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王禹、柳开、潘阆



王禹偁乃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物，又总想着“致君尧舜”，于是，开始了“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勿治”主张，坚决要为徐铉雪冤，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终于有了结果……

磨面为生要致君尧舜

王禹偁，就是《建隆遗事》传说中的作者，如此，他似乎是一个史学家。但《建隆遗事》伪书的可能性很大，所以不足以评价他的“文人成就”，他主要的成就在政治和文学。

政治上，他提出了一些建议性意见；文学上，他是宋代著名散文家、诗人，他的诗自成一派，史称“白体诗人”，白居易风格的诗人。这些，都是推演大宋“文治”的个人成果，但更有意味的是他的行为方式。

宋太祖出生于927年，宋太宗出生于939年，王禹偁出生于954年。他是在太祖太宗之后出生的人。他出生六年后，大宋建国，他是生在大宋前，长在大宋后，耳闻目睹的都是大宋气象。

他出身贫寒，世代都是种田人，据说他家“以磨面为生”，可能有个小磨坊。但他很聪明，九岁时，居然能写文章。太平兴国八年（983），他在而立之年，登进士第，“释褐”即被授予成武县（在山东）主簿，县秘书，后来又迁大理评事，大理寺的干事，参与司法审讯。第二年就正式做了长洲（今江苏苏州）的知县。这对正处于青壮年，又是苦出身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激励。他于是对仕途有了自期于圣贤的志向。

杜甫曾有诗“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做官就要“致君尧舜”，要辅佐君王，让他成为可以与历史上的尧舜相媲美的圣君，让天下风俗回归三代时期的淳朴样子，男耕女织，各自当位；老有所养，幼有所爱，鳏寡孤独都有邦国照应，残疾人能有合理安排，等等，这种境界，就是“天下大同”，致力于这种事业，就是“天下为公”。史称“以道事君”的大义在此。杜甫的这几句诗，很精确地概括了古来士大夫出仕的目的性和价值观。

年轻的王禹偁，熟读唐诗，也读圣贤书，有了与杜甫同样的志向。

他写诗道：“吾生非不辰，吾志复不卑，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我出生在了一个好时候，我的志向并不卑下，我要做到辅佐君王成为尧舜那样的人，我的学业，之所以辅佐君王的思想资源，根基在孔子和周公。周公名姬旦。

他志向“不卑”，因此也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于是在做朝官之后，敢于在陈述意见时直言，讽谏很大胆。他知道自己的直言富有道义价值，甚至在诗中自诩“兼磨断佞剑，拟树直言旗”，我还要磨一把斩断奸佞的宝剑，打算自我开始树立一面直言的旗帜。为此，他甚至多次得罪太宗。

《端拱箴》与《御戎十策》

端拱元年（988），王禹偁被提拔为右拾遗，并直史馆。拾遗，还是谏官，太宗内心其实还是想听到他的直言。史馆是文职的荣誉所在，文臣在史馆工作，都有一种自豪感。王禹偁还是坚持初衷，不改直言之习。恢复朝官不久，他就写了《端拱箴》，文中很多犀利言辞，继续批评朝廷，批评太宗。他说：

天生蒸民，树之司牧。开物成务，膺图授籙。爲君实难，惟辟作福。在以欲而从人，不以人而从欲。位既尊大，时惟开泰。渐忘焦劳，或生懈怠。乃有谏诤，乃陈箴诫，箴诫惟艰，斥君之过；谏诤惟艰，救君之祸……

天生黎民这么多人，要为之树立一个管理者。通晓各种事物者可以接受天命，成为君王。为君不容易，因为只有君王才能作威作福。所以君王要以自己的欲望服从他人，而不能以他人的欲望服从自己。但是在君王这个位置上久了，年景也好了，君王就会渐渐忘了过去的焦劳，有时就会生出懈怠之心来。于是，有我们这些谏官的谏诤，陈述古往今来的道义；谏诤的艰难在于指斥君王的过错，谏诤的艰难也在于救护君王的灾祸……

他的意思是君王生活过于奢靡，其实这个指斥并不真实。宋太宗在历代君王中，生活可能是相当平衡的。他不奢侈，也不作态故求简朴。后宫连粗人宦官都算在内，不过三百人。但太宗对这类批评，心里有数，所以一般也不苛求。收到他的《端拱箴》之后，还给他加官，做左司谏，知制诰。

王禹偁过了一段风光的日子，还给皇上献了《御戎十策》，讨论边庭战略。大意说“外任人，内修德”，边防线上要多布置间谍，离间西北外患之敌。

又赶上一个灾年，冬旱，王禹偁上疏，认为这种天象意味着“君臣之间，政教有缺”，他要求，对外，停止每年要购买物资，对内，则停止工巧之技。近来城外掘土，往往破毁人家的坟墓，要重新礼葬填埋。外州有些发配的罪犯，如果不是贪赃之罪，可以释放。他还要皇上下诏，从皇上开始，下至百官，再到不担任宿卫的军士，边庭将帅，都要减少俸禄，以此来上答“天谴”，下服“人心”，每个月递减，一直到雨足而后停止。还说他自己在朝臣中，虽然家最贫，俸禄也最薄，但愿意带头减少俸禄。他认为用这个办法，“但感人心，必召和气”，那样就会解除冬季干旱问题。

带头减少薪俸，这个新鲜。但太宗并未采纳。

道安尼姑案

几年之后，庐州有个尼姑叫道安，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状告一个人：她的弟媳妇。具体案由，今天已经很难复原，但知道的结果是：所告不实。也即诬告。恰好这个道安的弟媳妇是名流徐铉的妻子的外甥女。当时徐铉知道此事后，可能给开封府判官张去华递了条子，于是张去华没有判道安弟媳妇的罪，反而把道安从开封府“械送本州”，作为诬告犯罪分子，戴了刑具，遣返回庐州了。道安不服判决，又再次千里迢迢来到开封府，击登闻鼓，状告“徐铉以尺牍求情，去华故不为之”，徐铉给开封府写信为他太太的外甥女求情，所以开封府判官张去华故意不治理此案。

这事惹恼了太宗。他痛恨冤案。于是交大理寺“推问”。王禹偁恰好刚刚提升为这里的主管。但王禹偁审理的结果是：维持原判，此案就是道安这个尼姑诬告，没有影子的事；徐铉、张去华是干净的。太宗不放心，又经过刑部宋湜等人复审，结果是继续维持原判。递上来的结果是：张去华审判正确。

很奇怪，太宗不想给道安治“诬告”罪，猜想他的心思可能是：这一伙子人，徐铉、宋湜、王禹偁、张去华，难免不勾结一气，欺负人家一个女尼。于是“有诏勿治”。别人听了这个结果也倒罢了，但王禹偁乃是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物，又总想着“致君尧舜”，于是，开始了“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的司法历程。他坚决不同意太宗的“勿治”主张，坚决要为徐铉雪冤，坚决要求治道安的诬告罪。终于有了结果：他再次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而且连宋湜、徐铉、张去华一道贬。徐铉已经很老了，遭贬不久病死。

太宗对王禹偁是又烦又爱。他知道这个文人性格刚正不容他物，就告诉宰相要告诫他。然后重新提拔他做了朝官，并直弘文馆。

但王禹偁做官久了，俸禄确实不高，感到了生活的压力，于是要求补一个郡官，多一点收入，以便于奉养老人。于是皇上又命他知单州，并赐钱三十万。他到单州才十五天，又被召回为礼部员外郎，再知制诰。

但王禹偁“直言”的性情一直不改。

太祖夫人皇后病故，葬礼不够规格，群臣的丧服不像给一位皇后下葬，怠慢了这个开国皇帝的皇后。王禹偁认为不公，于是与宾友说：“皇后曾经母仪天下，应该用旧礼，隆重下葬。”这不算“劝谏”，应该是背后的牢骚话，但有人将这话汇报给太宗时，他不想收回，也不“悔改”，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这位做着翰林学士兼知审官院的朝官，拜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太宗给他的罪名是“轻肆”，轻薄、放肆。

