏中“但唯唯”，不过随意答应而已。李宗谔又说了些皇恩浩荡的话头，向敏中还是“但唯唯”，没有一句得意忘形的话回答他。退下来，又让人去问向府的后厨：“今天有没有亲朋来宴饮的准备啊？”后厨也冷清，告诉来者，无一人宴饮。
真宗皇帝听了李宗谔的汇报，慨叹道：“向敏中大耐官职！”向敏中这个人真是能耐得住做大官。
官职升迁与否，对向敏中而言，不是荣辱所在。此即宠辱不惊。
所以《宋史.向敏中传》给他的评价是：“向敏中耻受赃物之赐以远其污，预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坚拒皇甫侃之书以免其累，拜罢之际，喜愠不形，亦可谓有宰相之风焉。”向敏中耻于接受赃物的赏赐，以此来远离污秽之源；预先买药上任，避免广州市舶的贪渎嫌疑，以此来成全修养的廉节；坚决拒绝皇甫侃请托的书信，以此来免予遭遇不测的连累；升官罢官之际，喜怒不形于色；凡此种种，可以说是很有宰相之风尚了。
但向敏中也有一事颇为他人诟病：与名臣张齐贤争夺薛居正孀居的儿媳妇。人的复杂性往往不是“单向度”评价可以概言的。这一故实说来话长，留待日后慢表。
太宗这一次人事任免很关键。向敏中在维持帝国流畅运转中做出了卓越的但不起眼的贡献；而张咏，则成为后来平定“李顺之变”收拾残局的重要人物。
到了淳化四年十一月间，李顺变乱还没有平息，长江两岸却又闹起了有组织的“盗贼”。太宗下诏，以内殿的高官杨允恭督江南水运，并开始抓捕寇党。这时候，朝廷刚刚将今天江西樟树市附近的几个县置为临江军，而长江这股“盗贼”就到此周边开始为害地方。
杨允恭到临江军，选择骁勇的士卒，乘上轻便的小舟，侦察到他们晚上休息的地方，夜半从城中出发，三鼓时，遇到了百余人的“寇盗”。斗战中，将敌人歼灭。
平罢“江盗”之后，杨允恭又千里迢迢来到通州境上（应属江苏南通）追踪“海贼”。“海贼”将若干舟船联络一处，仿佛“连环船”，船之周围张挂起高大的帷幕，人躲在帷幕后面，向外发射劲弩、短炮，而杨允恭这边发射过去的箭镞都被帷幕遮住。杨允恭自己也受了伤，左肩上流血一直到袖口，但他不为所动，史称“容色弥壮”，气态更加勇壮。杨允恭很从容地派遣善于游泳的士卒，泅水靠近敌船，用绳子连着铁钩，散乱地扔出去，将敌船的帷幕撕扯凌乱，而后士卒大进，“海贼”不敢相接，赴水而死者大半，擒获百余人。
从此以后，长江之上，从东到西，没有了盗贼剽掠的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