为了证明罢黜王禹偁的正当性，太宗还对宰相解释：“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人的性格真是不可移易。朕曾经告诫过王禹偁，让他自我修饬，不要太过轻肆。但看他近来的行为举措，始终没有改变。宫禁翰林之中，这么重要的地方，哪里还能让他继续待下去呢。

太宗也确实曾经当面告诫过他，对他说：“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爱卿你的文章成就，如果在大唐，不会在韩愈、柳宗元之下。但你这个人太刚硬，不能包容其他人。这样就容易让人阻碍你，如此一来，朕也无法庇护你。

这一番话说得很知心，史称“禹偁泣拜”，王禹偁哭着拜谢了太宗。

以夷制夷

王禹偁在朝廷期间曾经为对付西夏李继迁，贡献过一个战略意见。他认为朝廷多次讨伐李继迁，而李继迁依旧今天投契丹，明天归大宋，摇摆不定，此人可以不必劳动大宋力量去征讨他，只需要公开声明并列举他的罪状，晓谕边庭番汉各部，设立赏赐，给予高官，只要这样做，用不了多久，李继迁不是被擒获，就是被枭首，边庭诸部落人自会立功。这也是“以夷制夷”的一种韬略。对付李继迁，似乎也只有这一招最好使。而后来的结果也确实如王禹偁所料：李继迁在内部被人所杀，西夏曾经一度归附大宋。

到了真宗朝，王禹偁成为宿臣，得到真宗的敬重。

咸平四年（1001），王禹偁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在任期间，州境之内有两只老虎搏斗，其中一只死，被吃掉一半。这一期间，还有群鸡夜鸣，一个多月了都不停止。冬天时，天上打雷。这类现象，弄得朝野不安。王禹偁上疏，引用传统经典《洪范》关于天人感应的说法，自己检讨，认为此事当应在我王禹偁身上。真宗当时正有泰山封禅的大典安排，他在百忙中赶紧派遣使者乘坐驿马到黄州去安慰他，并为他做法事消灾。法事期间，使者问道教主持人，主持人说：这事应在守土者。真宗惜才，听说后，觉得不能让王禹偁“当其咎”，就给他转移州郡，让他到蕲州去做知州，这样也许就能偏离开所谓的天上惩罚。王禹偁很感动，给真宗上了一份感谢信，内中有“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这样的字样。这都是不吉祥的文字。“宣室”，是汉代未央宫的宣室殿，汉孝文帝曾在这里向贾谊请教鬼神之事；“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寝，汉武帝曾有封禅大典的故实。王禹偁的意思是：有天人感应这类鬼神之事，我并不奢望还能活着；至于陛下您一直要效法汉武帝，准备泰山封禅的大事，我只期待能在我身后施行。这些话说得就像“谶语”一般，史称“上异之”，真宗很惊异。果然，王禹偁到了蕲州，不出一个月就死了，只有四十八岁。

“谶诗”与“势利”

王禹偁故实多。

《宋史》对他的评价是“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写诗填词有功夫，很机敏，很丰富。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敢于言说，喜欢评价人物，直身行道是他的基本品质。他常常跟人说一句话：“吾若生元和时，从事于李绛、崔群间，斯无愧矣。”元和，是唐宪宗时期的年号，宪宗时，大唐出现短时间的兴旺发达局面，史称“元和中兴”，而李绛、崔群，则是元和年间敢于直言的大臣。王禹偁这个说法，大有“恨古人不见我”的自诩。

他小的时候，当时已经是名流的毕士安，正在他所在济州做事，听说这个小孩子有才，就去看他。王禹偁正在推碾子磨面，毕士安就让他以《磨面》为题，作一首诗。王禹偁当即对道：“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著力，便是转身时。”毕士安一听，很惊奇，就将他留在子弟间读书。有一天聚会，济州太守出了一个诗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客一时对答不上。毕士安就将这个诗句写在屏风上。王禹偁见了，写了一句在下面：“蜘蛛虽巧不如蚕。”毕士安一见，叹息道：“经纶之才也！”治理国家的栋梁之才啊！于是给他穿上士大夫的衣冠，呼他为“小友”。等到毕士安做宰辅时，王禹偁也开始入朝掌制诰。

古来大见识有二，一为识英雄于微时，一为料结局于事先。毕士安有慧眼，王禹偁有天才。此事，成为一段文坛佳话。

史上记录的“谶诗”“谶语”很多，王禹偁这里就有几个案例。他有《病鹤》诗，内中两句道：“埋瘗肯同鹦鹉冢，飞鸣不到凤凰池。”大意说仙鹤即使死了，也不会跟鹦鹉在一起同葬；尽管仙鹤飞鸣高蹈不会到凤凰池。凤凰池是朝廷政事堂、中书省的譬喻。这诗一语成谶，王禹偁这么高的才华，这么高的志向，最后却没有做到宰辅，谶语成真。

淳化年间，他做梦写诗，梦里念给太宗听，还记得其中一句是：“九日山间见菊花。”醒来不知道啥意思，第二天，就被贬，到商州去做团练副使。到了官邸之后，满眼都是菊花。

即幻见真。这类“谶诗”故实，可以看作人们对他诗才的肯定。

犹如所有人的丰富性一样，王禹偁也有“势利”的一面。

太宗想周知天下事，因此有规定，即使是很疏远的小臣，有意见，也可以到朝廷来面见直言答对。王禹偁反对这个制度，认为不可。他上疏，奏章中有一句话：“至如三班奉职，其卑贱可知。”三班，是低级武官，当时设东﹑西﹑横三班。做武官入仕，先做“三班借职”，转“三班奉职”，然后，一级级升迁，最后可以做到节度使。“三班借职”是没有品级的。王禹偁这话一出，得罪不少人，而且流传开来，史称天下“盛传其语”。到了他自己被贬商州，有一天是“国忌”之日，他跟着太守到寺庙进香，天还没有亮，朦朦胧胧，也看不清什么。佛殿之前，有一个人仿佛穿着紫袍，端着笏板，王禹偁认为这人可能官阶不低，就想跟他聊聊天。这个人将笏板收起，对他说：“某即‘可知’也。”王禹偁听不懂，这个人解释说：“公曾经上疏言‘三班奉职，卑贱可知’。某今即官为‘三班借职’，是即‘可知’也。”史称王禹偁听后“怃然自失”，很惊讶，若有所失，怅惘了半天。

王禹偁瞧不起“三班”应该是一低级错误。他忘记了他原来也曾在家里“磨面”，连“三班”也不是。各类人皆有时运不济之时，落魄不是本质，何况初入仕途，“三班”不过是一个初阶，前途如何全在未知之间。所以这个故实看似嘲弄王禹偁，实则是对世相的一个讽喻。人性中的“势利”，古今一致，大宋也不例外，王禹偁一代名流，也未能免俗。

贬谪文化

王禹偁曾经谪守齐安郡（今属湖北麻城），此地荒凉，各类供给都很困难。但在聚会时，也有营妓作陪。不过此地的营妓模样不佳，王禹偁就写诗说事：“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也喜欢。”回忆过去我在西京洛阳看“牡丹”（暗指洛阳营妓）时，稍稍颜色差一点，就提不起兴趣。到而今，来到这个寂寞的山城里，看到野草一般的鼓子花（暗指此地营妓）也心生喜欢。

营妓，是大宋的一个制度性规定。也称官妓，在各州郡多有，用来“给事”不带家眷的官属。官妓有身价，高低不等，一般都来自“勾栏”，也即风月场所。宋代“勾栏”很“发达”。南宋试图革除这类规定，但还是有零星存在。事实上，营妓，也即随军妓女，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他在替徐铉“雪冤”一案中，被贬商州，为此还写了《三黜赋》，内中有句云：“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这几句话好懂，意思就是虽然连续遭遇贬黜，但我还是要走正道。“正直”与“仁义”，是他一生所要坚持的内核。凭着这一篇东西，他成为“贬谪文化”的中坚。中国历来不乏因贬谪而知名的文人，此前，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故实广为人知。此后，范仲淹连续三次被贬，第一次，有送行的人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被贬，送行的人说：“此行愈光！”第三次被贬，送行的人说：“此行尤光！”故史称范仲淹“三黜三光”。王禹偁在真宗朝曾有变法主张，可以称得上是范仲淹“庆历变法”的先声。

被贬黜，一是官职下降，一是俸禄降低。因此，按世俗的眼光看问题，会认为这类人“吃亏”。但正是这类“吃亏”，有了道德预设：被贬黜的官员，都是敢于直言，有正义感，有道义担当，敢以天下为己任，为百姓仗义执言的人物。士风以为被贬光荣，被贬者也认为被贬光荣，于是，凡“以道事君”而不是“为稻粱谋”而“事君”的，有荣誉感的士大夫，就有了不怕贬谪而坚守圣贤立场的故实。有意味的是：朝廷与君王也容许大臣们以被贬而自豪。在这类奇妙的“默契”中，推演出了一种“中国特色”的“贬谪”文化现象。

王禹偁在为太祖皇后“仗义执言”被贬后，好友苏易简中进士第一的那一榜，有何进等进士三百五十三人。这些人都很钦佩王禹偁，于是由苏易简带头，联名给太宗上奏，请求给王禹偁送行。太宗答应。到了那一天，三百多人浩浩荡荡将贬官送到西短亭，诸生在官桥之下向王禹偁拜别。王禹偁很感动，写诗给苏易简留念。但送行者还是有些害怕，不大敢过于亲密。只有一个叫窦元宾的书生拉着王禹偁的手流泪说：“天啊，这难道就是命运安排吗？”王禹偁记住了他，后来有诗给他，内中两句道：“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余垂泪阁门前。”

白体诗《畲田词》

王禹偁是宋初著名文学家，成就是多方面的。宋初有三家主要诗派：“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王禹偁在“白体”阵营中成就最高。他有一首《畲田词》，颇为时论所赞赏：“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这诗写的是部落族人刀耕火种的景象，很像古诗《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风景，看似对“尧舜”有“不敬”，事实却是传统政治哲学原理，也是现代政治哲学原理对“尧舜”的最高褒奖。其大义就是：无为而治。君王朝廷国家政府不对士庶指手画脚，士庶在自发秩序环境下，在充分自主的自由选择中，安居，乐业。现代充分市场条件，从根本上推演的也不过就是这种境界。“安居乐业”是《击壤歌》也是《畲田词》的主题，更是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落实于民间的至美风景。人类，还远远没有实现“安居乐业”。

他的词也写得好，可惜传世的只有一首《点绛唇》。词曰：“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这词好在哪里？实在不是“赏析”类文字可以说清。读下去，反复读，吟诵，就会慢慢发现词的美。王禹偁仅凭这一首词，足可以进入宋词大家行列。

他的诗晚年开始学习杜甫，曾经偶尔写诗，与杜甫暗合，就记录此事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本来想做白乐天白居易的后进学生，但也敢于期许我的前身也许是杜甫杜子美先生。

他散文成就也是宋初翘楚。他的政论散文《待漏院记》有言：“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这在“君相博弈”的政治大环境中，将“相权”提到了一个重要高度。他是最早认识到“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人物之一。

馊主意

王禹偁做左司谏时，曾经给朝廷出过一个建议：

“请自今群官诣宰相及枢密院使，并须朝罢于都堂请见，不得于本厅延接宾客，以防请托。”请从现在开始，大小官员要见宰相或枢密使，都要在退朝以后，到都堂去求见，宰相和枢密使，不能在东府或西府之本部大厅接见宾客。——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搞私人请托。

司谏，是言官，主要负责考察朝廷缺失，一旦发现，就要直言论奏；如果事情较大，还要敢于当廷谏诤。王禹偁在朝堂日日观察得失，发现有人不尴不尬走后门，办私事，于是，想出这么个办法试图杜绝私人走门路、通关节，立意也是为公。但这却是一个馊主意。

此事涉及太宗朝的“广开言路”政策，也与一个叫王沔的人有关。

王沔是一个颇有机心的人物。

当初，他曾经与张齐贤一同执掌枢密（略相当于国防部或参谋联席会议）工作。等到张齐贤外放，出守山西代州时，王沔有机会升职为枢密副使，并参知政事。五代以来，文官兼任枢密武职很常见。枢密院称“西府”、政事堂称“东府”，二者同在一个大院，人称“二府”。“二府”之间是都堂，应为二府合议或接见宾客之地，是总的办公地点。陈恕当时主管央企盐铁工作，也来到东府。但陈恕生性“苛察”，王沔在中书政事堂做过一些不漂亮的事，很担心同僚有人跟陈恕说旧事，于是很不自在。

这时候，左司谏王禹偁上书，提出那个建议。

王沔觉得这个主意正好可以分离政事堂人跟陈恕等人说他的往事，就上书力挺王禹偁，认为此事可行。

太宗一时昏聩，觉得既然能施行，也好。就令御史台宣布这一决定，施行之。

这不是个小事。

王禹偁的这个主意等于鼓励皇上猜防大臣，离间君臣关系。按儒学意见，这不是“诚之道”。

谢泌两批太宗诏书

太宗朝虽然还在开国之初，“人才粗疏”，但就中也有明白人。反对王禹偁这个意见的明白人是左正言谢泌。

“左正言”，在唐代就叫“左拾遗”（杜甫就曾做过“左拾遗”），与王禹偁的“左司谏”都属于谏官，地位略低于“左司谏”，负责观察并提出各类批评性或建议性意见，也称言官。

谢泌是太宗朝推动言论自由的重要人物。

在王禹偁提案之前，太宗一直提倡士庶上言，但到了端拱初年，读书人见到上书言事往往可以封官获赏，于是言事者越来越多。之中所言事，良莠不齐。于是太宗下诏给阁门，也即接受士庶上言的办公室，只接受那些不怀有“侥望”之心的上言。所谓“侥望”，也即“倖心”，意思指试图借助上言而得利的心思。这样一来，面对种种上言，阁门就要完成一个判断：这位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啊？如此一来，从阁门这里接受上言时，事先就有了盘问。阁门官员自然也是良莠不齐，在盘问中就有了对上言者不够尊重的动机性诘问。这样，一方面是从阁门开始，就按下了很多上言；另一方面，上言者也往往有性情清高的人物，不愿意接受这类问诘，更不想得到“侥望”的讥评，干脆放弃了上言。史称“由是言路少壅”，从此士庶上言的通道略略有了壅塞，不够流畅。

显然，对于广开言路而言，这不是吉相。

谢泌于是“抗疏”，直言诏令之非。他针对太宗的诏书批评说：

边鄙有事，民政未乂，狂夫之言，圣人择焉。苟诘而拒之，四聪之明，将有所蔽。愿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颙颙之情，得以上达。

国家边境还没有安宁，国内政事也还没有太平。这时候，即使是狂夫之言，圣人也应该能够从中择选。假如像现在这样，盘问上言人是不是怀有“侥望”之心，那么四方聪慧明智的意见，就会遭遇壅蔽。希望能够采用可行的意见，拒绝那些不可行的意见，就可以了。不必设置什么上言的条件。这样，所有上言人就都能将自己心里的期盼意见说出来，上达朝廷了。

太宗见自己发布的“指示”遭遇如此犀利批评，没脾气，收回成命而已。

现在，谢泌又遇到左司谏王禹偁所谓“杜绝请托”的谏言，忍不住又上了一本，批评王禹偁，也连带着批评宋太宗。他说：

伏睹明诏，不许两府接见宾客，是疑大臣以私也。天下至广，万机至繁，陛下以聪明寄于辅臣，苟非接见群官，何以悉知外事！古人有言曰：“疑则勿用，用则勿疑。”若国祚衰季，强臣擅权，当此之时，可以为虑。今陛下鞭挞宇宙，总揽豪杰，朝廷无巧言之士，方面无姑息之臣，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奈何疑执政大臣，为衰世之事乎？使非其人，当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设若杜公堂请谒之礼，岂无私室乎？塞相府请求之门，岂无它径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体以报陛下之道也。王禹偁昧于大体，妄率胸臆，以蔽聪明，狂躁之言，不可行用。

这段话大意是说：我谢泌看到了关于不许两府接见宾客的诏书，窃以为这是猜疑大臣有私情的诏书。天下那么大，陛下那么忙，所以才将个人的聪明才智寄托于辅臣。如果不是接见群官，怎么知道朝廷以外的事情！古人有言道：“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如果是国运衰末，强臣专权，那个时候，怀疑大臣还说得过去；现在陛下已经收拾天下，总揽了四方豪杰，朝廷并无巧言令色之徒，地方并无姑息放纵之将，礼乐征伐各种重大命令都从天子发出，为何要怀疑执政大臣，做这种衰乱之世的事儿呢？假使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就应当斥退；既然用的乃是合适之人，放权给他，又干吗要怀疑他呢？就算杜绝公堂私人请托之事，难道两府大臣就没有自己更隐秘的私室了吗？杜绝相府请求这个门径，真想请托的人，难道找不到其他门径去请托吗？这个诏令可不是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令诸大臣舒展四体报答陛下之道啊！左司谏王禹偁对国家大体太糊涂，昏头妄语，以此遮蔽了陛下的聪明，概属于狂躁之言，不可推行使用啊！

史称“帝览奏嘉叹，即命追还前诏，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馆”。皇上看罢谢泌的奏章很是嘉赏赞叹，当即命令追还前面一份诏书，并将谢泌所上的奏章交送史馆存档。

谢泌，是东晋太傅谢安的二十七世孙，有文采，著述多种。多次给太宗、真宗进言，他的意见一般都能得到采纳。作为言官，谢泌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他看到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整理混乱，就提出要按照唐代“经史子集”分作四库的做法管理大宋的藏书。太宗觉得有理，就按他意见做，并让他出任四库“集库”的主管。

当时升殿奏事的人，得到皇上认可后，就带着奏章到有关部门去“传达”，这个过程难免有“巧妄”之举，也即投机取巧，妄言夸大的举动。谢泌就上言，要求从今往后，凡有上言，属于政事的，要送中书，属于军机的，要送枢密院，属于经济的，要送三司，都要经过复核，而后执行。这样，就避免了执行“准奏”时的人为走样。谢泌的这个意见，被采纳后，成为大宋“定制”。

差点挨板砖的大臣

谢泌，是赵炅很喜欢的一个大臣。

有一次，谢泌在史馆负责安排落榜的举子，当时落榜者不少，有些谣言在流播，以至于有些举子“怀甓以伺其出”，“甓”就是砖瓦，落榜的举子们不服气，以为谢泌不公，怀里揣了“板砖”准备给他一下子。谢泌听说后，从其他小路踅进史馆，躲起来，多日不出门。

太宗听说后，大笑，对左右说：

“谢泌职责是考试审校，哪里敢营私舞弊！这是落榜小人不自己掂量分量，反过来埋怨主考官。但这事也不得不防。”

于是问左右：“做什么官，前后的引导、警卫比较雄伟，以至于城里人都得回避一下？”

左右奏道：“只有台省知杂，比较威风，很多警卫，闲杂难于靠近。”

台省，指的是尚书省、中书省，也包括御史台，知杂，是御史副职，负责纠弹百官，大约得罪人较多，故出入府院，保卫工作做得比较认真。

太宗听后，就任命谢泌做了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以此来避免遭遇“板砖”之祸。

谢泌生性朴素简易，对道家方式有个性化理解。据说他临终时，沐浴更衣，穿了道家服装，焚香端坐而死。

谢泌多次议论时政得失，所论一般都能切合时弊，多次令太宗收回已经发出的诏书。太宗为此很高兴，更多次嘉奖他的忠诚。有一次，在便殿公干，太宗当面表扬了他。谢泌回答说：

“陛下从谏如流，故臣得以竭诚。昔唐末有孟昭图者，朝上谏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乱！”

大唐僖宗时，宦官田令孜专权，当时也是出任左拾遗的言官孟昭图求见不得，就给唐僖宗上书，直言田令孜之罪，被田令孜按下奏章不报，同时还假传圣旨贬孟昭图外放，路上又派刺客将孟昭图冤沉水底。

谢泌就是这样抓住一个个机会，规劝太宗赵炅做好事别做坏事。

史称太宗听了谢泌这一番话“动容久之”，很长时间情绪激动难平，他太需要这样直言上书的忠臣了！

有意味的是，太宗赵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虚怀纳谏的君王。这方面，他比乃兄赵匡胤做得还要出色，甚至比宋仁宗也要出色。他是真诚喜欢直言的性情中人。宋仁宗虽然也鼓励直言，但真的面对直言，他也往往气得鼓鼓的，不过是碍于经筵教导（少年时代受过的儒学教育）、祖宗家法、成人理性，“忍”着不发作而已。忍着忍着，忍到后宫，还是忍不住要背后发牢骚。太宗不必。太宗听到直言，如果感觉有道理，马上接纳，会很自然地改正错误；如果感觉没有理，他就沉默，即使被臣下误解，他也不做解释。这方面的坦荡与气度，超过了赵匡胤，也超过了宋仁宗。赵匡胤有时还会为大臣的直言气恼，要不就抓过铁斧子把人家的门牙敲掉，要不就拿一支墨笔在人家脸上画花脸。

太宗赵炅，确有异禀。

王禹偁要求“杜绝请托”，却导致“言路壅塞”的公言上疏，是文人从政的一个教训。假如没有足够的政治洞察力，仅仅凭借情绪化冲动，在自以为“政治正确”的动作中，很有可能走向了“政治错误”。政治，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形式，它的内部展开，很复杂。自以为“正义在胸”，但没有足够的世事洞察力和思想穿透力，并不能保证言说的正义。

大言柳开

宋初文人，还有个柳开。

他比王禹偁略长几岁，是一个言说中笃信孔孟之道的人物。他自诩：“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种论点，后来有很多评说，大意是认为这是视文学为道统的附庸，因而不可取。但事实上这是个难度很大的工程，不是不可取，而是做不到。柳开如此自我期许，除了一点比喻的意义之外，实为大言。后人之“道”，追踪孔孟尚不能及，径直说自己的“道”就是孔孟之“道”，言过其实。至于说柳开我之“文”就是孔孟彼之“文”，那距离更大，他无能达致这个圣贤高度，因为他不是圣贤。

柳开充其量属于“狂狷”者。

柳开有粗野狂妄的作风，他的名字都带着自命不凡的意味。他自称“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所以名“肩愈”，是比肩韩愈的意思；又字“绍元”，是接续柳宗元的意思。后来对韩柳有了意见，又改名“开”，字“仲涂”，号“补亡先生”，意思是由他来开出大道，补缀前贤之不足。

他在太祖开宝六年（973）中进士，做过宋州（今河南商丘）的司寇参军，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曾知常州、润州，做过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雍熙年间，做监军，因用兵问题，与主帅有冲突，被贬。后又复官。真宗时代，加如京使，知代州、忻州，咸平四年（1001）卒，年五十四岁。

柳开算是唐宋古文运动在宋代的先驱人物，算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声。在倡导质朴文风，反对浮靡文风方面，他成就斐然，令唐末五代以来的文章风气有所变化。

但他自己文章写得一般，没有多大影响力，还没有他的轶事影响力大。

据说他年幼时颇有异于常人之处，胆子大。后周显德年间，他跟父亲在一起，晚上与家人站在庭院里聊天，有强盗入室抢劫，众人都不敢动，柳开当时只有十三岁，急忙操起一把剑来，与贼搏斗。强盗居然被夺气，吓得翻墙逃走，柳开挥剑，斩断盗贼的两个脚趾。

就学之后，喜欢讨论经义问题，与当时的一般名流，如范杲、杨昭俭、卢多逊等人，都有交往。

雍熙北伐时，柳开向前线运送军粮，快到涿州时，赶上契丹酋长与大将米信交战，当时相持不下。但契丹来人表示愿意投降，米信有点信，柳开想得开。柳开认为兵法有言：“无约而请和，谋也。”敌人一定是有什么麻烦了，急攻，可以取胜。米信犹豫，结果几天后，契丹果然来继续挑战。后来知道，契丹之所以表示愿意投降，乃是缓兵之计，因为箭矢用光了，正在从幽州往前线运输中。有此经历，柳开对自己有了新的期许，他认为他可以带兵打仗。于是要求上前线，给太宗上疏写得很自信，说是“今契丹未灭，愿陛下赐臣步骑数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为陛下复幽、蓟，虽身没战场，臣之愿也”。他认为给他几千兵马，他几乎可以收复幽燕十六州。太宗也正好要用文臣带兵，就让他以崇义使身份知宁边军（今属河北省蠡县）。

雍熙北伐后，宋师岐沟关失利，不久，边境雄州、霸州等地相继传来“谍报”，说契丹将要入边，于是，各地开始备战。柳开所在的宁边军也得到情报，而且一天连续接到八十多份情报，都说契丹要来。所有人没有不信的，只有柳开不信。他给边将郭守文写信，陈述了五个理由，说契丹一定不会来。不久，果然传来切实消息，是谍报人员得到了假情报，警戒解除。当时谍报频来之际，汴梁也得到消息，太宗甚至想再一次御驾亲征，后来知道契丹不至，这才作罢。

这些事，都证明，柳开虽然不过一介文人，但对付契丹，似乎有特殊的直觉。

柳开为官三事

有个契丹“贵将”名白万德，是河北真定人，此地距离柳开所在的宁边军不远。宁边有豪杰，是白万德的姻族，有亲戚关系，因此常常出境去走亲戚。柳开与豪杰素有来往，知道此事后，就劝说豪杰，要白万德为内应，带着整个幽州，归附王师。事有成，当“裂地封侯”，也即给他个节度使。柳开等于在“代表”太宗行使“恩赏”大权。这事诱惑相当大。无论契丹还是大宋，武人能做到节度使，那就是过去藩镇，是国家的方面大臣。白万德还真就答应下来，并派遣使者过来“请师期”，问宋师伐幽燕的时间。这个使者还在宁边军没有回去，柳开却接到了调动报告，要他到全州去做知州，策反大事，就这样没有做成。

但这事也有另外的可能：白万德诈降。他来询问“师期”，就不得不防。事情没有成，各种可能都不存在了。

柳开移知南方，到全州（今属广西桂林），“收复幽、蓟”，从此无缘。

但他到全州，干了个漂亮事。

当地有个部族，称“西溪洞有粟氏”，有五百余人，经常抄截地方的庶民粮食牲口，柳开准备了衣带巾帽，算作礼品，又在衙吏中选了有勇气、口才棒的三个人，要他们进入这个部族的内部，劝诱部族归附，大意说：如果能归附我全州府，我柳开有重赏，给你们田地房屋定居；不然，发大兵深入，将你们一族全部灭掉。这一套恩威并施的办法，生效了。史称“粟氏惧”，于是留下两个衙吏作为人质，部族首领率四个酋长和一个衙吏一起到了全州，表示愿意归附。柳开很热闹地犒赏了他们，全州吏民也很高兴，都愿意友好地与他们吃酒交朋友。一直流连了好几天，放他们回去了。不久，部族按照约定的日期全部来到全州。柳开当即安排他们安居。这个多年的麻烦解决了。

柳开也很得意，写了《时鉴》一篇说这个过程，还为此刻了石，很隆重地纪念此事。然后，又让酋长到京师，入朝，太宗也高兴，授这位首领为全州上佐，赐给柳开钱三十万。

全州有个士卒，不知为何对柳开不满，直接在全州府诉讼柳开，柳开坐堂，见此人讼自己，一怒之下，给他一个徒刑，杖背、黥面，送到京师。“徒刑”是传统“五刑”之一，第三等重。再严重就是“流刑”戴枷发配远方，更严重就是“死刑”，正法了。但朝廷有关部门认为这个士卒“罪不及徒”，罪行还不至于到“徒刑”一级，柳开量刑过重。于是，将柳开削去两个官职，贬黜为一个团练副使。后来又复官、移官，最后知邠州（今陕西彬县）。

邠州此地正在征调粮储，运往与西夏接境的环州、庆州。但这一次，转运使催督甚急，百姓不堪，几千人到州府来哭诉。柳开就给转运使写信，大意说：

“我最近从环州那边过来，知道那边的情况，现在即使刍粮不再继续征调，大兵也可以支用四年左右。方今蚕农正在农忙时节，多次调运，已经是老幼疲敝，牲畜困竭，怎么没完了，还在转运？请罢征调。如果不罢，我柳开就派出驿乘，告到朝廷，去跟皇上说去。”

转运使闻言，罢免了当地的转运。

柳开此举有“为生民立命”的道义担当，值得表彰。

真宗朝时，柳开知代州，这是张齐贤曾经立功的地方。

但是代州这个地方也奇怪，总是将帅不和。柳开一来就看到这个问题。甚至包括如何修缮城池，如何准备战具等问题，主将意见也不一致。柳开对跟随他来的儿子说：“我夜观天象，星斗间有云从北边来，犯我边境，这是预示着契丹就要来了。我听说大军能胜，主要在将帅要和。现在诸将不和，都对我有怨言，一旦敌寇来了，肯定会危及我。”于是上疏，要求调换州郡，真宗答应他，移往忻州，做刺史。

就这个故实考察，柳开不及张齐贤甚远。

但柳开有文人的那种侠义。

亦侠亦匪

在河北老家大名，柳氏乃一大户人家，史称“家雄于财”，家中财富雄甲一方。他又好结交、好施舍。但家中财富都在叔叔手中掌管，很吝啬，往往不能满足他。当时恰好有一个名士赵昌言在河朔一带游历，这日在大名谒见柳开，聊得投机。柳开就多次找叔叔要钱，要资助这位新结识的朋友。叔叔才不管啥名流，家财来之不易，是祖宗基业，说啥也不给。柳开一怒，夜半开始放火，烧了一间房舍。叔叔吓坏了，赶紧拿出三十万钱送给赵昌言。柳开就用这种“要挟”手段，获得了部分财富支配权，这位叔叔从此“恣其所施，不复吝”，随便他去施舍，不敢再抠门。

也是在大名时，柳开路过一个酒肆，饮酒时，看到旁边一个士人，言辞气度与当地人有不同，就与他聊天。原来这个人从京师而来，因为家贫不能礼葬其亲人，听说这里有个人叫王祐，很仗义，因此想找他借钱葬亲。柳开问他大约需要多少钱，士人说：“二十万足矣。”柳开倾尽所有，得白金百余两，又凑几万钱送给了他。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义举。

柳开还是一个善于做“行为”的人物。史上说他“少好任气，大言凌物”，少年时好任性，使气，说话口气很大，往往轻蔑他人。

柳开从家乡大名往东京汴梁去应试，晚上住宿在驿站，听到有妇女哭，声音委屈、悲哀。到了早上，就去询问。

原来她是临淮（今属安徽凤阳）县令的女儿，算是柳开同乡。但这位临淮令很是暴横，有不少贪污行为，还把很多坏事都委托一个仆人来主持。等到县令任职期满，要暂回家乡时，仆人动了歹念，就要挟县令，逼他把女儿嫁给自己，不答应，就告发县令的种种不法。县令看看事情无法避免，只好答应。女儿一向不喜欢这个恶仆，所以夜半想起，哭了起来。

史称柳开“素负节义”，素来负有节义的气度和名声，于是来了一股侠义之气。当即就去见县令，县令没法隐讳，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柳开。这事对县令来说，乃是人生的一大困境、绝境，自己作恶，反被恶人所磨。不是当事人，恐怕很难体会他的痛悔。柳开把事情问清楚了，对县令说：“我愿意借你这个地方，见一下这个仆人，为先生你除害。”县令召仆人时，柳开让县令准备酒果盐梅各类烹调的调料，自己装在袋子里带回房间。仆人来见过柳开，二人算是认识了。到了夜半，柳开招呼这个仆人进入自己房间，问他：“胁迫主人，要将他的女儿做夫人，这活儿就是你干的？”说着，即掏出刀子刺死了他。当晚，将仆人大卸八块，把那些酒果盐梅当作料，一锅炖了。第二天，招呼县令一家和驿站的人们一块吃肉吃酒。完事后，柳开急急忙忙就赴京赶考去了。县令追上他来感谢，说一个晚上到早上一直没有看到仆人，哪儿去了？柳开答道：“适共食者乃其肉也。”刚才咱们一帮人，一块吃的，就是那小子的肉。

这类行为可以分三段说。开始，柳开志在惩罚恶仆，救助女孩，算是行侠仗义。尔后，杀掉仆人，虽然算是私刑，虽然算是“以黑治黑”，但还不失为“原始正义”，于法不当，于情可原。后来吃人肉，而且欺骗他人一同吃人肉，此即为恶、为罪。

柳开见了漂亮女孩，做派虽然不像那个恶仆，但也相距不远。

有一个记录说，柳开在润州做知州时，遇到一个姓钱的供奉官，乃是原吴越国王钱俶的近属族人。供奉官的父亲刚刚到汴梁“奉朝请”，就是没有实职实权的官员循例见君主。柳开以一个知州的身份来见地方名流，钱父没在家，就与供奉官在书房里逛，看到墙壁上有一个妇人的画图，很美。就问这个女人是谁？供奉官说：“某之女弟也。”画中人乃是我的小妹妹。柳开喜笑颜开，说：“我柳开已经丧偶很久，想娶你这个妹妹来做继室。”供奉官说：“等家君回来，禀告后，再来议论这桩婚事。”柳开大言不惭道：“以我柳开的才学，也不算辱没你们钱氏大家族啦！”于是连哄带吓，强迫供奉官将妹妹嫁给他，不到十天，婚礼完成了。钱供奉官不敢得罪柳开这位太守，跑到京师去见父亲诉说此事。老父亲就上殿告柳开，说他“劫臣女”，劫持臣的女儿。当时真宗当朝，却尽力想着息事宁人，偏袒柳开说话，问这位钱老：“你认识柳开吗？告诉你啊，那可真是一个豪杰之士啊！你们家可以说得到佳婿啦！这样，我来为你们做媒可以吗？”钱父听到这里，哪里还有什么话说，拜谢而退，成就了柳开。

过去，柳开到了京师，应选举试时，将自己写的文章准备了几千轴，一轴一卷，用个独轮车载着而来。

大宋选举制度，有个规定，士大夫应试，要有联保，联保者要证明应试者没有大逆不道不孝不悌等行为，称之为“引试”，知举官向联保询问清楚，而后才可以就试。到了“引试”那天，柳开穿了件白细布制作的圆领大袖，下摆有一横襕，这是士大夫很时髦的“襕衫”，自己推着车子，上千轴著作也颇壮观。史称柳开“欲以此骇众取名”，想用这种办法炒作自己吓唬众人，取得名声。但跟他同考的有一人名叫张景，很能写文章，只带了一轴作品在有司帘子前献上。结果主司对张景大为称赏，擢为优等。柳开居于张景之下。时人传开了一句口头禅：“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

拜求徐铉“赐之一言”

《湘山续录》记载柳开一故实，很是令人惊恐、恶心。

书中说，柳开性情极为凶恶。他举进士后，官做到侍御史，后又授崇义使，知全州。他嗜食人肝。每次擒获溪峒蛮人，一定会召集僚佐宴饮，在自己案子上放一盘盐料。然后，命从卒将俘虏押来，剥光，从后背取人肝，放到柳开案子上。他自抽佩刀，割了，蘸着盐料啖食。一座皆惊。他在知荆州时，还常常让人盯着邻郡，如果有诛杀之事，马上派从卒“健步”去取人肝，用来充作食用。

柳开知邠州时，太宗知道了柳开生食人肝的恶行，史称“怒甚”，就命令一位叫郑文宝的大臣做陕路转运使，顺便调查此事，如果属实，就用这事给柳开治罪。柳开闻言很害怕。

此前，文臣徐铉因为得罪，被贬邠州。徐铉是江东名士，有文化贵族习气。无论天气多么寒冷，他也不穿毛衫，他认为那是“戎服”，是五胡乱华之后才有的习俗，蛮族人穿的衣服，他不穿。他一生穿的都是宽袍大袖，大汉服饰，从来不穿短衣襟、窄衣服。

在汴梁，上朝往往要到待漏院会齐，等待押班带领入朝。待漏院，百官所在，因此吸引很多生意人来做早餐，卖白面馒头的，卖羊肉烩面的，卖肝夹粉粥的，热气腾腾，叫卖不断。黎明中，黑影晃来晃去。徐铉看不惯，说：“简直就像蛮夷所在的寨下一般。”

他参加人家的吊唁，往往要带上治丧的礼服，到了人家后，在客位静静地换上，然后入吊；完事后，再穿上日常深衣，缓缓退去。

这样一个人物，不为柳开所喜。柳开是那种豪横之人，对士大夫没有礼敬。所以徐铉在邠州多日，柳开不怎么搭理他。

但郑文宝要来了，而且他有可能栽在郑文宝手上。但郑文宝却曾经师事徐铉，是徐铉的学生。等到郑文宝就要到邠州的时候，柳开临时抱佛脚，来求徐铉帮着通融。徐铉说：“文宝昔日是我弟子，但是时过境迁，哪里知道他现在怎么想。”徐铉在太宗一朝，已经是大师一级的学者。他与句中正等人共同校对《说文解字》，并写了至今流传的《序》，还参与编纂了《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多部大书，自己有《文集》三十卷，著作多部，天下追随他的人很多。徐铉读圣贤书，对柳开生食人肝非常恶心，不想管他这个事。

柳开看出他的意思，就再拜，求他，说：“先生但赐之一言足矣。”先生您到时候，给郑文宝一句话就足够啦！

柳开知道徐铉弟子对老师的崇敬。

徐铉答应了，届时“赐之一言”。

不久郑文宝带着刑具，到邠州来了。他下车不去见知州柳开，却曲里拐弯来到小巷，拜见老师徐铉。徐铉出来，郑文宝行大礼，然后避开正面的台阶，从西边的台阶上来，在廊下跟老师“通温情”，然后走下台阶再拜。徐铉于是要郑文宝上来。二人在廊下站着说话，叙旧。然后告诫郑文宝“持节”，恪守大节，士大夫要珍重这个操守。又告诉他：我徐铉已经被朝廷贬黜，形同废人，以后你不要再来。徐铉这是避嫌，关爱弟子，所以他不让弟子升堂入室，就在廊下“立谈”。郑文宝非要问老师“所欲”，有什么要弟子去办的事。徐铉说了一句话：“柳开甚相畏尔。”郑文宝听后，“默然”。

最终，郑文宝没有锻炼周纳，网罗更多罪名，算是放过了柳开一马。

徐铉在邠州，已经七十岁了，他手写许慎《说文》一部，史称“谨细无误”。由于他不穿毛衫，北方不比江南，过于寒冷，徐铉也许受风寒转大病，结果病倒。一天，他洗漱完毕，梳了头发，命人找来一张大纸，写了六个大字：“道者天地之母”，放下笔后，死去。

柳开则死在真宗朝咸平三年（1000）。

卫道者与米舒卡

我不喜欢柳开这个文人。由这类文人“弘扬”圣贤之道，恰恰是对圣贤之道的玷污。有一个故实可以佐证我的意见。

说柳开做润州太守时，僚属有个才子名叫胡旦，二人常有唱和来往，但都是那种喜欢扬名立万的人物。柳开写诗弄文，已经有名于天下，胡旦名气也不小。这一天，胡旦将自己默默写作多年的一部书《汉春秋编年》定稿，拿出来给柳开看。润州有金山，风景秀丽，胡旦从驻地乘船来这里，就柳开的方便，设了一个酒局，柳开来了之后，拂案，开编，还没有展卷，看到编首竖写一行题目：“汉春秋编年”，不禁大怒，斥责道：

“小子乱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尔何辈，辄敢窃圣经之名，冠于编首！今日聊赠一剑，以为后世狂斐之戒。”

你这小子竟敢淆乱纲常，乃是名教罪人一个！自有生民以来，从未有人像孔夫子那样神圣，你是什么人，竟敢窃取圣人经典《春秋》的名号，还恬不知耻地冠于编首！今天先吃我一剑，以此来作后世狂妄之徒的鉴戒！

说着，拔出剑来就砍。胡旦跑，柳开追。胡旦大步跑，礼服长袍迈不开腿，只好两手提起下摆，急忙奔回来时所乘的大船。柳开一直追到码头，剑锋几乎就要刺到胡旦，在舟人的护拥下，勉强登船。船急离岸，柳开还在船帮上砍了几剑，算是泄愤。

护道、卫道，到了这种地步，就是戕道、害道。《克雷洛夫寓言》说一个故事（不是故实），很近于此。大意说：一个主人带着米舒卡（狗熊）走在田野上，夏日的阳光很舒坦，主人要在树荫下午睡，叮嘱米舒卡，不要任何人来打扰。一只苍蝇落在主人脑门上，米舒卡搬起石头来砸向苍蝇。柳开此举，就很像这个忠实的米舒卡。

嘲柳开

柳开走在哪里跋扈在哪里，以一种“文人怪癖”不断博取名声。但他遇到了一个对手，潘阆。

潘阆也是江湖奇人，与柳开是同乡，也是河北大名（今属邯郸）人。二人多有交往，也有诗唱和。但潘阆不喜欢官场生涯，就想着读书、写诗，在隐居中自在度过一生，对柳开的出仕和得意常常给以嘲讽。

太平兴国四年（979），柳开跟随太宗平北汉，潘阆听说后，就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云：“从来长见说兵机，今日君恩志岂违。骢马不骑骑铁马，绣衣休挂挂戎衣。雄师已听心皆伏，劲敌将闻魄尽飞。应笑苦吟头白者，二南章句转衰微。”大意说：一直听你说兵家之事，现在跟着皇上总算实现你的愿望啦。有文人所骑的骢马你不骑，现在却去骑武夫要骑的铁马；有文人常服的绣衣你不穿，又披挂起来了军服。大宋雄师知道你来了，估计会很服气你吧？契丹敌寇听说你来了，估计魂魄都会吓飞了吧？我真应该笑你这位曾经立誓皓首穷经的大文人，你不弄经典了，《诗经》等等儒家文献的整理可就衰微啦！

一首诗，通篇都是讽刺，辛辣得很。

但这还不算什么。

柳开在知全州时，路过维扬（今属江苏扬州），潘阆正在这里，旧友重逢，二人就到休息的传舍。到了一个大厅，看到一间屋子锁得很严密，一打听，原来这是一间凶宅，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有不祥的事情发生，于是，十多年没有人住了。柳开那种任侠使气的派头来了，很不屑地说道：

“吾文章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詟夷夏，何畏哉？”我柳开文章足可以惊鬼神，胆气可以让国人惊恐，有什么怕的？

于是，就将这间屋子扫除了，住在其间。

潘阆秘密对驿站中的小吏说：“柳公，乃是我的老朋友，但他常常大言自我炫耀。现在我做个小局，吓一吓他，你们不要惊讶。”

到了天黑，潘阆化了妆，来了。他把露肉的地方都染黑了，穿上豹纹兜裆裤，吐着野兽的牙齿，披发，手执大锤子，从外面的围墙翻入。然后爬上房，正儿八经地坐在大厅对面的房屋屋脊上，从这里可以俯视大厅。这个晚上月光也好，天气晴朗，视线清晰。柳开正带着剑从厅里走下院子，散步。

潘阆换了一种嗓音呵斥他。柳开举目，看到了屋脊上的妖怪，眼神不免迷离。潘阆继续呵斥他，柳开有了惶惧，赶紧说：

“某借道赴任，暂时栖息在这座馆舍，不是有意要打扰您，请您多宽恕啊！”

潘阆于是一件一件数说柳开的恶事、不法之事，然后又厉声说道：

“阴府因为你积累戾气太重，坏事太多，使我带着符箓追你到此。今天，现在，你就要跟我赶紧去见阎王！”

柳开茫然，已经全无主意，于是下拜道：

“您说的那些事，我确实做过。但是我现在做官的位置还没有达到，家中还有很多事没有处理。如果能蒙恩宽恕，庇护，我柳开一定会有厚报！”

说完再拜，甚至哭泣起来。

潘阆坐在屋脊上，感到目的达到，也不想太过，就对他说：

“你认识我是何人吗？”

柳开匍匐中回道：“某乃尘土中的下士，实在不认识圣者您。”

潘阆道：“我便是潘阆也。”

柳开这才回过味来，连声叫着“潘阆！潘阆！你下来！你下来！”说不出更多话来。

潘阆知道柳开这人性情躁暴，难免会有什么举动，当晚就逃了。

柳开惭愧莫名，第二天一早就乘舟离开了维扬。

弩下逃箭

潘阆，又名潘逍遥，是宋初带有传奇色彩的文人。

他主要活动于江湖，但偶尔进入庙堂，却参与了大宋最重要的两大案件：“赵廷美谋逆案”和“宋太宗立储案”。两场大案，他都反对宋太宗。在“赵廷美谋逆案”中，他与卢多逊在一道，多方奔走，试图拥戴赵廷美为帝。在“宋太宗立储案”中，他与宦官王继恩在一道，多方奔走，试图拥戴赵元佐而不是后来的宋真宗为帝。他似乎是“金匮之盟”的忠实捍卫者。

据说在卢多逊为赵廷美奔走时，潘阆预先就参与了这个“阴谋”，而后，他混迹于京师一个叫讲堂寺的地方，开了个药铺，装饰得古意盎然，连药童的打扮也都是唐巾韦带，气貌爽秀。这里成了拥戴赵廷美的一个民间据点。

不久卢多逊事情败露，大兵已经围了卢宅，就要来抓捕潘阆。潘阆有感觉，他知道跑是跑不掉了，必须要暂时隐藏，隐藏到哪里去呢？他想到了邻居，于是到邻居家发表了一通议论，道：

“我，谋逆的事，已经暴露了。抓住我正法，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到你们这儿来了，你们也都知道我谋逆的事了。要是朝廷严肃起来，抓捕诸邻等人，那时正法的可能不下数十人。现在我在你这里藏身，你不说，我不说，那就等于让你家数十口人躲过了灾祸。你也不必担心大兵会来你这里搜索，常言说：‘弩下逃箭’，弓弩射远，不可能射近。我现在要是出门就会被抓，你这儿就是罪犯的同谋。你们想想，这事该怎么办？”

邻居听了无可奈何，只好将他藏在家中隐秘处。不一会儿，果然来了捕快，闯入潘阆药铺，四处搜索，没有人。然后，朝廷画影图形，下发到诸路继续缉捕，哪里找得到。

不久，卢多逊被判刑流放崖州，渐渐市上议论少了些。潘阆就剃发，僧服，五更天，拿着个磬缓缓敲打着，摇摇晃晃出了汴梁城。

潘阆“隐身”

他先来到山西南部的中条山。

这里居住着很多隐士。

潘阆曾经有诗名，但为人狂放不羁，他与当时有名的诗人钱易、许洞为友，曾写诗，有句道：“散拽醉僧来蹴踘，乱拖游女上秋千。”据说这是他曾经有过的行为自叙。潘阆“文人怪癖”颇多，他还曾倒骑驴，像传说中的张果老，从华山东来，对人说：“我喜欢华山，不喜欢京师。”当他来到中条山时，许洞恰好在此，闻听老友来了，就写了诗赠送潘阆。诗云：“潘逍遥，平生志气如天高。倚天大笑无所惧，天公嗔尔口呶呶。罚教临老头，补衲归中条。我愿中条山神镇常在，驱雷叱电依前赶出这老怪。”写这诗等于做姿态，跟潘阆划清界限，相当于向朝廷交上一份免责说明书。

潘阆待了一阵，觉得还不是个办法，就继续西行。

他来到陕西甘肃一带，在一个叫秦亭的地方，弄了一副担子再次化妆，扮作箍桶匠。此地有他一个故交阮思道，也是一个名流，诗人，做过知州和兵部员外郎，这时候正做着秦州的司法官。潘阆叫卖箍桶，阮思道听见、看见，假装不认识，就说要箍桶，放他进入府邸。阮思道提了“三锾”钱，明着向潘阆示意，很潇洒地扔到案子上，乘马出门而去。潘阆领会了他的意思，是让他假作拿钱走人。“三锾”钱的“锾”，是表示重量的单位，也有说就是六两或六两半银子；但也有说“锾”就是“环”，也许一“锾”就是一吊铜钱。总之钱不会太多。但这个场面也不能留下太多。潘阆拿了钱，直接进了里面房间藏了起来。阮思道回来，问守门的：“我放在案子上那三锾钱哪去了？那个箍桶匠哪儿去了？”守门者没法回答，阮思道就痛揍了守门人一番，然后让他去搜捕。守门人恨死了这个箍桶匠，就到大街小巷到处去找，踪影皆无。

潘阆就这样在阮思道府上待了下来。

大将曹彬此时恰好做着秦州的藩帅，阮思道有机会与曹彬接触时，慢慢谈论赵廷美案，说到各地正在拘捕的名流，提及潘阆。阮思道说：“朝廷抓捕潘阆急如星火，我听说潘阆也是一豪迈之士。窜伏这么久了，他应该想办法逃离死罪。曹公您是大臣啊，如果能奏闻朝廷网开一面，或者给他一个小官，召他出来，这也是羁縻的一个办法。”曹彬觉得他说的有理，就在回京奏事时，跟太宗说了这个事。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曹彬从未做过“秦帅”，举荐潘阆的是宦官王继恩。还有一种说法，没有指具体何人，但说此人劝谏太宗，说潘阆乃是一人才，现在到处躲藏，最后的归路，如果潘阆不南下广粤交州，必定会北走胡人之地。那就等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一个人才推送给了敌对势力。总之太宗答应赦免。潘阆闻言，结束了流亡生涯。

这时，潘阆与宦官王继恩有了联系。王继恩很欣赏他的才气，多次向太宗推举潘阆。太宗就给了潘阆一个“四门助教”的小官。当时国立学校称为“四门馆”，明堂有四门，在此地协助国子祭酒或博士教授生徒为“助教”。

但事后不久，太宗又听说潘阆有种种狂妄行为，并对王继恩这位宦官参政有了警惕，于是，派人追回前诏。这也是做给王继恩看的一种姿态。

潘阆正在郁闷，不料太宗驾崩。潘阆于是与王继恩等人开始拥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或太祖的孙子赵惟吉，就是不想拥立太宗生前与寇准册立的太子赵元侃。但此时吕端“大事不糊涂”，以一种社稷之臣的胆略和器识，稳定了局面，顺利拥戴赵元侃也即真宗皇帝践祚成功。潘阆又开始了第二次逃亡。

宋刘攽《中山诗话》记载，说潘阆的逃亡另有原因。

书中说：“太宗晚年，烧炼丹药，潘阆尝献方书。及帝升遐，惧诛，匿舒州潜山寺为行者。”太宗晚年，喜欢烧炼丹药，潘阆知道后，曾经向太宗贡献炼丹术的书籍。但太宗可能服用丹药，不久病逝，潘阆害怕受牵连被杀，就藏到舒州（今安徽安庆）的潜山寺做行者。

这事如果属实，则是宋史一大关节。太宗之死似与服用丹药有关。宋人服用丹药也是一种风尚，名相薛居正就是因此而死。此事大可存疑，但也不得不引人生出联想。

且说潘阆，他在潜山寺中隐藏，因为逃亡成功，心情不错，还在钟楼上题了一首诗，第一句说：“绕寺千千万万峰”，第二句，今已不传；末二句说：“顽童趋暖贪春睡，忘却登楼打晓钟。”有一位熟悉潘阆诗歌风格的州郡官员叫孙仅，见到这诗后说：“此必潘逍遥也。”这一定是潘阆的诗。于是让寺僧请诗人出来见面聊天，但机警的潘阆又一次消失了。

随后，他觉得似乎局势稍稳，再次进入京师，继续开药铺。他以为此地是“灯下黑”，是“弩下逃箭”，结果大意失荆州，被人认出捉住，收到监狱。

真宗开始“听断”，亲自“录囚”，赦免了他，并任命他为滁州参军。

赴滁州上任的途中，他有一首诗，记录自己的心情：“微躯不杀谢天恩，容养疏慵世未闻。昔日已为闲助教，今朝又作散参军。高吟瘦马冲残雪，远看孤鸿入断云。到任也应无别事，愿将清俸买香焚。”最后两句，是一种自我标榜：对于宦游生涯，我潘阆无兴趣，也不会有更多上心的事，就想着有了干干净净的俸禄，拿来买香烧。烧香，静心，宋代有“心字香”，在熏炉里面烧。

他的晚年在钱塘一带度过。

手把红旗旗不湿

文坛上，潘阆以诗名。《中山诗话》评价他的诗有唐人风格，举例是一首五律，诗题《岁暮自桐庐归钱塘》，诗云：“久客见华发，孤棹桐庐归。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晖。鱼浦风水急，龙山烟火微。时闻沙上雁，一一皆南飞。”《中山诗话》作者刘攽，认为这诗韵味“不减刘长卿”，不比唐诗人刘长卿差，而刘长卿写得最好的就是五言诗，自称“五言长城”。刘攽如此推许潘阆，自有道理。

但潘阆最负盛名的是他的词。

他以《酒泉子》为词牌的十几首词，名气很大。其中一首，“长忆西湖”，慢慢吟诵，会感觉到宋词文化那种意味隽永的美：“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这词别有版本，字句略异，不录。但名气更大的是“长忆观潮”一首，词云：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这首词“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将钱塘观潮风景凸显出来，让人读过难忘。且这两句词，已经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它自己生长为一个毛茸茸的意义团块，可以随读者自己的阅历经历赋予它不同的内涵。犹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犹如“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犹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两句诗脱离开全诗，自己获得了生命力。

潘阆，有才。这样一个诗人，两次参与“叛逆”活动，居然平安无事过一生，真宗时代甚至给他官做。大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